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百年前的一场国际争论

                                               (转)百年前的一场国际争论
资料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43971.shtml
    100多年前，对于未来的无产阶级砖正，曾有一场长期辩论。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成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会成为管理国家的领导者吗？……那样的话，就没有国家也没有政府了……对待这一非此即彼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解决得很简单。他们把人民管理说成是人民通过少数选举出来的代表进行管理。……结果，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最后得到最悲惨的结论：特权的少数人管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然而马克思主义者说，这少数人是工作人员，是的，也许是原来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一旦成为管理者，就不再是工作人员，他们会从国家的高度去看待整个从事粗活劳动的世界，他们不再代表人民，只代表自己的要求和他们对管理人民的要求。谁会怀疑这点，就不了解人的本质。”（《巴枯宁全集》第二卷圣彼得堡1907年版）
　　马恩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一黯淡的看法。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切实建立这样一种东西，所以马恩没有系统地进行理论解决。到了列宁时期，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了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工人在夺取权力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恩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能随时撤换；2、不得有高于工人工资的待遇；3、立即转到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
　　可见，列宁为防止官僚化开出的药方：其一是普选与弹劾制巴枯宁认为即使普选都不能保证腐化，那么就普选加弹劾制；其二是不得有特权，其三是实行广泛与有效的监督。如何实行广泛有效监督？当然包括了表达权等等权利的行使。
　　
　　马恩列从来没有反对过表达自由与普选，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当时欧洲流行的新闻审查制度，列宁也从来没有认为苏俄应当实行长期的报刊审查制度。在他们设想中所谓的“对表达权与选举的必要限制”，只是在建政初期为了防止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进行反扑，才有必要对他们行使表达自由与普选权进行限制，也就是对行使权利的主体进行必要限制，而不是长期在整个社会对权利的范围进行限制。这如同列宁对于“暴力”的看法，“暴力”有时是一种必要的恶，但如果某人认为暴力是一种常态的善，那么此人一定有问题。也正基于此，十月革命后，为了防止白俄反扑，新生的苏俄对国内自由进行了严格的管制。
　　
　　但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则把这种管制作为常态固定下来，其本质则是为了方便其实行个人的独才，更加无耻的是，其不敢抛弃列宁留下的外壳，所以仍然不忘记给很多的革命元老和群众安上“人民公敌”的名头加以消灭。
　　
　　回首往事，无论巴枯宁的学说对否，无论巴枯宁的提醒对错，其提醒却是多么必要啊，但是自从列宁死后，没有人再去真正的关注这个问题。时间更久，人们更加淡忘当初先贤追求的本质是什么，只看到那外壳，并以为那外壳就是本质。马恩列从来就是寻求最大多数人的解放，即大多数人获得自由与权利，但是，在当年的苏俄，那些名义上获得解放的人非但没有获得先贤承诺的自由，反而进入了一个更为严密的牢笼之中。悲哉。                                               (转)百年前的一场国际争论
资料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43971.shtml
    100多年前，对于未来的无产阶级砖正，曾有一场长期辩论。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成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会成为管理国家的领导者吗？……那样的话，就没有国家也没有政府了……对待这一非此即彼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解决得很简单。他们把人民管理说成是人民通过少数选举出来的代表进行管理。……结果，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最后得到最悲惨的结论：特权的少数人管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然而马克思主义者说，这少数人是工作人员，是的，也许是原来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一旦成为管理者，就不再是工作人员，他们会从国家的高度去看待整个从事粗活劳动的世界，他们不再代表人民，只代表自己的要求和他们对管理人民的要求。谁会怀疑这点，就不了解人的本质。”（《巴枯宁全集》第二卷圣彼得堡1907年版）
　　马恩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一黯淡的看法。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切实建立这样一种东西，所以马恩没有系统地进行理论解决。到了列宁时期，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了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工人在夺取权力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恩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能随时撤换；2、不得有高于工人工资的待遇；3、立即转到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
　　可见，列宁为防止官僚化开出的药方：其一是普选与弹劾制巴枯宁认为即使普选都不能保证腐化，那么就普选加弹劾制；其二是不得有特权，其三是实行广泛与有效的监督。如何实行广泛有效监督？当然包括了表达权等等权利的行使。
　　
　　马恩列从来没有反对过表达自由与普选，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当时欧洲流行的新闻审查制度，列宁也从来没有认为苏俄应当实行长期的报刊审查制度。在他们设想中所谓的“对表达权与选举的必要限制”，只是在建政初期为了防止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进行反扑，才有必要对他们行使表达自由与普选权进行限制，也就是对行使权利的主体进行必要限制，而不是长期在整个社会对权利的范围进行限制。这如同列宁对于“暴力”的看法，“暴力”有时是一种必要的恶，但如果某人认为暴力是一种常态的善，那么此人一定有问题。也正基于此，十月革命后，为了防止白俄反扑，新生的苏俄对国内自由进行了严格的管制。
　　
　　但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则把这种管制作为常态固定下来，其本质则是为了方便其实行个人的独才，更加无耻的是，其不敢抛弃列宁留下的外壳，所以仍然不忘记给很多的革命元老和群众安上“人民公敌”的名头加以消灭。
　　
　　回首往事，无论巴枯宁的学说对否，无论巴枯宁的提醒对错，其提醒却是多么必要啊，但是自从列宁死后，没有人再去真正的关注这个问题。时间更久，人们更加淡忘当初先贤追求的本质是什么，只看到那外壳，并以为那外壳就是本质。马恩列从来就是寻求最大多数人的解放，即大多数人获得自由与权利，但是，在当年的苏俄，那些名义上获得解放的人非但没有获得先贤承诺的自由，反而进入了一个更为严密的牢笼之中。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