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女杀人犯嫁给警察续 害怕丈夫知道曾多次想离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20:53:51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嫁警察的女逃犯：命运把我榨成空壳(图)
索小利，一个杀人逃犯，一位警察之妻，命运让这个28岁的女子同时有着这样矛盾的双重身份。
4岁时，疼爱她的父亲突然上吊，母亲再婚，她渴望爱却不得不忍受家庭暴力；17岁时，她在舞厅当“小姐”，亲手勒死了同居男友，虽然她曾梦想和他有个家；24岁时，逃避追捕的她找到真爱，嫁给一位警察，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一切都美好”的生活。
这都是她的过去。而她在自首后，以一句“我已是空壳，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概括自己一生。 坐落在华阴市西郊的看守所静谧、森严。天气突然转冷，给在押人员送衣服的人陡然增多。高墙内，散见几个在院内活动的在押犯。被钢筋网子罩住的牢狱内，大多数人还在休息。
索小利在狱警的陪同下从监舍里走了出来。她身着淡粉色绒睡衣、大红色棉拖鞋，个头不高、剪着短发，身材有点消瘦，看上去小巧而清秀。“我刚在休息，没来得及换衣服！”她解释。
虽然记者一再强调想与其进行一次平等的、无任何强迫意味的交流，可进入审讯室后，她还是主动拉开那个由铁栅栏围成的“在押人员专座”，一脚迈了进去。
“我们只想和你交流一下，不是审讯！你不用坐那里。”记者提醒她。
“不是礼貌，毕竟我现在是这个身份！”她腼腆地笑了笑，从栅栏里退了出来，随后双手合抱胸前，依着墙站在门口。
那些岁月不堪回首。可讲述中的索小利，却十分放松，有时还会开玩笑。她说，落网后，丈夫的承诺、多年未曾联系的妹妹的关心让她感到了爱。而爱，于她而言，却是个太沉重的字眼。
“游戏人间”
1995年夏，台湾残疾歌手郑智化的一首《游戏人间》一夜之间在潼关县城大街小巷传唱起来。音像店的“大喇叭”里整天放着：“世界太啰嗦不分对和错，像我这样的老百姓谁会在乎我，有钱的当老大，没钱的难过活，就算是看不惯我又能如何……”
17岁的索小利在潼关县一歌舞厅当“小姐”。那时，潼关的金矿开采正值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淘金者纷纷涌到这个小县城。但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淘金工人，还是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基本上都是男性，因此那时潼关的服务行业十分火爆。
索小利也喜欢这首歌，并记得每句歌词。
就像歌词里所唱的：“日子怎么过快乐不快乐，像这种无聊的问题你不要问我，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反正都是没把握”。除了在歌舞厅当“小姐”这点不能公开的秘密，索小利的日子过得和其他女孩没什么两样。她有喜欢的男人，并梦想有个安稳的家。
那个比她大六七岁的男人姓陈，无业，偶尔给别人开车。他们在舞厅里认识不久后，便在潼关县租了一间民房同居。两人的日子基本上靠索小利供给，她将母亲给的戒指、耳环等全变卖了，补贴“家用”。
虽然同居，又过早地为生活疲于奔命，但17岁的索小利对爱却懵懵懂懂。她不知道什么是谈恋爱，只感觉喜欢一个人，就要对他好。“他确实对我很好，我挺感动的，我也对他很好！”虽然母亲反对，打她，骂她，可她依然坚持和陈某在一起。她当时并不知道他已订婚。
“我经常给他买衣服，可他什么也没给我买过。”许多年后，她还会抱怨。解释和陈某同居的理由，索小利回想：“我本来就没有家嘛，想有个归宿！”
后来的一幕不堪回首。1995年8月7日晚，索小利和陈某租住的屋内。陈某喝了很多啤酒，醉酒后突然向她提出性要求，“怀孕”（她自称）的索小利当场拒绝，争执中，索小利拿绳子将陈某勒死。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
一周后，陈某的母亲寻找“失踪”多日的儿子，站在儿子租住屋外，却被一股腐烂的臭味熏得心烦；撬开房门，她惊呆了，儿子躺在床下，尸体已腐臭。
而此时，索小利已逃到了西安。“我真的没想到是那样一个结果，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命吧。”多年以后，索小利将这一切归结为“命”。
唯一的温暖过早失去了
索小利对“命”的理解有很多巧合的东西———4岁时，她的父亲在大山里用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7岁时，她用绳子结束了一个与她同居的男人的性命。
索小利老家在丹凤县土门镇祖师沟村。祖师沟位于秦岭深处的大山里，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全村只有110口人，村里至今没有通公路。
索小利姐妹3人，她排行老二。出生后，父母希望今后再生孩子时能改变性别，所以给她取了“改洋”这个名字。
5岁以前，残留在她记忆里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乎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只言片语。“我妈妈会裁缝，村里人的衣服都是我妈妈做的；父亲也有一技之长，村里我们家最早盖起了瓦房，墙壁刷得白白的。”
关于生父，索小利只记得温暖的一幕。
那年她4岁，在院子里玩。顽皮的她趁大人不备，扶着一堆砖头往上爬。突然，砖头哗啦一声塌了下来，砸在了她的手上，顿时血流不止。父亲闻声后立即跑了过来，没有骂她，赶紧把她的小手包扎好。
父亲当时说了什么，她已记不起来了，但那种眼神让她觉得好温暖。此后的岁月里，她记了很多年，感动了很多年。
但疼爱她的父亲却上吊了。
那年冬天，山里特别冷，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父亲了。一日，村里一个大叔跑到她家，冲着母亲便喊：“××上吊了，在山里！”
年幼的索小利并不知道上吊是什么，死是什么，只是从那时开始，她再也没见过父亲。很多年后，她回到村子，才听人议论说，父亲死在深山里，那年山里已经下了雪，父亲用绳子吊死在一棵树上，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索小利的父亲去世后，母女4人艰难维持了几年生活，随后母亲带着3个女儿改嫁到山那边的村里———山阳县王闫乡冷水川下村。此后20年，老家的村民再没有见到她们母女4人。
索小利出生后，从丹凤到山阳一直没有申报户口，因此她的真实年龄只能靠村民记忆。“改洋和村里另外一个孩子同年出生，她应该属马。”按照村民刘永堂的说法，索小利今年应为28岁。也就是说，她用绳子勒死陈某时只有17岁，还是一个未成年人。这一点警方也已确认。
继父与暴力
冷水川下村与祖师沟村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县，中间只隔了一座大山，山路不到5公里。但两村所在的乡镇公路里程则要超过100公里。与祖师沟村一样，冷水川下村也是一个小山村，全村还不到100口人。索小利和母亲来到冷水川下村时，村里人要把养肥的猪变卖成钱，必须要6个小伙子抬下山。这几年，村民在陡峭的山腰上开辟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勉强能通过一辆农用三轮车，但胆小的司机都不敢开。
索小利的继父姓许，今年50多岁。邻居介绍，已过成婚年龄，老许因家贫等原因没找到媳妇，一直到30多岁时才遇到山那边一个姓李的寡妇（索小利的母亲）———两人很快就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
老许由原来1个人的家庭一下变成了5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家庭矛盾自然也不少。
索小利开始目睹无休止的家庭暴力。继父打断了母亲的腿，用碗割破了母亲脚上的血管，鲜血喷出的场面吓得她不敢吱声；就连年幼的她也难逃此劫，至今，索小利的头上还留有一条很深的伤疤。
她惧怕暴力。一次放学回家，还没进家门，她便听见屋里很大的嘈杂声。她一口气跑到村子后面的山上，找来一根藤条，爬到一棵树上，把自己绑在树枝上，睡了一夜。
夜不归宿，母亲和继父居然没有找她。
审讯室的谈话突然陷入了沉重和压抑。索小利低着头，讲话虽然滔滔不绝，但似乎若有所思。
“说实话，以前我对妈妈一点都不同情，她从小就没管过我，从内心讲我有点恨她，但是后来当我有了孩子的时候，我才理解我妈妈为了我们姐妹三个所吃的那种苦。”
13岁时，虽然内心很不情愿，索小利还是和村里一个男子订婚了。此后不久，她们姐妹三人就跟着母亲离开了冷水川下村，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就连继父也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对于索小利的印象，村民们停留在“爱穿花花绿绿的衣服，爱打扮，和别的女孩子没什么不同”的印象上。
逃亡中的快乐
她的叙述突然停了下来。索小利不愿提及母女4人来潼关以后如何生活。她说，就像歌词里所写，“酸甜苦辣尝过，人间冷暖看过，江湖的路上身不由己。”
而这些，对于只有十四五岁的她来说来得过早了些，在同龄的孩子还在学校读书时，她成了舞厅的一名“小姐”。在她眼里，周围的世界早已变成“有钱的当老大，没钱的难过活，就算是看不惯我又能如何”的惨淡境地。
但她还是觉得日子挺快乐，至少不用面对继父的暴力了。她说，能吃饱肚子就好。
杀死男友后，索小利逃到西安。在那里，她开过餐馆、美容院，卖过服装、开过出租车，有当小老板的经历，更多的时候是给别人打工，但都不怎么顺利。
“要说那时，心里没事是骗人的。”索小利说。她喜欢开出租车，只有开车的时候最快乐，但她开出租车的经历也只持续了两个月，原因是出过两次事故。医生查出，她的大脑先天性缺氧，会突然间脑子一片空白，失去意识，不适合开车。
逃亡的日子，索小利交了几个知心的朋友。她觉得，有些话即使是家人也不能说的，但可以告诉朋友。时常，她拨通朋友的电话，虽是长途却也能聊上一个多小时，排遣心中的郁闷。
但是，那个场面还是时常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拼命地看小说。她最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几乎全看了，“我不喜欢看电视剧，比较喜欢看书。每次看的时候，我好像完全投入进去了，是书中的一个人物，体会到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但是，电视很难融入进去，看了也白看……”
在西安躲避了一年多，索小利改名埋姓又回到了潼关。
“在最幸福的时候想到离婚”
在潼关，她结识了现在的丈夫赵某。赵某是湖南某监狱的一名狱警，那年头，公务员流行“下海”，他向单位请了长假，来潼关收购“金渣”。
实际上，赵某在湖南已有妻室，还生养了一个女儿，后来两人离了婚。大约1999年底，索小利被赵某带回湖南同居。2002年4月，索小利怀有身孕，随后他们结婚，不久便生下一男孩。结婚时，索小利并没考虑到自己还有案在身，婚后生活也幸福，而赵某也未曾想到：自己从外地带回的媳妇是一个身负命案的在逃犯罪嫌疑人。
“你丈夫和前妻离婚，与你的出现有没有关系？”“没有，他是那种传统男人。”“和你丈夫的前妻比，你俩谁更漂亮？”
停顿了半天后，索小利说：“她挺漂亮的，个头比我高，皮肤也白白的。”
“她（前妻）恨你不？”“可能恨吧，他们离婚后，我去见过她；也可能不恨吧……”
婚后，虽然艰难，日子倒也过得舒坦。但是，索小利的心里并不轻松，她似乎在担心，幸福的日子过得太久，如果有一天真相大白、不得不分开的时候，给丈夫的打击和伤痛会越深，她不愿意这样。
她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但丈夫问其理由时，她却难以启齿，只好作罢。面对仅有3岁的儿子，她心软了。
而警方在网上的追捕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磨而减弱，索小利感觉“累了”。而她忍耐了很多年，终于和妹妹通了一次电话，那个电话也给警方追查留下了有利的线索。
2006年，警方的追查一步步逼近索小利。潼关警方突然得知，“索小利逃至湖南，并嫁给当地一个姓赵的民警”。他们从湖南调集足足半尺厚的可疑通讯记录，从中又发现一个可疑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多次拨打位于湖南某监狱的一部电话，登记机主正好姓赵。
这个可疑电话的主人“李小红”便是索小利的姐姐。
而此时，索小利早已闻风逃到了西安。一周后，觉得“累了”的她终于向警方屈服。
“我太累了，想静静死去”
2006年7月下旬的一天，潼关县一宾馆客房内。索小利洗过澡，洗了换下来的内衣，换上新衣服；确认写给丈夫的长信已寄出，那封信里，她吐露真情，诉说了自己当初隐瞒“逃犯”身份的实情，希望丈夫原谅。
而后，她将一瓶280克的“3911”（农药）喝下，并拨通了警方的电话，气息微弱，“我杀了人，我要自首！”随即挂断了电话。
警方到时她已昏迷。喝药那一刻，她啥也没想，只觉得太累了，想静静地死去；她也不想逃避，“如果我要是想逃避的话，我可以把手机扔掉，不和任何人联系，用个假名，你们（指警察）还是找不到我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是觉得累了……”
但是，她没有死。住院抢救期间，身为狱警的丈夫赵某来到她的病床前，当着民警的面对她说，“不要做傻事，我等你出来……”
事后，想起这些话，索小利流露出难以言表的感动。此后，她和丈夫通过一次电话：“对不起，这么多年没坦白实情。”藏在心里多年的一句话终于说了出来，她突然觉得如释重负。
“开庭审判那一天，你希望丈夫来吗？”
“我很矛盾，还是不希望让他来，毕竟这个事情跟他没关系，我不想因为这事情给他带来麻烦。”
“他不是说要等你吗？”
“我现在没有权利说人家怎么怎么的，毕竟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些事。”
看得出，她对丈夫满怀着爱意。
“我已经上电视了，我觉得你们的一句话两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他不知情，而我欠他的太多了，也许将来我还可以弥补，但是，我怕报道后，我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看守所的日子，没有自由，但索小利觉得心情舒畅。在潼关县居住的妹妹每周过来看一次她，她觉得心里暖暖的，“小时候没觉得，这么多年没联系，她突然对我这么好，真的很难受。”也许是亲人们迟到的爱在温暖着她，索小利开始悔过。可一切已太迟了。【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嫁警察的女逃犯：命运把我榨成空壳(图)
索小利，一个杀人逃犯，一位警察之妻，命运让这个28岁的女子同时有着这样矛盾的双重身份。
4岁时，疼爱她的父亲突然上吊，母亲再婚，她渴望爱却不得不忍受家庭暴力；17岁时，她在舞厅当“小姐”，亲手勒死了同居男友，虽然她曾梦想和他有个家；24岁时，逃避追捕的她找到真爱，嫁给一位警察，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一切都美好”的生活。
这都是她的过去。而她在自首后，以一句“我已是空壳，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概括自己一生。 坐落在华阴市西郊的看守所静谧、森严。天气突然转冷，给在押人员送衣服的人陡然增多。高墙内，散见几个在院内活动的在押犯。被钢筋网子罩住的牢狱内，大多数人还在休息。
索小利在狱警的陪同下从监舍里走了出来。她身着淡粉色绒睡衣、大红色棉拖鞋，个头不高、剪着短发，身材有点消瘦，看上去小巧而清秀。“我刚在休息，没来得及换衣服！”她解释。
虽然记者一再强调想与其进行一次平等的、无任何强迫意味的交流，可进入审讯室后，她还是主动拉开那个由铁栅栏围成的“在押人员专座”，一脚迈了进去。
“我们只想和你交流一下，不是审讯！你不用坐那里。”记者提醒她。
“不是礼貌，毕竟我现在是这个身份！”她腼腆地笑了笑，从栅栏里退了出来，随后双手合抱胸前，依着墙站在门口。
那些岁月不堪回首。可讲述中的索小利，却十分放松，有时还会开玩笑。她说，落网后，丈夫的承诺、多年未曾联系的妹妹的关心让她感到了爱。而爱，于她而言，却是个太沉重的字眼。
“游戏人间”
1995年夏，台湾残疾歌手郑智化的一首《游戏人间》一夜之间在潼关县城大街小巷传唱起来。音像店的“大喇叭”里整天放着：“世界太啰嗦不分对和错，像我这样的老百姓谁会在乎我，有钱的当老大，没钱的难过活，就算是看不惯我又能如何……”
17岁的索小利在潼关县一歌舞厅当“小姐”。那时，潼关的金矿开采正值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淘金者纷纷涌到这个小县城。但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淘金工人，还是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基本上都是男性，因此那时潼关的服务行业十分火爆。
索小利也喜欢这首歌，并记得每句歌词。
就像歌词里所唱的：“日子怎么过快乐不快乐，像这种无聊的问题你不要问我，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反正都是没把握”。除了在歌舞厅当“小姐”这点不能公开的秘密，索小利的日子过得和其他女孩没什么两样。她有喜欢的男人，并梦想有个安稳的家。
那个比她大六七岁的男人姓陈，无业，偶尔给别人开车。他们在舞厅里认识不久后，便在潼关县租了一间民房同居。两人的日子基本上靠索小利供给，她将母亲给的戒指、耳环等全变卖了，补贴“家用”。
虽然同居，又过早地为生活疲于奔命，但17岁的索小利对爱却懵懵懂懂。她不知道什么是谈恋爱，只感觉喜欢一个人，就要对他好。“他确实对我很好，我挺感动的，我也对他很好！”虽然母亲反对，打她，骂她，可她依然坚持和陈某在一起。她当时并不知道他已订婚。
“我经常给他买衣服，可他什么也没给我买过。”许多年后，她还会抱怨。解释和陈某同居的理由，索小利回想：“我本来就没有家嘛，想有个归宿！”
后来的一幕不堪回首。1995年8月7日晚，索小利和陈某租住的屋内。陈某喝了很多啤酒，醉酒后突然向她提出性要求，“怀孕”（她自称）的索小利当场拒绝，争执中，索小利拿绳子将陈某勒死。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
一周后，陈某的母亲寻找“失踪”多日的儿子，站在儿子租住屋外，却被一股腐烂的臭味熏得心烦；撬开房门，她惊呆了，儿子躺在床下，尸体已腐臭。
而此时，索小利已逃到了西安。“我真的没想到是那样一个结果，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命吧。”多年以后，索小利将这一切归结为“命”。
唯一的温暖过早失去了
索小利对“命”的理解有很多巧合的东西———4岁时，她的父亲在大山里用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7岁时，她用绳子结束了一个与她同居的男人的性命。
索小利老家在丹凤县土门镇祖师沟村。祖师沟位于秦岭深处的大山里，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全村只有110口人，村里至今没有通公路。
索小利姐妹3人，她排行老二。出生后，父母希望今后再生孩子时能改变性别，所以给她取了“改洋”这个名字。
5岁以前，残留在她记忆里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乎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只言片语。“我妈妈会裁缝，村里人的衣服都是我妈妈做的；父亲也有一技之长，村里我们家最早盖起了瓦房，墙壁刷得白白的。”
关于生父，索小利只记得温暖的一幕。
那年她4岁，在院子里玩。顽皮的她趁大人不备，扶着一堆砖头往上爬。突然，砖头哗啦一声塌了下来，砸在了她的手上，顿时血流不止。父亲闻声后立即跑了过来，没有骂她，赶紧把她的小手包扎好。
父亲当时说了什么，她已记不起来了，但那种眼神让她觉得好温暖。此后的岁月里，她记了很多年，感动了很多年。
但疼爱她的父亲却上吊了。
那年冬天，山里特别冷，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父亲了。一日，村里一个大叔跑到她家，冲着母亲便喊：“××上吊了，在山里！”
年幼的索小利并不知道上吊是什么，死是什么，只是从那时开始，她再也没见过父亲。很多年后，她回到村子，才听人议论说，父亲死在深山里，那年山里已经下了雪，父亲用绳子吊死在一棵树上，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索小利的父亲去世后，母女4人艰难维持了几年生活，随后母亲带着3个女儿改嫁到山那边的村里———山阳县王闫乡冷水川下村。此后20年，老家的村民再没有见到她们母女4人。
索小利出生后，从丹凤到山阳一直没有申报户口，因此她的真实年龄只能靠村民记忆。“改洋和村里另外一个孩子同年出生，她应该属马。”按照村民刘永堂的说法，索小利今年应为28岁。也就是说，她用绳子勒死陈某时只有17岁，还是一个未成年人。这一点警方也已确认。
继父与暴力
冷水川下村与祖师沟村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县，中间只隔了一座大山，山路不到5公里。但两村所在的乡镇公路里程则要超过100公里。与祖师沟村一样，冷水川下村也是一个小山村，全村还不到100口人。索小利和母亲来到冷水川下村时，村里人要把养肥的猪变卖成钱，必须要6个小伙子抬下山。这几年，村民在陡峭的山腰上开辟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勉强能通过一辆农用三轮车，但胆小的司机都不敢开。
索小利的继父姓许，今年50多岁。邻居介绍，已过成婚年龄，老许因家贫等原因没找到媳妇，一直到30多岁时才遇到山那边一个姓李的寡妇（索小利的母亲）———两人很快就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
老许由原来1个人的家庭一下变成了5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家庭矛盾自然也不少。
索小利开始目睹无休止的家庭暴力。继父打断了母亲的腿，用碗割破了母亲脚上的血管，鲜血喷出的场面吓得她不敢吱声；就连年幼的她也难逃此劫，至今，索小利的头上还留有一条很深的伤疤。
她惧怕暴力。一次放学回家，还没进家门，她便听见屋里很大的嘈杂声。她一口气跑到村子后面的山上，找来一根藤条，爬到一棵树上，把自己绑在树枝上，睡了一夜。
夜不归宿，母亲和继父居然没有找她。
审讯室的谈话突然陷入了沉重和压抑。索小利低着头，讲话虽然滔滔不绝，但似乎若有所思。
“说实话，以前我对妈妈一点都不同情，她从小就没管过我，从内心讲我有点恨她，但是后来当我有了孩子的时候，我才理解我妈妈为了我们姐妹三个所吃的那种苦。”
13岁时，虽然内心很不情愿，索小利还是和村里一个男子订婚了。此后不久，她们姐妹三人就跟着母亲离开了冷水川下村，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就连继父也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对于索小利的印象，村民们停留在“爱穿花花绿绿的衣服，爱打扮，和别的女孩子没什么不同”的印象上。
逃亡中的快乐
她的叙述突然停了下来。索小利不愿提及母女4人来潼关以后如何生活。她说，就像歌词里所写，“酸甜苦辣尝过，人间冷暖看过，江湖的路上身不由己。”
而这些，对于只有十四五岁的她来说来得过早了些，在同龄的孩子还在学校读书时，她成了舞厅的一名“小姐”。在她眼里，周围的世界早已变成“有钱的当老大，没钱的难过活，就算是看不惯我又能如何”的惨淡境地。
但她还是觉得日子挺快乐，至少不用面对继父的暴力了。她说，能吃饱肚子就好。
杀死男友后，索小利逃到西安。在那里，她开过餐馆、美容院，卖过服装、开过出租车，有当小老板的经历，更多的时候是给别人打工，但都不怎么顺利。
“要说那时，心里没事是骗人的。”索小利说。她喜欢开出租车，只有开车的时候最快乐，但她开出租车的经历也只持续了两个月，原因是出过两次事故。医生查出，她的大脑先天性缺氧，会突然间脑子一片空白，失去意识，不适合开车。
逃亡的日子，索小利交了几个知心的朋友。她觉得，有些话即使是家人也不能说的，但可以告诉朋友。时常，她拨通朋友的电话，虽是长途却也能聊上一个多小时，排遣心中的郁闷。
但是，那个场面还是时常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拼命地看小说。她最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几乎全看了，“我不喜欢看电视剧，比较喜欢看书。每次看的时候，我好像完全投入进去了，是书中的一个人物，体会到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但是，电视很难融入进去，看了也白看……”
在西安躲避了一年多，索小利改名埋姓又回到了潼关。
“在最幸福的时候想到离婚”
在潼关，她结识了现在的丈夫赵某。赵某是湖南某监狱的一名狱警，那年头，公务员流行“下海”，他向单位请了长假，来潼关收购“金渣”。
实际上，赵某在湖南已有妻室，还生养了一个女儿，后来两人离了婚。大约1999年底，索小利被赵某带回湖南同居。2002年4月，索小利怀有身孕，随后他们结婚，不久便生下一男孩。结婚时，索小利并没考虑到自己还有案在身，婚后生活也幸福，而赵某也未曾想到：自己从外地带回的媳妇是一个身负命案的在逃犯罪嫌疑人。
“你丈夫和前妻离婚，与你的出现有没有关系？”“没有，他是那种传统男人。”“和你丈夫的前妻比，你俩谁更漂亮？”
停顿了半天后，索小利说：“她挺漂亮的，个头比我高，皮肤也白白的。”
“她（前妻）恨你不？”“可能恨吧，他们离婚后，我去见过她；也可能不恨吧……”
婚后，虽然艰难，日子倒也过得舒坦。但是，索小利的心里并不轻松，她似乎在担心，幸福的日子过得太久，如果有一天真相大白、不得不分开的时候，给丈夫的打击和伤痛会越深，她不愿意这样。
她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但丈夫问其理由时，她却难以启齿，只好作罢。面对仅有3岁的儿子，她心软了。
而警方在网上的追捕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磨而减弱，索小利感觉“累了”。而她忍耐了很多年，终于和妹妹通了一次电话，那个电话也给警方追查留下了有利的线索。
2006年，警方的追查一步步逼近索小利。潼关警方突然得知，“索小利逃至湖南，并嫁给当地一个姓赵的民警”。他们从湖南调集足足半尺厚的可疑通讯记录，从中又发现一个可疑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多次拨打位于湖南某监狱的一部电话，登记机主正好姓赵。
这个可疑电话的主人“李小红”便是索小利的姐姐。
而此时，索小利早已闻风逃到了西安。一周后，觉得“累了”的她终于向警方屈服。
“我太累了，想静静死去”
2006年7月下旬的一天，潼关县一宾馆客房内。索小利洗过澡，洗了换下来的内衣，换上新衣服；确认写给丈夫的长信已寄出，那封信里，她吐露真情，诉说了自己当初隐瞒“逃犯”身份的实情，希望丈夫原谅。
而后，她将一瓶280克的“3911”（农药）喝下，并拨通了警方的电话，气息微弱，“我杀了人，我要自首！”随即挂断了电话。
警方到时她已昏迷。喝药那一刻，她啥也没想，只觉得太累了，想静静地死去；她也不想逃避，“如果我要是想逃避的话，我可以把手机扔掉，不和任何人联系，用个假名，你们（指警察）还是找不到我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是觉得累了……”
但是，她没有死。住院抢救期间，身为狱警的丈夫赵某来到她的病床前，当着民警的面对她说，“不要做傻事，我等你出来……”
事后，想起这些话，索小利流露出难以言表的感动。此后，她和丈夫通过一次电话：“对不起，这么多年没坦白实情。”藏在心里多年的一句话终于说了出来，她突然觉得如释重负。
“开庭审判那一天，你希望丈夫来吗？”
“我很矛盾，还是不希望让他来，毕竟这个事情跟他没关系，我不想因为这事情给他带来麻烦。”
“他不是说要等你吗？”
“我现在没有权利说人家怎么怎么的，毕竟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些事。”
看得出，她对丈夫满怀着爱意。
“我已经上电视了，我觉得你们的一句话两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他不知情，而我欠他的太多了，也许将来我还可以弥补，但是，我怕报道后，我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看守所的日子，没有自由，但索小利觉得心情舒畅。在潼关县居住的妹妹每周过来看一次她，她觉得心里暖暖的，“小时候没觉得，这么多年没联系，她突然对我这么好，真的很难受。”也许是亲人们迟到的爱在温暖着她，索小利开始悔过。可一切已太迟了。
嫁警察的女逃犯：命运把我榨成空壳(图)
索小利，一个杀人逃犯，一位警察之妻，命运让这个28岁的女子同时有着这样矛盾的双重身份。
4岁时，疼爱她的父亲突然上吊，母亲再婚，她渴望爱却不得不忍受家庭暴力；17岁时，她在舞厅当“小姐”，亲手勒死了同居男友，虽然她曾梦想和他有个家；24岁时，逃避追捕的她找到真爱，嫁给一位警察，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一切都美好”的生活。
这都是她的过去。而她在自首后，以一句“我已是空壳，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概括自己一生。 坐落在华阴市西郊的看守所静谧、森严。天气突然转冷，给在押人员送衣服的人陡然增多。高墙内，散见几个在院内活动的在押犯。被钢筋网子罩住的牢狱内，大多数人还在休息。
索小利在狱警的陪同下从监舍里走了出来。她身着淡粉色绒睡衣、大红色棉拖鞋，个头不高、剪着短发，身材有点消瘦，看上去小巧而清秀。“我刚在休息，没来得及换衣服！”她解释。
虽然记者一再强调想与其进行一次平等的、无任何强迫意味的交流，可进入审讯室后，她还是主动拉开那个由铁栅栏围成的“在押人员专座”，一脚迈了进去。
“我们只想和你交流一下，不是审讯！你不用坐那里。”记者提醒她。
“不是礼貌，毕竟我现在是这个身份！”她腼腆地笑了笑，从栅栏里退了出来，随后双手合抱胸前，依着墙站在门口。
那些岁月不堪回首。可讲述中的索小利，却十分放松，有时还会开玩笑。她说，落网后，丈夫的承诺、多年未曾联系的妹妹的关心让她感到了爱。而爱，于她而言，却是个太沉重的字眼。
“游戏人间”
1995年夏，台湾残疾歌手郑智化的一首《游戏人间》一夜之间在潼关县城大街小巷传唱起来。音像店的“大喇叭”里整天放着：“世界太啰嗦不分对和错，像我这样的老百姓谁会在乎我，有钱的当老大，没钱的难过活，就算是看不惯我又能如何……”
17岁的索小利在潼关县一歌舞厅当“小姐”。那时，潼关的金矿开采正值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淘金者纷纷涌到这个小县城。但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淘金工人，还是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基本上都是男性，因此那时潼关的服务行业十分火爆。
索小利也喜欢这首歌，并记得每句歌词。
就像歌词里所唱的：“日子怎么过快乐不快乐，像这种无聊的问题你不要问我，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反正都是没把握”。除了在歌舞厅当“小姐”这点不能公开的秘密，索小利的日子过得和其他女孩没什么两样。她有喜欢的男人，并梦想有个安稳的家。
那个比她大六七岁的男人姓陈，无业，偶尔给别人开车。他们在舞厅里认识不久后，便在潼关县租了一间民房同居。两人的日子基本上靠索小利供给，她将母亲给的戒指、耳环等全变卖了，补贴“家用”。
虽然同居，又过早地为生活疲于奔命，但17岁的索小利对爱却懵懵懂懂。她不知道什么是谈恋爱，只感觉喜欢一个人，就要对他好。“他确实对我很好，我挺感动的，我也对他很好！”虽然母亲反对，打她，骂她，可她依然坚持和陈某在一起。她当时并不知道他已订婚。
“我经常给他买衣服，可他什么也没给我买过。”许多年后，她还会抱怨。解释和陈某同居的理由，索小利回想：“我本来就没有家嘛，想有个归宿！”
后来的一幕不堪回首。1995年8月7日晚，索小利和陈某租住的屋内。陈某喝了很多啤酒，醉酒后突然向她提出性要求，“怀孕”（她自称）的索小利当场拒绝，争执中，索小利拿绳子将陈某勒死。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
一周后，陈某的母亲寻找“失踪”多日的儿子，站在儿子租住屋外，却被一股腐烂的臭味熏得心烦；撬开房门，她惊呆了，儿子躺在床下，尸体已腐臭。
而此时，索小利已逃到了西安。“我真的没想到是那样一个结果，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命吧。”多年以后，索小利将这一切归结为“命”。
唯一的温暖过早失去了
索小利对“命”的理解有很多巧合的东西———4岁时，她的父亲在大山里用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7岁时，她用绳子结束了一个与她同居的男人的性命。
索小利老家在丹凤县土门镇祖师沟村。祖师沟位于秦岭深处的大山里，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全村只有110口人，村里至今没有通公路。
索小利姐妹3人，她排行老二。出生后，父母希望今后再生孩子时能改变性别，所以给她取了“改洋”这个名字。
5岁以前，残留在她记忆里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乎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只言片语。“我妈妈会裁缝，村里人的衣服都是我妈妈做的；父亲也有一技之长，村里我们家最早盖起了瓦房，墙壁刷得白白的。”
关于生父，索小利只记得温暖的一幕。
那年她4岁，在院子里玩。顽皮的她趁大人不备，扶着一堆砖头往上爬。突然，砖头哗啦一声塌了下来，砸在了她的手上，顿时血流不止。父亲闻声后立即跑了过来，没有骂她，赶紧把她的小手包扎好。
父亲当时说了什么，她已记不起来了，但那种眼神让她觉得好温暖。此后的岁月里，她记了很多年，感动了很多年。
但疼爱她的父亲却上吊了。
那年冬天，山里特别冷，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父亲了。一日，村里一个大叔跑到她家，冲着母亲便喊：“××上吊了，在山里！”
年幼的索小利并不知道上吊是什么，死是什么，只是从那时开始，她再也没见过父亲。很多年后，她回到村子，才听人议论说，父亲死在深山里，那年山里已经下了雪，父亲用绳子吊死在一棵树上，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索小利的父亲去世后，母女4人艰难维持了几年生活，随后母亲带着3个女儿改嫁到山那边的村里———山阳县王闫乡冷水川下村。此后20年，老家的村民再没有见到她们母女4人。
索小利出生后，从丹凤到山阳一直没有申报户口，因此她的真实年龄只能靠村民记忆。“改洋和村里另外一个孩子同年出生，她应该属马。”按照村民刘永堂的说法，索小利今年应为28岁。也就是说，她用绳子勒死陈某时只有17岁，还是一个未成年人。这一点警方也已确认。
继父与暴力
冷水川下村与祖师沟村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县，中间只隔了一座大山，山路不到5公里。但两村所在的乡镇公路里程则要超过100公里。与祖师沟村一样，冷水川下村也是一个小山村，全村还不到100口人。索小利和母亲来到冷水川下村时，村里人要把养肥的猪变卖成钱，必须要6个小伙子抬下山。这几年，村民在陡峭的山腰上开辟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勉强能通过一辆农用三轮车，但胆小的司机都不敢开。
索小利的继父姓许，今年50多岁。邻居介绍，已过成婚年龄，老许因家贫等原因没找到媳妇，一直到30多岁时才遇到山那边一个姓李的寡妇（索小利的母亲）———两人很快就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
老许由原来1个人的家庭一下变成了5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家庭矛盾自然也不少。
索小利开始目睹无休止的家庭暴力。继父打断了母亲的腿，用碗割破了母亲脚上的血管，鲜血喷出的场面吓得她不敢吱声；就连年幼的她也难逃此劫，至今，索小利的头上还留有一条很深的伤疤。
她惧怕暴力。一次放学回家，还没进家门，她便听见屋里很大的嘈杂声。她一口气跑到村子后面的山上，找来一根藤条，爬到一棵树上，把自己绑在树枝上，睡了一夜。
夜不归宿，母亲和继父居然没有找她。
审讯室的谈话突然陷入了沉重和压抑。索小利低着头，讲话虽然滔滔不绝，但似乎若有所思。
“说实话，以前我对妈妈一点都不同情，她从小就没管过我，从内心讲我有点恨她，但是后来当我有了孩子的时候，我才理解我妈妈为了我们姐妹三个所吃的那种苦。”
13岁时，虽然内心很不情愿，索小利还是和村里一个男子订婚了。此后不久，她们姐妹三人就跟着母亲离开了冷水川下村，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就连继父也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对于索小利的印象，村民们停留在“爱穿花花绿绿的衣服，爱打扮，和别的女孩子没什么不同”的印象上。
逃亡中的快乐
她的叙述突然停了下来。索小利不愿提及母女4人来潼关以后如何生活。她说，就像歌词里所写，“酸甜苦辣尝过，人间冷暖看过，江湖的路上身不由己。”
而这些，对于只有十四五岁的她来说来得过早了些，在同龄的孩子还在学校读书时，她成了舞厅的一名“小姐”。在她眼里，周围的世界早已变成“有钱的当老大，没钱的难过活，就算是看不惯我又能如何”的惨淡境地。
但她还是觉得日子挺快乐，至少不用面对继父的暴力了。她说，能吃饱肚子就好。
杀死男友后，索小利逃到西安。在那里，她开过餐馆、美容院，卖过服装、开过出租车，有当小老板的经历，更多的时候是给别人打工，但都不怎么顺利。
“要说那时，心里没事是骗人的。”索小利说。她喜欢开出租车，只有开车的时候最快乐，但她开出租车的经历也只持续了两个月，原因是出过两次事故。医生查出，她的大脑先天性缺氧，会突然间脑子一片空白，失去意识，不适合开车。
逃亡的日子，索小利交了几个知心的朋友。她觉得，有些话即使是家人也不能说的，但可以告诉朋友。时常，她拨通朋友的电话，虽是长途却也能聊上一个多小时，排遣心中的郁闷。
但是，那个场面还是时常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拼命地看小说。她最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几乎全看了，“我不喜欢看电视剧，比较喜欢看书。每次看的时候，我好像完全投入进去了，是书中的一个人物，体会到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但是，电视很难融入进去，看了也白看……”
在西安躲避了一年多，索小利改名埋姓又回到了潼关。
“在最幸福的时候想到离婚”
在潼关，她结识了现在的丈夫赵某。赵某是湖南某监狱的一名狱警，那年头，公务员流行“下海”，他向单位请了长假，来潼关收购“金渣”。
实际上，赵某在湖南已有妻室，还生养了一个女儿，后来两人离了婚。大约1999年底，索小利被赵某带回湖南同居。2002年4月，索小利怀有身孕，随后他们结婚，不久便生下一男孩。结婚时，索小利并没考虑到自己还有案在身，婚后生活也幸福，而赵某也未曾想到：自己从外地带回的媳妇是一个身负命案的在逃犯罪嫌疑人。
“你丈夫和前妻离婚，与你的出现有没有关系？”“没有，他是那种传统男人。”“和你丈夫的前妻比，你俩谁更漂亮？”
停顿了半天后，索小利说：“她挺漂亮的，个头比我高，皮肤也白白的。”
“她（前妻）恨你不？”“可能恨吧，他们离婚后，我去见过她；也可能不恨吧……”
婚后，虽然艰难，日子倒也过得舒坦。但是，索小利的心里并不轻松，她似乎在担心，幸福的日子过得太久，如果有一天真相大白、不得不分开的时候，给丈夫的打击和伤痛会越深，她不愿意这样。
她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但丈夫问其理由时，她却难以启齿，只好作罢。面对仅有3岁的儿子，她心软了。
而警方在网上的追捕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磨而减弱，索小利感觉“累了”。而她忍耐了很多年，终于和妹妹通了一次电话，那个电话也给警方追查留下了有利的线索。
2006年，警方的追查一步步逼近索小利。潼关警方突然得知，“索小利逃至湖南，并嫁给当地一个姓赵的民警”。他们从湖南调集足足半尺厚的可疑通讯记录，从中又发现一个可疑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多次拨打位于湖南某监狱的一部电话，登记机主正好姓赵。
这个可疑电话的主人“李小红”便是索小利的姐姐。
而此时，索小利早已闻风逃到了西安。一周后，觉得“累了”的她终于向警方屈服。
“我太累了，想静静死去”
2006年7月下旬的一天，潼关县一宾馆客房内。索小利洗过澡，洗了换下来的内衣，换上新衣服；确认写给丈夫的长信已寄出，那封信里，她吐露真情，诉说了自己当初隐瞒“逃犯”身份的实情，希望丈夫原谅。
而后，她将一瓶280克的“3911”（农药）喝下，并拨通了警方的电话，气息微弱，“我杀了人，我要自首！”随即挂断了电话。
警方到时她已昏迷。喝药那一刻，她啥也没想，只觉得太累了，想静静地死去；她也不想逃避，“如果我要是想逃避的话，我可以把手机扔掉，不和任何人联系，用个假名，你们（指警察）还是找不到我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是觉得累了……”
但是，她没有死。住院抢救期间，身为狱警的丈夫赵某来到她的病床前，当着民警的面对她说，“不要做傻事，我等你出来……”
事后，想起这些话，索小利流露出难以言表的感动。此后，她和丈夫通过一次电话：“对不起，这么多年没坦白实情。”藏在心里多年的一句话终于说了出来，她突然觉得如释重负。
“开庭审判那一天，你希望丈夫来吗？”
“我很矛盾，还是不希望让他来，毕竟这个事情跟他没关系，我不想因为这事情给他带来麻烦。”
“他不是说要等你吗？”
“我现在没有权利说人家怎么怎么的，毕竟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些事。”
看得出，她对丈夫满怀着爱意。
“我已经上电视了，我觉得你们的一句话两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他不知情，而我欠他的太多了，也许将来我还可以弥补，但是，我怕报道后，我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看守所的日子，没有自由，但索小利觉得心情舒畅。在潼关县居住的妹妹每周过来看一次她，她觉得心里暖暖的，“小时候没觉得，这么多年没联系，她突然对我这么好，真的很难受。”也许是亲人们迟到的爱在温暖着她，索小利开始悔过。可一切已太迟了。【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嫁警察的女逃犯：命运把我榨成空壳(图)
索小利，一个杀人逃犯，一位警察之妻，命运让这个28岁的女子同时有着这样矛盾的双重身份。
4岁时，疼爱她的父亲突然上吊，母亲再婚，她渴望爱却不得不忍受家庭暴力；17岁时，她在舞厅当“小姐”，亲手勒死了同居男友，虽然她曾梦想和他有个家；24岁时，逃避追捕的她找到真爱，嫁给一位警察，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一切都美好”的生活。
这都是她的过去。而她在自首后，以一句“我已是空壳，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概括自己一生。 坐落在华阴市西郊的看守所静谧、森严。天气突然转冷，给在押人员送衣服的人陡然增多。高墙内，散见几个在院内活动的在押犯。被钢筋网子罩住的牢狱内，大多数人还在休息。
索小利在狱警的陪同下从监舍里走了出来。她身着淡粉色绒睡衣、大红色棉拖鞋，个头不高、剪着短发，身材有点消瘦，看上去小巧而清秀。“我刚在休息，没来得及换衣服！”她解释。
虽然记者一再强调想与其进行一次平等的、无任何强迫意味的交流，可进入审讯室后，她还是主动拉开那个由铁栅栏围成的“在押人员专座”，一脚迈了进去。
“我们只想和你交流一下，不是审讯！你不用坐那里。”记者提醒她。
“不是礼貌，毕竟我现在是这个身份！”她腼腆地笑了笑，从栅栏里退了出来，随后双手合抱胸前，依着墙站在门口。
那些岁月不堪回首。可讲述中的索小利，却十分放松，有时还会开玩笑。她说，落网后，丈夫的承诺、多年未曾联系的妹妹的关心让她感到了爱。而爱，于她而言，却是个太沉重的字眼。
“游戏人间”
1995年夏，台湾残疾歌手郑智化的一首《游戏人间》一夜之间在潼关县城大街小巷传唱起来。音像店的“大喇叭”里整天放着：“世界太啰嗦不分对和错，像我这样的老百姓谁会在乎我，有钱的当老大，没钱的难过活，就算是看不惯我又能如何……”
17岁的索小利在潼关县一歌舞厅当“小姐”。那时，潼关的金矿开采正值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淘金者纷纷涌到这个小县城。但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淘金工人，还是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基本上都是男性，因此那时潼关的服务行业十分火爆。
索小利也喜欢这首歌，并记得每句歌词。
就像歌词里所唱的：“日子怎么过快乐不快乐，像这种无聊的问题你不要问我，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反正都是没把握”。除了在歌舞厅当“小姐”这点不能公开的秘密，索小利的日子过得和其他女孩没什么两样。她有喜欢的男人，并梦想有个安稳的家。
那个比她大六七岁的男人姓陈，无业，偶尔给别人开车。他们在舞厅里认识不久后，便在潼关县租了一间民房同居。两人的日子基本上靠索小利供给，她将母亲给的戒指、耳环等全变卖了，补贴“家用”。
虽然同居，又过早地为生活疲于奔命，但17岁的索小利对爱却懵懵懂懂。她不知道什么是谈恋爱，只感觉喜欢一个人，就要对他好。“他确实对我很好，我挺感动的，我也对他很好！”虽然母亲反对，打她，骂她，可她依然坚持和陈某在一起。她当时并不知道他已订婚。
“我经常给他买衣服，可他什么也没给我买过。”许多年后，她还会抱怨。解释和陈某同居的理由，索小利回想：“我本来就没有家嘛，想有个归宿！”
后来的一幕不堪回首。1995年8月7日晚，索小利和陈某租住的屋内。陈某喝了很多啤酒，醉酒后突然向她提出性要求，“怀孕”（她自称）的索小利当场拒绝，争执中，索小利拿绳子将陈某勒死。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
一周后，陈某的母亲寻找“失踪”多日的儿子，站在儿子租住屋外，却被一股腐烂的臭味熏得心烦；撬开房门，她惊呆了，儿子躺在床下，尸体已腐臭。
而此时，索小利已逃到了西安。“我真的没想到是那样一个结果，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命吧。”多年以后，索小利将这一切归结为“命”。
唯一的温暖过早失去了
索小利对“命”的理解有很多巧合的东西———4岁时，她的父亲在大山里用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7岁时，她用绳子结束了一个与她同居的男人的性命。
索小利老家在丹凤县土门镇祖师沟村。祖师沟位于秦岭深处的大山里，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全村只有110口人，村里至今没有通公路。
索小利姐妹3人，她排行老二。出生后，父母希望今后再生孩子时能改变性别，所以给她取了“改洋”这个名字。
5岁以前，残留在她记忆里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乎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只言片语。“我妈妈会裁缝，村里人的衣服都是我妈妈做的；父亲也有一技之长，村里我们家最早盖起了瓦房，墙壁刷得白白的。”
关于生父，索小利只记得温暖的一幕。
那年她4岁，在院子里玩。顽皮的她趁大人不备，扶着一堆砖头往上爬。突然，砖头哗啦一声塌了下来，砸在了她的手上，顿时血流不止。父亲闻声后立即跑了过来，没有骂她，赶紧把她的小手包扎好。
父亲当时说了什么，她已记不起来了，但那种眼神让她觉得好温暖。此后的岁月里，她记了很多年，感动了很多年。
但疼爱她的父亲却上吊了。
那年冬天，山里特别冷，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父亲了。一日，村里一个大叔跑到她家，冲着母亲便喊：“××上吊了，在山里！”
年幼的索小利并不知道上吊是什么，死是什么，只是从那时开始，她再也没见过父亲。很多年后，她回到村子，才听人议论说，父亲死在深山里，那年山里已经下了雪，父亲用绳子吊死在一棵树上，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索小利的父亲去世后，母女4人艰难维持了几年生活，随后母亲带着3个女儿改嫁到山那边的村里———山阳县王闫乡冷水川下村。此后20年，老家的村民再没有见到她们母女4人。
索小利出生后，从丹凤到山阳一直没有申报户口，因此她的真实年龄只能靠村民记忆。“改洋和村里另外一个孩子同年出生，她应该属马。”按照村民刘永堂的说法，索小利今年应为28岁。也就是说，她用绳子勒死陈某时只有17岁，还是一个未成年人。这一点警方也已确认。
继父与暴力
冷水川下村与祖师沟村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县，中间只隔了一座大山，山路不到5公里。但两村所在的乡镇公路里程则要超过100公里。与祖师沟村一样，冷水川下村也是一个小山村，全村还不到100口人。索小利和母亲来到冷水川下村时，村里人要把养肥的猪变卖成钱，必须要6个小伙子抬下山。这几年，村民在陡峭的山腰上开辟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勉强能通过一辆农用三轮车，但胆小的司机都不敢开。
索小利的继父姓许，今年50多岁。邻居介绍，已过成婚年龄，老许因家贫等原因没找到媳妇，一直到30多岁时才遇到山那边一个姓李的寡妇（索小利的母亲）———两人很快就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
老许由原来1个人的家庭一下变成了5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家庭矛盾自然也不少。
索小利开始目睹无休止的家庭暴力。继父打断了母亲的腿，用碗割破了母亲脚上的血管，鲜血喷出的场面吓得她不敢吱声；就连年幼的她也难逃此劫，至今，索小利的头上还留有一条很深的伤疤。
她惧怕暴力。一次放学回家，还没进家门，她便听见屋里很大的嘈杂声。她一口气跑到村子后面的山上，找来一根藤条，爬到一棵树上，把自己绑在树枝上，睡了一夜。
夜不归宿，母亲和继父居然没有找她。
审讯室的谈话突然陷入了沉重和压抑。索小利低着头，讲话虽然滔滔不绝，但似乎若有所思。
“说实话，以前我对妈妈一点都不同情，她从小就没管过我，从内心讲我有点恨她，但是后来当我有了孩子的时候，我才理解我妈妈为了我们姐妹三个所吃的那种苦。”
13岁时，虽然内心很不情愿，索小利还是和村里一个男子订婚了。此后不久，她们姐妹三人就跟着母亲离开了冷水川下村，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就连继父也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对于索小利的印象，村民们停留在“爱穿花花绿绿的衣服，爱打扮，和别的女孩子没什么不同”的印象上。
逃亡中的快乐
她的叙述突然停了下来。索小利不愿提及母女4人来潼关以后如何生活。她说，就像歌词里所写，“酸甜苦辣尝过，人间冷暖看过，江湖的路上身不由己。”
而这些，对于只有十四五岁的她来说来得过早了些，在同龄的孩子还在学校读书时，她成了舞厅的一名“小姐”。在她眼里，周围的世界早已变成“有钱的当老大，没钱的难过活，就算是看不惯我又能如何”的惨淡境地。
但她还是觉得日子挺快乐，至少不用面对继父的暴力了。她说，能吃饱肚子就好。
杀死男友后，索小利逃到西安。在那里，她开过餐馆、美容院，卖过服装、开过出租车，有当小老板的经历，更多的时候是给别人打工，但都不怎么顺利。
“要说那时，心里没事是骗人的。”索小利说。她喜欢开出租车，只有开车的时候最快乐，但她开出租车的经历也只持续了两个月，原因是出过两次事故。医生查出，她的大脑先天性缺氧，会突然间脑子一片空白，失去意识，不适合开车。
逃亡的日子，索小利交了几个知心的朋友。她觉得，有些话即使是家人也不能说的，但可以告诉朋友。时常，她拨通朋友的电话，虽是长途却也能聊上一个多小时，排遣心中的郁闷。
但是，那个场面还是时常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拼命地看小说。她最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几乎全看了，“我不喜欢看电视剧，比较喜欢看书。每次看的时候，我好像完全投入进去了，是书中的一个人物，体会到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但是，电视很难融入进去，看了也白看……”
在西安躲避了一年多，索小利改名埋姓又回到了潼关。
“在最幸福的时候想到离婚”
在潼关，她结识了现在的丈夫赵某。赵某是湖南某监狱的一名狱警，那年头，公务员流行“下海”，他向单位请了长假，来潼关收购“金渣”。
实际上，赵某在湖南已有妻室，还生养了一个女儿，后来两人离了婚。大约1999年底，索小利被赵某带回湖南同居。2002年4月，索小利怀有身孕，随后他们结婚，不久便生下一男孩。结婚时，索小利并没考虑到自己还有案在身，婚后生活也幸福，而赵某也未曾想到：自己从外地带回的媳妇是一个身负命案的在逃犯罪嫌疑人。
“你丈夫和前妻离婚，与你的出现有没有关系？”“没有，他是那种传统男人。”“和你丈夫的前妻比，你俩谁更漂亮？”
停顿了半天后，索小利说：“她挺漂亮的，个头比我高，皮肤也白白的。”
“她（前妻）恨你不？”“可能恨吧，他们离婚后，我去见过她；也可能不恨吧……”
婚后，虽然艰难，日子倒也过得舒坦。但是，索小利的心里并不轻松，她似乎在担心，幸福的日子过得太久，如果有一天真相大白、不得不分开的时候，给丈夫的打击和伤痛会越深，她不愿意这样。
她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但丈夫问其理由时，她却难以启齿，只好作罢。面对仅有3岁的儿子，她心软了。
而警方在网上的追捕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磨而减弱，索小利感觉“累了”。而她忍耐了很多年，终于和妹妹通了一次电话，那个电话也给警方追查留下了有利的线索。
2006年，警方的追查一步步逼近索小利。潼关警方突然得知，“索小利逃至湖南，并嫁给当地一个姓赵的民警”。他们从湖南调集足足半尺厚的可疑通讯记录，从中又发现一个可疑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多次拨打位于湖南某监狱的一部电话，登记机主正好姓赵。
这个可疑电话的主人“李小红”便是索小利的姐姐。
而此时，索小利早已闻风逃到了西安。一周后，觉得“累了”的她终于向警方屈服。
“我太累了，想静静死去”
2006年7月下旬的一天，潼关县一宾馆客房内。索小利洗过澡，洗了换下来的内衣，换上新衣服；确认写给丈夫的长信已寄出，那封信里，她吐露真情，诉说了自己当初隐瞒“逃犯”身份的实情，希望丈夫原谅。
而后，她将一瓶280克的“3911”（农药）喝下，并拨通了警方的电话，气息微弱，“我杀了人，我要自首！”随即挂断了电话。
警方到时她已昏迷。喝药那一刻，她啥也没想，只觉得太累了，想静静地死去；她也不想逃避，“如果我要是想逃避的话，我可以把手机扔掉，不和任何人联系，用个假名，你们（指警察）还是找不到我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是觉得累了……”
但是，她没有死。住院抢救期间，身为狱警的丈夫赵某来到她的病床前，当着民警的面对她说，“不要做傻事，我等你出来……”
事后，想起这些话，索小利流露出难以言表的感动。此后，她和丈夫通过一次电话：“对不起，这么多年没坦白实情。”藏在心里多年的一句话终于说了出来，她突然觉得如释重负。
“开庭审判那一天，你希望丈夫来吗？”
“我很矛盾，还是不希望让他来，毕竟这个事情跟他没关系，我不想因为这事情给他带来麻烦。”
“他不是说要等你吗？”
“我现在没有权利说人家怎么怎么的，毕竟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些事。”
看得出，她对丈夫满怀着爱意。
“我已经上电视了，我觉得你们的一句话两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他不知情，而我欠他的太多了，也许将来我还可以弥补，但是，我怕报道后，我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看守所的日子，没有自由，但索小利觉得心情舒畅。在潼关县居住的妹妹每周过来看一次她，她觉得心里暖暖的，“小时候没觉得，这么多年没联系，她突然对我这么好，真的很难受。”也许是亲人们迟到的爱在温暖着她，索小利开始悔过。可一切已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