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三国及其悲剧英雄

“史诗”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为“字、叙述、故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谈及史诗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定义这一文学体裁，此后黑格尔曾经对其的特征表述为：史诗是人类早期诗歌发展的最初阶段，通过英雄事迹来表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生活和精神，一般以战争为题材。到了现代，在西方语文中史诗一词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它不再是仅来源于上古，而是泛指叙事类文学中以诗歌和散文形式的叙事作品。
现在一般认为，史诗分为“原生史诗”、“文学史诗”以及惯称、誉称为史诗的文学作品。
原生史诗指以历史或神话传说为背景，歌颂英雄、人、神，包含一定幻想和神奇色彩，表现时代的民族风貌和精神，以口耳相传的形式、经过民间流传累积而成的长篇叙事诗。例如“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
文学史诗是指由个人创作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模仿原生史诗的叙事诗，例如古罗马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
在此基础上，因理解和习惯的关系，把史诗的概念更推而广之，把有影响的、再现一定历史面貌的、规模宏伟的优秀叙事作品（如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者史诗式的作品。例如《战争与和平》。
所以，现在我们所讲的史诗，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要结合语境来综合判断。
对照以上表述，《三国演义》具备上述三类史诗的一些重要特征，可以说，它既是一部小说，又是一部史诗。
《三国演义》的史诗性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在成书之前，其中的大部分故事和传说已经在民间世代口耳相传了几个世纪，之后经文人整理成《三国志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毛本《三国志演义》，直至署名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是一个逐渐被收集编写成文学巨著的过程，这一过程与荷马史诗的成书十分相似，是其能够称之为史诗的必要条件。
二、和西方史诗一样，《三国演义》将主要篇幅用来写战争，以英雄人物、英雄事迹、英雄精神为主要表现内容，使用大量篇幅描绘英雄的成长活动历程和心理状态，突出反映了民间的英雄崇拜情结。这也是史诗的特征之一。
三、《三国演义》以历史为背景，表现了时代的民族风貌和精神。《三国》有着更为丰富的精神蕴含，这是在其漫长的成书过程中逐渐形成，正如何满子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三国演义》）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这亦是其“史诗性质”的表现。
四、包含一定幻想和神秘色彩。《三国演义》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经过了艺术加工，有根据神话传说虚构的成份。例如《三国演义》中从张角修行《太平要术》在战场上呼风唤雨，到于吉符水治病祈风祷雨，再到左慈以法力戏弄曹操、关云长死后受点化皈依成神，以及诸葛亮祭风攘星，都是具有神秘或神话色彩的反映。
五、《三国演义》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是在歌颂悲剧英雄，充分地表现出它特有的史诗品质。
从结局上看，三国演义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剧本。重点描写主要英雄人物无论其遭到何种挫折和压力，仍是失意不失志，百折不挠，为了自己的理想，以意志力执着进取。例如诸葛亮，为信念而与命运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许多英雄人物最终都倒在了奋争前行的道路上，没有达成澄清宇内、天下大统的宏愿，因而没有大团圆的结局。从《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出，国人并没有 “为胜者唱赞歌”的传统，相反，更崇尚的是那些壮志未酬的悲剧英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成千古奇功的班超、陈汤并不太为人知，而辛弃疾、史可法、岳飞却能广为流传。
除以上之外，《三国演义》与《荷马史诗》的相同之处还有很多。例如特洛伊战争与中国三国时期的战争，都是有其实际历史背景的（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已成为主流史观），都是诸候众多，群英汇集的时期，都表达出敬神悯人的哲学思想，都抛却了完全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等等。
综合上述各点，《三国演义》当然地具备史诗性，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的“原生史诗”，但从广义上说也应该属于史诗之列。而且与《荷马史诗》不同的是，在这部中国式的史诗中，凝聚贯穿了以仁勇智信、礼义忠孝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同时作者也试图通过对道家思想的理解，释读出“天道深远、人力无为”的理念，表现出史诗才具有的包容性和概括力，而正是因为《三国演义》依托丰富的文明积淀，才会产生如此的精神内涵，所才比《荷马史诗》更为深刻和具备现实启迪意义。《三国演义》着力歌颂仁勇智信之士，歌颂的是永恒的价值观，相比西方的实用主义，我觉得要高出不少。仁者为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史诗要比西方的要更为厚重、深刻。
当然，这也并不代表《三国演义》一切完美无缺，更不代表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要照单全收，学习吸收其中的精髓，扬弃其中的糟粕，也不一味排斥东、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才是我们当前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只有膜拜供奉西方神话这一条途径。

有人会问，这样说来，难道其他历史演义都可以被广义的称作史诗了吗？
个人认为其他一些演义与《三国》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马克思说过：荷马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三国》正是如此的一个范本，而那些个演义则不是。一来内容、深度存在差距。例如《三国演义》是以英雄悲剧般的奋斗历程为线索贯穿全文的史诗型巨作，那些演义对于英雄人物的悲剧色彩、对其实践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贯穿全文的刻画描写并不深刻。二来其他演义的成书多在《三国》的刊本流行之后，难免有所模仿，得其皮毛但未获其精髓，且其成书更多是出自特定文人手笔，与《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有所不同。
相比其他一些演义，《三国》对主要人物的悲剧英雄特质的刻画入木三分，应属于史诗作品的重要条件之一。例如：三国里的主角之一刘备就是一位悲剧英雄。
现实的观点——贤臣择主而仕、良禽择木而栖，但是刘备，偏偏要与命运抗争，他的人生理想通过桃园结义誓言表达出来就是“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也就是仁、忠、义。从全书各章节的描述来看，围绕着这三点，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忠君、重义、爱民之人。
一个忠字已经注定了他要选择悲剧的人生。在三顾茅庐之时，遇隐士高人，当得知刘备寻士访贤，目的是要“求安邦定国之策”时，劝他说：“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实际上已经从天道和命数的角度告诫他：这样走下去是死路一条。但是刘备呢，这个时候体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说：“先生所言，诚为高见。但备身为汉胄，合当匡扶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这是作为悲剧英雄的刘备敢于逆天而行，从自己的道德座标出发，为达成心中的信念，以意志力做出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选择。对比《荷马史诗》里的一些英雄人物，对神的安排唯唯诺诺，敬服得五体投地，是否强上很多？当然并不是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中没有敢于向命运挑战的人物，但多是被动的、从属的、非主流的。
而刘备个人悲剧的另一方面，却主要是因为一个“义”字。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而关羽遇害后，刘备义字当头，要举全国之兵为关羽复仇，出师之前，请来的世外高人李意，当着刘备的面，预言刘备必然军败身死，然而刘备不听，毅然绝然地向命运挑战，率军伐吴，注定了一个经典的悲剧结局。
刘备，选择“人性”，“逆天”行事，注定失败的一条路，虽历经百折而不挠，在仁、忠、义的框架下，与命运做决死斗争，这难道不是经典的反映人性的悲剧剧本吗？

许多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并构成其文明的软实力，这些文化经典并不全是采用原生史诗的形式，比如古希伯莱人的《圣经》，古印度的《吠陀》本集及《梵书》、《奥义书》等。但是它们都长期影响着这些民族的精神——包括信仰、道德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并因此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中华民族从来不乏文化经典。虽然我们缺乏原生史诗，但我们的祖先却在特定的文化基础上创造了《诗》、《书》、《礼》、《易》、《春秋》以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典籍，以及象《三国演义》这样的中国式史诗，由于这些经典的影响，中国文化走上一条与世界备民族都不相同的发展道路，并将在此基础上，发挥“扬弃”精神，实现新时代的“克己复礼”和“文化复兴”。

“史诗”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为“字、叙述、故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谈及史诗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定义这一文学体裁，此后黑格尔曾经对其的特征表述为：史诗是人类早期诗歌发展的最初阶段，通过英雄事迹来表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生活和精神，一般以战争为题材。到了现代，在西方语文中史诗一词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它不再是仅来源于上古，而是泛指叙事类文学中以诗歌和散文形式的叙事作品。
现在一般认为，史诗分为“原生史诗”、“文学史诗”以及惯称、誉称为史诗的文学作品。
原生史诗指以历史或神话传说为背景，歌颂英雄、人、神，包含一定幻想和神奇色彩，表现时代的民族风貌和精神，以口耳相传的形式、经过民间流传累积而成的长篇叙事诗。例如“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
文学史诗是指由个人创作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模仿原生史诗的叙事诗，例如古罗马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
在此基础上，因理解和习惯的关系，把史诗的概念更推而广之，把有影响的、再现一定历史面貌的、规模宏伟的优秀叙事作品（如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者史诗式的作品。例如《战争与和平》。
所以，现在我们所讲的史诗，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要结合语境来综合判断。
对照以上表述，《三国演义》具备上述三类史诗的一些重要特征，可以说，它既是一部小说，又是一部史诗。
《三国演义》的史诗性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在成书之前，其中的大部分故事和传说已经在民间世代口耳相传了几个世纪，之后经文人整理成《三国志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毛本《三国志演义》，直至署名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是一个逐渐被收集编写成文学巨著的过程，这一过程与荷马史诗的成书十分相似，是其能够称之为史诗的必要条件。
二、和西方史诗一样，《三国演义》将主要篇幅用来写战争，以英雄人物、英雄事迹、英雄精神为主要表现内容，使用大量篇幅描绘英雄的成长活动历程和心理状态，突出反映了民间的英雄崇拜情结。这也是史诗的特征之一。
三、《三国演义》以历史为背景，表现了时代的民族风貌和精神。《三国》有着更为丰富的精神蕴含，这是在其漫长的成书过程中逐渐形成，正如何满子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三国演义》）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这亦是其“史诗性质”的表现。
四、包含一定幻想和神秘色彩。《三国演义》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经过了艺术加工，有根据神话传说虚构的成份。例如《三国演义》中从张角修行《太平要术》在战场上呼风唤雨，到于吉符水治病祈风祷雨，再到左慈以法力戏弄曹操、关云长死后受点化皈依成神，以及诸葛亮祭风攘星，都是具有神秘或神话色彩的反映。
五、《三国演义》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是在歌颂悲剧英雄，充分地表现出它特有的史诗品质。
从结局上看，三国演义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剧本。重点描写主要英雄人物无论其遭到何种挫折和压力，仍是失意不失志，百折不挠，为了自己的理想，以意志力执着进取。例如诸葛亮，为信念而与命运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许多英雄人物最终都倒在了奋争前行的道路上，没有达成澄清宇内、天下大统的宏愿，因而没有大团圆的结局。从《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出，国人并没有 “为胜者唱赞歌”的传统，相反，更崇尚的是那些壮志未酬的悲剧英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成千古奇功的班超、陈汤并不太为人知，而辛弃疾、史可法、岳飞却能广为流传。
除以上之外，《三国演义》与《荷马史诗》的相同之处还有很多。例如特洛伊战争与中国三国时期的战争，都是有其实际历史背景的（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已成为主流史观），都是诸候众多，群英汇集的时期，都表达出敬神悯人的哲学思想，都抛却了完全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等等。
综合上述各点，《三国演义》当然地具备史诗性，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的“原生史诗”，但从广义上说也应该属于史诗之列。而且与《荷马史诗》不同的是，在这部中国式的史诗中，凝聚贯穿了以仁勇智信、礼义忠孝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同时作者也试图通过对道家思想的理解，释读出“天道深远、人力无为”的理念，表现出史诗才具有的包容性和概括力，而正是因为《三国演义》依托丰富的文明积淀，才会产生如此的精神内涵，所才比《荷马史诗》更为深刻和具备现实启迪意义。《三国演义》着力歌颂仁勇智信之士，歌颂的是永恒的价值观，相比西方的实用主义，我觉得要高出不少。仁者为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史诗要比西方的要更为厚重、深刻。
当然，这也并不代表《三国演义》一切完美无缺，更不代表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要照单全收，学习吸收其中的精髓，扬弃其中的糟粕，也不一味排斥东、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才是我们当前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只有膜拜供奉西方神话这一条途径。

有人会问，这样说来，难道其他历史演义都可以被广义的称作史诗了吗？
个人认为其他一些演义与《三国》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马克思说过：荷马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三国》正是如此的一个范本，而那些个演义则不是。一来内容、深度存在差距。例如《三国演义》是以英雄悲剧般的奋斗历程为线索贯穿全文的史诗型巨作，那些演义对于英雄人物的悲剧色彩、对其实践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贯穿全文的刻画描写并不深刻。二来其他演义的成书多在《三国》的刊本流行之后，难免有所模仿，得其皮毛但未获其精髓，且其成书更多是出自特定文人手笔，与《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有所不同。
相比其他一些演义，《三国》对主要人物的悲剧英雄特质的刻画入木三分，应属于史诗作品的重要条件之一。例如：三国里的主角之一刘备就是一位悲剧英雄。
现实的观点——贤臣择主而仕、良禽择木而栖，但是刘备，偏偏要与命运抗争，他的人生理想通过桃园结义誓言表达出来就是“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也就是仁、忠、义。从全书各章节的描述来看，围绕着这三点，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忠君、重义、爱民之人。
一个忠字已经注定了他要选择悲剧的人生。在三顾茅庐之时，遇隐士高人，当得知刘备寻士访贤，目的是要“求安邦定国之策”时，劝他说：“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实际上已经从天道和命数的角度告诫他：这样走下去是死路一条。但是刘备呢，这个时候体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说：“先生所言，诚为高见。但备身为汉胄，合当匡扶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这是作为悲剧英雄的刘备敢于逆天而行，从自己的道德座标出发，为达成心中的信念，以意志力做出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选择。对比《荷马史诗》里的一些英雄人物，对神的安排唯唯诺诺，敬服得五体投地，是否强上很多？当然并不是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中没有敢于向命运挑战的人物，但多是被动的、从属的、非主流的。
而刘备个人悲剧的另一方面，却主要是因为一个“义”字。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而关羽遇害后，刘备义字当头，要举全国之兵为关羽复仇，出师之前，请来的世外高人李意，当着刘备的面，预言刘备必然军败身死，然而刘备不听，毅然绝然地向命运挑战，率军伐吴，注定了一个经典的悲剧结局。
刘备，选择“人性”，“逆天”行事，注定失败的一条路，虽历经百折而不挠，在仁、忠、义的框架下，与命运做决死斗争，这难道不是经典的反映人性的悲剧剧本吗？

许多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并构成其文明的软实力，这些文化经典并不全是采用原生史诗的形式，比如古希伯莱人的《圣经》，古印度的《吠陀》本集及《梵书》、《奥义书》等。但是它们都长期影响着这些民族的精神——包括信仰、道德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并因此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中华民族从来不乏文化经典。虽然我们缺乏原生史诗，但我们的祖先却在特定的文化基础上创造了《诗》、《书》、《礼》、《易》、《春秋》以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典籍，以及象《三国演义》这样的中国式史诗，由于这些经典的影响，中国文化走上一条与世界备民族都不相同的发展道路，并将在此基础上，发挥“扬弃”精神，实现新时代的“克己复礼”和“文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