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蒙联军灭金是不是忘记历史教训

三、宋蒙的早期接触

与金两面为敌的做法相反，成吉思汗知道宋、金之间长期对立，矛盾很深，因而早在他大举攻金之初，就打算利用两者间的矛盾，联宋攻金。

嘉定六年（1213）秋，蒙古兵分三道深入金境，成吉思汗本人率中路军攻打金河北、山东诸州县。当年冬，中路军南进至济南时，成吉思汗即遣使臣主卜罕至淮河一线宋境打通联系，企图以将北宋河南故地归还宋朝为条件，争取南宋联兵攻金。主卜罕一行人于嘉定七年（1214）农历正月初九到达濠州，却被奉行谨边自守政策的南宋濠州守臣应纯之派人“捕送”至金朝之泗州。

虽然初次通使未获成功，但成吉思汗并没有放弃与宋联兵的计划。宋、金开战后的嘉定十一年（1218），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再遣使臣葛葛不罕前往南宋通好。此时南宋为了利用蒙古牵制金朝以减轻金军对南宋的压力，也有了与蒙古接触的愿望。就在葛葛不罕使宋的次年（1219），宋臣杜叔高“献策北通鞑靼”，主张与蒙古携手夹击金朝。尽管这时宋廷中仍有不少人引“宣和结约”的历史教训反对与蒙古结盟，但面对金大举南攻的现实，宋宁宗最终决定派遣使臣与蒙古联系。嘉定十三年（1220）春，南宋淮东帅贾涉奉朝廷旨意，派遣赵珙、苟梦玉北上打通与蒙古的联系。

其中赵珙一行“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会见了被授以经略汉地之权的蒙古驻汉地的最高军政首脑太师国王木华黎。由于成吉思汗西征带走了蒙古军主力，木华黎仅分得二万余骑，加上各民族新附军，总数也不过十万骑，要彻底打垮金人，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与宋联兵攻金，既是成吉思汗的一贯政策，也是现实需要，因此，赵珙等人在木华黎处受到了热情的款待，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另一员宋使苟梦玉则经过长途跋涉，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夏四月到达西域铁门关，在那里见到成吉思汗。此后，苟氏又于嘉定十六年（1223）年再次使蒙。苟氏的这两次出使，与蒙古方面讨论的中心议题都是联合攻金的问题。南宋政府有鉴于宣和联金灭辽以失中原的惨痛教训，并没有与蒙古达成夹攻之类的协议。

不仅如此，在苟梦玉第二次出使之后，宋蒙双方关系很快趋于冷淡，南宋不但不再向蒙古遣使，还拒绝蒙使至临安，并最终中断了联系。绍定五年（1232）年南宋邹伸之出使蒙古时解释交往中断的原因是“山东为李全所据，河南又被残金所隔”。这自然是一种托辞。

四、宋蒙关系的转冷和“丁亥之变”

赵珙还在木华黎营寨时，蒙古大将扑鹿花曾赠还北宋旧物宋哲宗玉玺。赵珙将其带回南宋，并于嘉定十四年（1221）七月由淮东制置司送呈朝廷。扑鹿花原本的意图是希望能唤起南宋对蒙古的好感和对金朝的仇恨，但是正当宋廷为获玉玺而大行奖赏时，淮东帅贾涉却上书史弥远，谓：“昔之患不过亡金，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与北边（指蒙古），宜亟图之。” 充分体现了南宋朝野对蒙古势力的戒备心理。

蒙古之联宋攻金，并非真心示好于宋，而是为了一时的需要。这一点，南宋有识之士很早便意识到了。早在蒙古攻金之初，真德秀就预见到蒙古可能重施金人故伎，邀宋结盟。嘉定四年（1211）和嘉定七年（1214），真德秀两次向宋宁宗进言，提醒他记取“宣和结约”的历史教训，防范蒙古邀宋结盟的企图。嘉定九年（1216），真德秀在给宁宗的奏疏中更明确指出“鞑靼之在今日，无异昔者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吾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从之则要索亡厌，岂能满其溪壑之欲；不从则彼得藉口以开衅端。黜虏之情必出于此，不可不豫图所以应之也。”

尽管蒙古从开始就采取了主动接近南宋的态度，但宋人从蒙古攻金之战中看到了蒙古的力量，更鉴于历史教训，对蒙古的潜在威胁普遍有较清醒的认识，“自江淮以来，闻之道路，则重以鞑人为忧”。因此南宋与蒙古交往的目的在于以蒙制金，而不是助蒙攻金。一旦以蒙制金的必要性消减，南宋就会中断这种互相利用的使聘交往。

嘉定十七年（1224），金朝新君哀宗着手改善宋金关系，“敛戍息民，招携弃怨”，几次遣使与宋释愿讲和，公开宣布“更不南伐”，并“屡赦边将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如信之，遂有继好之意”。宋金关系的缓和，使南宋以蒙制金的实际价值大跌。而与此同时，蒙古却在毫不迟疑地招诱南宋叛亡，打击南宋控制下的中原忠义武装。就在宋蒙使聘频繁的嘉定十四、十五年（1221、1222），蒙古招纳了宋涟水忠义军统辖石珪和京东安抚使张林，木华黎又遣蒙古不花越过牛头关，“循宋凤州而还”，其后更擒斩了彭义斌，迫降李全。宋蒙关系的恶化，也使得以金屏宋的意义倍增。这样，南宋最终中断了与蒙古的使聘交往。

对于南宋态度的转变，蒙古人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宝庆三年（1227），蒙古在用兵西夏、经略关中的同时，“遣两金牌至蜀，大书伪号于牌上，自谓为天所锡，附以幅纸几百有余言，……只欲吾投拜，否则撕杀耳”，“总其大略，蔽以一言，盖欲臣妾我也，欲使吾国中尽行投拜也”，试图以武力胁迫南宋臣服蒙古。这年二月八日，蒙古遣兵打着灭金、夏的旗号，攻打南宋利州路关外五州及其所属关寨城堡。宋军在确认这支突如其来的军队确系蒙古军后，受制于不得擅启边衅的命令，不敢与战，坐视蒙古军攻下阶州，包围西和州，之后蒙古军在进攻阶州将利县时前锋稍稍退却，驻守仙人关的南宋沔州都统程信误以为前方获胜，又急于解西和之围，遂轻率出击，被蒙古军大败于兰皋，南宋西边良将麻仲、马翼、王平皆战死。蜀帅郑损在得到败报后大骇，不顾利州戎帅赵彦呐的反对，轻率的作出了放弃关外五州，退保三关（仙人关、七方关、武休关）的决定。五州之中，当时只有阶州被蒙古军攻破，西和州、成州、天水军都在坚守，凤州本未遭敌，只因郑损的错误命令，成州、天水军弃守，境内惨遭蹂躏，凤州因坚壁清野，遂委焚荡，其祸惨酷。唯独西和州在利州副都统何进的坚守下，一直坚持到三月底蒙古军“以天气炎热，铁木真死而退”。这便是震惊南宋朝野的“丁亥之变”。

“丁亥之变”后，南宋荆湖南路转运使赵汝挡“欲存金以藩鞑”，与在之前的宋金战争中俘虏的金朝勇将黄掴阿鲁答在潭州商议联合抗蒙之策，淮东宋将赵范、赵葵更与金帅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出于防蒙的目的而约为夹攻。反对和蒙成为南宋的社会公论。


五、假道灭金

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病逝，生前留下了假道宋境灭金的遗言：“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邃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事实上，早在成吉思汗西征未归时，蒙古就有绕道宋境以攻金的设想。当时金朝宣徽使奥敦阿虎出使蒙古，“北中大臣有以舆地图指示之曰：……‘我不从商州，则取兴元路入汝界矣。’”但由于木华黎兵力有限，此时无力发起对金的全面进攻，所以这个设想也就不了了之。

成吉思汗死后，由于“丁亥之变”导致宋蒙关系严重恶化，更由于南宋本就存在以金屏宋的设想，其遗言中“宋金世仇，必能许我”的乐观估计成为梦幻。因此，窝阔台在绍定二年（1229）八月即位后对金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依然选择正面强攻潼关-黄河防线。但是，蒙古的进攻非常不顺利：绍定三年（1230）正月，金军大败蒙古军于大昌原，解庆阳围；八月，史天泽率军攻黄河北岸重镇旧卫州城，以为度过黄河的突破口，被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击退；接着，窝阔台亲统大军强攻潼关，“数月不克”；次年正月，骁将速不台欲从潼关西南山区攻入河南，又被完颜陈和尚堵回。

数次破关入豫的失败，使得蒙古陷入“入关不能，渡河不可”的境地。这样，假道南宋的方案又被重新提出。绍定三年（1230），蒙古遣李邦瑞使宋，但南宋拒绝其入境。次年（1231）二月，李邦瑞再次奉旨使宋，宋廷出于避免蒙古借机寻衅的考虑，接纳李邦瑞，恢复了宋蒙间的使聘往来，但对于李邦瑞提出的蒙古军 “假道淮东，趋河南攻金”的要求，则以不通融的态度加以拒绝。

但是此时，南宋对于蒙古假道的要求不答应也得答应了。

六、辛卯之变

李邦瑞第二次使宋的当年三月，蒙古军在攻克金朝陕西重镇凤翔后便大举进攻南宋四川地区，试图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由于新任蜀帅桂如渊错误的认为蒙古军会按照“丁亥之变”的行军路线，西走吐蕃境内攻宋，遂将重兵布置于西面的七方关，而“为东边之要”的马岭仅布置了忠义一千四百人屯守，使得从东道攻宋的数万蒙古军得以长驱直入。四月二十七日蒙古军攻克凤州，五月六日进至三关之一的武休关。蒙古军以轻师佯攻武休关，主力则在武休关的东面分为两路，一路经华阳关前往洋州，一路从阳明、黄竹小道绕过武休关直趋兴元府。驻守武休关的权兴元都统潘福听闻蒙古出现在自己的后方，仓皇溃退，导致本就无兵可用的兴元府成为孤城。利州戎帅、知兴元府郭正孙被迫带数十万民众向米仓山方向撤退。五月八日郭正孙一行在沙窝与蒙古军遭遇，他于次日力战殉国，随行民众亦惨遭屠戮，兴元府失陷。洋州方向，由于洋州位居平地，无兵可守，桂如渊在凤州失陷后急调金州都统司军队前往驻守。由于当时大批难民从兴元、洋州方向涌向金州，使得宋军未能及时抵达。知洋州高稼被迫退往黄金渡，洋州亦告失陷。高稼在到达黄金渡后，积极收拢溃军，招募忠义民兵，于六月收复兴元等处失地。

就在蒙古大举攻宋的五月，窝阔台在官山九十九泉召集诸王大臣商议灭金方略。会上，拖雷转述了当年二月蒙古军攻克凤翔时降人李昌国所献之计：“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被窝阔台采纳。会上，蒙古正式确定了假道宋境灭金的具体布置：窝阔台自将中军，由白坡南渡黄河，从正面进攻；斡陈那颜率左路军由济南西下；而拖雷所将之右路军，自凤翔过宝鸡，渡渭河，假道南宋四川境内沿汉水而下，进入河南。三路大军约定于次年（1232）春会师汴梁，消灭金朝。

由于之前李邦瑞的出使已经表明宋朝不会同意蒙古军假道，因此，实行武力假道，便成为上述计划能够实现的唯一选择。所以在最高统治集团决定了假道攻金的战略布置以后，蒙古便发起了对南宋的新一轮大规模进攻。七月间蒙古军攻克同庆府（成州）、天水军，知同庆府李冲战死；八月又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以惨重的伤亡攻克西和州、仙人关，知西和州陈寅、西和通判贾子坤、摧锋军统领杨锐殉国；十月又攻克七方关。加上之前武休关、阶州、凤州已经被攻破，至此，自吴玠仙人关大捷以来南宋在蜀口经营百年的三关五州防线土崩瓦解。

十月十七日，蒙古使臣速不罕拥军至青野原，正式向宋提出假道要求。南宋守将张宣让部将冯择伪降，诱杀速不罕。蜀口各处军民在得到消息后亦“烧绝栈道”，以示不允许蒙古军过境的决心。拖雷在得到速不罕的死讯后，如同历史上的其它侵略者一样，忘了正是自己败盟攻宋在先，怒曰“彼昔潜苟梦玉来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以此为借口，分兵大举入宋，实行武力假道，并肆行抄掠。

十月二十日蒙古军攻陷沔州，沔州都统、权知州杨起、沔州通判王友仲战死。之后，蒙古军兵分两路。西路由沔州南下，十月二十四日攻大安军，驻守大安的宋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丁亥之变”时坚守西和州的利州副都统何进及麾下统制官全部殉国。蒙古军撤屋为筏，沿嘉陵江“长驱深入，若践无人之境”，一直打到四川腹地方才北返，与东路军会合后东进金州。东路军则从沔州出发后，向坐镇利州的南宋蜀帅桂如渊以“师压君境，誓不徒还，谓君不得不吾假也”的强硬口吻再次提出假道南郑，由洋州、金州达河南唐州、邓州，会师灭金的要求。桂如渊一面火速向朝廷请援，一面却不组织有效抵抗，而是和利州漕臣安癸仲等人轻车逃往川东合州，导致川北残存宋军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直致宋廷于十月二十六日任命的新任蜀帅，原知遂宁府李真到任。

宋廷得到桂如渊的败报后，急令京湖帅陈赅派兵前往增援，但陈赅认为蜀口防线固若金汤，侵入四川的只是从小道渗入的少数蒙古游骑，所以只派宋春带三千军队前往金州协防。十一月二五日，蒙古军在摆脱川北宋军残部的纠缠以后，经饶凤关直扑金州，击败当地驻军，接着接着沿汉水东下，进入京湖边面。陈赅闻讯后急调孟珙前往拦截蒙古军，但为时已晚。十二月二十五日，拖雷全军在光化军地界渡过汉水，进入金朝境内。此后蒙古军在钧州三峰山大败金军主力，金军精锐尽丧，主要将领大部分战死。遭此打击，金朝从此“不能国矣”。

由于1231年按干支纪年为辛卯年，故而蒙古武力假道事件，又称“辛卯之变”。由于一贯恃和苟安的南宋权相史弥远对蒙古的政策是企图相安无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蜀帅桂如渊作为其亲信，在蒙古军的大举进犯之初，处处忍让，唯恐得罪蒙古，甚至“令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好”，待蒙古军意图明了后，又丢下川北军民先行逃跑。尽管川陕宋军对蒙古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偏将小校阵亡战没者不复以数计”，仍不免一败涂地。蒙古军队长驱深入四川境内，残破城寨一百四十余处，仅明确记载发生大规模屠城就有天水、同庆、西和、兴元、洋州五处。“三关之外，生聚一空” ，“千里之地，莽为丘墟”，“十七州生灵死者不知其几千万”。

“辛卯之变”给南宋带的灾难还远不止此。南宋在四川的防务可以用一句话予以概括：“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三关即为阶州七方关，凤州仙人关，兴元武休关；五州即为阶州，凤州，成州（同庆府），西和州和天水军。蒙古军此次南下，将“蜀口诸关荡为平地，不可修复”，四川自此门户大开。而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蒙古军对嘉陵江沿岸的破坏。蜀口宋军后勤补给完全依靠嘉陵江水运，因此剑门关外沿江的兴州（沔州），大安军，利州是川陕最重要的三个军事重地。川陕可以没有汉中兴元府，但绝不能失去嘉陵江沿线的这三个州。由于这三个州在“辛卯之变”中均遭蒙古军占领和破坏，使得此后嘉陵江水运无以为继，只能重开陆路。蜀道艰险，陆运民夫往往十死三四，运输效率远较水运为低。

尽管新任蜀帅李真上任后收集各地溃军，招募忠义，迅速收复了失地，并和副帅赵彦呐（端平元年升任蜀帅）一道尽其所能恢复蜀口防线。但由于上述原因，直到阔端于端平二年（1235）年秋再次大举攻蜀前，蜀口元气仍远未恢复。四川在宋蒙全面开战后的短时间内陷落，不能不说是“辛卯之变”种下的孽根。从更长远的眼光看，赵宋南渡以后，“以四川为上游重镇，蜀土富实，无兵革之扰，居官者以为乐土”。四川总领所的收入，常年占南宋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四川提供的军粮，更达到整个南宋军粮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故时人便有“蜀亡则宋亡”之叹。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宋最后战败灭亡的命运，亦肇始于“辛卯之变”。

七、窝阔台北返

绍定五年（1232）正月，窝阔台的中路军由白坡渡过黄河，抵达郑州，在与取得三峰山大捷的右路军会合后，接连攻下金朝许多州县，金朝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但就在金朝苦心经营十八年的关河防线已被突破，金哀宗已成囊中之物的时候，窝阔台却弃而不取，于当年三月率大军北返，仅留速不台带部分蒙古军继续攻金，从而使得金政权得以延续近两年之久。

其实，窝阔台在假道攻金的军事行动中，还有另一个目的——假金人之手，除掉拖雷。

成吉思汗生前曾说：“我的儿子个个都想成为汗，想当帝王，不互相谦让。”他在临终遗嘱中，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将汗位交给窝阔台，而把主要军队和财产授予拖雷。这种割裂国家和军队的办法，不仅不能协调兄弟间的矛盾，只会使斗争更加残酷。其结果，要么是窝阔台除掉拖雷，收回兵权；要么是拖雷废掉窝阔台，取得汗位。而“假道灭金”对窝阔台来说，正可谓一石二鸟之计：既可假金人之手除掉拖雷，又可利用拖雷与金军撕杀之机突破潼关-黄河防线。

早在官山会议上，当拖雷转述李昌国的计策时曾说此计“非众可闻”，窝阔台“屏左右，亟临问之”，等到拖雷把假道之计和盘托出以后，窝阔台大喜，立即当众宣布拖雷之计。结果让金朝很早就确切知道蒙古要实施假道。为此，金朝经过高级军事会议讨论后，决定由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率完颜陈和尚、武仙、张惠、高英、樊泽、杨沃衍等部精锐十余万驻屯邓州以待蒙古军离开宋境。由于窝阔台有意暴露假道计划，金军没有如同成吉思汗想的那样“千里赴援，人马疲惫”，也没有如李昌国所言“谓我师从天而下”。拖雷所部在冲破宋军的层层拦阻，历尽艰辛抵达邓州南鄙时，等待他们的是久候多时的金朝十万精锐之师。因此在进入金境之初，“连战数月，国（金国）兵屡捷，大军不能前”。

按照蒙古高层会议制定的三路南下的计划，此次假道攻金成败的关键，在于主力部队与假道穿插部队的策应和配合。当拖雷带军假道的同时，窝阔台本应向潼关-黄河防线发起攻势，以牵制金军南下截击拖雷。但窝阔台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四个月（九月到十二月）去攻河中府，之后一个月（十二月八日到次年正月六日）按兵不动，在拖雷遣使催促下才开始南下，直到三峰山战役结束后，他才带全军抵达三峰山与拖雷会合。窝阔台拖延的结果，完全颠倒了正面主攻与侧后袭击的任务，将拖雷推向了绝境。

绍定五年（1232）正月，假道蒙古军辗转到钧州三峰山，被金兵包围数重，“ 武（仙）、高（英）前锋拥其西南，杨（沃衍）、樊（泽）拥其东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山之东”，张惠、按得木“率骑兵万余乘上而下拥之，北兵却”，拖雷所部颇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由于完颜合达为刚愎自用的哀宗亲信，副帅移剌蒲阿所左右，数误战机，使得陷入重围的蒙古军等来了救命的一场大风雪，南迁近二十年，早已不耐苦寒的“金人僵冻无人色，几不能成军”。而蒙古人生养于塞北，“寒且益坚”，拖雷遂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奋击于三峰山，大破之”，使得“金事已去十九”。无怪时人耶律铸便曾感叹，蒙古能“获泽阳之美”乃“是日雪所作也”，赫经亦在《三峰行》中慨叹“六合乾坤一片雪”。

三峰山之战的结果是窝阔台始料未及的，也是他绝不希望看到的。如果此时灭掉金朝，论功劳拖雷当居第一。有鉴于此，为了防止拖雷功高盖己，窝阔台才不等攻下汴梁，便令拖雷随己北返，并在北返途中装神弄鬼，毒死了拖雷。

八、蒙古邀宋攻金与南宋出师和蒙

窝阔台带大军北返以后，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蒙古军继续攻金。速不台猛攻汴梁十六昼夜不克，只得暂时退军。八月，蒙军攻金中京洛阳，直到绍定六年（1233）年六月才攻下。绍定五年（1232）年四月蒙古军撤围后，汴梁粮尽，累招援兵又无人响应，金哀宗乃弃京出走，于绍定六年正月北渡黄河走河朔，被蒙古军拦击，于是又复渡河南走归德。当月，金汴梁西面元帅崔立叛乱，以汴梁降蒙古。六月，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九月，窝阔台命都元帅塔察儿率诸军包围汴梁。

由于在此期间，窝阔台始终没有增派援军，经过连番苦战，蒙古军损失不小，且已经十分疲惫，塔察尔遂有了邀宋攻金的打算。在蒙古军刚打下归德，金哀宗还在河南逃窜，尚未躲进蔡州城时，蒙古就已派使臣至襄阳，“约共攻蔡，且求兵粮，请师期”，请南宋出兵助粮。此时的京湖帅史嵩之将此事凑报朝廷，结果引起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助蒙灭金正可复仇雪耻，有的却认为蒙古贪婪无度，宜防后患。由于此时金军主力已经被歼，潼关-黄河防线已破，以金屏宋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所以主张出兵的观点始终占据上风。史嵩之奉宋理宗之命，于六月派邹伸之，李复礼等六人“使北朝审实”，然后再作决定。

就在这当口，女真贵族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他们与天下为敌的气魄（当然，这不是他们最后一次展示这种气魄，一百多年前的那位老太太比她的先辈们走得更远）。金哀宗在逃进蔡州以后，居然再次做起了取偿于宋的春秋大梦。其实，早在他逃离汴梁时，完颜仲德就劝其以秦、巩为基础，“进取兴元，径略巴蜀”。只是之后哀宗一路被蒙古人追杀，故而无暇顾及此事。栖蔡以后，他便开始实施这个入蜀避祸的计划，乃以蜡丸诏令秦州元帅粘哥完展，“期以天兴二年（即次年）九月集大军与上会与饶凤关，出宋不意取兴元”。从三峰山逃脱的武仙亦在河南西南部屯集兵马，“欲迎守绪（哀宗的名讳）入蜀”，“犯光化，锋剽甚”。

金人这次又一脚踢到了铁板上。由于辛卯之变中宋军惨败，给蒙古统治者以软弱可欺的印象，使得南宋担心蒙古“有轻我之心”。而如前所述，这正是南宋自蒙古崛起之初就极力避免的。所以，此时正急于重振军威的南宋根本不会给金人以可乘之机。南宋在得到边报以后，京西兵马铃辖孟珙奉命主动出击，先迫降了邓、申二州，七月大败武仙于马镫山，“降其众七万”，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彻底切断了金哀宗西窜之路。

武仙败灭之后，金哀宗这才意识到自身严峻的处境。八月七日，他采纳了内族阿虎带的建议，诏令尚书省牒宋中书省借粮一百万石，遣阿虎带使宋争取宋援。行前，金哀宗面谕阿虎带，希望他以“唇亡齿寒”之理，说动南宋与金“连和”。但事与愿违，阿虎带使宋，为南宋所拒，因为此时南宋已经决定助蒙灭金。

促使南宋做出决定的，正是带兵破蔡的孟珙。由于对是否出兵助粮，庭议未决，史嵩之征求孟珙的意见，孟珙回答说：

“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无厌，将及我矣。”

孟珙的这番话打动了史嵩之，后者又通过自己为史弥远兄子的身份，说动了暮年的权相，南宋遂决定出师。

金哀宗逃迁至蔡州以后，已难逃灭亡之命运，南宋若与之“连和”，既无利可言，反可能引火烧身，使蒙古因此而迁怒于宋。无论南宋出兵与否，金之灭亡都不可避免了，南宋顺应蒙古之请，出兵粮助蒙攻金，既可洗雪多年的仇耻，使南宋朝野被压抑了一百余年的精神为之一振；又可避免蒙古借机寻衅，在对蒙古的关系上争取主动；更何况由于金人入蜀避祸的企图，宋、金之间实际已经再次开战，南宋在礼法上也无任何理亏之处。而“作观成败”只能使南宋陷于北动。就当时的南宋国力来说，避免或推迟宋蒙战争，对南宋是有利的。孟珙所言，即是在暗示南宋当时并不具备“固边自守，坐观成败”，对蒙古的威胁无所畏惧的国力，权且“出兵助粮 ”,以防蒙古寻衅，正是为了避免或推迟蒙古与宋的交战。

南宋出兵助粮，固然有“执仇耻”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确之举，是南宋唯一正确的抉择。”

绍定六年（1233）十月，孟珙、江海领兵两万，带军粮三十万石，正式踏上攻打蔡州的征程。

端平元年正月，孟珙同蒙古兵围蔡州，在南门列云梯，诸将闻鼓则进，南城已立宋帜。江海入宫，捉到参政张天纲，孟珙从张天纲口中得知金主已死。于是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事后将陈州，蔡州西北地分属蒙古，蒙古命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扫祖宗诸陵。三月，史嵩之上交所获辽道宗、金太宗、世宗宝玺七颗；四月，史嵩之遣使将孟珙所获金哀宗遗物及宝玉法物和俘囚张天纲、完颜海罕等献于行都，联蒙灭金宣告结束。

六、辛卯之变

李邦瑞第二次使宋的当年三月，蒙古军在攻克金朝陕西重镇凤翔后便大举进攻南宋四川地区，试图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由于新任蜀帅桂如渊错误的认为蒙古军会按照“丁亥之变”的行军路线，西走吐蕃境内攻宋，遂将重兵布置于西面的七方关，而“为东边之要”的马岭仅布置了忠义一千四百人屯守，使得从东道攻宋的数万蒙古军得以长驱直入。四月二十七日蒙古军攻克凤州，五月六日进至三关之一的武休关。蒙古军以轻师佯攻武休关，主力则在武休关的东面分为两路，一路经华阳关前往洋州，一路从阳明、黄竹小道绕过武休关直趋兴元府。驻守武休关的权兴元都统潘福听闻蒙古出现在自己的后方，仓皇溃退，导致本就无兵可用的兴元府成为孤城。利州戎帅、知兴元府郭正孙被迫带数十万民众向米仓山方向撤退。五月八日郭正孙一行在沙窝与蒙古军遭遇，他于次日力战殉国，随行民众亦惨遭屠戮，兴元府失陷。洋州方向，由于洋州位居平地，无兵可守，桂如渊在凤州失陷后急调金州都统司军队前往驻守。由于当时大批难民从兴元、洋州方向涌向金州，使得宋军未能及时抵达。知洋州高稼被迫退往黄金渡，洋州亦告失陷。高稼在到达黄金渡后，积极收拢溃军，招募忠义民兵，于六月收复兴元等处失地。

就在蒙古大举攻宋的五月，窝阔台在官山九十九泉召集诸王大臣商议灭金方略。会上，拖雷转述了当年二月蒙古军攻克凤翔时降人李昌国所献之计：“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被窝阔台采纳。会上，蒙古正式确定了假道宋境灭金的具体布置：窝阔台自将中军，由白坡南渡黄河，从正面进攻；斡陈那颜率左路军由济南西下；而拖雷所将之右路军，自凤翔过宝鸡，渡渭河，假道南宋四川境内沿汉水而下，进入河南。三路大军约定于次年（1232）春会师汴梁，消灭金朝。

由于之前李邦瑞的出使已经表明宋朝不会同意蒙古军假道，因此，实行武力假道，便成为上述计划能够实现的唯一选择。所以在最高统治集团决定了假道攻金的战略布置以后，蒙古便发起了对南宋的新一轮大规模进攻。七月间蒙古军攻克同庆府（成州）、天水军，知同庆府李冲战死；八月又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以惨重的伤亡攻克西和州、仙人关，知西和州陈寅、西和通判贾子坤、摧锋军统领杨锐殉国；十月又攻克七方关。加上之前武休关、阶州、凤州已经被攻破，至此，自吴玠仙人关大捷以来南宋在蜀口经营百年的三关五州防线土崩瓦解。

十月十七日，蒙古使臣速不罕拥军至青野原，正式向宋提出假道要求。南宋守将张宣让部将冯择伪降，诱杀速不罕。蜀口各处军民在得到消息后亦“烧绝栈道”，以示不允许蒙古军过境的决心。拖雷在得到速不罕的死讯后，如同历史上的其它侵略者一样，忘了正是自己败盟攻宋在先，怒曰“彼昔潜苟梦玉来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以此为借口，分兵大举入宋，实行武力假道，并肆行抄掠。

十月二十日蒙古军攻陷沔州，沔州都统、权知州杨起、沔州通判王友仲战死。之后，蒙古军兵分两路。西路由沔州南下，十月二十四日攻大安军，驻守大安的宋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丁亥之变”时坚守西和州的利州副都统何进及麾下统制官全部殉国。蒙古军撤屋为筏，沿嘉陵江“长驱深入，若践无人之境”，一直打到四川腹地方才北返，与东路军会合后东进金州。东路军则从沔州出发后，向坐镇利州的南宋蜀帅桂如渊以“师压君境，誓不徒还，谓君不得不吾假也”的强硬口吻再次提出假道南郑，由洋州、金州达河南唐州、邓州，会师灭金的要求。桂如渊一面火速向朝廷请援，一面却不组织有效抵抗，而是和利州漕臣安癸仲等人轻车逃往川东合州，导致川北残存宋军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直致宋廷于十月二十六日任命的新任蜀帅，原知遂宁府李真到任。

宋廷得到桂如渊的败报后，急令京湖帅陈赅派兵前往增援，但陈赅认为蜀口防线固若金汤，侵入四川的只是从小道渗入的少数蒙古游骑，所以只派宋春带三千军队前往金州协防。十一月二五日，蒙古军在摆脱川北宋军残部的纠缠以后，经饶凤关直扑金州，击败当地驻军，接着接着沿汉水东下，进入京湖边面。陈赅闻讯后急调孟珙前往拦截蒙古军，但为时已晚。十二月二十五日，拖雷全军在光化军地界渡过汉水，进入金朝境内。此后蒙古军在钧州三峰山大败金军主力，金军精锐尽丧，主要将领大部分战死。遭此打击，金朝从此“不能国矣”。

由于1231年按干支纪年为辛卯年，故而蒙古武力假道事件，又称“辛卯之变”。由于一贯恃和苟安的南宋权相史弥远对蒙古的政策是企图相安无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蜀帅桂如渊作为其亲信，在蒙古军的大举进犯之初，处处忍让，唯恐得罪蒙古，甚至“令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好”，待蒙古军意图明了后，又丢下川北军民先行逃跑。尽管川陕宋军对蒙古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偏将小校阵亡战没者不复以数计”，仍不免一败涂地。蒙古军队长驱深入四川境内，残破城寨一百四十余处，仅明确记载发生大规模屠城就有天水、同庆、西和、兴元、洋州五处。“三关之外，生聚一空” ，“千里之地，莽为丘墟”，“十七州生灵死者不知其几千万”。

“辛卯之变”给南宋带的灾难还远不止此。南宋在四川的防务可以用一句话予以概括：“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三关即为阶州七方关，凤州仙人关，兴元武休关；五州即为阶州，凤州，成州（同庆府），西和州和天水军。蒙古军此次南下，将“蜀口诸关荡为平地，不可修复”，四川自此门户大开。而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蒙古军对嘉陵江沿岸的破坏。蜀口宋军后勤补给完全依靠嘉陵江水运，因此剑门关外沿江的兴州（沔州），大安军，利州是川陕最重要的三个军事重地。川陕可以没有汉中兴元府，但绝不能失去嘉陵江沿线的这三个州。由于这三个州在“辛卯之变”中均遭蒙古军占领和破坏，使得此后嘉陵江水运无以为继，只能重开陆路。蜀道艰险，陆运民夫往往十死三四，运输效率远较水运为低。

尽管新任蜀帅李真上任后收集各地溃军，招募忠义，迅速收复了失地，并和副帅赵彦呐（端平元年升任蜀帅）一道尽其所能恢复蜀口防线。但由于上述原因，直到阔端于端平二年（1235）年秋再次大举攻蜀前，蜀口元气仍远未恢复。四川在宋蒙全面开战后的短时间内陷落，不能不说是“辛卯之变”种下的孽根。从更长远的眼光看，赵宋南渡以后，“以四川为上游重镇，蜀土富实，无兵革之扰，居官者以为乐土”。四川总领所的收入，常年占南宋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四川提供的军粮，更达到整个南宋军粮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故时人便有“蜀亡则宋亡”之叹。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宋最后战败灭亡的命运，亦肇始于“辛卯之变”。

七、窝阔台北返

绍定五年（1232）正月，窝阔台的中路军由白坡渡过黄河，抵达郑州，在与取得三峰山大捷的右路军会合后，接连攻下金朝许多州县，金朝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但就在金朝苦心经营十八年的关河防线已被突破，金哀宗已成囊中之物的时候，窝阔台却弃而不取，于当年三月率大军北返，仅留速不台带部分蒙古军继续攻金，从而使得金政权得以延续近两年之久。

其实，窝阔台在假道攻金的军事行动中，还有另一个目的——假金人之手，除掉拖雷。

成吉思汗生前曾说：“我的儿子个个都想成为汗，想当帝王，不互相谦让。”他在临终遗嘱中，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将汗位交给窝阔台，而把主要军队和财产授予拖雷。这种割裂国家和军队的办法，不仅不能协调兄弟间的矛盾，只会使斗争更加残酷。其结果，要么是窝阔台除掉拖雷，收回兵权；要么是拖雷废掉窝阔台，取得汗位。而“假道灭金”对窝阔台来说，正可谓一石二鸟之计：既可假金人之手除掉拖雷，又可利用拖雷与金军撕杀之机突破潼关-黄河防线。

早在官山会议上，当拖雷转述李昌国的计策时曾说此计“非众可闻”，窝阔台“屏左右，亟临问之”，等到拖雷把假道之计和盘托出以后，窝阔台大喜，立即当众宣布拖雷之计。结果让金朝很早就确切知道蒙古要实施假道。为此，金朝经过高级军事会议讨论后，决定由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率完颜陈和尚、武仙、张惠、高英、樊泽、杨沃衍等部精锐十余万驻屯邓州以待蒙古军离开宋境。由于窝阔台有意暴露假道计划，金军没有如同成吉思汗想的那样“千里赴援，人马疲惫”，也没有如李昌国所言“谓我师从天而下”。拖雷所部在冲破宋军的层层拦阻，历尽艰辛抵达邓州南鄙时，等待他们的是久候多时的金朝十万精锐之师。因此在进入金境之初，“连战数月，国（金国）兵屡捷，大军不能前”。

按照蒙古高层会议制定的三路南下的计划，此次假道攻金成败的关键，在于主力部队与假道穿插部队的策应和配合。当拖雷带军假道的同时，窝阔台本应向潼关-黄河防线发起攻势，以牵制金军南下截击拖雷。但窝阔台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四个月（九月到十二月）去攻河中府，之后一个月（十二月八日到次年正月六日）按兵不动，在拖雷遣使催促下才开始南下，直到三峰山战役结束后，他才带全军抵达三峰山与拖雷会合。窝阔台拖延的结果，完全颠倒了正面主攻与侧后袭击的任务，将拖雷推向了绝境。

绍定五年（1232）正月，假道蒙古军辗转到钧州三峰山，被金兵包围数重，“ 武（仙）、高（英）前锋拥其西南，杨（沃衍）、樊（泽）拥其东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山之东”，张惠、按得木“率骑兵万余乘上而下拥之，北兵却”，拖雷所部颇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由于完颜合达为刚愎自用的哀宗亲信，副帅移剌蒲阿所左右，数误战机，使得陷入重围的蒙古军等来了救命的一场大风雪，南迁近二十年，早已不耐苦寒的“金人僵冻无人色，几不能成军”。而蒙古人生养于塞北，“寒且益坚”，拖雷遂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奋击于三峰山，大破之”，使得“金事已去十九”。无怪时人耶律铸便曾感叹，蒙古能“获泽阳之美”乃“是日雪所作也”，赫经亦在《三峰行》中慨叹“六合乾坤一片雪”。

三峰山之战的结果是窝阔台始料未及的，也是他绝不希望看到的。如果此时灭掉金朝，论功劳拖雷当居第一。有鉴于此，为了防止拖雷功高盖己，窝阔台才不等攻下汴梁，便令拖雷随己北返，并在北返途中装神弄鬼，毒死了拖雷。

八、蒙古邀宋攻金与南宋出师和蒙

窝阔台带大军北返以后，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蒙古军继续攻金。速不台猛攻汴梁十六昼夜不克，只得暂时退军。八月，蒙军攻金中京洛阳，直到绍定六年（1233）年六月才攻下。绍定五年（1232）年四月蒙古军撤围后，汴梁粮尽，累招援兵又无人响应，金哀宗乃弃京出走，于绍定六年正月北渡黄河走河朔，被蒙古军拦击，于是又复渡河南走归德。当月，金汴梁西面元帅崔立叛乱，以汴梁降蒙古。六月，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九月，窝阔台命都元帅塔察儿率诸军包围汴梁。

由于在此期间，窝阔台始终没有增派援军，经过连番苦战，蒙古军损失不小，且已经十分疲惫，塔察尔遂有了邀宋攻金的打算。在蒙古军刚打下归德，金哀宗还在河南逃窜，尚未躲进蔡州城时，蒙古就已派使臣至襄阳，“约共攻蔡，且求兵粮，请师期”，请南宋出兵助粮。此时的京湖帅史嵩之将此事凑报朝廷，结果引起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助蒙灭金正可复仇雪耻，有的却认为蒙古贪婪无度，宜防后患。由于此时金军主力已经被歼，潼关-黄河防线已破，以金屏宋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所以主张出兵的观点始终占据上风。史嵩之奉宋理宗之命，于六月派邹伸之，李复礼等六人“使北朝审实”，然后再作决定。

就在这当口，女真贵族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他们与天下为敌的气魄（当然，这不是他们最后一次展示这种气魄，一百多年前的那位老太太比她的先辈们走得更远）。金哀宗在逃进蔡州以后，居然再次做起了取偿于宋的春秋大梦。其实，早在他逃离汴梁时，完颜仲德就劝其以秦、巩为基础，“进取兴元，径略巴蜀”。只是之后哀宗一路被蒙古人追杀，故而无暇顾及此事。栖蔡以后，他便开始实施这个入蜀避祸的计划，乃以蜡丸诏令秦州元帅粘哥完展，“期以天兴二年（即次年）九月集大军与上会与饶凤关，出宋不意取兴元”。从三峰山逃脱的武仙亦在河南西南部屯集兵马，“欲迎守绪（哀宗的名讳）入蜀”，“犯光化，锋剽甚”。

金人这次又一脚踢到了铁板上。由于辛卯之变中宋军惨败，给蒙古统治者以软弱可欺的印象，使得南宋担心蒙古“有轻我之心”。而如前所述，这正是南宋自蒙古崛起之初就极力避免的。所以，此时正急于重振军威的南宋根本不会给金人以可乘之机。南宋在得到边报以后，京西兵马铃辖孟珙奉命主动出击，先迫降了邓、申二州，七月大败武仙于马镫山，“降其众七万”，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彻底切断了金哀宗西窜之路。

武仙败灭之后，金哀宗这才意识到自身严峻的处境。八月七日，他采纳了内族阿虎带的建议，诏令尚书省牒宋中书省借粮一百万石，遣阿虎带使宋争取宋援。行前，金哀宗面谕阿虎带，希望他以“唇亡齿寒”之理，说动南宋与金“连和”。但事与愿违，阿虎带使宋，为南宋所拒，因为此时南宋已经决定助蒙灭金。

促使南宋做出决定的，正是带兵破蔡的孟珙。由于对是否出兵助粮，庭议未决，史嵩之征求孟珙的意见，孟珙回答说：

“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无厌，将及我矣。”

孟珙的这番话打动了史嵩之，后者又通过自己为史弥远兄子的身份，说动了暮年的权相，南宋遂决定出师。

金哀宗逃迁至蔡州以后，已难逃灭亡之命运，南宋若与之“连和”，既无利可言，反可能引火烧身，使蒙古因此而迁怒于宋。无论南宋出兵与否，金之灭亡都不可避免了，南宋顺应蒙古之请，出兵粮助蒙攻金，既可洗雪多年的仇耻，使南宋朝野被压抑了一百余年的精神为之一振；又可避免蒙古借机寻衅，在对蒙古的关系上争取主动；更何况由于金人入蜀避祸的企图，宋、金之间实际已经再次开战，南宋在礼法上也无任何理亏之处。而“作观成败”只能使南宋陷于北动。就当时的南宋国力来说，避免或推迟宋蒙战争，对南宋是有利的。孟珙所言，即是在暗示南宋当时并不具备“固边自守，坐观成败”，对蒙古的威胁无所畏惧的国力，权且“出兵助粮 ”,以防蒙古寻衅，正是为了避免或推迟蒙古与宋的交战。

南宋出兵助粮，固然有“执仇耻”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确之举，是南宋唯一正确的抉择。”

绍定六年（1233）十月，孟珙、江海领兵两万，带军粮三十万石，正式踏上攻打蔡州的征程。

端平元年正月，孟珙同蒙古兵围蔡州，在南门列云梯，诸将闻鼓则进，南城已立宋帜。江海入宫，捉到参政张天纲，孟珙从张天纲口中得知金主已死。于是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事后将陈州，蔡州西北地分属蒙古，蒙古命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扫祖宗诸陵。三月，史嵩之上交所获辽道宗、金太宗、世宗宝玺七颗；四月，史嵩之遣使将孟珙所获金哀宗遗物及宝玉法物和俘囚张天纲、完颜海罕等献于行都，联蒙灭金宣告结束。

不错，很好的贴子

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宋朝，联谁灭谁都没用，灭亡之是早晚问题。

回复 1# 壮圆郎


    链接呢？

南宋并不贫弱,战略有问题才是真的.

不过这场延续半世纪的大战像一个连环套,窝阔台为了让拖雷身犯险地,让他借道川陕,没想到成就了拖累的威命,也逼使窝阔台下毒毒死拖雷,然后拖累遗孀通过妹妹的儿子窝阔台的厨子(火者 就是伙计)毒死窝阔台.因为借道事件,南宋加强川江防线,结果拖累之子蒙哥倒霉在钓鱼城下,因为蒙哥死了,蒙古陷入50年内战,在打完南宋后再也没有像样的征服了.

蒙古打赢南宋不是落后打败先进,蒙古不仅在战术战略上强,他在文化上技术上也集合了华北和西域的精化了,钢铁产量已经很强大,原始记载奸臣阿合马作为管经济的大臣为进攻南宋作了很大贡献,其中之一就是管理一个铁矿做到年产铁100余万斤(5000吨),华北\西域不仅仅一个铁矿,对比废材KMT就可想而知了.

南宋也不贫弱,在宋元之战中动则几十万人的交锋,需要多少生产能力才能供应那些武器粮食啊,而且也坚持了几十年.

LS这么说来，南宋不弱，可是南宋的皇帝跟领导们弱？燕赵豪杰统统投奔忽必烈去了。。。

回复 6# 杀之
我以为转载不需要连接的 - -！
还跑去别人的转帖里看，好像也没看到，所以就没加了。

战略有问题是真的

能否把之后蒙古三次攻宋的贴出来

回复 11# 虚幻天空
这之后就是有名的端平入洛了，但这个作者似乎只是写到这里就截止了。可能是由于他所探讨的，就是南宋连蒙灭金的前因后果，所以对后来的蒙古伐宋，就没有诸多探讨了。

回复 11# 虚幻天空
这之后就是有名的端平入洛了，但这个作者似乎只是写到这里就截止了。可能是由于他所探讨的，就是南宋连蒙灭金的前因后果，所以对后来的蒙古伐宋，就没有诸多探讨了。

关于端平入洛，我有一份宋元战争史，可惜汉王转化不出来，本来可以给大家分享下。这里就把度娘上的复制上来，大家也省的再翻吧。

宋蒙对峙　　
宋理宗端平元年的正月初十，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按照事先约定，宋军和蒙古军在灭金后各自撤退。宋将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运回临安，南宋君臣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来庆祝宋金世仇的了解。 　

　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河南便成了无人占领的空白区。南宋的边疆在荆襄推进到了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唐州、邓州一线，主政人是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另外两大地区：川蜀是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两淮一线赵葵为淮东制置使、全子才为淮西制置使、赵范为沿江制置副使。 　　

蒙古这边，大汗窝阔台考虑到粮草不足、天气转热，将大军北撤黄河以北，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在黄河南边的只有大将速不台和塔察儿两支机动部队，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投降蒙古被改编的汉军：刘福为河南道总管，都元帅张柔屯徐州。宋蒙双方就这样静静地对峙着，虽然都没有大动作，但是看似安定的边境上正埋伏着汹涌的暗流。

战守之争　　

事实上，在金国灭亡后，宋蒙双方都清楚开战是迟早要的事，一个是迅速崛起的游牧帝国，另一个是不忘故土的文明王朝，一点火星就能点燃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两个政权间的战争导火索。 　　

执掌南宋大权二十余年的史弥远在1233年死去后，年轻的宋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他意图有所作为，主导了一场“端平更化”，荡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赵范、赵葵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极力主张趁蒙古北撤之机，出兵北伐，“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三京是指原北宋的三个都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即洛阳）和南京应天府（即商丘）。这条建议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因为金国就是靠着潼关—黄河防线与蒙古作战了20多年，迫使蒙古人不得不借道南宋以转攻金后方。同时，赵氏兄弟背后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虽然辛辛苦苦地平定了李全之乱，却在灭金的大场合上输给了荆襄的史嵩之。史嵩之是史弥远的侄子，想在朝廷上占据优势就必须在战功上超过史党。 　　

宋理宗血气方刚，正欲行恢复之计，听到这么完美的计划，当然主张出兵。在灭金的这一年三月、四月，理宗接连派员去洛阳祭扫北宋诸帝陵墓，同时暗中进行军事侦察。位居首相的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一改先前的主和姿态，非常赞成出兵中原。 　　

虽然收复中原能带来巨大的声望和荣誉，但是朝中的大多数臣僚反对出师。参知政事乔行简当时带病在家，听说此事后立即抱病上书道：“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 知官告院张煜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当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刚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则说：“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在外的战区将帅几乎全都反对出兵。赵范的参谋官丘岳就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主持灭金之战的史嵩之虽然有私心，但上书却说得中肯，认为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并表示自己宁肯抗旨也不发兵。 　
　
在这样一片反对声中，下诏“求直言”、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的宋理宗，还是悍然决定出兵。他只派淮西制置司的六万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要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专职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理宗皇帝却固执地仅仅派遣淮西军，一场并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就此展开。

收复二京
初入中原　　

公元1234年六月，宋理宗命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直趋汴京，命赵葵率五万主力军作为后继，将赵范任命为两淮制置大使，驻军光州、黄州间负责接应。又因史嵩之始终反对出兵，所以宋理宗就不用京湖兵，只用淮西兵，但要求史嵩之负责为淮西军供应粮草。 　　

六月十二日，全子才从庐州（今安徽合肥）正式出发，六天后渡过淮河进入敌境，由于蒙古大军已经撤离，中原百姓又死伤殆尽，因此宋军如入无人之境，连活人都没看到几个。渡过淮河之后，全子才军于二十二日到城父（今安徽亳州谯城区附近）。城父本是大城，在北宋时号称小东京（也就是小开封，可见其昔日的繁华），此时只有十余处民居。二十四日，全子才军到达毫州，毫州残破到只有七名士兵守城，一见宋军便投降了，这是宋军端平入洛的第一个战果。六月末，全子才收复了宋太祖的发迹之地——南京应天府。 　　

蒙古将塔察儿早就闻报宋军北进，便率所部蒙古兵退到黄河以北，故意示宋军以弱，以引诱宋军深入。过河之前，蒙古人还动用了这一招：把黄河南岸的河堤掘开，放河水到淮河一带。（当时黄河改道，由苏北入海。）两淮一带顿时大片的土地变成水泽沼泽，严重地干扰了宋军的行军，许多地方水深到腰部，一些地方甚至涨到宋军士兵的脖子高。不仅如此，宋军的后勤补给线被严重破坏，运粮队得绕一个圈子才能抵达河南境内，给后面的兵败埋下了伏笔。两淮一带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了。全子才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行军，于七月初二到达汴京城东扎营。

汴京之变　　
汴京守将为崔立，本来是金国的元帅级人物，受命坚守汴京，但后来以汴京城投降蒙古。他成为蒙古的汴梁长官后仍然劣迹斑斑，让城内的军民怨声沸腾。早已对蒙古心怀不满的部分旧金国降蒙将领以李伯渊为首，趁宋军入中原之机发动兵变，杀死崔立。之后李伯渊等向全子才军投降。 　　

公元1234年，即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如此梦幻般地实现了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然而他们看到的，已不是《清明上河图》中那座繁华的都市了，曾经超过百万的人口只剩守军六百余人、居民一千多家。到处都是一片残垣断壁，破败的尸体和森森的白骨更是随处可见，城中没有丝毫的生气。 　　
十五天之后的七月二十，赵葵率淮东兵五万赶到汴京与全子才会师。

收复汴京的消息传回南宋，整个南宋的朝廷几乎都沸腾了，到处是一片贺喜之声，宋理宗迫不及待地给官员们升官，统帅赵范进封东京留守，前线总指挥赵葵进封南京留守，全子才进封西京留守。宋理宗的意图非常明显，他要坐镇后方的赵范快点去汴京，要赵葵和全子才快点把西京洛阳收复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理宗感到自己即将成为中兴之主，却没想到蒙古铁骑已经在洛阳悄悄地等待宋军了。

血战西京
无粮入洛　　
全子才虽然于七月初五就占领了汴京，却一直无法展开军事行动。蒙古人对中原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而两淮的运粮队陷入黄河泥潭，简直寸步难移；坐镇鄂州的史嵩之在运粮的事情上干脆拒绝。 　
　
赵葵到了汴京后，便指责全子才没有继续西进攻取洛阳。求功心切的赵葵一面派人去催军粮，一面把汴京的军粮先集中给部分兵力，让这部分兵力分到5天的粮食，而后让其先直扑洛阳。而其他留在汴京的部队，等军粮运到汴京后，再出发前往洛阳。于是，宋军前往洛阳的军队，便变成了分批投入，给了蒙古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由于赵葵对全子才没有进兵的不满，他改任他手下的徐敏子为前锋部队的监军，将全子才留在汴京。前锋部队共1万3千人。之后，由杨义指挥原全子才部的淮西兵以及其他部队作为第二梯队在得到军粮后前进去洛阳。部队拿到粮食之后，都纷纷叫嚷军粮太少，赵葵却仍然强行命令各军出发。 　　

不得已之下，徐敏子命令前锋所部的1万3千宋军，把5日军粮留作7日来食用，于七月二十一日，也即赵葵到达汴京的第二天起程前往洛阳。 　　

回过头来看蒙古军。在听知宋朝北伐之后，蒙古人虽然放弃洛阳渡过黄河到达黄河以北，但是在洛阳、孟津、潼关等大片地方却留下不少的蒙古骑兵哨骑侦察宋军动向，在宋军前锋离开汴京前往洛阳之后，塔察儿命令部将再次渡过黄河，到洛阳东边的龙门地区埋伏，并准备在故意放过宋军第一梯队进入洛阳城后，才突袭宋军第二梯队，把洛阳和汴京的宋军切断，然后再各个击破。 　　

七月二十六日晚，宋军前锋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率200宋军抵达洛阳，洛阳居民上千人登上城墙欢迎宋军收复西京洛阳。 　　
七月二十七日，宋军进入洛阳。 　　
七月二十八日，宋军第一梯队1万3千人全部进入洛阳城。
同日，把5日军粮分成8天吃的宋军粮尽，而洛阳残破无法补给。宋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龙门之战　　
七月二十九日，宋将杨义率领的第二梯队1.5万人，经过五六天的长途行军后，抵达洛阳城郊的龙门镇。杨义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蒙古军的伏击圈，命令全军就地休憩。宋军官兵刚刚坐下来准备开饭，附近的山顶上立起了两把红、黄大伞。蒙古骑兵顿时从四处疾驰而来，在其主将刘亨安的带领下，击杀宋军。宋兵以弓弩手为主，在这猝不及防的攻击中根本来不及列阵，刘亨安又横槊冲突于宋军中，致使宋军全军大溃。大部分人被拥入洛水溺死，只有主将杨义和少部分斥候逃入到洛阳城中。龙门之战，是一场典型的蒙古骑兵伏击战。宋军第二梯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洛阳城里的第一梯队遭到孤立，“在洛之师，闻而夺气。”

洛东之战

　　龙门之战后，蒙古趁机逼近，前锋到洛阳城下扎寨。宋军无援无粮，而洛阳城大人少，守城也是不可能的。于是监军徐敏子决定趁着蒙军主力未到，突围回师。洛阳的宋军一面袭击蒙军前锋掩护宋军主力的行动，一面于八月初一渡过洛河，背水列阵。
　　八月初一，蒙古军率先发起攻势，多次冲击宋军阵营。宋军作战顽强，屡次击退蒙古军。双方胜负相当。 　　
八月初二，蒙古军以步兵执盾牌前进，把宋军的阵势切断成三部分，再以骑兵冲击。宋军则以步兵大阵为依托，战至中午，杀敌400余，夺得盾牌300多面，再次击退蒙军的攻势。 　　
尽管宋军在正面战斗中不落下风，但这个时候已经断粮四天了，形势非常不妙。徐敏子认为东面蒙军是主力，于是率宋军向南方突围。蒙军知道宋军突围后，以骑射手在后面追杀。宋军的绝大多数是步兵，惨状不用细想也知道了，纷纷被杀死在逃跑的路上，一批战将几乎全部战死，最后只有徐敏子带同300步兵，吃了9天树叶树皮之类的东西，最终幸运地逃回了光州。

罪己待战

　　宋军在洛阳溃败的消息传到汴京后，赵葵和全子才知道大事不好，商量了半天还是认为只有撤军才最保险。否则在洛阳和河北的蒙古大军一旦合围，汴京宋军的下场可想而知。随即召集部队整装出发。由于在撤退之前，他们没跟士兵们交代清楚，所以士兵们都以为是去增援洛阳，结果出城之后才发现是往回走，顿时人心大乱，其实这个时候蒙古大军还没有到。宋军在撤军途中极无纪律，致使后军溃散，全部辎重遗弃在了中原。 　　

由于赵范在开战不久后便反悔，宋军此次共出动6万人，结果是丧失近半、寸土未得。这给了宋理宗一记十足的闷棍。他首先处理了主战官员与将领：赵葵、全子才官阶各削一秩；徐敏子削三秩、放罢；杨义等停职。（赵氏兄弟与全子才后来又回到宋蒙前线，犯下了比端平入洛时更大的错误。）又知道自己估计不足在先，只将史嵩之改职为刑部尚书。 　　

其次，宋理宗下达罪己诏。他骂自己“朕以寡德”，承认“兵民之死战斗，户口之困流离，室庐靡村，胳胔相望，是皆明不能烛，德有未孚，上无以格天心，下无以定民志”。“托予小子不替上帝名，欲图绍复之功，岂期轻动于师干，反以激成于边祸，至延强敌，荐食神州。”“斩桑伐枣破屋流离之状，朕既不得见；慈父幼子寡妇哭泣之声，朕亦不得闻。”表示要“下诏以陈轮台之悔，益申儆于边防。” 　　

最后，宋理宗的对外态度发生了大转变。端平入洛的失败给了他很沉重的打击，先前一度高涨的热情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消极保守，并且贯穿在他之后的朝政中。宋孝宗虽然隆兴北伐失利，还是和虞允文念念不忘收复中原，在治理内政上也颇有作为。宋理宗则是这次挫折后再也没有打起精神，余玠之死、刘整之叛等等南宋灭亡的种子就是在宋理宗的后期埋下的。 　　

端平入洛后，宋蒙的联盟已经公开破裂。就在同年年底，蒙古使者王檝来到临安，谴责宋廷“败盟”。次年，窝阔台发动了全面侵宋战争。可以说，端平入洛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宋蒙战争的导火索。

wxever 发表于 2011-3-9 10:41
战略没有问题就不会出现南宋临安政权了。

历史教训这个东西就是被用来不断遗忘和催生新的历史教训的

宋蒙战争其实是无法避免的，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三次攻宋都打得非常艰苦，南宋不愧是继承了中华的文明精髓，那种底蕴在生死存亡之即喷发出来，异常的顽强壮烈，堪称史诗般的战争悲歌！{:cha:}

错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这属于历史机械唯物主义的表现。南宋自己内部没有整肃为一个坚强统一的整体，倒也罢了。对外方面，光想着联蒙攻金，却不注意对金、蒙内部派系矛盾的研究与利用。前已有联金灭辽的教训，南宋朝廷却根本不去好好反思，你如果能通过打几个胜仗，让金国放弃攻宋的企图，就够了。接下来，就不能老是为个狗屁收复中原的理想而迂腐不化，尽全力修好宋金国交，南宋躲在金国后面作支援，提供人力、物力、财力，让金国安心地与蒙古人战斗，才是明智之举。。。。。。须知，当你面临两个潜在的祸患时，那两个对手恰好也干上了，这对你是极好的机会。扶植相对弱势的一方，对抗强势的另一方，同时自己尽量少当头阵。在拖延时机的同时，可以自己内部也借机搞整肃，只要领导核心是好的，整肃很容易，安插个卖国罪、通敌罪什么的是易如反掌。只有自己自强，同时巧施间术，才有最大的获胜可能。   ///////不过，也要感谢历史教训，这对后人是宝贵的财富。TG就从两宋身上借鉴颇多，例如当年的一系列整风、联美抗苏、联俄抗美、承认中俄边界、与美经济融合等等，的确够聪明，从长远来看，都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乌良海 发表于 2011-3-8 23:24
请教一下南宋几十万人的都是哪几次交锋？

南宋灭亡后蒙古人挖出宋理宗的坟，用他的人头做酒杯，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才入土为安

大恨啊

宋元战争史新浪资料共享里面就有，还有台湾出的一部宋元战争方面的，比这个更详细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宋始终没有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每每在敌我力量发生变化的时候，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小书童 发表于 2011-3-10 01:30
这个战略需要金的配合。
但是历史上金很不配合。

rottenweed 发表于 2011-3-11 10:54
比较赞同，拿了岁币的金人也并没有安分的时候。其实错用远交近攻的反而是北宋，而非南宋。
辽国自檀渊之盟后，比金人守信义的多，相互以兄弟互称，宋辽两国百余年无战事。以宋代对西夏用兵一败延州二败好水川三败定川寨的情况，换之金人，估计早就来分一杯羹了，哪有后来宋仁宗死后，辽主为之落泪，说以后遇不到这种太平明主了。反观金人，赵构都自称侄子了，还不是一边拿钱一边挨叔的打。

两宋有一个共同点，让我觉得很纠结，就是在对外关系上面犹豫反复。
徽宗朝既然已经恬着脸要破坏檀渊之盟，还派了使者与金人海上密盟，却又不履行自己允诺，出兵攻打燕京，看起来似乎是要坐山观虎斗。结果一等等了四五年，军旅久顿，反而激起了方腊起义，两年平乱，军队真正需要休整了，马上又被派出去打燕京，最后居然被残喘的辽军打的找不到北，还是花了一百万贯请金人打下的燕京（靠）。辽之国土，多是金人打下，百姓和粮食都被抢走了，留了几座空城给北宋，根本就守不住。
而后因为分赃不匀，又有图谋，但宋廷起码也得做好相关准备再有这种小九九吧。什么准备都没有，壮着胆子，接受张觉等人的复叛，到头来平州没取到，只收了一个叛将张觉（对我方来说是义士？），最后因为金人施压，又把张觉给砍了（这叫啥事？），导致燕地汉人士族各个寒心，郭药师甚至说如果哪天金人要我的脑袋，朝廷也会这么做吧。而双方脸撕破了，我们又啥东西都没得到。这叫什么事...
南宋吸取教训，在连蒙灭金时要打出声威，毋使鞑人轻我，偏偏对于蒙古人的借道又要几多忍让，几个险关被打却不积极援助，轻我之心更盛。
有时候觉得真的是很纠结啊。

两宋有一个共同点，让我觉得很纠结，就是在对外关系上面犹豫反复。
徽宗朝既然已经恬着脸要破坏檀渊之盟，还派了使者与金人海上密盟，却又不履行自己允诺，出兵攻打燕京，看起来似乎是要坐山观虎斗。结果一等等了四五年，军旅久顿，反而激起了方腊起义，两年平乱，军队真正需要休整了，马上又被派出去打燕京，最后居然被残喘的辽军打的找不到北，还是花了一百万贯请金人打下的燕京（靠）。辽之国土，多是金人打下，百姓和粮食都被抢走了，留了几座空城给北宋，根本就守不住。
而后因为分赃不匀，又有图谋，但宋廷起码也得做好相关准备再有这种小九九吧。什么准备都没有，壮着胆子，接受张觉等人的复叛，到头来平州没取到，只收了一个叛将张觉（对我方来说是义士？），最后因为金人施压，又把张觉给砍了（这叫啥事？），导致燕地汉人士族各个寒心，郭药师甚至说如果哪天金人要我的脑袋，朝廷也会这么做吧。而双方脸撕破了，我们又啥东西都没得到。这叫什么事...
南宋吸取教训，在连蒙灭金时要打出声威，毋使鞑人轻我，偏偏对于蒙古人的借道又要几多忍让，几个险关被打却不积极援助，轻我之心更盛。
有时候觉得真的是很纠结啊。

宋就是这样，想占便宜又没本事，毁约只是给别人攻打的借口而已。想起了鸦片战争和辛亥年的满清。

宋，就是皇帝和执政者少了点血性。
中下层军队还是不错的。
要是皇帝和执政，能像汉朝的皇帝喊出：“白登之围乃九世之仇！”
何愁江山不固鞑子不灭啊。
大恨！

风君子 发表于 2011-3-10 08:05


   乾隆康熙就是福大命大，
睡在地下四平八稳，
还隔三差五上CCAV 。

caidian 发表于 2011-3-14 17:20

阁下不闻有诗云：弘历狗头悬碧树 慈禧裸尸喂苍鹰     

新思维新方向 发表于 2011-3-11 16:05
宋朝的战略确实是2B到一定程度了。

孝宗之后，南宋就没出过一个正常的皇帝

阿凡特 发表于 2011-3-14 22:32


    没办法，靖康之耻的民众压力太大，史弥远还想恢复岁赐呢，有识之士也谈过唇亡齿寒，但消息一走漏，太学生一闹，民情激愤，根本没法做

caidian 发表于 2011-3-14 17:20


    你确认乾隆四平八稳的在地下躺着？

ami197699 发表于 2011-3-19 00:53


    孙殿英发来贺电

惊叹于冷兵器时代蒙古的战斗力 实在是太可怕了

金为什么不在一开始的时候对草原上那些部落打击的更彻底些？

联不联合地都不大有用吧，辽被金灭只是时间问题，金被元灭也是不可阻挡的，宋的悲剧在于周边居然一口气连续出现了三个S级的游牧强国。这些野蛮人放哪哪完蛋，宋能单独抗到前两个都完结已经算是牛B了。要是把宋放在欧洲，兴许真能挡住劳师远征的蒙古军队。

回复 22# 车车

+1
这就是问题所在。南宋一直醉醺醺的在跟别人比划，能不给人宰吗？可怜哪。

谁逼反了川陕和襄阳那么多良将其实宋和明一样，都是亡于人祸

有了教训之后，抗战就聪明多了，委座投了美，总裁投了日，主席投了苏

端平入洛啊...唉，多大一个光荣的败笔

优布.特留尼希特 发表于 2011-3-21 15:17


    最悲剧的是一开始就没了燕云十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