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中国缺乏自由精神，所以缺乏世界第一流人才

胡少江：中国缺乏自由精神，所以缺乏世界第一流人才  


在上次评论中，我们谈到为了在国际人才竞争中获取优势，中国需要一个有远见的教育投入政策。一个国家能不能在教育投入上表现出有远见、负责任？而且能不能从一定的教育投入中获得尽可能大的人才产出，从而使国家在国际长远竞争力上取得优势？这些则是由其它更为根本因素决定的。在这些更为根本的因素中，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自由精神、以及是否有一个合理的制度来保障和培育这种自由精神至关重要。

创造性人才的培养需要自由精神。不仅直接培养人才的学校需要有这种精神，而且孕育人才的整个社会环境也需要有这种精神。只有自由精神，才能让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无拘无束，才能容许天才们在奇想间去寻找那些在一般人人看来是荒谬的研究课题，才能让人类的任何发明和创造在没有任何人为制约的激烈辩论中得到完善，世界第一流的人才也才会在这样自由宽松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人才都需要这样的自由精神来孕育。

但是，自由精神的培育和发展需要制度来保障。教育和研究机构的独立性是一个必要前提。教育和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的社会法人。他们的经费、财产等应该有法律来保障，而不能受到任何现任统治者喜怒哀乐的影响。选聘教员和研究人员也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预。在英、美等产出大量世界第一流人才的国家，不仅一流大学的方针、政策是独立制定的，甚至包括小学科学课在内的所有学科的教科书都不是由政府审定的，而且也没有所谓全国或者地区的统一教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统治者统治人们的思想、扼杀自由精神。

反观中国，最为缺乏的就是这种自由精神。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始终是以国家统治集团为中心的，是为皇权和其它形式的国家权力服务的。政治哲学的发展自不用说，甚至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也受之影响。皇帝想长生不老，江湖术士们便大兴炼丹术、并派出童男玉女外寻仙山仙境。这样虽然也能促进化学和地理的一些发现，却是十分有限。更何况，一旦皇帝死去，他的爱好也便随之而亡，于是江湖术士们便四处逃散，派出的童男玉女们渺无消息、也无人过问了。如果新的皇帝喜欢花鸟鱼虫，兴许生物自然科学能有所进展，当然也是十分有限。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制度缺乏自由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统治集团垄断了教育和研究的资源，并且享有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任用、罢免、甚至生杀予夺的权力。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文革，中国历史演绎出多少出统治者摧残知识分子、摧毁教育、窒息文化的悲剧！即使是在今天，四项基本原则等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套在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校教育头上的紧箍咒。只要有人超出官方的的口径，取消上讲台的资格、甚至开除出学校等等便随即而来。

在这种扼杀自由精神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下，不仅无法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的人才，就是引进的人才也会因此而退化或者异化。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一些在西方学习并且成绩优异的中国青年满怀热情回到了中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后来无所建树、倍受凌辱。即使那些为政权所用的人，除了用在西方所学的知识制造出了几颗原子弹、氢弹外，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帮助精神失常的统治者论证亩产数万斤粮食的“科学根据”。总之，只要这种缺乏自由精神的社会环境、这种扼杀自由精神的制度不改变，中国就无法培养出世界公认的第一流的人才群体。胡少江：中国缺乏自由精神，所以缺乏世界第一流人才  


在上次评论中，我们谈到为了在国际人才竞争中获取优势，中国需要一个有远见的教育投入政策。一个国家能不能在教育投入上表现出有远见、负责任？而且能不能从一定的教育投入中获得尽可能大的人才产出，从而使国家在国际长远竞争力上取得优势？这些则是由其它更为根本因素决定的。在这些更为根本的因素中，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自由精神、以及是否有一个合理的制度来保障和培育这种自由精神至关重要。

创造性人才的培养需要自由精神。不仅直接培养人才的学校需要有这种精神，而且孕育人才的整个社会环境也需要有这种精神。只有自由精神，才能让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无拘无束，才能容许天才们在奇想间去寻找那些在一般人人看来是荒谬的研究课题，才能让人类的任何发明和创造在没有任何人为制约的激烈辩论中得到完善，世界第一流的人才也才会在这样自由宽松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人才都需要这样的自由精神来孕育。

但是，自由精神的培育和发展需要制度来保障。教育和研究机构的独立性是一个必要前提。教育和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的社会法人。他们的经费、财产等应该有法律来保障，而不能受到任何现任统治者喜怒哀乐的影响。选聘教员和研究人员也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预。在英、美等产出大量世界第一流人才的国家，不仅一流大学的方针、政策是独立制定的，甚至包括小学科学课在内的所有学科的教科书都不是由政府审定的，而且也没有所谓全国或者地区的统一教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统治者统治人们的思想、扼杀自由精神。

反观中国，最为缺乏的就是这种自由精神。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始终是以国家统治集团为中心的，是为皇权和其它形式的国家权力服务的。政治哲学的发展自不用说，甚至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也受之影响。皇帝想长生不老，江湖术士们便大兴炼丹术、并派出童男玉女外寻仙山仙境。这样虽然也能促进化学和地理的一些发现，却是十分有限。更何况，一旦皇帝死去，他的爱好也便随之而亡，于是江湖术士们便四处逃散，派出的童男玉女们渺无消息、也无人过问了。如果新的皇帝喜欢花鸟鱼虫，兴许生物自然科学能有所进展，当然也是十分有限。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制度缺乏自由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统治集团垄断了教育和研究的资源，并且享有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任用、罢免、甚至生杀予夺的权力。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文革，中国历史演绎出多少出统治者摧残知识分子、摧毁教育、窒息文化的悲剧！即使是在今天，四项基本原则等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套在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校教育头上的紧箍咒。只要有人超出官方的的口径，取消上讲台的资格、甚至开除出学校等等便随即而来。

在这种扼杀自由精神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下，不仅无法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的人才，就是引进的人才也会因此而退化或者异化。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一些在西方学习并且成绩优异的中国青年满怀热情回到了中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后来无所建树、倍受凌辱。即使那些为政权所用的人，除了用在西方所学的知识制造出了几颗原子弹、氢弹外，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帮助精神失常的统治者论证亩产数万斤粮食的“科学根据”。总之，只要这种缺乏自由精神的社会环境、这种扼杀自由精神的制度不改变，中国就无法培养出世界公认的第一流的人才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