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新军VS清廷——新与旧的较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5:30:53
在这层层相套、互激互生的原因作用下，新军、官员和士绅三大国家政权的支柱群体转向“革命化”。三者中，新军的“革命化”最为突出。为了帮助今天的读者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北方新军段祺瑞的例子。1888年冬到1900年冬，段祺瑞曾到德国柏林留学，回国后被袁世凯延揽到天津小站，帮助编练新军，任炮兵统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陆军的第一任炮兵司令。1901年11月，为避八国联军入侵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銮驾返回北京，按照惯例，沿途迎驾的军队都要行跪拜大礼，跪迎跪送。当时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段祺瑞为其麾下军官，当两宫銮驾行至段祺瑞所负责迎接的地段时，却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迎接方式。只见全军将士持枪列队，整装肃立，在道路两旁排成方阵。当24面龙旗开道的御驾到达时，新军一齐鸣枪致敬，击鼓吹号。随着段祺瑞一声令下，士兵们同时举枪立正，致以军礼，动作整齐，庄严肃穆。段本人全副戎装，腰挎军刀，挺胸昂首，以标准的军人姿势走向御驾，立正、敬礼。段祺瑞的这一举动，让随驾的王公大臣们惊在那里，圣驾到了，居然敢不下跪，简直是大逆不道。随驾的载沣就厉声责问段祺瑞：“见了两宫圣驾为何不下跪？”段祺瑞回答说：“我统领的新军是按德式操典训练的，据操典规定，军仪乃最高礼节，故以此迎接圣驾。”载沣心中很生气，再责问“强词夺理，难道大清的新军仅有你一家！”“别的新军如何，属下不清楚，但属下是按操典规则行事”。“大胆！”载沣和段祺瑞的争执惊动了轿中的慈禧，了解清楚情况后，她传下话“新练之军队参用西法，训练有素，堪为栋梁”。于是，一场风波才算过去。
第二个例子是南方新军李根源的例子。李根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总办（朱德元帅曾在这个学堂就读）。1910年4月，法属越南到云南的铁路竣工，激化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首列火车抵达昆明时，李根源眼看中国维护主权和铁路权益的努力再次失败，感到羞愧难当。讲武堂给学员放假一天去看这列火车，并要求他们写观后感。一名教习看着首次开到昆明的这趟列车，悲愤交加，忍不住当场失声痛哭，随他前往的学员们也饮泣流泪。
从上面两个事例可以看出清末新军革命化的特点：
1、新军“革命化”的范围非常广阔，不仅南方的新军有了“革命思想”，同时北方的新军，包括袁世凯控制的嫡系部队北洋军中，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革命思想是经由段祺瑞（当过镇统，相当于中将师长）、李根源（军校校长，也相当于少将军衔）这样的高级军官向下级军官和士兵普及下去的，这一点很厉害，军队是一个垂直命令的体系，高级军官如果有了革命思想，并以现成的管理体制向下普及的话，效率极高，远远胜于革命党通过社会渠道由外向内的渗透。
2、促使新军“革命化”的两个切入点是非常感性化的，而且是由留学国外的军官带进来的，一个是个人人格的独立，一个是国家主权的独立。这些留学海外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发现国外的军人已是独立的公民，绝不会再向任何个人行双膝下跪这类有伤个人人格的礼节，而且意识到，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军人才能建设新的国家，这正是段祺瑞拒绝向慈禧圣驾行跪拜礼的真正原因，而这一观念在新军中是很普遍的，连后来就任清廷陆军部长的满族亲贵荫昌，也规定在陆军部内，一律废除下跪作揖的旧礼仪，官员不分大小，一律互相行军礼。
本文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也说辛亥革命》
在这层层相套、互激互生的原因作用下，新军、官员和士绅三大国家政权的支柱群体转向“革命化”。三者中，新军的“革命化”最为突出。为了帮助今天的读者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北方新军段祺瑞的例子。1888年冬到1900年冬，段祺瑞曾到德国柏林留学，回国后被袁世凯延揽到天津小站，帮助编练新军，任炮兵统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陆军的第一任炮兵司令。1901年11月，为避八国联军入侵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銮驾返回北京，按照惯例，沿途迎驾的军队都要行跪拜大礼，跪迎跪送。当时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段祺瑞为其麾下军官，当两宫銮驾行至段祺瑞所负责迎接的地段时，却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迎接方式。只见全军将士持枪列队，整装肃立，在道路两旁排成方阵。当24面龙旗开道的御驾到达时，新军一齐鸣枪致敬，击鼓吹号。随着段祺瑞一声令下，士兵们同时举枪立正，致以军礼，动作整齐，庄严肃穆。段本人全副戎装，腰挎军刀，挺胸昂首，以标准的军人姿势走向御驾，立正、敬礼。段祺瑞的这一举动，让随驾的王公大臣们惊在那里，圣驾到了，居然敢不下跪，简直是大逆不道。随驾的载沣就厉声责问段祺瑞：“见了两宫圣驾为何不下跪？”段祺瑞回答说：“我统领的新军是按德式操典训练的，据操典规定，军仪乃最高礼节，故以此迎接圣驾。”载沣心中很生气，再责问“强词夺理，难道大清的新军仅有你一家！”“别的新军如何，属下不清楚，但属下是按操典规则行事”。“大胆！”载沣和段祺瑞的争执惊动了轿中的慈禧，了解清楚情况后，她传下话“新练之军队参用西法，训练有素，堪为栋梁”。于是，一场风波才算过去。
第二个例子是南方新军李根源的例子。李根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总办（朱德元帅曾在这个学堂就读）。1910年4月，法属越南到云南的铁路竣工，激化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首列火车抵达昆明时，李根源眼看中国维护主权和铁路权益的努力再次失败，感到羞愧难当。讲武堂给学员放假一天去看这列火车，并要求他们写观后感。一名教习看着首次开到昆明的这趟列车，悲愤交加，忍不住当场失声痛哭，随他前往的学员们也饮泣流泪。
从上面两个事例可以看出清末新军革命化的特点：
1、新军“革命化”的范围非常广阔，不仅南方的新军有了“革命思想”，同时北方的新军，包括袁世凯控制的嫡系部队北洋军中，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革命思想是经由段祺瑞（当过镇统，相当于中将师长）、李根源（军校校长，也相当于少将军衔）这样的高级军官向下级军官和士兵普及下去的，这一点很厉害，军队是一个垂直命令的体系，高级军官如果有了革命思想，并以现成的管理体制向下普及的话，效率极高，远远胜于革命党通过社会渠道由外向内的渗透。
2、促使新军“革命化”的两个切入点是非常感性化的，而且是由留学国外的军官带进来的，一个是个人人格的独立，一个是国家主权的独立。这些留学海外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发现国外的军人已是独立的公民，绝不会再向任何个人行双膝下跪这类有伤个人人格的礼节，而且意识到，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军人才能建设新的国家，这正是段祺瑞拒绝向慈禧圣驾行跪拜礼的真正原因，而这一观念在新军中是很普遍的，连后来就任清廷陆军部长的满族亲贵荫昌，也规定在陆军部内，一律废除下跪作揖的旧礼仪，官员不分大小，一律互相行军礼。
本文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也说辛亥革命》
一个是北方新军段祺瑞的例子。1888年冬到1900年冬，段祺瑞曾到德国柏林留学，回国后被袁世凯延揽到天津小站，帮助编练新军，任炮兵统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陆军的第一任炮兵司令。1901年11月，为避八国联军入侵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銮驾返回北京，按照惯例，沿途迎驾的军队都要行跪拜大礼，跪迎跪送。当时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段祺瑞为其麾下军官，当两宫銮驾行至段祺瑞所负责迎接的地段时，却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迎接方式。只见全军将士持枪列队，整装肃立，在道路两旁排成方阵。当24面龙旗开道的御驾到达时，新军一齐鸣枪致敬，击鼓吹号。随着段祺瑞一声令下，士兵们同时举枪立正，致以军礼，动作整齐，庄严肃穆。段本人全副戎装，腰挎军刀，挺胸昂首，以标准的军人姿势走向御驾，立正、敬礼。段祺瑞的这一举动，让随驾的王公大臣们惊在那里，圣驾到了，居然敢不下跪，简直是大逆不道。随驾的载沣就厉声责问段祺瑞：“见了两宫圣驾为何不下跪？”段祺瑞回答说：“我统领的新军是按德式操典训练的，据操典规定，军仪乃最高礼节，故以此迎接圣驾。”载沣心中很生气，再责问“强词夺理，难道大清的新军仅有你一家！”“别的新军如何，属下不清楚，但属下是按操典规则行事”。“大胆！”载沣和段祺瑞的争执惊动了轿中的慈禧，了解清楚情况后，她传下话“新练之军队参用西法，训练有素，堪为栋梁”。于是，一场风波才算过去。
第二个例子是南方新军李根源的例子。李根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总办（朱德元帅曾在这个学堂就读）。1910年4月，法属越南到云南的铁路竣工，激化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首列火车抵达昆明时，李根源眼看中国维护主权和铁路权益的努力再次失败，感到羞愧难当。讲武堂给学员放假一天去看这列火车，并要求他们写观后感。一名教习看着首次开到昆明的这趟列车，悲愤交加，忍不住当场失声痛哭，随他前往的学员们也饮泣流泪。
从上面两个事例可以看出清末新军革命化的特点：
1、新军“革命化”的范围非常广阔，不仅南方的新军有了“革命思想”，同时北方的新军，包括袁世凯控制的嫡系部队北洋军中，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革命思想是经由段祺瑞（当过镇统，相当于中将师长）、李根源（军校校长，也相当于少将军衔）这样的高级军官向下级军官和士兵普及下去的，这一点很厉害，军队是一个垂直命令的体系，高级军官如果有了革命思想，并以现成的管理体制向下普及的话，效率极高，远远胜于革命党通过社会渠道由外向内的渗透。
2、促使新军“革命化”的两个切入点是非常感性化的，而且是由留学国外的军官带进来的，一个是个人人格的独立，一个是国家主权的独立。这些留学海外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发现国外的军人已是独立的公民，绝不会再向任何个人行双膝下跪这类有伤个人人格的礼节，而且意识到，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军人才能建设新的国家，这正是段祺瑞拒绝向慈禧圣驾行跪拜礼的真正原因，而这一观念在新军中是很普遍的，连后来就任清廷陆军部长的满族亲贵荫昌，也规定在陆军部内，一律废除下跪作揖的旧礼仪，官员不分大小，一律互相行军礼。
本文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也说辛亥革命》
在这层层相套、互激互生的原因作用下，新军、官员和士绅三大国家政权的支柱群体转向“革命化”。三者中，新军的“革命化”最为突出。为了帮助今天的读者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北方新军段祺瑞的例子。1888年冬到1900年冬，段祺瑞曾到德国柏林留学，回国后被袁世凯延揽到天津小站，帮助编练新军，任炮兵统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陆军的第一任炮兵司令。1901年11月，为避八国联军入侵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銮驾返回北京，按照惯例，沿途迎驾的军队都要行跪拜大礼，跪迎跪送。当时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段祺瑞为其麾下军官，当两宫銮驾行至段祺瑞所负责迎接的地段时，却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迎接方式。只见全军将士持枪列队，整装肃立，在道路两旁排成方阵。当24面龙旗开道的御驾到达时，新军一齐鸣枪致敬，击鼓吹号。随着段祺瑞一声令下，士兵们同时举枪立正，致以军礼，动作整齐，庄严肃穆。段本人全副戎装，腰挎军刀，挺胸昂首，以标准的军人姿势走向御驾，立正、敬礼。段祺瑞的这一举动，让随驾的王公大臣们惊在那里，圣驾到了，居然敢不下跪，简直是大逆不道。随驾的载沣就厉声责问段祺瑞：“见了两宫圣驾为何不下跪？”段祺瑞回答说：“我统领的新军是按德式操典训练的，据操典规定，军仪乃最高礼节，故以此迎接圣驾。”载沣心中很生气，再责问“强词夺理，难道大清的新军仅有你一家！”“别的新军如何，属下不清楚，但属下是按操典规则行事”。“大胆！”载沣和段祺瑞的争执惊动了轿中的慈禧，了解清楚情况后，她传下话“新练之军队参用西法，训练有素，堪为栋梁”。于是，一场风波才算过去。
第二个例子是南方新军李根源的例子。李根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总办（朱德元帅曾在这个学堂就读）。1910年4月，法属越南到云南的铁路竣工，激化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首列火车抵达昆明时，李根源眼看中国维护主权和铁路权益的努力再次失败，感到羞愧难当。讲武堂给学员放假一天去看这列火车，并要求他们写观后感。一名教习看着首次开到昆明的这趟列车，悲愤交加，忍不住当场失声痛哭，随他前往的学员们也饮泣流泪。
从上面两个事例可以看出清末新军革命化的特点：
1、新军“革命化”的范围非常广阔，不仅南方的新军有了“革命思想”，同时北方的新军，包括袁世凯控制的嫡系部队北洋军中，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革命思想是经由段祺瑞（当过镇统，相当于中将师长）、李根源（军校校长，也相当于少将军衔）这样的高级军官向下级军官和士兵普及下去的，这一点很厉害，军队是一个垂直命令的体系，高级军官如果有了革命思想，并以现成的管理体制向下普及的话，效率极高，远远胜于革命党通过社会渠道由外向内的渗透。
2、促使新军“革命化”的两个切入点是非常感性化的，而且是由留学国外的军官带进来的，一个是个人人格的独立，一个是国家主权的独立。这些留学海外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发现国外的军人已是独立的公民，绝不会再向任何个人行双膝下跪这类有伤个人人格的礼节，而且意识到，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军人才能建设新的国家，这正是段祺瑞拒绝向慈禧圣驾行跪拜礼的真正原因，而这一观念在新军中是很普遍的，连后来就任清廷陆军部长的满族亲贵荫昌，也规定在陆军部内，一律废除下跪作揖的旧礼仪，官员不分大小，一律互相行军礼。
本文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也说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