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卡扎菲引发的碎语

    这个是我在某论坛的几个回帖，作为主贴发在超大。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电影《十月围城》里孙中山先生有这样的台词：“十年前，衢云兄与我在此讨论何为革命，我说，革命就是为了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字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日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革命！”
   分析这段话，“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是革命的目的，“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是革命的代价。按照电影中的台词，中山先生在革命之初看到了目的，没有估量足代价。革命总是要流血牺牲的，鲜血浇开革命花，结出幸福果，代价还是值得的，怕就怕，人皆枉死，血尽白流。
我不是上校的支持者，这个能够把人都得罪个遍的人，活到今天本身就是奇迹。我只是想讨论一下反对上校的意义。卡扎菲是独裁，不等于反对他的人就一定是民主。反对派到底是因为卡扎菲及其政权代表专制独裁，而反对他，并且以民主自由取代之；还是因为卡扎菲及其政权代表某些部族利益，而反对他，并且以另一些部族取代之。
  一个拥有中世纪传统的伪现代国家，在不翻天覆地的改造基层的条件下，如何构建国家机器都是个问题，遑论民主自由。如果，新国家迅速走上正轨，那么同时出现的一定是新独裁者，赶走肥狼迎来恶狼，恐非人民之福；如果，新国家无法正轨，而继续打内战，则长此下去，终止流血比幸福远景更具有价值。
在讨论东西方问题的时候，我个人一向认为东西方是不同的两种状态，不是不同的两个阶段。与我意见相反的诸君，大体认为东方代表专治落后，且古已有之，是一种原始阶段 ；西方代表民主进步，且古已有之，是一种现代阶段。最终大家都会走到西方。
    我认为：国家作为一种暴力机器也好，政治组织也罢，总之是个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有上层组织还有基层组织。世界上的国家最初都是不完善，且低效率的。由于自然地理的因素，文化宗教的因素，经济军事的因素，这个不完善又个不相同。有的趋向于完善上层组织，而要求基层组织向上适应，这个模式的极端在东亚；另一个是相反，而极端在西欧。
   欧洲最好的组织是基础，在商业化的背景下，基层组织不断完善并且壮大。在后来的工业化进程中，生长出来了一个完善的上层组织----民族国家（代价就是欧洲永远是个地理名词了）。当这些国家一脚迈进现代社会，立即成为了世界的样板。所有宏观的、表面的、形式化的都为人所熟悉和追捧，却少去检校其来处，厘清其脉络。
    中国本身就有一个准现代的上层架构，却没有与之对应的基础组织。国家机器管理到县级，乡村由国家指导，由士绅族长等管理，以无讼足课为最高境界。所以，在保留原有基础组织，而大刀阔斧的对上层进行现代化改造是很危险的，如下猛药治赢弱之人。因为，原有虽然不好，但是好歹还彼此适应。这一改，要么换汤不换药，要么就天下大乱。
    抛开西方不说，就说王安石的青苗法，以不加赋而足国用为目的，将国家财政引入金融体系，是个很远见的举动。但是好经要有好和尚念，那时的基层组织稀缺会计人才。有限的人员不是加以改造利用，而是划入小人，加以禁绝。基层组织，拿不出解决方案，于是以最简单的方法应付，最终变成苛捐杂税。
2000年以前，社会上的中老年人流行怀念毛泽东。其实，并无几人分析历史，更没有人想回到过去。不过就是对当时的种种不满，拿一个说辞罢了。但这个说辞在一定时间里，就蔓延到了很多的阶层，比较不满是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现在，由于社保的发展，这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退休比上班挣得多，不满还是有的，程度是减轻了。
   公平的说，现在的压力在80后，尤其是85后。他们有可以挣钱的工作，却没有可以依赖的职业；有可以使用的性伴侣，却没有自己的家庭；有超越于过往者的能力，却没有可以预期的未来。凡此种种，使得民主自由取代了怀念领袖，成为了新的社会话题，仿佛只有中国民主、西方一切立即OK。
    回到卡扎菲，其实中国有多少人在真正的关注卡扎菲，而超过一场球赛呢？人们只是需要一个话题，一个可以宣泄、可以畅想、可以预期未来的话题，焦点还在身边。因此，我更多的关注小的改变，基层的改变，一旦水道，有没有渠成都是要流淌的。就像允许在泳池穿比基尼，应该是现代性观念成熟的一个表现，而不是唯一诉求。




    这个是我在某论坛的几个回帖，作为主贴发在超大。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电影《十月围城》里孙中山先生有这样的台词：“十年前，衢云兄与我在此讨论何为革命，我说，革命就是为了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字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日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革命！”
   分析这段话，“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是革命的目的，“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是革命的代价。按照电影中的台词，中山先生在革命之初看到了目的，没有估量足代价。革命总是要流血牺牲的，鲜血浇开革命花，结出幸福果，代价还是值得的，怕就怕，人皆枉死，血尽白流。
我不是上校的支持者，这个能够把人都得罪个遍的人，活到今天本身就是奇迹。我只是想讨论一下反对上校的意义。卡扎菲是独裁，不等于反对他的人就一定是民主。反对派到底是因为卡扎菲及其政权代表专制独裁，而反对他，并且以民主自由取代之；还是因为卡扎菲及其政权代表某些部族利益，而反对他，并且以另一些部族取代之。
  一个拥有中世纪传统的伪现代国家，在不翻天覆地的改造基层的条件下，如何构建国家机器都是个问题，遑论民主自由。如果，新国家迅速走上正轨，那么同时出现的一定是新独裁者，赶走肥狼迎来恶狼，恐非人民之福；如果，新国家无法正轨，而继续打内战，则长此下去，终止流血比幸福远景更具有价值。
在讨论东西方问题的时候，我个人一向认为东西方是不同的两种状态，不是不同的两个阶段。与我意见相反的诸君，大体认为东方代表专治落后，且古已有之，是一种原始阶段 ；西方代表民主进步，且古已有之，是一种现代阶段。最终大家都会走到西方。
    我认为：国家作为一种暴力机器也好，政治组织也罢，总之是个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有上层组织还有基层组织。世界上的国家最初都是不完善，且低效率的。由于自然地理的因素，文化宗教的因素，经济军事的因素，这个不完善又个不相同。有的趋向于完善上层组织，而要求基层组织向上适应，这个模式的极端在东亚；另一个是相反，而极端在西欧。
   欧洲最好的组织是基础，在商业化的背景下，基层组织不断完善并且壮大。在后来的工业化进程中，生长出来了一个完善的上层组织----民族国家（代价就是欧洲永远是个地理名词了）。当这些国家一脚迈进现代社会，立即成为了世界的样板。所有宏观的、表面的、形式化的都为人所熟悉和追捧，却少去检校其来处，厘清其脉络。
    中国本身就有一个准现代的上层架构，却没有与之对应的基础组织。国家机器管理到县级，乡村由国家指导，由士绅族长等管理，以无讼足课为最高境界。所以，在保留原有基础组织，而大刀阔斧的对上层进行现代化改造是很危险的，如下猛药治赢弱之人。因为，原有虽然不好，但是好歹还彼此适应。这一改，要么换汤不换药，要么就天下大乱。
    抛开西方不说，就说王安石的青苗法，以不加赋而足国用为目的，将国家财政引入金融体系，是个很远见的举动。但是好经要有好和尚念，那时的基层组织稀缺会计人才。有限的人员不是加以改造利用，而是划入小人，加以禁绝。基层组织，拿不出解决方案，于是以最简单的方法应付，最终变成苛捐杂税。
2000年以前，社会上的中老年人流行怀念毛泽东。其实，并无几人分析历史，更没有人想回到过去。不过就是对当时的种种不满，拿一个说辞罢了。但这个说辞在一定时间里，就蔓延到了很多的阶层，比较不满是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现在，由于社保的发展，这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退休比上班挣得多，不满还是有的，程度是减轻了。
   公平的说，现在的压力在80后，尤其是85后。他们有可以挣钱的工作，却没有可以依赖的职业；有可以使用的性伴侣，却没有自己的家庭；有超越于过往者的能力，却没有可以预期的未来。凡此种种，使得民主自由取代了怀念领袖，成为了新的社会话题，仿佛只有中国民主、西方一切立即OK。
    回到卡扎菲，其实中国有多少人在真正的关注卡扎菲，而超过一场球赛呢？人们只是需要一个话题，一个可以宣泄、可以畅想、可以预期未来的话题，焦点还在身边。因此，我更多的关注小的改变，基层的改变，一旦水道，有没有渠成都是要流淌的。就像允许在泳池穿比基尼，应该是现代性观念成熟的一个表现，而不是唯一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