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人民1939-1940年的卫国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芬兰及其北欧邻邦立即单独地和共同地宣布中立。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在芬兰并没有引起震动（当时其秘密议定书还没有公布于世）。相反，许多人士对于这个条约表示满意，认为既然可能威胁芬兰安全的两个大国现在已经携起手来，这样波罗的海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和平就比较稳固了。而且认1932年起两国都受到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束，这个条约的有效期到1945年为止。“和平共处”似乎已成了现实。这种感觉由于8月30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的保证而得到了加强。他对其在莫斯科的芬兰同行说苏德条约一点也没有涉及芬兰。
　　
　　 但是，苏联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行动，以及10月5日以后直接涉及芬兰的那些事态发展，使这些乐观看法烟消云散，并在芬兰全国敲响了警惕来自苏联的危险的警钟。当波罗的海国家在苏联压力下被迫接受其强行要求的军事方面的安排和让步时，这些国家就成为说明莫斯科意图的不祥征兆。苏联于9与25日与爱沙尼亚开始谈判，后来分别与三国签订了把它们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的条约（9月28日与爱沙尼亚，10月5日与拉脱维亚，10月11日与立陶宛；9月28日苏联与德国签订的一个协定中，德国已经以750万金马克的价格将吞并立陶宛的权利卖给了苏联）。在每个国家，俄国人都取得了在战争期间占领某些港口和军事设施、并在有关地区驻军的权利。虽然这些让步只限于“战争时期”，但这一点对三个国家也没有什么安慰。它们对它们的共产党邻邦是有了解的，对于克里姆林宫里的现实主义者来说，条约是没有什么神圣意义可言的。因此，对于条约中写下的保证，说什么“本条约的实施......无论如何决不得......侵犯缔约国的主权......或者侵犯它们的经济或政制度”，这三国也不能按照字面意义加以信赖或依靠。
　　
　　 看到芬兰湾以南这些事态的发展，芬兰人不难理解把三个共和国置于苏联主宰之下的事变的含义。显然，不管俄国人如何表白或辩解或提供诺言，允许苏维埃军队的进驻不仅使这些国家面临占领的威胁，而且实际上就意味着被占领。当芬兰人转过来对付苏联针对他们而采取的行动时，这种看法是有决定性意义的。10月5日，芬兰接到“邀请”，到莫斯科商讨某些未经指明的“具体政治问题”，这个“邀请”限期两天内作出答复，实际上是一道命令。
　　
　　 10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斯大林亲自提出苏联的主要要求，概括如下:芬兰要(1)同意签署一项“互助”条约；（2）把芬兰西南部的汉科半岛及其周围地带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 为期30年；(3)割让芬兰湾内某些岛屿；(4)为了“增强列宁格勒的安全”同意调整卡累利阿地峡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5)同意拆除卡累利阿地峡的防御工事；(6)为了改正据俄国人说是以前被“粗率地和不自然地”划定的边界线，割让濒临北冰洋的贝柴摩地区的一部分。作为这些割让的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愿意将沿着苏联边界的卡累利阿前沿地带割让给芬兰。苏联让出的领土的面积（8659．8平方公里，或两倍于苏联要求的领土）曾被大肆宣扬，其含义是苏联为了交换领土做出了慷慨的补偿，拒绝这一“慷慨的”要求就是违反道义。
　　
　　 芬兰的大多数领导人始终认为，从芬兰国家安全和严守中立的需要考虑，不能不拒绝苏联的要求。但曼纳海姆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事态的急剧发展并不感到震惊，一方面提议政府开始组建先头狙击部队派往卡累利阿地区，另一方面则在政军高层领导会议上提出对苏联的条件作些修改后加以接受。但是当时的外长埃尔科和国防部长纽卡宁坚决不同意。卡延德总理问曼纳海姆，战争打起来后芬兰能坚持多久，曼纳海姆回答说我们防务力量不足，不能冒战争的风险。他认为芬兰至少还需要一年才能做好战争的准备。然而次要的让步方案还是提出来了，芬兰人同意将最靠近列宁格勒的边界地区北移约12公里，并将芬兰湾上几个岛屿割让给芬兰。他们还准备给1932年互不侵犯条约加上一条补充条款，即缔约国不能以任何方式援助侵略者。苏联认为这些让步不够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加以拒绝。11月13日，芬兰代表离开莫斯科，临行前曾向莫洛托夫递交一份书面声明，希望以后的会谈能取得圆满的成果。
　　
　　 不论是代表团还是国内大多数人，对于1932年互不侵犯条约的保障力还是深信不疑，幻想芬兰人民依然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他们忘记丁大国政治外交史中的这样一个常见现象：1914年8月4日，在德国国会大厦，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曾当场宣布，为了德国的需要，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和列强付其永久中立地位的保证“不过是一张废纸”。只有曼纳海姆对此有所警醒，他认为政府的政策是不负责任的，苏芬谈判破裂后埃尔科和唐纳求降低防务戒备的要求使老元帅勃然大怒，立即提出了辞呈。他在辞呈中批评政府执行外交政策不力，并且忽视了防务戒备。对于曼纳海姆的这次辞呈，连卡里奥总统也准备换掉这个“老而易怒的”元帅了。他决定让厄斯特曼中将来接替曼纳海姆的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甚至连交接的时间都已确定。然而战争的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1939年11月26日下午，莫斯科宣称，当天15点45分（赫尔辛基时间14点45分），芬兰的炮兵轰击了位于卡累利阿地峡苏联一侧境内800米的迈尼拉村庄（Mainila），一共发射了7发炮弹。在给芬兰公使的照会中，莫洛托夫要求芬兰军队立即从边界后撤20到50公里。芬兰否认芬兰的大炮曾轰击过迈尼拉，并声明当被指责的攻击发生时，只有苏联大炮的活动得到证实。芬兰要求援引互不侵犯条约的内容，把这起事件交给一个仲裁委员会去调查解决，同时为了驳斥苏联政府指责芬兰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并威胁列宁格勒的说法，芬兰政府准备把卡累利阿地峡最南端的防御部队撤离列宁格勒一定的距离，使这些部队再也不能被指控为“威胁”这个城市的安全。
　　
　　 芬兰的建议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在通知尚未送到苏联外交部前，芬兰驻苏公使接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份照会。在照会中可以看到希特勒四个月前所施展的那些伎俩，当时希特勒为了替入侵波兰找借口，曾宣布波兰军队入侵了德国边境城市格利维策。日本关东军也曾于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的柳条沟对中国如法炮制这种谎言。苏方宣称在迈尼拉炮击中“有4人死亡、7人重伤”，但芬兰边境部队派调查人员去迈尼拉勘察现场时，却只见苏联调查人员围着几个弹坑转来转去，没有被领去看任何尸体或伤员（令人费解的是，苏联人并没有像9.18事变中的关东军或者1939年的德国人那样变出几具尸体来作为有力的指控证据。大概苏联方面以为不久之后就能吞并芬兰，到时就不会有人再来追究到底是谁开的炮了，所以不值得这样费力）。
　　
　　 事实上，俄罗斯历史学家基林（Yuri Kilin）曾在2003年著文指出，迈尼拉的“炮弹坑”是苏联边防部队自己制造的，1939年7月，苏军就曾在同一村在演练过这一“越境炮击”事件。从20年代起，苏联就在准备发动对芬兰的战争，并制订了冬季入侵和夏季入侵两套计划，夏季入侵包括夺取芬兰和瑞典之间的阿兰群岛。只是由于当时与德国的谈判还没有结果，后来又忙于解决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问题，所以苏军才没有在1939年夏季炮击迈尼拉、发动侵芬战争。至于炮击和轰炸本国领土，在苏联来说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前有1921年对喀琅施塔得要塞的炮轰，后有二战末期苏联轰炸机对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城市（包含平民目标）进行的轰炸。
　　
　　 苏联提出指控后，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居间调解的努力被芬兰接受了，却遭到了苏联的拒绝。11月28日，莫洛托夫进一步发出照会，宣布苏芬互不侵犯条约已经作废。11月29日，苏联未等芬兰答复照会，就断绝了与芬兰的外交关系。11月30日早晨6点，苏联红军从陆、海、空三面全线进攻芬兰，其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无可争辩地表明，在决定入侵前，已经做了长达许多个月的准备工作。在高纬度地区一年当中最黑暗的时刻，芬兰和苏联之间的冬战打响了。
　　
　　 苏联的入侵使芬兰人只有两种选择，战斗或是投降。芬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战斗。尽管芬兰的军事设施和潜力都是微薄的，但这个国家却有一个无形而重要的、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力量源泉。芬兰人民知道苏联没有受到丝毫挑衅或提出任何合法理由而发动入侵，这就使芬兰获得了巨大的道义力量。芬兰人是赤裸裸侵略的受害者，这个明显的事实使芬兰人在道义和心理上占了巨大的优势。为了对付苏联的入侵，政府和人民都把全部力量集中到转入战时体制上来。苏联入侵时，芬兰全国“没有任何重大的震惊、愤怒或恐惧的表现，没有任何巨大的感情冲动场面，也没有戏剧性的爱国姿态......每个人都在故意缩小自己的作用，以产生一种举国戒慎的形象”。苏联的入侵立即使芬兰全国达到空前未有的团结，并极大地加强了全国抵抗侵略者的决心。这些因素对于支持芬兰人坚决不让自己国家受苏联控制的努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战争爆发后，曼纳海姆立即收回了辞呈，卡里奥总统将三军最高统帅的指挥权交给了他。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苏联出动飞机对赫尔辛基狂轰滥炸，同时在卡累利阿地峡发动了猛攻。当天，曼纳海姆发布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号召芬兰战士保家卫国，“为我们的信仰而战斗”。第三天，他就离开赫尔辛基，前往战时司令部所在地，位于芬东部萨沃省、靠近卡累利阿前线的米凯利（Mikkeli）。芬兰独立战争后期，曼纳海姆曾在这里指挥过东路军攻打维堡的战役，他抵达米凯利后，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我又坐到了21年前同一个司令部的屋子里了。”这个东部小城自此成了芬兰的军事、政治决策中心，在整个冬季战争期间，曼纳海姆没有离开过司令部一步。
　　
　　 在曼纳海姆的要求下，芬兰政府进行了改组。尽管卡延德内阁在战争爆发后仍得到信任，议会也认为卡延德政府对苏联强加给芬兰的战争不应负任何责任，但这届政府还是有可能被苏联认为是重开谈判的障碍，所以在12月l日任命了一个新政府，其总理是曾任芬兰银行总裁多年的赖提（Risto Ryti），14个阁员中包括4名农民党人、4名社会民主党人、两个保守党人和两个瑞典人民党人。老资格的工人领袖唐纳（卡廷德政府的财长）担任外长。赖提内阁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通过瑞典向苏联试探停战的可能。12月4日，莫洛托夫拒绝了瑞典的调停协议，并声称苏联“并没有与芬兰政府作战”，因为它已经承认了在特里约基（Terijoki）成立的所谓“芬兰民主政府”。
　　
　　 特里约基村离俄国边界约数公里，战争一开始芬军就主动放弃了这里，该村成为苏军“解放”的第一批村庄之一。莫斯科运来一批芬兰共产党员，在这里组建了“芬兰民主政府”的草台班子，主角是苏联人像变戏法一样从其共产国际魔术口袋里掏出来的老牌芬共领导人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OttoWiliamovich Kuusinen，注意其俄式名字）。库西宁“政府”随后宣称苏联红军是在他的“政府”的“请求”下入侵芬兰的，以此为苏朕的入侵提供正当理由：“只要人民政府要求它撤离芬兰......它就会立即撤走”。这个莫斯科版的吉斯林竟然还面不改色地对芬兰人民宣称“只有在原则上反对使用武力夺取土地和奴役别国人民的苏联，才能同意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护芬兰的独立，而不是用它进攻芬兰或奴役芬兰人民”。
　　
　　 12月2日，特里约基傀儡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一项条约，它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虚构说法，“由于芬兰人民的英勇斗争和红军的努力，前芬兰金融寡头政府为了帝国主义强国的利益而在苏联边界上造成战争瘟疫的真正祸根已被消灭，并提出了一项新的“互助条约”。该条约只是1938年苏联提案的翻版，不同之处在于让给“芬兰民主共和国”的卡累利阿领土增至“七万平方公里”。这项条约的公布让芬兰人看得很清楚，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和国，代之以独立性值得怀疑的共产党政权
　　
　　 像1920年苏波战争中苏俄曾满怀希望地以为波兰的工人会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并加入俄国一样，根据其“阶级斗争”教条，这一次苏联领导人又是满怀希望地以为特里约基傀儡政府的成立和12月2日“苏芬条约”的签订会得到普通芬兰人、尤其是工人和“无产阶级”的欢迎，把他们争取到“解放者”这一边来，但工人们的反应正好相反。芬兰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联合会发布声明，说“芬兰工人阶级渴望和平，但如果入侵者不尊重我们要求和平的愿望，芬兰的工人阶级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为了抵抗侵略、保卫民主、和平和继续作为我们自己国家主人的权利，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苏芬战争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西方国家普遍给予芬兰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芬兰军队在苏联红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保持了顽强的作战能力，获得了西方国家人民极大的同情和钦佩。丘吉尔于1940年1月20日说道“孤军奋战的芬兰，在死亡威胁下的出类拔萃的、崇高的芬兰，显示了自由的人所能做到的事情。芬兰对人类作出的贡献是伟大......如果自由之光在斯堪的纳维亚北方最终被熄灭的话.....那很可能预告黑暗时代的重新降临。”
　　
　　 芬兰政府开始时寄希望于瑞典出兵援助，但瑞典害怕卷入战争、影响自己的永久中立地位，连对两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阿兰群岛也不敢予以军事保护，只是允许8000多名瑞典公民前往芬兰自愿参战，其中两个加强营开到了前线。12月初，芬兰向国联发出呼吁，把芬兰问题提交国际联盟仲裁并要求国联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苏联的进攻。国联很快采取行动，于12月9日召开大会，11日召开行政院会议，但都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苏联拒绝出席。12月14日，国际联盟大会宣布苏联“以自己的行动把自己置于国际联盟之外”， 庄严而郑重地开除了苏联。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它说明了为什么1944到1945年间苏联坚决要求成立一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组织来代替国际联盟的缘故。但是在行政院的15个成员国中，只有7个有勇气投赞成票，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南非、埃及、玻利维亚和多米尼加。芬兰的斯堪的纳维亚邻邦和其余的欧洲国家都认为沉默的弃权较为合适。
　　
　　 苏联领导人曾指望红军在两周内彻底摧毁芬兰的抵抗。但芬兰军队很快从边界地区后撤了20到50公里，撤退到主防御阵地--- 曼纳海姆防线。 12月10日，红军以强大的优势兵力向维堡进攻，芬兰军凭着手榴弹、掷弹筒和勇气对付红军的坦克与大炮。战斗持续了10天，芬军顶住了红军一次次进攻，终于守住了防线。
　　
　　 为了彻底摧毁芬兰军民的抵抗意志，制造恐怖气氛，早日逼迫芬兰投降，苏联空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对前线后方的芬兰城市和居民进行了狂轰滥炸。 11月30日轰炸赫尔辛基的9架SB-3轰炸机“据说”是去轰炸芬兰海军的两艘海防舰，但却把扔在了外观与军舰相差万里的、离芬兰总统府一公里远的公共汽车站上，当场炸死90人，炸伤240多人。当时动用空军轰炸和平城市和平民目标仍被国际社会现为暴行，西班牙内战中的格尔尼卡轰炸被苏联斥责为“法西斯暴行”，1939年德国空军对华沙市区的轰炸也为全世界所不齿。尽管苏联官方解释称这些飞机是去袭击军舰的，但它们扔下的却不是针对军舰（尤其是有很好装甲防护的岸防舰)的穿甲弹，而是专门用来破坏建筑物和杀伤人员的高爆和燃烧弹。
　　
　　 苏联空军轰炸赫尔辛基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专门派人向莫斯科送信，希望苏军能够停止轰炸芬兰的城市。针对罗斯福的劝告，莫洛托夫同志给了一个经典的苏联式“诚实答复”:苏联轰炸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轰炸芬兰城市。苏联飞机确实在赫尔辛基上空执行过任务，但扔的不是，而是拯救芬兰饥饿人民和贫苦大众的面包。卑劣的芬兰政府硬要栽赃苏联，说他们扔下了（莫洛托夫大概忘记了在赫尔辛基还有外国外交使团和外国新闻记者的存在）。苏联空军的燃烧弹后来就被冠以“莫洛托夫面包篮”的绰号。
　　
　　 苏联空军对芬兰的轰炸不只限于城市或者有价值的铁路枢纽、港口和工厂等目标。消灭芬兰民族的纪念物也是其主要任务之一。一个默默无闻的芬兰小镇普尔沃（Poorvo）就曾三次遭到过严重轰炸，其中一次有一架轰炸机被击落，机组成员被俘。小镇居民要求芬兰军官询问他为什么要轰炸这个既未设防，也无任何经济或军事目标的小村镇，苏联飞行员说“哦，那个恶名昭彰的反动宣传鼓吹者鲁内贝格（Johan Ludvig Runeberg，芬兰著名爱国诗人，死于 1877年）的故居在这儿。”在苏联空军队芬兰平民目标的轰炸中，有956名平民死亡，1800多人受伤。在整个冬季战争期间，芬兰防空部队击落了314架飞机，空军击落了208架飞机。许多被击落后迫降在芬兰土地上的苏联飞行员被愤怒的芬兰群众殴打之后私刑处死，然后草草埋葬。
　　
　　 战争开始时，芬兰陆军的主力集结在卡累利阿地峡，这里有两个军（6个师）的兵力。拉多加和卡累利阿地区有两个师，北部和南部海岸地区各有六七个营。当时芬军一个师的标准编制是14200人，下属3个步兵团和 1个炮兵团，配备36门火炮、12门反坦克炮和18门迫击炮。但是实际上战争开始时整个芬兰陆军只有37门反坦克炮，根据实事求是的估计，步兵所有弹药只够使用两个月，炮弹可能仅够三个星期之用。全国只有供武装27.5万人之用的简陋装备。其结果是在战争的结束阶段，参加作战的40万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穿着便农作战的。空军也存在同样的不足。虽然1939-1940年的严冬大大限制了双方海军的行动，但苏联舰队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反过来看，虽然芬军师的规模小于苏军，也无法进行传统的炮战、空战和坦克战，但其团和营的规模比对手大。这样，在湖泊和森林密布、不便于大部队展开的卡累利阿地区，芬军可以用小股作战、各个击破的战法，蚕食掉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入侵者兵力。虽然苏军拥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他们的士兵却缺乏在严酷冬季作战的装备和专门训练。相反，芬兰虽然缺乏重型武器装备，但他们的战士却正好适应这种战争环境，已习惯于在冰雪覆盖的森林中前进。土生土长的芬兰人熟悉战场上的每一寸土地，而苏军只能一字排开地沿着公路行进，有时队伍距离拉开近100公里，路两旁到处是渺无人烟的森林、连绵的湖泊和沼泽。在这里，芬兰部队充分发挥优势，对苏军发动突袭和实施机动攻击，身后的森林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保护。
　　
　　 由于许多士兵会滑雪。芬兰军队的战术转移水平也很高。芬兰人还熟悉当地的气候特点，当气温降到极低点时，他们会换上舒适的冬装。芬兰发给士兵的白色伪装外套（现在已成冬装的标准配置）可以把士兵与冰雪背景融为一体而不被发现。从20世纪30年代起，芬兰军队就成功地解决了在高寒地带宿营和隐蔽的问题，他们发明了一种帐篷，可供半个排的士兵（20人）使用，而且可以折叠成手提小包，便于携带。如果气温达到零下40度（在芬兰的冬天很常见），一个便携式火炉足以保持帐篷内的温度，士兵还可以用它煮咖啡和加热食物。芬兰士兵还掌握了在无人区使用雪块和常绿植物构筑掩体的生存技巧。当地农民和伐木工人拖拉原木的方法解决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在没有道路的森林中展开军事行动。他们避开峡谷、悬崖和陡峭起伏的地形，趁着黑夜的掩护，用雪橇在森林中开出小路，当马匹和雪橇通过时，就形成了一条冬季马路。在这种路上，一匹马可以拖拉一吨重的物资。士兵们用雪橇将弹药、地雷和炸药运到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也用雪橇送回后方。
　　
　　 早就预感到战争要爆发的曼纳海姆及时地令芬兰军队通过实战演习加强了战斗技巧。在征召的预备役人员中，有一半是农民和伐木工人，他们大部分是技术熟练的骑手。在1939年夏天，芬兰人就在卡累利阿地峡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小河上建造堤坝以提高水位，阻碍敌人进攻。1940年3月，当芬兰军队打开塞马运河的闸门时，苏军发现在洪泛区展开军事行动极为困难。虽然在寒冷的冬季提高水位很难做到，但冰雪覆盖了起伏的地势，令侵略者很难找到掩蔽物，在空中侦察下无可遁形。在北极的贝柴摩地区，基本上没有白天，士兵和工人们利用北极漫长黑夜的掩护装卸物资，使敌人很难从空中发现其行动并展开有效破坏。
　　
　　 12月中旬以后，斯大林调动列宁格勒军区几个师的兵力，绕到拉多加湖以北，从东卡累利阿地区向芬兰中部发动攻势，企图从苏奥穆萨尔米地区（Suomussalmi）突破芬军防线，进军芬兰西部城市奥卢，把芬兰拦腰切断。但芬军第15和第16独立营（各有1600多人，但后来逐步得到加强）在没有援军炮火赶到的情况下就发动突击，凭借稠密的森林湖泊和严冬大雪的地理条件，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与强大的对手周旋，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分割包围。
　　
　　 经过两周激战，芬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举歼灭了敌人第163师（其士兵来自乌克兰，没有任何寒带作战经验）和第44师整整两个整编师，敌方有27500人战死或冻死，133人被俘。芬军只损失了900人，1700人受伤，还缴获了两个师的全部武器，仅坦克就有26辆，另有181辆卡车、 391门火炮、52挺机枪、11辆拖拉机和26个野战厨房，以及大批弹药。芬军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1940年1月，芬军发起反击，在多处战场上取得了胜利。芬军的胜利引起芬兰人民和西方世界的惊喜，曼纳海姆在嘉奖令中称此为“雪中的奇迹”。
　　
　　
　　 1940年1月初，唐纳外长再次通过熟人与莫斯科驻斯德哥尔摩公使柯隆泰夫人联系，试探和谈的可能。尽管前些时候苏联对特里约基傀儡政府大张旗鼓地承担了“义务”，但现在却又将其一脚踢开。l月底，莫洛托夫通过柯隆泰夫人表示苏联政府原则上不反对与赖提政府谈判媾和，而赖提政府的合法存在是过去苏联曾加以否认的。这说明苏联领导人由于战场的失利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已经开始改变对芬兰的做法。1月26日，赖提到米凯利征求曼纳海姆的意见，后者向赖提指出，虽然芬兰军队在抵抗俄国侵略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苏联军队和装备的优势最终将会突破芬兰的防线。如果继续打下去，战争结果将很难预料。因此，在还有谈判机会时，就必须接受俄国的条件。
　　
　　 在此后的6个星期中，芬兰力图获得下列几个问题的确实情况:1.盟国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数量和到达时间；2.挪威和瑞典关于盟军过境问题的态度；3.从瑞典得到志愿军和军用物资的可能性；4.苏联所坚持的议和条件。
　　
　　 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曾于1939年12月19日同意向芬兰提供一切可能援助，但实际上能拨出来的军事援助数量非常有限，除了少数重武器外，大多是轻武器和弹药，芬兰急需的飞机和坦克根本拿不到。瑞挪两国拒绝了援芬武装部队和军用品的过境权，拒绝的理由是如果给盟国这种便利，两国就会遭到德国的报复，从而使他们陷入这场大战中。但盟国并不灰心，甚至在1940年2月5日批准了英法联合派遣斯堪的纳维亚远征军的计划，派遣一支15万人的部队，占领挪威纳尔维克港和夺取瑞典北部铁矿区，不让德国人染指。这将不是一个小规模的牵制行动，而是一个大型作战行动，会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变成战场。
　　
　　 当盟国拟订这些计划的细节时，芬兰人继续努力结束这场战争。外交委员会的一些亲德政客试图劝说德国出手帮助芬兰抗衡苏联，但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冯·布吕赫告诉他们，德国没有参与芬兰战争，也无意劝说苏联恢复与芬兰的谈判，芬兰人只能自求多福了。
　　
　　 1940年2月初，苏军在卡累利阿地峡（这里是唯一可以集中压倒优势兵力的地区）发动了精心准备的总攻击。2月11日，苏西北方面军集中了54个师的兵力，在强大炮火准备后转入进攻，面对防御方的密集火力，发动了一波接一波“视死如阿”的人海攻击。经过3天激战，突破了曼纳海姆防线的第一防御地带。曼纳海姆亲自到维堡视察战情，然后发布命令，让军队视战斗状况从第一防御地带地后撤到第二防御地带。2月16日，芬军后撤成功，随即在第二防御地带组织了出色的防御战，苏第7集团军经过两周苦战也未继续前进一步。
　　
　　 2月23日，在苏军尚未对第二防御地带发起攻击之前，芬兰政府从斯德哥尔摩获悉苏联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租让汉科半岛30年， 割让包括维堡在内的整个卡累利阿地峡，以及拉多加湖西部和北部的地区。严酷的领土要求使芬兰政府难以忍受，转而向瑞典和西方国家求救。但瑞典竭力劝芬兰接受谈判，英法则要芬兰顶住，并承诺尽快派远征军去芬兰。英国甚至还派军事联络官到米凯利向曼纳海姆详细通报了英国的出兵计划。曼纳海姆对此出兵计划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但觉得可以作为对苏谈判的施压手段。他告诉赖提，芬兰政府可以一边研究英法出兵计划的意义，同时要保持与莫斯科的联系。
　　
　　 经过讨论和对各种时能性的估计，芬兰人看出，盟国援助无论如何也只是有限的，远征军人数不多，而且4月5日以前难以到达，曼纳海姆认为这个时间太晚，苏军随时有可能突破芬兰的防线，使整个国家面临军事占领的危险。2月28日，在米凯利召开了包括政府总理在内的军政领导人高层会议，讨论中，多数将军认为苏联的条件不能接受，芬兰军队还能打下去。政府部长们意见也不一致，曼纳海姆力派众议，认为芬兰军队已经尽力了，苏军如果突破维堡防线，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2月底，当芬兰政府还在犹豫时，苏第七集团军开始进攻维堡，从冰上越过维堡湾，由西北方向迁回维堡筑垒地域，切断了维堡至赫尔辛基公路。3月5日，苏军对维堡发起了猛攻，第二天赖提率和谈代表团前往莫斯科。3月7日，法国总理达拉第致信芬兰政府，信中说盟国等待芬兰要求援助的呼吁已经有好几天了，还说俄国害怕芬兰要求盟国援助，“我再一次向你担保，我们准备立刻给你们援助。飞机已准备起飞。作战部队已准备就绪。”他希望于3月12日得到最后答复。
　　
　　 3月8日，芬兰代表开始与莫斯科谈判，次日接到了苏联的停战条件。经过慎重地权衡各种对策后，芬兰政府决定接受苏联的要求。3月12日晚上，也就是达拉第规定的答复期限的最后一天，芬兰在莫斯科提出的和约上签了字。
　　
　　 尽管莫斯科和约的苛刻条件是令人沮丧的，但对芬兰人民而言，还不是灾难性的后果。大家都觉得全国人民在战争中已经作出了卓越的、令人钦佩的表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得到了保全。芬兰在全世界面前表明，在大国的入侵面前，一个小国也有权利屹立于自由国家之林。为此付出的代价固然是巨大的。虽然在4个月的战斗中芬军歼灭苏军约20万人，并导致40万敌军受伤，但芬军自己的阵亡军人也多达23150人，伤者达47550人，其中9500人成为终身残疾。如果把死于轰炸的城乡乎民也计算在内，芬兰在这场战争中共牺牲了2.5万人。有42万人逃离被苏联吞并的地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然而当芬兰人在1940年春天开始享受阳光照耀和白昼渐长的日子时，他们不难感觉到，不管正在进行的大国之间的战争结果如何，作为一个表现了“不是为自由而生，便是为自由而死”的坚强意志的民族，芬兰人在将来是不会得不到应得的报酬的。
　　
　　 芬兰人之所以接受极其苛刻的和约，是因为国家的自由得到了保全。考虑到苏联在战争开始时的意图，这件事似乎是个奇迹。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维堡防线被突破、芬兰全国面临军事占领之际，苏联突然同意决定结束这场战争？考虑到苏联所扶植的库西宁傀儡政府，这个问题特别令人感兴趣。1940年2月以后，苏联悄悄地抛弃了这个“政府”，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这个“政府”的成立只是迫使芬兰求和的一种策略。事实上，苏联有充分的能力和意图把这场战争打完（哪怕是让芬兰人淹死在红军战士的血海之中），从而完全占领甚至吞并芬兰。然而，正像非洲草原上的狮子也会首先捕食老弱病残的猎物一样，即使强大残暴如苏联，也会选择更弱小的目标先下手。如果先撇开芬兰不顾，转而对付如同熟透了的果子一样软弱的波罗的海三国，使其自动落到苏联的口袋里，比花巨大代价硬攻下拼死抵抗的芬兰要容易得多。而且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英法等国必将派出远征军，即使不能拯救芬兰，也势必使瑞典和挪威落入盟国的势力范围，甚至使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的过程节外生枝，这是苏联所不乐意看到的。
　　
　　 如果1939年8月德苏勾结没有给苏联在芬兰的行动自由，而芬兰也始终没有受到苏联侵略的摧残的话，对于苏联的安全因素来说，芬兰作为一个不参战的中立国，无疑比一个由于被侵略而保卫自己的芬兰更有价值。如果德国在1941年6月以后企图进攻芬兰，那么一个没被苏联侵略过的、中立的芬兰，极有可能在进行同样猛烈的抵抗后被德军占领，但这个国家的地位将会是和丹麦、挪威一样成为反对德国的同盟国，而不是一个为苏联侵略所迫对苏作战的国家。
　　
　　 在1939年10月到11月的谈判中，苏联人犯了几个错误，一是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芬兰人怀有侵略苏联的意图，而且一遇到机会就要实现这些意图；二是没有正确估计到芬兰人民在遭受攻击时进行抵抗的决心。俄国人太过于自信，以为凭苏联的实力，足以软化芬兰人民，使他们认为苏联的要求是“有道理的”。不消说，苏联在与芬兰打交道中所犯的错误，如果与斯大林对希特勒德国的政策的错误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如果英国在1941年以前屈服于德国（克里姆林宫在1941年6月22日以前一直开足其宣传机器的马力，谴责“伦敦的战争贩子”拒绝希特勒“宽大而慷慨的和平要求”），由苏联一国单独应付1941年希特勒入侵所造成的局面，斯大林在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三国所得到的利益大概只会是一个短暂的、昙花一现的历史插曲。再者，如果盟国对苏联的援助只是像美国的大量援助平衡了力量、并使天平倾向于盟国一边之前那样有限和微不足道，那么德国入侵的结果，说得最轻的话，也是灾难性的。
　　
　　 不能正确地理解芬兰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作战能力，对苏联来说是一个丢脸的、也是代价高昂的错误。在他们看来，体积、数量、重量等似乎等于一切，而热爱自由和独立的精神、正义、自信所产生的巨大支持力，看来对于他们都是不存在的。这不是说苏联军队都是无能的战士。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很快地学到了在当时芬兰前线的那些条件下作战所需要的基本东西，并很快赢得了他们对手的钦佩。
　　
　　 有些人在讨论苏芬战争的起因时，一直试图否定苏联对芬兰的吞并意图，只认为苏联的目的是交换领土。但1940年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谈判中苏联外长亲口提出的吞并芬兰的要求是最有力的、最无可辩驳的证据。对于苏芬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可以作出这样的设想：即使芬兰在1939年接受了苏联提出的交换领土的要求，它也不能免于莫斯科的进一步敲诈勒索，比如拆除曼纳海姆防线、更换政治领导人、取得过境权等等，最终两国间的一场战争仍不可避免，然而这样的战争，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很可能1940年春天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后），将很难激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同情，挪威的沦陷将使芬兰更难获得来自盟国的援助，而由于领土交换而丧失曼纳海姆防线最重要的防御地区，以及芬军随着天气变暖而丧失其熟悉冬季作战的优势，最终将导致彻底的灾难。不管怎样，芬兰被迫将十分之一的领土割让给苏联，并丧失了部分人口，从这方面讲，芬兰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然而换个角度看，冬季战争挫败了斯大林要吞并整个芬兰的意图，维护了国家主权，这一点足够使芬兰人民得以补偿。
　　
　　
　　 经过史诗一样伟大而坚苦卓绝的奋斗，芬兰在1939年、1944年和1948年三次保持住了政治上的独立。其意义可以从下面这样一些事实中看出来在当年总人口不到七百万的波罗的海三国，被苏联吞并后，一共有超过两百万的人口由于处决、流放和“在劳动改造中死于体力衰竭”而丧失。大量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被斯大林放逐到北极、中亚和西伯利亚，同时像掺沙子一样向三国迁入俄罗斯人，到苏联解体前夕，三国文化在本国竟然成为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文化”。经济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初，芬兰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与波兰和日本在同一水平上，为75美元，约为当时美国的八分之一强，只相当于捷克人均年收入的二分之一（当时捷克是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一，工业发展水平高于奥地利和荷兰）。1939年以前，爱沙尼亚共和国有发达的油页岩工业，拉脱维亚共和国则继承了沙俄留下来的大量机械制造、造船等工业，两国的生活水平和国民收入都高于芬兰。而如今尽管波兰和捷克等国实现了经济复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经济也见起色，但只有芬兰保持了与日本接近的人均经济水平。这些都是当年芬兰人民在面对强邻勒索和入侵时奋起自卫所留下的最珍贵、最有意义的遗产。
　　
　　 芬兰至今屹立于独立的、自主的、繁荣的发达国家之林，而当年入侵芬兰的那个国家却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和纳粹德国一样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虽然世间从没有完美无缺的正义，但这也可以算是历史的一种公正吧！
　　
　　 在战争结束后，那些为了维护芬兰民族自由生存的权利而客死战场的芬兰士兵被送回他们的家乡，被厚葬在公墓内，旁边是昭示他们勇于献身精神的纪念碑。这些墓地和纪念碑代表了谦逊、威严和爱国的精神，是对那些为了追求捍卫自由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的芬兰人民的最好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芬兰及其北欧邻邦立即单独地和共同地宣布中立。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在芬兰并没有引起震动（当时其秘密议定书还没有公布于世）。相反，许多人士对于这个条约表示满意，认为既然可能威胁芬兰安全的两个大国现在已经携起手来，这样波罗的海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和平就比较稳固了。而且认1932年起两国都受到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束，这个条约的有效期到1945年为止。“和平共处”似乎已成了现实。这种感觉由于8月30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的保证而得到了加强。他对其在莫斯科的芬兰同行说苏德条约一点也没有涉及芬兰。
　　
　　 但是，苏联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行动，以及10月5日以后直接涉及芬兰的那些事态发展，使这些乐观看法烟消云散，并在芬兰全国敲响了警惕来自苏联的危险的警钟。当波罗的海国家在苏联压力下被迫接受其强行要求的军事方面的安排和让步时，这些国家就成为说明莫斯科意图的不祥征兆。苏联于9与25日与爱沙尼亚开始谈判，后来分别与三国签订了把它们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的条约（9月28日与爱沙尼亚，10月5日与拉脱维亚，10月11日与立陶宛；9月28日苏联与德国签订的一个协定中，德国已经以750万金马克的价格将吞并立陶宛的权利卖给了苏联）。在每个国家，俄国人都取得了在战争期间占领某些港口和军事设施、并在有关地区驻军的权利。虽然这些让步只限于“战争时期”，但这一点对三个国家也没有什么安慰。它们对它们的共产党邻邦是有了解的，对于克里姆林宫里的现实主义者来说，条约是没有什么神圣意义可言的。因此，对于条约中写下的保证，说什么“本条约的实施......无论如何决不得......侵犯缔约国的主权......或者侵犯它们的经济或政制度”，这三国也不能按照字面意义加以信赖或依靠。
　　
　　 看到芬兰湾以南这些事态的发展，芬兰人不难理解把三个共和国置于苏联主宰之下的事变的含义。显然，不管俄国人如何表白或辩解或提供诺言，允许苏维埃军队的进驻不仅使这些国家面临占领的威胁，而且实际上就意味着被占领。当芬兰人转过来对付苏联针对他们而采取的行动时，这种看法是有决定性意义的。10月5日，芬兰接到“邀请”，到莫斯科商讨某些未经指明的“具体政治问题”，这个“邀请”限期两天内作出答复，实际上是一道命令。
　　
　　 10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斯大林亲自提出苏联的主要要求，概括如下:芬兰要(1)同意签署一项“互助”条约；（2）把芬兰西南部的汉科半岛及其周围地带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 为期30年；(3)割让芬兰湾内某些岛屿；(4)为了“增强列宁格勒的安全”同意调整卡累利阿地峡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5)同意拆除卡累利阿地峡的防御工事；(6)为了改正据俄国人说是以前被“粗率地和不自然地”划定的边界线，割让濒临北冰洋的贝柴摩地区的一部分。作为这些割让的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愿意将沿着苏联边界的卡累利阿前沿地带割让给芬兰。苏联让出的领土的面积（8659．8平方公里，或两倍于苏联要求的领土）曾被大肆宣扬，其含义是苏联为了交换领土做出了慷慨的补偿，拒绝这一“慷慨的”要求就是违反道义。
　　
　　 芬兰的大多数领导人始终认为，从芬兰国家安全和严守中立的需要考虑，不能不拒绝苏联的要求。但曼纳海姆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事态的急剧发展并不感到震惊，一方面提议政府开始组建先头狙击部队派往卡累利阿地区，另一方面则在政军高层领导会议上提出对苏联的条件作些修改后加以接受。但是当时的外长埃尔科和国防部长纽卡宁坚决不同意。卡延德总理问曼纳海姆，战争打起来后芬兰能坚持多久，曼纳海姆回答说我们防务力量不足，不能冒战争的风险。他认为芬兰至少还需要一年才能做好战争的准备。然而次要的让步方案还是提出来了，芬兰人同意将最靠近列宁格勒的边界地区北移约12公里，并将芬兰湾上几个岛屿割让给芬兰。他们还准备给1932年互不侵犯条约加上一条补充条款，即缔约国不能以任何方式援助侵略者。苏联认为这些让步不够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加以拒绝。11月13日，芬兰代表离开莫斯科，临行前曾向莫洛托夫递交一份书面声明，希望以后的会谈能取得圆满的成果。
　　
　　 不论是代表团还是国内大多数人，对于1932年互不侵犯条约的保障力还是深信不疑，幻想芬兰人民依然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他们忘记丁大国政治外交史中的这样一个常见现象：1914年8月4日，在德国国会大厦，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曾当场宣布，为了德国的需要，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和列强付其永久中立地位的保证“不过是一张废纸”。只有曼纳海姆对此有所警醒，他认为政府的政策是不负责任的，苏芬谈判破裂后埃尔科和唐纳求降低防务戒备的要求使老元帅勃然大怒，立即提出了辞呈。他在辞呈中批评政府执行外交政策不力，并且忽视了防务戒备。对于曼纳海姆的这次辞呈，连卡里奥总统也准备换掉这个“老而易怒的”元帅了。他决定让厄斯特曼中将来接替曼纳海姆的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甚至连交接的时间都已确定。然而战争的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1939年11月26日下午，莫斯科宣称，当天15点45分（赫尔辛基时间14点45分），芬兰的炮兵轰击了位于卡累利阿地峡苏联一侧境内800米的迈尼拉村庄（Mainila），一共发射了7发炮弹。在给芬兰公使的照会中，莫洛托夫要求芬兰军队立即从边界后撤20到50公里。芬兰否认芬兰的大炮曾轰击过迈尼拉，并声明当被指责的攻击发生时，只有苏联大炮的活动得到证实。芬兰要求援引互不侵犯条约的内容，把这起事件交给一个仲裁委员会去调查解决，同时为了驳斥苏联政府指责芬兰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并威胁列宁格勒的说法，芬兰政府准备把卡累利阿地峡最南端的防御部队撤离列宁格勒一定的距离，使这些部队再也不能被指控为“威胁”这个城市的安全。
　　
　　 芬兰的建议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在通知尚未送到苏联外交部前，芬兰驻苏公使接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份照会。在照会中可以看到希特勒四个月前所施展的那些伎俩，当时希特勒为了替入侵波兰找借口，曾宣布波兰军队入侵了德国边境城市格利维策。日本关东军也曾于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的柳条沟对中国如法炮制这种谎言。苏方宣称在迈尼拉炮击中“有4人死亡、7人重伤”，但芬兰边境部队派调查人员去迈尼拉勘察现场时，却只见苏联调查人员围着几个弹坑转来转去，没有被领去看任何尸体或伤员（令人费解的是，苏联人并没有像9.18事变中的关东军或者1939年的德国人那样变出几具尸体来作为有力的指控证据。大概苏联方面以为不久之后就能吞并芬兰，到时就不会有人再来追究到底是谁开的炮了，所以不值得这样费力）。
　　
　　 事实上，俄罗斯历史学家基林（Yuri Kilin）曾在2003年著文指出，迈尼拉的“炮弹坑”是苏联边防部队自己制造的，1939年7月，苏军就曾在同一村在演练过这一“越境炮击”事件。从20年代起，苏联就在准备发动对芬兰的战争，并制订了冬季入侵和夏季入侵两套计划，夏季入侵包括夺取芬兰和瑞典之间的阿兰群岛。只是由于当时与德国的谈判还没有结果，后来又忙于解决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问题，所以苏军才没有在1939年夏季炮击迈尼拉、发动侵芬战争。至于炮击和轰炸本国领土，在苏联来说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前有1921年对喀琅施塔得要塞的炮轰，后有二战末期苏联轰炸机对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城市（包含平民目标）进行的轰炸。
　　
　　 苏联提出指控后，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居间调解的努力被芬兰接受了，却遭到了苏联的拒绝。11月28日，莫洛托夫进一步发出照会，宣布苏芬互不侵犯条约已经作废。11月29日，苏联未等芬兰答复照会，就断绝了与芬兰的外交关系。11月30日早晨6点，苏联红军从陆、海、空三面全线进攻芬兰，其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无可争辩地表明，在决定入侵前，已经做了长达许多个月的准备工作。在高纬度地区一年当中最黑暗的时刻，芬兰和苏联之间的冬战打响了。
　　
　　 苏联的入侵使芬兰人只有两种选择，战斗或是投降。芬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战斗。尽管芬兰的军事设施和潜力都是微薄的，但这个国家却有一个无形而重要的、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力量源泉。芬兰人民知道苏联没有受到丝毫挑衅或提出任何合法理由而发动入侵，这就使芬兰获得了巨大的道义力量。芬兰人是赤裸裸侵略的受害者，这个明显的事实使芬兰人在道义和心理上占了巨大的优势。为了对付苏联的入侵，政府和人民都把全部力量集中到转入战时体制上来。苏联入侵时，芬兰全国“没有任何重大的震惊、愤怒或恐惧的表现，没有任何巨大的感情冲动场面，也没有戏剧性的爱国姿态......每个人都在故意缩小自己的作用，以产生一种举国戒慎的形象”。苏联的入侵立即使芬兰全国达到空前未有的团结，并极大地加强了全国抵抗侵略者的决心。这些因素对于支持芬兰人坚决不让自己国家受苏联控制的努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战争爆发后，曼纳海姆立即收回了辞呈，卡里奥总统将三军最高统帅的指挥权交给了他。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苏联出动飞机对赫尔辛基狂轰滥炸，同时在卡累利阿地峡发动了猛攻。当天，曼纳海姆发布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号召芬兰战士保家卫国，“为我们的信仰而战斗”。第三天，他就离开赫尔辛基，前往战时司令部所在地，位于芬东部萨沃省、靠近卡累利阿前线的米凯利（Mikkeli）。芬兰独立战争后期，曼纳海姆曾在这里指挥过东路军攻打维堡的战役，他抵达米凯利后，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我又坐到了21年前同一个司令部的屋子里了。”这个东部小城自此成了芬兰的军事、政治决策中心，在整个冬季战争期间，曼纳海姆没有离开过司令部一步。
　　
　　 在曼纳海姆的要求下，芬兰政府进行了改组。尽管卡延德内阁在战争爆发后仍得到信任，议会也认为卡延德政府对苏联强加给芬兰的战争不应负任何责任，但这届政府还是有可能被苏联认为是重开谈判的障碍，所以在12月l日任命了一个新政府，其总理是曾任芬兰银行总裁多年的赖提（Risto Ryti），14个阁员中包括4名农民党人、4名社会民主党人、两个保守党人和两个瑞典人民党人。老资格的工人领袖唐纳（卡廷德政府的财长）担任外长。赖提内阁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通过瑞典向苏联试探停战的可能。12月4日，莫洛托夫拒绝了瑞典的调停协议，并声称苏联“并没有与芬兰政府作战”，因为它已经承认了在特里约基（Terijoki）成立的所谓“芬兰民主政府”。
　　
　　 特里约基村离俄国边界约数公里，战争一开始芬军就主动放弃了这里，该村成为苏军“解放”的第一批村庄之一。莫斯科运来一批芬兰共产党员，在这里组建了“芬兰民主政府”的草台班子，主角是苏联人像变戏法一样从其共产国际魔术口袋里掏出来的老牌芬共领导人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OttoWiliamovich Kuusinen，注意其俄式名字）。库西宁“政府”随后宣称苏联红军是在他的“政府”的“请求”下入侵芬兰的，以此为苏朕的入侵提供正当理由：“只要人民政府要求它撤离芬兰......它就会立即撤走”。这个莫斯科版的吉斯林竟然还面不改色地对芬兰人民宣称“只有在原则上反对使用武力夺取土地和奴役别国人民的苏联，才能同意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护芬兰的独立，而不是用它进攻芬兰或奴役芬兰人民”。
　　
　　 12月2日，特里约基傀儡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一项条约，它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虚构说法，“由于芬兰人民的英勇斗争和红军的努力，前芬兰金融寡头政府为了帝国主义强国的利益而在苏联边界上造成战争瘟疫的真正祸根已被消灭，并提出了一项新的“互助条约”。该条约只是1938年苏联提案的翻版，不同之处在于让给“芬兰民主共和国”的卡累利阿领土增至“七万平方公里”。这项条约的公布让芬兰人看得很清楚，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和国，代之以独立性值得怀疑的共产党政权
　　
　　 像1920年苏波战争中苏俄曾满怀希望地以为波兰的工人会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并加入俄国一样，根据其“阶级斗争”教条，这一次苏联领导人又是满怀希望地以为特里约基傀儡政府的成立和12月2日“苏芬条约”的签订会得到普通芬兰人、尤其是工人和“无产阶级”的欢迎，把他们争取到“解放者”这一边来，但工人们的反应正好相反。芬兰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联合会发布声明，说“芬兰工人阶级渴望和平，但如果入侵者不尊重我们要求和平的愿望，芬兰的工人阶级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为了抵抗侵略、保卫民主、和平和继续作为我们自己国家主人的权利，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苏芬战争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西方国家普遍给予芬兰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芬兰军队在苏联红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保持了顽强的作战能力，获得了西方国家人民极大的同情和钦佩。丘吉尔于1940年1月20日说道“孤军奋战的芬兰，在死亡威胁下的出类拔萃的、崇高的芬兰，显示了自由的人所能做到的事情。芬兰对人类作出的贡献是伟大......如果自由之光在斯堪的纳维亚北方最终被熄灭的话.....那很可能预告黑暗时代的重新降临。”
　　
　　 芬兰政府开始时寄希望于瑞典出兵援助，但瑞典害怕卷入战争、影响自己的永久中立地位，连对两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阿兰群岛也不敢予以军事保护，只是允许8000多名瑞典公民前往芬兰自愿参战，其中两个加强营开到了前线。12月初，芬兰向国联发出呼吁，把芬兰问题提交国际联盟仲裁并要求国联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苏联的进攻。国联很快采取行动，于12月9日召开大会，11日召开行政院会议，但都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苏联拒绝出席。12月14日，国际联盟大会宣布苏联“以自己的行动把自己置于国际联盟之外”， 庄严而郑重地开除了苏联。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它说明了为什么1944到1945年间苏联坚决要求成立一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组织来代替国际联盟的缘故。但是在行政院的15个成员国中，只有7个有勇气投赞成票，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南非、埃及、玻利维亚和多米尼加。芬兰的斯堪的纳维亚邻邦和其余的欧洲国家都认为沉默的弃权较为合适。
　　
　　 苏联领导人曾指望红军在两周内彻底摧毁芬兰的抵抗。但芬兰军队很快从边界地区后撤了20到50公里，撤退到主防御阵地--- 曼纳海姆防线。 12月10日，红军以强大的优势兵力向维堡进攻，芬兰军凭着手榴弹、掷弹筒和勇气对付红军的坦克与大炮。战斗持续了10天，芬军顶住了红军一次次进攻，终于守住了防线。
　　
　　 为了彻底摧毁芬兰军民的抵抗意志，制造恐怖气氛，早日逼迫芬兰投降，苏联空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对前线后方的芬兰城市和居民进行了狂轰滥炸。 11月30日轰炸赫尔辛基的9架SB-3轰炸机“据说”是去轰炸芬兰海军的两艘海防舰，但却把扔在了外观与军舰相差万里的、离芬兰总统府一公里远的公共汽车站上，当场炸死90人，炸伤240多人。当时动用空军轰炸和平城市和平民目标仍被国际社会现为暴行，西班牙内战中的格尔尼卡轰炸被苏联斥责为“法西斯暴行”，1939年德国空军对华沙市区的轰炸也为全世界所不齿。尽管苏联官方解释称这些飞机是去袭击军舰的，但它们扔下的却不是针对军舰（尤其是有很好装甲防护的岸防舰)的穿甲弹，而是专门用来破坏建筑物和杀伤人员的高爆和燃烧弹。
　　
　　 苏联空军轰炸赫尔辛基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专门派人向莫斯科送信，希望苏军能够停止轰炸芬兰的城市。针对罗斯福的劝告，莫洛托夫同志给了一个经典的苏联式“诚实答复”:苏联轰炸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轰炸芬兰城市。苏联飞机确实在赫尔辛基上空执行过任务，但扔的不是，而是拯救芬兰饥饿人民和贫苦大众的面包。卑劣的芬兰政府硬要栽赃苏联，说他们扔下了（莫洛托夫大概忘记了在赫尔辛基还有外国外交使团和外国新闻记者的存在）。苏联空军的燃烧弹后来就被冠以“莫洛托夫面包篮”的绰号。
　　
　　 苏联空军对芬兰的轰炸不只限于城市或者有价值的铁路枢纽、港口和工厂等目标。消灭芬兰民族的纪念物也是其主要任务之一。一个默默无闻的芬兰小镇普尔沃（Poorvo）就曾三次遭到过严重轰炸，其中一次有一架轰炸机被击落，机组成员被俘。小镇居民要求芬兰军官询问他为什么要轰炸这个既未设防，也无任何经济或军事目标的小村镇，苏联飞行员说“哦，那个恶名昭彰的反动宣传鼓吹者鲁内贝格（Johan Ludvig Runeberg，芬兰著名爱国诗人，死于 1877年）的故居在这儿。”在苏联空军队芬兰平民目标的轰炸中，有956名平民死亡，1800多人受伤。在整个冬季战争期间，芬兰防空部队击落了314架飞机，空军击落了208架飞机。许多被击落后迫降在芬兰土地上的苏联飞行员被愤怒的芬兰群众殴打之后私刑处死，然后草草埋葬。
　　
　　 战争开始时，芬兰陆军的主力集结在卡累利阿地峡，这里有两个军（6个师）的兵力。拉多加和卡累利阿地区有两个师，北部和南部海岸地区各有六七个营。当时芬军一个师的标准编制是14200人，下属3个步兵团和 1个炮兵团，配备36门火炮、12门反坦克炮和18门迫击炮。但是实际上战争开始时整个芬兰陆军只有37门反坦克炮，根据实事求是的估计，步兵所有弹药只够使用两个月，炮弹可能仅够三个星期之用。全国只有供武装27.5万人之用的简陋装备。其结果是在战争的结束阶段，参加作战的40万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穿着便农作战的。空军也存在同样的不足。虽然1939-1940年的严冬大大限制了双方海军的行动，但苏联舰队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反过来看，虽然芬军师的规模小于苏军，也无法进行传统的炮战、空战和坦克战，但其团和营的规模比对手大。这样，在湖泊和森林密布、不便于大部队展开的卡累利阿地区，芬军可以用小股作战、各个击破的战法，蚕食掉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入侵者兵力。虽然苏军拥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他们的士兵却缺乏在严酷冬季作战的装备和专门训练。相反，芬兰虽然缺乏重型武器装备，但他们的战士却正好适应这种战争环境，已习惯于在冰雪覆盖的森林中前进。土生土长的芬兰人熟悉战场上的每一寸土地，而苏军只能一字排开地沿着公路行进，有时队伍距离拉开近100公里，路两旁到处是渺无人烟的森林、连绵的湖泊和沼泽。在这里，芬兰部队充分发挥优势，对苏军发动突袭和实施机动攻击，身后的森林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保护。
　　
　　 由于许多士兵会滑雪。芬兰军队的战术转移水平也很高。芬兰人还熟悉当地的气候特点，当气温降到极低点时，他们会换上舒适的冬装。芬兰发给士兵的白色伪装外套（现在已成冬装的标准配置）可以把士兵与冰雪背景融为一体而不被发现。从20世纪30年代起，芬兰军队就成功地解决了在高寒地带宿营和隐蔽的问题，他们发明了一种帐篷，可供半个排的士兵（20人）使用，而且可以折叠成手提小包，便于携带。如果气温达到零下40度（在芬兰的冬天很常见），一个便携式火炉足以保持帐篷内的温度，士兵还可以用它煮咖啡和加热食物。芬兰士兵还掌握了在无人区使用雪块和常绿植物构筑掩体的生存技巧。当地农民和伐木工人拖拉原木的方法解决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在没有道路的森林中展开军事行动。他们避开峡谷、悬崖和陡峭起伏的地形，趁着黑夜的掩护，用雪橇在森林中开出小路，当马匹和雪橇通过时，就形成了一条冬季马路。在这种路上，一匹马可以拖拉一吨重的物资。士兵们用雪橇将弹药、地雷和炸药运到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也用雪橇送回后方。
　　
　　 早就预感到战争要爆发的曼纳海姆及时地令芬兰军队通过实战演习加强了战斗技巧。在征召的预备役人员中，有一半是农民和伐木工人，他们大部分是技术熟练的骑手。在1939年夏天，芬兰人就在卡累利阿地峡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小河上建造堤坝以提高水位，阻碍敌人进攻。1940年3月，当芬兰军队打开塞马运河的闸门时，苏军发现在洪泛区展开军事行动极为困难。虽然在寒冷的冬季提高水位很难做到，但冰雪覆盖了起伏的地势，令侵略者很难找到掩蔽物，在空中侦察下无可遁形。在北极的贝柴摩地区，基本上没有白天，士兵和工人们利用北极漫长黑夜的掩护装卸物资，使敌人很难从空中发现其行动并展开有效破坏。
　　
　　 12月中旬以后，斯大林调动列宁格勒军区几个师的兵力，绕到拉多加湖以北，从东卡累利阿地区向芬兰中部发动攻势，企图从苏奥穆萨尔米地区（Suomussalmi）突破芬军防线，进军芬兰西部城市奥卢，把芬兰拦腰切断。但芬军第15和第16独立营（各有1600多人，但后来逐步得到加强）在没有援军炮火赶到的情况下就发动突击，凭借稠密的森林湖泊和严冬大雪的地理条件，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与强大的对手周旋，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分割包围。
　　
　　 经过两周激战，芬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举歼灭了敌人第163师（其士兵来自乌克兰，没有任何寒带作战经验）和第44师整整两个整编师，敌方有27500人战死或冻死，133人被俘。芬军只损失了900人，1700人受伤，还缴获了两个师的全部武器，仅坦克就有26辆，另有181辆卡车、 391门火炮、52挺机枪、11辆拖拉机和26个野战厨房，以及大批弹药。芬军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1940年1月，芬军发起反击，在多处战场上取得了胜利。芬军的胜利引起芬兰人民和西方世界的惊喜，曼纳海姆在嘉奖令中称此为“雪中的奇迹”。
　　
　　
　　 1940年1月初，唐纳外长再次通过熟人与莫斯科驻斯德哥尔摩公使柯隆泰夫人联系，试探和谈的可能。尽管前些时候苏联对特里约基傀儡政府大张旗鼓地承担了“义务”，但现在却又将其一脚踢开。l月底，莫洛托夫通过柯隆泰夫人表示苏联政府原则上不反对与赖提政府谈判媾和，而赖提政府的合法存在是过去苏联曾加以否认的。这说明苏联领导人由于战场的失利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已经开始改变对芬兰的做法。1月26日，赖提到米凯利征求曼纳海姆的意见，后者向赖提指出，虽然芬兰军队在抵抗俄国侵略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苏联军队和装备的优势最终将会突破芬兰的防线。如果继续打下去，战争结果将很难预料。因此，在还有谈判机会时，就必须接受俄国的条件。
　　
　　 在此后的6个星期中，芬兰力图获得下列几个问题的确实情况:1.盟国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数量和到达时间；2.挪威和瑞典关于盟军过境问题的态度；3.从瑞典得到志愿军和军用物资的可能性；4.苏联所坚持的议和条件。
　　
　　 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曾于1939年12月19日同意向芬兰提供一切可能援助，但实际上能拨出来的军事援助数量非常有限，除了少数重武器外，大多是轻武器和弹药，芬兰急需的飞机和坦克根本拿不到。瑞挪两国拒绝了援芬武装部队和军用品的过境权，拒绝的理由是如果给盟国这种便利，两国就会遭到德国的报复，从而使他们陷入这场大战中。但盟国并不灰心，甚至在1940年2月5日批准了英法联合派遣斯堪的纳维亚远征军的计划，派遣一支15万人的部队，占领挪威纳尔维克港和夺取瑞典北部铁矿区，不让德国人染指。这将不是一个小规模的牵制行动，而是一个大型作战行动，会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变成战场。
　　
　　 当盟国拟订这些计划的细节时，芬兰人继续努力结束这场战争。外交委员会的一些亲德政客试图劝说德国出手帮助芬兰抗衡苏联，但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冯·布吕赫告诉他们，德国没有参与芬兰战争，也无意劝说苏联恢复与芬兰的谈判，芬兰人只能自求多福了。
　　
　　 1940年2月初，苏军在卡累利阿地峡（这里是唯一可以集中压倒优势兵力的地区）发动了精心准备的总攻击。2月11日，苏西北方面军集中了54个师的兵力，在强大炮火准备后转入进攻，面对防御方的密集火力，发动了一波接一波“视死如阿”的人海攻击。经过3天激战，突破了曼纳海姆防线的第一防御地带。曼纳海姆亲自到维堡视察战情，然后发布命令，让军队视战斗状况从第一防御地带地后撤到第二防御地带。2月16日，芬军后撤成功，随即在第二防御地带组织了出色的防御战，苏第7集团军经过两周苦战也未继续前进一步。
　　
　　 2月23日，在苏军尚未对第二防御地带发起攻击之前，芬兰政府从斯德哥尔摩获悉苏联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租让汉科半岛30年， 割让包括维堡在内的整个卡累利阿地峡，以及拉多加湖西部和北部的地区。严酷的领土要求使芬兰政府难以忍受，转而向瑞典和西方国家求救。但瑞典竭力劝芬兰接受谈判，英法则要芬兰顶住，并承诺尽快派远征军去芬兰。英国甚至还派军事联络官到米凯利向曼纳海姆详细通报了英国的出兵计划。曼纳海姆对此出兵计划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但觉得可以作为对苏谈判的施压手段。他告诉赖提，芬兰政府可以一边研究英法出兵计划的意义，同时要保持与莫斯科的联系。
　　
　　 经过讨论和对各种时能性的估计，芬兰人看出，盟国援助无论如何也只是有限的，远征军人数不多，而且4月5日以前难以到达，曼纳海姆认为这个时间太晚，苏军随时有可能突破芬兰的防线，使整个国家面临军事占领的危险。2月28日，在米凯利召开了包括政府总理在内的军政领导人高层会议，讨论中，多数将军认为苏联的条件不能接受，芬兰军队还能打下去。政府部长们意见也不一致，曼纳海姆力派众议，认为芬兰军队已经尽力了，苏军如果突破维堡防线，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2月底，当芬兰政府还在犹豫时，苏第七集团军开始进攻维堡，从冰上越过维堡湾，由西北方向迁回维堡筑垒地域，切断了维堡至赫尔辛基公路。3月5日，苏军对维堡发起了猛攻，第二天赖提率和谈代表团前往莫斯科。3月7日，法国总理达拉第致信芬兰政府，信中说盟国等待芬兰要求援助的呼吁已经有好几天了，还说俄国害怕芬兰要求盟国援助，“我再一次向你担保，我们准备立刻给你们援助。飞机已准备起飞。作战部队已准备就绪。”他希望于3月12日得到最后答复。
　　
　　 3月8日，芬兰代表开始与莫斯科谈判，次日接到了苏联的停战条件。经过慎重地权衡各种对策后，芬兰政府决定接受苏联的要求。3月12日晚上，也就是达拉第规定的答复期限的最后一天，芬兰在莫斯科提出的和约上签了字。
　　
　　 尽管莫斯科和约的苛刻条件是令人沮丧的，但对芬兰人民而言，还不是灾难性的后果。大家都觉得全国人民在战争中已经作出了卓越的、令人钦佩的表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得到了保全。芬兰在全世界面前表明，在大国的入侵面前，一个小国也有权利屹立于自由国家之林。为此付出的代价固然是巨大的。虽然在4个月的战斗中芬军歼灭苏军约20万人，并导致40万敌军受伤，但芬军自己的阵亡军人也多达23150人，伤者达47550人，其中9500人成为终身残疾。如果把死于轰炸的城乡乎民也计算在内，芬兰在这场战争中共牺牲了2.5万人。有42万人逃离被苏联吞并的地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然而当芬兰人在1940年春天开始享受阳光照耀和白昼渐长的日子时，他们不难感觉到，不管正在进行的大国之间的战争结果如何，作为一个表现了“不是为自由而生，便是为自由而死”的坚强意志的民族，芬兰人在将来是不会得不到应得的报酬的。
　　
　　 芬兰人之所以接受极其苛刻的和约，是因为国家的自由得到了保全。考虑到苏联在战争开始时的意图，这件事似乎是个奇迹。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维堡防线被突破、芬兰全国面临军事占领之际，苏联突然同意决定结束这场战争？考虑到苏联所扶植的库西宁傀儡政府，这个问题特别令人感兴趣。1940年2月以后，苏联悄悄地抛弃了这个“政府”，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这个“政府”的成立只是迫使芬兰求和的一种策略。事实上，苏联有充分的能力和意图把这场战争打完（哪怕是让芬兰人淹死在红军战士的血海之中），从而完全占领甚至吞并芬兰。然而，正像非洲草原上的狮子也会首先捕食老弱病残的猎物一样，即使强大残暴如苏联，也会选择更弱小的目标先下手。如果先撇开芬兰不顾，转而对付如同熟透了的果子一样软弱的波罗的海三国，使其自动落到苏联的口袋里，比花巨大代价硬攻下拼死抵抗的芬兰要容易得多。而且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英法等国必将派出远征军，即使不能拯救芬兰，也势必使瑞典和挪威落入盟国的势力范围，甚至使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的过程节外生枝，这是苏联所不乐意看到的。
　　
　　 如果1939年8月德苏勾结没有给苏联在芬兰的行动自由，而芬兰也始终没有受到苏联侵略的摧残的话，对于苏联的安全因素来说，芬兰作为一个不参战的中立国，无疑比一个由于被侵略而保卫自己的芬兰更有价值。如果德国在1941年6月以后企图进攻芬兰，那么一个没被苏联侵略过的、中立的芬兰，极有可能在进行同样猛烈的抵抗后被德军占领，但这个国家的地位将会是和丹麦、挪威一样成为反对德国的同盟国，而不是一个为苏联侵略所迫对苏作战的国家。
　　
　　 在1939年10月到11月的谈判中，苏联人犯了几个错误，一是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芬兰人怀有侵略苏联的意图，而且一遇到机会就要实现这些意图；二是没有正确估计到芬兰人民在遭受攻击时进行抵抗的决心。俄国人太过于自信，以为凭苏联的实力，足以软化芬兰人民，使他们认为苏联的要求是“有道理的”。不消说，苏联在与芬兰打交道中所犯的错误，如果与斯大林对希特勒德国的政策的错误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如果英国在1941年以前屈服于德国（克里姆林宫在1941年6月22日以前一直开足其宣传机器的马力，谴责“伦敦的战争贩子”拒绝希特勒“宽大而慷慨的和平要求”），由苏联一国单独应付1941年希特勒入侵所造成的局面，斯大林在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三国所得到的利益大概只会是一个短暂的、昙花一现的历史插曲。再者，如果盟国对苏联的援助只是像美国的大量援助平衡了力量、并使天平倾向于盟国一边之前那样有限和微不足道，那么德国入侵的结果，说得最轻的话，也是灾难性的。
　　
　　 不能正确地理解芬兰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作战能力，对苏联来说是一个丢脸的、也是代价高昂的错误。在他们看来，体积、数量、重量等似乎等于一切，而热爱自由和独立的精神、正义、自信所产生的巨大支持力，看来对于他们都是不存在的。这不是说苏联军队都是无能的战士。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很快地学到了在当时芬兰前线的那些条件下作战所需要的基本东西，并很快赢得了他们对手的钦佩。
　　
　　 有些人在讨论苏芬战争的起因时，一直试图否定苏联对芬兰的吞并意图，只认为苏联的目的是交换领土。但1940年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谈判中苏联外长亲口提出的吞并芬兰的要求是最有力的、最无可辩驳的证据。对于苏芬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可以作出这样的设想：即使芬兰在1939年接受了苏联提出的交换领土的要求，它也不能免于莫斯科的进一步敲诈勒索，比如拆除曼纳海姆防线、更换政治领导人、取得过境权等等，最终两国间的一场战争仍不可避免，然而这样的战争，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很可能1940年春天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后），将很难激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同情，挪威的沦陷将使芬兰更难获得来自盟国的援助，而由于领土交换而丧失曼纳海姆防线最重要的防御地区，以及芬军随着天气变暖而丧失其熟悉冬季作战的优势，最终将导致彻底的灾难。不管怎样，芬兰被迫将十分之一的领土割让给苏联，并丧失了部分人口，从这方面讲，芬兰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然而换个角度看，冬季战争挫败了斯大林要吞并整个芬兰的意图，维护了国家主权，这一点足够使芬兰人民得以补偿。
　　
　　
　　 经过史诗一样伟大而坚苦卓绝的奋斗，芬兰在1939年、1944年和1948年三次保持住了政治上的独立。其意义可以从下面这样一些事实中看出来在当年总人口不到七百万的波罗的海三国，被苏联吞并后，一共有超过两百万的人口由于处决、流放和“在劳动改造中死于体力衰竭”而丧失。大量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被斯大林放逐到北极、中亚和西伯利亚，同时像掺沙子一样向三国迁入俄罗斯人，到苏联解体前夕，三国文化在本国竟然成为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文化”。经济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初，芬兰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与波兰和日本在同一水平上，为75美元，约为当时美国的八分之一强，只相当于捷克人均年收入的二分之一（当时捷克是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一，工业发展水平高于奥地利和荷兰）。1939年以前，爱沙尼亚共和国有发达的油页岩工业，拉脱维亚共和国则继承了沙俄留下来的大量机械制造、造船等工业，两国的生活水平和国民收入都高于芬兰。而如今尽管波兰和捷克等国实现了经济复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经济也见起色，但只有芬兰保持了与日本接近的人均经济水平。这些都是当年芬兰人民在面对强邻勒索和入侵时奋起自卫所留下的最珍贵、最有意义的遗产。
　　
　　 芬兰至今屹立于独立的、自主的、繁荣的发达国家之林，而当年入侵芬兰的那个国家却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和纳粹德国一样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虽然世间从没有完美无缺的正义，但这也可以算是历史的一种公正吧！
　　
　　 在战争结束后，那些为了维护芬兰民族自由生存的权利而客死战场的芬兰士兵被送回他们的家乡，被厚葬在公墓内，旁边是昭示他们勇于献身精神的纪念碑。这些墓地和纪念碑代表了谦逊、威严和爱国的精神，是对那些为了追求捍卫自由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的芬兰人民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