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林楚方）：只是不想一起完蛋

假如辛普森被宣判无罪后，有个在《纽约时报》开专栏的人说：我不相信陪审团的结论。于是他在facebook上发帖：我要组织《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和哈佛大学几个教授一起去搞真相，那他会被美国人当做笑料，如果他真去搞，他在facebook上的名誉非死不可，他多半被当成疯子，至于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想，具体原因大家都知道的。



我还是相信专业的力量，比如想了解科学领域的知识看看方舟子，想了解金融领域的知识看看陈志武，想了解台海领域的知识交叉看中时和自由，想了解骂人领域的手法看看李承鹏，因为我不太相信跨界发言。但是在中国，公民调查团也好，学者调查团也好，跨省跨界就去了，还会被寄托主持正义，其实这很奇怪，因为调查团并不意味着正义，只能意味着争议，而且文字方面的才华不会自动生成侦破刑事案件的能力，让学者和专栏作家调查刑事案件，不比让他们检查朝鲜核设施容易多少：刑侦技术是有门槛的。



他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已不重要，我也不相信他们会被摆平，重要的是他们“被被摆平”了，当他们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一些人的情绪时，他们会被当作政府请来的帮手，“通通被政府摆平”。他们“被被摆平”后，承受最大损失的不是当地政府，而是这些“独立”的人，一个公信力几乎为负数的地方政府，谁和他站在一起谁就跟着负数。这个损失实在有些意外，本来没他们什么事的，这个损失也实在有些大，如果一个国家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欠缺公信力是非常大的损失。公共知识分子也好，专栏作家也好，我觉得大家能做的只能是督促政府公开透明，而不是越俎代庖，无论是“调查团”还是“观察团”，都是文字上的事，查阅证人证言和案卷资料，这个太有技术门槛了，调查和观察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有结果也是一声叹息：居然是这个结果。



我曾做过一个梦，听到剧烈敲门声，接着门被撞开了，几个人拿着镰刀斧头……我带着一口气爬出大门呼救，但到处都是打砸抢烧，街道上的汽车在冒烟，惊慌失措的人在奔跑，看不到警察看不到军队，只看到失控的人群。西方国家惊慌地接走他们的侨民，他们身后的世界正在信奉谁有刀谁有枪谁就是强者。商店夜店饭店全部在祭奠，股市楼市债市通通是往事。国家的伟人们将这个噩梦概括为“天下大乱”，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必须“坚持x的领导”。因为这个原则不可动摇，所以我总是期待他们能干得好些，希望他们善待同类，能提高执政能力，希望他们有公信力，能让他们治理的国家为13亿人提供骄傲和最坚强的支持。我不是反对派也不是五毛，只是有点小心思：不想一起完蛋。所以，在政府公信力受损时，我其实比政府更着急。我就是一个普通中产阶级，我希望国家稳定，希望中国不乱，希望乐清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美好：乐平清明。



噩梦会不会成为现实？村民不会相信政府说的“普通交通肇事”，哪怕政府说的是真的，没有公认的真相是乐清事件最大隐忧，不是说这个事情没有真相，而是双方都不相信对方眼里的真相，在村民眼中所谓的“真相”只是假象。其实，“普通交通肇事”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从技术上分析，也许交通肇事确实很普通，退一步说，没有人想着谋杀谁，我也一直认为说政府指使人把人家弄到车底下压死，是很超出理解力的。但这个交通肇事背后的事情，无论是土地问题还是村民情绪，怎么可能“普通”？比如那个“平安乐清”，他能做的就是挨骂，即使是全球最好的公关公司来管理这个微博，也只有挨骂的份，因为他无法解释，一起“普通交通肇事案”，为什么要市委连夜开会。其实对更多人来说，乐清事件已经收尾了，但乐清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烂尾，留下的只有不信任和愤怒，这种愤怒和不信任在一点点累计。愤怒是可怕的情绪，当愤怒和“我不相信”像潮水涌来时，倒下的绝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记者、知识分子：在愤怒面前，你们都是一家的，通通会被淹死。想想调查团和记者们面对的下跪的村民，就可以想象他们在弱者面前有多强。



到现在为止，我依然用一句套话来概括：我既无法相信地方政府公布的真相，也不相信很多人想象中的真相，因为真相不仅仅是那次卡车和钱云会的撞击。按照《新世纪周刊》的报道，祸事在2004年的征地中就已埋下，村民的滩涂被征用，但补偿款和村民依靠滩涂获得的收入相比相差悬殊，所以农民会维权。只是几年来钱云会的上访都被关押和劳教摆平了。从时间上看，2004年发生的事情，已经过了6年，也就是说很多官员已离任了，现在被骂的温州市县乡镇主要官员，通常情况下不是当年种下祸根的人，但对愤怒者来说，他们不会考虑是你种下的还是你前任种下的，在他们看来都是政府大院里人种下的。我是在为他们开脱吗？



有人批评专制社会，我往往为专制辩护。专制体制核心特质是产权清晰，比如大清王朝大明王朝，整个王朝都是家天下，由于产权高度清晰，他们在面对危及到统治基础的恶人，危及到民心的弊案，也往往会一查到底，无论有多少炸弹，总会有拆弹专家，这使他们活了200多年，最后灭亡是因为炸弹太多，而拆弹专家又太少。无论是乐清也好还是温州也好，是专制社会吗？官员们做几年就离开，将炸弹留给后任，而在官场文化里，后任又无法追究前任，能做的只能是“摆平”，在自己任期内不出事，“摆平就是水平”，只要在五年或者三年任内保证世界是平的就可以，而没有人会做拆弹专家。



当炸弹真正爆炸的时候，记住，你，我，还有政府官员，最后都完蛋。在愤怒者眼里，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我说，提高政府公信力，我比政府还着急。所以，我谴责造谣的人，他们以为自己代表正义，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我也谴责这样的体制，将炸弹一个个地埋下，却没有拆弹专家，之所以谴责，只是不想一起完蛋。


http://column.inewsweek.cn/column-51-303.html假如辛普森被宣判无罪后，有个在《纽约时报》开专栏的人说：我不相信陪审团的结论。于是他在facebook上发帖：我要组织《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和哈佛大学几个教授一起去搞真相，那他会被美国人当做笑料，如果他真去搞，他在facebook上的名誉非死不可，他多半被当成疯子，至于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想，具体原因大家都知道的。



我还是相信专业的力量，比如想了解科学领域的知识看看方舟子，想了解金融领域的知识看看陈志武，想了解台海领域的知识交叉看中时和自由，想了解骂人领域的手法看看李承鹏，因为我不太相信跨界发言。但是在中国，公民调查团也好，学者调查团也好，跨省跨界就去了，还会被寄托主持正义，其实这很奇怪，因为调查团并不意味着正义，只能意味着争议，而且文字方面的才华不会自动生成侦破刑事案件的能力，让学者和专栏作家调查刑事案件，不比让他们检查朝鲜核设施容易多少：刑侦技术是有门槛的。



他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已不重要，我也不相信他们会被摆平，重要的是他们“被被摆平”了，当他们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一些人的情绪时，他们会被当作政府请来的帮手，“通通被政府摆平”。他们“被被摆平”后，承受最大损失的不是当地政府，而是这些“独立”的人，一个公信力几乎为负数的地方政府，谁和他站在一起谁就跟着负数。这个损失实在有些意外，本来没他们什么事的，这个损失也实在有些大，如果一个国家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欠缺公信力是非常大的损失。公共知识分子也好，专栏作家也好，我觉得大家能做的只能是督促政府公开透明，而不是越俎代庖，无论是“调查团”还是“观察团”，都是文字上的事，查阅证人证言和案卷资料，这个太有技术门槛了，调查和观察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有结果也是一声叹息：居然是这个结果。



我曾做过一个梦，听到剧烈敲门声，接着门被撞开了，几个人拿着镰刀斧头……我带着一口气爬出大门呼救，但到处都是打砸抢烧，街道上的汽车在冒烟，惊慌失措的人在奔跑，看不到警察看不到军队，只看到失控的人群。西方国家惊慌地接走他们的侨民，他们身后的世界正在信奉谁有刀谁有枪谁就是强者。商店夜店饭店全部在祭奠，股市楼市债市通通是往事。国家的伟人们将这个噩梦概括为“天下大乱”，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必须“坚持x的领导”。因为这个原则不可动摇，所以我总是期待他们能干得好些，希望他们善待同类，能提高执政能力，希望他们有公信力，能让他们治理的国家为13亿人提供骄傲和最坚强的支持。我不是反对派也不是五毛，只是有点小心思：不想一起完蛋。所以，在政府公信力受损时，我其实比政府更着急。我就是一个普通中产阶级，我希望国家稳定，希望中国不乱，希望乐清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美好：乐平清明。



噩梦会不会成为现实？村民不会相信政府说的“普通交通肇事”，哪怕政府说的是真的，没有公认的真相是乐清事件最大隐忧，不是说这个事情没有真相，而是双方都不相信对方眼里的真相，在村民眼中所谓的“真相”只是假象。其实，“普通交通肇事”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从技术上分析，也许交通肇事确实很普通，退一步说，没有人想着谋杀谁，我也一直认为说政府指使人把人家弄到车底下压死，是很超出理解力的。但这个交通肇事背后的事情，无论是土地问题还是村民情绪，怎么可能“普通”？比如那个“平安乐清”，他能做的就是挨骂，即使是全球最好的公关公司来管理这个微博，也只有挨骂的份，因为他无法解释，一起“普通交通肇事案”，为什么要市委连夜开会。其实对更多人来说，乐清事件已经收尾了，但乐清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烂尾，留下的只有不信任和愤怒，这种愤怒和不信任在一点点累计。愤怒是可怕的情绪，当愤怒和“我不相信”像潮水涌来时，倒下的绝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记者、知识分子：在愤怒面前，你们都是一家的，通通会被淹死。想想调查团和记者们面对的下跪的村民，就可以想象他们在弱者面前有多强。



到现在为止，我依然用一句套话来概括：我既无法相信地方政府公布的真相，也不相信很多人想象中的真相，因为真相不仅仅是那次卡车和钱云会的撞击。按照《新世纪周刊》的报道，祸事在2004年的征地中就已埋下，村民的滩涂被征用，但补偿款和村民依靠滩涂获得的收入相比相差悬殊，所以农民会维权。只是几年来钱云会的上访都被关押和劳教摆平了。从时间上看，2004年发生的事情，已经过了6年，也就是说很多官员已离任了，现在被骂的温州市县乡镇主要官员，通常情况下不是当年种下祸根的人，但对愤怒者来说，他们不会考虑是你种下的还是你前任种下的，在他们看来都是政府大院里人种下的。我是在为他们开脱吗？



有人批评专制社会，我往往为专制辩护。专制体制核心特质是产权清晰，比如大清王朝大明王朝，整个王朝都是家天下，由于产权高度清晰，他们在面对危及到统治基础的恶人，危及到民心的弊案，也往往会一查到底，无论有多少炸弹，总会有拆弹专家，这使他们活了200多年，最后灭亡是因为炸弹太多，而拆弹专家又太少。无论是乐清也好还是温州也好，是专制社会吗？官员们做几年就离开，将炸弹留给后任，而在官场文化里，后任又无法追究前任，能做的只能是“摆平”，在自己任期内不出事，“摆平就是水平”，只要在五年或者三年任内保证世界是平的就可以，而没有人会做拆弹专家。



当炸弹真正爆炸的时候，记住，你，我，还有政府官员，最后都完蛋。在愤怒者眼里，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我说，提高政府公信力，我比政府还着急。所以，我谴责造谣的人，他们以为自己代表正义，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我也谴责这样的体制，将炸弹一个个地埋下，却没有拆弹专家，之所以谴责，只是不想一起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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