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书】中国有无合格的抗日军事著作？

文 | 胡涵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七十周年，我所在的报社策划了一组专题，却迎头碰上了诸多难题。

    一方面，是幸存者稀少，另一方面，国内几乎没有合格的相关军事史著作。

    军事书籍，始终被各大书店网站列在畅销书一栏。但遍阅资料后，我却发现，看似繁多的军事史著作，合格的却几乎没有。

    我所谓合格，起码应资料确凿、文风克制等。但最根本的，是写作者的史观应当正常。“正常”，指既抛弃阶级斗争史学的偏颇，又不受民族主义情绪左右。

    国内有一些曾倍受关注的著作。比如，《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看中国抗战》一书，从标题看来角度新颖，似乎更能准确客观一些。然而事实证明，书中掺杂了太多未经求证的信息，不仅不严谨，甚至还有过度抒情的嫌疑。

    我所要查阅的资料，是国军在1939年发动的“冬季攻势”。其最后一战，由傅作义指挥的五原大捷尤其精彩，这是抗战史上少有的全胜。绥西重镇五原，也应是中国抗战史上中国收复的第一座城。

    但该书的这部分内容不太能让人信服。比如，以一个不知真假的叙述者口吻，转述了一个参战老兵的故事，没有数据和可靠佐证，几近传奇小说。

    其原因，写作能力是另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恐怕是畸形史观所带来的某种变形。

    五原大捷现存的一手资料，是战争指挥者之一董其武将军的回忆录与日记。

    董其武是傅作义手下名将，战功累累。五原战役中，他率部成功阻截日本援军，堪称阻击战教科书。

    内战时，董其武带领绥西部队，响应傅作义号召起义投诚。建国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其回忆录，写于董其武1982年正式入党之后。

    这本名为《戎马春秋》的回忆录，却让我有些失望。总的来说，作为个人回忆录，这本书却并不“私人”。

    据了解，这本回忆录，是董其武晚年口述，由四位秘书整理改编而成。家人亦承认，这是一本“不太全面”的回忆录。

    受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影响，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这本书均回避了董其武的个人看法感受，而转引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性评述。

    比如，在回忆九一八事变时，这本书突然离开了此前董其武个人叙事的视角，照搬了历史教材论述：

    “蒋介石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惧怕心理，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采取镇压政策…..妄图扑灭抗日救亡的烈火”。

    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提供了对蒋介石战略的不同解释，作为当时的高级将领，后来人多半更愿意看到他的私人叙事，他对这次事变的观察和看法，以及他身边的人的真实看法。但这一切，都在回忆录里被舍弃了。

    在论述五原战役的背景时，本书所记录的是“国民党的全部战线上，不是败逃就是处于守势，军政最高人物甚至对所谓政治解决抱有幻想”。

    类似这样的指控性判断，本书均没有提供任何证明案例。事实上，在我所查阅到的当时电文中，其时，蒋介石判断战役时机是，“敌人侵占其地域，业已超过其兵力守备之限度”，“诚克敌制胜之良机也”。

    具体到绥远地区，蒋更是有国际视野，“日苏对立愈尖锐，日防苏较前愈紧，固不待言，同时苏在远东较有自由，有先发可能”。

    这些电文均下发至各部队，董其武不可能不知。晚年在病榻，他极有可能主动避开了这部分回忆，但也有可能，是负责记录的四位秘书，“帮”其省略了这部分内容。

    我们对国军抗战的回避甚至予以轻侮的史学观，是以篡改或禁止当事者的讲述，继而入侵后世研究者的。

    这些指控判断，更像是为了某种原因而打上去的意识形态补丁。如果后世研究者再以此为原始资料，我们为什么缺乏合格的军事著作这一问题，大概能看出些许端倪。

    合格的军事著作，起码应罗列交战双方的详细数据，真实背景和战略意义，而在我们这里，先入为主为国军设定了“反动派”的立场，哪怕是事件亲历者的回忆，都已经被立场先行篡改。

    平等书写已不可能，后来写作者就只能往民族主义一头靠拢，所谓“虽远必诛”等等，过度渲染悲情，最终沦为畅销书架上的“民族主义鸡汤”。

    因此，军事史著作的不合格，与抗日神剧的出现，在道理上其实是同源的。
文 | 胡涵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七十周年，我所在的报社策划了一组专题，却迎头碰上了诸多难题。

    一方面，是幸存者稀少，另一方面，国内几乎没有合格的相关军事史著作。

    军事书籍，始终被各大书店网站列在畅销书一栏。但遍阅资料后，我却发现，看似繁多的军事史著作，合格的却几乎没有。

    我所谓合格，起码应资料确凿、文风克制等。但最根本的，是写作者的史观应当正常。“正常”，指既抛弃阶级斗争史学的偏颇，又不受民族主义情绪左右。

    国内有一些曾倍受关注的著作。比如，《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看中国抗战》一书，从标题看来角度新颖，似乎更能准确客观一些。然而事实证明，书中掺杂了太多未经求证的信息，不仅不严谨，甚至还有过度抒情的嫌疑。

    我所要查阅的资料，是国军在1939年发动的“冬季攻势”。其最后一战，由傅作义指挥的五原大捷尤其精彩，这是抗战史上少有的全胜。绥西重镇五原，也应是中国抗战史上中国收复的第一座城。

    但该书的这部分内容不太能让人信服。比如，以一个不知真假的叙述者口吻，转述了一个参战老兵的故事，没有数据和可靠佐证，几近传奇小说。

    其原因，写作能力是另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恐怕是畸形史观所带来的某种变形。

    五原大捷现存的一手资料，是战争指挥者之一董其武将军的回忆录与日记。

    董其武是傅作义手下名将，战功累累。五原战役中，他率部成功阻截日本援军，堪称阻击战教科书。

    内战时，董其武带领绥西部队，响应傅作义号召起义投诚。建国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其回忆录，写于董其武1982年正式入党之后。

    这本名为《戎马春秋》的回忆录，却让我有些失望。总的来说，作为个人回忆录，这本书却并不“私人”。

    据了解，这本回忆录，是董其武晚年口述，由四位秘书整理改编而成。家人亦承认，这是一本“不太全面”的回忆录。

    受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影响，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这本书均回避了董其武的个人看法感受，而转引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性评述。

    比如，在回忆九一八事变时，这本书突然离开了此前董其武个人叙事的视角，照搬了历史教材论述：

    “蒋介石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惧怕心理，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采取镇压政策…..妄图扑灭抗日救亡的烈火”。

    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提供了对蒋介石战略的不同解释，作为当时的高级将领，后来人多半更愿意看到他的私人叙事，他对这次事变的观察和看法，以及他身边的人的真实看法。但这一切，都在回忆录里被舍弃了。

    在论述五原战役的背景时，本书所记录的是“国民党的全部战线上，不是败逃就是处于守势，军政最高人物甚至对所谓政治解决抱有幻想”。

    类似这样的指控性判断，本书均没有提供任何证明案例。事实上，在我所查阅到的当时电文中，其时，蒋介石判断战役时机是，“敌人侵占其地域，业已超过其兵力守备之限度”，“诚克敌制胜之良机也”。

    具体到绥远地区，蒋更是有国际视野，“日苏对立愈尖锐，日防苏较前愈紧，固不待言，同时苏在远东较有自由，有先发可能”。

    这些电文均下发至各部队，董其武不可能不知。晚年在病榻，他极有可能主动避开了这部分回忆，但也有可能，是负责记录的四位秘书，“帮”其省略了这部分内容。

    我们对国军抗战的回避甚至予以轻侮的史学观，是以篡改或禁止当事者的讲述，继而入侵后世研究者的。

    这些指控判断，更像是为了某种原因而打上去的意识形态补丁。如果后世研究者再以此为原始资料，我们为什么缺乏合格的军事著作这一问题，大概能看出些许端倪。

    合格的军事著作，起码应罗列交战双方的详细数据，真实背景和战略意义，而在我们这里，先入为主为国军设定了“反动派”的立场，哪怕是事件亲历者的回忆，都已经被立场先行篡改。

    平等书写已不可能，后来写作者就只能往民族主义一头靠拢，所谓“虽远必诛”等等，过度渲染悲情，最终沦为畅销书架上的“民族主义鸡汤”。

    因此，军事史著作的不合格，与抗日神剧的出现，在道理上其实是同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