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历史人物得主（穿越一下）

这两天，有关诺贝尔经济学奖人选的问题炒得沸沸扬扬。有种观点认为，不应该设立经济学奖，理由是经济学者（人物）研究的成果，很少有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我认为这个观点有相当的正确性。欧美历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包括现在还在乱的这次），哪个不是当初红透半边天的经济理论的产物？

其实，如果要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倒不如发给历史人物。遍观中国历史，有资格获取这个奖项的人才，说不上车载斗量，也是人才济济。

西方世界对中国历史，其实不甚了了，按黄仁宇的话说，就是“往往在西方历史里面插入一些中国编年史，就成为一本世界历史”。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也就是李约瑟费正清等寥寥数人。所以，西方人对中国人在经济方面的才能，基本属于文盲级别。

脑子里过了一遍我天朝历史，发现有资格获得“对人类幸福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宗旨）这一奖项的，有以下数人：

1. 商鞅  获奖理由：军国体制的开创者，并极度强调国家法令的作用；

暴秦的始作俑者，可以算是商鞅，他老人家设立的经济体制，完全是为战争服务的，重生产轻流通（商人是为“五蠹”之一）。整个社会结构，其实可以分成“作战部队”和“后勤部门”，集全国之力，行征伐之事。所以所向披靡，一统天下。这种社会制度，高度依赖国家法令，使百姓相信和敬畏政府的法令，是推行整个军国体制的重要步骤（所以才有那个城门扛木头的故事）。  后世的国家，谁跟暴秦最神似？——苏联！这种体制帮助苏联赢了二战，输了冷战，区别就在于打或不打——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经济政策。

又，由于这种军国体制过于醒目，绝对属于中国历史（人类历史）上经济制度的一个特有的分支和景观，所以还是提奖了，至于后世的那些跟随者，比如奉行法家政策的曹操和诸葛亮，尽管他们的军屯制度很厉害，由于有商鞅在前，所以也不列名了。至于横行五代十国和元代的包税制度，根本不可能“对人类幸福做出重大贡献”，就更不在考虑之列。


2. 曹参  获奖理由：自由经济体制的信奉者，提倡“小政府大社会”；

现在提起成语“萧规曹随”，绝对是微含贬义的词语。但曹参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坚持了经济制度的稳定性（想想俄罗斯人那可笑的“休克疗法”），并尽可能地不去扰民，汉初的治国思路是黄老之学，这种实质上的“小政府大社会”，促进了汉朝经济的飞速发展。包括后来著名的“文景之治”，其实就是这种思路的延续，所以提名交给曹参而不是刘恒刘启父子。至于花花大少汉武帝的武功，其经济基础就是百年前看起来不作为的“萧规曹随”。


3. 拓跋宏  获奖理由：均田制的制定者；

拓跋宏的这个制度，抑制了东汉以来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大体做到“耕者有其田”，绝对是“对人类幸福做出重大贡献”的思路。自北魏以后，三百余年的经济制度，均田制都是基础架构，那个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隋炀帝，还有杀兄弑弟的一代明君、极善装逼的唐太宗，长袖善舞之余，都没能跳出均田制这个框框，租庸调不过是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税制和完善而已。


4. 杨炎  获奖理由：两税法的制订者（请注意上文的“制定”和本条“制订”的区别）；

两税法取代了名存实亡的租庸调和各种繁杂的税赋，堪称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一大成功范例。自两税法之后，货币逐渐成为赋税主体，也算开风气之先。不过第一个螃蟹不好吃，流通不足的问题很快显现，以至于出现重货币轻赋税的情况。不过看看今天的世界金融，世界强国包括米帝，哪一个搞定货币和金融问题了？对古人，就不苛责了。


5. 王安石  获奖理由：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尝试者、先行者；

“变法”之类的说法，就不扯淡了。之所以没有把赵匡胤等人提名，主要是唐宋以来，少有开天辟地吃螃蟹的经济发现和制度，王安石的变法，其实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路，可惜对几千年来信奉全民腐败的我天朝上国而言，这种思路行不通。因为，王安石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后世威尼斯尼德兰等小国等于大公司的架构，缺少了最重要的一点——监督和分权；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换成我，也毅然决然地深入到腐败的第一线。不过不管怎样，这毕竟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资本主义。


6. 张居正  获奖理由：一条鞭法的制订者，把复杂繁琐的赋税简化为统一的征收税额，化繁为简，

我的感觉，这可以算是两税法的2.0版。田赋徭役人头税，统统地折成银子，中国历史从此真正走入货币税收阶段。

注：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遮天设定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经济制度，准备把整个国家弄成一个巨大的农村，这种天才式的脑残思路，不能提名。



7. 爱新觉罗.胤禛  获奖理由：“摊丁入亩”的制定者，中国从此不再有人头税；

这算是前无古人的制度了，两税法的3.0版，三税并两税。清朝皇帝干的不多的人事儿之一，具体事迹，去听阎崇年吹嘘吧，他老人家比我懂得多。


基本上是这7个人，欢迎大家补充讨论和拍砖。

这两天，有关诺贝尔经济学奖人选的问题炒得沸沸扬扬。有种观点认为，不应该设立经济学奖，理由是经济学者（人物）研究的成果，很少有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我认为这个观点有相当的正确性。欧美历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包括现在还在乱的这次），哪个不是当初红透半边天的经济理论的产物？

其实，如果要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倒不如发给历史人物。遍观中国历史，有资格获取这个奖项的人才，说不上车载斗量，也是人才济济。

西方世界对中国历史，其实不甚了了，按黄仁宇的话说，就是“往往在西方历史里面插入一些中国编年史，就成为一本世界历史”。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也就是李约瑟费正清等寥寥数人。所以，西方人对中国人在经济方面的才能，基本属于文盲级别。

脑子里过了一遍我天朝历史，发现有资格获得“对人类幸福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宗旨）这一奖项的，有以下数人：

1. 商鞅  获奖理由：军国体制的开创者，并极度强调国家法令的作用；

暴秦的始作俑者，可以算是商鞅，他老人家设立的经济体制，完全是为战争服务的，重生产轻流通（商人是为“五蠹”之一）。整个社会结构，其实可以分成“作战部队”和“后勤部门”，集全国之力，行征伐之事。所以所向披靡，一统天下。这种社会制度，高度依赖国家法令，使百姓相信和敬畏政府的法令，是推行整个军国体制的重要步骤（所以才有那个城门扛木头的故事）。  后世的国家，谁跟暴秦最神似？——苏联！这种体制帮助苏联赢了二战，输了冷战，区别就在于打或不打——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经济政策。

又，由于这种军国体制过于醒目，绝对属于中国历史（人类历史）上经济制度的一个特有的分支和景观，所以还是提奖了，至于后世的那些跟随者，比如奉行法家政策的曹操和诸葛亮，尽管他们的军屯制度很厉害，由于有商鞅在前，所以也不列名了。至于横行五代十国和元代的包税制度，根本不可能“对人类幸福做出重大贡献”，就更不在考虑之列。


2. 曹参  获奖理由：自由经济体制的信奉者，提倡“小政府大社会”；

现在提起成语“萧规曹随”，绝对是微含贬义的词语。但曹参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坚持了经济制度的稳定性（想想俄罗斯人那可笑的“休克疗法”），并尽可能地不去扰民，汉初的治国思路是黄老之学，这种实质上的“小政府大社会”，促进了汉朝经济的飞速发展。包括后来著名的“文景之治”，其实就是这种思路的延续，所以提名交给曹参而不是刘恒刘启父子。至于花花大少汉武帝的武功，其经济基础就是百年前看起来不作为的“萧规曹随”。


3. 拓跋宏  获奖理由：均田制的制定者；

拓跋宏的这个制度，抑制了东汉以来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大体做到“耕者有其田”，绝对是“对人类幸福做出重大贡献”的思路。自北魏以后，三百余年的经济制度，均田制都是基础架构，那个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隋炀帝，还有杀兄弑弟的一代明君、极善装逼的唐太宗，长袖善舞之余，都没能跳出均田制这个框框，租庸调不过是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税制和完善而已。


4. 杨炎  获奖理由：两税法的制订者（请注意上文的“制定”和本条“制订”的区别）；

两税法取代了名存实亡的租庸调和各种繁杂的税赋，堪称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一大成功范例。自两税法之后，货币逐渐成为赋税主体，也算开风气之先。不过第一个螃蟹不好吃，流通不足的问题很快显现，以至于出现重货币轻赋税的情况。不过看看今天的世界金融，世界强国包括米帝，哪一个搞定货币和金融问题了？对古人，就不苛责了。


5. 王安石  获奖理由：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尝试者、先行者；

“变法”之类的说法，就不扯淡了。之所以没有把赵匡胤等人提名，主要是唐宋以来，少有开天辟地吃螃蟹的经济发现和制度，王安石的变法，其实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路，可惜对几千年来信奉全民腐败的我天朝上国而言，这种思路行不通。因为，王安石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后世威尼斯尼德兰等小国等于大公司的架构，缺少了最重要的一点——监督和分权；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换成我，也毅然决然地深入到腐败的第一线。不过不管怎样，这毕竟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资本主义。


6. 张居正  获奖理由：一条鞭法的制订者，把复杂繁琐的赋税简化为统一的征收税额，化繁为简，

我的感觉，这可以算是两税法的2.0版。田赋徭役人头税，统统地折成银子，中国历史从此真正走入货币税收阶段。

注：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遮天设定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经济制度，准备把整个国家弄成一个巨大的农村，这种天才式的脑残思路，不能提名。



7. 爱新觉罗.胤禛  获奖理由：“摊丁入亩”的制定者，中国从此不再有人头税；

这算是前无古人的制度了，两税法的3.0版，三税并两税。清朝皇帝干的不多的人事儿之一，具体事迹，去听阎崇年吹嘘吧，他老人家比我懂得多。


基本上是这7个人，欢迎大家补充讨论和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