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反向开发难解中国战机“缺心”之痛

通过对俄罗斯的苏-27战斗机进行“反向开发”，中国推出了据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J-11B战机，但要说这款飞机能助中国战机一飞冲天恐怕还为时尚早，因为J-11B目前依然离不开俄罗斯的发动机。中国《参考消息》曾刊登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以俄罗斯AL-31飞机发动机为基础仿制的“太行”发动机目前还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可靠性较低，仍无法满足J-11B战斗机的全部需要。
对于中国战机的这一“缺心”之痛，中国学者田文信在一篇被国内媒体广泛转载的文章中曾直言：没有国外动力系统，中国的航空兵主力就无法升空作战！这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和平崛起来说，绝对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什么中国擅长的“反向开发”在飞机发动机上就不那么灵光了？田文信对此的解释是，航空发动机是地球上技术水平最高、核心技术门槛最严格、涉及理论最高深、整体结构最复杂的工业产品，因此航空发动机研制需要大量的实验去模拟实际使用，更需要先进的材料和制造工艺去成就航空发动机这个工业桂冠；而中国由于长期处于航空发动机仿制生产状态，对于航空发动机研制客观规律的掌握严重不足，对于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大投入性没有清晰认识，因此往往是决定上马某一型号的飞机后，才急就章地展开配套发动机的研(仿)制工作，导致飞机发动机的基础研究工作严重不足，最终欲速而不达。

田文信这番话虽然是针对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而说的，但实际上也道出了“反向开发”的通病，那就是不注重基础性、理论性的研究工作，看似短平快，其实根基不足，做到一定水平就难以有质的突破了，研发工作始终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在笔者看来，中国工业习惯靠“反向开发”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既有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积累不足的客观原因，恐怕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实证性研究的痼疾有关，因为“知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正是中国科技在17世纪以后开始大幅落后于西方的症结所在。以中医为例，虽然《黄帝内经》提出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可以有效指导医生的辩证施诊，但对于人体的阴阳五行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国人千百年来却一直没兴趣搞个清楚。正因为如此，在以解刨学实证研究起家的西方医学已经进入基因学、分子学时代的今天，中医学理论依然超不出《黄帝内经》的范畴，始终难有突破性发展。

由此可见实证性研究的重要性。再举一例，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经过严密论证得出结论说，更优厚的福利导致失业率更高，不少中国人或许会对这一研究成果哑然失笑，因为“高福利使人变懒”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能从生活中观察到的常识，经济学家穷多年之功去对这一常识进行实证未免有失滑稽，但殊不知正是这种扎实的论证保证了现代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所擅长的空泛“策论”。可以说，“反向开发”如果不能补上基础的实证性研究这一课，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中国之所以60年造不出优秀飞机发动机，恐怕症结就在于此。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通过对俄罗斯的苏-27战斗机进行“反向开发”，中国推出了据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J-11B战机，但要说这款飞机能助中国战机一飞冲天恐怕还为时尚早，因为J-11B目前依然离不开俄罗斯的发动机。中国《参考消息》曾刊登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以俄罗斯AL-31飞机发动机为基础仿制的“太行”发动机目前还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可靠性较低，仍无法满足J-11B战斗机的全部需要。
对于中国战机的这一“缺心”之痛，中国学者田文信在一篇被国内媒体广泛转载的文章中曾直言：没有国外动力系统，中国的航空兵主力就无法升空作战！这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和平崛起来说，绝对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什么中国擅长的“反向开发”在飞机发动机上就不那么灵光了？田文信对此的解释是，航空发动机是地球上技术水平最高、核心技术门槛最严格、涉及理论最高深、整体结构最复杂的工业产品，因此航空发动机研制需要大量的实验去模拟实际使用，更需要先进的材料和制造工艺去成就航空发动机这个工业桂冠；而中国由于长期处于航空发动机仿制生产状态，对于航空发动机研制客观规律的掌握严重不足，对于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大投入性没有清晰认识，因此往往是决定上马某一型号的飞机后，才急就章地展开配套发动机的研(仿)制工作，导致飞机发动机的基础研究工作严重不足，最终欲速而不达。

田文信这番话虽然是针对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而说的，但实际上也道出了“反向开发”的通病，那就是不注重基础性、理论性的研究工作，看似短平快，其实根基不足，做到一定水平就难以有质的突破了，研发工作始终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在笔者看来，中国工业习惯靠“反向开发”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既有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积累不足的客观原因，恐怕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实证性研究的痼疾有关，因为“知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正是中国科技在17世纪以后开始大幅落后于西方的症结所在。以中医为例，虽然《黄帝内经》提出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可以有效指导医生的辩证施诊，但对于人体的阴阳五行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国人千百年来却一直没兴趣搞个清楚。正因为如此，在以解刨学实证研究起家的西方医学已经进入基因学、分子学时代的今天，中医学理论依然超不出《黄帝内经》的范畴，始终难有突破性发展。

由此可见实证性研究的重要性。再举一例，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经过严密论证得出结论说，更优厚的福利导致失业率更高，不少中国人或许会对这一研究成果哑然失笑，因为“高福利使人变懒”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能从生活中观察到的常识，经济学家穷多年之功去对这一常识进行实证未免有失滑稽，但殊不知正是这种扎实的论证保证了现代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所擅长的空泛“策论”。可以说，“反向开发”如果不能补上基础的实证性研究这一课，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中国之所以60年造不出优秀飞机发动机，恐怕症结就在于此。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