蹈海蛟龙——国产常规潜艇总师访谈录

蹈海蛟龙——国产常规潜艇总师访谈录
李连有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柴电导弹鱼雷潜艇设计专家，1946年年仅13岁就进入中苏合营的大连造船厂工作，1950—1953年用3年时间完成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课程，在1953年来到北京俄专学习，1954年前往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学习动力专业，1960年获工学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后到海军部门工作，1961年到武汉参加33艇建造，担任副所长时，年仅38岁，是第一代国产常规动力潜艇主要技术负责人和第二代国产常规潜艇总师。他的名字和他深爱的事业紧紧连在一起，已被收录进《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和《海军军事百科全书》。李连有总师（以下简称李总）主持的项目曾获得部委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一），本人荣获国防科工委授予的个人一等功。面对如潮的赞誉，李总只是平静地说：“感谢党给我机会，让我为祖国造了两型潜艇。”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潜艇总师。

记者：李总，我们了解到您作为中国两型常规潜艇总师，获得了多项重要奖项和荣誉。请您简要回顾一下咱们国家常规潜艇发展历程？
李总：常规潜艇的发展可以写一本大书，里面环节很多，我就对起主要作用的艇做一个概括介绍。
常规潜艇的发展可分为4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03型潜艇的转让与制造。该艇是苏联的最早的6603型，艇上带炮，就像电影中U571艇那样，以水上航行为主。该艇由江南造船厂和武船制造，称为转让制造。艇上好多设备是苏联人提供的，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解放前国民党时期，想向国外购买潜艇，但没有买成。所以03型潜艇的转让和制造对中国来说，有开创性的意义。
第2个阶段是33型潜艇的仿制，是由“二四协定”引进的。那时苏联人还要向我们发送艇总体和设备修改通知单呢，当时有些设备是他们提供的。当时聂荣臻元帅提出的一丝不苟搞仿制，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自己开始设计，这也就是33型潜艇的国产化。33型潜艇的国产化，表明我们国家具有从材料生产、设备制造和总装建造潜艇的能力，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潜艇图纸都是俄文的，那时我是机械科科长，因为我在苏联留过学，会俄文，所以参加了图纸的翻译和技校。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个历史过程，是要循序渐进的，应该说没有33型潜艇。我们很难来自行设计中国第一代常规潜艇，也很难在第一代基础上再设计出第二代潜艇。
第3个阶段是自行设计第一代常规潜艇，可以说是我国从技术上完成了潜艇仿制到自行设计的历史性转变，为日后提高潜艇设计技术奠定了基础，为潜艇制造工业打下了基础。
第4个阶段是自行设计第二代常规潜艇，在设计上吸收了发达国家潜艇设计的新概念。如采用围壳舵、大侧斜螺旋桨、电力推进和武器系统的设计，都是借鉴西方的。我们是用系统工程的理论进行优化设计，做到全艇有机协调，综合性能兼优，将中国潜艇的设计和制造以及设备配套能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后续新设计的潜艇可以直接吸收其设计和采用其设备，很多系统和设备可不用陆调了，管理方面也可采用其经验。我们在管理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比如设备服从系统，系统服从总体，总体不要把问题留到部队。设备的问题不要带到系统，系统的问题不要带到总体，总体综合出来的问题，不能带到部队去解决。当时对潜艇总师要求是很严的，一次成功，不能失败。80%设备都是新的，要与艇同步研制设计，这对搞科研工作的人员来说压力是很大的，风险也很大。我们当时的班子也是很强的，有航天三院的副院长、后来是院长的王建民，系统工程部主任任克明，那时我还任所长，还有总体的和动力的副总师。当时领导也很关心，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张连忠也经常到现场，总师的压力是很大的。

记者：作为中国自行研制的首型常规潜艇总师，在设计中一定遇到了不少难题吧？
李总：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70年代初期，当时世界常规潜艇发展处在使用直航雷，提高水下航速阶段。因为具有了水下高航速，才能占领阵位，才能使用直航雷攻击目标。当时搞第一代艇的时候，只有33的仿制经验，没有技术储备，潜艇制造也处在建设阶段。当时研制目标是赶上日本的“亲潮”号，其水下航速19节。我们在把握第一代艇的战术技术指标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提高水下航速。针对这点，我们主要做了3个方面的工作，第1个是减少阻力，第2个是提高螺旋桨的效能，第3个是提高动力装置功率和电池容量，从而提高了潜艇水下航速和经济航行的续航力。
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规章制度，采用的是船厂工人师傅、海军部队和设计人员三结合共同设计方法。搞这么大的产品，没有规章制度是不行的。当时建立规章制度是很难的，执行起来也不容易。那时讲出身，我是工人出身，1946年就进大连厂工作，并且16岁就入党了，所以我在三结合小组里面还是有威信的。现在潜艇可以搞三维设计，那时没有计算机，只能搞放样，专设一个大放样楼，把各种设备的布置、管路的走向和电缆的走向都画在地板上，然后再从地板上剥取原始数据，再画到图上。那时工作很多，参与工作的人也多，所有工作都要有一套规章制度，因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统领工作和保证设计质量。1969年，想让我去“五七”干校劳动，但我得到船厂工人拥护，工人不放我走。我就没去成干校，就留下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研制第一代艇上。当时艇的研制是很艰苦的，设计人员也很年轻，没有设计经验。首艇出现了很多技术问题，但得到了萧劲光司令员和刘华清副参谋长的很大支持。首艇试航也很艰苦，一直持续了2年，在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的支持下最后取得了成功。这个成功是来之不易的。

记者：在世界上能够进行潜艇设计的国家并不多，您在担任第一代艇主要技术负责人时不到40岁，之后又作为第二代潜艇的设计总师，足见您在潜艇设计方面有很高的建树。请您概括介绍一下二代艇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李总：那时每天骑着自行车去武船与工人和海军部队人员共同研究潜艇设计，第一代艇设计成功是很不容易的，具有很大难度。可以说第一代艇从技术上，完成了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历史性转变，为日后提高潜艇设计技术奠定了基础。第一代艇采用了国产材料设备的配套，为日后制造潜艇打下基础，也培养了技术力量。第一代艇出了成果，也出了人才，也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和第四代做了技术准备。
第二代艇可以说完全是咱们国家自己设计的。设计第二代艇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和苏联的关系还没有缓和过来，正处在向西方看的时代。所以，第二代艇是充分吸收发达国家设计常规潜艇的新概念、新技术，并采用了新的科学管理思想和方法。就是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对艇进行优化设计，要求做到全艇有机协调，综合性能兼优，把艇总体和10个系统作为全武器系统进行设计。这在中国潜艇设计上是第一次，在设计上获得了成功，把我们国家的潜艇设计和制造，以及设备配套能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能够设计潜艇的国家的确并不多，但我们做到了，并在艇上装了线导鱼雷、潜舰导弹，实现了全艇自动化，改变了动力传动方式，采用了低噪声大侧斜螺旋桨和一系列降噪措施。

记者：您当时是如何把全新的系统工程理论应用在潜艇设计中呢？
李总：在设计上贯彻了系统工程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理念，系统工程论用于优化设计中的有些观点，比如设备出厂要鉴定，要进行电磁兼容的测试，还要进行可靠性试验；系统上艇前必须经过陆调，通过陆调才能上艇。所有80%的新设备都是一次研制成功，这在国内舰艇设计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对俄罗斯来说，如果新设备超过10%，是不能作为正式艇交给部队的。我们艇有80%新设备，一次研制成功交给部队了。当时第1条艇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打破一切规章制度，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时技术问题定下来是很不容易的。这中间存在许多控制环节，我们在管理上做到了。

记者：您从事潜艇设计工作40多年，请问您如何看待常规潜艇的未来发展？
李总：潜艇的研制要看国际环境，国际大格局，每个时期国际大格局是不一样的。现在提倡经略海洋，是经营和开发海洋，保卫海洋权益，要看世界的格局和周边环境。我国周边环境是很复杂的，南沙、北部湾、台湾海峡，需要看周边环境，还有东盟和日本等国的发展，看他们的装备情况，以及要看美国和俄罗斯的发展。还有一个要看，那就是国家的国防政策、海军的作战使命和军事学说。这个不能不看。现在普京不是提出他们的军事学说吗。这些综合起来，以及总装和海军的大政方针，国家的工业水平、当前的科技水平、当前的技术储备、当前的工业制造水平，是决定武器装备发展的关键。我们提了多少年的办公自动化，现在随着计算机和CAD的出现，才能实现。计算机的发展，才能把信息论、控制论的观点引到第二代艇的设计中去。信息论的提出者申农，提出很多年了，只能随着芯片的制造，你才能用。有矛才有盾，竞争才能发展，国际上只有竞争，武器才发展。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才知道巡航导弹有用了……。
要看大局所在，特别是90年代世界格局的重要演变和地区冲突，局部争夺的日益突出，先进、可靠、机动、灵活的海战装备成为世界各国海军的首选，潜艇就是首选之一，在开发海洋和保卫海洋权益当中，对我们国家核潜艇和常规潜艇的发展应该是相互补充的，不要用常规潜艇代替核潜艇，也不要用核潜艇代替常规潜艇，要相互补充和平行发展。这应该是更有效、更符合国情的。
常规潜艇的战术技术性能应该包括这几个方面，我先不谈AIP。第一是基本性能，包括主尺度、排水量、舱室的划分、自持力、水上航速，主要是水下航速、水下经济航速续航时间，上面是作为总体来讲，以及上艇设备和系统的综合兼优。
第二是隐蔽性，潜艇噪声主要是螺旋桨噪声、机械噪声和水动力噪声，潜艇的安静程度主要取决于潜艇的噪声大小。我们采用浮筏、大侧斜螺旋桨、消声瓦等一系列减振降噪措施。
第三是武器系统的功能，武器系统的功能和探测能力，这是很重要的。武器系统用巡航导弹和线导鱼雷，系统的反应识别要快，导弹的性能要好。
第四是自动化程度，像第二代艇那样，车水舵一体化，1个人既可以控制航速，又可以控制舵，又可以调水来控制艇的平衡。也做到了自动操作动力装置。

记者：您仅读过半年私垫，在苏联学习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语言障碍，完成了6年艰深的课业学习，能否讲一下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您在苏联学的是动力装置，这对您以后从事潜艇设计有直接帮助吗？
李总：我是学动力装置的，但苏联人教的都是燃气轮机、蒸汽锅炉、蒸汽轮机和柴油机，潜艇的东西是不能看的，是保密的。放宽一点，有些同学可以看“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我们是在二战后德国赔偿给苏联的“俄罗斯”号邮船上实习。学习时，苏联人不发教材，上课做笔记不准带出来，只能凭脑子记。我们和俄国人住在一起，一起学习，需要吃得了苫，1天只能睡2、3个小时，那时是想早点学完，回来建设国家。学习时有一点语言障碍，每次考完试，体重都要掉下10几斤，一个班学下来要淘汰2/3，我坚持了下来。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潜艇动力的发展呢？
李总：世界上潜艇动力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发展AIP，以提高水下经济航行的续航时间。像瑞典的“哥得兰”级使用“斯特林”发动机，属于热气机。另一个是俄罗斯的“阿穆尔”级用的燃料电池。按照前面说的4项标准，它们的水平旗鼓相当，如果在将来战争中，谁行和谁不行，那要看艇长的临场指挥能力了，要看人的因素了。毛泽东不是讲过，人的因素是第一的。武器再好，人的因素还是最重要的。战争胜负，取决于作战双方平时的训练水平和政治信念。
另外一种趋势是不发展AIP，像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只搞核动力潜艇。特别是美国东西两边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是深水，他有他的战略格局、作战思想和国防战略，扮演世界警察。我认为我们国家常规潜艇和核潜艇应该是相互补充的。

记者：您如何评价AIP和小堆？
李总：瑞典的“哥得兰”和俄罗斯的“阿穆尔”到底怎么样，没有使用的报道。使用氢氧燃料，需要带着几个大罐子，里面装的液态氧温度在零下190℃左右。这存在使用安全、后勤保障安全、战时供给安全和维护安全问题以及艇员素质都需要考虑。有的专门从事常规潜艇设计的俄罗斯专家，反对采用AIP，因为存在安全问题，并且投资非常大。
国际上有关小堆的应用也没有报道。搞小堆因为有核电站和核潜艇的使用经验，技术较为成熟，可能是可靠一些，但也有一个三防问题，防污染、防辐射和核废料的处理问题，这是核潜艇普遍存在的问题。相比之下小堆更可行一些。
我认为一型艇上搞两种动力从长远看不完全好。不好在什么地办呢，它增加了排水量，动力操作复杂，维护保养复杂，后勤保障难度加大。如果提高常规潜艇蓄电池的容量，减少辅机的耗电量，改变充电方式，解决快速充电和随机充电。常规潜艇作战任务和核动力潜艇相互补充，常规潜艇应在隐蔽性、武器和自动化程度上多做工作，不要对其要求太多的、无止境的续航力。

记者：为什么要搞快速随机充电？
李总：潜艇原是夜里上浮充电，白天再下潜。现在有侦察飞机和卫星，夜里充电也存在危险，艇上传感器如果发现适当时机，快速随机地进行充电，不要在海上搞一级充电和二级充电。如果续航力够了，就不用充电了。如果是燃料电池，氢氧用完了，回来重新装燃料，很麻烦。如果把设计安装燃料电池的舱段改为多安装蓄电池，以提高潜艇蓄电池容量，回到基地充电就可以了，多省事，减少了很大的麻烦。

记者：我们平时在工作中以及与读者交流时，大家都感觉到西方常规潜艇和苏联潜艇的设计理念有很大区别。您作为我国常规潜艇的总师更欣赏那个设计？
李总：德国、日本和瑞典的潜艇是一种设计风格，也是一种设计思想，体现在像瑞典的“哥得兰”级，它采用电力推进、AIP，武器为线导鱼雷、导弹，自动化程度高，排水量在1000吨左右，编制人员少，也注重消声减振和隐蔽性。俄罗斯的常规潜艇一般2000吨左右，像636和877的风格是注重单项性能先进，特别是在消声和减振隐蔽性方面做得比较好，其动力设备并不先进，自动化程度像电子器件还不见得比我们的好，但作为总体设计是成功的，综合性能兼优。

记者：您如何评价日本潜艇发展？
李总：日本是战败国，其没有权力去搞进攻型的战略核武器，日本不可以搞核潜艇，国际上也不允许其研制核潜艇。其在战后研制的几型常规潜艇，在性能方面应该说属于世界先进水平。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潜空导弹的呢？
李总：德国和法国都在搞潜空导弹的研究，德国还在搞潜艇指挥台围壳里加装30毫米小口径折叠式防空炮方案。我想潜艇靠的是隐蔽性，浮在水面只有挨打，德国人研制潜射导弹反直升机是一种办法，在作战中是否有效，有待证明，对情报资料需要分析，需要通过实践来证明。

记者：第二代艇为什么采用围壳舵，而不采用首舵呢？
李总：首舵对声呐有干扰，围壳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担任型号总师这个重任，您觉得需要怎样的知识结构？对本刊读者有什么寄语？
李总：总师要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潜艇的研究设计要有一个整体性、全局性、时间性和前瞻性才行。从哲学上来说，任何事物都是相联系的。像潜艇这样的大型系统工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各设备与系统之间，各系统与艇总体之间，充斥着矛盾，处理好各种矛盾，才能使全艇臻于理想状态。作为总师，要有整体观念，不要局限艇本身，还有设备系统，以及与国家各个方面的关系和协作方的关系，这些处理不好，你这个艇就建不成；设备质量不好，整个艇就不行。艇里的性能，安静性不行，稳性不够，自动化再好，艇也没有用。因此要处理好艇总体、系统和设备之间的关系。
作为总师来讲，整体观念很重要，整体观念带有全局性。国家政策和大政方针，使用部门的要求，部队的反应，都需要考虑。每个技术环节，到底怎么确定，这个指标在这个系统怎么定，与另外的系统怎么接口。另外，总师还要有时间性和前瞻性的概念，要与时俱进，前瞻性牵连到潜艇的使用寿命。
潜艇是使用X形尾舵，还是采用十字形尾舵。导弹发射出管速度是多少，用什么发射装置，这些问题关系到武器匹配、作战性能、接口关系等诸多方面，总师需要抓住时间、机遇，进行决策，有了哲学的观点，看问题才不会片面，才能思有统一。另外还要看到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不要认为事物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潜艇设计思想也要不断进行更新。因而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对我们工程人员来讲是最有用的。
作为总师，第二个是要知道人，知人善用，不懂人，做不了领导。作为总师，用人很关键，哪个地方，用什么人关系到事业成败。形象地说，总师就是乐队的指挥者，对每个乐章、每个声部、每种乐器都了如指掌，虽然对各种乐器不甚精通，但知道怎么配乐，知道怎么使用这个乐器，这个乐器哪个音符是你需要的，这样才能指挥出成功的作品，这就是俄国人和英国人演奏的《天鹅湖》不一样的原因。这就要求总师在什么时候抓住关键技术，要有全局性，国家的方针政策也要清楚。总师还要坚韧不拔，遇到困难不要退缩，在设计和使用中会遇到问题，都需要总师指挥。

记者：谢谢您接受专访，希望您所说的“坚韧不拔，遇到困难不要退缩”能成为所有青少年读者的座右铭。蹈海蛟龙——国产常规潜艇总师访谈录
李连有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柴电导弹鱼雷潜艇设计专家，1946年年仅13岁就进入中苏合营的大连造船厂工作，1950—1953年用3年时间完成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课程，在1953年来到北京俄专学习，1954年前往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学习动力专业，1960年获工学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后到海军部门工作，1961年到武汉参加33艇建造，担任副所长时，年仅38岁，是第一代国产常规动力潜艇主要技术负责人和第二代国产常规潜艇总师。他的名字和他深爱的事业紧紧连在一起，已被收录进《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和《海军军事百科全书》。李连有总师（以下简称李总）主持的项目曾获得部委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一），本人荣获国防科工委授予的个人一等功。面对如潮的赞誉，李总只是平静地说：“感谢党给我机会，让我为祖国造了两型潜艇。”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潜艇总师。

记者：李总，我们了解到您作为中国两型常规潜艇总师，获得了多项重要奖项和荣誉。请您简要回顾一下咱们国家常规潜艇发展历程？
李总：常规潜艇的发展可以写一本大书，里面环节很多，我就对起主要作用的艇做一个概括介绍。
常规潜艇的发展可分为4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03型潜艇的转让与制造。该艇是苏联的最早的6603型，艇上带炮，就像电影中U571艇那样，以水上航行为主。该艇由江南造船厂和武船制造，称为转让制造。艇上好多设备是苏联人提供的，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解放前国民党时期，想向国外购买潜艇，但没有买成。所以03型潜艇的转让和制造对中国来说，有开创性的意义。
第2个阶段是33型潜艇的仿制，是由“二四协定”引进的。那时苏联人还要向我们发送艇总体和设备修改通知单呢，当时有些设备是他们提供的。当时聂荣臻元帅提出的一丝不苟搞仿制，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自己开始设计，这也就是33型潜艇的国产化。33型潜艇的国产化，表明我们国家具有从材料生产、设备制造和总装建造潜艇的能力，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潜艇图纸都是俄文的，那时我是机械科科长，因为我在苏联留过学，会俄文，所以参加了图纸的翻译和技校。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个历史过程，是要循序渐进的，应该说没有33型潜艇。我们很难来自行设计中国第一代常规潜艇，也很难在第一代基础上再设计出第二代潜艇。
第3个阶段是自行设计第一代常规潜艇，可以说是我国从技术上完成了潜艇仿制到自行设计的历史性转变，为日后提高潜艇设计技术奠定了基础，为潜艇制造工业打下了基础。
第4个阶段是自行设计第二代常规潜艇，在设计上吸收了发达国家潜艇设计的新概念。如采用围壳舵、大侧斜螺旋桨、电力推进和武器系统的设计，都是借鉴西方的。我们是用系统工程的理论进行优化设计，做到全艇有机协调，综合性能兼优，将中国潜艇的设计和制造以及设备配套能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后续新设计的潜艇可以直接吸收其设计和采用其设备，很多系统和设备可不用陆调了，管理方面也可采用其经验。我们在管理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比如设备服从系统，系统服从总体，总体不要把问题留到部队。设备的问题不要带到系统，系统的问题不要带到总体，总体综合出来的问题，不能带到部队去解决。当时对潜艇总师要求是很严的，一次成功，不能失败。80%设备都是新的，要与艇同步研制设计，这对搞科研工作的人员来说压力是很大的，风险也很大。我们当时的班子也是很强的，有航天三院的副院长、后来是院长的王建民，系统工程部主任任克明，那时我还任所长，还有总体的和动力的副总师。当时领导也很关心，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张连忠也经常到现场，总师的压力是很大的。

记者：作为中国自行研制的首型常规潜艇总师，在设计中一定遇到了不少难题吧？
李总：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70年代初期，当时世界常规潜艇发展处在使用直航雷，提高水下航速阶段。因为具有了水下高航速，才能占领阵位，才能使用直航雷攻击目标。当时搞第一代艇的时候，只有33的仿制经验，没有技术储备，潜艇制造也处在建设阶段。当时研制目标是赶上日本的“亲潮”号，其水下航速19节。我们在把握第一代艇的战术技术指标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提高水下航速。针对这点，我们主要做了3个方面的工作，第1个是减少阻力，第2个是提高螺旋桨的效能，第3个是提高动力装置功率和电池容量，从而提高了潜艇水下航速和经济航行的续航力。
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规章制度，采用的是船厂工人师傅、海军部队和设计人员三结合共同设计方法。搞这么大的产品，没有规章制度是不行的。当时建立规章制度是很难的，执行起来也不容易。那时讲出身，我是工人出身，1946年就进大连厂工作，并且16岁就入党了，所以我在三结合小组里面还是有威信的。现在潜艇可以搞三维设计，那时没有计算机，只能搞放样，专设一个大放样楼，把各种设备的布置、管路的走向和电缆的走向都画在地板上，然后再从地板上剥取原始数据，再画到图上。那时工作很多，参与工作的人也多，所有工作都要有一套规章制度，因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统领工作和保证设计质量。1969年，想让我去“五七”干校劳动，但我得到船厂工人拥护，工人不放我走。我就没去成干校，就留下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研制第一代艇上。当时艇的研制是很艰苦的，设计人员也很年轻，没有设计经验。首艇出现了很多技术问题，但得到了萧劲光司令员和刘华清副参谋长的很大支持。首艇试航也很艰苦，一直持续了2年，在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的支持下最后取得了成功。这个成功是来之不易的。

记者：在世界上能够进行潜艇设计的国家并不多，您在担任第一代艇主要技术负责人时不到40岁，之后又作为第二代潜艇的设计总师，足见您在潜艇设计方面有很高的建树。请您概括介绍一下二代艇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李总：那时每天骑着自行车去武船与工人和海军部队人员共同研究潜艇设计，第一代艇设计成功是很不容易的，具有很大难度。可以说第一代艇从技术上，完成了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历史性转变，为日后提高潜艇设计技术奠定了基础。第一代艇采用了国产材料设备的配套，为日后制造潜艇打下基础，也培养了技术力量。第一代艇出了成果，也出了人才，也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和第四代做了技术准备。
第二代艇可以说完全是咱们国家自己设计的。设计第二代艇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和苏联的关系还没有缓和过来，正处在向西方看的时代。所以，第二代艇是充分吸收发达国家设计常规潜艇的新概念、新技术，并采用了新的科学管理思想和方法。就是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对艇进行优化设计，要求做到全艇有机协调，综合性能兼优，把艇总体和10个系统作为全武器系统进行设计。这在中国潜艇设计上是第一次，在设计上获得了成功，把我们国家的潜艇设计和制造，以及设备配套能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能够设计潜艇的国家的确并不多，但我们做到了，并在艇上装了线导鱼雷、潜舰导弹，实现了全艇自动化，改变了动力传动方式，采用了低噪声大侧斜螺旋桨和一系列降噪措施。

记者：您当时是如何把全新的系统工程理论应用在潜艇设计中呢？
李总：在设计上贯彻了系统工程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理念，系统工程论用于优化设计中的有些观点，比如设备出厂要鉴定，要进行电磁兼容的测试，还要进行可靠性试验；系统上艇前必须经过陆调，通过陆调才能上艇。所有80%的新设备都是一次研制成功，这在国内舰艇设计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对俄罗斯来说，如果新设备超过10%，是不能作为正式艇交给部队的。我们艇有80%新设备，一次研制成功交给部队了。当时第1条艇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打破一切规章制度，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时技术问题定下来是很不容易的。这中间存在许多控制环节，我们在管理上做到了。

记者：您从事潜艇设计工作40多年，请问您如何看待常规潜艇的未来发展？
李总：潜艇的研制要看国际环境，国际大格局，每个时期国际大格局是不一样的。现在提倡经略海洋，是经营和开发海洋，保卫海洋权益，要看世界的格局和周边环境。我国周边环境是很复杂的，南沙、北部湾、台湾海峡，需要看周边环境，还有东盟和日本等国的发展，看他们的装备情况，以及要看美国和俄罗斯的发展。还有一个要看，那就是国家的国防政策、海军的作战使命和军事学说。这个不能不看。现在普京不是提出他们的军事学说吗。这些综合起来，以及总装和海军的大政方针，国家的工业水平、当前的科技水平、当前的技术储备、当前的工业制造水平，是决定武器装备发展的关键。我们提了多少年的办公自动化，现在随着计算机和CAD的出现，才能实现。计算机的发展，才能把信息论、控制论的观点引到第二代艇的设计中去。信息论的提出者申农，提出很多年了，只能随着芯片的制造，你才能用。有矛才有盾，竞争才能发展，国际上只有竞争，武器才发展。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才知道巡航导弹有用了……。
要看大局所在，特别是90年代世界格局的重要演变和地区冲突，局部争夺的日益突出，先进、可靠、机动、灵活的海战装备成为世界各国海军的首选，潜艇就是首选之一，在开发海洋和保卫海洋权益当中，对我们国家核潜艇和常规潜艇的发展应该是相互补充的，不要用常规潜艇代替核潜艇，也不要用核潜艇代替常规潜艇，要相互补充和平行发展。这应该是更有效、更符合国情的。
常规潜艇的战术技术性能应该包括这几个方面，我先不谈AIP。第一是基本性能，包括主尺度、排水量、舱室的划分、自持力、水上航速，主要是水下航速、水下经济航速续航时间，上面是作为总体来讲，以及上艇设备和系统的综合兼优。
第二是隐蔽性，潜艇噪声主要是螺旋桨噪声、机械噪声和水动力噪声，潜艇的安静程度主要取决于潜艇的噪声大小。我们采用浮筏、大侧斜螺旋桨、消声瓦等一系列减振降噪措施。
第三是武器系统的功能，武器系统的功能和探测能力，这是很重要的。武器系统用巡航导弹和线导鱼雷，系统的反应识别要快，导弹的性能要好。
第四是自动化程度，像第二代艇那样，车水舵一体化，1个人既可以控制航速，又可以控制舵，又可以调水来控制艇的平衡。也做到了自动操作动力装置。

记者：您仅读过半年私垫，在苏联学习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语言障碍，完成了6年艰深的课业学习，能否讲一下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您在苏联学的是动力装置，这对您以后从事潜艇设计有直接帮助吗？
李总：我是学动力装置的，但苏联人教的都是燃气轮机、蒸汽锅炉、蒸汽轮机和柴油机，潜艇的东西是不能看的，是保密的。放宽一点，有些同学可以看“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我们是在二战后德国赔偿给苏联的“俄罗斯”号邮船上实习。学习时，苏联人不发教材，上课做笔记不准带出来，只能凭脑子记。我们和俄国人住在一起，一起学习，需要吃得了苫，1天只能睡2、3个小时，那时是想早点学完，回来建设国家。学习时有一点语言障碍，每次考完试，体重都要掉下10几斤，一个班学下来要淘汰2/3，我坚持了下来。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潜艇动力的发展呢？
李总：世界上潜艇动力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发展AIP，以提高水下经济航行的续航时间。像瑞典的“哥得兰”级使用“斯特林”发动机，属于热气机。另一个是俄罗斯的“阿穆尔”级用的燃料电池。按照前面说的4项标准，它们的水平旗鼓相当，如果在将来战争中，谁行和谁不行，那要看艇长的临场指挥能力了，要看人的因素了。毛泽东不是讲过，人的因素是第一的。武器再好，人的因素还是最重要的。战争胜负，取决于作战双方平时的训练水平和政治信念。
另外一种趋势是不发展AIP，像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只搞核动力潜艇。特别是美国东西两边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是深水，他有他的战略格局、作战思想和国防战略，扮演世界警察。我认为我们国家常规潜艇和核潜艇应该是相互补充的。

记者：您如何评价AIP和小堆？
李总：瑞典的“哥得兰”和俄罗斯的“阿穆尔”到底怎么样，没有使用的报道。使用氢氧燃料，需要带着几个大罐子，里面装的液态氧温度在零下190℃左右。这存在使用安全、后勤保障安全、战时供给安全和维护安全问题以及艇员素质都需要考虑。有的专门从事常规潜艇设计的俄罗斯专家，反对采用AIP，因为存在安全问题，并且投资非常大。
国际上有关小堆的应用也没有报道。搞小堆因为有核电站和核潜艇的使用经验，技术较为成熟，可能是可靠一些，但也有一个三防问题，防污染、防辐射和核废料的处理问题，这是核潜艇普遍存在的问题。相比之下小堆更可行一些。
我认为一型艇上搞两种动力从长远看不完全好。不好在什么地办呢，它增加了排水量，动力操作复杂，维护保养复杂，后勤保障难度加大。如果提高常规潜艇蓄电池的容量，减少辅机的耗电量，改变充电方式，解决快速充电和随机充电。常规潜艇作战任务和核动力潜艇相互补充，常规潜艇应在隐蔽性、武器和自动化程度上多做工作，不要对其要求太多的、无止境的续航力。

记者：为什么要搞快速随机充电？
李总：潜艇原是夜里上浮充电，白天再下潜。现在有侦察飞机和卫星，夜里充电也存在危险，艇上传感器如果发现适当时机，快速随机地进行充电，不要在海上搞一级充电和二级充电。如果续航力够了，就不用充电了。如果是燃料电池，氢氧用完了，回来重新装燃料，很麻烦。如果把设计安装燃料电池的舱段改为多安装蓄电池，以提高潜艇蓄电池容量，回到基地充电就可以了，多省事，减少了很大的麻烦。

记者：我们平时在工作中以及与读者交流时，大家都感觉到西方常规潜艇和苏联潜艇的设计理念有很大区别。您作为我国常规潜艇的总师更欣赏那个设计？
李总：德国、日本和瑞典的潜艇是一种设计风格，也是一种设计思想，体现在像瑞典的“哥得兰”级，它采用电力推进、AIP，武器为线导鱼雷、导弹，自动化程度高，排水量在1000吨左右，编制人员少，也注重消声减振和隐蔽性。俄罗斯的常规潜艇一般2000吨左右，像636和877的风格是注重单项性能先进，特别是在消声和减振隐蔽性方面做得比较好，其动力设备并不先进，自动化程度像电子器件还不见得比我们的好，但作为总体设计是成功的，综合性能兼优。

记者：您如何评价日本潜艇发展？
李总：日本是战败国，其没有权力去搞进攻型的战略核武器，日本不可以搞核潜艇，国际上也不允许其研制核潜艇。其在战后研制的几型常规潜艇，在性能方面应该说属于世界先进水平。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潜空导弹的呢？
李总：德国和法国都在搞潜空导弹的研究，德国还在搞潜艇指挥台围壳里加装30毫米小口径折叠式防空炮方案。我想潜艇靠的是隐蔽性，浮在水面只有挨打，德国人研制潜射导弹反直升机是一种办法，在作战中是否有效，有待证明，对情报资料需要分析，需要通过实践来证明。

记者：第二代艇为什么采用围壳舵，而不采用首舵呢？
李总：首舵对声呐有干扰，围壳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担任型号总师这个重任，您觉得需要怎样的知识结构？对本刊读者有什么寄语？
李总：总师要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潜艇的研究设计要有一个整体性、全局性、时间性和前瞻性才行。从哲学上来说，任何事物都是相联系的。像潜艇这样的大型系统工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各设备与系统之间，各系统与艇总体之间，充斥着矛盾，处理好各种矛盾，才能使全艇臻于理想状态。作为总师，要有整体观念，不要局限艇本身，还有设备系统，以及与国家各个方面的关系和协作方的关系，这些处理不好，你这个艇就建不成；设备质量不好，整个艇就不行。艇里的性能，安静性不行，稳性不够，自动化再好，艇也没有用。因此要处理好艇总体、系统和设备之间的关系。
作为总师来讲，整体观念很重要，整体观念带有全局性。国家政策和大政方针，使用部门的要求，部队的反应，都需要考虑。每个技术环节，到底怎么确定，这个指标在这个系统怎么定，与另外的系统怎么接口。另外，总师还要有时间性和前瞻性的概念，要与时俱进，前瞻性牵连到潜艇的使用寿命。
潜艇是使用X形尾舵，还是采用十字形尾舵。导弹发射出管速度是多少，用什么发射装置，这些问题关系到武器匹配、作战性能、接口关系等诸多方面，总师需要抓住时间、机遇，进行决策，有了哲学的观点，看问题才不会片面，才能思有统一。另外还要看到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不要认为事物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潜艇设计思想也要不断进行更新。因而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对我们工程人员来讲是最有用的。
作为总师，第二个是要知道人，知人善用，不懂人，做不了领导。作为总师，用人很关键，哪个地方，用什么人关系到事业成败。形象地说，总师就是乐队的指挥者，对每个乐章、每个声部、每种乐器都了如指掌，虽然对各种乐器不甚精通，但知道怎么配乐，知道怎么使用这个乐器，这个乐器哪个音符是你需要的，这样才能指挥出成功的作品，这就是俄国人和英国人演奏的《天鹅湖》不一样的原因。这就要求总师在什么时候抓住关键技术，要有全局性，国家的方针政策也要清楚。总师还要坚韧不拔，遇到困难不要退缩，在设计和使用中会遇到问题，都需要总师指挥。

记者：谢谢您接受专访，希望您所说的“坚韧不拔，遇到困难不要退缩”能成为所有青少年读者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