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邓公的前英文翻译：中国不必太谦虚 美国政改需求比中国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34:09
在中国媒体热议政改之际，曾任TG已故领袖邓XP英文翻译的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再次语出惊人。他表示，有人说西方可以成为样板，“现在美国问题多大啊！我觉得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一点都不亚于中国。”
张维为去年曾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中国是世界唯一“文明型国家” 》，引起舆论轰动。上海媒体《新民周刊》日前刊登对张维为的长篇访谈。“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它有超大型的人口，有超广阔的疆域，有超悠久的历史，有超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了这四个‘超’之后，中国的崛起就不是一般的崛起，是令人震撼的崛起。” 张维为在访谈中首先这样评价中国崛起。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右）接受人民网专访
张维为认为，中国政体改革虽然很有必要，但一定要防止政治浪漫主义运动。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希望通过浪漫的政改解决问题的想法太天真，没有太大意义。他以俄罗斯为例说，“一场政治革命之后，世界还是老样子，也许更糟糕。”中国要通过政治传统逐步演化，这是方式最稳妥。另外，中国各省就像战国时期的列国，如果发生激烈政治变革，很可能解体。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中国持续稳定没有超过八九年，不是外国侵略，就是农民起义和内战，再后来则是意识形态运动。从历史经验来看，改革一定要稳健，“就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走两步退一步，摸索前进，都应该允许。”张维为说。
针对西方可以成为样板的主张，张维为表示，他给美国算了笔账：“9•11”损失1万亿，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损失3万亿，金融危机损失8万～10万亿，现在欠债10万～20万亿，而美国占有的人均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数十倍（中国的10倍左右）。“为什么经济发展也会出现很大挫折？归根到底是深层次的政治体制问题，我觉得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一点都不亚于中国。”张维为说。
对于西方，“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现代化、民主化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光环，是建立在殖民化、奴隶制度、鸦片贸易、世界大战等灰暗历史的基础上的，到现在还在贪婪地从全世界吸金，没有这样的过程，西方就不成其为现在的西方。” 张维为说，“总而言之，（中国）就是不要妄自菲薄。” 另外，张维为表示，“中国模式”没有定型，但是基本思路已经非常清楚，而且还会这样走下去。“中国很多方面可以叫板西方发达国家，比如上海叫板纽约不成问题。要正视问题，但也不要太谦虚。”他说。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说：“现在是实行民主最好的时候。” 但张维为认为，非西方的国家采用西式民主没有成功过，一个都没有。他说：“比如印度和中国的差距太大了，20年恐怕都不止，就连最基本的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废除种姓制度都没有做到。孟买和上海的差距至少30年，民主质量是非常低的。”
“中国模式的崛起意味着在民主问题上有自己新的思考，而不会照搬西方。南斯拉夫解体前，他们的知识分子也很相信西方的民主，但是很快国家解体、战乱频仍，何谈安居乐业？当时最主张西式改革的戈尔巴乔的口号曾经激动一大批苏联人，但是苏联解体后，他在俄罗斯的民调支持率没有超过1%，亲西方的政党支持率没有超过3%，这教训我们要汲取，我们不要陷入西方的迷失。” 张维为说。
张维为认为，西方的制度得以维持的原因是占据了大量的资源，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美国的汽车如果减少一半，美国制度肯定崩溃。” 他说。
至于西方对中国的成见，张维为说，要扭转非常难，不要太在乎，因为西方本质上不愿意见到一个强盛的中国，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对手变得更难对付。走自己的路，如果中国继续强势发展5年～10年，西方一定会认真研究中国模式。
张维为曾为DXP担任翻译。撰有《优质民主才是好东西》《中国是世界唯一“文明型国家” 》《中国模式有八大特质、七个理念、四大成就》等文。中国异见人士刘XB(专题)狱中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环球时报》至少刊登过其两篇评论：《对华偏见，西方就像井底之蛙》《向诺委会主席提三个人权问题》。
附文：
对华偏见，西方就像井底之蛙
西方对中国的许多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这次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异议人士”LXB(专题)，无非又是这种偏见的一次表现，背后还有一种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崛起的极度恐惧。因为这种崛起已势不可挡，西方话语霸权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终结。
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而崛起的，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按着西方和“异议人士”的愿望行事的话，中国的命运可能不会比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中国今后还会走自己的路，并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正因如此，我们对此事不必太在乎，让偏见者继续生活在偏见无知中吧。
这还使我想起了去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时，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我叙述的一件事：他编译了一本中国作家的文集，想在德国一家主要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介绍这本书。但报社的编辑告诉他，除非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否则德国读者不会有兴趣。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中国人说“孤掌难呜”，也就是说理解是双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释，另一方根本不愿意听，那么理解之桥永远也不可能建成。这里的关键是西方有没有真正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愿，然后是这种意愿的强度如何。依我之观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长期以来远远低于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愿望。
但话又说回来，这对中国就一定是坏事吗？我想不，我甚至觉得如果西方愿意选择把自己蒙在鼓里，就让他们继续蒙在鼓里吧。由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们得以趋利避害，博取众长。而西方一直飘飘然，真以为历史发展到了终点，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却陷入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困境。
当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正在迅速上升，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自己也越来越不在乎西方的偏见了。西方国家最终是承认实力的。你发展起来了，西方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地了解你。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趋势开始显现。比如，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已是世界第一，随之出现的就是世界汽车工业开始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这一趋势正随着中国的崛起扩大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如旅游、教育、新能源、现代化模式等。以后还会扩大到政治领域，直至西方话语霸权彻底寿终正寝。
法国学者高大伟去年2月在《亚洲时报》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把拒绝客观看待中国的西方势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这样写道：“中国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转变。这一转变影响深远。……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国的文艺复兴开放呢？如果西方认为自己没必要向中国学习，没必要学习中国古老的智慧、美学和价值观，如果面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还是拒绝质疑自己对经济和政治现代性的臆断，那么西方真可能成为最后一只井底之蛙。”▲ (作者是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向诺委会主席提三个人权问题
几天前，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纽约时报》撰文，还是用“人权标准高于国家主权”的老生常谈为自己把和平奖授予刘XB(专题)进行辩护。这就涉及至少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人权标准？在现实政治中，各国的人权标准存有巨大的差异。比方说，瑞典的高福利制度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这种高税收在美国就会被认为是损害了私有财产权。英国至今还有国教，而且是学校里的必修课，这在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是难以想象的。但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垄断权一直持续到了1982年，这在美国则又是难以想象的。同样，法国禁止MSL女生在教室戴头巾，这在中国也是难以想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早就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人权，但美国就是不承认，这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也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国际社会对某些人权是早有共识的，例如，鼓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属于侵犯人权，但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还是把和平奖颁给了公开主张西方对中国殖民300年的“异见人士”刘XB，这究竟是要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招魂呢？还是对这位“异见人士”最荒谬的主张一无所知呢？我认为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欠中国人民一个坦诚的解释和道歉。
第二，这个世界应该由谁来裁定侵犯人权？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显然没有这种法律权威，因为国际社会从未给它这样的授权，其决策程序也与民主理念风马牛不相及，其决策结果自然也难免江河日下的命运。其实正在走下坡的不仅是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而且是西方的整个所谓“人权外交”政策。根据欧洲国际关系理事会学者Richard Gowan 和Franziska Brantner的研究，今年联合国大会192个成员中有127个先后投票反对欧盟关于人权的立场。他们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欧盟在联合国可以指望70%的支持率，而今天已经下降到42%，几乎和美国的40%不相上下。与此相比，中国和俄罗斯关于人权的立场则得到了69%的支持率。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人心向背可谓一目了然。换言之，是否侵犯人权这样的问题不能由国际社会的少数人和国家说了算，而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裁定，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裁定。西方在人权领域内的霸权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西方曾经先后10次想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反华决议均告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人权到底能不能超越主权？《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首要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并由此而引申出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为基础的整个现代国际法体系。从国际法演变的角度来看，只有在国际社会共同认定的“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侵略罪、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离罪等，国际社会才可以授权联合国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也必须依照国际法规定的程序，使用合法手段来进行。但西方总有一些势力想当全世界的法官和宪兵，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种做法不知已经侵犯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光是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世界上多数国家之所以坚决反对西方的“人权外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曾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的无数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
西方国家如果真要推行“人权高于主权”，可以先从自己做起。比方说，欧盟可以率先谴责和制裁美国，因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杀害了十多万伊拉克平民，这无疑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西方国家也可以要求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谴责和制裁包括挪威在内的所有尚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西方国家，因为男女同工同酬早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不敢提，那只能说明西方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即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等于“西方认定的人权高于非西方国家的主权”。这也是人权领域内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
我们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之中，西方的霸权地位早已动摇，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正在加速这个过程。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人权政治文化，使西方僵化的人权观和冷战思维真正寿终正寝，使各国在处理人权问题上可以真正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携手并进，使我们的世界最终能真正获得更多的公平、正义与和平。在中国媒体热议政改之际，曾任TG已故领袖邓XP英文翻译的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再次语出惊人。他表示，有人说西方可以成为样板，“现在美国问题多大啊！我觉得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一点都不亚于中国。”
张维为去年曾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中国是世界唯一“文明型国家” 》，引起舆论轰动。上海媒体《新民周刊》日前刊登对张维为的长篇访谈。“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它有超大型的人口，有超广阔的疆域，有超悠久的历史，有超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了这四个‘超’之后，中国的崛起就不是一般的崛起，是令人震撼的崛起。” 张维为在访谈中首先这样评价中国崛起。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右）接受人民网专访
张维为认为，中国政体改革虽然很有必要，但一定要防止政治浪漫主义运动。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希望通过浪漫的政改解决问题的想法太天真，没有太大意义。他以俄罗斯为例说，“一场政治革命之后，世界还是老样子，也许更糟糕。”中国要通过政治传统逐步演化，这是方式最稳妥。另外，中国各省就像战国时期的列国，如果发生激烈政治变革，很可能解体。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中国持续稳定没有超过八九年，不是外国侵略，就是农民起义和内战，再后来则是意识形态运动。从历史经验来看，改革一定要稳健，“就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走两步退一步，摸索前进，都应该允许。”张维为说。
针对西方可以成为样板的主张，张维为表示，他给美国算了笔账：“9•11”损失1万亿，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损失3万亿，金融危机损失8万～10万亿，现在欠债10万～20万亿，而美国占有的人均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数十倍（中国的10倍左右）。“为什么经济发展也会出现很大挫折？归根到底是深层次的政治体制问题，我觉得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一点都不亚于中国。”张维为说。
对于西方，“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现代化、民主化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光环，是建立在殖民化、奴隶制度、鸦片贸易、世界大战等灰暗历史的基础上的，到现在还在贪婪地从全世界吸金，没有这样的过程，西方就不成其为现在的西方。” 张维为说，“总而言之，（中国）就是不要妄自菲薄。” 另外，张维为表示，“中国模式”没有定型，但是基本思路已经非常清楚，而且还会这样走下去。“中国很多方面可以叫板西方发达国家，比如上海叫板纽约不成问题。要正视问题，但也不要太谦虚。”他说。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说：“现在是实行民主最好的时候。” 但张维为认为，非西方的国家采用西式民主没有成功过，一个都没有。他说：“比如印度和中国的差距太大了，20年恐怕都不止，就连最基本的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废除种姓制度都没有做到。孟买和上海的差距至少30年，民主质量是非常低的。”
“中国模式的崛起意味着在民主问题上有自己新的思考，而不会照搬西方。南斯拉夫解体前，他们的知识分子也很相信西方的民主，但是很快国家解体、战乱频仍，何谈安居乐业？当时最主张西式改革的戈尔巴乔的口号曾经激动一大批苏联人，但是苏联解体后，他在俄罗斯的民调支持率没有超过1%，亲西方的政党支持率没有超过3%，这教训我们要汲取，我们不要陷入西方的迷失。” 张维为说。
张维为认为，西方的制度得以维持的原因是占据了大量的资源，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美国的汽车如果减少一半，美国制度肯定崩溃。” 他说。
至于西方对中国的成见，张维为说，要扭转非常难，不要太在乎，因为西方本质上不愿意见到一个强盛的中国，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对手变得更难对付。走自己的路，如果中国继续强势发展5年～10年，西方一定会认真研究中国模式。
张维为曾为DXP担任翻译。撰有《优质民主才是好东西》《中国是世界唯一“文明型国家” 》《中国模式有八大特质、七个理念、四大成就》等文。中国异见人士刘XB(专题)狱中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环球时报》至少刊登过其两篇评论：《对华偏见，西方就像井底之蛙》《向诺委会主席提三个人权问题》。
附文：
对华偏见，西方就像井底之蛙
西方对中国的许多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这次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异议人士”LXB(专题)，无非又是这种偏见的一次表现，背后还有一种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崛起的极度恐惧。因为这种崛起已势不可挡，西方话语霸权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终结。
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而崛起的，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按着西方和“异议人士”的愿望行事的话，中国的命运可能不会比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中国今后还会走自己的路，并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正因如此，我们对此事不必太在乎，让偏见者继续生活在偏见无知中吧。
这还使我想起了去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时，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我叙述的一件事：他编译了一本中国作家的文集，想在德国一家主要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介绍这本书。但报社的编辑告诉他，除非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否则德国读者不会有兴趣。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中国人说“孤掌难呜”，也就是说理解是双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释，另一方根本不愿意听，那么理解之桥永远也不可能建成。这里的关键是西方有没有真正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愿，然后是这种意愿的强度如何。依我之观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长期以来远远低于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愿望。
但话又说回来，这对中国就一定是坏事吗？我想不，我甚至觉得如果西方愿意选择把自己蒙在鼓里，就让他们继续蒙在鼓里吧。由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们得以趋利避害，博取众长。而西方一直飘飘然，真以为历史发展到了终点，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却陷入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困境。
当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正在迅速上升，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自己也越来越不在乎西方的偏见了。西方国家最终是承认实力的。你发展起来了，西方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地了解你。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趋势开始显现。比如，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已是世界第一，随之出现的就是世界汽车工业开始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这一趋势正随着中国的崛起扩大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如旅游、教育、新能源、现代化模式等。以后还会扩大到政治领域，直至西方话语霸权彻底寿终正寝。
法国学者高大伟去年2月在《亚洲时报》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把拒绝客观看待中国的西方势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这样写道：“中国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转变。这一转变影响深远。……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国的文艺复兴开放呢？如果西方认为自己没必要向中国学习，没必要学习中国古老的智慧、美学和价值观，如果面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还是拒绝质疑自己对经济和政治现代性的臆断，那么西方真可能成为最后一只井底之蛙。”▲ (作者是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向诺委会主席提三个人权问题
几天前，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纽约时报》撰文，还是用“人权标准高于国家主权”的老生常谈为自己把和平奖授予刘XB(专题)进行辩护。这就涉及至少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人权标准？在现实政治中，各国的人权标准存有巨大的差异。比方说，瑞典的高福利制度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这种高税收在美国就会被认为是损害了私有财产权。英国至今还有国教，而且是学校里的必修课，这在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是难以想象的。但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垄断权一直持续到了1982年，这在美国则又是难以想象的。同样，法国禁止MSL女生在教室戴头巾，这在中国也是难以想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早就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人权，但美国就是不承认，这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也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国际社会对某些人权是早有共识的，例如，鼓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属于侵犯人权，但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还是把和平奖颁给了公开主张西方对中国殖民300年的“异见人士”刘XB，这究竟是要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招魂呢？还是对这位“异见人士”最荒谬的主张一无所知呢？我认为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欠中国人民一个坦诚的解释和道歉。
第二，这个世界应该由谁来裁定侵犯人权？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显然没有这种法律权威，因为国际社会从未给它这样的授权，其决策程序也与民主理念风马牛不相及，其决策结果自然也难免江河日下的命运。其实正在走下坡的不仅是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而且是西方的整个所谓“人权外交”政策。根据欧洲国际关系理事会学者Richard Gowan 和Franziska Brantner的研究，今年联合国大会192个成员中有127个先后投票反对欧盟关于人权的立场。他们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欧盟在联合国可以指望70%的支持率，而今天已经下降到42%，几乎和美国的40%不相上下。与此相比，中国和俄罗斯关于人权的立场则得到了69%的支持率。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人心向背可谓一目了然。换言之，是否侵犯人权这样的问题不能由国际社会的少数人和国家说了算，而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裁定，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裁定。西方在人权领域内的霸权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西方曾经先后10次想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反华决议均告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人权到底能不能超越主权？《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首要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并由此而引申出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为基础的整个现代国际法体系。从国际法演变的角度来看，只有在国际社会共同认定的“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侵略罪、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离罪等，国际社会才可以授权联合国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也必须依照国际法规定的程序，使用合法手段来进行。但西方总有一些势力想当全世界的法官和宪兵，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种做法不知已经侵犯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光是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世界上多数国家之所以坚决反对西方的“人权外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曾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的无数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
西方国家如果真要推行“人权高于主权”，可以先从自己做起。比方说，欧盟可以率先谴责和制裁美国，因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杀害了十多万伊拉克平民，这无疑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西方国家也可以要求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谴责和制裁包括挪威在内的所有尚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西方国家，因为男女同工同酬早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不敢提，那只能说明西方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即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等于“西方认定的人权高于非西方国家的主权”。这也是人权领域内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
我们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之中，西方的霸权地位早已动摇，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正在加速这个过程。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人权政治文化，使西方僵化的人权观和冷战思维真正寿终正寝，使各国在处理人权问题上可以真正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携手并进，使我们的世界最终能真正获得更多的公平、正义与和平。
张维为去年曾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中国是世界唯一“文明型国家” 》，引起舆论轰动。上海媒体《新民周刊》日前刊登对张维为的长篇访谈。“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它有超大型的人口，有超广阔的疆域，有超悠久的历史，有超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了这四个‘超’之后，中国的崛起就不是一般的崛起，是令人震撼的崛起。” 张维为在访谈中首先这样评价中国崛起。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右）接受人民网专访
张维为认为，中国政体改革虽然很有必要，但一定要防止政治浪漫主义运动。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希望通过浪漫的政改解决问题的想法太天真，没有太大意义。他以俄罗斯为例说，“一场政治革命之后，世界还是老样子，也许更糟糕。”中国要通过政治传统逐步演化，这是方式最稳妥。另外，中国各省就像战国时期的列国，如果发生激烈政治变革，很可能解体。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中国持续稳定没有超过八九年，不是外国侵略，就是农民起义和内战，再后来则是意识形态运动。从历史经验来看，改革一定要稳健，“就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走两步退一步，摸索前进，都应该允许。”张维为说。
针对西方可以成为样板的主张，张维为表示，他给美国算了笔账：“9•11”损失1万亿，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损失3万亿，金融危机损失8万～10万亿，现在欠债10万～20万亿，而美国占有的人均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数十倍（中国的10倍左右）。“为什么经济发展也会出现很大挫折？归根到底是深层次的政治体制问题，我觉得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一点都不亚于中国。”张维为说。
对于西方，“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现代化、民主化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光环，是建立在殖民化、奴隶制度、鸦片贸易、世界大战等灰暗历史的基础上的，到现在还在贪婪地从全世界吸金，没有这样的过程，西方就不成其为现在的西方。” 张维为说，“总而言之，（中国）就是不要妄自菲薄。” 另外，张维为表示，“中国模式”没有定型，但是基本思路已经非常清楚，而且还会这样走下去。“中国很多方面可以叫板西方发达国家，比如上海叫板纽约不成问题。要正视问题，但也不要太谦虚。”他说。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说：“现在是实行民主最好的时候。” 但张维为认为，非西方的国家采用西式民主没有成功过，一个都没有。他说：“比如印度和中国的差距太大了，20年恐怕都不止，就连最基本的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废除种姓制度都没有做到。孟买和上海的差距至少30年，民主质量是非常低的。”
“中国模式的崛起意味着在民主问题上有自己新的思考，而不会照搬西方。南斯拉夫解体前，他们的知识分子也很相信西方的民主，但是很快国家解体、战乱频仍，何谈安居乐业？当时最主张西式改革的戈尔巴乔的口号曾经激动一大批苏联人，但是苏联解体后，他在俄罗斯的民调支持率没有超过1%，亲西方的政党支持率没有超过3%，这教训我们要汲取，我们不要陷入西方的迷失。” 张维为说。
张维为认为，西方的制度得以维持的原因是占据了大量的资源，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美国的汽车如果减少一半，美国制度肯定崩溃。” 他说。
至于西方对中国的成见，张维为说，要扭转非常难，不要太在乎，因为西方本质上不愿意见到一个强盛的中国，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对手变得更难对付。走自己的路，如果中国继续强势发展5年～10年，西方一定会认真研究中国模式。
张维为曾为DXP担任翻译。撰有《优质民主才是好东西》《中国是世界唯一“文明型国家” 》《中国模式有八大特质、七个理念、四大成就》等文。中国异见人士刘XB(专题)狱中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环球时报》至少刊登过其两篇评论：《对华偏见，西方就像井底之蛙》《向诺委会主席提三个人权问题》。
附文：
对华偏见，西方就像井底之蛙
西方对中国的许多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这次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异议人士”LXB(专题)，无非又是这种偏见的一次表现，背后还有一种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崛起的极度恐惧。因为这种崛起已势不可挡，西方话语霸权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终结。
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而崛起的，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按着西方和“异议人士”的愿望行事的话，中国的命运可能不会比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中国今后还会走自己的路，并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正因如此，我们对此事不必太在乎，让偏见者继续生活在偏见无知中吧。
这还使我想起了去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时，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我叙述的一件事：他编译了一本中国作家的文集，想在德国一家主要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介绍这本书。但报社的编辑告诉他，除非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否则德国读者不会有兴趣。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中国人说“孤掌难呜”，也就是说理解是双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释，另一方根本不愿意听，那么理解之桥永远也不可能建成。这里的关键是西方有没有真正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愿，然后是这种意愿的强度如何。依我之观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长期以来远远低于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愿望。
但话又说回来，这对中国就一定是坏事吗？我想不，我甚至觉得如果西方愿意选择把自己蒙在鼓里，就让他们继续蒙在鼓里吧。由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们得以趋利避害，博取众长。而西方一直飘飘然，真以为历史发展到了终点，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却陷入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困境。
当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正在迅速上升，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自己也越来越不在乎西方的偏见了。西方国家最终是承认实力的。你发展起来了，西方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地了解你。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趋势开始显现。比如，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已是世界第一，随之出现的就是世界汽车工业开始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这一趋势正随着中国的崛起扩大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如旅游、教育、新能源、现代化模式等。以后还会扩大到政治领域，直至西方话语霸权彻底寿终正寝。
法国学者高大伟去年2月在《亚洲时报》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把拒绝客观看待中国的西方势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这样写道：“中国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转变。这一转变影响深远。……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国的文艺复兴开放呢？如果西方认为自己没必要向中国学习，没必要学习中国古老的智慧、美学和价值观，如果面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还是拒绝质疑自己对经济和政治现代性的臆断，那么西方真可能成为最后一只井底之蛙。”▲ (作者是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向诺委会主席提三个人权问题
几天前，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纽约时报》撰文，还是用“人权标准高于国家主权”的老生常谈为自己把和平奖授予刘XB(专题)进行辩护。这就涉及至少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人权标准？在现实政治中，各国的人权标准存有巨大的差异。比方说，瑞典的高福利制度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这种高税收在美国就会被认为是损害了私有财产权。英国至今还有国教，而且是学校里的必修课，这在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是难以想象的。但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垄断权一直持续到了1982年，这在美国则又是难以想象的。同样，法国禁止MSL女生在教室戴头巾，这在中国也是难以想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早就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人权，但美国就是不承认，这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也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国际社会对某些人权是早有共识的，例如，鼓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属于侵犯人权，但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还是把和平奖颁给了公开主张西方对中国殖民300年的“异见人士”刘XB，这究竟是要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招魂呢？还是对这位“异见人士”最荒谬的主张一无所知呢？我认为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欠中国人民一个坦诚的解释和道歉。
第二，这个世界应该由谁来裁定侵犯人权？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显然没有这种法律权威，因为国际社会从未给它这样的授权，其决策程序也与民主理念风马牛不相及，其决策结果自然也难免江河日下的命运。其实正在走下坡的不仅是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而且是西方的整个所谓“人权外交”政策。根据欧洲国际关系理事会学者Richard Gowan 和Franziska Brantner的研究，今年联合国大会192个成员中有127个先后投票反对欧盟关于人权的立场。他们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欧盟在联合国可以指望70%的支持率，而今天已经下降到42%，几乎和美国的40%不相上下。与此相比，中国和俄罗斯关于人权的立场则得到了69%的支持率。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人心向背可谓一目了然。换言之，是否侵犯人权这样的问题不能由国际社会的少数人和国家说了算，而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裁定，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裁定。西方在人权领域内的霸权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西方曾经先后10次想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反华决议均告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人权到底能不能超越主权？《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首要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并由此而引申出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为基础的整个现代国际法体系。从国际法演变的角度来看，只有在国际社会共同认定的“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侵略罪、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离罪等，国际社会才可以授权联合国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也必须依照国际法规定的程序，使用合法手段来进行。但西方总有一些势力想当全世界的法官和宪兵，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种做法不知已经侵犯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光是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世界上多数国家之所以坚决反对西方的“人权外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曾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的无数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
西方国家如果真要推行“人权高于主权”，可以先从自己做起。比方说，欧盟可以率先谴责和制裁美国，因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杀害了十多万伊拉克平民，这无疑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西方国家也可以要求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谴责和制裁包括挪威在内的所有尚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西方国家，因为男女同工同酬早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不敢提，那只能说明西方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即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等于“西方认定的人权高于非西方国家的主权”。这也是人权领域内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
我们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之中，西方的霸权地位早已动摇，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正在加速这个过程。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人权政治文化，使西方僵化的人权观和冷战思维真正寿终正寝，使各国在处理人权问题上可以真正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携手并进，使我们的世界最终能真正获得更多的公平、正义与和平。在中国媒体热议政改之际，曾任TG已故领袖邓XP英文翻译的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再次语出惊人。他表示，有人说西方可以成为样板，“现在美国问题多大啊！我觉得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一点都不亚于中国。”
张维为去年曾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中国是世界唯一“文明型国家” 》，引起舆论轰动。上海媒体《新民周刊》日前刊登对张维为的长篇访谈。“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它有超大型的人口，有超广阔的疆域，有超悠久的历史，有超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了这四个‘超’之后，中国的崛起就不是一般的崛起，是令人震撼的崛起。” 张维为在访谈中首先这样评价中国崛起。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右）接受人民网专访
张维为认为，中国政体改革虽然很有必要，但一定要防止政治浪漫主义运动。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希望通过浪漫的政改解决问题的想法太天真，没有太大意义。他以俄罗斯为例说，“一场政治革命之后，世界还是老样子，也许更糟糕。”中国要通过政治传统逐步演化，这是方式最稳妥。另外，中国各省就像战国时期的列国，如果发生激烈政治变革，很可能解体。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中国持续稳定没有超过八九年，不是外国侵略，就是农民起义和内战，再后来则是意识形态运动。从历史经验来看，改革一定要稳健，“就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走两步退一步，摸索前进，都应该允许。”张维为说。
针对西方可以成为样板的主张，张维为表示，他给美国算了笔账：“9•11”损失1万亿，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损失3万亿，金融危机损失8万～10万亿，现在欠债10万～20万亿，而美国占有的人均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数十倍（中国的10倍左右）。“为什么经济发展也会出现很大挫折？归根到底是深层次的政治体制问题，我觉得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一点都不亚于中国。”张维为说。
对于西方，“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现代化、民主化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光环，是建立在殖民化、奴隶制度、鸦片贸易、世界大战等灰暗历史的基础上的，到现在还在贪婪地从全世界吸金，没有这样的过程，西方就不成其为现在的西方。” 张维为说，“总而言之，（中国）就是不要妄自菲薄。” 另外，张维为表示，“中国模式”没有定型，但是基本思路已经非常清楚，而且还会这样走下去。“中国很多方面可以叫板西方发达国家，比如上海叫板纽约不成问题。要正视问题，但也不要太谦虚。”他说。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说：“现在是实行民主最好的时候。” 但张维为认为，非西方的国家采用西式民主没有成功过，一个都没有。他说：“比如印度和中国的差距太大了，20年恐怕都不止，就连最基本的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废除种姓制度都没有做到。孟买和上海的差距至少30年，民主质量是非常低的。”
“中国模式的崛起意味着在民主问题上有自己新的思考，而不会照搬西方。南斯拉夫解体前，他们的知识分子也很相信西方的民主，但是很快国家解体、战乱频仍，何谈安居乐业？当时最主张西式改革的戈尔巴乔的口号曾经激动一大批苏联人，但是苏联解体后，他在俄罗斯的民调支持率没有超过1%，亲西方的政党支持率没有超过3%，这教训我们要汲取，我们不要陷入西方的迷失。” 张维为说。
张维为认为，西方的制度得以维持的原因是占据了大量的资源，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美国的汽车如果减少一半，美国制度肯定崩溃。” 他说。
至于西方对中国的成见，张维为说，要扭转非常难，不要太在乎，因为西方本质上不愿意见到一个强盛的中国，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对手变得更难对付。走自己的路，如果中国继续强势发展5年～10年，西方一定会认真研究中国模式。
张维为曾为DXP担任翻译。撰有《优质民主才是好东西》《中国是世界唯一“文明型国家” 》《中国模式有八大特质、七个理念、四大成就》等文。中国异见人士刘XB(专题)狱中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环球时报》至少刊登过其两篇评论：《对华偏见，西方就像井底之蛙》《向诺委会主席提三个人权问题》。
附文：
对华偏见，西方就像井底之蛙
西方对中国的许多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这次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异议人士”LXB(专题)，无非又是这种偏见的一次表现，背后还有一种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崛起的极度恐惧。因为这种崛起已势不可挡，西方话语霸权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终结。
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而崛起的，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按着西方和“异议人士”的愿望行事的话，中国的命运可能不会比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中国今后还会走自己的路，并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正因如此，我们对此事不必太在乎，让偏见者继续生活在偏见无知中吧。
这还使我想起了去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时，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我叙述的一件事：他编译了一本中国作家的文集，想在德国一家主要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介绍这本书。但报社的编辑告诉他，除非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否则德国读者不会有兴趣。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中国人说“孤掌难呜”，也就是说理解是双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释，另一方根本不愿意听，那么理解之桥永远也不可能建成。这里的关键是西方有没有真正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愿，然后是这种意愿的强度如何。依我之观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长期以来远远低于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愿望。
但话又说回来，这对中国就一定是坏事吗？我想不，我甚至觉得如果西方愿意选择把自己蒙在鼓里，就让他们继续蒙在鼓里吧。由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们得以趋利避害，博取众长。而西方一直飘飘然，真以为历史发展到了终点，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却陷入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困境。
当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正在迅速上升，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自己也越来越不在乎西方的偏见了。西方国家最终是承认实力的。你发展起来了，西方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地了解你。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趋势开始显现。比如，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已是世界第一，随之出现的就是世界汽车工业开始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这一趋势正随着中国的崛起扩大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如旅游、教育、新能源、现代化模式等。以后还会扩大到政治领域，直至西方话语霸权彻底寿终正寝。
法国学者高大伟去年2月在《亚洲时报》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把拒绝客观看待中国的西方势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这样写道：“中国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转变。这一转变影响深远。……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国的文艺复兴开放呢？如果西方认为自己没必要向中国学习，没必要学习中国古老的智慧、美学和价值观，如果面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还是拒绝质疑自己对经济和政治现代性的臆断，那么西方真可能成为最后一只井底之蛙。”▲ (作者是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向诺委会主席提三个人权问题
几天前，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纽约时报》撰文，还是用“人权标准高于国家主权”的老生常谈为自己把和平奖授予刘XB(专题)进行辩护。这就涉及至少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人权标准？在现实政治中，各国的人权标准存有巨大的差异。比方说，瑞典的高福利制度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这种高税收在美国就会被认为是损害了私有财产权。英国至今还有国教，而且是学校里的必修课，这在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是难以想象的。但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垄断权一直持续到了1982年，这在美国则又是难以想象的。同样，法国禁止MSL女生在教室戴头巾，这在中国也是难以想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早就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人权，但美国就是不承认，这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也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国际社会对某些人权是早有共识的，例如，鼓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属于侵犯人权，但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还是把和平奖颁给了公开主张西方对中国殖民300年的“异见人士”刘XB，这究竟是要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招魂呢？还是对这位“异见人士”最荒谬的主张一无所知呢？我认为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欠中国人民一个坦诚的解释和道歉。
第二，这个世界应该由谁来裁定侵犯人权？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显然没有这种法律权威，因为国际社会从未给它这样的授权，其决策程序也与民主理念风马牛不相及，其决策结果自然也难免江河日下的命运。其实正在走下坡的不仅是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而且是西方的整个所谓“人权外交”政策。根据欧洲国际关系理事会学者Richard Gowan 和Franziska Brantner的研究，今年联合国大会192个成员中有127个先后投票反对欧盟关于人权的立场。他们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欧盟在联合国可以指望70%的支持率，而今天已经下降到42%，几乎和美国的40%不相上下。与此相比，中国和俄罗斯关于人权的立场则得到了69%的支持率。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人心向背可谓一目了然。换言之，是否侵犯人权这样的问题不能由国际社会的少数人和国家说了算，而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裁定，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裁定。西方在人权领域内的霸权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西方曾经先后10次想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反华决议均告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人权到底能不能超越主权？《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首要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并由此而引申出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为基础的整个现代国际法体系。从国际法演变的角度来看，只有在国际社会共同认定的“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侵略罪、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离罪等，国际社会才可以授权联合国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也必须依照国际法规定的程序，使用合法手段来进行。但西方总有一些势力想当全世界的法官和宪兵，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种做法不知已经侵犯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光是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世界上多数国家之所以坚决反对西方的“人权外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曾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的无数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
西方国家如果真要推行“人权高于主权”，可以先从自己做起。比方说，欧盟可以率先谴责和制裁美国，因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杀害了十多万伊拉克平民，这无疑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西方国家也可以要求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谴责和制裁包括挪威在内的所有尚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西方国家，因为男女同工同酬早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不敢提，那只能说明西方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即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等于“西方认定的人权高于非西方国家的主权”。这也是人权领域内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
我们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之中，西方的霸权地位早已动摇，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正在加速这个过程。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人权政治文化，使西方僵化的人权观和冷战思维真正寿终正寝，使各国在处理人权问题上可以真正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携手并进，使我们的世界最终能真正获得更多的公平、正义与和平。
呵呵，不发表意见，但是不管做什么必须保持稳定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