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里的中国人格———“从心出发”冯学成先生北京巡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21:51:28
活动主题:国学里的中国人格
活动时间:2009年4月24日(本周四) 下午14:30-16:30
活动地点:清华大学 五教 5202
视频地址:
第一部分: http://you.video.sina.com.cn/b/12648413-1264748873.html
第二部分: http://you.video.sina.com.cn/b/12647958-1264748873.html
第三部分: http://you.video.sina.com.cn/b/12651455-1264748873.html

      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禅文化研究社的讲座,今天非常有幸请到冯学成老师来给我们讲国学中的中国人格,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冯老师。
  冯老师1949年出生成都,20岁时在四川当知青的时候认识了著名的禅师和武术家海灯法师,并经其举荐就学于本光法师。后来更师从离欲老和尚、遍能老和尚、佛源老和尚等佛门大德,并在2001年得到当代云门宗硕德佛源老和尚印可,成为云门宗十四代法脉传人。近四十年来先生于众多高明中殷勤参叩,饱览经史,深入禅观,从此意气风发,自在出入于儒学的正大、佛学的精微和道学的幽玄间。
  近年先生有感于国学凋敝,世风日下,于2004年创办了以宣扬国学为宗旨的成都龙江书院,系统讲述传统文化经典。先生提出了“弘扬国学,拒绝偏激,推崇儒术,但不独尊,兼容并包,百花齐放,学修孔孟老庄禅,养和气,养喜神,构建和谐人生”的口号。数年来,先生面对社会公益讲授了《大学》、《中庸》、《论语》、《庄子》、《老子》等传统文化课程,并辅之以《通书》、《菜根谭》、《史记》、《坛经》等,以期从学者能够由浅入深,全面系统地接受传统文化的薰陶。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多次报导赞扬先生的事业。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冯老师为我们演讲。


  冯学成:非常高兴能够到清华大学向各位作一点汇报,因为清华大学也是我青年时期的梦想,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根本无缘接受大学的教育,年轻的时候,十七岁就搞文化大革命,高中只读了一年,又当了五年知青,监狱里面坐了八年,完全与大学无缘。可以说完全是在民间,憋了一口气,仍然坚持对传统文化,也就是对国学,进行学修。这些年来也先后出了一系列禅宗的书籍,乃至当代环保的书籍。因为感到儒家精神的失落,于是在2004年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私人的书院——龙江书院,以讲孔孟老庄禅为主,这几年下来也讲了好几百万字的东西。今天到清华来,应禅文化研究社的邀请,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国学里中国人的人格”。
  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人的一生,我们活着为个什么呢?需要活出一个人格。没有人格在社会上活一辈子,可以说是很糟糕的。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美的人格,优秀的人格,乃至于强大的人格,但是人格是什么呢?人格,我给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是价值观念和意志毅力的积淀,就是价值观念和意志毅力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情怀的凝聚和释放。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有自己特定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凝聚在中国古代圣贤之道里面,积聚在圣贤之教里面。我记得你们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个可以说是一种人格,而且是一种非常完美的人格。如果说人格还笼统一点,那么我们就具体一点,具体一点就是怎样表现出一个人的人格。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都有他们人格的释放,这种释放一直持续到两千年乃至三千年后的今天。
  人格的释放离不开一定的因缘,文天祥《正气歌》里面说到:“时穷节乃现”。不到一个危难的时候,不到一个艰难的时候,在歌舞升平之中,可能没有什么过多的精采可以让人看见。所以当年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就有“黄河之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义勇军进行曲》说“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大批优秀的人物,他们道德的美,他们的智慧,他们人格的魅力,就绽放出来了。
  在中国传统的人格美里面,不外乎有两点需要我们认真去感觉的。中国的思想里面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儒家学说,可以说是把阳刚之道(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阳明正气),释放得淋漓尽致;用孟子的话就是至正、至刚、至大之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是为大丈夫。像这样的精神,表现出了一个人格,这样的人格魅力浸透着儒家学说的仁义忠恕、礼义廉耻等一整套道德规范。另外在道家学说里面讲究阴柔的美。“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用于隐世与和谐心灵于自然之中,又有终极的关怀寓美于其中。人生不外乎是两个字“顺、逆”或者“是、非”。在逆境之中,用孟夫子的话,就是“穷则独善其身”;在顺境之中,用孟夫子的话来说就是“达则兼济天下”。我们怎样把这样一个进退、顺逆、是非的尺度把握好。让我们在人生的百年之中生活得很精神、很有质量、很有内容、很有风采。
  现代人要形成一个人独特的魅力并不容易,因为现代的人目标追求太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选择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我们可以选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在《易经》艮卦里面说:“君子以思不出位”;《大学》里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都指示我们需确定一个一生的目标。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三十而立”是对成年人的要求,青年的时候是可塑的,不能完全要求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终极目标。但是作为孔子而言,他是三十岁才真正确立了他的终生奉行的一种生活目标,也就是他的经世、治世、乃至救世的圣贤情结。如果没有一个崇高的、圣贤的胸怀、情怀,我们很难想象孔子一生的颠沛流离,他可是处于失业状态,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老是找不到上岗的机会,而且还多次受到了为难。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就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都是因为什么呢?“皆情有郁结”啊!
  大家要注意咱们心里面,有的人有压力感,抑郁感不得释放。正是因为我们古代优秀的圣人有这样一种情怀、有这种情结,才使他们在生活之中有了非常崇高,非常伟大的事业呈现。所以当年汉武帝在一份著名的“求贤诏”里面就写到,“盖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那么这样的非常之功,非常之人是怎么成就的呢?
  我在社会上经常讲“身、心、性、命”。身、我们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不健康的身体,那会给我们一生带来不一样的命运;心,一个人的智慧,自身的状态怎么样,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严格来说众生平等,每一个人的智商不会有多大区别的。人最大的差别是性情结构的不同,有的人心胸宽厚,有的人心胸狭隘;有的人处事为公,有的人天天打小算盘;有的人疑心病重,有的人诚信待人;有的人仁义礼智信,有的人不仁不义无信,乃至于无耻。大家想一想,这样的性格结构会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走向?这个是不言而喻的。拿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愿意与仁义礼智信的人打交道,决不愿意跟不仁不义乃至无耻的人打交道。因为与仁义礼智信的人打交道,我们安全、太平;与不仁不义,无信无耻的人打交道,我们就感觉到危险,没有安全感。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应该感受到一个人的性情结构展开后与其生活质量的必然关系。如果我们不明白,不加强自我的修养,对我们的人格进行打造,那么我们要想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那是很艰难的。
  所以这些年来我一再在社会上对朋友们反复强调,要美化我们的道德,要优化我们的智慧,要强化我们的力量,因而把我们铸造成一个具有比较优秀人格的人,但是这个人格从哪里来?怎样来?跟我们今天介绍国学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影响?我想在古代的典籍之中,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例子,也可以给我们非常丰厚的教育。所以我说中国的人格、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乳汁之中吸取营养,而得以成就的。当然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焕然一新的。唐代的贾岛有一句诗,“十年磨一剑,双刃未尝时,今日把与君,谁为平常事。”“十年磨一剑”那是待时而动,当我们处于低沉的时候,处于幼年的时候,用《易经》的话来说,就是“初九,潜龙勿用”。在这样的阶段里面,我们是处于学的阶段,处于养的阶段,不是处于有所作为的阶段,在这样的时代之中。在这样的时间段之中,我们就应该“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在以后我们学修有成时,我们就可以“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作为人格而言,它是很丰富的,借用佛教来说就是因缘而现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在这样的特定人事氛围之中,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展现。有的人在危难的时候,他敢于见义勇为,有的人危难的时候,他可以明哲保身,这个是不同价值观念的趋向。所以作为人格而言,价值观念的趋向是第一位的。
  《尚书》里面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现在的环境好了,不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现在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了,科学技术大步地发展,国家和社会的物质条件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各个方面都有利于我们的学修,但同时也不利于我们的学修。古代的人想得一部书,两汉的时候没有印刷术,在东汉时各地读书人要到洛阳,在“石经”下面去抄写五经。在两汉乃至南北朝时期印刷术没有发明,能够得到一部书,比现在中了十万、一百万大奖还珍贵。那个时候一部书可以使自己受用一生,那可是精耕细作,反复耕耘啊!因为现在的知识面太广了,人的精力有限,在知识的海洋里面,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了?,完全失去了取舍的方向。实际上我们面对林林总总的现象,看见纷繁复杂的环境,我们该怎样取舍?当然,首先应该确立一条,就是基本人格那要确定,不能动摇,这个就是儒家里面所谈到的“仁义礼智信”,和在《孙子兵法》里面谈到为将之道的“智信仁勇严”。
  人格是一个人的气象的表现,这个气象表现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当领导的就得有庙堂气。如果没有庙堂气,那怎样表现他的领导素质呢?那不行。但是仅仅有这个庙堂气还不够,刘禹锡的《陋室铭》里面写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你庙堂气过重,每天劳碌于公务,那的确身心疲惫,所以还应该养一点山林气。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在社会上干事的时候,经常处于当局者迷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要明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楚自己应该超越,从“此山”中超越出来。超越出来,超越现有的因果关系,超越现有的局面,那就需要一种新的智慧,这个就需要有山林气。而山林气恰恰就是道家、佛家所提倡的这么一种出世情怀。这种出世情怀使我们避免在红尘之中,人世、功名富贵这些因缘对我们理性的干扰,对我们道德的干扰。
  所以有山林气那很舒服,我们超然世外,超然于世俗的烦恼,能够让我们清心、安心的精神力量。这样我们的整个感觉,入局、出局的感觉都会焕然一新,与众不同。所以我们感觉不但要具有庙堂气,你为人民服务,要建设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确需要庙堂气;但是你要高明起来,你就需要有山林气。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这些宰相,你看留候张良、邺候李泌,包括我们很推崇的诸葛亮,包括明太祖时的刘伯温,在我们的感觉之中这些人的山林气都是很强的。正是因为他们有不同于庙堂气的山林气,他们才会在历史之中留下他们的精彩。
  当然仅有庙堂气、山林气还不够,还得有英雄气,英雄气它是一种奉献型的,有力量的,能够团结人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可以团结更多的人;同时它还是有开拓性的一个精神。因为庙堂气一般守规矩,趋向于保守;山林气倾向于淡泊,淡泊明志,超然于是非之外。你真正要创造,要去开拓,要去开辟更广阔的思维空间、精神空间,那还得有英雄气才行。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优秀人格,我想应该同时具备庙堂气、英雄气、山林气。有了这三气,那么我们在生活之中那就会更高,更美,更舒服。
  当然价值观念的取舍也不是一朝一夕所成就的,在一个伟大人格背后,一定有美的内容在支撑。就山林气而言,如果我们看中国古代的田园诗,也包括没事的时候背诵背诵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苏东坡的《赤壁赋》之类的,唉呀!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优美。特别是在大都市里面拼搏的人,生活节奏、工作节奏很快的人,大家都希望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这么一种舒适,一种恬淡,一种淡雅,这样使我们疲惫不堪的精神能够得养。所以这个山林气、隐士气,我们还是需要加以料理。
  但是人格是丰富的,有的人是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范仲淹这样的。当然还有屈原,还有杜甫,他们的人格都属于忧国忧民。他们人生的整个轨迹,无不浸透着对国家、对民族,对民众深切关怀。当然还有一类,像苏东坡、辛弃疾,他们表现是壮阔、是壮美、是勃郁,是深沉。我们学文学的人都喜欢读苏东坡、辛弃疾的诗词,他们的诗词歌赋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人格魅力?这个人格魅力不是他们个人的。而表现的是一种忧国忧民,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一种忧虑。
  但是作为人格的魅力,我们怎样来说它呢?在《尚书 洪范》里面,周武王灭了殷纣王,殷纣王一把火,把当时的图书馆、档案馆都烧尽了。周文王想得到尧舜禹汤的前代先王的典籍,治国大略就无从而得。于是就从监狱里把殷纣王的叔叔箕子释放出来。周武王就向他讨教:“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彝伦攸叙” 就是先王之道——洪范“九畴”嘛!当然,箕子就给周武王介绍了洪范“九畴”——九种治国大纲。
  第一,就讲五行,金木水火土。第二,讲“敬用五事”,就是貌、言、视、听、思。这个在《洪范 九畴》里,在《尚书》里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貌,通过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气质——现在我们都注重个人的形象,企业注重企业的形象,个人注重个人的形象,怎么表现个人的形象?言,语言,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与人沟通、信息沟通、情感沟通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我们怎样使用语言?怎样接受别人的信息?要知道外部的信息,那么就还需要眼睛,也需要耳朵。怎样处理这些信息?那么就需要心。所以在《洪范 九畴》里面谈了九个面,在第二个方面,就谈了貌言视听思。“貌作恭、恭作肃;言作从,从作乂;视作明,明作皙;听作聪,聪作谋;思作睿,睿则圣”。从这五个层面把我们的形象、语言、眼睛、耳朵的功能,最后是心的功能,一层层地加以提高。这个可是帝王之术,是帝王的学问。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最高领袖你不在这五个方面进行修养,那么就不会得到全体民众的拥戴。
  从那个时候开始,怎样在人格上,在气象上加以向上,加以提升,这方面的学问就越来越多。所以养气之学,在儒家、道家乃至后来传到中国的佛教都在谈养气之学。孟子里面专门有一篇叫做《养心章》,谈到了作为一个君子、作为一个大人所应该具备的条件。里面养夜气、养朝气,养至正至刚至大之气。《庄子》里面对人的修为,就谈得更加细腻了。我们可以从它的《齐物论》、《大宗师》等很多篇幅中,都可以看到很多很细、很丰富的个人锻炼、修养的方式、方法乃至境界。
  我们在学修上,在我们的身心性命,特别在性上下足了功夫——因为现在人们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命运,都希望自己的命运能够美好幸福、有所作为。但是这种种好是“果”上面的事,是结果。那“因”在什么地方呢?因就是性,身心性命,中国讲心性之学,那么就是谈人格,人格就是性上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这个“性”必须要经过学修和养,才能确立一个人的完美人格。我们拿佛教的例子来举例,大家都知道唐代著名的玄奘法师,在印度留学一、二十年,然后回到中国,他到印度留学时正处于唐朝建国初年,边患不断,国内都处于戒严状态。他给唐太宗打了一个报告要去印度取经,但是唐太宗没有批准,所以他是偷渡去印度的。当时是组织了一个取经团嘛!有几匹马,十几头骆驼,但是还没有走到玉门关,就剩下二三个人,出了玉门关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可以说九死一生。几年前“佛指舍利”到台湾供奉,后来供奉期满,中国佛教协会派代表团去把佛指舍利请回来,当时佛教协会请我给他们写了一个迎请佛指舍利的疏文。用三百字要把佛教、佛指舍利,佛教与中国的关系,两岸关系、都要写到位。我就用骈文的方式写,其中有一句,“驼铃回旋于沙海,僧侣往还于葱岭”——葱岭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想当年中国北边是蒙古草原,西北边是大沙漠、戈壁沙漠,西南边是青藏高原,东边、南边是大海,完全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当然有长江、黄河,珠江等流域,这些在当时世界上最肥美的农产区,而成就了中国这两千年的农业社会,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中国与海外、西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接触,就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因为北方是游牧民族,除了南下掠夺一番,在文化上不会对中华民族有什么贡献。汉唐时期的东南亚,多是处于蛮荒状态,蒙昧状态,也不能形成与中原民族真正的文化交流。当时与中国在距离上比较近的,能够互相沟通的就是印度文明。以前有不少印度的、西域的法师,千辛万苦到中国传播佛法,但是后来也有一大批中国的佛教徒跋涉于戈壁荒原、高山雪岭之间到印度去取经,玄奘法师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位。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所展现出的中国西域和印度的文化,至今仍是历史学、考古学上重要的指导性的文献,但是我们是否看到了在这些伟大的光辉背后玄奘大师的艰险呢?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时候,那个艰险多么可怕,一个人孤身万里游,有一次马也死了,骆驼也没有了,水也被打翻,倒在沙漠里面,玄奘大师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毅力,在绝境里面站了起来,终于找到了水源,我们现在只看到他的光辉,大多忘记了其中的艰险。
  我们通过玄奘大师的经历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人格魅力。另外我再举一位,因为是在禅学社,我多举一点中国佛教人物,乃至禅宗的人物——大家应知道元代的中峰明本这位禅师。在两宋的时期,中国文化非常的繁荣,哪怕是到了南宋,只有半壁江山,那个文化也是非常繁荣的,特别是佛教文化、禅宗文化。那个时候皇上亲封的“五山十刹”制度,在杭州、浙江、福建、江西的几个寺庙成了皇家寺庙,当时的禅师相当于国师的待遇,可以说把禅文化推到了历史最高峰,非常的繁荣。如果我们看《大藏经》里诸宗部中的禅宗部分,百分之九十的材料都是宋代,特别是南宋的。当然不包括《嘉兴藏》,这都是明代以后编的,真正的《大藏经》、《大正藏》里,包括我们的《龙藏》里面,百分之九十的禅师语录都是两宋的,特别是南宋的。
  但是蒙古人灭掉了南宋,整个中原文明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中国的佛教乃至禅宗的威望是一落千丈。寺庙从皇上的供养一下就跌落到民间,乃至于山里。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禅师,就是中峰明本。中峰的老师是高峰,高峰禅师在山里面闭死关十多年不下山,连徒弟上去都要用绳梯才可以上去。中峰禅师跟着他修行,也是名声在外,像赵孟頫也是他的徒弟.。但是他不住寺庙,他成名之后,地方政府来迎请他,诸山丛林也迎请他出山,包括了蒙古的皇帝、太子来礼请他。只要有人来了,他就离开天目山,自己驾一条船在太湖里,在运河里,在长江上下,在大河内外四处飘零,结庵而居,讲经说法,拒绝与富贵打交道,拒绝与名利打交道。他这样的人格,极大地振奋了当时已经非常低落的中华民族的意气,使整个消沉的中华民族得以振奋。我们可以看到元代有关对中峰大师的评论,因为元代在中国只有九十年嘛!中峰大师虽然仅仅活了六十岁,但是他出生在宋代未年,圆寂在元朝的中后期,他在圆寂之前的影响已经到了元朝的皇宫,乃至朝鲜国王,蒙古的驸马都亲自到他那里来拜师求学。
  所以他的威望非常崇高,拒绝功名富贵而振奋了整个民族,而振奋了当时中国整个知识界、知识分子阶层,所以这样的人格力量我们现在来回顾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我们这里刚离开的这一位,我要介绍一下:他是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前年到广东,他要拍六祖慧能大师,但是没有拍成,因为还有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把他打动了。就是一个在广东韶关的农民企业家,叫林月开。他搞了一个中小型的水泥厂,年龄跟我同年,比我略小几个月。他一个小的水泥厂一年的利润也就几百万,但是这几百万,他并没有拿来自己消费,也没有用在扩大生产上面,把每年这几百万的积蓄全部奉献给地方,奉献给自己的乡亲。在他所在的乡里面所有贫下中农,所有老乡,家家修别墅,家家搞绿化,家家搞环境保护、家家搞科学种田,而且这十多年的坚持不懈。自己的老太太一样的下田干活,自己的公子在厂里面不守规矩,一样的被炒鱿鱼。但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那些钱全部反馈于社会,反馈于乡里。就是这么一个老农民,一个农民企业家就把我们中国国际频道的这位编导给感动了,在《走遍中国》栏目里面专门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韶关一个穷乡僻壤的乡里面,为这位林月开先生拍了一个纪录片,在海内外受到了很高的重视,以及国内高层的赞叹,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也是人格的魅力。我们来看这样的魅力源头在什么呢?源头就是一个,他说:“我活一辈子,我不是为我自己谋利益,要胸怀祖国,胸怀民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因为他的家也是深受寺庙的文化的影响,使他有出众的这么一种精神。
  当然人与人不同,有的人因缘半径大,有的因缘半径小;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在三国的时候,在魏国有一个先生叫做李康,写了一篇文章叫《运命论》,当年******就非常喜欢读这篇文章,被梁武帝的昭明太子收在著名的《昭明文选》里,在清代后期又被曾国藩收在《经史百家杂抄》里。文章开篇就说:“治乱,运也;贵贱,时也;穷达,命也”。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就概括了社会乃至个人的一种顺逆成败。我们在运、命、时这个三维空间里面,应该怎样有所作为?想想贫贱之人应当如何?富贵之人又该如何?同学们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该如何?中年、老年又当如何?这都是我们都应该料理的。借《中庸》里的话来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要有一种君子素位的情操。当然说到人格的方面,在中国的学术典籍里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想当年东林党人写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古代书生们都有的情怀,那么作为我们现代的人,现代社会的人,像清华的同学都是我们国家的尖子,都是未来的希望,那么就更应当在人格上加以着力。
  ******有******的人格,******有******的人格,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有他们特殊的人格,并不是说我们小人物就没有人格了。雷锋有雷锋的人格,他一样有人格。用佛教的话说,他们都是菩萨级的人物,非常值得我们崇敬,值得我们学习。孔夫子有孔夫子的人格,颜渊有颜渊的人格。我们怎样面对这些?所以说孔夫子在《论语》里面就表达了对“穷达”的态度:“君子固穷,小人则斯烂矣”,“富贵於我于浮云”这样的情怀。孟子更说“望王者而藐之”,“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这样的一种气度,一种风骨。当然有风骨的人,它的人格也会得以显现。在《庄子》里,“独与天地精神与往来”,这又是一种人格。
  怎样确立我们的这么一种人生因果关系,因缘关系?怎样在我们浩瀚的精神世界里面,理清我们的精神结构,料理我们的精神取向,这是需要我们好好着力的地方。所以说入世要有出世的情怀,以出世的情怀行入世的事业,就需要把入世和出世打成一片。到《易经》里面说的“畅于四肢,而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啊!这样的话,我们感觉就非常不错了。
  当然还有一点,人格同样是需要境界的,境界越高,我们的人格所展现的就更加华美,乃至壮美。如果境界不高,那么我们展现的人格形象也未必很高大。所以我感觉我们还是应该多选一些优秀的古代典籍,加以学、加以修、加以养,学、修、养三者并行不悖,只学不修不行,只学不养也不行。学必归养,要变成自己的精神的、灵魂的组成部分。这样我们所学的东西才能生根,才能够入水入骨,学修养能够打成一片,就对我们的价值观念,乃至我们人格的形成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易经》的大过卦说,“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也表现的是一种人格。《易经》的大过卦很有趣,一个人很厉害,处处都比别人强,都超过别人,称为“大过”。但大过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过失也很大,所以《易经》说它“本末弱”。中间强本末弱,到了这样的份上也很矛盾,一方面他很优秀,什么都比别人强,但是根基不牢,那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独立不惧,遁事无闷”,“独立不惧”,就是敢行,敢于独树一帜地树立情怀,而不要去害怕。另外这样干事未必能够成功,所以要“遁世无闷”,不要把希望寄托太高,太好了。要有“遁事而无闷”的感觉,要有做好别人不了解你,不料理你的思想准备。所以称为“遁事无闷”。在《易经》的困卦里,困,就是受困嘛,很麻烦,困卦里说“君子以致命遂志”,就是拿生命来打赌,作为赌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在穷困之中,在艰难之中,要有这样的意志,要有这样的毅力。
  所以我们如果在生活之中能够有一番这样的经历,有一番这样的积累,我们的人格魅力就会有所成就,会有所释放。今天来这里也很仓促,我就简单的提这么几点,讲这么一些,希望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再沟通交流一下。
  活动主题:国学里的中国人格
活动时间:2009年4月24日(本周四) 下午14:30-16:30
活动地点:清华大学 五教 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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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http://you.video.sina.com.cn/b/12648413-1264748873.html
第二部分: http://you.video.sina.com.cn/b/12647958-1264748873.html
第三部分: http://you.video.sina.com.cn/b/12651455-1264748873.html

      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禅文化研究社的讲座,今天非常有幸请到冯学成老师来给我们讲国学中的中国人格,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冯老师。
  冯老师1949年出生成都,20岁时在四川当知青的时候认识了著名的禅师和武术家海灯法师,并经其举荐就学于本光法师。后来更师从离欲老和尚、遍能老和尚、佛源老和尚等佛门大德,并在2001年得到当代云门宗硕德佛源老和尚印可,成为云门宗十四代法脉传人。近四十年来先生于众多高明中殷勤参叩,饱览经史,深入禅观,从此意气风发,自在出入于儒学的正大、佛学的精微和道学的幽玄间。
  近年先生有感于国学凋敝,世风日下,于2004年创办了以宣扬国学为宗旨的成都龙江书院,系统讲述传统文化经典。先生提出了“弘扬国学,拒绝偏激,推崇儒术,但不独尊,兼容并包,百花齐放,学修孔孟老庄禅,养和气,养喜神,构建和谐人生”的口号。数年来,先生面对社会公益讲授了《大学》、《中庸》、《论语》、《庄子》、《老子》等传统文化课程,并辅之以《通书》、《菜根谭》、《史记》、《坛经》等,以期从学者能够由浅入深,全面系统地接受传统文化的薰陶。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多次报导赞扬先生的事业。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冯老师为我们演讲。


  冯学成:非常高兴能够到清华大学向各位作一点汇报,因为清华大学也是我青年时期的梦想,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根本无缘接受大学的教育,年轻的时候,十七岁就搞文化大革命,高中只读了一年,又当了五年知青,监狱里面坐了八年,完全与大学无缘。可以说完全是在民间,憋了一口气,仍然坚持对传统文化,也就是对国学,进行学修。这些年来也先后出了一系列禅宗的书籍,乃至当代环保的书籍。因为感到儒家精神的失落,于是在2004年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私人的书院——龙江书院,以讲孔孟老庄禅为主,这几年下来也讲了好几百万字的东西。今天到清华来,应禅文化研究社的邀请,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国学里中国人的人格”。
  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人的一生,我们活着为个什么呢?需要活出一个人格。没有人格在社会上活一辈子,可以说是很糟糕的。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美的人格,优秀的人格,乃至于强大的人格,但是人格是什么呢?人格,我给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是价值观念和意志毅力的积淀,就是价值观念和意志毅力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情怀的凝聚和释放。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有自己特定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凝聚在中国古代圣贤之道里面,积聚在圣贤之教里面。我记得你们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个可以说是一种人格,而且是一种非常完美的人格。如果说人格还笼统一点,那么我们就具体一点,具体一点就是怎样表现出一个人的人格。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都有他们人格的释放,这种释放一直持续到两千年乃至三千年后的今天。
  人格的释放离不开一定的因缘,文天祥《正气歌》里面说到:“时穷节乃现”。不到一个危难的时候,不到一个艰难的时候,在歌舞升平之中,可能没有什么过多的精采可以让人看见。所以当年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就有“黄河之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义勇军进行曲》说“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大批优秀的人物,他们道德的美,他们的智慧,他们人格的魅力,就绽放出来了。
  在中国传统的人格美里面,不外乎有两点需要我们认真去感觉的。中国的思想里面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儒家学说,可以说是把阳刚之道(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阳明正气),释放得淋漓尽致;用孟子的话就是至正、至刚、至大之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是为大丈夫。像这样的精神,表现出了一个人格,这样的人格魅力浸透着儒家学说的仁义忠恕、礼义廉耻等一整套道德规范。另外在道家学说里面讲究阴柔的美。“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用于隐世与和谐心灵于自然之中,又有终极的关怀寓美于其中。人生不外乎是两个字“顺、逆”或者“是、非”。在逆境之中,用孟夫子的话,就是“穷则独善其身”;在顺境之中,用孟夫子的话来说就是“达则兼济天下”。我们怎样把这样一个进退、顺逆、是非的尺度把握好。让我们在人生的百年之中生活得很精神、很有质量、很有内容、很有风采。
  现代人要形成一个人独特的魅力并不容易,因为现代的人目标追求太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选择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我们可以选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在《易经》艮卦里面说:“君子以思不出位”;《大学》里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都指示我们需确定一个一生的目标。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三十而立”是对成年人的要求,青年的时候是可塑的,不能完全要求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终极目标。但是作为孔子而言,他是三十岁才真正确立了他的终生奉行的一种生活目标,也就是他的经世、治世、乃至救世的圣贤情结。如果没有一个崇高的、圣贤的胸怀、情怀,我们很难想象孔子一生的颠沛流离,他可是处于失业状态,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老是找不到上岗的机会,而且还多次受到了为难。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就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都是因为什么呢?“皆情有郁结”啊!
  大家要注意咱们心里面,有的人有压力感,抑郁感不得释放。正是因为我们古代优秀的圣人有这样一种情怀、有这种情结,才使他们在生活之中有了非常崇高,非常伟大的事业呈现。所以当年汉武帝在一份著名的“求贤诏”里面就写到,“盖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那么这样的非常之功,非常之人是怎么成就的呢?
  我在社会上经常讲“身、心、性、命”。身、我们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不健康的身体,那会给我们一生带来不一样的命运;心,一个人的智慧,自身的状态怎么样,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严格来说众生平等,每一个人的智商不会有多大区别的。人最大的差别是性情结构的不同,有的人心胸宽厚,有的人心胸狭隘;有的人处事为公,有的人天天打小算盘;有的人疑心病重,有的人诚信待人;有的人仁义礼智信,有的人不仁不义无信,乃至于无耻。大家想一想,这样的性格结构会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走向?这个是不言而喻的。拿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愿意与仁义礼智信的人打交道,决不愿意跟不仁不义乃至无耻的人打交道。因为与仁义礼智信的人打交道,我们安全、太平;与不仁不义,无信无耻的人打交道,我们就感觉到危险,没有安全感。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应该感受到一个人的性情结构展开后与其生活质量的必然关系。如果我们不明白,不加强自我的修养,对我们的人格进行打造,那么我们要想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那是很艰难的。
  所以这些年来我一再在社会上对朋友们反复强调,要美化我们的道德,要优化我们的智慧,要强化我们的力量,因而把我们铸造成一个具有比较优秀人格的人,但是这个人格从哪里来?怎样来?跟我们今天介绍国学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影响?我想在古代的典籍之中,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例子,也可以给我们非常丰厚的教育。所以我说中国的人格、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乳汁之中吸取营养,而得以成就的。当然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焕然一新的。唐代的贾岛有一句诗,“十年磨一剑,双刃未尝时,今日把与君,谁为平常事。”“十年磨一剑”那是待时而动,当我们处于低沉的时候,处于幼年的时候,用《易经》的话来说,就是“初九,潜龙勿用”。在这样的阶段里面,我们是处于学的阶段,处于养的阶段,不是处于有所作为的阶段,在这样的时代之中。在这样的时间段之中,我们就应该“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在以后我们学修有成时,我们就可以“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作为人格而言,它是很丰富的,借用佛教来说就是因缘而现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在这样的特定人事氛围之中,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展现。有的人在危难的时候,他敢于见义勇为,有的人危难的时候,他可以明哲保身,这个是不同价值观念的趋向。所以作为人格而言,价值观念的趋向是第一位的。
  《尚书》里面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现在的环境好了,不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现在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了,科学技术大步地发展,国家和社会的物质条件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各个方面都有利于我们的学修,但同时也不利于我们的学修。古代的人想得一部书,两汉的时候没有印刷术,在东汉时各地读书人要到洛阳,在“石经”下面去抄写五经。在两汉乃至南北朝时期印刷术没有发明,能够得到一部书,比现在中了十万、一百万大奖还珍贵。那个时候一部书可以使自己受用一生,那可是精耕细作,反复耕耘啊!因为现在的知识面太广了,人的精力有限,在知识的海洋里面,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了?,完全失去了取舍的方向。实际上我们面对林林总总的现象,看见纷繁复杂的环境,我们该怎样取舍?当然,首先应该确立一条,就是基本人格那要确定,不能动摇,这个就是儒家里面所谈到的“仁义礼智信”,和在《孙子兵法》里面谈到为将之道的“智信仁勇严”。
  人格是一个人的气象的表现,这个气象表现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当领导的就得有庙堂气。如果没有庙堂气,那怎样表现他的领导素质呢?那不行。但是仅仅有这个庙堂气还不够,刘禹锡的《陋室铭》里面写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你庙堂气过重,每天劳碌于公务,那的确身心疲惫,所以还应该养一点山林气。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在社会上干事的时候,经常处于当局者迷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要明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楚自己应该超越,从“此山”中超越出来。超越出来,超越现有的因果关系,超越现有的局面,那就需要一种新的智慧,这个就需要有山林气。而山林气恰恰就是道家、佛家所提倡的这么一种出世情怀。这种出世情怀使我们避免在红尘之中,人世、功名富贵这些因缘对我们理性的干扰,对我们道德的干扰。
  所以有山林气那很舒服,我们超然世外,超然于世俗的烦恼,能够让我们清心、安心的精神力量。这样我们的整个感觉,入局、出局的感觉都会焕然一新,与众不同。所以我们感觉不但要具有庙堂气,你为人民服务,要建设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确需要庙堂气;但是你要高明起来,你就需要有山林气。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这些宰相,你看留候张良、邺候李泌,包括我们很推崇的诸葛亮,包括明太祖时的刘伯温,在我们的感觉之中这些人的山林气都是很强的。正是因为他们有不同于庙堂气的山林气,他们才会在历史之中留下他们的精彩。
  当然仅有庙堂气、山林气还不够,还得有英雄气,英雄气它是一种奉献型的,有力量的,能够团结人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可以团结更多的人;同时它还是有开拓性的一个精神。因为庙堂气一般守规矩,趋向于保守;山林气倾向于淡泊,淡泊明志,超然于是非之外。你真正要创造,要去开拓,要去开辟更广阔的思维空间、精神空间,那还得有英雄气才行。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优秀人格,我想应该同时具备庙堂气、英雄气、山林气。有了这三气,那么我们在生活之中那就会更高,更美,更舒服。
  当然价值观念的取舍也不是一朝一夕所成就的,在一个伟大人格背后,一定有美的内容在支撑。就山林气而言,如果我们看中国古代的田园诗,也包括没事的时候背诵背诵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苏东坡的《赤壁赋》之类的,唉呀!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优美。特别是在大都市里面拼搏的人,生活节奏、工作节奏很快的人,大家都希望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这么一种舒适,一种恬淡,一种淡雅,这样使我们疲惫不堪的精神能够得养。所以这个山林气、隐士气,我们还是需要加以料理。
  但是人格是丰富的,有的人是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范仲淹这样的。当然还有屈原,还有杜甫,他们的人格都属于忧国忧民。他们人生的整个轨迹,无不浸透着对国家、对民族,对民众深切关怀。当然还有一类,像苏东坡、辛弃疾,他们表现是壮阔、是壮美、是勃郁,是深沉。我们学文学的人都喜欢读苏东坡、辛弃疾的诗词,他们的诗词歌赋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人格魅力?这个人格魅力不是他们个人的。而表现的是一种忧国忧民,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一种忧虑。
  但是作为人格的魅力,我们怎样来说它呢?在《尚书 洪范》里面,周武王灭了殷纣王,殷纣王一把火,把当时的图书馆、档案馆都烧尽了。周文王想得到尧舜禹汤的前代先王的典籍,治国大略就无从而得。于是就从监狱里把殷纣王的叔叔箕子释放出来。周武王就向他讨教:“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彝伦攸叙” 就是先王之道——洪范“九畴”嘛!当然,箕子就给周武王介绍了洪范“九畴”——九种治国大纲。
  第一,就讲五行,金木水火土。第二,讲“敬用五事”,就是貌、言、视、听、思。这个在《洪范 九畴》里,在《尚书》里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貌,通过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气质——现在我们都注重个人的形象,企业注重企业的形象,个人注重个人的形象,怎么表现个人的形象?言,语言,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与人沟通、信息沟通、情感沟通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我们怎样使用语言?怎样接受别人的信息?要知道外部的信息,那么就还需要眼睛,也需要耳朵。怎样处理这些信息?那么就需要心。所以在《洪范 九畴》里面谈了九个面,在第二个方面,就谈了貌言视听思。“貌作恭、恭作肃;言作从,从作乂;视作明,明作皙;听作聪,聪作谋;思作睿,睿则圣”。从这五个层面把我们的形象、语言、眼睛、耳朵的功能,最后是心的功能,一层层地加以提高。这个可是帝王之术,是帝王的学问。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最高领袖你不在这五个方面进行修养,那么就不会得到全体民众的拥戴。
  从那个时候开始,怎样在人格上,在气象上加以向上,加以提升,这方面的学问就越来越多。所以养气之学,在儒家、道家乃至后来传到中国的佛教都在谈养气之学。孟子里面专门有一篇叫做《养心章》,谈到了作为一个君子、作为一个大人所应该具备的条件。里面养夜气、养朝气,养至正至刚至大之气。《庄子》里面对人的修为,就谈得更加细腻了。我们可以从它的《齐物论》、《大宗师》等很多篇幅中,都可以看到很多很细、很丰富的个人锻炼、修养的方式、方法乃至境界。
  我们在学修上,在我们的身心性命,特别在性上下足了功夫——因为现在人们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命运,都希望自己的命运能够美好幸福、有所作为。但是这种种好是“果”上面的事,是结果。那“因”在什么地方呢?因就是性,身心性命,中国讲心性之学,那么就是谈人格,人格就是性上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这个“性”必须要经过学修和养,才能确立一个人的完美人格。我们拿佛教的例子来举例,大家都知道唐代著名的玄奘法师,在印度留学一、二十年,然后回到中国,他到印度留学时正处于唐朝建国初年,边患不断,国内都处于戒严状态。他给唐太宗打了一个报告要去印度取经,但是唐太宗没有批准,所以他是偷渡去印度的。当时是组织了一个取经团嘛!有几匹马,十几头骆驼,但是还没有走到玉门关,就剩下二三个人,出了玉门关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可以说九死一生。几年前“佛指舍利”到台湾供奉,后来供奉期满,中国佛教协会派代表团去把佛指舍利请回来,当时佛教协会请我给他们写了一个迎请佛指舍利的疏文。用三百字要把佛教、佛指舍利,佛教与中国的关系,两岸关系、都要写到位。我就用骈文的方式写,其中有一句,“驼铃回旋于沙海,僧侣往还于葱岭”——葱岭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想当年中国北边是蒙古草原,西北边是大沙漠、戈壁沙漠,西南边是青藏高原,东边、南边是大海,完全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当然有长江、黄河,珠江等流域,这些在当时世界上最肥美的农产区,而成就了中国这两千年的农业社会,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中国与海外、西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接触,就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因为北方是游牧民族,除了南下掠夺一番,在文化上不会对中华民族有什么贡献。汉唐时期的东南亚,多是处于蛮荒状态,蒙昧状态,也不能形成与中原民族真正的文化交流。当时与中国在距离上比较近的,能够互相沟通的就是印度文明。以前有不少印度的、西域的法师,千辛万苦到中国传播佛法,但是后来也有一大批中国的佛教徒跋涉于戈壁荒原、高山雪岭之间到印度去取经,玄奘法师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位。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所展现出的中国西域和印度的文化,至今仍是历史学、考古学上重要的指导性的文献,但是我们是否看到了在这些伟大的光辉背后玄奘大师的艰险呢?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时候,那个艰险多么可怕,一个人孤身万里游,有一次马也死了,骆驼也没有了,水也被打翻,倒在沙漠里面,玄奘大师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毅力,在绝境里面站了起来,终于找到了水源,我们现在只看到他的光辉,大多忘记了其中的艰险。
  我们通过玄奘大师的经历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人格魅力。另外我再举一位,因为是在禅学社,我多举一点中国佛教人物,乃至禅宗的人物——大家应知道元代的中峰明本这位禅师。在两宋的时期,中国文化非常的繁荣,哪怕是到了南宋,只有半壁江山,那个文化也是非常繁荣的,特别是佛教文化、禅宗文化。那个时候皇上亲封的“五山十刹”制度,在杭州、浙江、福建、江西的几个寺庙成了皇家寺庙,当时的禅师相当于国师的待遇,可以说把禅文化推到了历史最高峰,非常的繁荣。如果我们看《大藏经》里诸宗部中的禅宗部分,百分之九十的材料都是宋代,特别是南宋的。当然不包括《嘉兴藏》,这都是明代以后编的,真正的《大藏经》、《大正藏》里,包括我们的《龙藏》里面,百分之九十的禅师语录都是两宋的,特别是南宋的。
  但是蒙古人灭掉了南宋,整个中原文明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中国的佛教乃至禅宗的威望是一落千丈。寺庙从皇上的供养一下就跌落到民间,乃至于山里。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禅师,就是中峰明本。中峰的老师是高峰,高峰禅师在山里面闭死关十多年不下山,连徒弟上去都要用绳梯才可以上去。中峰禅师跟着他修行,也是名声在外,像赵孟頫也是他的徒弟.。但是他不住寺庙,他成名之后,地方政府来迎请他,诸山丛林也迎请他出山,包括了蒙古的皇帝、太子来礼请他。只要有人来了,他就离开天目山,自己驾一条船在太湖里,在运河里,在长江上下,在大河内外四处飘零,结庵而居,讲经说法,拒绝与富贵打交道,拒绝与名利打交道。他这样的人格,极大地振奋了当时已经非常低落的中华民族的意气,使整个消沉的中华民族得以振奋。我们可以看到元代有关对中峰大师的评论,因为元代在中国只有九十年嘛!中峰大师虽然仅仅活了六十岁,但是他出生在宋代未年,圆寂在元朝的中后期,他在圆寂之前的影响已经到了元朝的皇宫,乃至朝鲜国王,蒙古的驸马都亲自到他那里来拜师求学。
  所以他的威望非常崇高,拒绝功名富贵而振奋了整个民族,而振奋了当时中国整个知识界、知识分子阶层,所以这样的人格力量我们现在来回顾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我们这里刚离开的这一位,我要介绍一下:他是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前年到广东,他要拍六祖慧能大师,但是没有拍成,因为还有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把他打动了。就是一个在广东韶关的农民企业家,叫林月开。他搞了一个中小型的水泥厂,年龄跟我同年,比我略小几个月。他一个小的水泥厂一年的利润也就几百万,但是这几百万,他并没有拿来自己消费,也没有用在扩大生产上面,把每年这几百万的积蓄全部奉献给地方,奉献给自己的乡亲。在他所在的乡里面所有贫下中农,所有老乡,家家修别墅,家家搞绿化,家家搞环境保护、家家搞科学种田,而且这十多年的坚持不懈。自己的老太太一样的下田干活,自己的公子在厂里面不守规矩,一样的被炒鱿鱼。但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那些钱全部反馈于社会,反馈于乡里。就是这么一个老农民,一个农民企业家就把我们中国国际频道的这位编导给感动了,在《走遍中国》栏目里面专门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韶关一个穷乡僻壤的乡里面,为这位林月开先生拍了一个纪录片,在海内外受到了很高的重视,以及国内高层的赞叹,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也是人格的魅力。我们来看这样的魅力源头在什么呢?源头就是一个,他说:“我活一辈子,我不是为我自己谋利益,要胸怀祖国,胸怀民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因为他的家也是深受寺庙的文化的影响,使他有出众的这么一种精神。
  当然人与人不同,有的人因缘半径大,有的因缘半径小;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在三国的时候,在魏国有一个先生叫做李康,写了一篇文章叫《运命论》,当年******就非常喜欢读这篇文章,被梁武帝的昭明太子收在著名的《昭明文选》里,在清代后期又被曾国藩收在《经史百家杂抄》里。文章开篇就说:“治乱,运也;贵贱,时也;穷达,命也”。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就概括了社会乃至个人的一种顺逆成败。我们在运、命、时这个三维空间里面,应该怎样有所作为?想想贫贱之人应当如何?富贵之人又该如何?同学们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该如何?中年、老年又当如何?这都是我们都应该料理的。借《中庸》里的话来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要有一种君子素位的情操。当然说到人格的方面,在中国的学术典籍里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想当年东林党人写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古代书生们都有的情怀,那么作为我们现代的人,现代社会的人,像清华的同学都是我们国家的尖子,都是未来的希望,那么就更应当在人格上加以着力。
  ******有******的人格,******有******的人格,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有他们特殊的人格,并不是说我们小人物就没有人格了。雷锋有雷锋的人格,他一样有人格。用佛教的话说,他们都是菩萨级的人物,非常值得我们崇敬,值得我们学习。孔夫子有孔夫子的人格,颜渊有颜渊的人格。我们怎样面对这些?所以说孔夫子在《论语》里面就表达了对“穷达”的态度:“君子固穷,小人则斯烂矣”,“富贵於我于浮云”这样的情怀。孟子更说“望王者而藐之”,“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这样的一种气度,一种风骨。当然有风骨的人,它的人格也会得以显现。在《庄子》里,“独与天地精神与往来”,这又是一种人格。
  怎样确立我们的这么一种人生因果关系,因缘关系?怎样在我们浩瀚的精神世界里面,理清我们的精神结构,料理我们的精神取向,这是需要我们好好着力的地方。所以说入世要有出世的情怀,以出世的情怀行入世的事业,就需要把入世和出世打成一片。到《易经》里面说的“畅于四肢,而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啊!这样的话,我们感觉就非常不错了。
  当然还有一点,人格同样是需要境界的,境界越高,我们的人格所展现的就更加华美,乃至壮美。如果境界不高,那么我们展现的人格形象也未必很高大。所以我感觉我们还是应该多选一些优秀的古代典籍,加以学、加以修、加以养,学、修、养三者并行不悖,只学不修不行,只学不养也不行。学必归养,要变成自己的精神的、灵魂的组成部分。这样我们所学的东西才能生根,才能够入水入骨,学修养能够打成一片,就对我们的价值观念,乃至我们人格的形成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易经》的大过卦说,“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也表现的是一种人格。《易经》的大过卦很有趣,一个人很厉害,处处都比别人强,都超过别人,称为“大过”。但大过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过失也很大,所以《易经》说它“本末弱”。中间强本末弱,到了这样的份上也很矛盾,一方面他很优秀,什么都比别人强,但是根基不牢,那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独立不惧,遁事无闷”,“独立不惧”,就是敢行,敢于独树一帜地树立情怀,而不要去害怕。另外这样干事未必能够成功,所以要“遁世无闷”,不要把希望寄托太高,太好了。要有“遁事而无闷”的感觉,要有做好别人不了解你,不料理你的思想准备。所以称为“遁事无闷”。在《易经》的困卦里,困,就是受困嘛,很麻烦,困卦里说“君子以致命遂志”,就是拿生命来打赌,作为赌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在穷困之中,在艰难之中,要有这样的意志,要有这样的毅力。
  所以我们如果在生活之中能够有一番这样的经历,有一番这样的积累,我们的人格魅力就会有所成就,会有所释放。今天来这里也很仓促,我就简单的提这么几点,讲这么一些,希望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再沟通交流一下。
国学行者冯学成居士清华大学讲国学(二)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冯老师提。

  问:您认为人格修养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吗?

  答:人格修养,首先一条就是要把“小我”放下,因为作为一种美的人格,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一涉及到利己,总的来说就显得有点丑陋,一说到利人的,总是显得光明。这大概是一条很明确的界限。不知道我这样回答能不能够让你满意?

  问:人格和习惯,或者人格和习性有什么区别?

  答:习性是一般的,人格,我们这儿说的人格肯定是非常的。一般的习惯、习性都是常态的。我想,老是这样提,在说这个的时候,我也做了思考:人格、道德、习惯这三者有什么关联?后来我想道德是常态的,习惯、习性也是常态的,而人格往往是这种常态的东西在一定因缘中非常的释放。所以我刚才在开讲的时候说,人格应该是价值观念和意志、毅力积淀而形成的情怀凝聚和释放。

  问:冯老师我特别想听一下,您介绍一下在您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有启发的一些东西,就是在您青年、或者修学的阶段特别有启发的一些东西。

  答:有启发的首先是感谢我的老师,就是下乡的时候,是19岁,遇见了海灯法师,他的武术名扬天下,禅修也很优秀,我不敢学武术,自己身体很差,而且对武术不感兴趣,我就愿学哲学。最初对佛教禅学感兴趣,还是以前学哲学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时期学习******的《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对哲学感兴趣,于是海灯法师就介绍我到本光法师那儿去,在本光法师那儿去就受到了真正的道德教育和人格的教育。

  那个时候老先生们都非常的清苦,大家都知道从50年代反右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锣鼓是越敲越响。很大一批在旧社会的达官显贵,乃至知识分子到了后来,都成了牛鬼蛇神。他们的学问,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情操应该是非常优秀的,在那个时候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无怨无悔,对新中国的成就仍然是加以赞叹。因为一百年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欺辱,他们也感受到屈辱。不论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面对外患还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共产党使中国站起来了,强大了,他们虽然受到了委屈,但是他们也是觉得这个委屈可以受,国家起来了,民族强大了。

  那个时候我对他们的这种感觉还是很震撼,他们非常有智慧,非常优秀。但是他们在受到这么不公正的待遇时,在这么贫困环境里,靠什么来滋养身心?就是用传统文化来滋养他们的身心,滋养他们的灵魂。就是孔子说的“行富贵、素乎富贵;行贫贱,素乎贫贱”。可以说是神闲气定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心安理得地在困境之中学修,并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文化薪火继续传下去。他们把这个文化的薪火传递,作为他们根本使命,而不在乎生活怎么样,地位怎么样,名誉怎么样,完全不在乎这些,可以说心里面只有一个字:“道”。  问:我想问一下人格是否来自于自我?

  答:这个不全面,因为自我是孤立的,而人格是内外因素撞击所迸发出的火花。

  问:如果一个人把他的自我消融了,那是不是人格就不适合他了?

  答:也不是,一个人的人格应该是内外俱具,在时空之中互容互包的。一个人的自我,你首先得有一个自我的完成,自我完成也有一个内外交流的过程。一个小孩出生下来的一张白纸,他要进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都是内外交流的过程,内外撞击的过程。但其中有一个自我的价值取向。你说的自我呢,我也理解。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把自我的门墙撤掉,可能更好一点。让这个自我无门无户,没有沟壑能限制,这样自我可以弥天盖地,可能更伟大一些。

  问:冯老师我想问一下禅学和西方的神学会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吗?怎样做一个调和?

  答:我对西方没有什么研究,这个我不好回答。不过对禅学,我是这样认为的:“禅是一种清纯的精神”。在以前古代的很多文献里面,有很多大师的解释,说禅是不确定性,禅是一个什么什么的;还有非内非外,非古非今,非有非空,非动非静,这样来说当然都可以。但是禅是一种灵动的,能动的,一种有创造性的、包容万有的精神存在。我借用《道德经》的话来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对西方的神学,那个我的确是没有去接触过,所以就不好回答您的问题。

  问:我再请教一个问题,你对于道德建设怎么看呢?目前我们知道的很多人是提倡公民道德,对于传统道德是有一些非议、非难的。比如认为咱们的国民性是奴性的,但是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了解,你今天讲的人格,咱们中国其实是独立的而且很刚正的一种精神,我想请您能不能我们依据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人格,对当前的一种非难做出一个详细的解释呢?

  答:实际上这个是非常好解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学术界、文化界对这些有这么大的非议。当我们把注意力投放到历史文化阴暗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片黑暗,这个可以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嘛,“打开一部中国的历史就是两个字——吃人”,吃得血淋淋的。但是我们如果把注意力放在中华民族的光明面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光明,从尧舜禹汤到孔夫子,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包括近代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光明的东西。关键是你看光明的时候,我们老是看到光明,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但是我们也不能仅看到光明不看阴暗面,也不能只看阴暗面不看光明面。作为我们所取,我们应该去掉阴暗面,要取的是光明面。这也是我们面对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要面对一个取舍的问题。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肯定要去学盛唐强汉,我们愿意学习汉唐贤明的宰相,绝不会去学习秦桧和贾似道这样的人,我们不会去学蔡京、高俅这样的人;我们愿意学王安石、范仲淹,我们愿意去学寇准这样的,包括唐代的一大批名相、贤相,我们愿意去学他们。

  问:我觉得人格是固定不变的,有的时候一个人一开始看起来很好,就是比如王莽,有人写诗如果当时身便死,一生有谁知,就是人格不是固定的。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人格非常高的,但是他们之间在政见上不合,产生了很多冲突,可能带来一些对中国的政治也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你怎么看?就是人格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孤立的,本身人格的完善是不是应该考虑到更多的因素,就是人格也是会变的,不同人格会产生不同的冲突。

  答:但你所说的不完全是人格,我们这里谈的人格是普遍的东西,根本的东西,你说的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意气相争,这样给他们的人格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现在搞宋史研究的,包括河南的一些老乡,对于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的争吵,觉得很不划算,那个时候你们俩和谐共处该多好啊!那样北宋就强大了,就没有所谓的党争,就没有“靖康之变”,女真人就不会灭辽,乃至灭宋。所以正是朝政中不同意见间无休止地争斗,乃至于互相的批斗,把整个国家大局给毁掉了。所以他们都还是有责任,尽管他们两位都是很优秀的人物。

  问: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在座的各位学生,当他们离开学校面向社会会碰到一些现实问题,这个时候有时候大我和小我会出现一些矛盾,这个时候以大我作为我们的人格主导会不会带动小我的?  

        答:可以的,当然同学们离开学校面向社会的时候,肯定是小我。这个小我也要生存,也要吃饭,对于这一条是无可非议的。面对他们的就业,面对他们的前途,不应该用大我去责难他们。就像一个小树苗本身很脆弱,就应该扶持,让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之中逐渐成为栋梁之才,这个需要过程的。小我和大我严格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大我之所以成为大我,就是要成就一切的小我,才能称之为大我。

  问:我问一下佛教推崇清心寡欲、宁静无为,这会不会磨失掉我们的血性和斗志?

  答:我用诸葛亮的《诫子书》来回答,“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成都武侯祠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苏东坡的文句。“文章与伊训说命相表里”,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出师表》,可以与商代名相伊尹和傅说的《伊训》和《说命》相表里。这可是经邦济国的才干,这种才干从哪里来呢?下联是朱熹的“经济从清心寡欲中得来”。后人就把苏东坡的一句和朱熹的这一句组成了一个对联,挂在成都侯祠诸葛亮的殿前。所以清心寡欲并不是不作为,实际上是给我们的精神减负。我们现在经常说,佛教的禅,禅首先是净虑,就像电脑里面的杀毒一样,把我们思想中的贪嗔痴,种种的欲念、烦恼清除,才能使电脑的系统能够健康运行。如果我们理性里面、欲望过多,心里太热闹,念头过盛就会干扰我们分析、判断的能力。所以说这个清心寡欲对提高我们理性是必须的。因为时间是唯一的,你有时间去想酒色财气,那么你就有没有时间去面对你真正愿意面对的工作。它就要去分散你的精力,耗用你的时间,所以清心寡欲的确是为我们的目标,为我们的责任腾出更多的精神和时间来料理我们该做的事。

  问:您说到人格是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然后有一个坚强的毅力或者意志的凝聚和释放,那么正确价值观圣贤都会讲到,意志、毅力,你认为这个东西怎么锻炼?

  答:你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问题。我们这是禅学社,禅学社还是讲禅,刚才谈了禅有三个含义,一个是“净虑”,另一层是“思维修”。我们的思维系统未必时时优秀,有时经常出点错乱。怎样把我们的思维程序优化、简化,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科学化。科学地使用我们的理智,使用我们的心灵,这个也是禅的一种功能,这就是思维修。但禅还有另外一层功能叫做“定”,我们有定见,我们有信念,这个都可以称之为定。

  定就是注意力,我对定没有过多神秘的说法。佛教有一个四禅八定,那个是寺庙里僧人应该料理的。作为在家的人,我们只要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管制住,不让他出位,这个就好了。所以意志、毅力就是指我们的注意力的不去迷失方向。另外毅力和意志还有表现在取舍上,一定要敢于舍弃,一定要知道没有舍就没有取,当我们意志受到考验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个难题,实际上就是取舍上面的两难。如果你下定决心只取这个,不取那个,你能坚持下去,那么就可以说你这个人有志气,有毅力。如果你在取舍上面摇摆不定,举棋不定,就说明你没有意志,没有毅力。

  问:您好,刚才有同学问到清心寡欲,我觉得这更主要的是道家的一种观念,但是你给出的回答也提到以经解经,或者以道家和儒家来解释禅的问题。我想问的问题是,在宋朝以后,儒、道和禅,尤其是与佛家三教合一之后,禅的地位,禅宗在中国的地位到底怎么样。然后这三家对于咱们人格修养的方略是什么?

  答:首先,在宋朝是中国文化最盛的一个朝代,儒释道三家各就各位,都有自己的阵地,并且都得到了相应的繁荣和发展。在他们相互繁荣发展的过程之中,的确它们之间得到了充分的交流。而且在宋代三家的交流是最充分的,从而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民族性。但是这种融合并不妨碍他们保留各自的特点,佛教称为不共,现在哲学说叫做个性,就是个体性或特殊性,这也是成立的。我认为儒家的个体性,主要的特点表现在社会性,儒家主要着重点在于他的社会性性。道家主要的着力点在自然性,佛教的主要的着力点在精神性。虽然各有个的侧重点,但是儒家也讲自然性,也讲精神性;道家也讲社会性,也讲精神性;佛家也讲社会性,也讲自然性,但是他们突出的重点还是有所区别的。

        问:老师您是云门宗门下,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云门宗吗?

        答:南方日报出版社和北京立品图书公司最近出版我的专著,其中有《云门宗史话》,大概三四十万字,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这次我也送了禅学社一套。云门宗是唐末五代五宗七家中很重要的一家。在北宋期间,云门宗是独盛,气势的盛大远远超过了其它禅宗的宗派。学禅宗史的都知道,了解禅宗史的人都知道,有一个说法叫“临济将军,曹洞士民”,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云门天子啊!云门有王者之气。因为最初在宋仁宗的时候,把一大批云门宗的宗师请到开封府去,请到汴京给皇帝讲经说法,在宫廷讲经说法。所以云门宗在北宋的时候的确是不一样。  北宋的时候,圆悟克勤的老师是五祖法演,有人就请教他,如何是临济下事?五祖法演就回答他说:“五逆闻雷”。老一代的人都知道“雷打张继保”这个故事,不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还知道不知道这个故事?在古代,大逆不道的人雷都要打,不忠不孝不义雷要打他。所以临济的宗风很猛烈,“棒喝”为主嘛!很猛烈、很刚烈,他的宗风就像“五逆闻雷”一样,直取人的性命,要把凡心打死。那个僧人又问如何是云门宗下事?云门宗的情况怎么样?五祖法演禅师就说“红旗闪烁”,红旗闪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声势浩大,阵容庞大,红旗如海,一个很庞大的阵势。那个人又问如何是曹洞下事?五祖法演就说:“传书不到家”,很多人看这些看不懂,什么是传书不道家呢?因为在五祖法演的时代,曹洞宗的传承差点中断,但后来通过一定的因缘,曹洞宗又得到发展了。那僧人又问,如何是沩仰下事?沩仰宗的事,五祖法演禅师回答说:“断碑横古路”,因为那个时候沩仰宗已经绝传了,已经没有传承了,已经成古董了,所以是“断碑横古路”。

  问:冯老师您说美的人格是利他的,但是一个人总是利他的情况下,是有很多矛盾,这种矛盾怎么说?我认为有一定的度。

  答:因为在谈利己和利他的时候,习惯性地把它绝对化了,绝对化是不应该的。以儒家的规矩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是从自己个人的这个立场中心点,从自己和家人逐渐扩大自己的半径,我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合法的,是受宪法保护的。我们并不是随便把这个“我”随便批评,你这个人自私自利的,什么什么的,那个是不行的。我们要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利,精神上的合法权利,生活上的合法权利,工作上的合法权利,政治上的合法权利,这个都是允许的。至于说利己和利他,都是在这个合法性之上,我们不能说利己去违法,奉献也不能违法呀!做奉献的违法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案例呢,我说不清楚。但是利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但是利他会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道理,但是不能僵化,我们也不是要把自己彻底地蒸发了,马上烧成一堆肥料去奉献给大地,也不是,成就小我来来供养大我,布施大我,这两者是不可分的。

  问:冯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您在龙江书院时,提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您能讲解一下这个含义吗?

  答:好,我就《易经》讲,自强不息是乾卦的精神,是乾德;厚德载物是坤卦的精神,是坤德。《易经》乾卦的六爻的中心是九三爻,因为初九是潜龙勿用,那就像是小孩子,你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希望,他是属于被父母和长辈养育的,父母要把这个小孩子呵护起来,是属于潜龙勿用。九二在田利见大人,那个时候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也无所谓作为不作为;关键是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利,无咎”。所以孔夫子在《文言》里就提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在上位而不骄傲,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这是一个动荡的环境,可上可下,地位未定的状态,是一个悬浮状态。可以说吉凶未定,关键的重心在哪里呢?“知至致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成义也”,这个就是自强不息的一个灵魂所在。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就是知识皆因缘,“知至”,一个时代结束了,春天就要来了,你不能春天干冬天的事,不能夏天干秋天的事。我“知至”,我们的目标怎样达到,我们就要达到他,该结束的一定要结束它。该达到的不去达到他,该结束的不去结束它。那就不是一个智者的行为,为什么要“终日乾乾”,就是要使我们每日每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保持对环境一个清晰的头脑。我可以结合《庄子》那句话来说,“庸者用也,用者通也”。要通,不通不行。

  厚德载物,德行上的是坤卦里面的,是静态的。厚德载物,我们的德应该像大地一样,很多人对德有一种误解,真正的德,大道体宽,什么都可以装,我记得雨果说,上帝如果缺少恶的话,上帝也不圆满。佛教里面也是这样说的。如果离开了这个,那就是偏德,道德显得很脆弱。刚才我们有些同学提大我、小我的事,实际也是这个问题。所以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既能容得下善和污的东西,比如大地既长鲜花又长毒草,才有丰富性,才有圆满性。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对善、对恶的承担精神,包容精神。

  自强不息,一个是德行上的,一个在知识上的。要我们永葆朝气,但是并不是空洞的。我们要见机而行,这世界的因缘变化来去,这个叫做知机,才能够参与造化之机的运行,社会之机的运行。所以不仅仅要知至致之,还要知终终之。如果知终不终的话——田里面到了收获的时候就一定要收获,否则你就不能收获。像炒股的人六千点舍不得出手,五千点也舍不得出售,现在三千点跌破了,你才出手,不是太亏了吗?二千点、三千点时不去取,五千点、六千点时你去取,不是犯傻吗?所以该出手的时候就该出手,你才能保持成果。这是举一个不确切的例子。

  问:您好,能作一下海灯法师的电视感想?

  答:我作为学生,那个电视剧给他带来了麻烦,我也表示遗憾。那个(电视)是很不成功的,你们太小了,没有见到真正的海灯法师,我给你讲真正的海灯法师。我去见他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他那时候已经天下闻名了。他在上海附近住一个茅棚,但是上海武术界跟他关系很好,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部都让他去表演,大概也对部队进行一些指导。但是文化大革命他被遣送回家,当然是六六年遣送回家的,我是六九年到他身边。他的生活是与在寺庙里差不多,早上四点起来,该颂经颂经,该劳动就劳动。早上六点钟早餐,早餐全部都是自己干的,包括范应莲跟他在一起没有煮过一顿饭,三餐全是他煮的。

  那个时候吃什么,那个时候他住六个平米,一架“床”他住,另外一架床范应莲住。海灯法师个子一米五,那个床一米八不到,那个上面都是草,因为他是不倒“单”的(坐禅而不倒床),蚊帐是打坐的,只有两尺见方。他晚上睡觉就是打坐,两边谷草这么高,那个蚊帐补丁重补丁,非常地简朴。这个还不足以说明什么,最能说明什么是他吃饭,他也待客,我也经常去赶斋,那就很可怕了。这么一口锅,满满一锅水,一把米,一把包谷面,然后一簸箕红薯。红薯只能洗不能削皮,不管是烂了,还是长虫——长虫是要放走的,就这样煮一锅。煮一锅我们称之为“浪打浪”,因为米也少,苞谷面也少,就是水多。我们这一大碗,那个时候当知青年轻,刚好吃一碗就鼓鼓的。范应莲干劳动活,所以能喝三碗,毕竟是清粥嘛!关键是他每天要供佛,要供幽冥众生,也奇特,他供了之后,今天晚上供的,明天上午就臭了,那个饭馊了。但是他要回锅,他说吃了有功德,所以就把他的馊饭一块儿吃。很多人愿意去看他,然而怕吃。他厉害,脾气也大,一粒饭掉下来都要弄起来吃掉,因为那个时候是很艰苦的,哪怕米里面有谷子壳也不能吐掉的,总之碗里面要全部吃光。包括碗里面的米汁要全部的添净。

  他人非常俭朴,包括洗睑,早上起来就是这么一勺水把毛巾打湿就脸拍一拍完了。洗碗也是一点水洗,洗干净里面,隔壁的还有喂猪,就把洗锅的水喂猪,就那么艰苦。但是他是不吃晚饭的,但是范应莲,还有我们去都要吃晚饭,他就是不吃。他就是中午吃一点,早上吃一点,从早上四点一直忙到晚上。他有时候教一教武术,有时候讲一讲庙里面的故事,他那个时候不愿意讲经,说你们没有那福分,让我找本光法师讲,他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听他讲经。早上四点到晚上十点,自己劈柴、自己煮饭,还给人家看病——他的骨伤科还是不错的,只要有老乡请他看病,他都是毫不拒绝地为老百姓服务。我在他身边五年,天天这样。

  有的时候到成都看看老朋友,到成都公园泡茶只花两分钱,在六十年代嘛。而他只用两三片茶叶,剩下的你拿掉。他喝水也不多,平常就是一口水,很节约,很节约。我们看到他那么大的劳动量,仅吃那么一点点东西,真的不可思议。他武功我们也领教过,罗汉拳等等,那个真功夫,我一个动作也做不出来。经常有人找他学习,一个钟头送走一批,又来一批,总是应酬不断。范应莲有的时候代他教授,若是范应莲上山打柴,那么什么活都是他干了。他虽然不教佛经,但是唐诗要教几句,只是不允许我们学词,他说词蛊惑人心。唐诗读一点干净的可以,千万别读长恨歌等等。他的诗也是做的很好。

  问:有人说海灯法师当时如果营养足够的话,他可以长寿一些。如果他更长寿,对于佛教精神的传播是一件更好的事情,他当时对所有的东西都很真,包括他的生活很习惯,他对什么都很珍惜,为什么对自己身体不珍惜呢?

  答:他是修头陀行的,他就要节约过日子,这个是没有办法。海灯法师的出名被媒体瞎吹捧,不好;被媒体瞎折腾也不好。那个时候拍他的电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季翰祥拍的。在宝光寺,八十岁老头子能够“二指禅”立起来。因为他老了,用一根保险带绑起来,腰腿吊起来,那原无可厚非。你们现在年轻人两个指头能不能立起来,拳王阿里四十多岁就完全不行了,你不可能世界冠军能拿几届。以前的世界冠军到四十岁、五十岁还能拿世界冠军吗?作为一个老和尚八十岁表演二指禅,他那个时候可以做,但是很费力,导演为了安全而用保险带。说他弄虚作假,造神,还不是媒体造神,跟他什么相关?所以对海灯的批评是非理性的,对海灯法师的吹捧也是非理性的,海灯法师就是一个老头陀,他在云居山当方丈的,毕竟在四川大学的前身也是念过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是就是后面的人别那么苛求他。现在的追星也厉害,一追不得了,踩起来也不得了。

  问:再问一个问题,他是如何学习和练功的?

  答:他严格来说,武术真正是从道士学的,中国的武术之道是融通的。海灯法师的武功不是少林学的,是跟黄继光老乡朱智涵老道长学的。尽管是道士,但是他传承是少林派的,一百多岁去世的。开初海灯法师要我去中江看望朱道爷,我在33岁前没有挣过一分钱,真的是一无所有。那个时候要坐公共汽车去,坐火车到江油县可以逃票,到中江去,我没钱,我又不是学武术的,没有那个兴致去,所以朱老道我从来没有见过。

  问:传统文化也好,还是我们人格修养也好,面临一个很大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也有实用理性,另一方面有虚症,就是人生在信仰上有一些虚,所以面临人性的扭曲,怎么修养我们的人格?

  答:不管那么多,自己该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认定自己该走的路,因为价值观念并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我们在学修圣人典籍的时候,有儒家、有道家,还有佛家,你如何取舍是你的问题。这里已经有取舍了,而且这个取舍当我们确定以后,我们就别去经常动它,因为价值观念经常飘移就很难确定了。树挪死人挪活,但是搞学问是与树木一样,不能随便挪动的。前面也谈到了定力的问题,连续性、持久性,我们干具体的事必须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收获,如果经常偏离自己的价值轨道,那么这个价值观念是否是确定的,首先就是一个问号了。

  主持人:谢谢冯老师给我们精采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