从公开材料分析我国的核武器技术水平

  2. “Walk-in” document confirms the theft of information on the U.S. W-88 sometime between 1984 and 1992, and on the W-62,W-76,W-78,and W-87 sometime prior to 1995.
   
    关于第一点,有关邓稼先的报道中曾有描述85年邓稼先住院后在病床上仍然坚持工作，当他分析发现其它核大国的核试验数据“越来越接近理论极限”后意识到…，终于在临终前完成了给中央的报告要求加快核试验进度。邓稼先分析的估计就是我国通过特殊渠道得到的美国当时核试验的数据。
   
    关于第二点，薛本澄的材料中有：“1989年初，院里决定由薛本澄…提出一种新型核装置的概念设计，性能应该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经过10个月工作，专家们就这种新型装置的原理、…当1999（应为1989）年末，薛本澄…其后不久，他又受命…提出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影子弹头”的要领设计。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我国核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猜测，我国可能的确通过某些渠道得到了美国先进核弹头的某些信息，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指路的作用，或是印证自己的设计思想。考克斯报告中指出中国获得了美国先进核弹头的技术细节，公开版中隐去了那些“技术细节”，但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可以得知，美国认定的中国文件中描述的W88的机密包括其椭球状而非圆球状的初级，似乎还有对某个部件厚度的精确描述。椭球状的初级被视为一个关键的技术秘密，其有利于将核装置塞进MIRV狭窄的鼻锥部，实现小型化。但设计难度比常规圆球状的初级更大，因为其非对称性导致爆炸状态计算更为复杂。我国当时反驳说那些所谓的技术细节很多现在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还有就是科学的道路都是殊途同归云云。较公正的西方科学界指出“As far as can be determin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ere appears to be no real evidence of China obtaining actual nuclear warhead designs from the U.S. At most the information seems to have been information about warhead design and technology, possibly quite sketchy, that would help guide Chine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own the most productive tracks. Without detailed designs of warheads ("blueprints"), Chinese weapons would necessarily be based on indigenous designs even if they incorporated design features and concepts derived from U.S. systems.”(http://nuclearweaponarchive.org)。本人认为这种分析是比较中肯的。
   
    综上，我国热核弹头小型化最后完成应该是90年代中期。关于“影子弹头”，我的理解是指突破了理论设计原理后，提出的多种工程设计模型，也是各核大国完成核试验要进入计算机模拟阶段后设计核武器的必经之路。核武器的设计包括理论设计和工程设计，邓稼先、于敏等都是搞理论设计的，薛本澄、徐志磊等是工程设计。在核武器研制初期，主要需要是理论原理的突破和验证，而后期当有丰富的理论原理基础和大量核试验数据后，工程设计变为关键。
   
    三．六次突破
   
    于敏的访谈材料中讲到我国核武器一共有六次突破。猜测分别是：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初级，先进热核弹头设计，计算机模拟。他的访谈材料中关于我国核武器小型化也说“另外３次是掌握了高比威力、小型化核武器的设计技术，其中包含很多环节，最后成功是在八九十年代。”
   
    四．核武器的现代化水平与其它核大国相比较
   
    薛本澄和于敏的材料中说，“提出一种新型核装置的概念设计，性能应该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 “经过这４次重大突破，当前我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与国际水平处于同一档次。可以做成武器。武器是硬邦邦的，真能实战、应用埃”。核武器的发展在冷战后明显放慢，所以所谓的国际水平也就是美、俄、法80-90年代的水平。据称美俄小型化的道路有所不同，美国是精密化路线，俄国是简单可靠化路线，而似乎据美国称我国的路线是类似美国化的。国外公开材料对我国核武器小型化的分析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像考克斯报告时期似乎中国依靠“偷来”的美国技术马上就会赶上美国，另一方面近两年又有报告说中国最后的系列核试验只是把核武器重量从2000-3000kg减到600-700kg, 而且不相信DF31和JL2系列会有MIRV能力（因为小型化程度和投射能力的原因）。其实JL-1的弹头已经是1000kg以下的，而那应该是我国第一步小型化的成果，即80年代中后期第二代的水平。90年代研制的最新一代热核弹头水平肯定应该更高，保守的乐观估计，应该达到美国W76水平，跟法国差不多。结合西方的估计， 个人猜测大概会有一种150-250kg重的8-10kt当量级别，或者是300-500kg重20-30kt级别，再加上一种600kg重0.5Mt级别,或是1000kg重1Mt级别的弹头。因为材料以及制造工艺等的限制，加上重入载具后的总重量跟美国的相比估计还是有差距。

五．ICBM和SLBM的多弹头化
   
    美国最新的报告仍然坚持中国没有部署多弹头。这个结论目前也许是正确的。战略需求的不同以及投射能力的限制，可能是部署MIRV的障碍。DF5A的投射能力是完全具有部署MIRV的能力的，即便是采用JL-1的弹头也足以携带5-6个多弹头。但是考虑到DF5A的部署方式在第一次核打击下的低生存性，这种花巨资把为数不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是不可取的。DF31和JL2系列，因为战略形势的变化使得增加射程和突防成为首要考虑，根据目前掌握的重量及尺寸等情况，即便其投射能力按乐观的估计能够最多携带3个左右的MIRV，但会缩短射程，而且没有富裕的载荷提供突防设备。从汪德武的材料中似乎可以看出某种类似俄罗斯白杨的突防方式。个人对此种所谓机动突防方式持保留态度，觉得重量代价过大，可靠性低，效果未必经得起考验。白杨M在弹重47吨，投射能力1-1.2吨的情况下，仅能携带一枚0.5Mt当量的单弹头，如果此数据属实，效率实在太低。相比之下，觉得低可探测弹头、诱饵、外加干扰措施的综合突防方案性价比更高。个人猜测，DF31A近12000km的射程，是携带一枚300-400kg重20-30kt级别的单弹头，外加一些突防设备。JL2也应该类似。不过因为SLBM较高的生存能力、可以接近发射和为了保证足够的单艇打击力，在JL2上部署3个左右的MIRV也未尝不可。
   
    下面是国外网站上我国核试验比较全的资料，稍微做了些整理http://www.johnstonsarchive.net/nuclear/tests/PRC-ntests1.html
   
    1.我国的核武器起点较高，首爆是内爆式，第三次试验就是Fusion Boosted Fission Weapon, 并在法国之前试爆了氢弹。很可惜，毕竟我们国家穷，底子薄，后来被法国赶上和超过。法国于96年初完成最后的系列核试验，比我们早了半年，而且法国最后的核试验只是为了验证核武器的可靠性，其最新一代的核弹头在其95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应该就研发完毕。
   
    2.76年第21次试验是最后一次大当量试验，说明DF5的弹头核装置应该此时既定型（但似乎弹头的防热问题拖后了一些时间才解决）。这应该标志第一代核武器的完成。此后的一系列小当量试验应该是战术核武器试验和小型化初级的试验。
   
    3. 第二代核武器应该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中子弹，和JL-1的弹头。比较奇怪的是，当84年试验“二代轻舟已过桥”后，中子弹还没最后成功，却跟着是22年核试验史中从未有过的长达2年没有核试验。估计此时是等待那“特殊结构的材料”。85年邓稼先住院，开始起草那份带来接下来10年“爬陡坡”的报告。跟JL-1弹头相关的核试验可能是第28、34、37次，按我国的技术水平和精打细算的习惯，决不会为了一个JL-1的弹头进行跨越10年的多次试验。最乐观的估计是第28次(80年)，最有可能的是第34次(87年)，最悲观的估计是第37次(90年)。第28次也有可能是DF5的集束式MRV弹头（1Mt）。
   
    4. 第37次也有可能是第三代热核弹头的首枚原理验证(200kt)，但可能性很小。第三代先进弹头，结合薛本澄材料中的信息，89年初提出计划，89年底拿出“影子弹头”方案，90年初开始“使‘概念’变成实际东西”。 应该基本确定是从92年的第38次核试验开始。可以明显看出两种级别的弹头，也是国外的分析结果。一种是第38次的650kt级别的，另一种是之后一系列试验中的100kt级别的。估计前者是作为DF31、JL-2等的单弹头，后者是MIRV。依据当量和综合其它资料猜测，后者很可能就是W76的翻版。96年6月8日那次试验国外根据地震数据分析是两次几乎同时起爆的核爆，猜测可能是为了验证核弹头防核辐射的加固能力。但比较奇怪的是，650kt级别的试验只进行了一次，而后面100kt的试验却进行了好几次。
   
    5.第26次（79-2-2）和第40次(92-11-2)在其它资料来源中没有被列出。第27次(79-9-13)估计就是邓稼先“手捧碎片”那次。
   
    最后列出文中提到的大部分公开材料。有意思的是，目前很多官方网站上薛本澄的材料已没有了原来有的部分内容。邓稼先的材料中也没有了他在病床上分析“国外核试验数据”的信息。
   
    *1 "徐志磊男，核武器工程设计专家。1930年9月出生。1948~1951年上海大同大学肄业。历任机械工业部上海机床厂工程师、主任设计师、设计组副组长，二机部九院设计部核装置设计室副组长、组长，九院八所核装置设计室主任、总体设计部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工程师，两个重点型号副总设计师。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他是我国核武器工程设计专家，对我国第一代核武器和新一代核武器的设计和制造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型核武器研制中，对核装置初级的关键部件，从工程设计、材料、结构到制造工艺的研究都起了关键作用，使核装置新型初级的研究得以顺利成功，特殊性能氢弹技术得以迅速突破，显著提高了我国自卫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担任过10次核试验的技术负责人，两个重点武器型号战略导弹副总设计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相应型号的核战斗部第一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他是我国核战斗部工程设计中有突出功绩的专家，曾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一次国家发明三等奖，两次国家发明四等奖和多次部委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其主要成就与贡献有：
   
    一、在第一代核武器研制中，负责或参与了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关键技术的攻关，组织完成了多个导弹核武器核装置的设计定型。在新一代核武器研制中，主持和组织了核装置及其关键部件的方案论证、工程设计及各种研制试验工作。积极推动新原理的论证和新方案的确立，并主持核心部件攻关研究，尤其是对核武器用特种材料作了长期应用研究，对确定核材料的使用性能指标与技术要求起了关键作用。创建氢脆实验室，开展了抗氢脆材料的研究，完成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并成功用于核试验。核装置新型初级的突破，使我国核武器的小型化上了一个新台阶，显著地增强了我国自卫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为1986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二、指导和解决特殊性能氢弹技术攻关中关键核心部件的工程设计与材料制造技术难题。这种弹是一种物理过程极其复杂，设计必须非常精细，对结构材料有许多新的特殊要求的特殊性能氢弹，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设计这种弹的技术已接近国际同类水平，为此成为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三、主持领导了核战斗部总体设计研究。在核武器小型化研制中，组织先进弹头设计技术的分析，用优化设计和工程分析，对新一代先进核战斗部在弹头内进行总体布局和概念性设计研究。为我国核武器的小型化、轻量化和提高综合性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作为院工程设计领导人，根据核武器要求背景，将关键技术进行分解、归类，提出预研课题，使研究工作系列化、配套化，并适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的工程理论和设计技术。领导建立核武器可靠性管理体系，指导了核战斗部系统可靠性评估方法、可靠性指标分配及预估，可靠性试验方法的研究、在核武器可靠性领域内推进了可靠性工作的进展。
   
    五、领导建立核试验质量管理方法，为实现核试验"一次成功，次次成功"作出贡献，10次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核试验，其中4次核试验作为总技术负责人，对参试产品设计参数、精度指标、产品加工质量、装配质量、测试技术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把关，在核试验过程中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为此，1993年获国防科工委国防科技工业质量工作突出个人奖励和多次部委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和国家发明三、四等奖。
   
    *2 “两弹精神”的模范实践者──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工程师薛本澄
   
    在四川绵阳，有一个闻名世界的科研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没有它，就没有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强国梦。
   
    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员和专家，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发扬“两弹精神”，使中国的核科技向着更快更强的目标加速迈进。
   
    研究院的总工程师薛本澄就是这个专家群体的突出代表。
   
    从大学时代起，他就为祖国的核事业奋斗和奉献
   
    1936年生于山西省祁县一个小村庄的薛本澄，1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1958年，在校时的他被选调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为这个事业奋斗和奉献的历程。
   
    1964年初，当位于青海高原的银滩研制基地具备初步的工作条件时，他们从北京来到海拔3200多米的“前方”参加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大会战。青海高原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几乎每一个刚去的人都有明显的高原反应：气喘、头晕、失眠和食欲不振。由于气压低，饭经常半生不熟，6月天有时还会下大雪。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清苦的生活丝毫没有减低他们为中国人民造“争气弹”的热情。薛本澄就在那时写下了“银滩六月吟白雪，火州千里赏红柳”的诗句。对工作的饱满热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跃然纸上。
   
    1963年9月，在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后，科技工作者们又投入了氢弹理论的研究。1966年5月9日，薛本澄组织参与的首次含有热核材料的试验获得成功；1966年12月18日，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圆满成功……
   
    中国的核武器是在一种夹缝中艰难前行的。薛本澄也是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核武器专家。
   
    在薛本澄的心中有一段难忘的回忆，那就是青年时代曾有幸在王淦昌、邓稼先等老一辈著名科学家的带领下工作和学习。他说，是那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以身许国、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使他下决心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中国的核科技。为此，在奔赴青海高原前夕，他将不到3岁的孩子送回山西老家，毅然离开了北京。几年之后，他又将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的妻子调到青海，共同书写奉献的人生。
从老一辈手中接过重担，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写下一次次辉煌
   
    1972年，作为“臭老九”遣送河南接受了两年“劳动锻炼”的薛本澄又回到了他热爱的岗位。在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等老一代科学家的带领下走上了新的攀登之路。
   
    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之后，突破被外国人吹得神乎其神的中子弹技术成了新的攻关目标。时任院长的邓稼先和常务副院长高潮，在物色一个可以作为院领导的得力助手、可以担当中子弹研制试验技术负责人的人选时，薛本澄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当时只是一个职能处室副总工程师的薛本澄刚动过心脏手术，但他接过了这副重担。一方面他要组织好全面的攻关，一方面还参加了与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一个课题组，研究中子弹所必需的一种特殊结构的材料。十几年的协同攻关结出了硕果，1988年一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薛本澄作为这项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和于敏、胡仁宇等几位著名科学家，根据对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国际核裁军动向的缜密分析，向中央提出我国核事业必须加快研制步伐的建议，并立即开始了策划。1989年初，院里决定由薛本澄召集一些专家组成一个软科学研究组，提出一种新型核装置的概念设计，性能应该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又是一次严峻的挑战。经过10个月工作，专家们就这种新型装置的原理、结构、主要技术指标，技术参数、技术途径及必须的保障等条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当1999年末，薛本澄在院高层专家会议上代表他的研究组提出综合报告时，得到了参加会议的王淦昌、朱光亚等专家的一致好评。研究组的建议形成了专家组的决定。
   
    其后不久，他又受命组织了又一个研究组，提出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影子弹头”的要领设计。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我国核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0年初，薛本澄被任命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院长交待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好这种新型装置的攻关，尽快使“概念”成为实际东西。一场加速发展的攻坚战打响了。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他又和同事们一道开始了新一轮艰苦攀登。
   
    薛本澄深深懂得每次试验的成功与否，都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为保证每次试验万无一失，他从试验整体方案的设计，到全过程的每一项技术，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对采用的每-项重要技术措施，发扬技术民主，实行民主决策。通过协同攻关，其间进行的十余次重要核试验，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在1996年国际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前完成了必要的试验任务，实现了核武器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增强我国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做出了突出贡献。薛本澄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开始，薛本澄先后参加了约20次。
   
    在薛本澄的人生坐标上，只有党和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更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薛本澄自1979年入党后对自己的人生定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始终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他负责技术把关的每次试验中，他总说，我国搞核试验，经费投入不易，经费使用要有政治眼光，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在做出每项技术决策时，他力求在科研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有一个试验方案，如果要从总体上改进，要花很多钱。薛本澄经过认真计算，决心总体不动，从内部装置优化设计，通过攻关达到同样的目的和效果，而试验规模和资金投入大大减少了。
   
    “在他的心中，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自己”，这是院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对他的评价。试验基地位于西部戈壁大漠，气候恶劣，环境艰苦。在加快发展的几年中，为了争时间、赶进度、出成果，薛本澄身先士卒，一年几次奔赴基地，而且，为了兼顾院里和试验现场的工作，他频繁地往返奔波。在1974年一次出场试验前的体检中，医生发现他的心脏有舒张期杂音，确诊为风湿性心脏病。医生建议他休息一下。他却毫不介意，毅然奔赴戈壁滩试验场地。有一次在试验基地，他发生急性心衰，大汗淋漓，口吐白沫，被同志们发现后立即送往战地医院。但两天后，人们在试验场上又看到了他忙碌的身影。直到1980年底，在院领导的多次催促下，他才在北京做了心脏手术。20年后，在成都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很多人了解到这么多年驰骋于核试验场的薛本澄曾是个两次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时，感动得流泪。
为中国核武器的更快更强做出突出贡献的薛本澄，也用自身的一言一行实践了江总书记在1999年9月18日总结的“两弹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3于敏——中国氢弹之父
   
    文章来源: 摘自《今日文摘》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原载《南方周未》〗
   
    记者
   
    他是一个神秘人物，曾经“隐身”长达３０年之久。９月１８日，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江泽民授予由５５０克黄金铸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言。
   
    他就是于敏，私下里被称作中国的“氢弹之父”、“中子弹之父”，尽管他本人一再反对这种称呼。
   
    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业外知名度也不高，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而他的贡献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在他被解密的１９８８年，新华社《了望》周刊发表了关于他的人物通讯，标题是《设计中国氢弹的人》；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六次突破
   
    经过多方申请，９月２２日，记者终于采访到于敏。此前在９月７日，《纽约时报》以３个版面的巨幅，刊出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靠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的特稿，我们的采访便从这篇报道开始。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字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而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他说：“我国的核武器是靠自己的力量持续不断发展的，一共有６次重大突破。”首先的两次突破举世震惊。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试验，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又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于敏在表彰大会上发言时说：“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我国只用了２年零２个月，美国用了７年４个月，苏联用了４年，法国用了８年６个月，我国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于敏透露：“氢弹突破以后，我国就开展了中子弹和‘小型化’的研制工作，文革结束后加快了进度，又有４次重大突破，一次是在七八十年代突破了中子弹，另外３次是掌握了高比威力、小型化核武器的设计技术，其中包含很多环节，最后成功是在八九十年代。”　他说：“经过这４次重大突破，当前我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与国际水平处于同一档次。可以做成武器。武器是硬邦邦的，真能实战、应用的”
   
    ４５次与１０５４次核试验
   
    迄今为止，美国进行了１０００多次核试验，我国仅为４５次，只占核大国试验总次数的２％，现已被证明造谣惑众的《考克斯报告》以此为由，诬陷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核机密。　
   
    于敏告诉记者：“我国为什么只用很少的试验，就能够达到这样高的技术水平？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他分析，首先，我国的国防战略是积极防御战略，中央制定发展核武器的方针是立足有限目标、先进技术，即用先进技术打破核垄断，因此我们集中力量突破重点，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他说：“而美国采取进攻性战略，需要各式各样的核武器来满足，研制了７０多种型号。”于敏介绍说，第二，每次核试验要耗资数以亿元计，而我国还比较穷，因此选择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第三，４５次核试验几乎次次成功，周恩来很早就指示了１６字方针“严肃认真，稳妥可靠，周到细致，万无一失”，我们基本做到了。
   
    *4汪德武
   
    初春的北京，天空蔚蓝得让人心醉。
   
    庄严的领奖台上，解放军某研究所室主任汪德武双手捧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奖状。
当掌声响起、闪光灯亮成一片的时候，汪德武的心里竟突然涌起一股别样的感觉。一位领导在颁奖词中称他和他的伙伴以自己卓越的工作“让我们国家的某型导弹武器系统在关键领域，跨上了一级新的台阶。”——而这一级台阶的跨越，对汪德武而言，却是耗费了他整整十年的青春时光。从24岁到34岁，十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煎熬，太久的落寞与等待。还有那许许多多的失意与叹息，挣扎与坚持。虽然如此，他最终还是以青春的豪气和韧性坚持下来，走过了那激情与苦涩相伴的十年，汗水与泪水交织的十年。就像一个被困在茫茫大海中的泳者，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暗流、浪涛，冰冷、咸涩的海水，不断冲击、撕扯着他年轻的身体。最要命的还是极度的疲惫，让他渐渐倦怠，继而失去继续拼搏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但毕竟，在遥远的地方，有他熟悉的海岸，那里，金色、柔软的沙滩上，阳光普照——前方的目标引领着他，他于是咬着牙，继续保持一个泳者的姿势，奋力向前划。终于，在几近虚脱的时刻，他到达了目标，走上了那片阳光明媚的金色沙滩……
   
    ——那个初春的上午，在鲜花、掌声与灯光簇拥的领奖台上，汪德武将奖状高高地举过头顶；年轻的眼睛里泪光闪烁！
   
    目标确立以后，要取得最后成功，能否坚持，便成了至关重要的第一要素……
   
    汪德武第一次产生退意是在1995年，也是他研究生毕业进入TF系统项目研究组的第三个年头。
   
    当然不是因为苦。
   
    为了作试验，他那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待在靶场。靶场的条件苦，冬天寒冷彻骨，夏日里热浪滚滚；平时稍一起风便是飞沙走石、遮天蔽日。但这样的苦他并不在乎。那时，他年轻的心中时刻充盈着的是对成功、对荣誉的渴望。然而，他们的研究和试验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次次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他清楚地看见，TF系统的每个分系统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技术瓶颈，若要攻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整个系统的试验成功，就更加显得遥遥无期。常常，某个部件出现问题，在靶场无法就地分析解决，只能运回几千里外的工厂、实验室。一来一去，动辄就是两三个月。在日复一日等待的日子里，除了与组里的同伴在操控间和微机室反复研讨、分析，寻找故障原因外，其余的时间他就只能窝在窄小的宿舍里，望着窗外，沉思或者发呆。
   
    从研究所传来的消息，则更让他陷入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中：他读研究生时的一个同窗，三年里出了两个成果，分别获了奖，还被破格提拔为室主任助理，如今已经成了公认的业务骨干，并且因为年轻，便尤其显得前途无量。可无论从专业水平到学术素养，他都丝毫不弱于对方，甚至在很多方面还有明显的优势。但毕业仅仅三年，他们之间竟然就有了如此大的差距：人家在有声有色地搞科研，轰轰烈烈地奔前程，他却窝在一个谁也叫不上名字的地方，为一个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做出来的系统空耗时光。他知道，长此下去，他与昔日同窗的距离会越拉越大。他年轻的心，曾是那样的骄傲，那样的激情轩昂，如今，却只能一任沉郁、苦闷，甚至是一丝隐隐的妒嫉来主宰了。
   
    于是退意顿生。他相信，只要退出TF系统，重新选择一个项目，他就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让众人瞩目的成果。
   
    回北京的时候，他找到自己的室主任，吞吞吐吐地表述了自己的意思。室主任听完，半晌无语。隔了一会儿，才缓缓言道：“TF系统一旦研制成功，对提高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我想你很清楚。所以，我以为能进入这个项目组从事研究工作，对任何人来说无疑都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我也知道，你今天来找我，不是因为目标本身，而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出现了太大的困难，那些困难让目标的实现变得既遥远又渺茫。还有就是别人的成功对你造成的心理刺激——现在，我不想跟你说什么大道理，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一个人，当他的奋斗目标确立以后，要取得最后成功，至关重要的，就是他能否直面各种困难，坚持下去！”
   
    室主任停了停，盯着汪德武：“我这些话供你参考。如果依然想不通，你明天来找我，我会让你跟一个型号改进组。那个型号已经定型好几年了，这次只是作局部改进，出成果应该很容易！”
   
    ——第二天，汪德武没有去找主任，而是直接登上了西去靶场的列车。
   
    他认定TF系统是他必须攻下的难关，即使自己将为此付出青春的代价……
1998年初，汪德武4岁的儿子被开水烫伤。那时靶场一带大雪，戈壁大漠不通火车。领导调了一辆大吉普，将他送出雪原，送到离靶场最近的一个小火车站。两天后，当他赶到北京，匆匆走进积水潭医院，推开病房门，眼泪一下子就溢满了面颊：儿子胸前裹了厚厚的一层纱布，正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床上，冲着窗外发呆。看见他，儿子张开嘴要叫爸爸，却终于只是怪怪地看了他一眼，便低下了头。那一刻，汪德武难过得不行。儿子4岁了，但四年里他陪伴儿子的时间不超过100天，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愧对儿子。
   
    那次，汪德武在病房里赎罪似的忙前忙后，侍候了儿子一个多星期，父子间变得不再陌生，而且彼此的感情也渐渐升温。这时，靶场来电，说新一轮的试验即将开始，催他回去。在儿子依恋又无助的眼神里，汪德武离开北京。
   
    戈壁的春天极其短暂，似乎一眨眼间夏天就来了。那天，项目组的人集中在办公室里就一个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当时，他坐在紧挨着茶几的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个暖水瓶。一位同伴起身出去，撞上了茶几，茶几上的暖水瓶被撞翻，一满瓶的开水泼到他的左胳膊上。靶场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的胳膊没过几天就因为感染开始化脓，直到夏天过去了胳膊的烫伤才好利索。而1998年的夏天后来也成了汪德武记忆中特别暗淡的一个季节。烫伤让他行动不便，项目的成功又遥遥无期，心情随之也变得烦躁。晚上躺在床上，克制不住地想妻子想儿子……
   
    一年前，组里一个年轻的同事“急流勇退”撤回去了，重新选择新课题，一年时间即搞出了名堂，出了成果之后，立功、受奖、晋级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他自己，成功依然遥不可及；而且，因为在靶场待的时间长了，有时候回到单位，他甚至都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在那样的一种情境里，人很容易会变得消极而怠惰。所幸，汪德武没有让那样的情绪淹没掉自己向目标冲击的信心和毅力。实验室里，他一遍遍地为自己负责的分系统建立不同的目标模型，然后，一次次作细部检测和概率分析，直到将每个程序和步骤，甚至每个螺钉、螺帽的位置都烂熟于心。
   
    秋天的夜晚，戈壁滩的空气清冷似水，一轮小小的圆月，总是那么沉静地悬挂在天边。从实验室回宿舍的路上，汪德武总是会停下脚步，痴痴地抬头看那轮圆月。那轮圆月会让他不自禁地想起儿子那张圆圆的脸。
   
    冬天到了。组里十多个人都以不同的理由先后返回北京。原因是试验又出现了问题，某个关键仪器返厂排除故障，来回至少需要50多天。与其坐守靶场，倒不如回北京，到所里找点别的项目干干，保不准就会有很好的机会呢！所以，对同伴的走，汪德武心里挺理解。不过，他绝不会允许自己离开，他那时就已经认定了，TF系统是自己必须攻下的难关，即使他将为此付出青春的代价；而靶场，也就是他必须坚守的阵地。
   
    坚持的结果是，一年后他被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虽然TF系统尚未成功，但他在系统内所做的工作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
   
    一个人的地位和他受重视的程度，取决于他的汗水和付出……
   
    世纪初的钟声在戈壁滩敲响。TF系统的研制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此时，现场排除故障的工作也显得尤其重要。比如测量系统内的某一个参数，其脉冲曲线原本是平滑的，却突然冒出一个尖峰，这个尖峰或许只是一个偶然的、随机的干扰，但其中却有可能是一个重大的隐患。汪德武和同伴们都知道，美国“挑战者”号的爆炸，就是因为一个小垫圈密封得不好，造成漏油，最后才导致了那场惨剧。也因此，对每一个微小问题的出现，他们都必须付出十二万分的小心。
   
    靶场发射试验的准备相当严格，从发射前几小时就开始了，每次都要在完成预定的检测工作并且必须一切合格后才能向下一个程序进行。那次，汪德武通过监视屏幕上的数据显示，发现一个关键部位的机件温度超常。试验被立刻停止。他们将过去所有的数据记录调出来，经过比对、分析，最后认为温度超常并没有越过允许的峰值，于是大家取得共识，试验重新开始。但在比对、分析的两天时间里，所有人的心都是悬着的。
   
    不过，对故障的认识、理解并非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在汪德武的记忆里，发生在靶场的争论、争执，甚至是脸红脖子粗的争吵，多得难以计数。印象深刻的是2000年5月间，在一次试验的最后关口，测试系统显示的原本应该是60千牛的力突然变成了40千牛。汪德武怎么也搞不明白，那20千牛的力怎么会一下子就泥牛入海一般消失无踪了呢？当时他是军方试验组的组长，责任重大，对这一现象他决不能轻易放过，所以他坚决叫停。但合作单位的一位现场总师表示可以继续，理由是，经费紧张，作一次试验不容易；况且，试验已经进入很深，不做下去，将会前功尽弃。“但做下去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见。而那样的结果又能说明什么呢？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停下来，先把问题查清楚。”讨论会上，汪德武说。合作单位的那位总师在系统内属于年高德劭的老专家，在很多场合都拥有一言九鼎的分量。听了汪德武的话，总师不高兴了。一老一少两个人隔着桌子开始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的争辩。最后的结果是，对方阴沉着脸拂袖而去。
   
    第二天，汪德武正琢磨着该如何去找对方再深入探讨一次，那位总师先来找他了。“昨晚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你的意见是对的。就照你的意见办吧！”总师说。
   
    那时，汪德武虽然刚刚30来岁，但已经是一位拥有高级职称和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技术专家了，何况，在那个型号的研制进程中，他已经投入了将近十年的心血和汗水，他的意见毕竟是所有人都不能随意忽视的。而在1997年之前这是没法想像的。那时经常要搞系统的研制管理、论证和评定，每次开会，他都坐在角落里，只有听的份儿。其实，即使他那时能有勇气发表点意见什么的，也不会有人听，因为他实在是太年轻、技术级别也太低了。
   
    在车间、靶场与合作单位的厂家打交道、在彼此协商和讨论的过程中，他所受到的冷遇也是家常便饭。“那时候心里经常会感到特别不是滋味。但现在我明白了，你的地位，你受重视的程度，不应该是别人给你的，而应该是你自己以汗水和付出争取来的。” 汪德武说。
   
    2002年底，TF系统经过试验，大获成功。此后半年内，又经过了多次加强性试验，最终获准定型并装备部队。不久，汪德武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特等奖。置身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将奖状高高举过头顶的刹那，汪德武年轻的心里激情泉涌。虽然，跨越那一级短短的台阶，耗费了他十年的青春时光，但他觉得值！不仅如此，作为绿色方阵中一位光荣的科研工作者，如果共和国需要他以另一个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去跨越另一级新的台阶，他相信，自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再次投入，并且，无怨无悔！

其主要成就与贡献有：
   
    一、在第一代核武器研制中，负责或参与了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关键技术的攻关，组织完成了多个导弹核武器核装置的设计定型。在新一代核武器研制中，主持和组织了核装置及其关键部件的方案论证、工程设计及各种研制试验工作。积极推动新原理的论证和新方案的确立，并主持核心部件攻关研究，尤其是对核武器用特种材料作了长期应用研究，对确定核材料的使用性能指标与技术要求起了关键作用。创建氢脆实验室，开展了抗氢脆材料的研究，完成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并成功用于核试验。核装置新型初级的突破，使我国核武器的小型化上了一个新台阶，显著地增强了我国自卫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为1986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二、指导和解决特殊性能氢弹技术攻关中关键核心部件的工程设计与材料制造技术难题。这种弹是一种物理过程极其复杂，设计必须非常精细，对结构材料有许多新的特殊要求的特殊性能氢弹，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设计这种弹的技术已接近国际同类水平，为此成为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三、主持领导了核战斗部总体设计研究。在核武器小型化研制中，组织先进弹头设计技术的分析，用优化设计和工程分析，对新一代先进核战斗部在弹头内进行总体布局和概念性设计研究。为我国核武器的小型化、轻量化和提高综合性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作为院工程设计领导人，根据核武器要求背景，将关键技术进行分解、归类，提出预研课题，使研究工作系列化、配套化，并适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的工程理论和设计技术。领导建立核武器可靠性管理体系，指导了核战斗部系统可靠性评估方法、可靠性指标分配及预估，可靠性试验方法的研究、在核武器可靠性领域内推进了可靠性工作的进展。
   
    五、领导建立核试验质量管理方法，为实现核试验"一次成功，次次成功"作出贡献，10次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核试验，其中4次核试验作为总技术负责人，对参试产品设计参数、精度指标、产品加工质量、装配质量、测试技术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把关，在核试验过程中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为此，1993年获国防科工委国防科技工业质量工作突出个人奖励和多次部委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和国家发明三、四等奖。
   
    *2 “两弹精神”的模范实践者──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工程师薛本澄
   
    在四川绵阳，有一个闻名世界的科研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没有它，就没有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强国梦。
   
    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员和专家，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发扬“两弹精神”，使中国的核科技向着更快更强的目标加速迈进。
   
    研究院的总工程师薛本澄就是这个专家群体的突出代表。
   
    从大学时代起，他就为祖国的核事业奋斗和奉献
   
    1936年生于山西省祁县一个小村庄的薛本澄，1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1958年，在校时的他被选调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为这个事业奋斗和奉献的历程。
   
    1964年初，当位于青海高原的银滩研制基地具备初步的工作条件时，他们从北京来到海拔3200多米的“前方”参加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大会战。青海高原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几乎每一个刚去的人都有明显的高原反应：气喘、头晕、失眠和食欲不振。由于气压低，饭经常半生不熟，6月天有时还会下大雪。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清苦的生活丝毫没有减低他们为中国人民造“争气弹”的热情。薛本澄就在那时写下了“银滩六月吟白雪，火州千里赏红柳”的诗句。对工作的饱满热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跃然纸上。
   
    1963年9月，在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后，科技工作者们又投入了氢弹理论的研究。1966年5月9日，薛本澄组织参与的首次含有热核材料的试验获得成功；1966年12月18日，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圆满成功……
   
    中国的核武器是在一种夹缝中艰难前行的。薛本澄也是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核武器专家。
   
    在薛本澄的心中有一段难忘的回忆，那就是青年时代曾有幸在王淦昌、邓稼先等老一辈著名科学家的带领下工作和学习。他说，是那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以身许国、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使他下决心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中国的核科技。为此，在奔赴青海高原前夕，他将不到3岁的孩子送回山西老家，毅然离开了北京。几年之后，他又将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的妻子调到青海，共同书写奉献的人生。
从老一辈手中接过重担，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写下一次次辉煌
   
    1972年，作为“臭老九”遣送河南接受了两年“劳动锻炼”的薛本澄又回到了他热爱的岗位。在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等老一代科学家的带领下走上了新的攀登之路。
   
    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之后，突破被外国人吹得神乎其神的中子弹技术成了新的攻关目标。时任院长的邓稼先和常务副院长高潮，在物色一个可以作为院领导的得力助手、可以担当中子弹研制试验技术负责人的人选时，薛本澄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当时只是一个职能处室副总工程师的薛本澄刚动过心脏手术，但他接过了这副重担。一方面他要组织好全面的攻关，一方面还参加了与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一个课题组，研究中子弹所必需的一种特殊结构的材料。十几年的协同攻关结出了硕果，1988年一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薛本澄作为这项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和于敏、胡仁宇等几位著名科学家，根据对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国际核裁军动向的缜密分析，向中央提出我国核事业必须加快研制步伐的建议，并立即开始了策划。1989年初，院里决定由薛本澄召集一些专家组成一个软科学研究组，提出一种新型核装置的概念设计，性能应该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又是一次严峻的挑战。经过10个月工作，专家们就这种新型装置的原理、结构、主要技术指标，技术参数、技术途径及必须的保障等条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当1999年末，薛本澄在院高层专家会议上代表他的研究组提出综合报告时，得到了参加会议的王淦昌、朱光亚等专家的一致好评。研究组的建议形成了专家组的决定。
   
    其后不久，他又受命组织了又一个研究组，提出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影子弹头”的要领设计。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我国核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0年初，薛本澄被任命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院长交待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好这种新型装置的攻关，尽快使“概念”成为实际东西。一场加速发展的攻坚战打响了。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他又和同事们一道开始了新一轮艰苦攀登。
   
    薛本澄深深懂得每次试验的成功与否，都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为保证每次试验万无一失，他从试验整体方案的设计，到全过程的每一项技术，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对采用的每-项重要技术措施，发扬技术民主，实行民主决策。通过协同攻关，其间进行的十余次重要核试验，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在1996年国际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前完成了必要的试验任务，实现了核武器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增强我国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做出了突出贡献。薛本澄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开始，薛本澄先后参加了约20次。
   
    在薛本澄的人生坐标上，只有党和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更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薛本澄自1979年入党后对自己的人生定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始终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他负责技术把关的每次试验中，他总说，我国搞核试验，经费投入不易，经费使用要有政治眼光，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在做出每项技术决策时，他力求在科研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有一个试验方案，如果要从总体上改进，要花很多钱。薛本澄经过认真计算，决心总体不动，从内部装置优化设计，通过攻关达到同样的目的和效果，而试验规模和资金投入大大减少了。
   
    “在他的心中，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自己”，这是院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对他的评价。试验基地位于西部戈壁大漠，气候恶劣，环境艰苦。在加快发展的几年中，为了争时间、赶进度、出成果，薛本澄身先士卒，一年几次奔赴基地，而且，为了兼顾院里和试验现场的工作，他频繁地往返奔波。在1974年一次出场试验前的体检中，医生发现他的心脏有舒张期杂音，确诊为风湿性心脏病。医生建议他休息一下。他却毫不介意，毅然奔赴戈壁滩试验场地。有一次在试验基地，他发生急性心衰，大汗淋漓，口吐白沫，被同志们发现后立即送往战地医院。但两天后，人们在试验场上又看到了他忙碌的身影。直到1980年底，在院领导的多次催促下，他才在北京做了心脏手术。20年后，在成都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很多人了解到这么多年驰骋于核试验场的薛本澄曾是个两次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时，感动得流泪。
为中国核武器的更快更强做出突出贡献的薛本澄，也用自身的一言一行实践了江总书记在1999年9月18日总结的“两弹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3于敏——中国氢弹之父
   
    文章来源: 摘自《今日文摘》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原载《南方周未》〗
   
    记者
   
    他是一个神秘人物，曾经“隐身”长达３０年之久。９月１８日，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江泽民授予由５５０克黄金铸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言。
   
    他就是于敏，私下里被称作中国的“氢弹之父”、“中子弹之父”，尽管他本人一再反对这种称呼。
   
    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业外知名度也不高，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而他的贡献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在他被解密的１９８８年，新华社《了望》周刊发表了关于他的人物通讯，标题是《设计中国氢弹的人》；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六次突破
   
    经过多方申请，９月２２日，记者终于采访到于敏。此前在９月７日，《纽约时报》以３个版面的巨幅，刊出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靠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的特稿，我们的采访便从这篇报道开始。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字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而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他说：“我国的核武器是靠自己的力量持续不断发展的，一共有６次重大突破。”首先的两次突破举世震惊。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试验，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又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于敏在表彰大会上发言时说：“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我国只用了２年零２个月，美国用了７年４个月，苏联用了４年，法国用了８年６个月，我国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于敏透露：“氢弹突破以后，我国就开展了中子弹和‘小型化’的研制工作，文革结束后加快了进度，又有４次重大突破，一次是在七八十年代突破了中子弹，另外３次是掌握了高比威力、小型化核武器的设计技术，其中包含很多环节，最后成功是在八九十年代。”　他说：“经过这４次重大突破，当前我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与国际水平处于同一档次。可以做成武器。武器是硬邦邦的，真能实战、应用的”
   
    ４５次与１０５４次核试验
   
    迄今为止，美国进行了１０００多次核试验，我国仅为４５次，只占核大国试验总次数的２％，现已被证明造谣惑众的《考克斯报告》以此为由，诬陷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核机密。　
   
    于敏告诉记者：“我国为什么只用很少的试验，就能够达到这样高的技术水平？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他分析，首先，我国的国防战略是积极防御战略，中央制定发展核武器的方针是立足有限目标、先进技术，即用先进技术打破核垄断，因此我们集中力量突破重点，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他说：“而美国采取进攻性战略，需要各式各样的核武器来满足，研制了７０多种型号。”于敏介绍说，第二，每次核试验要耗资数以亿元计，而我国还比较穷，因此选择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第三，４５次核试验几乎次次成功，周恩来很早就指示了１６字方针“严肃认真，稳妥可靠，周到细致，万无一失”，我们基本做到了。
   
    *4汪德武
   
    初春的北京，天空蔚蓝得让人心醉。
   
    庄严的领奖台上，解放军某研究所室主任汪德武双手捧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奖状。
当掌声响起、闪光灯亮成一片的时候，汪德武的心里竟突然涌起一股别样的感觉。一位领导在颁奖词中称他和他的伙伴以自己卓越的工作“让我们国家的某型导弹武器系统在关键领域，跨上了一级新的台阶。”——而这一级台阶的跨越，对汪德武而言，却是耗费了他整整十年的青春时光。从24岁到34岁，十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煎熬，太久的落寞与等待。还有那许许多多的失意与叹息，挣扎与坚持。虽然如此，他最终还是以青春的豪气和韧性坚持下来，走过了那激情与苦涩相伴的十年，汗水与泪水交织的十年。就像一个被困在茫茫大海中的泳者，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暗流、浪涛，冰冷、咸涩的海水，不断冲击、撕扯着他年轻的身体。最要命的还是极度的疲惫，让他渐渐倦怠，继而失去继续拼搏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但毕竟，在遥远的地方，有他熟悉的海岸，那里，金色、柔软的沙滩上，阳光普照——前方的目标引领着他，他于是咬着牙，继续保持一个泳者的姿势，奋力向前划。终于，在几近虚脱的时刻，他到达了目标，走上了那片阳光明媚的金色沙滩……
   
    ——那个初春的上午，在鲜花、掌声与灯光簇拥的领奖台上，汪德武将奖状高高地举过头顶；年轻的眼睛里泪光闪烁！
   
    目标确立以后，要取得最后成功，能否坚持，便成了至关重要的第一要素……
   
    汪德武第一次产生退意是在1995年，也是他研究生毕业进入TF系统项目研究组的第三个年头。
   
    当然不是因为苦。
   
    为了作试验，他那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待在靶场。靶场的条件苦，冬天寒冷彻骨，夏日里热浪滚滚；平时稍一起风便是飞沙走石、遮天蔽日。但这样的苦他并不在乎。那时，他年轻的心中时刻充盈着的是对成功、对荣誉的渴望。然而，他们的研究和试验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次次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他清楚地看见，TF系统的每个分系统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技术瓶颈，若要攻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整个系统的试验成功，就更加显得遥遥无期。常常，某个部件出现问题，在靶场无法就地分析解决，只能运回几千里外的工厂、实验室。一来一去，动辄就是两三个月。在日复一日等待的日子里，除了与组里的同伴在操控间和微机室反复研讨、分析，寻找故障原因外，其余的时间他就只能窝在窄小的宿舍里，望着窗外，沉思或者发呆。
   
    从研究所传来的消息，则更让他陷入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中：他读研究生时的一个同窗，三年里出了两个成果，分别获了奖，还被破格提拔为室主任助理，如今已经成了公认的业务骨干，并且因为年轻，便尤其显得前途无量。可无论从专业水平到学术素养，他都丝毫不弱于对方，甚至在很多方面还有明显的优势。但毕业仅仅三年，他们之间竟然就有了如此大的差距：人家在有声有色地搞科研，轰轰烈烈地奔前程，他却窝在一个谁也叫不上名字的地方，为一个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做出来的系统空耗时光。他知道，长此下去，他与昔日同窗的距离会越拉越大。他年轻的心，曾是那样的骄傲，那样的激情轩昂，如今，却只能一任沉郁、苦闷，甚至是一丝隐隐的妒嫉来主宰了。
   
    于是退意顿生。他相信，只要退出TF系统，重新选择一个项目，他就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让众人瞩目的成果。
   
    回北京的时候，他找到自己的室主任，吞吞吐吐地表述了自己的意思。室主任听完，半晌无语。隔了一会儿，才缓缓言道：“TF系统一旦研制成功，对提高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我想你很清楚。所以，我以为能进入这个项目组从事研究工作，对任何人来说无疑都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我也知道，你今天来找我，不是因为目标本身，而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出现了太大的困难，那些困难让目标的实现变得既遥远又渺茫。还有就是别人的成功对你造成的心理刺激——现在，我不想跟你说什么大道理，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一个人，当他的奋斗目标确立以后，要取得最后成功，至关重要的，就是他能否直面各种困难，坚持下去！”
   
    室主任停了停，盯着汪德武：“我这些话供你参考。如果依然想不通，你明天来找我，我会让你跟一个型号改进组。那个型号已经定型好几年了，这次只是作局部改进，出成果应该很容易！”
   
    ——第二天，汪德武没有去找主任，而是直接登上了西去靶场的列车。
   
    他认定TF系统是他必须攻下的难关，即使自己将为此付出青春的代价……
1998年初，汪德武4岁的儿子被开水烫伤。那时靶场一带大雪，戈壁大漠不通火车。领导调了一辆大吉普，将他送出雪原，送到离靶场最近的一个小火车站。两天后，当他赶到北京，匆匆走进积水潭医院，推开病房门，眼泪一下子就溢满了面颊：儿子胸前裹了厚厚的一层纱布，正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床上，冲着窗外发呆。看见他，儿子张开嘴要叫爸爸，却终于只是怪怪地看了他一眼，便低下了头。那一刻，汪德武难过得不行。儿子4岁了，但四年里他陪伴儿子的时间不超过100天，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愧对儿子。
   
    那次，汪德武在病房里赎罪似的忙前忙后，侍候了儿子一个多星期，父子间变得不再陌生，而且彼此的感情也渐渐升温。这时，靶场来电，说新一轮的试验即将开始，催他回去。在儿子依恋又无助的眼神里，汪德武离开北京。
   
    戈壁的春天极其短暂，似乎一眨眼间夏天就来了。那天，项目组的人集中在办公室里就一个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当时，他坐在紧挨着茶几的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个暖水瓶。一位同伴起身出去，撞上了茶几，茶几上的暖水瓶被撞翻，一满瓶的开水泼到他的左胳膊上。靶场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的胳膊没过几天就因为感染开始化脓，直到夏天过去了胳膊的烫伤才好利索。而1998年的夏天后来也成了汪德武记忆中特别暗淡的一个季节。烫伤让他行动不便，项目的成功又遥遥无期，心情随之也变得烦躁。晚上躺在床上，克制不住地想妻子想儿子……
   
    一年前，组里一个年轻的同事“急流勇退”撤回去了，重新选择新课题，一年时间即搞出了名堂，出了成果之后，立功、受奖、晋级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他自己，成功依然遥不可及；而且，因为在靶场待的时间长了，有时候回到单位，他甚至都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在那样的一种情境里，人很容易会变得消极而怠惰。所幸，汪德武没有让那样的情绪淹没掉自己向目标冲击的信心和毅力。实验室里，他一遍遍地为自己负责的分系统建立不同的目标模型，然后，一次次作细部检测和概率分析，直到将每个程序和步骤，甚至每个螺钉、螺帽的位置都烂熟于心。
   
    秋天的夜晚，戈壁滩的空气清冷似水，一轮小小的圆月，总是那么沉静地悬挂在天边。从实验室回宿舍的路上，汪德武总是会停下脚步，痴痴地抬头看那轮圆月。那轮圆月会让他不自禁地想起儿子那张圆圆的脸。
   
    冬天到了。组里十多个人都以不同的理由先后返回北京。原因是试验又出现了问题，某个关键仪器返厂排除故障，来回至少需要50多天。与其坐守靶场，倒不如回北京，到所里找点别的项目干干，保不准就会有很好的机会呢！所以，对同伴的走，汪德武心里挺理解。不过，他绝不会允许自己离开，他那时就已经认定了，TF系统是自己必须攻下的难关，即使他将为此付出青春的代价；而靶场，也就是他必须坚守的阵地。
   
    坚持的结果是，一年后他被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虽然TF系统尚未成功，但他在系统内所做的工作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
   
    一个人的地位和他受重视的程度，取决于他的汗水和付出……
   
    世纪初的钟声在戈壁滩敲响。TF系统的研制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此时，现场排除故障的工作也显得尤其重要。比如测量系统内的某一个参数，其脉冲曲线原本是平滑的，却突然冒出一个尖峰，这个尖峰或许只是一个偶然的、随机的干扰，但其中却有可能是一个重大的隐患。汪德武和同伴们都知道，美国“挑战者”号的爆炸，就是因为一个小垫圈密封得不好，造成漏油，最后才导致了那场惨剧。也因此，对每一个微小问题的出现，他们都必须付出十二万分的小心。
   
    靶场发射试验的准备相当严格，从发射前几小时就开始了，每次都要在完成预定的检测工作并且必须一切合格后才能向下一个程序进行。那次，汪德武通过监视屏幕上的数据显示，发现一个关键部位的机件温度超常。试验被立刻停止。他们将过去所有的数据记录调出来，经过比对、分析，最后认为温度超常并没有越过允许的峰值，于是大家取得共识，试验重新开始。但在比对、分析的两天时间里，所有人的心都是悬着的。
   
    不过，对故障的认识、理解并非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在汪德武的记忆里，发生在靶场的争论、争执，甚至是脸红脖子粗的争吵，多得难以计数。印象深刻的是2000年5月间，在一次试验的最后关口，测试系统显示的原本应该是60千牛的力突然变成了40千牛。汪德武怎么也搞不明白，那20千牛的力怎么会一下子就泥牛入海一般消失无踪了呢？当时他是军方试验组的组长，责任重大，对这一现象他决不能轻易放过，所以他坚决叫停。但合作单位的一位现场总师表示可以继续，理由是，经费紧张，作一次试验不容易；况且，试验已经进入很深，不做下去，将会前功尽弃。“但做下去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见。而那样的结果又能说明什么呢？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停下来，先把问题查清楚。”讨论会上，汪德武说。合作单位的那位总师在系统内属于年高德劭的老专家，在很多场合都拥有一言九鼎的分量。听了汪德武的话，总师不高兴了。一老一少两个人隔着桌子开始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的争辩。最后的结果是，对方阴沉着脸拂袖而去。
   
    第二天，汪德武正琢磨着该如何去找对方再深入探讨一次，那位总师先来找他了。“昨晚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你的意见是对的。就照你的意见办吧！”总师说。
   
    那时，汪德武虽然刚刚30来岁，但已经是一位拥有高级职称和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技术专家了，何况，在那个型号的研制进程中，他已经投入了将近十年的心血和汗水，他的意见毕竟是所有人都不能随意忽视的。而在1997年之前这是没法想像的。那时经常要搞系统的研制管理、论证和评定，每次开会，他都坐在角落里，只有听的份儿。其实，即使他那时能有勇气发表点意见什么的，也不会有人听，因为他实在是太年轻、技术级别也太低了。
   
    在车间、靶场与合作单位的厂家打交道、在彼此协商和讨论的过程中，他所受到的冷遇也是家常便饭。“那时候心里经常会感到特别不是滋味。但现在我明白了，你的地位，你受重视的程度，不应该是别人给你的，而应该是你自己以汗水和付出争取来的。” 汪德武说。
   
    2002年底，TF系统经过试验，大获成功。此后半年内，又经过了多次加强性试验，最终获准定型并装备部队。不久，汪德武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特等奖。置身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将奖状高高举过头顶的刹那，汪德武年轻的心里激情泉涌。虽然，跨越那一级短短的台阶，耗费了他十年的青春时光，但他觉得值！不仅如此，作为绿色方阵中一位光荣的科研工作者，如果共和国需要他以另一个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去跨越另一级新的台阶，他相信，自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再次投入，并且，无怨无悔！

从老一辈手中接过重担，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写下一次次辉煌
   
    1972年，作为“臭老九”遣送河南接受了两年“劳动锻炼”的薛本澄又回到了他热爱的岗位。在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等老一代科学家的带领下走上了新的攀登之路。
   
    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之后，突破被外国人吹得神乎其神的中子弹技术成了新的攻关目标。时任院长的邓稼先和常务副院长高潮，在物色一个可以作为院领导的得力助手、可以担当中子弹研制试验技术负责人的人选时，薛本澄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当时只是一个职能处室副总工程师的薛本澄刚动过心脏手术，但他接过了这副重担。一方面他要组织好全面的攻关，一方面还参加了与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一个课题组，研究中子弹所必需的一种特殊结构的材料。十几年的协同攻关结出了硕果，1988年一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薛本澄作为这项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和于敏、胡仁宇等几位著名科学家，根据对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国际核裁军动向的缜密分析，向中央提出我国核事业必须加快研制步伐的建议，并立即开始了策划。1989年初，院里决定由薛本澄召集一些专家组成一个软科学研究组，提出一种新型核装置的概念设计，性能应该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又是一次严峻的挑战。经过10个月工作，专家们就这种新型装置的原理、结构、主要技术指标，技术参数、技术途径及必须的保障等条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当1999年末，薛本澄在院高层专家会议上代表他的研究组提出综合报告时，得到了参加会议的王淦昌、朱光亚等专家的一致好评。研究组的建议形成了专家组的决定。
   
    其后不久，他又受命组织了又一个研究组，提出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影子弹头”的要领设计。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我国核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0年初，薛本澄被任命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院长交待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好这种新型装置的攻关，尽快使“概念”成为实际东西。一场加速发展的攻坚战打响了。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他又和同事们一道开始了新一轮艰苦攀登。
   
    薛本澄深深懂得每次试验的成功与否，都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为保证每次试验万无一失，他从试验整体方案的设计，到全过程的每一项技术，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对采用的每-项重要技术措施，发扬技术民主，实行民主决策。通过协同攻关，其间进行的十余次重要核试验，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在1996年国际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前完成了必要的试验任务，实现了核武器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增强我国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做出了突出贡献。薛本澄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开始，薛本澄先后参加了约20次。
   
    在薛本澄的人生坐标上，只有党和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更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薛本澄自1979年入党后对自己的人生定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始终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他负责技术把关的每次试验中，他总说，我国搞核试验，经费投入不易，经费使用要有政治眼光，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在做出每项技术决策时，他力求在科研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有一个试验方案，如果要从总体上改进，要花很多钱。薛本澄经过认真计算，决心总体不动，从内部装置优化设计，通过攻关达到同样的目的和效果，而试验规模和资金投入大大减少了。
   
    “在他的心中，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自己”，这是院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对他的评价。试验基地位于西部戈壁大漠，气候恶劣，环境艰苦。在加快发展的几年中，为了争时间、赶进度、出成果，薛本澄身先士卒，一年几次奔赴基地，而且，为了兼顾院里和试验现场的工作，他频繁地往返奔波。在1974年一次出场试验前的体检中，医生发现他的心脏有舒张期杂音，确诊为风湿性心脏病。医生建议他休息一下。他却毫不介意，毅然奔赴戈壁滩试验场地。有一次在试验基地，他发生急性心衰，大汗淋漓，口吐白沫，被同志们发现后立即送往战地医院。但两天后，人们在试验场上又看到了他忙碌的身影。直到1980年底，在院领导的多次催促下，他才在北京做了心脏手术。20年后，在成都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很多人了解到这么多年驰骋于核试验场的薛本澄曾是个两次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时，感动得流泪。

向前辈致敬，他们的努力铸就了打过的脊梁！

楼主 复制这么多字不容易

国家之栋梁也，吾辈定当永记之。

这个要认真看一下

这个帖子好。

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一直比法国高，九十年代中国还帮法国试验过几次地下核试验。

近期网络上这种有关中国核武能力的帖子非常多，难免让人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