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一篇中国军事著作为何难以走向国际的好文

从中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经常在军事杂志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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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学术研究为何难以走向世界
作者：黄力民

    古今中外的战争带给人类的惟有痛苦而已，人们却以极大兴趣研究战争艺术、军事理论与军事人物。一个国家所经历过的战争若较多，则可提供较多军事研究的材料，但是军事学术研究的繁荣与此不一定有正相关关系。而较为明显的事实是，发达的国家常常有发达的军事学术研究。全面地评价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世界影响与地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即使仅从中国战争历史研究与中国军事人物研究来看，确有中国军事学术研究难以走向世界的问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为例，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在国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与著作中不能占到应有的地位。例如蒂佩尔斯基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译者的话”指出“该书对中国人民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很少述及…是它的一大缺陷”；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译者的话”认为“本书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只字未提，这是本书一个很大的缺点”。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二战史”偏重欧洲、非洲战场，然而专门论述太平洋战争的著作也是如此，约翰·科斯特洛的《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东方出版社1985）“中译本前言”说“中国战场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中国人民和武装力量对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和贡献几乎未作正面论述”；约翰·托兰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贯对新中国友好”（[1]“中文版序”），其《日本帝国的衰亡》（新华出版社1982）之“出版说明”却指责“由于作者的立场和资产阶级的固有偏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未予公正的评价，对卢沟桥事变等重要情节进行歪曲，…对蒋介石消极抵抗、纵容投降的政策未予如实的陈述”。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动员规模最大、兵力人员财产损失惨重的国家，战争期间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的国际地位已列在美、苏、英三强之后，若论对日作战则列名第二（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指派麦克阿瑟为盟国最高统帅是根据美、中、英、苏政府之间的协定，9月2日“密苏里”舰上日本投降书受降方的签字顺序是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这都是历史事实。然而再加工后的历史记载却是一次又一次地令人不快，不可不探究一下其间的原因。最易引起疑虑的是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军事学术界是否怀有对中国的冷落、排斥或偏见？这使人想到几年前的一件事：代表世界基础科学最高水平的英国《自然》杂志甚少刊载中国作者的论文，国内学术界曾认为这是西方人对中国学者怀有偏见。后来经双方多渠道交流、解释方知《自然》杂志很少刊登中国作者论文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学术研究在规则、规范、载体、传播及影响等方面的缺陷。看来在军事学术研究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最新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4] 第10页）的作者期望今后撰写出“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及与之配套的“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以便对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总结”——既然中国本身尚且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抗日战争作战史，又何以要求外国学者摆正中国战场的地位？因此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军事学术研究的状况欠佳是未能融入国际性学术体系之中的重要因素。     由英国《焦点》月刊1998年评选为世界十大军事统帅之一的保罗·冯·莱托-福贝克（1870-1964）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非战场德军司令，他的主要军事业绩是以1万人实施游击战牵制了16万英军（见《参考消息》1998年3月29日第5版）。《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评论说他是“非常成功的，或者可能在任何时期来说都是极具天赋的游击战领导者之一”。中国古代、现代均有极丰富的游击战战例，很可能发掘出不比保罗·冯·莱托-福贝克逊色的游击战领导者，然而中国学术界并没有产生出关于游击战与游击战统帅的研究力作，当然也不大可能使中国游击战与游击战统帅发生国际性影响。     王兆春等《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是季羡林主持的“东学西渐丛书”之一，作者自承这是一个不好写的题目。该书三大部分仅涉及军事科学的三项内容即“火药火器”、“古典兵学”（实为“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两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西传，仅就此也反证了中国军事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之小。 军事科学确有其特殊性，但作为一门学科它不能只是诠释先入为主的结论或一成不变的原则，更应看到它也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跨越国界的精神财富。历史科学也有特殊性，中国学者虽然拥有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先天便利，却又长期为一些非历史学的因素所困扰（一位论者称为中国历史学为三种情结所累：道德情结、政治情结、洋人情结），因而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研究也显示其逼仄与偏狭。但是当我们看到国外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例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时，确有耳目一新之感，不能不认可世界性学术交流对于促进学术繁荣的重要性，当然也就不应当以历史科学或军事科学的特殊性为理由而拒绝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如果考虑到军事学术的繁荣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它也是形成公民素质特别是形成军人军事素养的特定因素，则促进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1、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为尊者讳”“为己方讳”阻碍了军事学术研究的深入     军事学术研究的对象与国家及统治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军事学术研究资料的提供当然会考虑到是否有损于这种利益，这对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本不足为奇。背景材料的完整性详实性有助于军事学术研究，但是在同样的背景材料下由于学术思想与学术精神的差异却可以有不同深入程度的研究成果。中国漫长的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专制政治体制蕴育了“为尊者讳”“为己方讳”的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独立学术精神的阙失又强化了“为尊者讳”“为己方讳”这一原则对于学术研究的渗透，体现为学术研究对于强势话语的依附、对于敏感叙事的躲避。军事学术研究总要涉及战略的得失、作战的胜负、人员的伤亡、统帅将领的毁誉，如果学者心存忌讳，其研究肯定难以深入。“为尊者讳”“为己方讳”的底线非常之低，即使是明显失败了的战争例如中英鸦片战争也鲜有学者从中、英军队的人员、编制、兵器、统帅等方面去揭示中国方面失败的惨状。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2]，《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3]虽是历史研究著作，对于鸦片战争的军事、作战方面的研究却能摆脱“为己方讳”的束缚，这在军事学术研究领域是难得的。该书对交战双方进行详尽的考量，庞大的中国军队之所以败给了数千名敌军，除政治的原因外还因为中国军事建设如战备、训练、军制、指挥调度系统甚至常为国人自豪的兵法都是落后的。有人可能会认为，让公众知道中国军队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会不会有损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张扬呢？以这种方式设置的问题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就好比追问“军事学术研究如果不‘为尊者讳’‘为己方讳’会不会造成对军队士气的负面影响”？战争使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生命的威胁，即使是成功的军事统帅在临战中也难免有畏惧、动摇的一刻，不过恰恰是人性的弱点与天才禀赋的碰撞方是军事学术研究的巨大魅力。     2、政治标准、民族意识的严重制约     最新出版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崔之清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前言”说：“近年来，还有个别学者刻意贬低太平天国运动，抬升曾、左、李等‘中兴名臣’，甚至有指太平天国是‘邪教’者…只要翻阅史料，清朝官方、封建文人、外国报刊及外交官、传教士，都有类似的诬陷不实评价。这些‘创新者’只不过在新的条件下重复一百多年前的陈词滥调，蒙骗年轻学子。我们出版这部《战史》也是对这类陈词滥调的理性回应” （第5页），表明作者已将某种政治标准及现成的结论置于军事活动研究之上。一部200多万字的战争史就这样定位于对“贬低太平天国…陈词滥调的理性回应”，岂不是对其学术价值的自我贬损？正是情绪化写作的侵入导致学术研究理性成分的弱化，尤有甚者某些军事学术研究俨然大批判文章。     尽管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但军事更是鲜血淋漓、瞬息万变的残酷竞技，军事争斗中精彩的运筹策划、斗智斗勇尤其难能可贵，因此从军事的视角来研究军事学术非常必要，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军事斗争的政治成分。军事斗争虽然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军事学研究却并不必然地要以政治标准（历史的或现实的）为准绳。中国古训虽有“不以成败论英雄”，倒是西方军事学者更乐意奉行，不仅不以政治上的成败论英雄，甚至也不以军事上的某些失败来论军事英雄。英国《焦点》月刊1998年评选的世界十大军事统帅，专门列出了该统帅的经典作战是几胜几负。国家的形成过程异常复杂，相信世界上现有国家都有过内战的经历。历史上内战的当前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是什么，或重大或淡化，也许因国家而异。但是作为军事学术研究对象的国家内战应该是另一个问题，至少应与历史上内战的当前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俄罗斯最著名的统帅》（卢布钦科夫著莫明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一书上起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国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录了从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到红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共47人。其中苏联内战时期既有红军将领伏龙芝、布琼尼，又有白军将领科尔尼洛夫（1870-1918）、邓尼金（1872-1947）、高尔察克（1874-1920），而“二战”时期也只有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华西列夫斯基4人。格兰特与罗伯特·李分别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与南军总司令，均有杰出的军事业绩，在军事学术领域并不因为最终北军胜利南军失败而扬此抑彼或作视而不见。民族战争的情况更为复杂，用今人的观点如何去看待历史上的“光荣”与“耻辱”是一个超级难题，民族战争的光荣与耻辱似乎也并不需要今世的军事学者来承负。中国的学术规范不仅很难接受在军事领域内淡化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的研究方法，也很难面对在政治光环笼罩下军事人物的失利以及作为政治对立面的军事人物的军事建树。其实，经济、文化、教育的研究都会有政治背景，只是强弱的差别而已，军事学研究也不必过于敏感。     3、对个人作用认识上的差异     关于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释不可谓不多，却仍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者往往持拘谨、含蓄的态度，然而军事与战争研究对于个人的作用尤其不可以回避。退一步说，对个人作用整体上的褒扬或贬抑，是不是一定要作出选择？实用主义观点也许是摆脱困境的途径之一。即使在思想方法领域接近于中国的苏联学术界，对于个人作用问题的理解与做法也放得开些。曾有介绍说苏联一些大学的教研室里陈放着历届主任的照片及简介，这一件小事在中国看来就是难以想象的——无论大人物小人物一旦涉及其评价通常会众说纷纭而不得不搁置一边。承认有某人的存在并不等于他的作用全是积极的、正面的，纪念一个人也不等于他特别伟大，能承认能纪念却是文化传承的体现。     杜派等的《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收有约3000名军事人物，其中中国军事人物仅156人，即使将“西方人持有偏见”一类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比例也太小了。属于现代史时期的国民党方面，抗日战争重要将领如薛岳（南昌会战、3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的指挥官）、唐生智（南京保卫战指挥官），内战时期重要将领如杜聿明（东北、徐州战场的实际主事者）没有列入；共产党方面27人是：1955年授元帅、大将军衔20人、1949年以前去世的方志敏、刘志丹、叶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吕正操。共产党方面除吕的入选难以理解外，这个名单显然经过中国有关方面处理，而原因应当是不满意于该书对中国人物的遴选。该书所收人物传记后均附有参考资料作为人物入选的依据，而上述27人大多没有参考资料且姓名的外文写法既有拼音法又有威妥玛法，由此也可看出这是一个“中国版”。按所任职务高低军衔高低或由官方机构划定（例如1990年代初为出版某百科全书中文版曾确定34人为军事家）而产生的军事人物与进入军事学术研究视野的军事人物当然不会完全吻合。一方面中国本身缺少高水平的军事人物研究著作，另一方面又不满意国外学者对中国军事人物的评说，只好对国外著作进行删除或改写。这样的例子还可见于《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文版，翻译出版该书军事人物专辑的编者申明，对原著中中国军事人物“一律未选”（见《外国著名军事人物》知识出版社1980）。     1950年后中国有过几场重要战争，如朝鲜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越边界战争，由于军事学术界对于个人作用的难以把握，又常常将军事业绩归于个别领袖，致使这些战争的人物研究特别缺乏。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将领有1955年授衔的元帅大将各1名、有1966年以前授衔总数中各占约三分之一的上将中将少将。在杜派的《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中仅列有彭德怀、陈赓两人（陈参加时间极短），而北朝鲜的金雄却能列名。至于中印边界战争、中越边界战争的中国将领在杜书中完全见不到。     军事人物研究阙失的源头也与军事人物自身心态有关，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问题。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11] 第366-369页）：1954年他受命撰写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本应是重要的战史资料，但彭德怀要求“不准写他”，邓华决定用“志司首长”代替。由于经过这样处理，40多年后的学者使用起来当然会增加不少困难。     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12]收录世界上392场战争战役，仅有的与中国有关的是朝鲜战争（关于“二战”只说了一句“日本入侵了中国”），关于朝鲜战争五面的篇幅中提到了苏、朝、韩、美4方的斯大林、金日成、李承晚、杜鲁门、麦克阿瑟、李奇微、布莱德雷，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全书论及了465名军事人物而中国人也只有孙子与毛泽东两人！这绝对不是中国军事没有世界影响而是中国本身的军事学术研究缺乏对统帅、将领的准确描述。中国方面是否在朝鲜战争初期预测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若有应当是战争史的杰作。目前关于此事有多种版本说法很多，分别称中国高层领导、高级将领、参谋人员作出过这一判断，却均未有可信的依据。关键问题还是涉及个人作用时当事者常常回避或语焉不详，而学者的顾虑又太多。考证事实真相，或就此展开中国军事研究，两者都是很好的课题，可惜无人涉足。     4、战争伤亡数字缺乏较科学的统计     战争伤亡数字对于军事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材料，且不说放大或缩小的伤亡数会影响一项研究结论的形成，粗略的数字也反映了相关史料的不准确性，从而使学术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战争损失肯定是评估战争的重要因素，无论从战争胜利的一方或失败的一方或胜负不分的双方的角度都是如此。由于战场环境的复杂，军事学术研究中精确的伤亡数字并不意味着与实际情况的完全吻合，这是人所共知的。但精确的数字首先表明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机制（包括原始数据收集汇总、统计口径、计算方法等）的存在以及后世学者认真的研究态度。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列举了日军在太平洋各战场的损失数指出“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损失的军队，占其损失总数的65%”（[4] 第22页）。该数字如何算出？从这段文字很难令人看懂。战争“损失”按惯例应指军人阵亡数，文中的“损失”有时指“阵亡”，有时指“伤亡”。不同含义的数字怎能进行比较？仅这一个“65%”恐怕就会使国外研究学者很难采用中国学者的“二战史”研究成果。事实上“65%”是一个相沿已久的“定论”，郭书不打算去考证它而只是引用当然不可能说明白。     关于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兹列举最新的权威著作的几种说法：（1）文献[5]第754页说“11万余名烈士长眠异国他乡”，将同页所列分省烈士数字相加却得出170395的总数，而且还漏列江苏一省；（2）同一编者的[6]第491页“志愿军烈士统计”的分省数字相加得出171669总数；（3）文献[7]第 193-194页：“阵亡11.4万人…医院接受伤员中不治而死2.16万…患病后送住院者中死亡1.3万…志愿军死亡总数为14.84万人…还有8000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死亡”；（4）与文献[7]类似但不同的是文献[8] 第345页：“阵亡11.5万余人…因事故和因病等非战斗死亡2.5万多人…失踪、被俘2.9万多人”。以上有的数字过于粗略，精确的数字又自相矛盾且有遗漏，而“阵亡”与“烈士”的概念应当是有区别的，按常理“死亡”数应高于“烈士”数而不是相反。从中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经常在军事杂志中出现。


http://www.xslx.com/htm/xssy/xkjs/2004-01-16-15833.htm


中国军事学术研究为何难以走向世界
作者：黄力民

    古今中外的战争带给人类的惟有痛苦而已，人们却以极大兴趣研究战争艺术、军事理论与军事人物。一个国家所经历过的战争若较多，则可提供较多军事研究的材料，但是军事学术研究的繁荣与此不一定有正相关关系。而较为明显的事实是，发达的国家常常有发达的军事学术研究。全面地评价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世界影响与地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即使仅从中国战争历史研究与中国军事人物研究来看，确有中国军事学术研究难以走向世界的问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为例，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在国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与著作中不能占到应有的地位。例如蒂佩尔斯基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译者的话”指出“该书对中国人民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很少述及…是它的一大缺陷”；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译者的话”认为“本书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只字未提，这是本书一个很大的缺点”。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二战史”偏重欧洲、非洲战场，然而专门论述太平洋战争的著作也是如此，约翰·科斯特洛的《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东方出版社1985）“中译本前言”说“中国战场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中国人民和武装力量对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和贡献几乎未作正面论述”；约翰·托兰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贯对新中国友好”（[1]“中文版序”），其《日本帝国的衰亡》（新华出版社1982）之“出版说明”却指责“由于作者的立场和资产阶级的固有偏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未予公正的评价，对卢沟桥事变等重要情节进行歪曲，…对蒋介石消极抵抗、纵容投降的政策未予如实的陈述”。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动员规模最大、兵力人员财产损失惨重的国家，战争期间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的国际地位已列在美、苏、英三强之后，若论对日作战则列名第二（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指派麦克阿瑟为盟国最高统帅是根据美、中、英、苏政府之间的协定，9月2日“密苏里”舰上日本投降书受降方的签字顺序是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这都是历史事实。然而再加工后的历史记载却是一次又一次地令人不快，不可不探究一下其间的原因。最易引起疑虑的是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军事学术界是否怀有对中国的冷落、排斥或偏见？这使人想到几年前的一件事：代表世界基础科学最高水平的英国《自然》杂志甚少刊载中国作者的论文，国内学术界曾认为这是西方人对中国学者怀有偏见。后来经双方多渠道交流、解释方知《自然》杂志很少刊登中国作者论文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学术研究在规则、规范、载体、传播及影响等方面的缺陷。看来在军事学术研究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最新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4] 第10页）的作者期望今后撰写出“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及与之配套的“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以便对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总结”——既然中国本身尚且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抗日战争作战史，又何以要求外国学者摆正中国战场的地位？因此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军事学术研究的状况欠佳是未能融入国际性学术体系之中的重要因素。     由英国《焦点》月刊1998年评选为世界十大军事统帅之一的保罗·冯·莱托-福贝克（1870-1964）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非战场德军司令，他的主要军事业绩是以1万人实施游击战牵制了16万英军（见《参考消息》1998年3月29日第5版）。《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评论说他是“非常成功的，或者可能在任何时期来说都是极具天赋的游击战领导者之一”。中国古代、现代均有极丰富的游击战战例，很可能发掘出不比保罗·冯·莱托-福贝克逊色的游击战领导者，然而中国学术界并没有产生出关于游击战与游击战统帅的研究力作，当然也不大可能使中国游击战与游击战统帅发生国际性影响。     王兆春等《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是季羡林主持的“东学西渐丛书”之一，作者自承这是一个不好写的题目。该书三大部分仅涉及军事科学的三项内容即“火药火器”、“古典兵学”（实为“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两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西传，仅就此也反证了中国军事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之小。 军事科学确有其特殊性，但作为一门学科它不能只是诠释先入为主的结论或一成不变的原则，更应看到它也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跨越国界的精神财富。历史科学也有特殊性，中国学者虽然拥有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先天便利，却又长期为一些非历史学的因素所困扰（一位论者称为中国历史学为三种情结所累：道德情结、政治情结、洋人情结），因而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研究也显示其逼仄与偏狭。但是当我们看到国外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例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时，确有耳目一新之感，不能不认可世界性学术交流对于促进学术繁荣的重要性，当然也就不应当以历史科学或军事科学的特殊性为理由而拒绝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如果考虑到军事学术的繁荣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它也是形成公民素质特别是形成军人军事素养的特定因素，则促进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1、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为尊者讳”“为己方讳”阻碍了军事学术研究的深入     军事学术研究的对象与国家及统治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军事学术研究资料的提供当然会考虑到是否有损于这种利益，这对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本不足为奇。背景材料的完整性详实性有助于军事学术研究，但是在同样的背景材料下由于学术思想与学术精神的差异却可以有不同深入程度的研究成果。中国漫长的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专制政治体制蕴育了“为尊者讳”“为己方讳”的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独立学术精神的阙失又强化了“为尊者讳”“为己方讳”这一原则对于学术研究的渗透，体现为学术研究对于强势话语的依附、对于敏感叙事的躲避。军事学术研究总要涉及战略的得失、作战的胜负、人员的伤亡、统帅将领的毁誉，如果学者心存忌讳，其研究肯定难以深入。“为尊者讳”“为己方讳”的底线非常之低，即使是明显失败了的战争例如中英鸦片战争也鲜有学者从中、英军队的人员、编制、兵器、统帅等方面去揭示中国方面失败的惨状。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2]，《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3]虽是历史研究著作，对于鸦片战争的军事、作战方面的研究却能摆脱“为己方讳”的束缚，这在军事学术研究领域是难得的。该书对交战双方进行详尽的考量，庞大的中国军队之所以败给了数千名敌军，除政治的原因外还因为中国军事建设如战备、训练、军制、指挥调度系统甚至常为国人自豪的兵法都是落后的。有人可能会认为，让公众知道中国军队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会不会有损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张扬呢？以这种方式设置的问题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就好比追问“军事学术研究如果不‘为尊者讳’‘为己方讳’会不会造成对军队士气的负面影响”？战争使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生命的威胁，即使是成功的军事统帅在临战中也难免有畏惧、动摇的一刻，不过恰恰是人性的弱点与天才禀赋的碰撞方是军事学术研究的巨大魅力。     2、政治标准、民族意识的严重制约     最新出版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崔之清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前言”说：“近年来，还有个别学者刻意贬低太平天国运动，抬升曾、左、李等‘中兴名臣’，甚至有指太平天国是‘邪教’者…只要翻阅史料，清朝官方、封建文人、外国报刊及外交官、传教士，都有类似的诬陷不实评价。这些‘创新者’只不过在新的条件下重复一百多年前的陈词滥调，蒙骗年轻学子。我们出版这部《战史》也是对这类陈词滥调的理性回应” （第5页），表明作者已将某种政治标准及现成的结论置于军事活动研究之上。一部200多万字的战争史就这样定位于对“贬低太平天国…陈词滥调的理性回应”，岂不是对其学术价值的自我贬损？正是情绪化写作的侵入导致学术研究理性成分的弱化，尤有甚者某些军事学术研究俨然大批判文章。     尽管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但军事更是鲜血淋漓、瞬息万变的残酷竞技，军事争斗中精彩的运筹策划、斗智斗勇尤其难能可贵，因此从军事的视角来研究军事学术非常必要，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军事斗争的政治成分。军事斗争虽然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军事学研究却并不必然地要以政治标准（历史的或现实的）为准绳。中国古训虽有“不以成败论英雄”，倒是西方军事学者更乐意奉行，不仅不以政治上的成败论英雄，甚至也不以军事上的某些失败来论军事英雄。英国《焦点》月刊1998年评选的世界十大军事统帅，专门列出了该统帅的经典作战是几胜几负。国家的形成过程异常复杂，相信世界上现有国家都有过内战的经历。历史上内战的当前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是什么，或重大或淡化，也许因国家而异。但是作为军事学术研究对象的国家内战应该是另一个问题，至少应与历史上内战的当前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俄罗斯最著名的统帅》（卢布钦科夫著莫明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一书上起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国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录了从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到红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共47人。其中苏联内战时期既有红军将领伏龙芝、布琼尼，又有白军将领科尔尼洛夫（1870-1918）、邓尼金（1872-1947）、高尔察克（1874-1920），而“二战”时期也只有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华西列夫斯基4人。格兰特与罗伯特·李分别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与南军总司令，均有杰出的军事业绩，在军事学术领域并不因为最终北军胜利南军失败而扬此抑彼或作视而不见。民族战争的情况更为复杂，用今人的观点如何去看待历史上的“光荣”与“耻辱”是一个超级难题，民族战争的光荣与耻辱似乎也并不需要今世的军事学者来承负。中国的学术规范不仅很难接受在军事领域内淡化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的研究方法，也很难面对在政治光环笼罩下军事人物的失利以及作为政治对立面的军事人物的军事建树。其实，经济、文化、教育的研究都会有政治背景，只是强弱的差别而已，军事学研究也不必过于敏感。     3、对个人作用认识上的差异     关于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释不可谓不多，却仍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者往往持拘谨、含蓄的态度，然而军事与战争研究对于个人的作用尤其不可以回避。退一步说，对个人作用整体上的褒扬或贬抑，是不是一定要作出选择？实用主义观点也许是摆脱困境的途径之一。即使在思想方法领域接近于中国的苏联学术界，对于个人作用问题的理解与做法也放得开些。曾有介绍说苏联一些大学的教研室里陈放着历届主任的照片及简介，这一件小事在中国看来就是难以想象的——无论大人物小人物一旦涉及其评价通常会众说纷纭而不得不搁置一边。承认有某人的存在并不等于他的作用全是积极的、正面的，纪念一个人也不等于他特别伟大，能承认能纪念却是文化传承的体现。     杜派等的《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收有约3000名军事人物，其中中国军事人物仅156人，即使将“西方人持有偏见”一类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比例也太小了。属于现代史时期的国民党方面，抗日战争重要将领如薛岳（南昌会战、3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的指挥官）、唐生智（南京保卫战指挥官），内战时期重要将领如杜聿明（东北、徐州战场的实际主事者）没有列入；共产党方面27人是：1955年授元帅、大将军衔20人、1949年以前去世的方志敏、刘志丹、叶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吕正操。共产党方面除吕的入选难以理解外，这个名单显然经过中国有关方面处理，而原因应当是不满意于该书对中国人物的遴选。该书所收人物传记后均附有参考资料作为人物入选的依据，而上述27人大多没有参考资料且姓名的外文写法既有拼音法又有威妥玛法，由此也可看出这是一个“中国版”。按所任职务高低军衔高低或由官方机构划定（例如1990年代初为出版某百科全书中文版曾确定34人为军事家）而产生的军事人物与进入军事学术研究视野的军事人物当然不会完全吻合。一方面中国本身缺少高水平的军事人物研究著作，另一方面又不满意国外学者对中国军事人物的评说，只好对国外著作进行删除或改写。这样的例子还可见于《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文版，翻译出版该书军事人物专辑的编者申明，对原著中中国军事人物“一律未选”（见《外国著名军事人物》知识出版社1980）。     1950年后中国有过几场重要战争，如朝鲜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越边界战争，由于军事学术界对于个人作用的难以把握，又常常将军事业绩归于个别领袖，致使这些战争的人物研究特别缺乏。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将领有1955年授衔的元帅大将各1名、有1966年以前授衔总数中各占约三分之一的上将中将少将。在杜派的《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中仅列有彭德怀、陈赓两人（陈参加时间极短），而北朝鲜的金雄却能列名。至于中印边界战争、中越边界战争的中国将领在杜书中完全见不到。     军事人物研究阙失的源头也与军事人物自身心态有关，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问题。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11] 第366-369页）：1954年他受命撰写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本应是重要的战史资料，但彭德怀要求“不准写他”，邓华决定用“志司首长”代替。由于经过这样处理，40多年后的学者使用起来当然会增加不少困难。     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12]收录世界上392场战争战役，仅有的与中国有关的是朝鲜战争（关于“二战”只说了一句“日本入侵了中国”），关于朝鲜战争五面的篇幅中提到了苏、朝、韩、美4方的斯大林、金日成、李承晚、杜鲁门、麦克阿瑟、李奇微、布莱德雷，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全书论及了465名军事人物而中国人也只有孙子与毛泽东两人！这绝对不是中国军事没有世界影响而是中国本身的军事学术研究缺乏对统帅、将领的准确描述。中国方面是否在朝鲜战争初期预测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若有应当是战争史的杰作。目前关于此事有多种版本说法很多，分别称中国高层领导、高级将领、参谋人员作出过这一判断，却均未有可信的依据。关键问题还是涉及个人作用时当事者常常回避或语焉不详，而学者的顾虑又太多。考证事实真相，或就此展开中国军事研究，两者都是很好的课题，可惜无人涉足。     4、战争伤亡数字缺乏较科学的统计     战争伤亡数字对于军事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材料，且不说放大或缩小的伤亡数会影响一项研究结论的形成，粗略的数字也反映了相关史料的不准确性，从而使学术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战争损失肯定是评估战争的重要因素，无论从战争胜利的一方或失败的一方或胜负不分的双方的角度都是如此。由于战场环境的复杂，军事学术研究中精确的伤亡数字并不意味着与实际情况的完全吻合，这是人所共知的。但精确的数字首先表明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机制（包括原始数据收集汇总、统计口径、计算方法等）的存在以及后世学者认真的研究态度。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列举了日军在太平洋各战场的损失数指出“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损失的军队，占其损失总数的65%”（[4] 第22页）。该数字如何算出？从这段文字很难令人看懂。战争“损失”按惯例应指军人阵亡数，文中的“损失”有时指“阵亡”，有时指“伤亡”。不同含义的数字怎能进行比较？仅这一个“65%”恐怕就会使国外研究学者很难采用中国学者的“二战史”研究成果。事实上“65%”是一个相沿已久的“定论”，郭书不打算去考证它而只是引用当然不可能说明白。     关于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兹列举最新的权威著作的几种说法：（1）文献[5]第754页说“11万余名烈士长眠异国他乡”，将同页所列分省烈士数字相加却得出170395的总数，而且还漏列江苏一省；（2）同一编者的[6]第491页“志愿军烈士统计”的分省数字相加得出171669总数；（3）文献[7]第 193-194页：“阵亡11.4万人…医院接受伤员中不治而死2.16万…患病后送住院者中死亡1.3万…志愿军死亡总数为14.84万人…还有8000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死亡”；（4）与文献[7]类似但不同的是文献[8] 第345页：“阵亡11.5万余人…因事故和因病等非战斗死亡2.5万多人…失踪、被俘2.9万多人”。以上有的数字过于粗略，精确的数字又自相矛盾且有遗漏，而“阵亡”与“烈士”的概念应当是有区别的，按常理“死亡”数应高于“烈士”数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