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管教员：我监管的特殊人物

http://cul.cn.yahoo.com/ypen/20101026/61857_1.html

本文摘自《世纪》杂志2009年第5期 作者:何殿奎

秦城监狱名称由来

秦城监狱(以下简称秦城)是1960年3月15日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1号公安部预审局和监狱迁移到秦城后，才有了这一名称。那里原是个小村落，位于北京市北面昌平区地界的燕山山脉南侧，距市中心40公里，离小汤山镇10公里。监狱东、西、北三面依山，南面是一片平原，有一股山泉水从监狱东北流向监狱前面泄入水库。秦城建设初就有办公区、生活区，以及周边的林地、农田。建有四个监房区(均砖木、水泥浇铸结构)。潘汉年、徐雪寒等关在204区。204有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间。配有地毯、沙发床、桌椅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伙食即使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午、晚餐是二菜一汤，一年四季供应高档茶叶、水果。这种待遇从功德林起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

我在1952年7月察哈尔省撤省建制时，随原察哈尔省公安厅部分干部调入公安部，分配到一局四处(预审局前身)功德林监狱(以下称功德林)工作的。老北京AS功德林为第二监狱，它是一座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卦形的庞大监狱。据说晚清年代就有，袁世凯当大总统年代修葺过。

1954年3月因工作之需我调到丁字号(大监区)工作，丁字号有120名犯人，他们大多是历史反革命。监管员是吴生福与我，1955年4月领导上调我去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直至1960年3月15日功德林迁移到秦城后，我就在秦城204监区工作。204监区除潘汉年外，还有饶漱石、胡风、范明、王少庸、徐雪寒、薛向程、王超北等高级干部，负责他们的生活、疾病治疗等。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礼堂开大会时讲“砸烂公检法”以后，同年11月7日秦城实行军管，“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在一两天内秦城的全体职工(仅临时留几名炊事员、电话员)调用三十多辆卡车将他们送到复兴门外木樨地政法干校去办学习班。1969年我全家下放黑龙江地处北大荒的“五七干校”。秦城军管几年后，在周恩来总理过问战犯改造工作后，才采取了“原管教干部应调一些回来工作”(见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第366页)的措施。于是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在201监区工作。不久，毛主席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映秦城虐待在押人员等问题的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见《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一书，第346页)批示下达后，1973年间先谢富治病亡，后代部长、部长李震自缢。接着华国锋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和赵苍璧任公安部长期间，先后对秦城进行了整顿，1974年间军管人员和一批转业人员陆续调离。经过机构调整，充实干部，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秦城的管理才逐渐走上正轨。

黄维是改造战犯中最顽固的一个

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后，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特赦释放大会，释放战犯293名(见《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第368页)。这是在国内外极具影响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绝大多数战犯都是走过从不认罪到认罪的过程。这与我们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教育方法是分不开的。简要地说运用了多种“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如每逢“五一”“十一”两大节日都带他们观看天安门游行和晚上的烟火盛况。这是件很费心思和艰苦的工作，黄维起初从被俘的那一天起压根儿不认罪，属极个别的顽固不化的犯人，总认为在战场的失败，不是他没有能力和解放军较量的结果，而是解放军对他偷袭而被俘的。他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进监狱后极少与其他战犯接触，别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他就视而不见，我们领导和监管人员对黄维的教育花了不少心思。如动员他妻子、女儿做他的思想工作。他妻子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女儿在清华大学任教。她俩什么时候来探视就什么时候来，不加限制。可是他妻子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对他说:“有的人已出去了，论关系在共产党内你和周恩来不是也很熟吗?只要你认错，不坚持顽固观点，政府会让你出来的……”等等。黄仍无动于衷，他说:“我出去是因为我曾做出科学贡献……。”经过领导批准，我们把黄维研究策划的所谓儿童“秋千”(即永动机)草图，请中国科学院专家教授测试鉴定，认定所谓“永动机”是没有任何动力的，只不过是个科普幻想而已。但黄仍无转变。直到1974年他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是怎样指挥“三大战役”取得最后决战胜利的，此时才有醒悟，也就是说他的顽固立场在特赦前一年才有转变。

接触最多的人是潘汉年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潘汉年无罪。1983年4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潘汉年和夫人董慧的骨灰从湖南长沙移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我知悉后心潮起伏，潘汉年两进秦城，我同他们夫妇接触最多。这对患难夫妻的喜怒哀乐的容貌在我脑海里印象深刻。

第一次见到潘汉年是1955年4月，他49岁，被关进功德林。当时潘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住在北京饭店。4月1日他直率地向陈毅讲了历史上见汪精卫的事及当时的动机和目的。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写的材料交给了毛。4月3日傍晚，在北京饭店由罗瑞卿向他宣布了逮捕令，于是他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当天领导决定我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他一进功德林我就住在他房间里，10多天后我搬到隔壁房间去住。他的一切生活料理都由我做。所以那时可以说我就是最贴近他的人。

头几天对潘审讯很紧张，几乎天天审，主审官是李局长，记录是邵处长，潘就是不说话，僵持了好几天，直到徐子荣副部长同他谈话，徐对他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写个条子……”的话后，他才开始讲话。此后也就在同我接触中讲了一些内心话。潘说他的问题是1943年在上海被胡均鹤(据说胡现在上海，是离休干部)、李士群硬拉着去见汪精卫一次，此事到延安和解放后一直没有向党中央毛主席讲。那他为何在1955年4月在北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才讲，他说在前些日子与毛主席同乘一列车，两人闲谈中，他听毛主席讲了“人心隔肚皮……”这样一句俗语后，产生了压力，感到毛主席对他的历史有怀疑。于是想趁在北京开会时找机会向中央领导讲心里话。后来1963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同年2月23日被“假释交公安部管制”。他的夫人董慧来秦城陪同。这时他俩从204监区迁居职工生活区3号楼东门西单元二楼二室(当时饶漱石住在生活区9号四居室平房)，他们夫妇的生活、看病等仍由我负责，在行动上也可算是自由人。他俩每天到秦城南边水库钓鱼或到小汤山镇逛逛。我们之间也是谈笑自如的。不久，夫妇俩就被转移到北京团河劳改农场居住，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管理。
第二次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为潘夫妇安全起见，他俩从团河搬回秦城，在监狱二门里(监区外面)卫生所二楼居住，生活管理由我负责。不久随着运动不断升级，秦城的部分造反派要造潘汉年的反。当我得到这一消息告知他俩作好思想准备时，潘对我说:“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不会出事的。”并表示让我放心。接着1966年6月8日下午，造反派在没有经过部领导批准的情况下，将潘夫妇关进201监区，我也随着到201监区工作。直到1967年11月7日秦城军管，我离开秦城，只能与他俩告别了。时隔近5年后，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当我再次见到潘汉年时，他苍老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1973年经医生检查潘肝部有疑点，我就带他去日坛医院请专家会诊，后住进复兴医院两个多月，经过造影五次，最后排除肝病的问题，他松了口气。对这次住院检查治疗他是很感激的，向我说“今生有机会来报答党组织的关怀”等等。

1973年9月潘从医院回到秦城201监区，仍由夫人董慧陪同。到1975年5月潘夫妇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涞江茶场安置，作为“特殊犯人”管制，他俩就离开了秦城。后来我知道1976年初潘70岁时，身患多种疾病，住进简陋的茶场医院，1977年3月获准转到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但为时已晚，于1977年4月14日逝世，终年71岁。我这个熟悉他的小人物得知他病故的消息，内心感叹不已。以前我认为潘夫妇送去湖南茶场会加快他往死亡线上走的，因为潘已年临古稀，夫人董慧那时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记得董在秦城时有一晚停电，她上厕所时跌倒在地，造成骨折，去医院做手术不理想，右腿拐了，造成他俩生活许多不便，如果仍在秦城吃住、看病、上医院等等可能情况会好些的。

陆定一讲的一些心里话

陆定一是1967年关押进秦城。之前，1965年底陆的妻子严慰冰在西城区一个秘密据点里被隔离审查一年多，当时安排陆定一离京去安徽农村蹲点搞调研。据我所知在秦城关的有严慰冰和严的妹妹等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老干部都知道严慰冰、陆定一被抓起来，主要是反林彪。他们进监狱不久秦城就军管了。到1972年11月我调回秦城，陆那时在201监区，我才开始同他有接触。陆的案子都归中央“一办”的专案组管，秦城只负责监管工作，即管他们的生活、看病等等，头等任务是保证安全，不出意外。几经接触后，陆对我说:“看您是一位老同志，与那些人(指军管来的转业人员)不一样，他们只会给人扣大帽子，而你能听取反映，也不急躁。故我能给你讲讲心里话。”自此，陆亲口向我讲了一些事:陆说1966年初(“文革”前)毛主席去南方视察，中央召开一次临时会议，康生在会上公开指着我说:“我一看你就像一个特务。”此话一出引得哄堂大笑，然而林彪则气急败坏地指着我说“我林彪恨不得一枪打死你陆定一”。

会后我妻子被隔离审查，我被通知离京，到安徽农村蹲点。他还说“开始严慰冰在西城一个秘密据点里，后来升级进了秦城的”等等。讲到专案组审查他的三个问题时，他说其实也不是专案组定的，就是林彪、康生定的调。那三个问题指:一是上井冈山之前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事，陆说当时我公开身份是商人，没有暴露共产党身份，因我父亲在上海商界有点名气，我向特务提出来，可去上海问问我父亲他有没有我这个儿子。在我一口咬定是商人后，不久就被释放了。此事发生后，党组织安排我到井冈山去，上了井冈山我向党中央毛主席如实报告在南京被抓的前后过程，组织上早已清楚。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康生就以此要把我搞成“特务”。二是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这怎么回事呢?陆说上井冈山不久，父亲病故，让我回家分财产，经过中央批准托人回去办理。那时红军非常缺钱，更缺银元，实际取回的银元三分之二上缴组织，留下三分之一，一半给我前妻的岳母供扶养我女儿用，因为孩子的生母在南京被蒋介石杀害了;另一半被我治病买药用了。对这一历史问题不具体分析作结论，硬要定我“阶级异己分子”。他还说我相信这不是专案组的问题，是林彪、康生的意图。第三是说我反对毛主席在农村的卫生医疗方针路线，这就更离奇，根本没有的事。他说严慰冰被隔离审查，我离京一年多是由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陪着去安徽在农村蹲点一年。在农村作社会调查中，发现农村的土医生能治疗一般的疾病，受到农民欢迎，我就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调查报告反映实际情况，于是就有后来推行“赤脚医生”的政策。他说本来是好事，却被颠倒过来说是反对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陆还几次说:“不管他们怎么批我斗我，我就是死也要与他们对着干，因为我相信党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直到1975年，党中央为陆定一落实政策，当专案组来秦城向他宣布中央让他出去时，他要求恢复党籍，否则不出去。这样他又躯躭了一年多才离开秦城的。

http://cul.cn.yahoo.com/ypen/20101026/61857_1.html

本文摘自《世纪》杂志2009年第5期 作者:何殿奎

秦城监狱名称由来

秦城监狱(以下简称秦城)是1960年3月15日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1号公安部预审局和监狱迁移到秦城后，才有了这一名称。那里原是个小村落，位于北京市北面昌平区地界的燕山山脉南侧，距市中心40公里，离小汤山镇10公里。监狱东、西、北三面依山，南面是一片平原，有一股山泉水从监狱东北流向监狱前面泄入水库。秦城建设初就有办公区、生活区，以及周边的林地、农田。建有四个监房区(均砖木、水泥浇铸结构)。潘汉年、徐雪寒等关在204区。204有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间。配有地毯、沙发床、桌椅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伙食即使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午、晚餐是二菜一汤，一年四季供应高档茶叶、水果。这种待遇从功德林起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

我在1952年7月察哈尔省撤省建制时，随原察哈尔省公安厅部分干部调入公安部，分配到一局四处(预审局前身)功德林监狱(以下称功德林)工作的。老北京AS功德林为第二监狱，它是一座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卦形的庞大监狱。据说晚清年代就有，袁世凯当大总统年代修葺过。

1954年3月因工作之需我调到丁字号(大监区)工作，丁字号有120名犯人，他们大多是历史反革命。监管员是吴生福与我，1955年4月领导上调我去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直至1960年3月15日功德林迁移到秦城后，我就在秦城204监区工作。204监区除潘汉年外，还有饶漱石、胡风、范明、王少庸、徐雪寒、薛向程、王超北等高级干部，负责他们的生活、疾病治疗等。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礼堂开大会时讲“砸烂公检法”以后，同年11月7日秦城实行军管，“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在一两天内秦城的全体职工(仅临时留几名炊事员、电话员)调用三十多辆卡车将他们送到复兴门外木樨地政法干校去办学习班。1969年我全家下放黑龙江地处北大荒的“五七干校”。秦城军管几年后，在周恩来总理过问战犯改造工作后，才采取了“原管教干部应调一些回来工作”(见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第366页)的措施。于是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在201监区工作。不久，毛主席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映秦城虐待在押人员等问题的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见《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一书，第346页)批示下达后，1973年间先谢富治病亡，后代部长、部长李震自缢。接着华国锋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和赵苍璧任公安部长期间，先后对秦城进行了整顿，1974年间军管人员和一批转业人员陆续调离。经过机构调整，充实干部，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秦城的管理才逐渐走上正轨。

黄维是改造战犯中最顽固的一个

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后，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特赦释放大会，释放战犯293名(见《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第368页)。这是在国内外极具影响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绝大多数战犯都是走过从不认罪到认罪的过程。这与我们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教育方法是分不开的。简要地说运用了多种“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如每逢“五一”“十一”两大节日都带他们观看天安门游行和晚上的烟火盛况。这是件很费心思和艰苦的工作，黄维起初从被俘的那一天起压根儿不认罪，属极个别的顽固不化的犯人，总认为在战场的失败，不是他没有能力和解放军较量的结果，而是解放军对他偷袭而被俘的。他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进监狱后极少与其他战犯接触，别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他就视而不见，我们领导和监管人员对黄维的教育花了不少心思。如动员他妻子、女儿做他的思想工作。他妻子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女儿在清华大学任教。她俩什么时候来探视就什么时候来，不加限制。可是他妻子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对他说:“有的人已出去了，论关系在共产党内你和周恩来不是也很熟吗?只要你认错，不坚持顽固观点，政府会让你出来的……”等等。黄仍无动于衷，他说:“我出去是因为我曾做出科学贡献……。”经过领导批准，我们把黄维研究策划的所谓儿童“秋千”(即永动机)草图，请中国科学院专家教授测试鉴定，认定所谓“永动机”是没有任何动力的，只不过是个科普幻想而已。但黄仍无转变。直到1974年他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是怎样指挥“三大战役”取得最后决战胜利的，此时才有醒悟，也就是说他的顽固立场在特赦前一年才有转变。

接触最多的人是潘汉年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潘汉年无罪。1983年4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潘汉年和夫人董慧的骨灰从湖南长沙移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我知悉后心潮起伏，潘汉年两进秦城，我同他们夫妇接触最多。这对患难夫妻的喜怒哀乐的容貌在我脑海里印象深刻。

第一次见到潘汉年是1955年4月，他49岁，被关进功德林。当时潘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住在北京饭店。4月1日他直率地向陈毅讲了历史上见汪精卫的事及当时的动机和目的。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写的材料交给了毛。4月3日傍晚，在北京饭店由罗瑞卿向他宣布了逮捕令，于是他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当天领导决定我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他一进功德林我就住在他房间里，10多天后我搬到隔壁房间去住。他的一切生活料理都由我做。所以那时可以说我就是最贴近他的人。

头几天对潘审讯很紧张，几乎天天审，主审官是李局长，记录是邵处长，潘就是不说话，僵持了好几天，直到徐子荣副部长同他谈话，徐对他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写个条子……”的话后，他才开始讲话。此后也就在同我接触中讲了一些内心话。潘说他的问题是1943年在上海被胡均鹤(据说胡现在上海，是离休干部)、李士群硬拉着去见汪精卫一次，此事到延安和解放后一直没有向党中央毛主席讲。那他为何在1955年4月在北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才讲，他说在前些日子与毛主席同乘一列车，两人闲谈中，他听毛主席讲了“人心隔肚皮……”这样一句俗语后，产生了压力，感到毛主席对他的历史有怀疑。于是想趁在北京开会时找机会向中央领导讲心里话。后来1963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同年2月23日被“假释交公安部管制”。他的夫人董慧来秦城陪同。这时他俩从204监区迁居职工生活区3号楼东门西单元二楼二室(当时饶漱石住在生活区9号四居室平房)，他们夫妇的生活、看病等仍由我负责，在行动上也可算是自由人。他俩每天到秦城南边水库钓鱼或到小汤山镇逛逛。我们之间也是谈笑自如的。不久，夫妇俩就被转移到北京团河劳改农场居住，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管理。
第二次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为潘夫妇安全起见，他俩从团河搬回秦城，在监狱二门里(监区外面)卫生所二楼居住，生活管理由我负责。不久随着运动不断升级，秦城的部分造反派要造潘汉年的反。当我得到这一消息告知他俩作好思想准备时，潘对我说:“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不会出事的。”并表示让我放心。接着1966年6月8日下午，造反派在没有经过部领导批准的情况下，将潘夫妇关进201监区，我也随着到201监区工作。直到1967年11月7日秦城军管，我离开秦城，只能与他俩告别了。时隔近5年后，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当我再次见到潘汉年时，他苍老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1973年经医生检查潘肝部有疑点，我就带他去日坛医院请专家会诊，后住进复兴医院两个多月，经过造影五次，最后排除肝病的问题，他松了口气。对这次住院检查治疗他是很感激的，向我说“今生有机会来报答党组织的关怀”等等。

1973年9月潘从医院回到秦城201监区，仍由夫人董慧陪同。到1975年5月潘夫妇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涞江茶场安置，作为“特殊犯人”管制，他俩就离开了秦城。后来我知道1976年初潘70岁时，身患多种疾病，住进简陋的茶场医院，1977年3月获准转到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但为时已晚，于1977年4月14日逝世，终年71岁。我这个熟悉他的小人物得知他病故的消息，内心感叹不已。以前我认为潘夫妇送去湖南茶场会加快他往死亡线上走的，因为潘已年临古稀，夫人董慧那时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记得董在秦城时有一晚停电，她上厕所时跌倒在地，造成骨折，去医院做手术不理想，右腿拐了，造成他俩生活许多不便，如果仍在秦城吃住、看病、上医院等等可能情况会好些的。

陆定一讲的一些心里话

陆定一是1967年关押进秦城。之前，1965年底陆的妻子严慰冰在西城区一个秘密据点里被隔离审查一年多，当时安排陆定一离京去安徽农村蹲点搞调研。据我所知在秦城关的有严慰冰和严的妹妹等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老干部都知道严慰冰、陆定一被抓起来，主要是反林彪。他们进监狱不久秦城就军管了。到1972年11月我调回秦城，陆那时在201监区，我才开始同他有接触。陆的案子都归中央“一办”的专案组管，秦城只负责监管工作，即管他们的生活、看病等等，头等任务是保证安全，不出意外。几经接触后，陆对我说:“看您是一位老同志，与那些人(指军管来的转业人员)不一样，他们只会给人扣大帽子，而你能听取反映，也不急躁。故我能给你讲讲心里话。”自此，陆亲口向我讲了一些事:陆说1966年初(“文革”前)毛主席去南方视察，中央召开一次临时会议，康生在会上公开指着我说:“我一看你就像一个特务。”此话一出引得哄堂大笑，然而林彪则气急败坏地指着我说“我林彪恨不得一枪打死你陆定一”。

会后我妻子被隔离审查，我被通知离京，到安徽农村蹲点。他还说“开始严慰冰在西城一个秘密据点里，后来升级进了秦城的”等等。讲到专案组审查他的三个问题时，他说其实也不是专案组定的，就是林彪、康生定的调。那三个问题指:一是上井冈山之前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事，陆说当时我公开身份是商人，没有暴露共产党身份，因我父亲在上海商界有点名气，我向特务提出来，可去上海问问我父亲他有没有我这个儿子。在我一口咬定是商人后，不久就被释放了。此事发生后，党组织安排我到井冈山去，上了井冈山我向党中央毛主席如实报告在南京被抓的前后过程，组织上早已清楚。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康生就以此要把我搞成“特务”。二是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这怎么回事呢?陆说上井冈山不久，父亲病故，让我回家分财产，经过中央批准托人回去办理。那时红军非常缺钱，更缺银元，实际取回的银元三分之二上缴组织，留下三分之一，一半给我前妻的岳母供扶养我女儿用，因为孩子的生母在南京被蒋介石杀害了;另一半被我治病买药用了。对这一历史问题不具体分析作结论，硬要定我“阶级异己分子”。他还说我相信这不是专案组的问题，是林彪、康生的意图。第三是说我反对毛主席在农村的卫生医疗方针路线，这就更离奇，根本没有的事。他说严慰冰被隔离审查，我离京一年多是由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陪着去安徽在农村蹲点一年。在农村作社会调查中，发现农村的土医生能治疗一般的疾病，受到农民欢迎，我就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调查报告反映实际情况，于是就有后来推行“赤脚医生”的政策。他说本来是好事，却被颠倒过来说是反对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陆还几次说:“不管他们怎么批我斗我，我就是死也要与他们对着干，因为我相信党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直到1975年，党中央为陆定一落实政策，当专案组来秦城向他宣布中央让他出去时，他要求恢复党籍，否则不出去。这样他又躯躭了一年多才离开秦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