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主任医师举报医药回扣十年 致信国务院查无结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9:57:33
【来源：燕赵都市报】
■调查事件：
张曙，安徽医大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10年前，他开始成为医院的“叛徒”，矢志不渝地举报医药回扣；10年后，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之风愈演愈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医院还先后被授予“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安徽省医德医风示范单位”。张曙因举报医药回扣，成为医院的“另类”，同事唯恐避之不及。他拒绝回扣，回扣依然紧盯着他，等他大方收下回扣，人们从疏远到接纳他。面对回扣得来的“黑钱”，他寝食不安，悉数捐献给安徽省妇联，资助了近百名失学儿童。10年来，张曙跳不出医药回扣的大网，以亲身经历举报回扣得不到结果，陷入了堂吉诃德式怪圈。
1. 举报回扣现象错了吗？
刚过“小雪”节气，一场不期而至的风雨突袭了合肥，安徽医大附院里依然人流如织。凄风冷雨中，身形单薄，头发稀疏，架着一副眼镜的张曙，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勇敢站出来挑战医药回扣潜规则的举报者。
“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我的心情，可悲、尴尬、迷惘……都不是。”雨雾朦胧的镜片后面，张曙那双眼睛清澈又坚定，“它让我更深层次地思考医药领域里的腐败问题”。
今年8月，张曙再次给国务院纠风办写信，反映安徽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问题。之前多家媒体的火力集中对准了这家医院的医疗腐败问题，本届中央政府也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满怀希冀的张曙希望他举报了10年的医药回扣问题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个转机，结果他失望了，信件被转到了安徽省纠风办，而后查无结果。
从举报到信件转移到医院的上级，然后到医院自查自纠，这样的举报经历张曙品尝了多遍。而这一过程中，接连发生的事情，更让张曙张口结舌。
2005年7月，安徽医大附院药剂科副主任贾某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捕，同年9月被保外就医，今年早些时候，检察机关已经撤销这一案件。
2005年，安徽医大附院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他们都没有错，难道是我错了吗？如果是我错了，我举报了这么多年，医院为什么不告我？”张曙自言自语道。
在今年2月以前，张曙将自己3年来收受的医药回扣4.5万元捐给了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用以资助贫困失学儿童。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最近才知道，那个经常来捐款的“李存田”，真名其实叫张曙。
孩子们写给“李存田伯伯”的感谢信有厚厚一摞，翻捡着这些尚未拆封的信件，张曙苦笑着说：“这些都是医药回扣的钱，是黑钱，带血的钱，我有什么脸面接受孩子们的感谢，我怎么对他们讲清这些钱的来历呢？”
内部医生的接连举报，国家严查商业贿赂，这些似乎都不能阻止一家省级大医院高歌猛进的势头。安徽医大附院2005年年度业务收入7亿元，其中药品销售收入3.4亿元。采访中，张曙带记者参观了安徽医大附院，一座造价2.7亿元的气派大楼落成不久，离它不远处，一座造价3.2亿元的大楼正在施工中。
“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家对医院拨款太少，医院为生存以药养医。事实上，医院逐利已经到了不受制约的程度，医疗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大医院楼越盖越高，医疗资源浪费惊人。我们院原来那个楼投入使用才6年，前后装修了4次。盖这么高的楼，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如火灾等，会不会出现吉林医院病人疏散不及的情况？医院需要这么多高楼吗？”张曙满脑疑问。
2. 从收受回扣到举报回扣
张曙1955年出生于皖北农村，“饥饿”给年幼时的张曙留下深刻的印象，“上高中以前没有吃过一顿饱饭”。1982年，作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毕业生，张曙被分配到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994年前后，一些医院开始出现医药回扣现象，不过“那时候一说起医药回扣，大家都会报以鄙视的目光。”
没想到回扣自己送上门来了。“1994年夏天吧，我们让病人到医大一检验中心做检查，事后检验中心送来10元钱。那个检查是必须做的，收到钱我也很高兴。因为想到我们这是正规医院，医生学历很高，收入并不高。这样一个月有两个病人检查，就能收到20元回扣。”张曙回忆说。
时隔不久，张曙还收到了药商送来的秋波。“一位药商像推销员一样闯进了张曙的办公室，给每位医生发了一个信封，里头装着10元钱，说是见面礼。他说如果开他的药，每开一盒有1元的好处。”
渐渐地，张曙发现医药回扣变得不那么遮遮掩掩，数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了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回扣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5%到后来的20%甚至更高。有回扣的药品越来越多，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医生多开有回扣的药，有时候不该用的药用了，不该做的检查也做了。
面对贫病交加的患者和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张曙被一次次刺痛，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而矛盾。
1996年，张曙开始谴责一些乱收回扣的医生，并给安徽省卫生厅写署名信，举报个别医务人员收受回扣问题，举报信寄出后没有任何反响。张曙还找到当时的安徽省卫生厅一位负责人当面反映问题，“那位负责人认为我的行为很搞笑，全国的医院不都这样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998年底，张曙投书《人民日报》，把自己推到了医药回扣事件的风口浪尖上。
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牛汉”的读者来信，信中陈述了安徽医大附院存在的医药回扣现象：“目前在这所医院，普通临床医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受回扣的问题；许多医生介绍病人到安徽医大‘生物楼’和‘高新特中心’做各种化验检查，病人交付现金，化验室按检查费的20%-30%的比例提取回扣给开单的医生。如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元；开一张‘巨胞病毒抗体’，医生得回扣21元；开一张‘全套血脂’，医生得回扣20元；开一张血液流变学，医生得回扣21元。在安徽医大附院，回扣已经形成一个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开了多少化验单，有专人统计，并有专人将回扣送到医生手中……”
举报信的发表在安徽医大附院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安徽医大附院已经通过初评的“全国百佳医院”也泡了汤。张曙一时以“叛徒”的角色出现在医院，许多平日里熟悉的同事见了他便远远躲开，人人和他之间有一道隐形的墙，还有人在背后谩骂：“有本事把事情彻底解决了，留下个烂摊子大家受害……”
一位医院领导找到张曙谈话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嘛，为什么要把事情捅到外头去呢？”张曙明白了，原来在别人眼里，他的举报有“个人目的”。
安徽省卫生厅的调查组也在《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后进驻安徽医大附院，除了张曙承认拿了几十元回扣，再没有别的医生承认拿回扣。在医院的工作会议上，一位院领导高兴地宣布：“没有人拿回扣，某人的举报没有任何根据。”
3. “戚德如”浮出水面，被迫拿回扣作善款
为摆脱举报事件的纷扰，1999年底，张曙前往北京一家大医院进修心血管内科。 他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医院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竟也堂而皇之地坐收回扣。例如进口心脏支架每只300美元，到了患者手中已变成20000元人民币，一位专家每月做10来例手术，仅此一项就有数万元收入。
闲暇之余与国内各省区的进修医生探讨中，张曙得知，收受回扣早已不是哪个地方哪家医院的专利，医药回扣在国内已是遍地生根，有的医院比起安徽医大附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认为张曙的举报错误而可笑，对回扣多的同行，很多人艳羡不已。
张曙的心如同掉进了冰窖，“难道真是我举报错了？”张曙黯然神伤地回到安徽，他有些颓然，于是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一心干好本职工作，不收受回扣，也不再举报回扣。
意外的一件事情打破了他“置身世外”的梦想。2002年年初，张曙给自己的一名亲属看病，交费时发现，明明是自己开出的处方，电脑清单打印出来的处方医生叫“戚德如”，而医院并没有这一戚姓医生。打这以后，张曙开始留意自己的处方，发现他的每一张处方经过电脑处理后，医生都换作了“戚德如”。
时间一久，张曙恍然大悟：戚德如在安徽当地方言里不就是“吃得余”吗？“原来医院把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所开处方都列入戚德如名下，这样药商就不会因送回扣而被发现了。”
2002年年底，安徽医大附院被评为“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这让张曙很受刺激。
2003年2月，经过和院方交涉，张曙的处方得以恢复真名。药商们也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地底下钻了出来，一个个信封塞到张曙手中。医院里人们议论纷纷：“大家都收，他能坐得住？！”
从这一天开始，张曙发现，他和周围同事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在慢慢消融。异样的眼光少了，有的人还嚷嚷着让他请客。“这是带血的钱，来路不正，我不能收。但也不能白白扔了，得给它们找个干净的地方。”张曙说。于是，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每月都会迎来一位行色匆匆的人，他不留真实姓名，不讲自己的职业和住址，甚至连收条都不打算要。
今年1月，张曙再一次实名举报了医药回扣这一老问题，就没有药商送他回扣了。张曙说，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依旧”，目前医院有回扣的药品达400多种。
2005年底，安徽医大附院再次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4. 药越贵开得越多，越便宜越卖不动
在安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看病贵”问题让百姓焦心，也让举报10年没有任何反响的张曙痛心。
张曙扳着指头算了这样一笔账：“2005年安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41元，2005年安徽省直医疗机构每人次住院费用为7800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3年的收入只够住院1次。而安徽省的医疗收费远低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医生每拿一分回扣，就会给病人造成数倍的负担。”
看病贵的主要内容是药费贵和检查费高。因为许多药品有“回扣”促销，医疗单位对病人滥用药物。这样做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病人负担，而且造成了许多毒、副作用。他提供了一份《合肥晚报》，上面一篇《合肥医疗市场调查》的文章说，“一项关于窗口行业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医疗行业的排名倒数第一，其满意度仅为19.4%”。
张曙介绍说，“在安徽医大附院，常常是哪种药有回扣，哪种药销量就大，哪种药降价了，哪种药就滞销。”
“上海生产的一种抗生素，以前每盒售价56元，医院每月销售7000多盒。后来搞药品招标，每盒零售价降到5.5元，现在这种药每月销售不到300盒。有一种口服头孢类抗生素，招标后降价了，药商没有回扣促销，连续4个月，整个医院未能售出一盒。最近几年，国家先后14次给药品降价，常常是一批药品降价了，随后又有一批价格更高的药品进入医院，‘越贵越畅销’。”
安徽淮北市金蟾药业公司生产的华蟾素注射液是一种抗肿瘤药物，该公司总经理尹某被判刑后接受《安徽日报》记者采访时自述：“当初华蟾素注射剂每盒只卖3元钱，还卖不出去。我为了让这种药物得一些奖，特别是挤进医保药物行列，要去打通关键部位人物。后来成功了，公费医疗的人能用了。结果一样的药品卖到288元一盒。”
“华蟾素注射液经过招标、降价，现售价为每盒266.8元。据说每开出一盒回扣是50元。还有两种我们临床常用的抗生素，药品成分、副作用等差不多，一种每支售价8元，另一种每支售价160多元，以每天两支的用量来计算，仅这一项病人每天要支付的费用差价悬殊，一种仅要16元，一种要300多元，医生经常给患者开价高的药品，百姓看病能不贵吗？！”
这种畸形的逆淘汰机制，扭曲了药品流通市场。“像石家庄华北制药等老牌制药企业受冲击很大，他们的药品质优价廉，却往往不能被患者所选择。”张曙说，前一段发生的安徽华源欣弗事件，便是反证。欣弗的出厂价是每瓶2.7元，而定价是38元，药商有充足的“公关”空间，而药企被逼入生存底线。
张曙给患者开处方，有自己严格的准则，那就是在合理用药、疗效确切的基础上，相比较副作用较小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价格便宜的药品。即便这样，他每月仍能收到一两千元的回扣。“那些狠一点的医生，每月回扣超万元很容易；那些极少数掌握药品购销权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额来形容。”
“全社会都在抱怨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的执业环境恶劣。中国的医生，受教育程度高，工作辛苦，职业风险又大。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既可恨，又可悲。”张曙希望通过自己的举报，能为治理医药回扣找到一剂“良药”。
◎对话
跳出医院看回扣——一位举报医生的良心自省
■记者：您举报医药回扣现象10年了，周围同事和家里人都怎么看您这种行为？
■张曙：在这个问题上，我家人其实都反对。我现在不愿意说自己，老说我怎么怎么，让大家忽略了我做的这件事，好像我特爱露脸似的。事实上，同事们不都是恨我的，真正恨我的人在医院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到1/10，现在很多同事都认为我做得对，只是他们不便于站出来。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安徽医大一些老教授就支持我，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从上海支援安徽过来的，有的抛弃了洋房汽车。现在他们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做得对，安徽医大的精神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记者：也有人说您像堂吉诃德，一个人和风车、羊群等假想敌作战？您多年的举报似乎没有结果？也没有触及到痛处？
■张曙：过去提到堂吉诃德，好像是个不好的人物。堂吉诃德有什么不好，多几个堂吉诃德不就把大风车撕破了吗？
这么多年的举报，每次都“查无实据”，都摆在那里怎么就查无实据呢？但这样的结果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医药回扣问题。过去我举报个别人，后来发现从安徽到北京都这样，一条鱼死了可能是鱼的问题，一塘鱼都死了就是池子出了问题。举报一个医生，抓了他其他人照样收回扣，一个药商倒了，其他药商还是会把回扣送来，一个医院被查了，其他医院还是这样干啊。
药品的生产和流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其巨额利润造就了一些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背后的力量太大了，所以在中国查药品回扣很难，药商、医院和其背后的受益者都不希望哪个药商倒下，一个倒下就会拔起萝卜带出泥，包括那些著名专家，和掌握药品购销权的各个审批环节和部门，全国都有人在背后保它。我们的卫生系统怎么会说自己有问题，我们这个行业很阳光，成绩越来越好嘛。
■记者：您要是适应这种规则，日子也会越来越好，为什么不满于现状呢？
■张曙：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良心，应该站出来讲点实话。中国的医药行业这样做不对头。有人说，医生辛苦又有风险，受教育程度也高，多拿点无可厚非。但是凡事要讲规则，比医生辛苦又危险的行业多得是。警察说，我比人辛苦又站在刀尖上，我要多拿。有人说我身强力壮，我应该比人多拿。人人都要多拿多占，我们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我个人很满足于现状，我每月有3000多元的工资，房子够住，比起很多同龄人，我很幸运。但是要说孩子出国需要用钱呀什么的，我当然还缺。但我相信这个社会制度，很多贪官就是不相信制度，想在位时多捞一把，把自己捞进去了。
■记者：医药回扣应该是整个社会商业贿赂现象中的一个小分支，您觉得医药回扣风愈演愈烈，原因是什么？
■张曙：医药回扣屡禁不止，我认为有四大原因。一是药品流通领域秩序混乱，政府职能监管部门严重缺位，有的还把手伸向这里，多一个环节往往多一双手；二是医疗技术定价不合理；三是医院内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医院里财务不透明，决策不民主；四是受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
■记者：您说医生收受回扣可悲又可怜，那么我们打击医疗回扣的思路错了？
■张曙：现在人们将医药回扣问题都归咎到医疗行业，这其实对医生很不公平，医生也成为社会舆论的受害者，他们只是整个食物链中的一环。医药行业的暴利很多都流向了其他中间环节，没有监管者的纵容，医疗行业不会出这么多问题。
医疗回扣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危险境地。我们医院的纪委书记早些时候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讲，如果不能有效地刹住回扣风，药厂就会和有关部门串通一气，控制医院，妨碍医院的正常工作。药品回扣将会带有黑社会性质，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记者：您多年举报没有结果，您自己和家人都受到伤害，也不被人理解。好比在公交车上遇见小偷，大家都不作声，你制止小偷，被捅了，受帮助的人走了，周围乘客还说风凉话。
■张曙：这个可以这么说，但也不全是这样。很多医生还是有正义感的，只是我们这个体制让他不方便站出来，谁站出来承认收了回扣，别人不承认，最后只有他自己可能受到惩罚嘛。我想以后会有越来越多有良知的医生站出来。医药回扣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滑坡，和其他领域的回扣腐败是有关联的，为什么我举报多年没有结果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记者手记
张曙与"学生守则"
张曙在写给记者的信件中说，他已经做好了当一个"殉道者"的准备。张曙是否会成为殉道者令人关注，不过，我更关注的是张曙成为殉道者之后又如何呢？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不乏殉道者的身影。最出名的当数中世纪那个坚守"日心说"的布鲁诺，布鲁诺被烧死后，人们不仅记住了他，还动摇了"地心说"的地位。可是张曙呢？他的殉道似乎不是殉道，而是现行医药体制的受害者，一个讲真话的人被淘汰出局了，是一种逆向淘汰。张曙出局后，药商回扣照送，医生回扣照拿，掌握药品进购、审批大权的人可以生活得更好。甚至这一切风平浪静之后，人们已经记不起张曙是谁，他干了些什么？
我们身边已经有太多这样活生生的例子：湖南医生××举报医院雁过拔毛，四川医生××举报医药回扣，……最后这些留下来的生存维艰，有的被迫远走他乡。
在我看来，张曙更像是一个好学生，他模范地遵守学生守则，他发现有人不遵守守则会站出来大声喝止。而张曙的悲剧就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依靠守则来运行，而是守则以外的很多潜规则，台上讲的是一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换句话来说，学生守则只是挂在那里约束好学生的。学生守则说，不准学生作弊，但如果老师组织全班学生作弊呢？或者是校长为了提高学校成绩，对作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甚或是学校的上级得到了某种好处，也在纵容作弊呢？如果是这样，这个模范遵守学生守则的学生就会成为一个"不听话"的学生，不仅他的举报不会有什么结果，反而会招致天怨人怒。
这不，我们从安徽医大附院的网站上得知，这家医院正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治理商业贿赂的精神，自查自纠活动搞得火热。没有人承认自己收受了回扣，只有张曙一人在说，怎么没有人收呢？我看见大家都收了，我就收了45000元。最后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一个诚实的人最终有可能成为"反面典型"。
医药回扣风愈演愈烈，背后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它的力量强大得足以左右涉入这个行业的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我们不希望张曙成为"殉道者"，被逆向淘汰。我们也不应用普适的道德观念去指责那些不敢站出来的回扣医生。恰恰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个制度设计会产生逆向淘汰的结果？这个扭曲价值观念的生存土壤该如何改良？【来源：燕赵都市报】
■调查事件：
张曙，安徽医大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10年前，他开始成为医院的“叛徒”，矢志不渝地举报医药回扣；10年后，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之风愈演愈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医院还先后被授予“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安徽省医德医风示范单位”。张曙因举报医药回扣，成为医院的“另类”，同事唯恐避之不及。他拒绝回扣，回扣依然紧盯着他，等他大方收下回扣，人们从疏远到接纳他。面对回扣得来的“黑钱”，他寝食不安，悉数捐献给安徽省妇联，资助了近百名失学儿童。10年来，张曙跳不出医药回扣的大网，以亲身经历举报回扣得不到结果，陷入了堂吉诃德式怪圈。
1. 举报回扣现象错了吗？
刚过“小雪”节气，一场不期而至的风雨突袭了合肥，安徽医大附院里依然人流如织。凄风冷雨中，身形单薄，头发稀疏，架着一副眼镜的张曙，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勇敢站出来挑战医药回扣潜规则的举报者。
“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我的心情，可悲、尴尬、迷惘……都不是。”雨雾朦胧的镜片后面，张曙那双眼睛清澈又坚定，“它让我更深层次地思考医药领域里的腐败问题”。
今年8月，张曙再次给国务院纠风办写信，反映安徽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问题。之前多家媒体的火力集中对准了这家医院的医疗腐败问题，本届中央政府也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满怀希冀的张曙希望他举报了10年的医药回扣问题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个转机，结果他失望了，信件被转到了安徽省纠风办，而后查无结果。
从举报到信件转移到医院的上级，然后到医院自查自纠，这样的举报经历张曙品尝了多遍。而这一过程中，接连发生的事情，更让张曙张口结舌。
2005年7月，安徽医大附院药剂科副主任贾某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捕，同年9月被保外就医，今年早些时候，检察机关已经撤销这一案件。
2005年，安徽医大附院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他们都没有错，难道是我错了吗？如果是我错了，我举报了这么多年，医院为什么不告我？”张曙自言自语道。
在今年2月以前，张曙将自己3年来收受的医药回扣4.5万元捐给了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用以资助贫困失学儿童。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最近才知道，那个经常来捐款的“李存田”，真名其实叫张曙。
孩子们写给“李存田伯伯”的感谢信有厚厚一摞，翻捡着这些尚未拆封的信件，张曙苦笑着说：“这些都是医药回扣的钱，是黑钱，带血的钱，我有什么脸面接受孩子们的感谢，我怎么对他们讲清这些钱的来历呢？”
内部医生的接连举报，国家严查商业贿赂，这些似乎都不能阻止一家省级大医院高歌猛进的势头。安徽医大附院2005年年度业务收入7亿元，其中药品销售收入3.4亿元。采访中，张曙带记者参观了安徽医大附院，一座造价2.7亿元的气派大楼落成不久，离它不远处，一座造价3.2亿元的大楼正在施工中。
“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家对医院拨款太少，医院为生存以药养医。事实上，医院逐利已经到了不受制约的程度，医疗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大医院楼越盖越高，医疗资源浪费惊人。我们院原来那个楼投入使用才6年，前后装修了4次。盖这么高的楼，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如火灾等，会不会出现吉林医院病人疏散不及的情况？医院需要这么多高楼吗？”张曙满脑疑问。
2. 从收受回扣到举报回扣
张曙1955年出生于皖北农村，“饥饿”给年幼时的张曙留下深刻的印象，“上高中以前没有吃过一顿饱饭”。1982年，作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毕业生，张曙被分配到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994年前后，一些医院开始出现医药回扣现象，不过“那时候一说起医药回扣，大家都会报以鄙视的目光。”
没想到回扣自己送上门来了。“1994年夏天吧，我们让病人到医大一检验中心做检查，事后检验中心送来10元钱。那个检查是必须做的，收到钱我也很高兴。因为想到我们这是正规医院，医生学历很高，收入并不高。这样一个月有两个病人检查，就能收到20元回扣。”张曙回忆说。
时隔不久，张曙还收到了药商送来的秋波。“一位药商像推销员一样闯进了张曙的办公室，给每位医生发了一个信封，里头装着10元钱，说是见面礼。他说如果开他的药，每开一盒有1元的好处。”
渐渐地，张曙发现医药回扣变得不那么遮遮掩掩，数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了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回扣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5%到后来的20%甚至更高。有回扣的药品越来越多，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医生多开有回扣的药，有时候不该用的药用了，不该做的检查也做了。
面对贫病交加的患者和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张曙被一次次刺痛，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而矛盾。
1996年，张曙开始谴责一些乱收回扣的医生，并给安徽省卫生厅写署名信，举报个别医务人员收受回扣问题，举报信寄出后没有任何反响。张曙还找到当时的安徽省卫生厅一位负责人当面反映问题，“那位负责人认为我的行为很搞笑，全国的医院不都这样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998年底，张曙投书《人民日报》，把自己推到了医药回扣事件的风口浪尖上。
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牛汉”的读者来信，信中陈述了安徽医大附院存在的医药回扣现象：“目前在这所医院，普通临床医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受回扣的问题；许多医生介绍病人到安徽医大‘生物楼’和‘高新特中心’做各种化验检查，病人交付现金，化验室按检查费的20%-30%的比例提取回扣给开单的医生。如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元；开一张‘巨胞病毒抗体’，医生得回扣21元；开一张‘全套血脂’，医生得回扣20元；开一张血液流变学，医生得回扣21元。在安徽医大附院，回扣已经形成一个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开了多少化验单，有专人统计，并有专人将回扣送到医生手中……”
举报信的发表在安徽医大附院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安徽医大附院已经通过初评的“全国百佳医院”也泡了汤。张曙一时以“叛徒”的角色出现在医院，许多平日里熟悉的同事见了他便远远躲开，人人和他之间有一道隐形的墙，还有人在背后谩骂：“有本事把事情彻底解决了，留下个烂摊子大家受害……”
一位医院领导找到张曙谈话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嘛，为什么要把事情捅到外头去呢？”张曙明白了，原来在别人眼里，他的举报有“个人目的”。
安徽省卫生厅的调查组也在《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后进驻安徽医大附院，除了张曙承认拿了几十元回扣，再没有别的医生承认拿回扣。在医院的工作会议上，一位院领导高兴地宣布：“没有人拿回扣，某人的举报没有任何根据。”
3. “戚德如”浮出水面，被迫拿回扣作善款
为摆脱举报事件的纷扰，1999年底，张曙前往北京一家大医院进修心血管内科。 他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医院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竟也堂而皇之地坐收回扣。例如进口心脏支架每只300美元，到了患者手中已变成20000元人民币，一位专家每月做10来例手术，仅此一项就有数万元收入。
闲暇之余与国内各省区的进修医生探讨中，张曙得知，收受回扣早已不是哪个地方哪家医院的专利，医药回扣在国内已是遍地生根，有的医院比起安徽医大附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认为张曙的举报错误而可笑，对回扣多的同行，很多人艳羡不已。
张曙的心如同掉进了冰窖，“难道真是我举报错了？”张曙黯然神伤地回到安徽，他有些颓然，于是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一心干好本职工作，不收受回扣，也不再举报回扣。
意外的一件事情打破了他“置身世外”的梦想。2002年年初，张曙给自己的一名亲属看病，交费时发现，明明是自己开出的处方，电脑清单打印出来的处方医生叫“戚德如”，而医院并没有这一戚姓医生。打这以后，张曙开始留意自己的处方，发现他的每一张处方经过电脑处理后，医生都换作了“戚德如”。
时间一久，张曙恍然大悟：戚德如在安徽当地方言里不就是“吃得余”吗？“原来医院把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所开处方都列入戚德如名下，这样药商就不会因送回扣而被发现了。”
2002年年底，安徽医大附院被评为“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这让张曙很受刺激。
2003年2月，经过和院方交涉，张曙的处方得以恢复真名。药商们也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地底下钻了出来，一个个信封塞到张曙手中。医院里人们议论纷纷：“大家都收，他能坐得住？！”
从这一天开始，张曙发现，他和周围同事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在慢慢消融。异样的眼光少了，有的人还嚷嚷着让他请客。“这是带血的钱，来路不正，我不能收。但也不能白白扔了，得给它们找个干净的地方。”张曙说。于是，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每月都会迎来一位行色匆匆的人，他不留真实姓名，不讲自己的职业和住址，甚至连收条都不打算要。
今年1月，张曙再一次实名举报了医药回扣这一老问题，就没有药商送他回扣了。张曙说，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依旧”，目前医院有回扣的药品达400多种。
2005年底，安徽医大附院再次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4. 药越贵开得越多，越便宜越卖不动
在安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看病贵”问题让百姓焦心，也让举报10年没有任何反响的张曙痛心。
张曙扳着指头算了这样一笔账：“2005年安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41元，2005年安徽省直医疗机构每人次住院费用为7800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3年的收入只够住院1次。而安徽省的医疗收费远低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医生每拿一分回扣，就会给病人造成数倍的负担。”
看病贵的主要内容是药费贵和检查费高。因为许多药品有“回扣”促销，医疗单位对病人滥用药物。这样做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病人负担，而且造成了许多毒、副作用。他提供了一份《合肥晚报》，上面一篇《合肥医疗市场调查》的文章说，“一项关于窗口行业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医疗行业的排名倒数第一，其满意度仅为19.4%”。
张曙介绍说，“在安徽医大附院，常常是哪种药有回扣，哪种药销量就大，哪种药降价了，哪种药就滞销。”
“上海生产的一种抗生素，以前每盒售价56元，医院每月销售7000多盒。后来搞药品招标，每盒零售价降到5.5元，现在这种药每月销售不到300盒。有一种口服头孢类抗生素，招标后降价了，药商没有回扣促销，连续4个月，整个医院未能售出一盒。最近几年，国家先后14次给药品降价，常常是一批药品降价了，随后又有一批价格更高的药品进入医院，‘越贵越畅销’。”
安徽淮北市金蟾药业公司生产的华蟾素注射液是一种抗肿瘤药物，该公司总经理尹某被判刑后接受《安徽日报》记者采访时自述：“当初华蟾素注射剂每盒只卖3元钱，还卖不出去。我为了让这种药物得一些奖，特别是挤进医保药物行列，要去打通关键部位人物。后来成功了，公费医疗的人能用了。结果一样的药品卖到288元一盒。”
“华蟾素注射液经过招标、降价，现售价为每盒266.8元。据说每开出一盒回扣是50元。还有两种我们临床常用的抗生素，药品成分、副作用等差不多，一种每支售价8元，另一种每支售价160多元，以每天两支的用量来计算，仅这一项病人每天要支付的费用差价悬殊，一种仅要16元，一种要300多元，医生经常给患者开价高的药品，百姓看病能不贵吗？！”
这种畸形的逆淘汰机制，扭曲了药品流通市场。“像石家庄华北制药等老牌制药企业受冲击很大，他们的药品质优价廉，却往往不能被患者所选择。”张曙说，前一段发生的安徽华源欣弗事件，便是反证。欣弗的出厂价是每瓶2.7元，而定价是38元，药商有充足的“公关”空间，而药企被逼入生存底线。
张曙给患者开处方，有自己严格的准则，那就是在合理用药、疗效确切的基础上，相比较副作用较小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价格便宜的药品。即便这样，他每月仍能收到一两千元的回扣。“那些狠一点的医生，每月回扣超万元很容易；那些极少数掌握药品购销权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额来形容。”
“全社会都在抱怨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的执业环境恶劣。中国的医生，受教育程度高，工作辛苦，职业风险又大。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既可恨，又可悲。”张曙希望通过自己的举报，能为治理医药回扣找到一剂“良药”。
◎对话
跳出医院看回扣——一位举报医生的良心自省
■记者：您举报医药回扣现象10年了，周围同事和家里人都怎么看您这种行为？
■张曙：在这个问题上，我家人其实都反对。我现在不愿意说自己，老说我怎么怎么，让大家忽略了我做的这件事，好像我特爱露脸似的。事实上，同事们不都是恨我的，真正恨我的人在医院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到1/10，现在很多同事都认为我做得对，只是他们不便于站出来。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安徽医大一些老教授就支持我，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从上海支援安徽过来的，有的抛弃了洋房汽车。现在他们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做得对，安徽医大的精神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记者：也有人说您像堂吉诃德，一个人和风车、羊群等假想敌作战？您多年的举报似乎没有结果？也没有触及到痛处？
■张曙：过去提到堂吉诃德，好像是个不好的人物。堂吉诃德有什么不好，多几个堂吉诃德不就把大风车撕破了吗？
这么多年的举报，每次都“查无实据”，都摆在那里怎么就查无实据呢？但这样的结果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医药回扣问题。过去我举报个别人，后来发现从安徽到北京都这样，一条鱼死了可能是鱼的问题，一塘鱼都死了就是池子出了问题。举报一个医生，抓了他其他人照样收回扣，一个药商倒了，其他药商还是会把回扣送来，一个医院被查了，其他医院还是这样干啊。
药品的生产和流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其巨额利润造就了一些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背后的力量太大了，所以在中国查药品回扣很难，药商、医院和其背后的受益者都不希望哪个药商倒下，一个倒下就会拔起萝卜带出泥，包括那些著名专家，和掌握药品购销权的各个审批环节和部门，全国都有人在背后保它。我们的卫生系统怎么会说自己有问题，我们这个行业很阳光，成绩越来越好嘛。
■记者：您要是适应这种规则，日子也会越来越好，为什么不满于现状呢？
■张曙：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良心，应该站出来讲点实话。中国的医药行业这样做不对头。有人说，医生辛苦又有风险，受教育程度也高，多拿点无可厚非。但是凡事要讲规则，比医生辛苦又危险的行业多得是。警察说，我比人辛苦又站在刀尖上，我要多拿。有人说我身强力壮，我应该比人多拿。人人都要多拿多占，我们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我个人很满足于现状，我每月有3000多元的工资，房子够住，比起很多同龄人，我很幸运。但是要说孩子出国需要用钱呀什么的，我当然还缺。但我相信这个社会制度，很多贪官就是不相信制度，想在位时多捞一把，把自己捞进去了。
■记者：医药回扣应该是整个社会商业贿赂现象中的一个小分支，您觉得医药回扣风愈演愈烈，原因是什么？
■张曙：医药回扣屡禁不止，我认为有四大原因。一是药品流通领域秩序混乱，政府职能监管部门严重缺位，有的还把手伸向这里，多一个环节往往多一双手；二是医疗技术定价不合理；三是医院内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医院里财务不透明，决策不民主；四是受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
■记者：您说医生收受回扣可悲又可怜，那么我们打击医疗回扣的思路错了？
■张曙：现在人们将医药回扣问题都归咎到医疗行业，这其实对医生很不公平，医生也成为社会舆论的受害者，他们只是整个食物链中的一环。医药行业的暴利很多都流向了其他中间环节，没有监管者的纵容，医疗行业不会出这么多问题。
医疗回扣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危险境地。我们医院的纪委书记早些时候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讲，如果不能有效地刹住回扣风，药厂就会和有关部门串通一气，控制医院，妨碍医院的正常工作。药品回扣将会带有黑社会性质，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记者：您多年举报没有结果，您自己和家人都受到伤害，也不被人理解。好比在公交车上遇见小偷，大家都不作声，你制止小偷，被捅了，受帮助的人走了，周围乘客还说风凉话。
■张曙：这个可以这么说，但也不全是这样。很多医生还是有正义感的，只是我们这个体制让他不方便站出来，谁站出来承认收了回扣，别人不承认，最后只有他自己可能受到惩罚嘛。我想以后会有越来越多有良知的医生站出来。医药回扣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滑坡，和其他领域的回扣腐败是有关联的，为什么我举报多年没有结果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记者手记
张曙与"学生守则"
张曙在写给记者的信件中说，他已经做好了当一个"殉道者"的准备。张曙是否会成为殉道者令人关注，不过，我更关注的是张曙成为殉道者之后又如何呢？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不乏殉道者的身影。最出名的当数中世纪那个坚守"日心说"的布鲁诺，布鲁诺被烧死后，人们不仅记住了他，还动摇了"地心说"的地位。可是张曙呢？他的殉道似乎不是殉道，而是现行医药体制的受害者，一个讲真话的人被淘汰出局了，是一种逆向淘汰。张曙出局后，药商回扣照送，医生回扣照拿，掌握药品进购、审批大权的人可以生活得更好。甚至这一切风平浪静之后，人们已经记不起张曙是谁，他干了些什么？
我们身边已经有太多这样活生生的例子：湖南医生××举报医院雁过拔毛，四川医生××举报医药回扣，……最后这些留下来的生存维艰，有的被迫远走他乡。
在我看来，张曙更像是一个好学生，他模范地遵守学生守则，他发现有人不遵守守则会站出来大声喝止。而张曙的悲剧就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依靠守则来运行，而是守则以外的很多潜规则，台上讲的是一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换句话来说，学生守则只是挂在那里约束好学生的。学生守则说，不准学生作弊，但如果老师组织全班学生作弊呢？或者是校长为了提高学校成绩，对作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甚或是学校的上级得到了某种好处，也在纵容作弊呢？如果是这样，这个模范遵守学生守则的学生就会成为一个"不听话"的学生，不仅他的举报不会有什么结果，反而会招致天怨人怒。
这不，我们从安徽医大附院的网站上得知，这家医院正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治理商业贿赂的精神，自查自纠活动搞得火热。没有人承认自己收受了回扣，只有张曙一人在说，怎么没有人收呢？我看见大家都收了，我就收了45000元。最后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一个诚实的人最终有可能成为"反面典型"。
医药回扣风愈演愈烈，背后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它的力量强大得足以左右涉入这个行业的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我们不希望张曙成为"殉道者"，被逆向淘汰。我们也不应用普适的道德观念去指责那些不敢站出来的回扣医生。恰恰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个制度设计会产生逆向淘汰的结果？这个扭曲价值观念的生存土壤该如何改良？
■调查事件：
张曙，安徽医大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10年前，他开始成为医院的“叛徒”，矢志不渝地举报医药回扣；10年后，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之风愈演愈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医院还先后被授予“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安徽省医德医风示范单位”。张曙因举报医药回扣，成为医院的“另类”，同事唯恐避之不及。他拒绝回扣，回扣依然紧盯着他，等他大方收下回扣，人们从疏远到接纳他。面对回扣得来的“黑钱”，他寝食不安，悉数捐献给安徽省妇联，资助了近百名失学儿童。10年来，张曙跳不出医药回扣的大网，以亲身经历举报回扣得不到结果，陷入了堂吉诃德式怪圈。
1. 举报回扣现象错了吗？
刚过“小雪”节气，一场不期而至的风雨突袭了合肥，安徽医大附院里依然人流如织。凄风冷雨中，身形单薄，头发稀疏，架着一副眼镜的张曙，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勇敢站出来挑战医药回扣潜规则的举报者。
“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我的心情，可悲、尴尬、迷惘……都不是。”雨雾朦胧的镜片后面，张曙那双眼睛清澈又坚定，“它让我更深层次地思考医药领域里的腐败问题”。
今年8月，张曙再次给国务院纠风办写信，反映安徽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问题。之前多家媒体的火力集中对准了这家医院的医疗腐败问题，本届中央政府也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满怀希冀的张曙希望他举报了10年的医药回扣问题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个转机，结果他失望了，信件被转到了安徽省纠风办，而后查无结果。
从举报到信件转移到医院的上级，然后到医院自查自纠，这样的举报经历张曙品尝了多遍。而这一过程中，接连发生的事情，更让张曙张口结舌。
2005年7月，安徽医大附院药剂科副主任贾某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捕，同年9月被保外就医，今年早些时候，检察机关已经撤销这一案件。
2005年，安徽医大附院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他们都没有错，难道是我错了吗？如果是我错了，我举报了这么多年，医院为什么不告我？”张曙自言自语道。
在今年2月以前，张曙将自己3年来收受的医药回扣4.5万元捐给了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用以资助贫困失学儿童。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最近才知道，那个经常来捐款的“李存田”，真名其实叫张曙。
孩子们写给“李存田伯伯”的感谢信有厚厚一摞，翻捡着这些尚未拆封的信件，张曙苦笑着说：“这些都是医药回扣的钱，是黑钱，带血的钱，我有什么脸面接受孩子们的感谢，我怎么对他们讲清这些钱的来历呢？”
内部医生的接连举报，国家严查商业贿赂，这些似乎都不能阻止一家省级大医院高歌猛进的势头。安徽医大附院2005年年度业务收入7亿元，其中药品销售收入3.4亿元。采访中，张曙带记者参观了安徽医大附院，一座造价2.7亿元的气派大楼落成不久，离它不远处，一座造价3.2亿元的大楼正在施工中。
“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家对医院拨款太少，医院为生存以药养医。事实上，医院逐利已经到了不受制约的程度，医疗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大医院楼越盖越高，医疗资源浪费惊人。我们院原来那个楼投入使用才6年，前后装修了4次。盖这么高的楼，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如火灾等，会不会出现吉林医院病人疏散不及的情况？医院需要这么多高楼吗？”张曙满脑疑问。
2. 从收受回扣到举报回扣
张曙1955年出生于皖北农村，“饥饿”给年幼时的张曙留下深刻的印象，“上高中以前没有吃过一顿饱饭”。1982年，作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毕业生，张曙被分配到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994年前后，一些医院开始出现医药回扣现象，不过“那时候一说起医药回扣，大家都会报以鄙视的目光。”
没想到回扣自己送上门来了。“1994年夏天吧，我们让病人到医大一检验中心做检查，事后检验中心送来10元钱。那个检查是必须做的，收到钱我也很高兴。因为想到我们这是正规医院，医生学历很高，收入并不高。这样一个月有两个病人检查，就能收到20元回扣。”张曙回忆说。
时隔不久，张曙还收到了药商送来的秋波。“一位药商像推销员一样闯进了张曙的办公室，给每位医生发了一个信封，里头装着10元钱，说是见面礼。他说如果开他的药，每开一盒有1元的好处。”
渐渐地，张曙发现医药回扣变得不那么遮遮掩掩，数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了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回扣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5%到后来的20%甚至更高。有回扣的药品越来越多，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医生多开有回扣的药，有时候不该用的药用了，不该做的检查也做了。
面对贫病交加的患者和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张曙被一次次刺痛，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而矛盾。
1996年，张曙开始谴责一些乱收回扣的医生，并给安徽省卫生厅写署名信，举报个别医务人员收受回扣问题，举报信寄出后没有任何反响。张曙还找到当时的安徽省卫生厅一位负责人当面反映问题，“那位负责人认为我的行为很搞笑，全国的医院不都这样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998年底，张曙投书《人民日报》，把自己推到了医药回扣事件的风口浪尖上。
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牛汉”的读者来信，信中陈述了安徽医大附院存在的医药回扣现象：“目前在这所医院，普通临床医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受回扣的问题；许多医生介绍病人到安徽医大‘生物楼’和‘高新特中心’做各种化验检查，病人交付现金，化验室按检查费的20%-30%的比例提取回扣给开单的医生。如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元；开一张‘巨胞病毒抗体’，医生得回扣21元；开一张‘全套血脂’，医生得回扣20元；开一张血液流变学，医生得回扣21元。在安徽医大附院，回扣已经形成一个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开了多少化验单，有专人统计，并有专人将回扣送到医生手中……”
举报信的发表在安徽医大附院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安徽医大附院已经通过初评的“全国百佳医院”也泡了汤。张曙一时以“叛徒”的角色出现在医院，许多平日里熟悉的同事见了他便远远躲开，人人和他之间有一道隐形的墙，还有人在背后谩骂：“有本事把事情彻底解决了，留下个烂摊子大家受害……”
一位医院领导找到张曙谈话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嘛，为什么要把事情捅到外头去呢？”张曙明白了，原来在别人眼里，他的举报有“个人目的”。
安徽省卫生厅的调查组也在《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后进驻安徽医大附院，除了张曙承认拿了几十元回扣，再没有别的医生承认拿回扣。在医院的工作会议上，一位院领导高兴地宣布：“没有人拿回扣，某人的举报没有任何根据。”
3. “戚德如”浮出水面，被迫拿回扣作善款
为摆脱举报事件的纷扰，1999年底，张曙前往北京一家大医院进修心血管内科。 他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医院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竟也堂而皇之地坐收回扣。例如进口心脏支架每只300美元，到了患者手中已变成20000元人民币，一位专家每月做10来例手术，仅此一项就有数万元收入。
闲暇之余与国内各省区的进修医生探讨中，张曙得知，收受回扣早已不是哪个地方哪家医院的专利，医药回扣在国内已是遍地生根，有的医院比起安徽医大附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认为张曙的举报错误而可笑，对回扣多的同行，很多人艳羡不已。
张曙的心如同掉进了冰窖，“难道真是我举报错了？”张曙黯然神伤地回到安徽，他有些颓然，于是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一心干好本职工作，不收受回扣，也不再举报回扣。
意外的一件事情打破了他“置身世外”的梦想。2002年年初，张曙给自己的一名亲属看病，交费时发现，明明是自己开出的处方，电脑清单打印出来的处方医生叫“戚德如”，而医院并没有这一戚姓医生。打这以后，张曙开始留意自己的处方，发现他的每一张处方经过电脑处理后，医生都换作了“戚德如”。
时间一久，张曙恍然大悟：戚德如在安徽当地方言里不就是“吃得余”吗？“原来医院把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所开处方都列入戚德如名下，这样药商就不会因送回扣而被发现了。”
2002年年底，安徽医大附院被评为“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这让张曙很受刺激。
2003年2月，经过和院方交涉，张曙的处方得以恢复真名。药商们也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地底下钻了出来，一个个信封塞到张曙手中。医院里人们议论纷纷：“大家都收，他能坐得住？！”
从这一天开始，张曙发现，他和周围同事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在慢慢消融。异样的眼光少了，有的人还嚷嚷着让他请客。“这是带血的钱，来路不正，我不能收。但也不能白白扔了，得给它们找个干净的地方。”张曙说。于是，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每月都会迎来一位行色匆匆的人，他不留真实姓名，不讲自己的职业和住址，甚至连收条都不打算要。
今年1月，张曙再一次实名举报了医药回扣这一老问题，就没有药商送他回扣了。张曙说，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依旧”，目前医院有回扣的药品达400多种。
2005年底，安徽医大附院再次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4. 药越贵开得越多，越便宜越卖不动
在安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看病贵”问题让百姓焦心，也让举报10年没有任何反响的张曙痛心。
张曙扳着指头算了这样一笔账：“2005年安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41元，2005年安徽省直医疗机构每人次住院费用为7800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3年的收入只够住院1次。而安徽省的医疗收费远低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医生每拿一分回扣，就会给病人造成数倍的负担。”
看病贵的主要内容是药费贵和检查费高。因为许多药品有“回扣”促销，医疗单位对病人滥用药物。这样做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病人负担，而且造成了许多毒、副作用。他提供了一份《合肥晚报》，上面一篇《合肥医疗市场调查》的文章说，“一项关于窗口行业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医疗行业的排名倒数第一，其满意度仅为19.4%”。
张曙介绍说，“在安徽医大附院，常常是哪种药有回扣，哪种药销量就大，哪种药降价了，哪种药就滞销。”
“上海生产的一种抗生素，以前每盒售价56元，医院每月销售7000多盒。后来搞药品招标，每盒零售价降到5.5元，现在这种药每月销售不到300盒。有一种口服头孢类抗生素，招标后降价了，药商没有回扣促销，连续4个月，整个医院未能售出一盒。最近几年，国家先后14次给药品降价，常常是一批药品降价了，随后又有一批价格更高的药品进入医院，‘越贵越畅销’。”
安徽淮北市金蟾药业公司生产的华蟾素注射液是一种抗肿瘤药物，该公司总经理尹某被判刑后接受《安徽日报》记者采访时自述：“当初华蟾素注射剂每盒只卖3元钱，还卖不出去。我为了让这种药物得一些奖，特别是挤进医保药物行列，要去打通关键部位人物。后来成功了，公费医疗的人能用了。结果一样的药品卖到288元一盒。”
“华蟾素注射液经过招标、降价，现售价为每盒266.8元。据说每开出一盒回扣是50元。还有两种我们临床常用的抗生素，药品成分、副作用等差不多，一种每支售价8元，另一种每支售价160多元，以每天两支的用量来计算，仅这一项病人每天要支付的费用差价悬殊，一种仅要16元，一种要300多元，医生经常给患者开价高的药品，百姓看病能不贵吗？！”
这种畸形的逆淘汰机制，扭曲了药品流通市场。“像石家庄华北制药等老牌制药企业受冲击很大，他们的药品质优价廉，却往往不能被患者所选择。”张曙说，前一段发生的安徽华源欣弗事件，便是反证。欣弗的出厂价是每瓶2.7元，而定价是38元，药商有充足的“公关”空间，而药企被逼入生存底线。
张曙给患者开处方，有自己严格的准则，那就是在合理用药、疗效确切的基础上，相比较副作用较小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价格便宜的药品。即便这样，他每月仍能收到一两千元的回扣。“那些狠一点的医生，每月回扣超万元很容易；那些极少数掌握药品购销权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额来形容。”
“全社会都在抱怨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的执业环境恶劣。中国的医生，受教育程度高，工作辛苦，职业风险又大。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既可恨，又可悲。”张曙希望通过自己的举报，能为治理医药回扣找到一剂“良药”。
◎对话
跳出医院看回扣——一位举报医生的良心自省
■记者：您举报医药回扣现象10年了，周围同事和家里人都怎么看您这种行为？
■张曙：在这个问题上，我家人其实都反对。我现在不愿意说自己，老说我怎么怎么，让大家忽略了我做的这件事，好像我特爱露脸似的。事实上，同事们不都是恨我的，真正恨我的人在医院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到1/10，现在很多同事都认为我做得对，只是他们不便于站出来。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安徽医大一些老教授就支持我，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从上海支援安徽过来的，有的抛弃了洋房汽车。现在他们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做得对，安徽医大的精神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记者：也有人说您像堂吉诃德，一个人和风车、羊群等假想敌作战？您多年的举报似乎没有结果？也没有触及到痛处？
■张曙：过去提到堂吉诃德，好像是个不好的人物。堂吉诃德有什么不好，多几个堂吉诃德不就把大风车撕破了吗？
这么多年的举报，每次都“查无实据”，都摆在那里怎么就查无实据呢？但这样的结果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医药回扣问题。过去我举报个别人，后来发现从安徽到北京都这样，一条鱼死了可能是鱼的问题，一塘鱼都死了就是池子出了问题。举报一个医生，抓了他其他人照样收回扣，一个药商倒了，其他药商还是会把回扣送来，一个医院被查了，其他医院还是这样干啊。
药品的生产和流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其巨额利润造就了一些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背后的力量太大了，所以在中国查药品回扣很难，药商、医院和其背后的受益者都不希望哪个药商倒下，一个倒下就会拔起萝卜带出泥，包括那些著名专家，和掌握药品购销权的各个审批环节和部门，全国都有人在背后保它。我们的卫生系统怎么会说自己有问题，我们这个行业很阳光，成绩越来越好嘛。
■记者：您要是适应这种规则，日子也会越来越好，为什么不满于现状呢？
■张曙：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良心，应该站出来讲点实话。中国的医药行业这样做不对头。有人说，医生辛苦又有风险，受教育程度也高，多拿点无可厚非。但是凡事要讲规则，比医生辛苦又危险的行业多得是。警察说，我比人辛苦又站在刀尖上，我要多拿。有人说我身强力壮，我应该比人多拿。人人都要多拿多占，我们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我个人很满足于现状，我每月有3000多元的工资，房子够住，比起很多同龄人，我很幸运。但是要说孩子出国需要用钱呀什么的，我当然还缺。但我相信这个社会制度，很多贪官就是不相信制度，想在位时多捞一把，把自己捞进去了。
■记者：医药回扣应该是整个社会商业贿赂现象中的一个小分支，您觉得医药回扣风愈演愈烈，原因是什么？
■张曙：医药回扣屡禁不止，我认为有四大原因。一是药品流通领域秩序混乱，政府职能监管部门严重缺位，有的还把手伸向这里，多一个环节往往多一双手；二是医疗技术定价不合理；三是医院内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医院里财务不透明，决策不民主；四是受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
■记者：您说医生收受回扣可悲又可怜，那么我们打击医疗回扣的思路错了？
■张曙：现在人们将医药回扣问题都归咎到医疗行业，这其实对医生很不公平，医生也成为社会舆论的受害者，他们只是整个食物链中的一环。医药行业的暴利很多都流向了其他中间环节，没有监管者的纵容，医疗行业不会出这么多问题。
医疗回扣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危险境地。我们医院的纪委书记早些时候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讲，如果不能有效地刹住回扣风，药厂就会和有关部门串通一气，控制医院，妨碍医院的正常工作。药品回扣将会带有黑社会性质，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记者：您多年举报没有结果，您自己和家人都受到伤害，也不被人理解。好比在公交车上遇见小偷，大家都不作声，你制止小偷，被捅了，受帮助的人走了，周围乘客还说风凉话。
■张曙：这个可以这么说，但也不全是这样。很多医生还是有正义感的，只是我们这个体制让他不方便站出来，谁站出来承认收了回扣，别人不承认，最后只有他自己可能受到惩罚嘛。我想以后会有越来越多有良知的医生站出来。医药回扣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滑坡，和其他领域的回扣腐败是有关联的，为什么我举报多年没有结果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记者手记
张曙与"学生守则"
张曙在写给记者的信件中说，他已经做好了当一个"殉道者"的准备。张曙是否会成为殉道者令人关注，不过，我更关注的是张曙成为殉道者之后又如何呢？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不乏殉道者的身影。最出名的当数中世纪那个坚守"日心说"的布鲁诺，布鲁诺被烧死后，人们不仅记住了他，还动摇了"地心说"的地位。可是张曙呢？他的殉道似乎不是殉道，而是现行医药体制的受害者，一个讲真话的人被淘汰出局了，是一种逆向淘汰。张曙出局后，药商回扣照送，医生回扣照拿，掌握药品进购、审批大权的人可以生活得更好。甚至这一切风平浪静之后，人们已经记不起张曙是谁，他干了些什么？
我们身边已经有太多这样活生生的例子：湖南医生××举报医院雁过拔毛，四川医生××举报医药回扣，……最后这些留下来的生存维艰，有的被迫远走他乡。
在我看来，张曙更像是一个好学生，他模范地遵守学生守则，他发现有人不遵守守则会站出来大声喝止。而张曙的悲剧就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依靠守则来运行，而是守则以外的很多潜规则，台上讲的是一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换句话来说，学生守则只是挂在那里约束好学生的。学生守则说，不准学生作弊，但如果老师组织全班学生作弊呢？或者是校长为了提高学校成绩，对作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甚或是学校的上级得到了某种好处，也在纵容作弊呢？如果是这样，这个模范遵守学生守则的学生就会成为一个"不听话"的学生，不仅他的举报不会有什么结果，反而会招致天怨人怒。
这不，我们从安徽医大附院的网站上得知，这家医院正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治理商业贿赂的精神，自查自纠活动搞得火热。没有人承认自己收受了回扣，只有张曙一人在说，怎么没有人收呢？我看见大家都收了，我就收了45000元。最后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一个诚实的人最终有可能成为"反面典型"。
医药回扣风愈演愈烈，背后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它的力量强大得足以左右涉入这个行业的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我们不希望张曙成为"殉道者"，被逆向淘汰。我们也不应用普适的道德观念去指责那些不敢站出来的回扣医生。恰恰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个制度设计会产生逆向淘汰的结果？这个扭曲价值观念的生存土壤该如何改良？【来源：燕赵都市报】
■调查事件：
张曙，安徽医大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10年前，他开始成为医院的“叛徒”，矢志不渝地举报医药回扣；10年后，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之风愈演愈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医院还先后被授予“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安徽省医德医风示范单位”。张曙因举报医药回扣，成为医院的“另类”，同事唯恐避之不及。他拒绝回扣，回扣依然紧盯着他，等他大方收下回扣，人们从疏远到接纳他。面对回扣得来的“黑钱”，他寝食不安，悉数捐献给安徽省妇联，资助了近百名失学儿童。10年来，张曙跳不出医药回扣的大网，以亲身经历举报回扣得不到结果，陷入了堂吉诃德式怪圈。
1. 举报回扣现象错了吗？
刚过“小雪”节气，一场不期而至的风雨突袭了合肥，安徽医大附院里依然人流如织。凄风冷雨中，身形单薄，头发稀疏，架着一副眼镜的张曙，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勇敢站出来挑战医药回扣潜规则的举报者。
“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我的心情，可悲、尴尬、迷惘……都不是。”雨雾朦胧的镜片后面，张曙那双眼睛清澈又坚定，“它让我更深层次地思考医药领域里的腐败问题”。
今年8月，张曙再次给国务院纠风办写信，反映安徽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问题。之前多家媒体的火力集中对准了这家医院的医疗腐败问题，本届中央政府也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满怀希冀的张曙希望他举报了10年的医药回扣问题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个转机，结果他失望了，信件被转到了安徽省纠风办，而后查无结果。
从举报到信件转移到医院的上级，然后到医院自查自纠，这样的举报经历张曙品尝了多遍。而这一过程中，接连发生的事情，更让张曙张口结舌。
2005年7月，安徽医大附院药剂科副主任贾某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捕，同年9月被保外就医，今年早些时候，检察机关已经撤销这一案件。
2005年，安徽医大附院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他们都没有错，难道是我错了吗？如果是我错了，我举报了这么多年，医院为什么不告我？”张曙自言自语道。
在今年2月以前，张曙将自己3年来收受的医药回扣4.5万元捐给了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用以资助贫困失学儿童。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最近才知道，那个经常来捐款的“李存田”，真名其实叫张曙。
孩子们写给“李存田伯伯”的感谢信有厚厚一摞，翻捡着这些尚未拆封的信件，张曙苦笑着说：“这些都是医药回扣的钱，是黑钱，带血的钱，我有什么脸面接受孩子们的感谢，我怎么对他们讲清这些钱的来历呢？”
内部医生的接连举报，国家严查商业贿赂，这些似乎都不能阻止一家省级大医院高歌猛进的势头。安徽医大附院2005年年度业务收入7亿元，其中药品销售收入3.4亿元。采访中，张曙带记者参观了安徽医大附院，一座造价2.7亿元的气派大楼落成不久，离它不远处，一座造价3.2亿元的大楼正在施工中。
“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家对医院拨款太少，医院为生存以药养医。事实上，医院逐利已经到了不受制约的程度，医疗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大医院楼越盖越高，医疗资源浪费惊人。我们院原来那个楼投入使用才6年，前后装修了4次。盖这么高的楼，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如火灾等，会不会出现吉林医院病人疏散不及的情况？医院需要这么多高楼吗？”张曙满脑疑问。
2. 从收受回扣到举报回扣
张曙1955年出生于皖北农村，“饥饿”给年幼时的张曙留下深刻的印象，“上高中以前没有吃过一顿饱饭”。1982年，作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毕业生，张曙被分配到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994年前后，一些医院开始出现医药回扣现象，不过“那时候一说起医药回扣，大家都会报以鄙视的目光。”
没想到回扣自己送上门来了。“1994年夏天吧，我们让病人到医大一检验中心做检查，事后检验中心送来10元钱。那个检查是必须做的，收到钱我也很高兴。因为想到我们这是正规医院，医生学历很高，收入并不高。这样一个月有两个病人检查，就能收到20元回扣。”张曙回忆说。
时隔不久，张曙还收到了药商送来的秋波。“一位药商像推销员一样闯进了张曙的办公室，给每位医生发了一个信封，里头装着10元钱，说是见面礼。他说如果开他的药，每开一盒有1元的好处。”
渐渐地，张曙发现医药回扣变得不那么遮遮掩掩，数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了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回扣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5%到后来的20%甚至更高。有回扣的药品越来越多，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医生多开有回扣的药，有时候不该用的药用了，不该做的检查也做了。
面对贫病交加的患者和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张曙被一次次刺痛，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而矛盾。
1996年，张曙开始谴责一些乱收回扣的医生，并给安徽省卫生厅写署名信，举报个别医务人员收受回扣问题，举报信寄出后没有任何反响。张曙还找到当时的安徽省卫生厅一位负责人当面反映问题，“那位负责人认为我的行为很搞笑，全国的医院不都这样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998年底，张曙投书《人民日报》，把自己推到了医药回扣事件的风口浪尖上。
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牛汉”的读者来信，信中陈述了安徽医大附院存在的医药回扣现象：“目前在这所医院，普通临床医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受回扣的问题；许多医生介绍病人到安徽医大‘生物楼’和‘高新特中心’做各种化验检查，病人交付现金，化验室按检查费的20%-30%的比例提取回扣给开单的医生。如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元；开一张‘巨胞病毒抗体’，医生得回扣21元；开一张‘全套血脂’，医生得回扣20元；开一张血液流变学，医生得回扣21元。在安徽医大附院，回扣已经形成一个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开了多少化验单，有专人统计，并有专人将回扣送到医生手中……”
举报信的发表在安徽医大附院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安徽医大附院已经通过初评的“全国百佳医院”也泡了汤。张曙一时以“叛徒”的角色出现在医院，许多平日里熟悉的同事见了他便远远躲开，人人和他之间有一道隐形的墙，还有人在背后谩骂：“有本事把事情彻底解决了，留下个烂摊子大家受害……”
一位医院领导找到张曙谈话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嘛，为什么要把事情捅到外头去呢？”张曙明白了，原来在别人眼里，他的举报有“个人目的”。
安徽省卫生厅的调查组也在《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后进驻安徽医大附院，除了张曙承认拿了几十元回扣，再没有别的医生承认拿回扣。在医院的工作会议上，一位院领导高兴地宣布：“没有人拿回扣，某人的举报没有任何根据。”
3. “戚德如”浮出水面，被迫拿回扣作善款
为摆脱举报事件的纷扰，1999年底，张曙前往北京一家大医院进修心血管内科。 他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医院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竟也堂而皇之地坐收回扣。例如进口心脏支架每只300美元，到了患者手中已变成20000元人民币，一位专家每月做10来例手术，仅此一项就有数万元收入。
闲暇之余与国内各省区的进修医生探讨中，张曙得知，收受回扣早已不是哪个地方哪家医院的专利，医药回扣在国内已是遍地生根，有的医院比起安徽医大附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认为张曙的举报错误而可笑，对回扣多的同行，很多人艳羡不已。
张曙的心如同掉进了冰窖，“难道真是我举报错了？”张曙黯然神伤地回到安徽，他有些颓然，于是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一心干好本职工作，不收受回扣，也不再举报回扣。
意外的一件事情打破了他“置身世外”的梦想。2002年年初，张曙给自己的一名亲属看病，交费时发现，明明是自己开出的处方，电脑清单打印出来的处方医生叫“戚德如”，而医院并没有这一戚姓医生。打这以后，张曙开始留意自己的处方，发现他的每一张处方经过电脑处理后，医生都换作了“戚德如”。
时间一久，张曙恍然大悟：戚德如在安徽当地方言里不就是“吃得余”吗？“原来医院把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所开处方都列入戚德如名下，这样药商就不会因送回扣而被发现了。”
2002年年底，安徽医大附院被评为“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这让张曙很受刺激。
2003年2月，经过和院方交涉，张曙的处方得以恢复真名。药商们也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地底下钻了出来，一个个信封塞到张曙手中。医院里人们议论纷纷：“大家都收，他能坐得住？！”
从这一天开始，张曙发现，他和周围同事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在慢慢消融。异样的眼光少了，有的人还嚷嚷着让他请客。“这是带血的钱，来路不正，我不能收。但也不能白白扔了，得给它们找个干净的地方。”张曙说。于是，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每月都会迎来一位行色匆匆的人，他不留真实姓名，不讲自己的职业和住址，甚至连收条都不打算要。
今年1月，张曙再一次实名举报了医药回扣这一老问题，就没有药商送他回扣了。张曙说，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依旧”，目前医院有回扣的药品达400多种。
2005年底，安徽医大附院再次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4. 药越贵开得越多，越便宜越卖不动
在安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看病贵”问题让百姓焦心，也让举报10年没有任何反响的张曙痛心。
张曙扳着指头算了这样一笔账：“2005年安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41元，2005年安徽省直医疗机构每人次住院费用为7800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3年的收入只够住院1次。而安徽省的医疗收费远低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医生每拿一分回扣，就会给病人造成数倍的负担。”
看病贵的主要内容是药费贵和检查费高。因为许多药品有“回扣”促销，医疗单位对病人滥用药物。这样做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病人负担，而且造成了许多毒、副作用。他提供了一份《合肥晚报》，上面一篇《合肥医疗市场调查》的文章说，“一项关于窗口行业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医疗行业的排名倒数第一，其满意度仅为19.4%”。
张曙介绍说，“在安徽医大附院，常常是哪种药有回扣，哪种药销量就大，哪种药降价了，哪种药就滞销。”
“上海生产的一种抗生素，以前每盒售价56元，医院每月销售7000多盒。后来搞药品招标，每盒零售价降到5.5元，现在这种药每月销售不到300盒。有一种口服头孢类抗生素，招标后降价了，药商没有回扣促销，连续4个月，整个医院未能售出一盒。最近几年，国家先后14次给药品降价，常常是一批药品降价了，随后又有一批价格更高的药品进入医院，‘越贵越畅销’。”
安徽淮北市金蟾药业公司生产的华蟾素注射液是一种抗肿瘤药物，该公司总经理尹某被判刑后接受《安徽日报》记者采访时自述：“当初华蟾素注射剂每盒只卖3元钱，还卖不出去。我为了让这种药物得一些奖，特别是挤进医保药物行列，要去打通关键部位人物。后来成功了，公费医疗的人能用了。结果一样的药品卖到288元一盒。”
“华蟾素注射液经过招标、降价，现售价为每盒266.8元。据说每开出一盒回扣是50元。还有两种我们临床常用的抗生素，药品成分、副作用等差不多，一种每支售价8元，另一种每支售价160多元，以每天两支的用量来计算，仅这一项病人每天要支付的费用差价悬殊，一种仅要16元，一种要300多元，医生经常给患者开价高的药品，百姓看病能不贵吗？！”
这种畸形的逆淘汰机制，扭曲了药品流通市场。“像石家庄华北制药等老牌制药企业受冲击很大，他们的药品质优价廉，却往往不能被患者所选择。”张曙说，前一段发生的安徽华源欣弗事件，便是反证。欣弗的出厂价是每瓶2.7元，而定价是38元，药商有充足的“公关”空间，而药企被逼入生存底线。
张曙给患者开处方，有自己严格的准则，那就是在合理用药、疗效确切的基础上，相比较副作用较小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价格便宜的药品。即便这样，他每月仍能收到一两千元的回扣。“那些狠一点的医生，每月回扣超万元很容易；那些极少数掌握药品购销权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额来形容。”
“全社会都在抱怨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的执业环境恶劣。中国的医生，受教育程度高，工作辛苦，职业风险又大。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既可恨，又可悲。”张曙希望通过自己的举报，能为治理医药回扣找到一剂“良药”。
◎对话
跳出医院看回扣——一位举报医生的良心自省
■记者：您举报医药回扣现象10年了，周围同事和家里人都怎么看您这种行为？
■张曙：在这个问题上，我家人其实都反对。我现在不愿意说自己，老说我怎么怎么，让大家忽略了我做的这件事，好像我特爱露脸似的。事实上，同事们不都是恨我的，真正恨我的人在医院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到1/10，现在很多同事都认为我做得对，只是他们不便于站出来。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安徽医大一些老教授就支持我，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从上海支援安徽过来的，有的抛弃了洋房汽车。现在他们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做得对，安徽医大的精神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记者：也有人说您像堂吉诃德，一个人和风车、羊群等假想敌作战？您多年的举报似乎没有结果？也没有触及到痛处？
■张曙：过去提到堂吉诃德，好像是个不好的人物。堂吉诃德有什么不好，多几个堂吉诃德不就把大风车撕破了吗？
这么多年的举报，每次都“查无实据”，都摆在那里怎么就查无实据呢？但这样的结果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医药回扣问题。过去我举报个别人，后来发现从安徽到北京都这样，一条鱼死了可能是鱼的问题，一塘鱼都死了就是池子出了问题。举报一个医生，抓了他其他人照样收回扣，一个药商倒了，其他药商还是会把回扣送来，一个医院被查了，其他医院还是这样干啊。
药品的生产和流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其巨额利润造就了一些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背后的力量太大了，所以在中国查药品回扣很难，药商、医院和其背后的受益者都不希望哪个药商倒下，一个倒下就会拔起萝卜带出泥，包括那些著名专家，和掌握药品购销权的各个审批环节和部门，全国都有人在背后保它。我们的卫生系统怎么会说自己有问题，我们这个行业很阳光，成绩越来越好嘛。
■记者：您要是适应这种规则，日子也会越来越好，为什么不满于现状呢？
■张曙：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良心，应该站出来讲点实话。中国的医药行业这样做不对头。有人说，医生辛苦又有风险，受教育程度也高，多拿点无可厚非。但是凡事要讲规则，比医生辛苦又危险的行业多得是。警察说，我比人辛苦又站在刀尖上，我要多拿。有人说我身强力壮，我应该比人多拿。人人都要多拿多占，我们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我个人很满足于现状，我每月有3000多元的工资，房子够住，比起很多同龄人，我很幸运。但是要说孩子出国需要用钱呀什么的，我当然还缺。但我相信这个社会制度，很多贪官就是不相信制度，想在位时多捞一把，把自己捞进去了。
■记者：医药回扣应该是整个社会商业贿赂现象中的一个小分支，您觉得医药回扣风愈演愈烈，原因是什么？
■张曙：医药回扣屡禁不止，我认为有四大原因。一是药品流通领域秩序混乱，政府职能监管部门严重缺位，有的还把手伸向这里，多一个环节往往多一双手；二是医疗技术定价不合理；三是医院内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医院里财务不透明，决策不民主；四是受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
■记者：您说医生收受回扣可悲又可怜，那么我们打击医疗回扣的思路错了？
■张曙：现在人们将医药回扣问题都归咎到医疗行业，这其实对医生很不公平，医生也成为社会舆论的受害者，他们只是整个食物链中的一环。医药行业的暴利很多都流向了其他中间环节，没有监管者的纵容，医疗行业不会出这么多问题。
医疗回扣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危险境地。我们医院的纪委书记早些时候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讲，如果不能有效地刹住回扣风，药厂就会和有关部门串通一气，控制医院，妨碍医院的正常工作。药品回扣将会带有黑社会性质，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记者：您多年举报没有结果，您自己和家人都受到伤害，也不被人理解。好比在公交车上遇见小偷，大家都不作声，你制止小偷，被捅了，受帮助的人走了，周围乘客还说风凉话。
■张曙：这个可以这么说，但也不全是这样。很多医生还是有正义感的，只是我们这个体制让他不方便站出来，谁站出来承认收了回扣，别人不承认，最后只有他自己可能受到惩罚嘛。我想以后会有越来越多有良知的医生站出来。医药回扣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滑坡，和其他领域的回扣腐败是有关联的，为什么我举报多年没有结果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记者手记
张曙与"学生守则"
张曙在写给记者的信件中说，他已经做好了当一个"殉道者"的准备。张曙是否会成为殉道者令人关注，不过，我更关注的是张曙成为殉道者之后又如何呢？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不乏殉道者的身影。最出名的当数中世纪那个坚守"日心说"的布鲁诺，布鲁诺被烧死后，人们不仅记住了他，还动摇了"地心说"的地位。可是张曙呢？他的殉道似乎不是殉道，而是现行医药体制的受害者，一个讲真话的人被淘汰出局了，是一种逆向淘汰。张曙出局后，药商回扣照送，医生回扣照拿，掌握药品进购、审批大权的人可以生活得更好。甚至这一切风平浪静之后，人们已经记不起张曙是谁，他干了些什么？
我们身边已经有太多这样活生生的例子：湖南医生××举报医院雁过拔毛，四川医生××举报医药回扣，……最后这些留下来的生存维艰，有的被迫远走他乡。
在我看来，张曙更像是一个好学生，他模范地遵守学生守则，他发现有人不遵守守则会站出来大声喝止。而张曙的悲剧就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依靠守则来运行，而是守则以外的很多潜规则，台上讲的是一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换句话来说，学生守则只是挂在那里约束好学生的。学生守则说，不准学生作弊，但如果老师组织全班学生作弊呢？或者是校长为了提高学校成绩，对作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甚或是学校的上级得到了某种好处，也在纵容作弊呢？如果是这样，这个模范遵守学生守则的学生就会成为一个"不听话"的学生，不仅他的举报不会有什么结果，反而会招致天怨人怒。
这不，我们从安徽医大附院的网站上得知，这家医院正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治理商业贿赂的精神，自查自纠活动搞得火热。没有人承认自己收受了回扣，只有张曙一人在说，怎么没有人收呢？我看见大家都收了，我就收了45000元。最后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一个诚实的人最终有可能成为"反面典型"。
医药回扣风愈演愈烈，背后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它的力量强大得足以左右涉入这个行业的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我们不希望张曙成为"殉道者"，被逆向淘汰。我们也不应用普适的道德观念去指责那些不敢站出来的回扣医生。恰恰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个制度设计会产生逆向淘汰的结果？这个扭曲价值观念的生存土壤该如何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