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官员如何“干政”才能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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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官员如何“干政”才能合情合理?





2010年12月22日08:09  来源:《新快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用政府配车带村民上访

  不久前,已退休的云南省政协副主席、89岁的杨维骏老人以所配公车开路,帮助12名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居民到云南省政协“闯门上访”,消息传出,许多人都对这位前高官老人投以赞赏、钦佩和感激的目光。

  然而若纯从制度上看,杨维骏老人的做法似乎是有些“越权”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退休的政治人物直接回原单位“干政”,影响社会事件的进展,貌似“合情不合理”。

  可这种看似“越权”的行为,却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理解和尊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先撇下云南的事,看看在国外,民意和退休政治家间是如何互动的。

  不久前加拿大卑诗省发生了一件大事。执政的省自由党不顾绝大多数民意的反对,也不顾自己选举前的承诺,一意孤行地将联邦销售税和省销售税合并为统一销售税,从而变相增加了部分商品的税率,在省民群情激奋,纷纷表示反对和抗议之际,前省长温德心挺身而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民间发起了连署签名、推动统一销售税全民公决的运动,最终克服法律规定中对全民公决的重重门槛障碍,不但让公决变成法律现实,而且迫使倡导统一销售税的省长金宝尔辞职。

  从这桩国外案例不难看出,这次“洋上访”中首先行动的是卑诗省民,他们通过各种合法、正当渠道,并无阻碍地明确表达出反对新税制的诉求;退休政治家温德心是在体察民意向背的基础上介入,而他介入的方式,并非带领省民走上街头,更不是驾驶一辆公车(事实上他并没有公车),带着抗议者冲进自己曾“生活和战斗过”的卑诗省府,而同样是根据规则和法律,组织、引导省民完成了连署签名、推动税制公决这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简单地说,“洋上访”中的上访者和退休官员,都是在“照规矩行事”。

  可以想见,倘若自认为遭到不公平对待的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居民,能够拥有顺畅的诉求表达通道,他们本无须求助于杨维骏这位退休高官;倘若杨维骏这位退休的政协副主席,能有一条既合乎规矩,又有效果的帮助访民的途径,他也绝不会行此不得已之策;甚至,倘若杨维骏并非“前高官”,又或者他还没有退休,这条不是途径的“途径”能否存在,恐怕是个大大的疑问。

  由此可见,杨维骏“公车为上访开路”的“合情不合理”,之所以在中国变成人们眼中的合情合理,是因为舍此别无他途:既然规定中的途径、大门都走不通,那么只要有人帮助走通这条路,哪怕“不合理”,也是受欢迎、受尊重的——或者干脆说也被认为是合理的。

  对于杨维骏老人的勇气和担当,人们有理由表示敬意,但更应认识到,并非每个人都能有幸碰上一位有担当的退休高官;也并非每个有担当的退休高官,都敢于且能够以公车开道,把民意一路护送进“两会”和政府机关的。

  社会必须摸索并建立一套本应早就存在的机制,让访民可以顺畅地申诉冤屈,让乐于助人的退休官员可以通过常规途径发挥余热,而不必有感于“我不出面大门绝不会开”,而不得不剑走偏锋地拿公车去撞“衙门”。(陶短房 作者系旅加学者)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3546976.html

退休官员如何“干政”才能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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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用政府配车带村民上访

  不久前,已退休的云南省政协副主席、89岁的杨维骏老人以所配公车开路,帮助12名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居民到云南省政协“闯门上访”,消息传出,许多人都对这位前高官老人投以赞赏、钦佩和感激的目光。

  然而若纯从制度上看,杨维骏老人的做法似乎是有些“越权”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退休的政治人物直接回原单位“干政”,影响社会事件的进展,貌似“合情不合理”。

  可这种看似“越权”的行为,却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理解和尊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先撇下云南的事,看看在国外,民意和退休政治家间是如何互动的。

  不久前加拿大卑诗省发生了一件大事。执政的省自由党不顾绝大多数民意的反对,也不顾自己选举前的承诺,一意孤行地将联邦销售税和省销售税合并为统一销售税,从而变相增加了部分商品的税率,在省民群情激奋,纷纷表示反对和抗议之际,前省长温德心挺身而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民间发起了连署签名、推动统一销售税全民公决的运动,最终克服法律规定中对全民公决的重重门槛障碍,不但让公决变成法律现实,而且迫使倡导统一销售税的省长金宝尔辞职。

  从这桩国外案例不难看出,这次“洋上访”中首先行动的是卑诗省民,他们通过各种合法、正当渠道,并无阻碍地明确表达出反对新税制的诉求;退休政治家温德心是在体察民意向背的基础上介入,而他介入的方式,并非带领省民走上街头,更不是驾驶一辆公车(事实上他并没有公车),带着抗议者冲进自己曾“生活和战斗过”的卑诗省府,而同样是根据规则和法律,组织、引导省民完成了连署签名、推动税制公决这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简单地说,“洋上访”中的上访者和退休官员,都是在“照规矩行事”。

  可以想见,倘若自认为遭到不公平对待的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居民,能够拥有顺畅的诉求表达通道,他们本无须求助于杨维骏这位退休高官;倘若杨维骏这位退休的政协副主席,能有一条既合乎规矩,又有效果的帮助访民的途径,他也绝不会行此不得已之策;甚至,倘若杨维骏并非“前高官”,又或者他还没有退休,这条不是途径的“途径”能否存在,恐怕是个大大的疑问。

  由此可见,杨维骏“公车为上访开路”的“合情不合理”,之所以在中国变成人们眼中的合情合理,是因为舍此别无他途:既然规定中的途径、大门都走不通,那么只要有人帮助走通这条路,哪怕“不合理”,也是受欢迎、受尊重的——或者干脆说也被认为是合理的。

  对于杨维骏老人的勇气和担当,人们有理由表示敬意,但更应认识到,并非每个人都能有幸碰上一位有担当的退休高官;也并非每个有担当的退休高官,都敢于且能够以公车开道,把民意一路护送进“两会”和政府机关的。

  社会必须摸索并建立一套本应早就存在的机制,让访民可以顺畅地申诉冤屈,让乐于助人的退休官员可以通过常规途径发挥余热,而不必有感于“我不出面大门绝不会开”,而不得不剑走偏锋地拿公车去撞“衙门”。(陶短房 作者系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