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9:47:46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吗？（及其它）
作者：北星之光 提交日期：2004-4-25 19:47:00我们知道，所有宗教从本质上都宣扬一种对某种人格化的神秘力量的、排斥任何实证方式的无条件信仰，同时，将客观世界的一切存在物（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归结为这种人格化神秘力量的存在和作用的某种外化表现，比如基督教就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可以说，几乎一切宗教教义将客观世界的几乎全部范围认定为该宗教所信仰的人格化神秘力量某种作用的表现，而这些宗教教义关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于神秘主义的解释成为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来说，对宗教教义的无条件接受，就使他拥有了完整的、来自宗教教义的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等。
在宗教势力占有政治统治地位的政教合一的社会中，一方面，宗教势力必须通过维护宗教教义的权威来维持自身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地位，将任何社会成员或组织质疑该宗教教义的行为视为不可饶恕的异端行为。而前面说过，宗教教义中包括了宗教的神秘主义的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等。因此，宗教势力必须全面打击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人生观、道德观的异于宗教教义的解释。这样一来，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宗教势力全面封杀了社会成员对客观世界几乎一切领域的自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的能力，从而全面封杀了几乎一切科学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常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宗教势力不惜代价的长时间反复宣传下，社会成员被严重洗脑，绝大多数虔诚的宗教徒都信仰宗教教义的解释——即把客观世界当作神秘力量的存在和作用的体现——，而消褪了对客观世界的进行亲历亲为地研究的热情。因此，在这种社会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事实上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无独立思想能力的精神白痴。
因此，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科学精神受到来自以宗教势力为首的统治势力的客观遏制力和来自自身的主观抑制力的双重打压。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科学研究的高潮，在基督教成为主导力量，社会型态堕落为政教合一、时间跨度将近1000年的欧洲中世纪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科学的进展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只是看到了宗教势力对各种异端的无情迫害，使整个社会相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全方位倒退。可见，宗教及宗教势力是人类社会中科学精神萌芽和发展的最大敌人。在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中，科学精神只能是极小部分社会成员，以一种秘密的形式，在小范围内艰难地传承和发展。
所谓科学精神，大体来说，就是指人类客观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精神，而所谓客观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就是将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性判断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因此科学精神，归根到底表现为一种追求实证的精神。在科学精神中有三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对事物的研究态度是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而排除任何先验的宗教神秘主义或玄学理论——所谓玄学理论，也称形而上学理论，是研究是人类经验范围之外、因而无法证明的客观存在的理论——所左右；其次，在考察事物存在方式，进行客观描述时，不对事物的存在方式进行主观性的扭曲；第三，对被认识的存在物及其存在方式的解释，始终建立在客观世界存在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而不归结为人格化神秘力量或玄学中的客观存在——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作用。可见，宗教和形而上学是最主要的压制科学精神的因素，而其中尤其以被宗教势力强力维护的宗教的影响最大，在宗教势力和她维护的宗教信仰禁锢下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这三个方面几乎都无法体现出任何科学精神。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欧洲中世纪的同时期内，科技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远快于欧洲，这主要归结于当时中国社会中，没有陷入政教合一的泥潭中，而是发展成为了一个比较典型世俗化社会，即政教分离的、宗教势力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的社会。由于宗教势力没有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并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势力无法为维护自身权威而全面压制社会成员的科学精神的发展，并通过这种压制全面遏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宗教及宗教势力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降到最低。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权威，也制造了一整套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关于当时社会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并且以国家机器的力量维护这种理论的权威性，同时打压社会成员一切对这个理论进行质疑和挑战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压制了关于政治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思想自由，并遏制了这些学科和该领域科学精神的发展。但是这种压制从范围上说是狭窄的，远远没有涉及到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全部领域，尤其是域及针对自然科学及技术领域的科学精神。
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严格意义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则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它的错误在于：将是否产生近代严格意义的科学作为某种文化和某个民族是否具有科学精神的标准，从而错误地认识了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不能以此来判断某种文化和某个民族是否具有科学精神。以自然科学为例，所谓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在科学方法论（这里指出研究自然的科学方法论，下同）作用下对客观世界进行研究后总结出的学说，而科学方法论是指通过以科学实验为主要方式的实践活动，认识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以及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并尽量通过数学关系式将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量化，从而从定性和定量的两个角度，揭示认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客观事物相互关系的本质。
从这个角度看，科学方法论是产生严格意义的科学的必要前提，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能产生于科学方法论被发明之后。而科学方法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如迦利略等人发明的，因此只有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才得以产生并发展起来。在这之前的科学都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如虽然古希腊的科学比较繁荣，发展出了形式逻辑（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是中国先秦墨子逻辑和印度的因明学）和独一无二的公理体系的几何学，但是古希腊的所谓科学，由于科学实验意识的缺乏和代数学水平的低下，使得在客观不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所有必有因素，因此，古希腊人并没有发展出科学方法论，充其量是提供了形成科学方法论的部分必要因素。因此，由于科学方法论的缺乏，古希腊的科学只能称之为前严格意义科学的科学，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古希腊人就没有科学精神
我们说古希腊人具有科学精神，是因为他们看待和研究世界具有实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同样道理，虽然中国在欧洲中世纪同期也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是，由于宗教势力影响和控制力的薄弱，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虽然民间无法彻底根除迷信的深刻影响，但是社会的主流文化界还是能最大程度地摆脱宗教迷信的影响，体现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精神的。
比如历史学，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将忠于史实作为自己的天职，而且统治阶级也有尊重历史事实的传统，使得历史学的发展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优秀组成部分。历代的学者遵循严格求实的态度，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的记录；研究历史的学者，对历史史实的认定是通过全面的实证工作完成的，并且这些学者基本能够将历史的发展规律归结为人类社会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以此作为历史的经验提供给国家统治阶级（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进行参考，希望他们从这些经验汲取教训，指导他们理性地治理国家。总之，从中国历史学中，对历史史实的记录和考证，以及对历史规律的总结等几个方面来看，都体现了基本排除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充满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
下面重点讨论一下中医学，我们可以从这一中国古代最突出的自然科学成就中探讨一下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科学精神。一般认为中医学与现代医学不具可比性，因为现代医学是建立在近现代生物学、生理学、化学等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是建立在充分认识人体的各种器官、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充分认识致病因素的性质以及其对人体的损害机理，并且充分认识针对致病因素的药物的化学结构以及在人体中的治疗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同时具备了，那么医学才能真正成为真正的科学。因此，普遍的认识是，对照这三个方面，由于中医学形成年代的久远和文化背景的迥异，中医学在这三个方面的科学知识都不具备，因此中医学是不科学的，甚至更加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医学是缺乏科学精神，充满宗教迷信和玄学色彩的巫术。但是这是对中医学以及相关中国文化了解不够产生的偏见和误解。中医学虽然无法达到现代医学的科学高度，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一步也离不开实证的方式，并且由于实证方式的作用，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褪却宗教迷信和玄学色彩，而充分表现出科学精神。下面就中医学中体现的科学精神简略说明一下：
中医学对人体内各功能系统是否正常运行，人体健康与否的认识，是在气的层次上进行的，所谓气是指人体内部的精微物质，是人体内脏器官、血液及内分泌等系统功能正常运行的能量和信息来源，只有当人体内部气机畅通，各种类型的气维持相当活力，人体才能保持阴阳平衡，人体各器官、系统才能正常运行，人体才能表现出整体性的健康。因此，人体内气是人体内最高层次的控制性物质，而气保持其活力，并行使正常功能，必须依靠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处于健康状态才有可能。因此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行是人体健康的决定性因素。承认人体内存在着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并且承认气和该系统对人体健康的极端重要性，是认识中医学原理的关键点。当然，中医学对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认识程度只能到确定其有，并确定其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无法从更深的层次认识到气及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本质。
那么，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存在是客观认识的结果，还是一种宗教迷信或玄学观念呢？如果是客观认识，那么中医学是如何认识到人体内存在着气和这个系统的呢，要知道现代医学并不能通过人体解剖的手段证明气和这一系统的存在。我们从中医学典籍上可以看到，中医学对气和这个系统的认识并不是主观臆断的，而是通过主观体验并反复验证进行认识的，也就是说通过独特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方法认识到气和这一系统的客观存在的，并且还通过医学实践证明了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存在，并通过实证的方法认识到气和这一系统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由于诞生时科学水平的整体低下，中医学不可能知道人体内部各种器官和血液、内分泌等系统现代生理学意义上的具体功能和结构，但是中医学却可以通过对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与人体健康关系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从气这个层次入手，确定人体健康的标准，同时也就确定了人体不健康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在人体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中医的思路是通过医疗手段，使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恢复正常状态，使气发挥其正常功能，在气的作用下，使气控制的病变系统恢复正常，最终使人体各功能处于健康状态。这一点正是中医学治病原理和存在价值所在。而对气的存在和气的作用的认识，恰恰是现代医学所没有认识的，并且可能通过现有手段和现有知识系统没有能力认识的。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生理学对人体和生命的认识并不全面，还没有真正揭示人体的奥秘所在。因此，建立在现代生理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并不能作为绝对的标准批判中医学。
同样，中医学对致使人体生病的因素不可能达到现代科学的水平，不可能知道各种病毒、细菌的种类和具体的生物结构，我们看到中医学对各种致病因素的描述无疑是比较原始的，这与中医学诞生的年代密切相关。但是，中医学还是将致病因素作为客观的物质加以描述和分析，而不是主观臆断为充满宗教迷信色彩的所谓魔鬼的入侵和上帝的惩罚。同时，中医学也无法确知这些致病因素对人体内部各器官以及各个系统的现代医学水平上的具体损害状况，当然也无法在这个层次上有针对性对消除致病因素，恢复被损害的人体功能。但是，中医学由于对人体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患者的种种外在表现，可以准确认识这些致病因素对人体气的功能的损害，并根据气与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固有关系，判断致病因素对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损害，中医学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通过总结，将人体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被损害情况进行分类，同时也将该系统的每一类受损情况作为疾病的一个类型，中医学正是在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这个层次上对人体的疾病进行了分类和解释。
在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层次上认识人体的疾病种类和它们对人体的损害之后，中医学就用各种方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治疗的手段不仅仅让病人服食药物，还运用包括针灸、推拿等在现代医学看来无法解释的荒谬方法，有些观点就根据中医学的这些看似荒谬的治疗手段来断定中医学的非科学性。造成这种偏见的原因是现代医学不理解，中医学的治疗对象和治疗手段几乎完全是针对人体的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医学的治疗的根本目的是使人体内气恢复正常功能，并通过气的控制作用使病变系统恢复健康，而其手段就是调节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使其从不正常状态转向正常状态，针灸、推拿等治疗手段都是以此为目的的。
中医学治疗的哲学原理是“扶正祛邪”，大致原则是通过各种医学手段，调查人体内被疾病损害的气的运行状态，然后通过种种相应的医疗手段调整人体的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在人体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功能全面恢复后，激活了气对人体各个系统的控制作用，恢复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并大大增强人体免疫系统的活力，通过免疫系统消灭致病因素；同时通过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恢复正常，使被损害的器官和组织功能在恢复正常功能的气的运作和控制之下全面恢复活力，重新恢复各自的功能。
因此，中医学对人体疾病的治疗，是依靠中医学对人体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了解，直接作用于该系统，并通过该系统中的气对人体其他系统的控制作用，使人体系统全面恢复正常。在整个过程中，通过实践方式，在实证基础上，中医学确切地知道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存在，知道气和该系统对人体健康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无法知道气和该系统的本质，无法知道该系统对其他系统的控制作用的原理，以及人体器官和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中医学对人体疾病的治疗就是通过对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这一人体最高层次系统的调节，依靠气与其他系统的自在关系进行的，虽然无法知道这种自在关系和其他器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更多知识，但是只要认识到这种自在关系的存在，也能治疗疾病。所以，中医学才能在生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知识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中医学不仅仅在现代医学之前独步世界，而且还能给现代医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十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我们知道，现代医学能够依靠对致病因素的科学的认识，能够通过药物针对性地有效地杀灭各种致病的细菌和病毒，这是中医学无法达到的水平，中医学更多时只能依靠恢复和加强气的功能，扶持人体的免疫系统，并通过免疫系统功能的恢复和加强，间接地消灭致病因素。但是现代医学却对如何恢复被致病因素损害的器官和各个系统的活力和功能一筹莫展，如现代医学可以通过杀菌杀灭引致慢性肝炎的细菌，但是被损害的肝脏功能很难恢复过来。这是因为现代医学不知道人体中的气对器官、组织的活力和功能的决定性控制功能，并通过相应手段利用气的功能使这器官和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而中医学在这方面却远远强过现代医学，这也是中医学的对现代医学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
总之，我们从中医学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和相应的治疗方法和对策等几个方面的考察，充分说明，中医学并非是充满宗教迷信色彩的巫术，或是充满形而上学色彩的玄学，而是通过实践的方式，依据客观的效果和验证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中医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然而由于其对人体的甚深层次具有不可思议的认识能力，使中医学在具有先天固有的重大缺陷的同时，又具有非凡的、有时是现代医学也无法达到的医疗水平。因此，对中医学特点的充分认识可知，中医学是无数医家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通过不断的、反复的实证而创立的宏大的系统学说。
同样，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其他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学、天文学、农学、航海学以及种类繁多的工程学等等学科，虽然在方法论和思维偏向上有着种种局限性和缺陷，使其无法达到现代科学的理论水平，但是它们无不象中医学学一样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都是在追求实证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的，因此充分体现出浓厚的科学精神。怎么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呢？甚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巨大影响的宗教——佛教和道教，都是强调通过，某种可行的技术性手段，达到通过实证为客观存在的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的巨大跃升，而这种使个体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发生巨大飞跃的技术性手段，具有程序性、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是通过实证为客观存在的。这就是说，佛教和道教中人类生存的此岸和彼岸是可以通过客观存在的技术性手段加以沟通的，彼岸的存在是被经验——当然这种经验的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比普通的经验大大提高了——所认识和证明的，而不是象基督教中彼岸只存在于排斥任何实证的信仰之中。由此可见，佛教和道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人类认识能力和实践范围的最大程度的延伸。连影响最大的宗教都充满了实证意识，因而具有强烈的科学精神，怎么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呢？
但是，在事实上，近代的科学革命却并未在中国发生，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关于自然和技术的各种学说并没有进化成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中国在世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就逐步丧失，最终成为彻底落后的国家。那么，为何中国古代社会并不缺乏科学精神，而中国古代却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吗？（及其它）
作者：北星之光 提交日期：2004-4-25 19:47:00我们知道，所有宗教从本质上都宣扬一种对某种人格化的神秘力量的、排斥任何实证方式的无条件信仰，同时，将客观世界的一切存在物（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归结为这种人格化神秘力量的存在和作用的某种外化表现，比如基督教就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可以说，几乎一切宗教教义将客观世界的几乎全部范围认定为该宗教所信仰的人格化神秘力量某种作用的表现，而这些宗教教义关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于神秘主义的解释成为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来说，对宗教教义的无条件接受，就使他拥有了完整的、来自宗教教义的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等。
在宗教势力占有政治统治地位的政教合一的社会中，一方面，宗教势力必须通过维护宗教教义的权威来维持自身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地位，将任何社会成员或组织质疑该宗教教义的行为视为不可饶恕的异端行为。而前面说过，宗教教义中包括了宗教的神秘主义的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等。因此，宗教势力必须全面打击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人生观、道德观的异于宗教教义的解释。这样一来，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宗教势力全面封杀了社会成员对客观世界几乎一切领域的自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的能力，从而全面封杀了几乎一切科学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常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宗教势力不惜代价的长时间反复宣传下，社会成员被严重洗脑，绝大多数虔诚的宗教徒都信仰宗教教义的解释——即把客观世界当作神秘力量的存在和作用的体现——，而消褪了对客观世界的进行亲历亲为地研究的热情。因此，在这种社会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事实上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无独立思想能力的精神白痴。
因此，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科学精神受到来自以宗教势力为首的统治势力的客观遏制力和来自自身的主观抑制力的双重打压。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科学研究的高潮，在基督教成为主导力量，社会型态堕落为政教合一、时间跨度将近1000年的欧洲中世纪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科学的进展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只是看到了宗教势力对各种异端的无情迫害，使整个社会相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全方位倒退。可见，宗教及宗教势力是人类社会中科学精神萌芽和发展的最大敌人。在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中，科学精神只能是极小部分社会成员，以一种秘密的形式，在小范围内艰难地传承和发展。
所谓科学精神，大体来说，就是指人类客观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精神，而所谓客观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就是将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性判断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因此科学精神，归根到底表现为一种追求实证的精神。在科学精神中有三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对事物的研究态度是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而排除任何先验的宗教神秘主义或玄学理论——所谓玄学理论，也称形而上学理论，是研究是人类经验范围之外、因而无法证明的客观存在的理论——所左右；其次，在考察事物存在方式，进行客观描述时，不对事物的存在方式进行主观性的扭曲；第三，对被认识的存在物及其存在方式的解释，始终建立在客观世界存在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而不归结为人格化神秘力量或玄学中的客观存在——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作用。可见，宗教和形而上学是最主要的压制科学精神的因素，而其中尤其以被宗教势力强力维护的宗教的影响最大，在宗教势力和她维护的宗教信仰禁锢下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这三个方面几乎都无法体现出任何科学精神。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欧洲中世纪的同时期内，科技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远快于欧洲，这主要归结于当时中国社会中，没有陷入政教合一的泥潭中，而是发展成为了一个比较典型世俗化社会，即政教分离的、宗教势力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的社会。由于宗教势力没有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并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势力无法为维护自身权威而全面压制社会成员的科学精神的发展，并通过这种压制全面遏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宗教及宗教势力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降到最低。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权威，也制造了一整套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关于当时社会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并且以国家机器的力量维护这种理论的权威性，同时打压社会成员一切对这个理论进行质疑和挑战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压制了关于政治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思想自由，并遏制了这些学科和该领域科学精神的发展。但是这种压制从范围上说是狭窄的，远远没有涉及到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全部领域，尤其是域及针对自然科学及技术领域的科学精神。
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严格意义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则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它的错误在于：将是否产生近代严格意义的科学作为某种文化和某个民族是否具有科学精神的标准，从而错误地认识了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不能以此来判断某种文化和某个民族是否具有科学精神。以自然科学为例，所谓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在科学方法论（这里指出研究自然的科学方法论，下同）作用下对客观世界进行研究后总结出的学说，而科学方法论是指通过以科学实验为主要方式的实践活动，认识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以及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并尽量通过数学关系式将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量化，从而从定性和定量的两个角度，揭示认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客观事物相互关系的本质。
从这个角度看，科学方法论是产生严格意义的科学的必要前提，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能产生于科学方法论被发明之后。而科学方法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如迦利略等人发明的，因此只有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才得以产生并发展起来。在这之前的科学都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如虽然古希腊的科学比较繁荣，发展出了形式逻辑（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是中国先秦墨子逻辑和印度的因明学）和独一无二的公理体系的几何学，但是古希腊的所谓科学，由于科学实验意识的缺乏和代数学水平的低下，使得在客观不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所有必有因素，因此，古希腊人并没有发展出科学方法论，充其量是提供了形成科学方法论的部分必要因素。因此，由于科学方法论的缺乏，古希腊的科学只能称之为前严格意义科学的科学，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古希腊人就没有科学精神
我们说古希腊人具有科学精神，是因为他们看待和研究世界具有实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同样道理，虽然中国在欧洲中世纪同期也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是，由于宗教势力影响和控制力的薄弱，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虽然民间无法彻底根除迷信的深刻影响，但是社会的主流文化界还是能最大程度地摆脱宗教迷信的影响，体现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精神的。
比如历史学，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将忠于史实作为自己的天职，而且统治阶级也有尊重历史事实的传统，使得历史学的发展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优秀组成部分。历代的学者遵循严格求实的态度，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的记录；研究历史的学者，对历史史实的认定是通过全面的实证工作完成的，并且这些学者基本能够将历史的发展规律归结为人类社会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以此作为历史的经验提供给国家统治阶级（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进行参考，希望他们从这些经验汲取教训，指导他们理性地治理国家。总之，从中国历史学中，对历史史实的记录和考证，以及对历史规律的总结等几个方面来看，都体现了基本排除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充满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
下面重点讨论一下中医学，我们可以从这一中国古代最突出的自然科学成就中探讨一下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科学精神。一般认为中医学与现代医学不具可比性，因为现代医学是建立在近现代生物学、生理学、化学等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是建立在充分认识人体的各种器官、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充分认识致病因素的性质以及其对人体的损害机理，并且充分认识针对致病因素的药物的化学结构以及在人体中的治疗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同时具备了，那么医学才能真正成为真正的科学。因此，普遍的认识是，对照这三个方面，由于中医学形成年代的久远和文化背景的迥异，中医学在这三个方面的科学知识都不具备，因此中医学是不科学的，甚至更加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医学是缺乏科学精神，充满宗教迷信和玄学色彩的巫术。但是这是对中医学以及相关中国文化了解不够产生的偏见和误解。中医学虽然无法达到现代医学的科学高度，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一步也离不开实证的方式，并且由于实证方式的作用，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褪却宗教迷信和玄学色彩，而充分表现出科学精神。下面就中医学中体现的科学精神简略说明一下：
中医学对人体内各功能系统是否正常运行，人体健康与否的认识，是在气的层次上进行的，所谓气是指人体内部的精微物质，是人体内脏器官、血液及内分泌等系统功能正常运行的能量和信息来源，只有当人体内部气机畅通，各种类型的气维持相当活力，人体才能保持阴阳平衡，人体各器官、系统才能正常运行，人体才能表现出整体性的健康。因此，人体内气是人体内最高层次的控制性物质，而气保持其活力，并行使正常功能，必须依靠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处于健康状态才有可能。因此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行是人体健康的决定性因素。承认人体内存在着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并且承认气和该系统对人体健康的极端重要性，是认识中医学原理的关键点。当然，中医学对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认识程度只能到确定其有，并确定其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无法从更深的层次认识到气及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本质。
那么，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存在是客观认识的结果，还是一种宗教迷信或玄学观念呢？如果是客观认识，那么中医学是如何认识到人体内存在着气和这个系统的呢，要知道现代医学并不能通过人体解剖的手段证明气和这一系统的存在。我们从中医学典籍上可以看到，中医学对气和这个系统的认识并不是主观臆断的，而是通过主观体验并反复验证进行认识的，也就是说通过独特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方法认识到气和这一系统的客观存在的，并且还通过医学实践证明了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存在，并通过实证的方法认识到气和这一系统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由于诞生时科学水平的整体低下，中医学不可能知道人体内部各种器官和血液、内分泌等系统现代生理学意义上的具体功能和结构，但是中医学却可以通过对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与人体健康关系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从气这个层次入手，确定人体健康的标准，同时也就确定了人体不健康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在人体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中医的思路是通过医疗手段，使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恢复正常状态，使气发挥其正常功能，在气的作用下，使气控制的病变系统恢复正常，最终使人体各功能处于健康状态。这一点正是中医学治病原理和存在价值所在。而对气的存在和气的作用的认识，恰恰是现代医学所没有认识的，并且可能通过现有手段和现有知识系统没有能力认识的。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生理学对人体和生命的认识并不全面，还没有真正揭示人体的奥秘所在。因此，建立在现代生理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并不能作为绝对的标准批判中医学。
同样，中医学对致使人体生病的因素不可能达到现代科学的水平，不可能知道各种病毒、细菌的种类和具体的生物结构，我们看到中医学对各种致病因素的描述无疑是比较原始的，这与中医学诞生的年代密切相关。但是，中医学还是将致病因素作为客观的物质加以描述和分析，而不是主观臆断为充满宗教迷信色彩的所谓魔鬼的入侵和上帝的惩罚。同时，中医学也无法确知这些致病因素对人体内部各器官以及各个系统的现代医学水平上的具体损害状况，当然也无法在这个层次上有针对性对消除致病因素，恢复被损害的人体功能。但是，中医学由于对人体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患者的种种外在表现，可以准确认识这些致病因素对人体气的功能的损害，并根据气与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固有关系，判断致病因素对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损害，中医学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通过总结，将人体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被损害情况进行分类，同时也将该系统的每一类受损情况作为疾病的一个类型，中医学正是在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这个层次上对人体的疾病进行了分类和解释。
在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层次上认识人体的疾病种类和它们对人体的损害之后，中医学就用各种方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治疗的手段不仅仅让病人服食药物，还运用包括针灸、推拿等在现代医学看来无法解释的荒谬方法，有些观点就根据中医学的这些看似荒谬的治疗手段来断定中医学的非科学性。造成这种偏见的原因是现代医学不理解，中医学的治疗对象和治疗手段几乎完全是针对人体的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医学的治疗的根本目的是使人体内气恢复正常功能，并通过气的控制作用使病变系统恢复健康，而其手段就是调节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使其从不正常状态转向正常状态，针灸、推拿等治疗手段都是以此为目的的。
中医学治疗的哲学原理是“扶正祛邪”，大致原则是通过各种医学手段，调查人体内被疾病损害的气的运行状态，然后通过种种相应的医疗手段调整人体的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在人体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功能全面恢复后，激活了气对人体各个系统的控制作用，恢复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并大大增强人体免疫系统的活力，通过免疫系统消灭致病因素；同时通过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恢复正常，使被损害的器官和组织功能在恢复正常功能的气的运作和控制之下全面恢复活力，重新恢复各自的功能。
因此，中医学对人体疾病的治疗，是依靠中医学对人体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了解，直接作用于该系统，并通过该系统中的气对人体其他系统的控制作用，使人体系统全面恢复正常。在整个过程中，通过实践方式，在实证基础上，中医学确切地知道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存在，知道气和该系统对人体健康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无法知道气和该系统的本质，无法知道该系统对其他系统的控制作用的原理，以及人体器官和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中医学对人体疾病的治疗就是通过对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这一人体最高层次系统的调节，依靠气与其他系统的自在关系进行的，虽然无法知道这种自在关系和其他器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更多知识，但是只要认识到这种自在关系的存在，也能治疗疾病。所以，中医学才能在生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知识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中医学不仅仅在现代医学之前独步世界，而且还能给现代医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十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我们知道，现代医学能够依靠对致病因素的科学的认识，能够通过药物针对性地有效地杀灭各种致病的细菌和病毒，这是中医学无法达到的水平，中医学更多时只能依靠恢复和加强气的功能，扶持人体的免疫系统，并通过免疫系统功能的恢复和加强，间接地消灭致病因素。但是现代医学却对如何恢复被致病因素损害的器官和各个系统的活力和功能一筹莫展，如现代医学可以通过杀菌杀灭引致慢性肝炎的细菌，但是被损害的肝脏功能很难恢复过来。这是因为现代医学不知道人体中的气对器官、组织的活力和功能的决定性控制功能，并通过相应手段利用气的功能使这器官和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而中医学在这方面却远远强过现代医学，这也是中医学的对现代医学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
总之，我们从中医学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和相应的治疗方法和对策等几个方面的考察，充分说明，中医学并非是充满宗教迷信色彩的巫术，或是充满形而上学色彩的玄学，而是通过实践的方式，依据客观的效果和验证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中医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然而由于其对人体的甚深层次具有不可思议的认识能力，使中医学在具有先天固有的重大缺陷的同时，又具有非凡的、有时是现代医学也无法达到的医疗水平。因此，对中医学特点的充分认识可知，中医学是无数医家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通过不断的、反复的实证而创立的宏大的系统学说。
同样，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其他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学、天文学、农学、航海学以及种类繁多的工程学等等学科，虽然在方法论和思维偏向上有着种种局限性和缺陷，使其无法达到现代科学的理论水平，但是它们无不象中医学学一样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都是在追求实证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的，因此充分体现出浓厚的科学精神。怎么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呢？甚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巨大影响的宗教——佛教和道教，都是强调通过，某种可行的技术性手段，达到通过实证为客观存在的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的巨大跃升，而这种使个体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发生巨大飞跃的技术性手段，具有程序性、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是通过实证为客观存在的。这就是说，佛教和道教中人类生存的此岸和彼岸是可以通过客观存在的技术性手段加以沟通的，彼岸的存在是被经验——当然这种经验的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比普通的经验大大提高了——所认识和证明的，而不是象基督教中彼岸只存在于排斥任何实证的信仰之中。由此可见，佛教和道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人类认识能力和实践范围的最大程度的延伸。连影响最大的宗教都充满了实证意识，因而具有强烈的科学精神，怎么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呢？
但是，在事实上，近代的科学革命却并未在中国发生，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关于自然和技术的各种学说并没有进化成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中国在世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就逐步丧失，最终成为彻底落后的国家。那么，为何中国古代社会并不缺乏科学精神，而中国古代却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作者：北星之光 提交日期：2004-4-25 19:47:00我们知道，所有宗教从本质上都宣扬一种对某种人格化的神秘力量的、排斥任何实证方式的无条件信仰，同时，将客观世界的一切存在物（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归结为这种人格化神秘力量的存在和作用的某种外化表现，比如基督教就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可以说，几乎一切宗教教义将客观世界的几乎全部范围认定为该宗教所信仰的人格化神秘力量某种作用的表现，而这些宗教教义关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于神秘主义的解释成为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来说，对宗教教义的无条件接受，就使他拥有了完整的、来自宗教教义的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等。
在宗教势力占有政治统治地位的政教合一的社会中，一方面，宗教势力必须通过维护宗教教义的权威来维持自身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地位，将任何社会成员或组织质疑该宗教教义的行为视为不可饶恕的异端行为。而前面说过，宗教教义中包括了宗教的神秘主义的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等。因此，宗教势力必须全面打击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人生观、道德观的异于宗教教义的解释。这样一来，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宗教势力全面封杀了社会成员对客观世界几乎一切领域的自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的能力，从而全面封杀了几乎一切科学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常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宗教势力不惜代价的长时间反复宣传下，社会成员被严重洗脑，绝大多数虔诚的宗教徒都信仰宗教教义的解释——即把客观世界当作神秘力量的存在和作用的体现——，而消褪了对客观世界的进行亲历亲为地研究的热情。因此，在这种社会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事实上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无独立思想能力的精神白痴。
因此，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科学精神受到来自以宗教势力为首的统治势力的客观遏制力和来自自身的主观抑制力的双重打压。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科学研究的高潮，在基督教成为主导力量，社会型态堕落为政教合一、时间跨度将近1000年的欧洲中世纪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科学的进展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只是看到了宗教势力对各种异端的无情迫害，使整个社会相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全方位倒退。可见，宗教及宗教势力是人类社会中科学精神萌芽和发展的最大敌人。在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中，科学精神只能是极小部分社会成员，以一种秘密的形式，在小范围内艰难地传承和发展。
所谓科学精神，大体来说，就是指人类客观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精神，而所谓客观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就是将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性判断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因此科学精神，归根到底表现为一种追求实证的精神。在科学精神中有三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对事物的研究态度是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而排除任何先验的宗教神秘主义或玄学理论——所谓玄学理论，也称形而上学理论，是研究是人类经验范围之外、因而无法证明的客观存在的理论——所左右；其次，在考察事物存在方式，进行客观描述时，不对事物的存在方式进行主观性的扭曲；第三，对被认识的存在物及其存在方式的解释，始终建立在客观世界存在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而不归结为人格化神秘力量或玄学中的客观存在——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作用。可见，宗教和形而上学是最主要的压制科学精神的因素，而其中尤其以被宗教势力强力维护的宗教的影响最大，在宗教势力和她维护的宗教信仰禁锢下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这三个方面几乎都无法体现出任何科学精神。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欧洲中世纪的同时期内，科技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远快于欧洲，这主要归结于当时中国社会中，没有陷入政教合一的泥潭中，而是发展成为了一个比较典型世俗化社会，即政教分离的、宗教势力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的社会。由于宗教势力没有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并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势力无法为维护自身权威而全面压制社会成员的科学精神的发展，并通过这种压制全面遏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宗教及宗教势力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降到最低。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权威，也制造了一整套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关于当时社会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并且以国家机器的力量维护这种理论的权威性，同时打压社会成员一切对这个理论进行质疑和挑战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压制了关于政治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思想自由，并遏制了这些学科和该领域科学精神的发展。但是这种压制从范围上说是狭窄的，远远没有涉及到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全部领域，尤其是域及针对自然科学及技术领域的科学精神。
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严格意义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则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它的错误在于：将是否产生近代严格意义的科学作为某种文化和某个民族是否具有科学精神的标准，从而错误地认识了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不能以此来判断某种文化和某个民族是否具有科学精神。以自然科学为例，所谓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在科学方法论（这里指出研究自然的科学方法论，下同）作用下对客观世界进行研究后总结出的学说，而科学方法论是指通过以科学实验为主要方式的实践活动，认识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以及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并尽量通过数学关系式将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量化，从而从定性和定量的两个角度，揭示认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客观事物相互关系的本质。
从这个角度看，科学方法论是产生严格意义的科学的必要前提，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能产生于科学方法论被发明之后。而科学方法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如迦利略等人发明的，因此只有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才得以产生并发展起来。在这之前的科学都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如虽然古希腊的科学比较繁荣，发展出了形式逻辑（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是中国先秦墨子逻辑和印度的因明学）和独一无二的公理体系的几何学，但是古希腊的所谓科学，由于科学实验意识的缺乏和代数学水平的低下，使得在客观不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所有必有因素，因此，古希腊人并没有发展出科学方法论，充其量是提供了形成科学方法论的部分必要因素。因此，由于科学方法论的缺乏，古希腊的科学只能称之为前严格意义科学的科学，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古希腊人就没有科学精神
我们说古希腊人具有科学精神，是因为他们看待和研究世界具有实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同样道理，虽然中国在欧洲中世纪同期也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是，由于宗教势力影响和控制力的薄弱，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虽然民间无法彻底根除迷信的深刻影响，但是社会的主流文化界还是能最大程度地摆脱宗教迷信的影响，体现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精神的。
比如历史学，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将忠于史实作为自己的天职，而且统治阶级也有尊重历史事实的传统，使得历史学的发展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优秀组成部分。历代的学者遵循严格求实的态度，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的记录；研究历史的学者，对历史史实的认定是通过全面的实证工作完成的，并且这些学者基本能够将历史的发展规律归结为人类社会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以此作为历史的经验提供给国家统治阶级（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进行参考，希望他们从这些经验汲取教训，指导他们理性地治理国家。总之，从中国历史学中，对历史史实的记录和考证，以及对历史规律的总结等几个方面来看，都体现了基本排除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充满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
下面重点讨论一下中医学，我们可以从这一中国古代最突出的自然科学成就中探讨一下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科学精神。一般认为中医学与现代医学不具可比性，因为现代医学是建立在近现代生物学、生理学、化学等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是建立在充分认识人体的各种器官、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充分认识致病因素的性质以及其对人体的损害机理，并且充分认识针对致病因素的药物的化学结构以及在人体中的治疗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同时具备了，那么医学才能真正成为真正的科学。因此，普遍的认识是，对照这三个方面，由于中医学形成年代的久远和文化背景的迥异，中医学在这三个方面的科学知识都不具备，因此中医学是不科学的，甚至更加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医学是缺乏科学精神，充满宗教迷信和玄学色彩的巫术。但是这是对中医学以及相关中国文化了解不够产生的偏见和误解。中医学虽然无法达到现代医学的科学高度，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一步也离不开实证的方式，并且由于实证方式的作用，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褪却宗教迷信和玄学色彩，而充分表现出科学精神。下面就中医学中体现的科学精神简略说明一下：
中医学对人体内各功能系统是否正常运行，人体健康与否的认识，是在气的层次上进行的，所谓气是指人体内部的精微物质，是人体内脏器官、血液及内分泌等系统功能正常运行的能量和信息来源，只有当人体内部气机畅通，各种类型的气维持相当活力，人体才能保持阴阳平衡，人体各器官、系统才能正常运行，人体才能表现出整体性的健康。因此，人体内气是人体内最高层次的控制性物质，而气保持其活力，并行使正常功能，必须依靠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处于健康状态才有可能。因此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行是人体健康的决定性因素。承认人体内存在着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并且承认气和该系统对人体健康的极端重要性，是认识中医学原理的关键点。当然，中医学对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认识程度只能到确定其有，并确定其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无法从更深的层次认识到气及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本质。
那么，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存在是客观认识的结果，还是一种宗教迷信或玄学观念呢？如果是客观认识，那么中医学是如何认识到人体内存在着气和这个系统的呢，要知道现代医学并不能通过人体解剖的手段证明气和这一系统的存在。我们从中医学典籍上可以看到，中医学对气和这个系统的认识并不是主观臆断的，而是通过主观体验并反复验证进行认识的，也就是说通过独特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方法认识到气和这一系统的客观存在的，并且还通过医学实践证明了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存在，并通过实证的方法认识到气和这一系统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由于诞生时科学水平的整体低下，中医学不可能知道人体内部各种器官和血液、内分泌等系统现代生理学意义上的具体功能和结构，但是中医学却可以通过对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与人体健康关系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从气这个层次入手，确定人体健康的标准，同时也就确定了人体不健康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在人体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中医的思路是通过医疗手段，使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恢复正常状态，使气发挥其正常功能，在气的作用下，使气控制的病变系统恢复正常，最终使人体各功能处于健康状态。这一点正是中医学治病原理和存在价值所在。而对气的存在和气的作用的认识，恰恰是现代医学所没有认识的，并且可能通过现有手段和现有知识系统没有能力认识的。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生理学对人体和生命的认识并不全面，还没有真正揭示人体的奥秘所在。因此，建立在现代生理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并不能作为绝对的标准批判中医学。
同样，中医学对致使人体生病的因素不可能达到现代科学的水平，不可能知道各种病毒、细菌的种类和具体的生物结构，我们看到中医学对各种致病因素的描述无疑是比较原始的，这与中医学诞生的年代密切相关。但是，中医学还是将致病因素作为客观的物质加以描述和分析，而不是主观臆断为充满宗教迷信色彩的所谓魔鬼的入侵和上帝的惩罚。同时，中医学也无法确知这些致病因素对人体内部各器官以及各个系统的现代医学水平上的具体损害状况，当然也无法在这个层次上有针对性对消除致病因素，恢复被损害的人体功能。但是，中医学由于对人体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患者的种种外在表现，可以准确认识这些致病因素对人体气的功能的损害，并根据气与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固有关系，判断致病因素对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损害，中医学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通过总结，将人体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被损害情况进行分类，同时也将该系统的每一类受损情况作为疾病的一个类型，中医学正是在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这个层次上对人体的疾病进行了分类和解释。
在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层次上认识人体的疾病种类和它们对人体的损害之后，中医学就用各种方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治疗的手段不仅仅让病人服食药物，还运用包括针灸、推拿等在现代医学看来无法解释的荒谬方法，有些观点就根据中医学的这些看似荒谬的治疗手段来断定中医学的非科学性。造成这种偏见的原因是现代医学不理解，中医学的治疗对象和治疗手段几乎完全是针对人体的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医学的治疗的根本目的是使人体内气恢复正常功能，并通过气的控制作用使病变系统恢复健康，而其手段就是调节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使其从不正常状态转向正常状态，针灸、推拿等治疗手段都是以此为目的的。
中医学治疗的哲学原理是“扶正祛邪”，大致原则是通过各种医学手段，调查人体内被疾病损害的气的运行状态，然后通过种种相应的医疗手段调整人体的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在人体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功能全面恢复后，激活了气对人体各个系统的控制作用，恢复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并大大增强人体免疫系统的活力，通过免疫系统消灭致病因素；同时通过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恢复正常，使被损害的器官和组织功能在恢复正常功能的气的运作和控制之下全面恢复活力，重新恢复各自的功能。
因此，中医学对人体疾病的治疗，是依靠中医学对人体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了解，直接作用于该系统，并通过该系统中的气对人体其他系统的控制作用，使人体系统全面恢复正常。在整个过程中，通过实践方式，在实证基础上，中医学确切地知道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存在，知道气和该系统对人体健康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无法知道气和该系统的本质，无法知道该系统对其他系统的控制作用的原理，以及人体器官和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中医学对人体疾病的治疗就是通过对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这一人体最高层次系统的调节，依靠气与其他系统的自在关系进行的，虽然无法知道这种自在关系和其他器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更多知识，但是只要认识到这种自在关系的存在，也能治疗疾病。所以，中医学才能在生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知识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中医学不仅仅在现代医学之前独步世界，而且还能给现代医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十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我们知道，现代医学能够依靠对致病因素的科学的认识，能够通过药物针对性地有效地杀灭各种致病的细菌和病毒，这是中医学无法达到的水平，中医学更多时只能依靠恢复和加强气的功能，扶持人体的免疫系统，并通过免疫系统功能的恢复和加强，间接地消灭致病因素。但是现代医学却对如何恢复被致病因素损害的器官和各个系统的活力和功能一筹莫展，如现代医学可以通过杀菌杀灭引致慢性肝炎的细菌，但是被损害的肝脏功能很难恢复过来。这是因为现代医学不知道人体中的气对器官、组织的活力和功能的决定性控制功能，并通过相应手段利用气的功能使这器官和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而中医学在这方面却远远强过现代医学，这也是中医学的对现代医学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
总之，我们从中医学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和相应的治疗方法和对策等几个方面的考察，充分说明，中医学并非是充满宗教迷信色彩的巫术，或是充满形而上学色彩的玄学，而是通过实践的方式，依据客观的效果和验证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中医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然而由于其对人体的甚深层次具有不可思议的认识能力，使中医学在具有先天固有的重大缺陷的同时，又具有非凡的、有时是现代医学也无法达到的医疗水平。因此，对中医学特点的充分认识可知，中医学是无数医家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通过不断的、反复的实证而创立的宏大的系统学说。
同样，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其他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学、天文学、农学、航海学以及种类繁多的工程学等等学科，虽然在方法论和思维偏向上有着种种局限性和缺陷，使其无法达到现代科学的理论水平，但是它们无不象中医学学一样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都是在追求实证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的，因此充分体现出浓厚的科学精神。怎么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呢？甚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巨大影响的宗教——佛教和道教，都是强调通过，某种可行的技术性手段，达到通过实证为客观存在的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的巨大跃升，而这种使个体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发生巨大飞跃的技术性手段，具有程序性、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是通过实证为客观存在的。这就是说，佛教和道教中人类生存的此岸和彼岸是可以通过客观存在的技术性手段加以沟通的，彼岸的存在是被经验——当然这种经验的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比普通的经验大大提高了——所认识和证明的，而不是象基督教中彼岸只存在于排斥任何实证的信仰之中。由此可见，佛教和道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人类认识能力和实践范围的最大程度的延伸。连影响最大的宗教都充满了实证意识，因而具有强烈的科学精神，怎么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呢？
但是，在事实上，近代的科学革命却并未在中国发生，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关于自然和技术的各种学说并没有进化成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中国在世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就逐步丧失，最终成为彻底落后的国家。那么，为何中国古代社会并不缺乏科学精神，而中国古代却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吗？（及其它）
作者：北星之光 提交日期：2004-4-25 19:47:00我们知道，所有宗教从本质上都宣扬一种对某种人格化的神秘力量的、排斥任何实证方式的无条件信仰，同时，将客观世界的一切存在物（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归结为这种人格化神秘力量的存在和作用的某种外化表现，比如基督教就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可以说，几乎一切宗教教义将客观世界的几乎全部范围认定为该宗教所信仰的人格化神秘力量某种作用的表现，而这些宗教教义关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于神秘主义的解释成为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来说，对宗教教义的无条件接受，就使他拥有了完整的、来自宗教教义的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等。
在宗教势力占有政治统治地位的政教合一的社会中，一方面，宗教势力必须通过维护宗教教义的权威来维持自身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地位，将任何社会成员或组织质疑该宗教教义的行为视为不可饶恕的异端行为。而前面说过，宗教教义中包括了宗教的神秘主义的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等。因此，宗教势力必须全面打击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人生观、道德观的异于宗教教义的解释。这样一来，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宗教势力全面封杀了社会成员对客观世界几乎一切领域的自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的能力，从而全面封杀了几乎一切科学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常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宗教势力不惜代价的长时间反复宣传下，社会成员被严重洗脑，绝大多数虔诚的宗教徒都信仰宗教教义的解释——即把客观世界当作神秘力量的存在和作用的体现——，而消褪了对客观世界的进行亲历亲为地研究的热情。因此，在这种社会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事实上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无独立思想能力的精神白痴。
因此，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科学精神受到来自以宗教势力为首的统治势力的客观遏制力和来自自身的主观抑制力的双重打压。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科学研究的高潮，在基督教成为主导力量，社会型态堕落为政教合一、时间跨度将近1000年的欧洲中世纪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科学的进展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只是看到了宗教势力对各种异端的无情迫害，使整个社会相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全方位倒退。可见，宗教及宗教势力是人类社会中科学精神萌芽和发展的最大敌人。在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中，科学精神只能是极小部分社会成员，以一种秘密的形式，在小范围内艰难地传承和发展。
所谓科学精神，大体来说，就是指人类客观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精神，而所谓客观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就是将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性判断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因此科学精神，归根到底表现为一种追求实证的精神。在科学精神中有三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对事物的研究态度是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而排除任何先验的宗教神秘主义或玄学理论——所谓玄学理论，也称形而上学理论，是研究是人类经验范围之外、因而无法证明的客观存在的理论——所左右；其次，在考察事物存在方式，进行客观描述时，不对事物的存在方式进行主观性的扭曲；第三，对被认识的存在物及其存在方式的解释，始终建立在客观世界存在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而不归结为人格化神秘力量或玄学中的客观存在——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作用。可见，宗教和形而上学是最主要的压制科学精神的因素，而其中尤其以被宗教势力强力维护的宗教的影响最大，在宗教势力和她维护的宗教信仰禁锢下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这三个方面几乎都无法体现出任何科学精神。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欧洲中世纪的同时期内，科技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远快于欧洲，这主要归结于当时中国社会中，没有陷入政教合一的泥潭中，而是发展成为了一个比较典型世俗化社会，即政教分离的、宗教势力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的社会。由于宗教势力没有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并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势力无法为维护自身权威而全面压制社会成员的科学精神的发展，并通过这种压制全面遏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宗教及宗教势力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降到最低。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权威，也制造了一整套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关于当时社会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并且以国家机器的力量维护这种理论的权威性，同时打压社会成员一切对这个理论进行质疑和挑战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压制了关于政治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思想自由，并遏制了这些学科和该领域科学精神的发展。但是这种压制从范围上说是狭窄的，远远没有涉及到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全部领域，尤其是域及针对自然科学及技术领域的科学精神。
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严格意义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则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它的错误在于：将是否产生近代严格意义的科学作为某种文化和某个民族是否具有科学精神的标准，从而错误地认识了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不能以此来判断某种文化和某个民族是否具有科学精神。以自然科学为例，所谓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在科学方法论（这里指出研究自然的科学方法论，下同）作用下对客观世界进行研究后总结出的学说，而科学方法论是指通过以科学实验为主要方式的实践活动，认识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以及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并尽量通过数学关系式将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量化，从而从定性和定量的两个角度，揭示认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客观事物相互关系的本质。
从这个角度看，科学方法论是产生严格意义的科学的必要前提，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能产生于科学方法论被发明之后。而科学方法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如迦利略等人发明的，因此只有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才得以产生并发展起来。在这之前的科学都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如虽然古希腊的科学比较繁荣，发展出了形式逻辑（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是中国先秦墨子逻辑和印度的因明学）和独一无二的公理体系的几何学，但是古希腊的所谓科学，由于科学实验意识的缺乏和代数学水平的低下，使得在客观不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所有必有因素，因此，古希腊人并没有发展出科学方法论，充其量是提供了形成科学方法论的部分必要因素。因此，由于科学方法论的缺乏，古希腊的科学只能称之为前严格意义科学的科学，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古希腊人就没有科学精神
我们说古希腊人具有科学精神，是因为他们看待和研究世界具有实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同样道理，虽然中国在欧洲中世纪同期也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是，由于宗教势力影响和控制力的薄弱，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虽然民间无法彻底根除迷信的深刻影响，但是社会的主流文化界还是能最大程度地摆脱宗教迷信的影响，体现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精神的。
比如历史学，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将忠于史实作为自己的天职，而且统治阶级也有尊重历史事实的传统，使得历史学的发展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优秀组成部分。历代的学者遵循严格求实的态度，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的记录；研究历史的学者，对历史史实的认定是通过全面的实证工作完成的，并且这些学者基本能够将历史的发展规律归结为人类社会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以此作为历史的经验提供给国家统治阶级（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进行参考，希望他们从这些经验汲取教训，指导他们理性地治理国家。总之，从中国历史学中，对历史史实的记录和考证，以及对历史规律的总结等几个方面来看，都体现了基本排除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充满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
下面重点讨论一下中医学，我们可以从这一中国古代最突出的自然科学成就中探讨一下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科学精神。一般认为中医学与现代医学不具可比性，因为现代医学是建立在近现代生物学、生理学、化学等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是建立在充分认识人体的各种器官、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充分认识致病因素的性质以及其对人体的损害机理，并且充分认识针对致病因素的药物的化学结构以及在人体中的治疗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同时具备了，那么医学才能真正成为真正的科学。因此，普遍的认识是，对照这三个方面，由于中医学形成年代的久远和文化背景的迥异，中医学在这三个方面的科学知识都不具备，因此中医学是不科学的，甚至更加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医学是缺乏科学精神，充满宗教迷信和玄学色彩的巫术。但是这是对中医学以及相关中国文化了解不够产生的偏见和误解。中医学虽然无法达到现代医学的科学高度，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一步也离不开实证的方式，并且由于实证方式的作用，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褪却宗教迷信和玄学色彩，而充分表现出科学精神。下面就中医学中体现的科学精神简略说明一下：
中医学对人体内各功能系统是否正常运行，人体健康与否的认识，是在气的层次上进行的，所谓气是指人体内部的精微物质，是人体内脏器官、血液及内分泌等系统功能正常运行的能量和信息来源，只有当人体内部气机畅通，各种类型的气维持相当活力，人体才能保持阴阳平衡，人体各器官、系统才能正常运行，人体才能表现出整体性的健康。因此，人体内气是人体内最高层次的控制性物质，而气保持其活力，并行使正常功能，必须依靠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处于健康状态才有可能。因此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行是人体健康的决定性因素。承认人体内存在着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并且承认气和该系统对人体健康的极端重要性，是认识中医学原理的关键点。当然，中医学对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认识程度只能到确定其有，并确定其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无法从更深的层次认识到气及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本质。
那么，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存在是客观认识的结果，还是一种宗教迷信或玄学观念呢？如果是客观认识，那么中医学是如何认识到人体内存在着气和这个系统的呢，要知道现代医学并不能通过人体解剖的手段证明气和这一系统的存在。我们从中医学典籍上可以看到，中医学对气和这个系统的认识并不是主观臆断的，而是通过主观体验并反复验证进行认识的，也就是说通过独特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方法认识到气和这一系统的客观存在的，并且还通过医学实践证明了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存在，并通过实证的方法认识到气和这一系统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由于诞生时科学水平的整体低下，中医学不可能知道人体内部各种器官和血液、内分泌等系统现代生理学意义上的具体功能和结构，但是中医学却可以通过对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与人体健康关系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从气这个层次入手，确定人体健康的标准，同时也就确定了人体不健康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在人体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中医的思路是通过医疗手段，使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恢复正常状态，使气发挥其正常功能，在气的作用下，使气控制的病变系统恢复正常，最终使人体各功能处于健康状态。这一点正是中医学治病原理和存在价值所在。而对气的存在和气的作用的认识，恰恰是现代医学所没有认识的，并且可能通过现有手段和现有知识系统没有能力认识的。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生理学对人体和生命的认识并不全面，还没有真正揭示人体的奥秘所在。因此，建立在现代生理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并不能作为绝对的标准批判中医学。
同样，中医学对致使人体生病的因素不可能达到现代科学的水平，不可能知道各种病毒、细菌的种类和具体的生物结构，我们看到中医学对各种致病因素的描述无疑是比较原始的，这与中医学诞生的年代密切相关。但是，中医学还是将致病因素作为客观的物质加以描述和分析，而不是主观臆断为充满宗教迷信色彩的所谓魔鬼的入侵和上帝的惩罚。同时，中医学也无法确知这些致病因素对人体内部各器官以及各个系统的现代医学水平上的具体损害状况，当然也无法在这个层次上有针对性对消除致病因素，恢复被损害的人体功能。但是，中医学由于对人体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患者的种种外在表现，可以准确认识这些致病因素对人体气的功能的损害，并根据气与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固有关系，判断致病因素对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损害，中医学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通过总结，将人体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被损害情况进行分类，同时也将该系统的每一类受损情况作为疾病的一个类型，中医学正是在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这个层次上对人体的疾病进行了分类和解释。
在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层次上认识人体的疾病种类和它们对人体的损害之后，中医学就用各种方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治疗的手段不仅仅让病人服食药物，还运用包括针灸、推拿等在现代医学看来无法解释的荒谬方法，有些观点就根据中医学的这些看似荒谬的治疗手段来断定中医学的非科学性。造成这种偏见的原因是现代医学不理解，中医学的治疗对象和治疗手段几乎完全是针对人体的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医学的治疗的根本目的是使人体内气恢复正常功能，并通过气的控制作用使病变系统恢复健康，而其手段就是调节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使其从不正常状态转向正常状态，针灸、推拿等治疗手段都是以此为目的的。
中医学治疗的哲学原理是“扶正祛邪”，大致原则是通过各种医学手段，调查人体内被疾病损害的气的运行状态，然后通过种种相应的医疗手段调整人体的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在人体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功能全面恢复后，激活了气对人体各个系统的控制作用，恢复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并大大增强人体免疫系统的活力，通过免疫系统消灭致病因素；同时通过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恢复正常，使被损害的器官和组织功能在恢复正常功能的气的运作和控制之下全面恢复活力，重新恢复各自的功能。
因此，中医学对人体疾病的治疗，是依靠中医学对人体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了解，直接作用于该系统，并通过该系统中的气对人体其他系统的控制作用，使人体系统全面恢复正常。在整个过程中，通过实践方式，在实证基础上，中医学确切地知道人体内气和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的存在，知道气和该系统对人体健康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无法知道气和该系统的本质，无法知道该系统对其他系统的控制作用的原理，以及人体器官和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中医学对人体疾病的治疗就是通过对气的发生和运行系统这一人体最高层次系统的调节，依靠气与其他系统的自在关系进行的，虽然无法知道这种自在关系和其他器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更多知识，但是只要认识到这种自在关系的存在，也能治疗疾病。所以，中医学才能在生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知识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中医学不仅仅在现代医学之前独步世界，而且还能给现代医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十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我们知道，现代医学能够依靠对致病因素的科学的认识，能够通过药物针对性地有效地杀灭各种致病的细菌和病毒，这是中医学无法达到的水平，中医学更多时只能依靠恢复和加强气的功能，扶持人体的免疫系统，并通过免疫系统功能的恢复和加强，间接地消灭致病因素。但是现代医学却对如何恢复被致病因素损害的器官和各个系统的活力和功能一筹莫展，如现代医学可以通过杀菌杀灭引致慢性肝炎的细菌，但是被损害的肝脏功能很难恢复过来。这是因为现代医学不知道人体中的气对器官、组织的活力和功能的决定性控制功能，并通过相应手段利用气的功能使这器官和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而中医学在这方面却远远强过现代医学，这也是中医学的对现代医学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
总之，我们从中医学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和相应的治疗方法和对策等几个方面的考察，充分说明，中医学并非是充满宗教迷信色彩的巫术，或是充满形而上学色彩的玄学，而是通过实践的方式，依据客观的效果和验证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中医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然而由于其对人体的甚深层次具有不可思议的认识能力，使中医学在具有先天固有的重大缺陷的同时，又具有非凡的、有时是现代医学也无法达到的医疗水平。因此，对中医学特点的充分认识可知，中医学是无数医家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通过不断的、反复的实证而创立的宏大的系统学说。
同样，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其他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学、天文学、农学、航海学以及种类繁多的工程学等等学科，虽然在方法论和思维偏向上有着种种局限性和缺陷，使其无法达到现代科学的理论水平，但是它们无不象中医学学一样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都是在追求实证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的，因此充分体现出浓厚的科学精神。怎么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呢？甚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巨大影响的宗教——佛教和道教，都是强调通过，某种可行的技术性手段，达到通过实证为客观存在的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的巨大跃升，而这种使个体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发生巨大飞跃的技术性手段，具有程序性、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是通过实证为客观存在的。这就是说，佛教和道教中人类生存的此岸和彼岸是可以通过客观存在的技术性手段加以沟通的，彼岸的存在是被经验——当然这种经验的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比普通的经验大大提高了——所认识和证明的，而不是象基督教中彼岸只存在于排斥任何实证的信仰之中。由此可见，佛教和道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人类认识能力和实践范围的最大程度的延伸。连影响最大的宗教都充满了实证意识，因而具有强烈的科学精神，怎么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呢？
但是，在事实上，近代的科学革命却并未在中国发生，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关于自然和技术的各种学说并没有进化成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中国在世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就逐步丧失，最终成为彻底落后的国家。那么，为何中国古代社会并不缺乏科学精神，而中国古代却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科学方法论的缺失：
在上文中我们分析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能是在采用科学方法论作为工具时才能产生，科学方法论是产生严格意义科学的必要前提。从这个角度看，由于科学方法论的缺失，作为西方科学之源的古希腊虽然科学精神勃发，但是也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同样，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作为同一文化圈的欧洲地区，也只是在意大利科学方法论才被发明出来。因此，科学精神的存在并非科学方法论的出现的充要条件，科学方法论也并不是某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被发明既必须具备必要的客观条件，又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必要的客观条件是指形成科学方法论的各必要因素大体具备且具有一定水平，具体来说，就是逻辑学、数学、实验方法学等等科学方法存在并且发展到一定高度，这是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客观因素，而偶然性主要是指某个科学家在灵感的启示下，将形成科学方法论的各种必要的客观条件加以综合和深化，这是产生科学方法论的主观因素，这种因素的获得依赖于人的某种不可控和不可测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虽然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由于知识在该区域的有效传播，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在当时的欧洲各国都存在，但是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具有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偶然性因素，因此并不是欧洲每个国家都发明了科学方法论。事实上这种偶然性只存在于意大利，并且导致了只有意大利发明了科学方法论。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只有在意大利文化中才有可能产生出科学方法论，其他国家的文化中不可能产生——这等于说这些国家同时不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客观条件和偶然性，这是明显错误的——，而只能说这些国家的文化中都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客观条件，但都不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偶然性条件。因此，不能通过科学方法论在某个国家和某种文化中的产生，而说明产生它的国家和文化的唯一必然性。
学术界的主流说法是，中国文化传统不可能产生出科学方法论——即中国文化中没有产生科学方法论的一切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偶然性——，根据科学方法论与严格意义科学的关系，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严格意义的科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因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前面说过，科学方法论实际上主要包含了科学实验、逻辑、数学（尤其是能表现认识对象量的关系的代数学）等几个因素，是这几个因素相互配合、相互作用而成的综合性的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构成科学方法论这几个因素都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并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中国先秦时代的墨家已经发展出了高水平的形式逻辑，并使其成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外，先秦墨家对自然的研究很有兴趣，并且有强烈的对客观现象进行观察和实验的意识——比如先秦墨家对几何光学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其对世界的研究是在一个庞大的范畴体系中逻辑地进行的，先秦墨家的方法论虽然有不完善和不科学之处，但是它为最终发展成科学方法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较为完整的框架结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汉以后，在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罢斥百家”的倾向影响下，墨家文化最终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其潜在的意义被主流文化界所忽视，在随后的近两千年中，墨家学说几乎成为绝学，中国的科学发展也忽视了墨家方法论的潜在的重大意义，再比如，东汉时期的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对《九章算术》的每个命题进行了严密的数学证明，并且在其证明工作中，已经有了以不证明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对每个数学结论进行论证，从而将数学结论的严密性建立在公理和逻辑之上的明确意识，而这种作为科学方法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方法和意识也没有被日后的科学家所继承。
总之，作为科学方法论形成的各种必要因素，都在中国古代有高水平的发展，而由于种种因素没有被进一步深化发展和继承，也没有被有意识地综合成为科学方法论。但是，综上所述，虽然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方法论，但是并不能证明中国文化传统从本质上不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客观条件，而只能证明中国文化在偶然性这种非本质因素的影响下，没有有意识地发展出科学方法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历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在中世纪还保留了下来，种种宗教范畴内的命题也在用形式逻辑进行推演，这是宗教的荒谬和理性的光辉的滑稽的结合，是理性服务于荒谬的最好注解。看来西方人在不幸地选择了政教合一的社会型态时，却也有对科学方法论的某种敏感性，在宗教势力极度膨胀的中世纪，还保留了日后科学勃兴的微弱火种。
(2)、科举制度与社会价值取向
科举制度是中国隋唐时代产生的，通过制度设定和相应的程序化操作，从所有男性社会成员范围内挑选人才，担任国家行政官员员的制度，而且被选拔的人才在理论上可以晋升至皇帝除外的任何行政级别的官职。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官僚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在皇帝的领导下）具有统治地位的阶级（以下详述），科举制度的实施，使不同阶级的社会成员都有机会进入统治阶级之中。这种选拔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在广大社会成员之中，存在着提高自身阶级地位的公平的机会。这种不考虑选拔对象的阶级属性的选拔方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阶级阵营的属性的本质规定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社会中，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大阵营，社会各个阶级分属于这两大阶级阵营——，使被统治阶级阵营中的社会成员有了向统治阶级阵营跃进的机会。这样，社会成员的阶级阵营的属性不会固化于其出生时所继承的本源性的阶级阵营的属性，他所能达到的阶级阵营属性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的努力。因此，科举制度大大冲击了社会的阶级阵营属性世袭制的陋规，并最终导致维护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门阀制度的崩溃。科举制度实施之后，中国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非世袭的意识勃兴，陈胜、吴广“将相王侯，宁有种乎”的诘问，社会成员们的答案是否定性的。另外，由于有了阶级阵营属性跃升的阶梯，社会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地位并不是由他们的出身给定的，而是自己当下行为的直接后果，这样一来，大大激发了社会成员的奋斗精神和挑战精神，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虽然由于选拔的官员有限，使得社会成员发生阶级阵营属性跃升的机会不多，但是这种机会的存在和全社会范围内（当然女性除外）平等性、以及这种机会提供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确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即使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虽然有限的民主政治制度曾经在社会中深入推行，但是，阶级阵营的属性，依然被本质化了，在社会中，没有制度化的提供给各个社会成员主动改变自己阶级阵营属性的公平机会。而在西方中世纪，阶级阵营属性的本质化更是被统治社会的宗教势力解释为上帝设计的人类社会本质属性的一个重要表现，社会成员之间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是宗教势力和世俗统治阶级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不公平社会秩序的基石。因此，诞生在公元六世纪左右的科举制度，在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上看，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
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实施了科举制度的隋唐之后）阶级阵营之间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是阶级差异的重要内容，即统治阶级阵营相对于被统治阶级阵营，具有高得多的政治权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垄断性和统治性的地位。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阵营是以世袭制的贵族阶层和非世袭的官僚阶层所组成。前面说过，在科举制广泛推行之后，贵族阶层的势力日益衰落，官僚阶层则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中间力量。因此，被统治阶级阵营的社会成员只有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才能实现社会成员阶级阵营属性的真正改变，由于政治权利的差异是决定社会成员阶级阵营差异的最重要因素。如果社会成员只是依靠工商业的经营或是学术上的成功，实现财富的巨大增长或名望的提高，社会地位得到相应的提升，但是由于其直接获得的政治权利并没有相应提高，那么该社会成员虽然阶级属性得到了改变，但是依然处于被统治阶级阵营之中，无法实现阶级阵营属性的改变。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过科举考试，并进而进入官僚体系成为社会成员唯一的阶级阵营属性跃升的通道，而如果不这样做，在其他领域做得再好，也无法实现使自身阶级阵营属性达到跃升的目的。
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科举制度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的才俊之士的精力和兴趣集中到科举考试中，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达到改变自身阶级阵营属性的目的，而为了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对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的了解达到圆熟的水平才行。因此，这些才俊之士花费了主要的精力，所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有助于科举考试方面的内容，这种关心和研究并非出于兴趣和目的所在，而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虽然也有部分学人有兴趣研究这些内容以外的学问，但是这只能是一小部分人中发生的偶然现象，只能是在不影响准备科举考试的前提下的“业余爱好”。
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挑选行政系统的官员，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集中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等政治性的内容上。因此，社会中最有才华的成员将最大量的精力集中于对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和研究之上。同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统治秩序的需要，必然将论证这种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政治理论奉为唯一的、不可质疑的政治理论，其他政治理论则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和镇压。因此，科举考试中对考生考试成绩的评定，不是以其对政治方面的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为标准，而是以其对固化的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度为标准的，因此科举考试的推行并不能刺激政治方面理论的更大发展。
由于科举制度能够一举改善参加考试者的政治地位，进而改变其阶级阵营属性，因此，整个社会都盛行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读书的内容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就是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其他的、尤其是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即使研究者取得多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成为该研究者阶级阵营属性跃升的凭借。因此，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对不涉及科举考试内容的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被社会普遍观点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奇技淫巧”而倍受轻视，因此，这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边缘地位，这无疑大大抑制了中国古代社会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上的进步。
但是，这种局面的形成决不是科举制度本身的错误，因为从科举制度本身的目的和手段来看基本上是合理的，造成这种局面的本质原因是科举制度存在的古代社会中，不同阶级、尤其是统治与被统治两大阶级阵营的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是不平等的，使科举制度成为改变社会成员阶级阵营属性的唯一方式，而由于改变自身阶级阵营属性方式的唯一性，使社会精英的精力投入方向和行为方式趋同化，并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单一化。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形成阶级差异的因素的重大变化，使阶级差异的最主要表现为各阶级的社会成员经济水平的差异，社会中并不存在政治方面的统治和被统治的两大阶级阵营。因此，社会成员只要改变自身的经济水平就可达到阶级属性的跃升。这样一来，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通过改变自身的经济水平来改变自身的阶级属性（后文详述），类似于科举制度的公务员考试只是改变社会成员经济水平的方法之一，而社会成员如果能成为其他科学文化领域的专业人士，也能增加经济收入，并改变自身阶级属性。因此，公务员考试只是吸引了一小部分对此感兴趣的社会成员对它的关注，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并不能成为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主要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不能限制社会成员的兴趣范围，也并不能遏制社会中科学文化的全面、快速地发展。
但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对科学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抑制的现象，并不说明中国古代社会从本质上阻碍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由于社会的世俗化，宗教势力无法占据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科学的发展不会象对政教合一的社会那样，产生质疑统治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中宗教势力的统治合理性的巨大作用，因此，世俗社会的统治阶级没有充分的动力去遏制（怀疑其统治合理性的政治类科学之外）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世俗社会的统治阶级不具有主动地、有意识地严厉打击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动机。
而由于科学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能够给社会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有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使社会各阶级不同程度地受益，从而使民心稳定，有助于现有政治秩序的稳定，实际上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此，如果统治阶级真正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给社会和自身利益带来的益处，他们肯定会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比如为了吸引优秀人士投身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统治阶级肯定会对从事科技工作、并在某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成员进行重奖，并完全可以将其吸纳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给予其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员才具有的政治权利。
为了将这种奖励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国家可能会仿效科举制度，建立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公平的考核，是广大社会成员都具有成为科技官僚的公平机会的机制。同时由于这种机制的建立和科技人员地位的上升，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从而使社会精英能够投入到科学文化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却。由于这一切也同样有利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是合乎逻辑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本质上排斥科学的发展，而只能从其他非本质因素中去寻找原因了。
可以说，由于社会的世俗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对科学精神的遏制，远较对统治阶级利益发生本质损害的民主精神的遏制为轻，——政治民主化是中国古代社会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看到，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在客观上存在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抑制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由宗教势力控制的宗教裁判所，将一切有悖于宗教教义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思想视为不可饶恕的异端思想，并对异端思想者进行全面的、残酷的镇压，通过恐怖的暴力手段，使宗教教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唯一来源。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鲁诺由于仅仅宣扬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并没有任何自然科学家是因为其自然科学思想而被统治阶级迫害。
当然，前面说过，由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社会还不是全民民主的社会，社会中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统治阶级的两大阵营，统治阶级政治权威不容动摇，因此，与统治阶级政治利益发生密切关系的政治类的人文科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的影响和干扰，阻碍了这些领域科学的发展，使科学精神在这些领域无法充分发扬。但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是以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力量影响所有科学的发展，是对科学精神的全面和彻底的压制。相对而言，中国古代社会、以及所有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社会，还是对科学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支持。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势力对于所有科学发展的消极影响力完全消除了，科学精神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弘扬，所有领域的科学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在上文中我们分析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能是在采用科学方法论作为工具时才能产生，科学方法论是产生严格意义科学的必要前提。从这个角度看，由于科学方法论的缺失，作为西方科学之源的古希腊虽然科学精神勃发，但是也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同样，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作为同一文化圈的欧洲地区，也只是在意大利科学方法论才被发明出来。因此，科学精神的存在并非科学方法论的出现的充要条件，科学方法论也并不是某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被发明既必须具备必要的客观条件，又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必要的客观条件是指形成科学方法论的各必要因素大体具备且具有一定水平，具体来说，就是逻辑学、数学、实验方法学等等科学方法存在并且发展到一定高度，这是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客观因素，而偶然性主要是指某个科学家在灵感的启示下，将形成科学方法论的各种必要的客观条件加以综合和深化，这是产生科学方法论的主观因素，这种因素的获得依赖于人的某种不可控和不可测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虽然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由于知识在该区域的有效传播，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在当时的欧洲各国都存在，但是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具有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偶然性因素，因此并不是欧洲每个国家都发明了科学方法论。事实上这种偶然性只存在于意大利，并且导致了只有意大利发明了科学方法论。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只有在意大利文化中才有可能产生出科学方法论，其他国家的文化中不可能产生——这等于说这些国家同时不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客观条件和偶然性，这是明显错误的——，而只能说这些国家的文化中都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客观条件，但都不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偶然性条件。因此，不能通过科学方法论在某个国家和某种文化中的产生，而说明产生它的国家和文化的唯一必然性。
学术界的主流说法是，中国文化传统不可能产生出科学方法论——即中国文化中没有产生科学方法论的一切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偶然性——，根据科学方法论与严格意义科学的关系，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严格意义的科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因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前面说过，科学方法论实际上主要包含了科学实验、逻辑、数学（尤其是能表现认识对象量的关系的代数学）等几个因素，是这几个因素相互配合、相互作用而成的综合性的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构成科学方法论这几个因素都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并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中国先秦时代的墨家已经发展出了高水平的形式逻辑，并使其成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外，先秦墨家对自然的研究很有兴趣，并且有强烈的对客观现象进行观察和实验的意识——比如先秦墨家对几何光学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其对世界的研究是在一个庞大的范畴体系中逻辑地进行的，先秦墨家的方法论虽然有不完善和不科学之处，但是它为最终发展成科学方法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较为完整的框架结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汉以后，在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罢斥百家”的倾向影响下，墨家文化最终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其潜在的意义被主流文化界所忽视，在随后的近两千年中，墨家学说几乎成为绝学，中国的科学发展也忽视了墨家方法论的潜在的重大意义，再比如，东汉时期的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对《九章算术》的每个命题进行了严密的数学证明，并且在其证明工作中，已经有了以不证明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对每个数学结论进行论证，从而将数学结论的严密性建立在公理和逻辑之上的明确意识，而这种作为科学方法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方法和意识也没有被日后的科学家所继承。
总之，作为科学方法论形成的各种必要因素，都在中国古代有高水平的发展，而由于种种因素没有被进一步深化发展和继承，也没有被有意识地综合成为科学方法论。但是，综上所述，虽然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方法论，但是并不能证明中国文化传统从本质上不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客观条件，而只能证明中国文化在偶然性这种非本质因素的影响下，没有有意识地发展出科学方法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历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在中世纪还保留了下来，种种宗教范畴内的命题也在用形式逻辑进行推演，这是宗教的荒谬和理性的光辉的滑稽的结合，是理性服务于荒谬的最好注解。看来西方人在不幸地选择了政教合一的社会型态时，却也有对科学方法论的某种敏感性，在宗教势力极度膨胀的中世纪，还保留了日后科学勃兴的微弱火种。
(2)、科举制度与社会价值取向
科举制度是中国隋唐时代产生的，通过制度设定和相应的程序化操作，从所有男性社会成员范围内挑选人才，担任国家行政官员员的制度，而且被选拔的人才在理论上可以晋升至皇帝除外的任何行政级别的官职。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官僚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在皇帝的领导下）具有统治地位的阶级（以下详述），科举制度的实施，使不同阶级的社会成员都有机会进入统治阶级之中。这种选拔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在广大社会成员之中，存在着提高自身阶级地位的公平的机会。这种不考虑选拔对象的阶级属性的选拔方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阶级阵营的属性的本质规定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社会中，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大阵营，社会各个阶级分属于这两大阶级阵营——，使被统治阶级阵营中的社会成员有了向统治阶级阵营跃进的机会。这样，社会成员的阶级阵营的属性不会固化于其出生时所继承的本源性的阶级阵营的属性，他所能达到的阶级阵营属性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的努力。因此，科举制度大大冲击了社会的阶级阵营属性世袭制的陋规，并最终导致维护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门阀制度的崩溃。科举制度实施之后，中国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非世袭的意识勃兴，陈胜、吴广“将相王侯，宁有种乎”的诘问，社会成员们的答案是否定性的。另外，由于有了阶级阵营属性跃升的阶梯，社会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地位并不是由他们的出身给定的，而是自己当下行为的直接后果，这样一来，大大激发了社会成员的奋斗精神和挑战精神，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虽然由于选拔的官员有限，使得社会成员发生阶级阵营属性跃升的机会不多，但是这种机会的存在和全社会范围内（当然女性除外）平等性、以及这种机会提供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确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即使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虽然有限的民主政治制度曾经在社会中深入推行，但是，阶级阵营的属性，依然被本质化了，在社会中，没有制度化的提供给各个社会成员主动改变自己阶级阵营属性的公平机会。而在西方中世纪，阶级阵营属性的本质化更是被统治社会的宗教势力解释为上帝设计的人类社会本质属性的一个重要表现，社会成员之间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是宗教势力和世俗统治阶级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不公平社会秩序的基石。因此，诞生在公元六世纪左右的科举制度，在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上看，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
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实施了科举制度的隋唐之后）阶级阵营之间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是阶级差异的重要内容，即统治阶级阵营相对于被统治阶级阵营，具有高得多的政治权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垄断性和统治性的地位。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阵营是以世袭制的贵族阶层和非世袭的官僚阶层所组成。前面说过，在科举制广泛推行之后，贵族阶层的势力日益衰落，官僚阶层则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中间力量。因此，被统治阶级阵营的社会成员只有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才能实现社会成员阶级阵营属性的真正改变，由于政治权利的差异是决定社会成员阶级阵营差异的最重要因素。如果社会成员只是依靠工商业的经营或是学术上的成功，实现财富的巨大增长或名望的提高，社会地位得到相应的提升，但是由于其直接获得的政治权利并没有相应提高，那么该社会成员虽然阶级属性得到了改变，但是依然处于被统治阶级阵营之中，无法实现阶级阵营属性的改变。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过科举考试，并进而进入官僚体系成为社会成员唯一的阶级阵营属性跃升的通道，而如果不这样做，在其他领域做得再好，也无法实现使自身阶级阵营属性达到跃升的目的。
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科举制度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的才俊之士的精力和兴趣集中到科举考试中，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达到改变自身阶级阵营属性的目的，而为了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对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的了解达到圆熟的水平才行。因此，这些才俊之士花费了主要的精力，所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有助于科举考试方面的内容，这种关心和研究并非出于兴趣和目的所在，而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虽然也有部分学人有兴趣研究这些内容以外的学问，但是这只能是一小部分人中发生的偶然现象，只能是在不影响准备科举考试的前提下的“业余爱好”。
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挑选行政系统的官员，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集中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等政治性的内容上。因此，社会中最有才华的成员将最大量的精力集中于对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和研究之上。同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统治秩序的需要，必然将论证这种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政治理论奉为唯一的、不可质疑的政治理论，其他政治理论则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和镇压。因此，科举考试中对考生考试成绩的评定，不是以其对政治方面的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为标准，而是以其对固化的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度为标准的，因此科举考试的推行并不能刺激政治方面理论的更大发展。
由于科举制度能够一举改善参加考试者的政治地位，进而改变其阶级阵营属性，因此，整个社会都盛行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读书的内容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就是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其他的、尤其是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即使研究者取得多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成为该研究者阶级阵营属性跃升的凭借。因此，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对不涉及科举考试内容的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被社会普遍观点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奇技淫巧”而倍受轻视，因此，这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边缘地位，这无疑大大抑制了中国古代社会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上的进步。
但是，这种局面的形成决不是科举制度本身的错误，因为从科举制度本身的目的和手段来看基本上是合理的，造成这种局面的本质原因是科举制度存在的古代社会中，不同阶级、尤其是统治与被统治两大阶级阵营的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是不平等的，使科举制度成为改变社会成员阶级阵营属性的唯一方式，而由于改变自身阶级阵营属性方式的唯一性，使社会精英的精力投入方向和行为方式趋同化，并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单一化。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形成阶级差异的因素的重大变化，使阶级差异的最主要表现为各阶级的社会成员经济水平的差异，社会中并不存在政治方面的统治和被统治的两大阶级阵营。因此，社会成员只要改变自身的经济水平就可达到阶级属性的跃升。这样一来，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通过改变自身的经济水平来改变自身的阶级属性（后文详述），类似于科举制度的公务员考试只是改变社会成员经济水平的方法之一，而社会成员如果能成为其他科学文化领域的专业人士，也能增加经济收入，并改变自身阶级属性。因此，公务员考试只是吸引了一小部分对此感兴趣的社会成员对它的关注，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并不能成为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主要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不能限制社会成员的兴趣范围，也并不能遏制社会中科学文化的全面、快速地发展。
但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对科学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抑制的现象，并不说明中国古代社会从本质上阻碍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由于社会的世俗化，宗教势力无法占据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科学的发展不会象对政教合一的社会那样，产生质疑统治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中宗教势力的统治合理性的巨大作用，因此，世俗社会的统治阶级没有充分的动力去遏制（怀疑其统治合理性的政治类科学之外）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世俗社会的统治阶级不具有主动地、有意识地严厉打击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动机。
而由于科学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能够给社会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有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使社会各阶级不同程度地受益，从而使民心稳定，有助于现有政治秩序的稳定，实际上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此，如果统治阶级真正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给社会和自身利益带来的益处，他们肯定会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比如为了吸引优秀人士投身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统治阶级肯定会对从事科技工作、并在某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成员进行重奖，并完全可以将其吸纳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给予其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员才具有的政治权利。
为了将这种奖励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国家可能会仿效科举制度，建立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公平的考核，是广大社会成员都具有成为科技官僚的公平机会的机制。同时由于这种机制的建立和科技人员地位的上升，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从而使社会精英能够投入到科学文化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却。由于这一切也同样有利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是合乎逻辑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本质上排斥科学的发展，而只能从其他非本质因素中去寻找原因了。
可以说，由于社会的世俗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对科学精神的遏制，远较对统治阶级利益发生本质损害的民主精神的遏制为轻，——政治民主化是中国古代社会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看到，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在客观上存在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抑制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由宗教势力控制的宗教裁判所，将一切有悖于宗教教义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思想视为不可饶恕的异端思想，并对异端思想者进行全面的、残酷的镇压，通过恐怖的暴力手段，使宗教教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唯一来源。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鲁诺由于仅仅宣扬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并没有任何自然科学家是因为其自然科学思想而被统治阶级迫害。
当然，前面说过，由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社会还不是全民民主的社会，社会中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统治阶级的两大阵营，统治阶级政治权威不容动摇，因此，与统治阶级政治利益发生密切关系的政治类的人文科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的影响和干扰，阻碍了这些领域科学的发展，使科学精神在这些领域无法充分发扬。但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是以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力量影响所有科学的发展，是对科学精神的全面和彻底的压制。相对而言，中国古代社会、以及所有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社会，还是对科学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支持。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势力对于所有科学发展的消极影响力完全消除了，科学精神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弘扬，所有领域的科学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P>中国古代科学方法论“缺失”并无证据，倒是现代观点对中国古代科学方法论的评价有所遗失。中国传统科学重“综合”而不象西方重“分析”这也是导致中国传统科学精神不被理解的原因。然而即使今天西方在研究复杂科学、混沌现象的过程中，也建议向中国传统科学方法学习。认为综合与分析是科学之门的两大支柱。</P><P>再则，中国历史很长。封闭落伍时有之，开化先进时有之，一概灌以中国古代（传统）如何如何本身就不科学。</P><P>最后，评价一个民族的科学精神，乃至其文明的各种特质光考虑其宗教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是不对的。其民族性的东西应该从其起源就体现。具体的说其先民的神话，更能体现民族的性格。人类往往如此，神话与宗教都是有神论，可神话往往是一个民族对未知自然的探索性思考，是进步的；宗教则往往沦为统治者的权力工具，具有压迫和愚民的本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