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及西方对伊斯兰文化的 ...

（一）伊斯蘭的迅速崛起

        西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後百餘年間，伊斯蘭教的勢力從起初控制地區約為阿拉伯半島三分之一，至征服印度、波斯、埃及、北非、西班牙等地，一躍而為跨越三大洲強盛帝國，發展可謂異常迅速。而除了宗教的吸引力之外，經濟也是一項重要因素，阿拉伯人為游牧民族又行多妻制，人口膨脹的壓力促使他們對外征服以獲取所需的生活物資，適逢當時東羅馬帝國與波斯雙方作戰不休，彼此耗竭國家實力，亦為促成阿拉伯勢力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註2）。

        8世紀阿拉伯帝國建立後，伊斯蘭教勢力陸續征服了原本受拜占庭統治的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以及波斯、北非、西班牙等地，後雖因政治上的分裂，統一的帝國不復存在，但伊斯蘭教已經成為這些地區人民的共同信仰，遂在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造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圈，在8世紀到10世紀間達至鼎盛。

（二）十字軍運動與中世紀的情況

        11世紀塞爾柱土耳其取代阿拉伯人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主宰者後，形成西歐基督徒前往聖地耶路撒冷朝聖的障礙；加以政治上西歐封建君王和諸侯因戰爭不休而有意鼓勵貴族及武士向東發展以取得采邑，且11世紀後期塞爾柱土耳其在小亞細亞對東羅馬帝國形成很大壓力，經濟上又阻擋了東西貨物交流的國際貿易通路，因而引發東羅馬帝國請求西歐基督教力量的奧援，於11世紀末年至13世紀中葉期間對東方伊斯蘭教勢力展開一連串的攻擊行動──「十字軍運動」（the Crusading Movement），可說是所謂「十字架對新月的抗爭」之具體表現，也是伊斯蘭教與西方早期衝突的最顯著例證（註3）。

        繼塞爾柱土耳其而起的鄂圖曼土耳其，於15世紀中葉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正式滅亡，整個地中海東岸自此邁入一個新的歷史時代。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強盛時期從16世紀持續至18世紀，國力鼎盛時曾擁有橫跨歐、亞、非三大洲廣大領土，到一次大戰結束，前後共統治了中東地區四百餘年。

        雖然十字軍東征在西歐歷史上一直被認為具有重大影響，但對於伊斯蘭與西方的文化交流方面，其實並沒有因這段歷時兩百年的接觸而產生進一步的融合，甚至由於東西的緊張對峙，導致基督徒因感受到外來勢力的威脅，進而加深了對伊斯蘭教的恐懼與憎恨（註4）。中世紀期間，基督徒延續了此一傳統，「伊斯蘭教是歐洲的敵人」觀念深入人心，始終認為伊斯蘭教不過是基督教信仰中分歧的異端，否認MSL實際上自有其一套獨特的宗教理念，藉此貶抑打壓他們所不了解的伊斯蘭世界。

（三）19世紀帝國主義的影響

        從18世紀末拿破崙遠征軍來到埃及後，中東地區的歷史發展就深受歐洲列強的利益、野心及行動的影響，隨著鄂圖曼土耳其的漸趨衰弱，龐大的帝國遺產頓時成為西方各國垂涎競奪的目標，19世紀開始，英、法、俄、奧、比、義、德、美紛至沓來，在此展開一連串明爭暗鬥的爭奪，使中東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當時的情況正如一位英國外交官所描述：“土耳其的存在，並非依靠它的生存能力，而是由於列強的同意。因為列強認為，維持鄂圖曼帝國的存在是避免由於瓜分它的遺產而發生糾紛的一種手段。（註5）”

        在西方列強勢力進駐至二次大戰期間，歐洲各國彼此間的敵對可分為三大主要階段。早期第一階段中，英國和法國幾乎掌控了整個中東，起初採取殖民地與保護國的形式實行統治，一次大戰後則改以扶植多個有著新疆界和新名稱的國家，然後再從「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那裡以託管的形式取得管理權，建立仿效本國的政權。

        到了第二個階段1930至1940年代，英法主導的局勢面臨了新的威脅，第一個挑戰者是法西斯當權的義大利，緊接著是納粹德國。由於這兩股新的力量在政治、戰略與意識型態各方面，恰好與英、法，及巴勒斯坦地區逐漸坐大的猶太勢力相敵對，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信念下，故贏得了當時中東國家的認同追隨。

        但這樣的情勢並未持續太久，在第三個階段，也就是二次大戰期間，由於法西斯與納粹政權對阿拉伯人的目標並無具體貢獻，甚至一再因迎合歐洲其他國家而犧牲這些在中東的被保護人，故很快地就被淘汰出局；而後，法國與英國的國力也先後衰弱，無法繼續對中東地區進行有效管理。但與此同時，在遙遠的彼方卻有新的對抗逐漸成形──蘇聯和美國之間的對立，再度左右了日後中東局勢的發展（註6）。

        19世紀所盛行的殖民主義為歐洲人帶來了極不正確的心態，自認比其他民族優越，蠻夷鴃舌的亞、非全賴歐洲的「文明化使命」救贖。此一觀念無可避免地影響了歐洲人對伊斯蘭教的觀點，加上當時英、法強權對國勢日衰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垂涎不已，於是開始挾帶著基督教的傳教工作入侵MSL的土地，帝國主義與基督教聯手在征服的國境內消滅伊斯蘭文化傳統。

        帝國主義統治者對此或許會辯稱，他們讓殖民地民智初開，為當地帶來了進步與繁榮。但不可否認的，他們的統治方式卻始終不脫暴力與歧視，面對殖民地的反抗，往往採取血腥鎮壓的手段，並毫不掩飾對伊斯蘭教的輕視。而即使今日殖民統治已經結束，這樣的觀念仍左右著西方國家對阿拉伯國家的政策（註7）。

（四）以阿衝突的起源與經過

        巴勒斯坦（Palestine）北接黎巴嫩，東鄰敘利亞、約旦，南連西奈半島，西濱地中海，位居中東要衝，為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宗教聖地所在，歷史上自西元7世紀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除於十字軍東征一段期間（1099～1187）為歐洲占領外，皆處於阿拉伯人手中，而在這段期間，阿拉伯王朝與鄂圖曼帝國均對境內的猶太人實施相當寬容的政策。

        近代以阿糾紛的發生實起源於一次大戰前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戰爭期間，居住在歐洲各地之猶太人因戰亂及德國納粹黨的迫害，紛紛響應知名猶太領袖的號召，大量向巴勒斯坦移民，打破了數百年來巴勒斯坦的平靜局勢。而由於移民人數不斷增加，致使當地居民大量失業，引發阿拉伯人的嚴重恐慌，兩民族持續爆發衝突，且猶太人為建立家園不惜高價收購耕地與牧地，相對地亦剝奪了阿拉伯人原有的生活空間及生存權利；加上當時受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巴勒斯坦的英國又於1937年提出巴勒斯坦分治案，導致一連串罷工、表威等反猶、反英暴動陸續展開。在協商不成的情況下，英國唯恐喪失在阿拉伯國家的領導地位，便表明無意促使巴勒斯坦變為猶太國家，並訂立限制猶太人移民及購買土地之規定。此舉雖平息了阿拉伯人的反英情緒，卻激起猶太人的憤怒和1945年巴勒斯坦猶太人大暴亂。

        二次大戰後，英國因國力削弱無法實行有效管轄統治，遂將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1947年聯合國大會做出決議主張巴勒斯坦分治，得到美、蘇兩國的支持，阿拉伯聯盟國家則一致表示反對。1948年英國結束其於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以色列正式宣布立國，第一次以阿戰爭於焉爆發，這場歷時一年半的戰爭由以色列獲勝後，以色列領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占有巴勒斯坦四分之三土地；1956年因蘇伊士運河問題引爆第二次以阿戰爭，結果於美國及聯合國壓力下停火撤退；1967年再度爆發有名的「中東六日戰爭」，即第三次以阿戰爭，以色列乘勝占領整個巴勒斯坦，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國的希望也隨之更為渺茫；1973年埃及趁猶太教贖罪節時機向以色列發動突襲，開啟第四次以阿戰爭，但依舊無法打敗以色列，收復失土。

        這幾次戰爭的結果使得以色列獲得較原先瓜分巴勒斯坦決議案所規定的更大領土，與歐洲世界的連結加深，因此也被阿拉伯人視為歐洲文明侵入回教世界的象徵，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民之間的問題也升高成為全體阿拉伯國家的民族威望、能力和生存問題，雖然阿拉伯諸國彼此目標立場各不相同，卻一致對恢復巴勒斯坦被奪的祖國及消滅以色列的「聖戰」表示認同與支持。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住民自1947年開始逃亡至今，歷年來難民數量持續增加，目前依聯合國登記已高達三百六十萬人之多（尚不包括因不符合聯合國難民資格而未被列入之人民）（註8）。

（五）二次大戰後美國在中東所扮演的角色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開始，美國正式進入中東複雜多變的政治舞台。當時政策重點主要著重於防止蘇聯勢力的擴張，而在以阿戰爭中展現軍事實力的以色列，由於擁有與美國相似的意識型態與生活方式，在政治安全利益上又可彼此合作控制中東地區的穩定，做為軍事行動的據點；加上猶太人在美國境內所累積的政治、經濟實力，使得「西方近乎玩世不恭地決定將這個需要保護的猶太國家，納入對付蘇聯的圍堵政策」（註9），也促使近代美國在道德與現實中難以找到平衡點。例如立即承認以色列建國；將極新式的美製軍備售予以色列；指責以色列吞併領土、四處屯墾，卻從未採取口頭外的制裁行動。

        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說猶太人之所以能夠於巴勒斯坦地區建國、擴張土地，其實是在現今世界強權美國的默許下進行，以、巴衝突的形成，美國自然無法脫離關係。而美蘇和解、冷戰結束後，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國家也隨之晉身為美國在中東的主要對手（註10）。

        無可否認，二次大戰後主導全球局勢、以「世界警察」一角自居的美國，明暗干涉他國政局的行動均屢見不鮮。911攻擊行動之前，由美國所主導對伊斯蘭世界包括蘇丹、阿富汗、伊拉克等國實行的禁運制裁策略，便直接對當地廣大民眾造成悲慘而嚴重的傷害（註11）。因此，經歷此次浩劫之後的美國，在強烈復仇意念的背後，或許也該深切反省自己的國家為何會招來如此大的仇恨，而非一錯再錯，重蹈歷史的覆轍。
西方人對伊斯蘭文化的誤解

        受到西方強勢文明與傳播媒體的影響，伊斯蘭教手拿彎刀的殘暴印象與壓迫女性、保守野蠻的觀念普遍深植人心，然而真實的情況究竟如何，一般人多未曾深入探求了解，只憑藉現今普世所認同之價值觀念與長久形成之成見，便欲草率地為一個實際上並不認識的文明貼上標籤、妄下評斷，藉由此次911事件的發生，或許也提供了我們一個重新審視伊斯蘭文化的契機，讓我們能進一步了解這一文明中所蘊含的傳統思維，及其所形成的歷史背景，不再以偏見與輕視來誤解一個從未深入接觸過的文化。

（一）一夫多妻制的迷思

        在今日西方男女平權的觀念影響下，世人普遍傾向將伊斯蘭教容許一夫多妻的制度解讀為男性沙文主義作祟，甚至自行將其描繪為MSL婦女在多妻制度下過著奴隸般的悲慘生活。然而，若考量《古蘭經》形成當時之背景，會發現一夫多妻制並非是為了讓男性享受更美好的性生活，它其實是一種社會福利法。由於當時部族彼此間的征戰，使得許多陣亡將士遺留下妻子、女兒、姊妹及其他親屬，為了避免新的保護人為了自身私欲而將孤兒的財產納為己有，又基於當時阿拉伯半島男丁不足、未婚女子遭受嚴重剝削的情況，《古蘭經》便採用一夫多妻制以為因應，主要目的是使無父無母的女子得以婚嫁。但是經文強調，男子唯有承諾公平管理眾多妻子的財產，才能迎娶一名以上的妻子；經文同時明文規定，除非孤女自己願意，否則保護人不得將其視為動產強行納娶。

        西方人常批評《古蘭經》對待女性有失公允，例如女性繼承的財產只能是兄弟的一半、女性雖可以在法官面前作證，但效力只有男性的一半等。但我們也應當了解，直至今日全球各地依然在為男女平權而努力，《古蘭經》中的某些律法在20世紀的今天看來或許很不合理，但在當時卻是革命性的創舉，甚至在歐洲的基督教世界，婦女都要到19世紀才能享有類似的權利（註12）。

        另一方面，在人類生育文化中，「為後」婚配生育向來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婚姻觀念，主要目的是為了繁衍後代，滿足傳宗接代的需要。這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是相當常見的，諸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多子多孫多福氣」均是此種觀念的反映。若是將這種「為後」的婚姻觀與MSL一夫多妻制聯繫起來看，或許也可提供我們理解此種習俗之所以流傳的另一角度。 與中國傳宗接代意識不同的在於，此一觀念有時不僅單指本血族後繼有人，甚至推而廣之，為整個MSL社會後繼有人。在這種擴大了的「為後」觀影響下，阿拉伯有與寡婦締結婚姻作為照顧她們生活的習俗。故就某種意義而言，一夫多妻是阿拉伯人生育婚配觀與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也是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安定的一種辦法（註13）。

        因此，若要探討阿拉伯一夫多妻制所蘊含的意涵，除了單方面以西方男女平權思潮的角度批判外，或許也應回歸至當時伊斯蘭世界之歷史背景、社會狀況來審視，甚至身處其中的人們在面對此種婚姻制度的心態與相對應之權利義務，畢竟每一觀念制度之產生均必須有相應的條件背景做配合，而經過歷史的變遷、人們的詮釋與運作，都會使它的內容與意義發生變化。但若只是一味苛責伊斯蘭一夫多妻制對女性不公，而忽略MSL在面對婚姻時謹慎與尊重的態度；與推崇西方一夫一妻制強調男女平等，漠視其離婚率節節攀升與婚外情屢見不鮮的事實，想必都無法客觀地了解一個文化真正的精義與價值所在。

（二）面紗──父權的壓迫？尊重？

        在提及伊斯蘭文化壓迫女性的例證時，蒙面紗向來是不被忽略的一環，但是在《古蘭經》裡，這卻是一條僅適用於先知妻妾的禮儀規範。婦女必須蒙上面紗或是不得與男性同處一室的習俗都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而且要到穆罕默德死後百餘年後才普及於伊斯蘭帝國，似乎是由當時行之有年的波斯與拜占庭帝國所傳入。

        事實上，最初蒙面紗或架設帷幕並非是用來貶抑穆罕默德妻妾的身分，而是一種尊貴的表徵，後來其他婦女嫉妒穆罕默德眾多妻子的權勢，因而主動要求配戴面紗。由於伊斯蘭教傳統十分強調人人平等，先知的妻子獨享尊榮委實不宜，因此許多率先蒙上面紗的MSL婦女認為這是權力與影響力的代表，而非受男性壓迫的標記。

        如今，某些MSL婦女穿著傳統服飾並非是被沙文主義的宗教洗腦，而是在回歸文化的根源中找到了深層的滿足感，並藉此駁斥西方帝國主義式的傲慢態度（註14）。甚至，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年輕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選擇重新戴上面紗，藉以傳遞數種象徵性的訊息：一種與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相對立的真實身分；不贊同對她們而言似乎是墮落和腐化的社會狀況（穿時髦的衣服、性氾濫和與男人約會）；藉著不穿戴引人注目的衣服而免除昂貴的開銷；藉此與追求奢華享受、藐視伊斯蘭傳統價值的婦女做一區隔等等（註15）。

        由此可見，戴面紗的舉動或許並非單純代表著父權社會對婦女的壓迫，其中還蘊藏了種種複雜的意義與內涵，或許對受過高等教育的MSL婦女而言，面紗反倒是某種象徵聖潔的標記，藉著「祖先留下的遺產」重新恢復傳統價值感，進而表達出內心因劇烈變化的周遭世界所產生出的複雜反應。

（三）一手持彎刀、一手拿《古蘭經》的暴力宗教

        7世紀初的阿拉伯半島由於夾處在波斯與拜占庭兩大帝國之間，當時社會上普遍瀰漫著不滿情緒，阿拉伯人覺得無論在宗教或政治上都有不如人之處，除非能成立一統的阿拉伯國家，主掌自己的命運，否則就只能任憑外界蹂躪，甚至淪為強權附庸。但是阿拉伯人建立統一國家的可能性卻似乎是微乎其微，因當地阿拉伯人數百年來一向屬游牧部族，部族與部族間從未停止征戰，多年來已經發展出特定的生活模式。在穆罕默德有生之年，阿拉伯半島都是處於此種險惡的局勢中，游牧部族為了自身的利益與處境，彼此競爭極為激烈，因而在戰爭過程中，往往出現殘酷的屠殺之舉。

        然而我們所不可忽略的是，當時的社會還十分原始，以20世紀的標準來做判斷或許並不適當。且MSL建立起自己全球性的帝國後，亦在伊斯蘭教法中逐漸發展出一套更符合人道精神的道德體系，建立起近似中東文明地區盛行已久、寬容尊重的制度，在共同生活的這片土地上，包容不同的宗教團體和平共處。

        12世紀開始，由於基督徒對自我認同的焦慮，使他們在面臨穆罕默德所創立的輝煌功業時，塑造出各種瘋狂而極端的神話：包括描述穆罕默德是一個魔法師，偽造神蹟迷惑易受騙的阿拉伯人、是一個冷血的騙子；否認穆罕默德在宗教方面的獨到貢獻，斷言伊斯蘭教是從基督教中分裂出去的，是異端中的異端。而十字軍東征期間，甚至將伊斯蘭教烙上「手持彎刀的宗教」這個印記，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的憂慮與病態心理。而這古老的成見一直延續至今，面對伊斯蘭教的威脅從盲目地排擠仇恨，進而改以一種極端傲慢的態度貶抑MSL的信仰，自以為是地認定《古蘭經》並無可取之處，到今日將阿拉伯世界等同於野蠻殘暴等字眼，西方世界這種根深蒂固的敵意與歧視，或許也不得不為某些激進伊斯蘭團體的興起與形成擔負某種程度的責任（一）伊斯蘭的迅速崛起

        西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後百餘年間，伊斯蘭教的勢力從起初控制地區約為阿拉伯半島三分之一，至征服印度、波斯、埃及、北非、西班牙等地，一躍而為跨越三大洲強盛帝國，發展可謂異常迅速。而除了宗教的吸引力之外，經濟也是一項重要因素，阿拉伯人為游牧民族又行多妻制，人口膨脹的壓力促使他們對外征服以獲取所需的生活物資，適逢當時東羅馬帝國與波斯雙方作戰不休，彼此耗竭國家實力，亦為促成阿拉伯勢力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註2）。

        8世紀阿拉伯帝國建立後，伊斯蘭教勢力陸續征服了原本受拜占庭統治的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以及波斯、北非、西班牙等地，後雖因政治上的分裂，統一的帝國不復存在，但伊斯蘭教已經成為這些地區人民的共同信仰，遂在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造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圈，在8世紀到10世紀間達至鼎盛。

（二）十字軍運動與中世紀的情況

        11世紀塞爾柱土耳其取代阿拉伯人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主宰者後，形成西歐基督徒前往聖地耶路撒冷朝聖的障礙；加以政治上西歐封建君王和諸侯因戰爭不休而有意鼓勵貴族及武士向東發展以取得采邑，且11世紀後期塞爾柱土耳其在小亞細亞對東羅馬帝國形成很大壓力，經濟上又阻擋了東西貨物交流的國際貿易通路，因而引發東羅馬帝國請求西歐基督教力量的奧援，於11世紀末年至13世紀中葉期間對東方伊斯蘭教勢力展開一連串的攻擊行動──「十字軍運動」（the Crusading Movement），可說是所謂「十字架對新月的抗爭」之具體表現，也是伊斯蘭教與西方早期衝突的最顯著例證（註3）。

        繼塞爾柱土耳其而起的鄂圖曼土耳其，於15世紀中葉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正式滅亡，整個地中海東岸自此邁入一個新的歷史時代。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強盛時期從16世紀持續至18世紀，國力鼎盛時曾擁有橫跨歐、亞、非三大洲廣大領土，到一次大戰結束，前後共統治了中東地區四百餘年。

        雖然十字軍東征在西歐歷史上一直被認為具有重大影響，但對於伊斯蘭與西方的文化交流方面，其實並沒有因這段歷時兩百年的接觸而產生進一步的融合，甚至由於東西的緊張對峙，導致基督徒因感受到外來勢力的威脅，進而加深了對伊斯蘭教的恐懼與憎恨（註4）。中世紀期間，基督徒延續了此一傳統，「伊斯蘭教是歐洲的敵人」觀念深入人心，始終認為伊斯蘭教不過是基督教信仰中分歧的異端，否認MSL實際上自有其一套獨特的宗教理念，藉此貶抑打壓他們所不了解的伊斯蘭世界。

（三）19世紀帝國主義的影響

        從18世紀末拿破崙遠征軍來到埃及後，中東地區的歷史發展就深受歐洲列強的利益、野心及行動的影響，隨著鄂圖曼土耳其的漸趨衰弱，龐大的帝國遺產頓時成為西方各國垂涎競奪的目標，19世紀開始，英、法、俄、奧、比、義、德、美紛至沓來，在此展開一連串明爭暗鬥的爭奪，使中東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當時的情況正如一位英國外交官所描述：“土耳其的存在，並非依靠它的生存能力，而是由於列強的同意。因為列強認為，維持鄂圖曼帝國的存在是避免由於瓜分它的遺產而發生糾紛的一種手段。（註5）”

        在西方列強勢力進駐至二次大戰期間，歐洲各國彼此間的敵對可分為三大主要階段。早期第一階段中，英國和法國幾乎掌控了整個中東，起初採取殖民地與保護國的形式實行統治，一次大戰後則改以扶植多個有著新疆界和新名稱的國家，然後再從「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那裡以託管的形式取得管理權，建立仿效本國的政權。

        到了第二個階段1930至1940年代，英法主導的局勢面臨了新的威脅，第一個挑戰者是法西斯當權的義大利，緊接著是納粹德國。由於這兩股新的力量在政治、戰略與意識型態各方面，恰好與英、法，及巴勒斯坦地區逐漸坐大的猶太勢力相敵對，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信念下，故贏得了當時中東國家的認同追隨。

        但這樣的情勢並未持續太久，在第三個階段，也就是二次大戰期間，由於法西斯與納粹政權對阿拉伯人的目標並無具體貢獻，甚至一再因迎合歐洲其他國家而犧牲這些在中東的被保護人，故很快地就被淘汰出局；而後，法國與英國的國力也先後衰弱，無法繼續對中東地區進行有效管理。但與此同時，在遙遠的彼方卻有新的對抗逐漸成形──蘇聯和美國之間的對立，再度左右了日後中東局勢的發展（註6）。

        19世紀所盛行的殖民主義為歐洲人帶來了極不正確的心態，自認比其他民族優越，蠻夷鴃舌的亞、非全賴歐洲的「文明化使命」救贖。此一觀念無可避免地影響了歐洲人對伊斯蘭教的觀點，加上當時英、法強權對國勢日衰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垂涎不已，於是開始挾帶著基督教的傳教工作入侵MSL的土地，帝國主義與基督教聯手在征服的國境內消滅伊斯蘭文化傳統。

        帝國主義統治者對此或許會辯稱，他們讓殖民地民智初開，為當地帶來了進步與繁榮。但不可否認的，他們的統治方式卻始終不脫暴力與歧視，面對殖民地的反抗，往往採取血腥鎮壓的手段，並毫不掩飾對伊斯蘭教的輕視。而即使今日殖民統治已經結束，這樣的觀念仍左右著西方國家對阿拉伯國家的政策（註7）。

（四）以阿衝突的起源與經過

        巴勒斯坦（Palestine）北接黎巴嫩，東鄰敘利亞、約旦，南連西奈半島，西濱地中海，位居中東要衝，為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宗教聖地所在，歷史上自西元7世紀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除於十字軍東征一段期間（1099～1187）為歐洲占領外，皆處於阿拉伯人手中，而在這段期間，阿拉伯王朝與鄂圖曼帝國均對境內的猶太人實施相當寬容的政策。

        近代以阿糾紛的發生實起源於一次大戰前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戰爭期間，居住在歐洲各地之猶太人因戰亂及德國納粹黨的迫害，紛紛響應知名猶太領袖的號召，大量向巴勒斯坦移民，打破了數百年來巴勒斯坦的平靜局勢。而由於移民人數不斷增加，致使當地居民大量失業，引發阿拉伯人的嚴重恐慌，兩民族持續爆發衝突，且猶太人為建立家園不惜高價收購耕地與牧地，相對地亦剝奪了阿拉伯人原有的生活空間及生存權利；加上當時受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巴勒斯坦的英國又於1937年提出巴勒斯坦分治案，導致一連串罷工、表威等反猶、反英暴動陸續展開。在協商不成的情況下，英國唯恐喪失在阿拉伯國家的領導地位，便表明無意促使巴勒斯坦變為猶太國家，並訂立限制猶太人移民及購買土地之規定。此舉雖平息了阿拉伯人的反英情緒，卻激起猶太人的憤怒和1945年巴勒斯坦猶太人大暴亂。

        二次大戰後，英國因國力削弱無法實行有效管轄統治，遂將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1947年聯合國大會做出決議主張巴勒斯坦分治，得到美、蘇兩國的支持，阿拉伯聯盟國家則一致表示反對。1948年英國結束其於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以色列正式宣布立國，第一次以阿戰爭於焉爆發，這場歷時一年半的戰爭由以色列獲勝後，以色列領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占有巴勒斯坦四分之三土地；1956年因蘇伊士運河問題引爆第二次以阿戰爭，結果於美國及聯合國壓力下停火撤退；1967年再度爆發有名的「中東六日戰爭」，即第三次以阿戰爭，以色列乘勝占領整個巴勒斯坦，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國的希望也隨之更為渺茫；1973年埃及趁猶太教贖罪節時機向以色列發動突襲，開啟第四次以阿戰爭，但依舊無法打敗以色列，收復失土。

        這幾次戰爭的結果使得以色列獲得較原先瓜分巴勒斯坦決議案所規定的更大領土，與歐洲世界的連結加深，因此也被阿拉伯人視為歐洲文明侵入回教世界的象徵，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民之間的問題也升高成為全體阿拉伯國家的民族威望、能力和生存問題，雖然阿拉伯諸國彼此目標立場各不相同，卻一致對恢復巴勒斯坦被奪的祖國及消滅以色列的「聖戰」表示認同與支持。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住民自1947年開始逃亡至今，歷年來難民數量持續增加，目前依聯合國登記已高達三百六十萬人之多（尚不包括因不符合聯合國難民資格而未被列入之人民）（註8）。

（五）二次大戰後美國在中東所扮演的角色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開始，美國正式進入中東複雜多變的政治舞台。當時政策重點主要著重於防止蘇聯勢力的擴張，而在以阿戰爭中展現軍事實力的以色列，由於擁有與美國相似的意識型態與生活方式，在政治安全利益上又可彼此合作控制中東地區的穩定，做為軍事行動的據點；加上猶太人在美國境內所累積的政治、經濟實力，使得「西方近乎玩世不恭地決定將這個需要保護的猶太國家，納入對付蘇聯的圍堵政策」（註9），也促使近代美國在道德與現實中難以找到平衡點。例如立即承認以色列建國；將極新式的美製軍備售予以色列；指責以色列吞併領土、四處屯墾，卻從未採取口頭外的制裁行動。

        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說猶太人之所以能夠於巴勒斯坦地區建國、擴張土地，其實是在現今世界強權美國的默許下進行，以、巴衝突的形成，美國自然無法脫離關係。而美蘇和解、冷戰結束後，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國家也隨之晉身為美國在中東的主要對手（註10）。

        無可否認，二次大戰後主導全球局勢、以「世界警察」一角自居的美國，明暗干涉他國政局的行動均屢見不鮮。911攻擊行動之前，由美國所主導對伊斯蘭世界包括蘇丹、阿富汗、伊拉克等國實行的禁運制裁策略，便直接對當地廣大民眾造成悲慘而嚴重的傷害（註11）。因此，經歷此次浩劫之後的美國，在強烈復仇意念的背後，或許也該深切反省自己的國家為何會招來如此大的仇恨，而非一錯再錯，重蹈歷史的覆轍。
西方人對伊斯蘭文化的誤解

        受到西方強勢文明與傳播媒體的影響，伊斯蘭教手拿彎刀的殘暴印象與壓迫女性、保守野蠻的觀念普遍深植人心，然而真實的情況究竟如何，一般人多未曾深入探求了解，只憑藉現今普世所認同之價值觀念與長久形成之成見，便欲草率地為一個實際上並不認識的文明貼上標籤、妄下評斷，藉由此次911事件的發生，或許也提供了我們一個重新審視伊斯蘭文化的契機，讓我們能進一步了解這一文明中所蘊含的傳統思維，及其所形成的歷史背景，不再以偏見與輕視來誤解一個從未深入接觸過的文化。

（一）一夫多妻制的迷思

        在今日西方男女平權的觀念影響下，世人普遍傾向將伊斯蘭教容許一夫多妻的制度解讀為男性沙文主義作祟，甚至自行將其描繪為MSL婦女在多妻制度下過著奴隸般的悲慘生活。然而，若考量《古蘭經》形成當時之背景，會發現一夫多妻制並非是為了讓男性享受更美好的性生活，它其實是一種社會福利法。由於當時部族彼此間的征戰，使得許多陣亡將士遺留下妻子、女兒、姊妹及其他親屬，為了避免新的保護人為了自身私欲而將孤兒的財產納為己有，又基於當時阿拉伯半島男丁不足、未婚女子遭受嚴重剝削的情況，《古蘭經》便採用一夫多妻制以為因應，主要目的是使無父無母的女子得以婚嫁。但是經文強調，男子唯有承諾公平管理眾多妻子的財產，才能迎娶一名以上的妻子；經文同時明文規定，除非孤女自己願意，否則保護人不得將其視為動產強行納娶。

        西方人常批評《古蘭經》對待女性有失公允，例如女性繼承的財產只能是兄弟的一半、女性雖可以在法官面前作證，但效力只有男性的一半等。但我們也應當了解，直至今日全球各地依然在為男女平權而努力，《古蘭經》中的某些律法在20世紀的今天看來或許很不合理，但在當時卻是革命性的創舉，甚至在歐洲的基督教世界，婦女都要到19世紀才能享有類似的權利（註12）。

        另一方面，在人類生育文化中，「為後」婚配生育向來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婚姻觀念，主要目的是為了繁衍後代，滿足傳宗接代的需要。這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是相當常見的，諸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多子多孫多福氣」均是此種觀念的反映。若是將這種「為後」的婚姻觀與MSL一夫多妻制聯繫起來看，或許也可提供我們理解此種習俗之所以流傳的另一角度。 與中國傳宗接代意識不同的在於，此一觀念有時不僅單指本血族後繼有人，甚至推而廣之，為整個MSL社會後繼有人。在這種擴大了的「為後」觀影響下，阿拉伯有與寡婦締結婚姻作為照顧她們生活的習俗。故就某種意義而言，一夫多妻是阿拉伯人生育婚配觀與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也是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安定的一種辦法（註13）。

        因此，若要探討阿拉伯一夫多妻制所蘊含的意涵，除了單方面以西方男女平權思潮的角度批判外，或許也應回歸至當時伊斯蘭世界之歷史背景、社會狀況來審視，甚至身處其中的人們在面對此種婚姻制度的心態與相對應之權利義務，畢竟每一觀念制度之產生均必須有相應的條件背景做配合，而經過歷史的變遷、人們的詮釋與運作，都會使它的內容與意義發生變化。但若只是一味苛責伊斯蘭一夫多妻制對女性不公，而忽略MSL在面對婚姻時謹慎與尊重的態度；與推崇西方一夫一妻制強調男女平等，漠視其離婚率節節攀升與婚外情屢見不鮮的事實，想必都無法客觀地了解一個文化真正的精義與價值所在。

（二）面紗──父權的壓迫？尊重？

        在提及伊斯蘭文化壓迫女性的例證時，蒙面紗向來是不被忽略的一環，但是在《古蘭經》裡，這卻是一條僅適用於先知妻妾的禮儀規範。婦女必須蒙上面紗或是不得與男性同處一室的習俗都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而且要到穆罕默德死後百餘年後才普及於伊斯蘭帝國，似乎是由當時行之有年的波斯與拜占庭帝國所傳入。

        事實上，最初蒙面紗或架設帷幕並非是用來貶抑穆罕默德妻妾的身分，而是一種尊貴的表徵，後來其他婦女嫉妒穆罕默德眾多妻子的權勢，因而主動要求配戴面紗。由於伊斯蘭教傳統十分強調人人平等，先知的妻子獨享尊榮委實不宜，因此許多率先蒙上面紗的MSL婦女認為這是權力與影響力的代表，而非受男性壓迫的標記。

        如今，某些MSL婦女穿著傳統服飾並非是被沙文主義的宗教洗腦，而是在回歸文化的根源中找到了深層的滿足感，並藉此駁斥西方帝國主義式的傲慢態度（註14）。甚至，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年輕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選擇重新戴上面紗，藉以傳遞數種象徵性的訊息：一種與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相對立的真實身分；不贊同對她們而言似乎是墮落和腐化的社會狀況（穿時髦的衣服、性氾濫和與男人約會）；藉著不穿戴引人注目的衣服而免除昂貴的開銷；藉此與追求奢華享受、藐視伊斯蘭傳統價值的婦女做一區隔等等（註15）。

        由此可見，戴面紗的舉動或許並非單純代表著父權社會對婦女的壓迫，其中還蘊藏了種種複雜的意義與內涵，或許對受過高等教育的MSL婦女而言，面紗反倒是某種象徵聖潔的標記，藉著「祖先留下的遺產」重新恢復傳統價值感，進而表達出內心因劇烈變化的周遭世界所產生出的複雜反應。

（三）一手持彎刀、一手拿《古蘭經》的暴力宗教

        7世紀初的阿拉伯半島由於夾處在波斯與拜占庭兩大帝國之間，當時社會上普遍瀰漫著不滿情緒，阿拉伯人覺得無論在宗教或政治上都有不如人之處，除非能成立一統的阿拉伯國家，主掌自己的命運，否則就只能任憑外界蹂躪，甚至淪為強權附庸。但是阿拉伯人建立統一國家的可能性卻似乎是微乎其微，因當地阿拉伯人數百年來一向屬游牧部族，部族與部族間從未停止征戰，多年來已經發展出特定的生活模式。在穆罕默德有生之年，阿拉伯半島都是處於此種險惡的局勢中，游牧部族為了自身的利益與處境，彼此競爭極為激烈，因而在戰爭過程中，往往出現殘酷的屠殺之舉。

        然而我們所不可忽略的是，當時的社會還十分原始，以20世紀的標準來做判斷或許並不適當。且MSL建立起自己全球性的帝國後，亦在伊斯蘭教法中逐漸發展出一套更符合人道精神的道德體系，建立起近似中東文明地區盛行已久、寬容尊重的制度，在共同生活的這片土地上，包容不同的宗教團體和平共處。

        12世紀開始，由於基督徒對自我認同的焦慮，使他們在面臨穆罕默德所創立的輝煌功業時，塑造出各種瘋狂而極端的神話：包括描述穆罕默德是一個魔法師，偽造神蹟迷惑易受騙的阿拉伯人、是一個冷血的騙子；否認穆罕默德在宗教方面的獨到貢獻，斷言伊斯蘭教是從基督教中分裂出去的，是異端中的異端。而十字軍東征期間，甚至將伊斯蘭教烙上「手持彎刀的宗教」這個印記，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的憂慮與病態心理。而這古老的成見一直延續至今，面對伊斯蘭教的威脅從盲目地排擠仇恨，進而改以一種極端傲慢的態度貶抑MSL的信仰，自以為是地認定《古蘭經》並無可取之處，到今日將阿拉伯世界等同於野蠻殘暴等字眼，西方世界這種根深蒂固的敵意與歧視，或許也不得不為某些激進伊斯蘭團體的興起與形成擔負某種程度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