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尴尬的“殉国者”海龄：滥杀百姓后为国捐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0:36:59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西两种文明碰撞中，给中国人留下的最早也最深的一道伤疤。我们失败的缘由，现在当然是弄清楚了。可局中人往往是糊涂的，何况，天朝上国的观念那时还根深蒂固。天朝上国居然惨败于“外夷”之手，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想明白的问题。想来想去，清廷上下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咱们为什么失败，原来是汉奸捣鬼。这种想象如果用来解释战争的成败固然可笑，但用来指导战争的过程，却会引发可怕的结果。
对失败的想象
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晚清史》在鸦片战争一章中这样写道：
“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像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加强了这种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鸦片上瘾……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官兵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这是不是西方史学家的偏见呢？
黎吉云是道光咸丰年间的著名御史，留下了手抄日记。道光二十三年，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按说真相随着硝烟的散去将逐渐清晰，黎吉云又是在京城做官，见过世面的读书人，更容易改变观念。但这一年正月二十九日，黎吉云根据一个从鸦片战争前线的“浙江军营回来者”的讲述，在日记中饱含感喟地写道：“收复宁波、镇海，奈汉奸走漏消息，夷得准备，不能克……英夷既往镇江，前宁波省城所招集汉奸，未尝带之往，口粮亦自是不给，汉奸遂叛英夷。……汉奸中有素与之往来者，因往与勾结，许以官职重赏。……”日记的主人仿佛在向世人透露一个惊天的秘密：鸦片战争外夷的胜利，成也汉奸；中国的失败，败也汉奸。
回头看清廷官员在鸦片战争中的措施，就会发现，在抗夷的同时，又严防汉奸，始终是他们的“两手抓”。因为，“汉奸捣鬼”，正是当日清廷上下一种合情又合理的想像。我们不妨聚焦镇江，看看“汉奸”如何成为满清官员挥之不去的魔魇。
血性的镇江之战
镇江之战，是中英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茅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影响深广，争议也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在作者的笔下调子过于低沉了。尽管如此，茅海建还是为镇江之战赋予了难得的亮丽色彩：
“镇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击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而镇江之战却是鸦片战争诸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但没想到，遭到的损失也最大，共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还有3人失踪。这一数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吓人，但相当于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死亡的总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轻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
在中国一方，指挥这最具血性一战的人是谁呢？是于1841年初刚刚上任的京口副都统海龄。海龄，《清史稿》中有其小传。他是满洲镶白旗人，历任西安、江宁、京口（镇江别称）副都统。这个副都统是个什么官职呢？满清入关建立政权后，将八旗官兵分派到各省要害地区驻扎。各地八旗驻防部队以级别的不同，其长官分别由将军、都统、副都统担任。镇江这个地方，八旗军的首领，即当地最高军事官就是作为副都统的海龄。
《清史稿》中叙镇江之战云：“英兵既陷吴淞，由海入江，六月，犯镇江，提督齐慎、刘承孝败退，遂攻城，海龄率驻防兵死守二日，敌以云梯入城屠旗、民，海龄与全家殉焉。”参加了侵略战争的英国军官利洛在其《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一文中对镇江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不论是汉兵或满兵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很令我们钦佩……从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虽然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还是不肯屈服。”
专门研究鸦片战争的茅海建综合中西各种档案、史料，其叙述翔实生动得多：
“京口副都统海龄对该处防御颇为上心。他严格训练部众，并率领军民修复了已显倾圯的城墙……1842年7月12日，英军舰队驶至江阴鹅鼻嘴。15日，英舰两艘率先到达镇江江面。至20日，英全军抵达。……海龄率镇江旗兵、青州旗兵约1600名防守城内。齐慎（参赞大臣四川提督）率援军2700名驻守城外。……21日，英军攻城。此次行动主要由英陆军承担，共4个旅6905人，此外还有数百名海军人员。就兵力而言，英军处于绝对优势。与驻守城外的齐慎的怯懦相反，海龄率领的镇江城内1600名八旗兵的顽强抵抗，就连敌手也无不称道。英军第二旅于城东北登陆后，便遭到守军的炮击，用云梯攻城时，清兵与之激战，直至城北的城墙被轰塌一大段，手持劣势兵器的清勇士们仍利用各种有利地形节节抵抗。……尽管英军最后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但守城的八旗兵仍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许多人流至最后一滴血。入夜了，而镇江城内仍火光不息，枪声不断……”
中国人对镇江和镇江之战的特殊感情，还缘于恩格斯的一篇文章。1857年，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赞扬了镇江守军，他说：“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遭到（镇江）同样的抵抗，他们就绝对到不了南京。”在近代史上，海龄和镇江之战从此成为中国人抗击侵略中表现英勇气概的一个符号。
殉国者的尴尬
海龄身后，极尽殊荣。《清史稿》记载，“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对死者建专祠祭祀，这是传统社会一个王朝给予的最高礼遇了。但后面又接着说：“当城破时，海龄禁居民不得出，常镇道周顼弃城走，事后讦海龄妄杀良民，为众所戕，言官亦论奏，下疆吏究勘得白，诏以阖门死难，大节无亏，仍照都统例赐恤，治顼罪如律。”这段话的意思是：英军兵临城下时，海龄禁止镇江居民外逃，其同僚周顼弃城走，事后攻讦海龄并非尽忠成仁，而是因妄杀良民被激愤的百姓杀死的。最后经过封疆大吏调查，海龄全家确是殉难，其本人大节无亏，诬告的周顼被治罪。
《清史稿》寥寥数字的背后，却是惊天的宦海波澜。
道光皇帝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发布了一条上谕，称赞海龄“为国捐躯，忠义可嘉”。但仅仅一月，又发布了第二条上谕，其中说：“兹有人奏‘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以致人心不服，将该副都统围住，海龄因纵兵开炮轰击。夷闻内变，乘势直入府城。海龄之死，闻系被民戕害’等语。”显然，针对第一条嘉奖的上谕，有言官提出了不同意见。海龄到底是殉国的忠臣还是激成民变的罪人？皇帝也糊涂了。虽然对清廷来说，战争一败涂地的时候亟需海龄和镇江之战这样的典型来激励人心，但他还是毫不含糊地亮明了彻查态度，“查拿汉奸，本系守城要务，若因此多杀无辜，激成内变，则其死殊不足惜；惟乱民乘乱泄忿，戕官纵贼，实属罪大恶极，纵不能悉数诛夷，必应将为首数人，立伸国法。著将原摺抄给苏抚阅看，毕竟镇江如何失守，海龄如何被戕，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得因海龄已死，代为弥缝，亦不可因乱民较多，意图消弥。”经过两个月的核查，同年九月，皇帝发布了第三条上谕：“海龄于镇江城陷时自缢殉难，……已无疑议。……且搜获汉奸，亦止处斩十三人，其余讯系平民，均经释放，是周顼原禀各款系属得自传闻，而海龄见危授命，大节无亏，允宜特为宣布，以息浮言。”
皇帝最后的谕旨当然是盖棺定论。但“大节无亏”这样的用词还是留下了想像的空间，何况谕旨中也承认海龄曾经“搜获汉奸”，“处斩十三人”。而对海龄不利的私家日记、笔记更非罕见，前引黎吉云的日记中录下了他从前线听来的传闻，“尔时英夷无意入镇城，意欲直入大江，而镇江副都统海龄，日杀无辜，民不聊生，往夷船请之入城。”传为当时镇江人所作的《草间日记》则记载：“都统令旗兵满城捉汉奸，旗兵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另一部《出围城记》则记录了海龄禁止百姓出城觅食、逃难的情况，“城中炊烟寥寥，盖城闭市亦闭，饥民无处市米，亦无处市饽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流传下来的镇江人的竹枝词也有相似的记载，记海龄搜杀汉奸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
隔代论史的《剑桥晚清史》提到海龄时，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他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海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史料和立场的歧异，史学家见仁见智。现在看来，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海龄在侵略者面前竭力抵抗，城破自杀，在当时的将领中难能可贵。但海龄又有举措乖张的地方，比如禁止平民外出逃难，闭门搜捕所谓“汉奸”，惹得民怨沸腾等等。
海龄在守城过程中对居民的暴戾行为，官方和民间对此都没有否认。所区别者只在于两点：被杀者数字，是十余人还是高达数百人之多？被杀者的身份，究竟是良民还是汉奸？第一个问题，因为是战乱，估计很难一一核实了。第二个问题则不难解决。在民族冲突中，因利益诱惑或受其他因素刺激，某些人为敌所用。这是哪个民族都有的现象。但在海龄时代，镇江一下冒出那么多“汉奸”几无可能，这不仅因为中西之间的接触才刚刚开始，更因为镇江本来是一座困守的孤城，与外界隔绝中的居民，怎么可能突然想到要去做汉奸？可以认定，即使海龄只杀了十余人，其中的多数也应该属于冤杀。
杀了无辜百姓，自己又在反侵略中不屈而死的海龄让人为难。这自然是一个“殉国者”的尴尬，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尴尬更是满清政府这个政权的尴尬。
清王朝属于异族政权，这使得它在应对“外夷”的危胁时，还有一种不可宣扬的隐密心理，即绝对不能因“外夷”而放松对汉人的防范。海龄实际上是在忠实执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既定方略。一个对人民充满疑忌的政权，也许主观上不想对外妥协，但势必会分散力量，而最终显得软弱无能。这样的一幕，我们在后来的晚清乃至民国历史上还会不断地看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_7180_1334745.shtml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西两种文明碰撞中，给中国人留下的最早也最深的一道伤疤。我们失败的缘由，现在当然是弄清楚了。可局中人往往是糊涂的，何况，天朝上国的观念那时还根深蒂固。天朝上国居然惨败于“外夷”之手，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想明白的问题。想来想去，清廷上下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咱们为什么失败，原来是汉奸捣鬼。这种想象如果用来解释战争的成败固然可笑，但用来指导战争的过程，却会引发可怕的结果。
对失败的想象
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晚清史》在鸦片战争一章中这样写道：
“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像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加强了这种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鸦片上瘾……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官兵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这是不是西方史学家的偏见呢？
黎吉云是道光咸丰年间的著名御史，留下了手抄日记。道光二十三年，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按说真相随着硝烟的散去将逐渐清晰，黎吉云又是在京城做官，见过世面的读书人，更容易改变观念。但这一年正月二十九日，黎吉云根据一个从鸦片战争前线的“浙江军营回来者”的讲述，在日记中饱含感喟地写道：“收复宁波、镇海，奈汉奸走漏消息，夷得准备，不能克……英夷既往镇江，前宁波省城所招集汉奸，未尝带之往，口粮亦自是不给，汉奸遂叛英夷。……汉奸中有素与之往来者，因往与勾结，许以官职重赏。……”日记的主人仿佛在向世人透露一个惊天的秘密：鸦片战争外夷的胜利，成也汉奸；中国的失败，败也汉奸。
回头看清廷官员在鸦片战争中的措施，就会发现，在抗夷的同时，又严防汉奸，始终是他们的“两手抓”。因为，“汉奸捣鬼”，正是当日清廷上下一种合情又合理的想像。我们不妨聚焦镇江，看看“汉奸”如何成为满清官员挥之不去的魔魇。
血性的镇江之战
镇江之战，是中英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茅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影响深广，争议也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在作者的笔下调子过于低沉了。尽管如此，茅海建还是为镇江之战赋予了难得的亮丽色彩：
“镇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击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而镇江之战却是鸦片战争诸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但没想到，遭到的损失也最大，共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还有3人失踪。这一数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吓人，但相当于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死亡的总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轻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
在中国一方，指挥这最具血性一战的人是谁呢？是于1841年初刚刚上任的京口副都统海龄。海龄，《清史稿》中有其小传。他是满洲镶白旗人，历任西安、江宁、京口（镇江别称）副都统。这个副都统是个什么官职呢？满清入关建立政权后，将八旗官兵分派到各省要害地区驻扎。各地八旗驻防部队以级别的不同，其长官分别由将军、都统、副都统担任。镇江这个地方，八旗军的首领，即当地最高军事官就是作为副都统的海龄。
《清史稿》中叙镇江之战云：“英兵既陷吴淞，由海入江，六月，犯镇江，提督齐慎、刘承孝败退，遂攻城，海龄率驻防兵死守二日，敌以云梯入城屠旗、民，海龄与全家殉焉。”参加了侵略战争的英国军官利洛在其《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一文中对镇江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不论是汉兵或满兵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很令我们钦佩……从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虽然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还是不肯屈服。”
专门研究鸦片战争的茅海建综合中西各种档案、史料，其叙述翔实生动得多：
“京口副都统海龄对该处防御颇为上心。他严格训练部众，并率领军民修复了已显倾圯的城墙……1842年7月12日，英军舰队驶至江阴鹅鼻嘴。15日，英舰两艘率先到达镇江江面。至20日，英全军抵达。……海龄率镇江旗兵、青州旗兵约1600名防守城内。齐慎（参赞大臣四川提督）率援军2700名驻守城外。……21日，英军攻城。此次行动主要由英陆军承担，共4个旅6905人，此外还有数百名海军人员。就兵力而言，英军处于绝对优势。与驻守城外的齐慎的怯懦相反，海龄率领的镇江城内1600名八旗兵的顽强抵抗，就连敌手也无不称道。英军第二旅于城东北登陆后，便遭到守军的炮击，用云梯攻城时，清兵与之激战，直至城北的城墙被轰塌一大段，手持劣势兵器的清勇士们仍利用各种有利地形节节抵抗。……尽管英军最后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但守城的八旗兵仍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许多人流至最后一滴血。入夜了，而镇江城内仍火光不息，枪声不断……”
中国人对镇江和镇江之战的特殊感情，还缘于恩格斯的一篇文章。1857年，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赞扬了镇江守军，他说：“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遭到（镇江）同样的抵抗，他们就绝对到不了南京。”在近代史上，海龄和镇江之战从此成为中国人抗击侵略中表现英勇气概的一个符号。
殉国者的尴尬
海龄身后，极尽殊荣。《清史稿》记载，“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对死者建专祠祭祀，这是传统社会一个王朝给予的最高礼遇了。但后面又接着说：“当城破时，海龄禁居民不得出，常镇道周顼弃城走，事后讦海龄妄杀良民，为众所戕，言官亦论奏，下疆吏究勘得白，诏以阖门死难，大节无亏，仍照都统例赐恤，治顼罪如律。”这段话的意思是：英军兵临城下时，海龄禁止镇江居民外逃，其同僚周顼弃城走，事后攻讦海龄并非尽忠成仁，而是因妄杀良民被激愤的百姓杀死的。最后经过封疆大吏调查，海龄全家确是殉难，其本人大节无亏，诬告的周顼被治罪。
《清史稿》寥寥数字的背后，却是惊天的宦海波澜。
道光皇帝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发布了一条上谕，称赞海龄“为国捐躯，忠义可嘉”。但仅仅一月，又发布了第二条上谕，其中说：“兹有人奏‘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以致人心不服，将该副都统围住，海龄因纵兵开炮轰击。夷闻内变，乘势直入府城。海龄之死，闻系被民戕害’等语。”显然，针对第一条嘉奖的上谕，有言官提出了不同意见。海龄到底是殉国的忠臣还是激成民变的罪人？皇帝也糊涂了。虽然对清廷来说，战争一败涂地的时候亟需海龄和镇江之战这样的典型来激励人心，但他还是毫不含糊地亮明了彻查态度，“查拿汉奸，本系守城要务，若因此多杀无辜，激成内变，则其死殊不足惜；惟乱民乘乱泄忿，戕官纵贼，实属罪大恶极，纵不能悉数诛夷，必应将为首数人，立伸国法。著将原摺抄给苏抚阅看，毕竟镇江如何失守，海龄如何被戕，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得因海龄已死，代为弥缝，亦不可因乱民较多，意图消弥。”经过两个月的核查，同年九月，皇帝发布了第三条上谕：“海龄于镇江城陷时自缢殉难，……已无疑议。……且搜获汉奸，亦止处斩十三人，其余讯系平民，均经释放，是周顼原禀各款系属得自传闻，而海龄见危授命，大节无亏，允宜特为宣布，以息浮言。”
皇帝最后的谕旨当然是盖棺定论。但“大节无亏”这样的用词还是留下了想像的空间，何况谕旨中也承认海龄曾经“搜获汉奸”，“处斩十三人”。而对海龄不利的私家日记、笔记更非罕见，前引黎吉云的日记中录下了他从前线听来的传闻，“尔时英夷无意入镇城，意欲直入大江，而镇江副都统海龄，日杀无辜，民不聊生，往夷船请之入城。”传为当时镇江人所作的《草间日记》则记载：“都统令旗兵满城捉汉奸，旗兵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另一部《出围城记》则记录了海龄禁止百姓出城觅食、逃难的情况，“城中炊烟寥寥，盖城闭市亦闭，饥民无处市米，亦无处市饽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流传下来的镇江人的竹枝词也有相似的记载，记海龄搜杀汉奸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
隔代论史的《剑桥晚清史》提到海龄时，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他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海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史料和立场的歧异，史学家见仁见智。现在看来，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海龄在侵略者面前竭力抵抗，城破自杀，在当时的将领中难能可贵。但海龄又有举措乖张的地方，比如禁止平民外出逃难，闭门搜捕所谓“汉奸”，惹得民怨沸腾等等。
海龄在守城过程中对居民的暴戾行为，官方和民间对此都没有否认。所区别者只在于两点：被杀者数字，是十余人还是高达数百人之多？被杀者的身份，究竟是良民还是汉奸？第一个问题，因为是战乱，估计很难一一核实了。第二个问题则不难解决。在民族冲突中，因利益诱惑或受其他因素刺激，某些人为敌所用。这是哪个民族都有的现象。但在海龄时代，镇江一下冒出那么多“汉奸”几无可能，这不仅因为中西之间的接触才刚刚开始，更因为镇江本来是一座困守的孤城，与外界隔绝中的居民，怎么可能突然想到要去做汉奸？可以认定，即使海龄只杀了十余人，其中的多数也应该属于冤杀。
杀了无辜百姓，自己又在反侵略中不屈而死的海龄让人为难。这自然是一个“殉国者”的尴尬，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尴尬更是满清政府这个政权的尴尬。
清王朝属于异族政权，这使得它在应对“外夷”的危胁时，还有一种不可宣扬的隐密心理，即绝对不能因“外夷”而放松对汉人的防范。海龄实际上是在忠实执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既定方略。一个对人民充满疑忌的政权，也许主观上不想对外妥协，但势必会分散力量，而最终显得软弱无能。这样的一幕，我们在后来的晚清乃至民国历史上还会不断地看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_7180_1334745.shtml
对失败的想象
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晚清史》在鸦片战争一章中这样写道：
“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像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加强了这种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鸦片上瘾……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官兵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这是不是西方史学家的偏见呢？
黎吉云是道光咸丰年间的著名御史，留下了手抄日记。道光二十三年，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按说真相随着硝烟的散去将逐渐清晰，黎吉云又是在京城做官，见过世面的读书人，更容易改变观念。但这一年正月二十九日，黎吉云根据一个从鸦片战争前线的“浙江军营回来者”的讲述，在日记中饱含感喟地写道：“收复宁波、镇海，奈汉奸走漏消息，夷得准备，不能克……英夷既往镇江，前宁波省城所招集汉奸，未尝带之往，口粮亦自是不给，汉奸遂叛英夷。……汉奸中有素与之往来者，因往与勾结，许以官职重赏。……”日记的主人仿佛在向世人透露一个惊天的秘密：鸦片战争外夷的胜利，成也汉奸；中国的失败，败也汉奸。
回头看清廷官员在鸦片战争中的措施，就会发现，在抗夷的同时，又严防汉奸，始终是他们的“两手抓”。因为，“汉奸捣鬼”，正是当日清廷上下一种合情又合理的想像。我们不妨聚焦镇江，看看“汉奸”如何成为满清官员挥之不去的魔魇。
血性的镇江之战
镇江之战，是中英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茅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影响深广，争议也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在作者的笔下调子过于低沉了。尽管如此，茅海建还是为镇江之战赋予了难得的亮丽色彩：
“镇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击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而镇江之战却是鸦片战争诸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但没想到，遭到的损失也最大，共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还有3人失踪。这一数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吓人，但相当于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死亡的总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轻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
在中国一方，指挥这最具血性一战的人是谁呢？是于1841年初刚刚上任的京口副都统海龄。海龄，《清史稿》中有其小传。他是满洲镶白旗人，历任西安、江宁、京口（镇江别称）副都统。这个副都统是个什么官职呢？满清入关建立政权后，将八旗官兵分派到各省要害地区驻扎。各地八旗驻防部队以级别的不同，其长官分别由将军、都统、副都统担任。镇江这个地方，八旗军的首领，即当地最高军事官就是作为副都统的海龄。
《清史稿》中叙镇江之战云：“英兵既陷吴淞，由海入江，六月，犯镇江，提督齐慎、刘承孝败退，遂攻城，海龄率驻防兵死守二日，敌以云梯入城屠旗、民，海龄与全家殉焉。”参加了侵略战争的英国军官利洛在其《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一文中对镇江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不论是汉兵或满兵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很令我们钦佩……从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虽然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还是不肯屈服。”
专门研究鸦片战争的茅海建综合中西各种档案、史料，其叙述翔实生动得多：
“京口副都统海龄对该处防御颇为上心。他严格训练部众，并率领军民修复了已显倾圯的城墙……1842年7月12日，英军舰队驶至江阴鹅鼻嘴。15日，英舰两艘率先到达镇江江面。至20日，英全军抵达。……海龄率镇江旗兵、青州旗兵约1600名防守城内。齐慎（参赞大臣四川提督）率援军2700名驻守城外。……21日，英军攻城。此次行动主要由英陆军承担，共4个旅6905人，此外还有数百名海军人员。就兵力而言，英军处于绝对优势。与驻守城外的齐慎的怯懦相反，海龄率领的镇江城内1600名八旗兵的顽强抵抗，就连敌手也无不称道。英军第二旅于城东北登陆后，便遭到守军的炮击，用云梯攻城时，清兵与之激战，直至城北的城墙被轰塌一大段，手持劣势兵器的清勇士们仍利用各种有利地形节节抵抗。……尽管英军最后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但守城的八旗兵仍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许多人流至最后一滴血。入夜了，而镇江城内仍火光不息，枪声不断……”
中国人对镇江和镇江之战的特殊感情，还缘于恩格斯的一篇文章。1857年，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赞扬了镇江守军，他说：“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遭到（镇江）同样的抵抗，他们就绝对到不了南京。”在近代史上，海龄和镇江之战从此成为中国人抗击侵略中表现英勇气概的一个符号。
殉国者的尴尬
海龄身后，极尽殊荣。《清史稿》记载，“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对死者建专祠祭祀，这是传统社会一个王朝给予的最高礼遇了。但后面又接着说：“当城破时，海龄禁居民不得出，常镇道周顼弃城走，事后讦海龄妄杀良民，为众所戕，言官亦论奏，下疆吏究勘得白，诏以阖门死难，大节无亏，仍照都统例赐恤，治顼罪如律。”这段话的意思是：英军兵临城下时，海龄禁止镇江居民外逃，其同僚周顼弃城走，事后攻讦海龄并非尽忠成仁，而是因妄杀良民被激愤的百姓杀死的。最后经过封疆大吏调查，海龄全家确是殉难，其本人大节无亏，诬告的周顼被治罪。
《清史稿》寥寥数字的背后，却是惊天的宦海波澜。
道光皇帝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发布了一条上谕，称赞海龄“为国捐躯，忠义可嘉”。但仅仅一月，又发布了第二条上谕，其中说：“兹有人奏‘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以致人心不服，将该副都统围住，海龄因纵兵开炮轰击。夷闻内变，乘势直入府城。海龄之死，闻系被民戕害’等语。”显然，针对第一条嘉奖的上谕，有言官提出了不同意见。海龄到底是殉国的忠臣还是激成民变的罪人？皇帝也糊涂了。虽然对清廷来说，战争一败涂地的时候亟需海龄和镇江之战这样的典型来激励人心，但他还是毫不含糊地亮明了彻查态度，“查拿汉奸，本系守城要务，若因此多杀无辜，激成内变，则其死殊不足惜；惟乱民乘乱泄忿，戕官纵贼，实属罪大恶极，纵不能悉数诛夷，必应将为首数人，立伸国法。著将原摺抄给苏抚阅看，毕竟镇江如何失守，海龄如何被戕，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得因海龄已死，代为弥缝，亦不可因乱民较多，意图消弥。”经过两个月的核查，同年九月，皇帝发布了第三条上谕：“海龄于镇江城陷时自缢殉难，……已无疑议。……且搜获汉奸，亦止处斩十三人，其余讯系平民，均经释放，是周顼原禀各款系属得自传闻，而海龄见危授命，大节无亏，允宜特为宣布，以息浮言。”
皇帝最后的谕旨当然是盖棺定论。但“大节无亏”这样的用词还是留下了想像的空间，何况谕旨中也承认海龄曾经“搜获汉奸”，“处斩十三人”。而对海龄不利的私家日记、笔记更非罕见，前引黎吉云的日记中录下了他从前线听来的传闻，“尔时英夷无意入镇城，意欲直入大江，而镇江副都统海龄，日杀无辜，民不聊生，往夷船请之入城。”传为当时镇江人所作的《草间日记》则记载：“都统令旗兵满城捉汉奸，旗兵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另一部《出围城记》则记录了海龄禁止百姓出城觅食、逃难的情况，“城中炊烟寥寥，盖城闭市亦闭，饥民无处市米，亦无处市饽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流传下来的镇江人的竹枝词也有相似的记载，记海龄搜杀汉奸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
隔代论史的《剑桥晚清史》提到海龄时，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他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海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史料和立场的歧异，史学家见仁见智。现在看来，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海龄在侵略者面前竭力抵抗，城破自杀，在当时的将领中难能可贵。但海龄又有举措乖张的地方，比如禁止平民外出逃难，闭门搜捕所谓“汉奸”，惹得民怨沸腾等等。
海龄在守城过程中对居民的暴戾行为，官方和民间对此都没有否认。所区别者只在于两点：被杀者数字，是十余人还是高达数百人之多？被杀者的身份，究竟是良民还是汉奸？第一个问题，因为是战乱，估计很难一一核实了。第二个问题则不难解决。在民族冲突中，因利益诱惑或受其他因素刺激，某些人为敌所用。这是哪个民族都有的现象。但在海龄时代，镇江一下冒出那么多“汉奸”几无可能，这不仅因为中西之间的接触才刚刚开始，更因为镇江本来是一座困守的孤城，与外界隔绝中的居民，怎么可能突然想到要去做汉奸？可以认定，即使海龄只杀了十余人，其中的多数也应该属于冤杀。
杀了无辜百姓，自己又在反侵略中不屈而死的海龄让人为难。这自然是一个“殉国者”的尴尬，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尴尬更是满清政府这个政权的尴尬。
清王朝属于异族政权，这使得它在应对“外夷”的危胁时，还有一种不可宣扬的隐密心理，即绝对不能因“外夷”而放松对汉人的防范。海龄实际上是在忠实执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既定方略。一个对人民充满疑忌的政权，也许主观上不想对外妥协，但势必会分散力量，而最终显得软弱无能。这样的一幕，我们在后来的晚清乃至民国历史上还会不断地看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_7180_1334745.shtml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西两种文明碰撞中，给中国人留下的最早也最深的一道伤疤。我们失败的缘由，现在当然是弄清楚了。可局中人往往是糊涂的，何况，天朝上国的观念那时还根深蒂固。天朝上国居然惨败于“外夷”之手，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想明白的问题。想来想去，清廷上下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咱们为什么失败，原来是汉奸捣鬼。这种想象如果用来解释战争的成败固然可笑，但用来指导战争的过程，却会引发可怕的结果。
对失败的想象
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晚清史》在鸦片战争一章中这样写道：
“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像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加强了这种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鸦片上瘾……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官兵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这是不是西方史学家的偏见呢？
黎吉云是道光咸丰年间的著名御史，留下了手抄日记。道光二十三年，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按说真相随着硝烟的散去将逐渐清晰，黎吉云又是在京城做官，见过世面的读书人，更容易改变观念。但这一年正月二十九日，黎吉云根据一个从鸦片战争前线的“浙江军营回来者”的讲述，在日记中饱含感喟地写道：“收复宁波、镇海，奈汉奸走漏消息，夷得准备，不能克……英夷既往镇江，前宁波省城所招集汉奸，未尝带之往，口粮亦自是不给，汉奸遂叛英夷。……汉奸中有素与之往来者，因往与勾结，许以官职重赏。……”日记的主人仿佛在向世人透露一个惊天的秘密：鸦片战争外夷的胜利，成也汉奸；中国的失败，败也汉奸。
回头看清廷官员在鸦片战争中的措施，就会发现，在抗夷的同时，又严防汉奸，始终是他们的“两手抓”。因为，“汉奸捣鬼”，正是当日清廷上下一种合情又合理的想像。我们不妨聚焦镇江，看看“汉奸”如何成为满清官员挥之不去的魔魇。
血性的镇江之战
镇江之战，是中英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茅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影响深广，争议也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在作者的笔下调子过于低沉了。尽管如此，茅海建还是为镇江之战赋予了难得的亮丽色彩：
“镇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击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而镇江之战却是鸦片战争诸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但没想到，遭到的损失也最大，共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还有3人失踪。这一数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吓人，但相当于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死亡的总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轻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
在中国一方，指挥这最具血性一战的人是谁呢？是于1841年初刚刚上任的京口副都统海龄。海龄，《清史稿》中有其小传。他是满洲镶白旗人，历任西安、江宁、京口（镇江别称）副都统。这个副都统是个什么官职呢？满清入关建立政权后，将八旗官兵分派到各省要害地区驻扎。各地八旗驻防部队以级别的不同，其长官分别由将军、都统、副都统担任。镇江这个地方，八旗军的首领，即当地最高军事官就是作为副都统的海龄。
《清史稿》中叙镇江之战云：“英兵既陷吴淞，由海入江，六月，犯镇江，提督齐慎、刘承孝败退，遂攻城，海龄率驻防兵死守二日，敌以云梯入城屠旗、民，海龄与全家殉焉。”参加了侵略战争的英国军官利洛在其《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一文中对镇江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不论是汉兵或满兵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很令我们钦佩……从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虽然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还是不肯屈服。”
专门研究鸦片战争的茅海建综合中西各种档案、史料，其叙述翔实生动得多：
“京口副都统海龄对该处防御颇为上心。他严格训练部众，并率领军民修复了已显倾圯的城墙……1842年7月12日，英军舰队驶至江阴鹅鼻嘴。15日，英舰两艘率先到达镇江江面。至20日，英全军抵达。……海龄率镇江旗兵、青州旗兵约1600名防守城内。齐慎（参赞大臣四川提督）率援军2700名驻守城外。……21日，英军攻城。此次行动主要由英陆军承担，共4个旅6905人，此外还有数百名海军人员。就兵力而言，英军处于绝对优势。与驻守城外的齐慎的怯懦相反，海龄率领的镇江城内1600名八旗兵的顽强抵抗，就连敌手也无不称道。英军第二旅于城东北登陆后，便遭到守军的炮击，用云梯攻城时，清兵与之激战，直至城北的城墙被轰塌一大段，手持劣势兵器的清勇士们仍利用各种有利地形节节抵抗。……尽管英军最后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但守城的八旗兵仍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许多人流至最后一滴血。入夜了，而镇江城内仍火光不息，枪声不断……”
中国人对镇江和镇江之战的特殊感情，还缘于恩格斯的一篇文章。1857年，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赞扬了镇江守军，他说：“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遭到（镇江）同样的抵抗，他们就绝对到不了南京。”在近代史上，海龄和镇江之战从此成为中国人抗击侵略中表现英勇气概的一个符号。
殉国者的尴尬
海龄身后，极尽殊荣。《清史稿》记载，“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对死者建专祠祭祀，这是传统社会一个王朝给予的最高礼遇了。但后面又接着说：“当城破时，海龄禁居民不得出，常镇道周顼弃城走，事后讦海龄妄杀良民，为众所戕，言官亦论奏，下疆吏究勘得白，诏以阖门死难，大节无亏，仍照都统例赐恤，治顼罪如律。”这段话的意思是：英军兵临城下时，海龄禁止镇江居民外逃，其同僚周顼弃城走，事后攻讦海龄并非尽忠成仁，而是因妄杀良民被激愤的百姓杀死的。最后经过封疆大吏调查，海龄全家确是殉难，其本人大节无亏，诬告的周顼被治罪。
《清史稿》寥寥数字的背后，却是惊天的宦海波澜。
道光皇帝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发布了一条上谕，称赞海龄“为国捐躯，忠义可嘉”。但仅仅一月，又发布了第二条上谕，其中说：“兹有人奏‘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以致人心不服，将该副都统围住，海龄因纵兵开炮轰击。夷闻内变，乘势直入府城。海龄之死，闻系被民戕害’等语。”显然，针对第一条嘉奖的上谕，有言官提出了不同意见。海龄到底是殉国的忠臣还是激成民变的罪人？皇帝也糊涂了。虽然对清廷来说，战争一败涂地的时候亟需海龄和镇江之战这样的典型来激励人心，但他还是毫不含糊地亮明了彻查态度，“查拿汉奸，本系守城要务，若因此多杀无辜，激成内变，则其死殊不足惜；惟乱民乘乱泄忿，戕官纵贼，实属罪大恶极，纵不能悉数诛夷，必应将为首数人，立伸国法。著将原摺抄给苏抚阅看，毕竟镇江如何失守，海龄如何被戕，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得因海龄已死，代为弥缝，亦不可因乱民较多，意图消弥。”经过两个月的核查，同年九月，皇帝发布了第三条上谕：“海龄于镇江城陷时自缢殉难，……已无疑议。……且搜获汉奸，亦止处斩十三人，其余讯系平民，均经释放，是周顼原禀各款系属得自传闻，而海龄见危授命，大节无亏，允宜特为宣布，以息浮言。”
皇帝最后的谕旨当然是盖棺定论。但“大节无亏”这样的用词还是留下了想像的空间，何况谕旨中也承认海龄曾经“搜获汉奸”，“处斩十三人”。而对海龄不利的私家日记、笔记更非罕见，前引黎吉云的日记中录下了他从前线听来的传闻，“尔时英夷无意入镇城，意欲直入大江，而镇江副都统海龄，日杀无辜，民不聊生，往夷船请之入城。”传为当时镇江人所作的《草间日记》则记载：“都统令旗兵满城捉汉奸，旗兵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另一部《出围城记》则记录了海龄禁止百姓出城觅食、逃难的情况，“城中炊烟寥寥，盖城闭市亦闭，饥民无处市米，亦无处市饽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流传下来的镇江人的竹枝词也有相似的记载，记海龄搜杀汉奸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
隔代论史的《剑桥晚清史》提到海龄时，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他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海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史料和立场的歧异，史学家见仁见智。现在看来，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海龄在侵略者面前竭力抵抗，城破自杀，在当时的将领中难能可贵。但海龄又有举措乖张的地方，比如禁止平民外出逃难，闭门搜捕所谓“汉奸”，惹得民怨沸腾等等。
海龄在守城过程中对居民的暴戾行为，官方和民间对此都没有否认。所区别者只在于两点：被杀者数字，是十余人还是高达数百人之多？被杀者的身份，究竟是良民还是汉奸？第一个问题，因为是战乱，估计很难一一核实了。第二个问题则不难解决。在民族冲突中，因利益诱惑或受其他因素刺激，某些人为敌所用。这是哪个民族都有的现象。但在海龄时代，镇江一下冒出那么多“汉奸”几无可能，这不仅因为中西之间的接触才刚刚开始，更因为镇江本来是一座困守的孤城，与外界隔绝中的居民，怎么可能突然想到要去做汉奸？可以认定，即使海龄只杀了十余人，其中的多数也应该属于冤杀。
杀了无辜百姓，自己又在反侵略中不屈而死的海龄让人为难。这自然是一个“殉国者”的尴尬，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尴尬更是满清政府这个政权的尴尬。
清王朝属于异族政权，这使得它在应对“外夷”的危胁时，还有一种不可宣扬的隐密心理，即绝对不能因“外夷”而放松对汉人的防范。海龄实际上是在忠实执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既定方略。一个对人民充满疑忌的政权，也许主观上不想对外妥协，但势必会分散力量，而最终显得软弱无能。这样的一幕，我们在后来的晚清乃至民国历史上还会不断地看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_7180_1334745.shtml
确实很矛盾
这种事多了去了，岳飞还不也镇压过起义
搜搜题为“两次鸦片战争中为何沿海良民源源不绝成“汉奸””的帖子看看吧。
确实很矛盾
满洲人大杀“汉奸”？
文天祥也是“汉奸”
海龄岂可与岳飞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