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近代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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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页
禁烟运动与虎门销烟

 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与外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以中英贸易为例，1827年以前，英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如刀和钟表），由中国输往英国的则以茶叶为大宗，其次是生丝、土布、陶瓷、糖、樟脑、大黄、水银等。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的商品有一种顽强的抵抗力，所以英国的纺织品在中国不能畅销。而英国却必须购买中国著名的茶叶、生丝和陶瓷。这样，中国对英贸易每年都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资产阶级出于其掠夺本性，竟用鸦片来冲击中国的贸易市场，获取一本万利的不义之财。
 英国资产阶级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然后再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除了英国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外，美国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俄国则从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
 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使中英两国的贸易地位完全改变。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中国却相反，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820—184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在1亿两左右，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1C5。由鸦片大量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已开始扰乱清王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
 鸦片泛滥，受害最深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因此，他们对鸦片走私极为愤慨，要求禁烟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有爱国心的士大夫也要求禁烟。从1836年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禁烟与弛禁的激烈争论。弛禁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他们竭力反对禁烟。弛禁派的吹鼓手、太常寺卿许乃济甚至在1836年6月10日上奏道光皇帝，鼓吹鸦片无害论，说如果要禁也只须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民间贩卖、吸食可以“一概勿论”。在清廷官员中，首先上书驳斥许乃济弛禁论的，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他们主张对贩卖和吸食鸦片者要严刑。
 1838年6月2日，力倡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疏，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1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则处以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等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从1838年7月至9月，3次复奏道光皇帝，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切实禁烟，长此下去，几十年后，军队就会衰弱，国库就会空虚，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国家无可以充饷之银。
 兵和饷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命根子。林则徐的话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从以前的不置可否暂时倾向于禁烟，决定采纳黄爵滋、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于1838年10月25日颁布谕旨，要各省“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同一天，道光皇帝将抽鸦片的庄亲王革去王爵，辅国公革去爵位，各罚应得养赡钱粮2年。过了3天，又将两年前提出弛禁论的许乃济降职惩儆。接着，召林则徐进京，商讨禁烟事宜。
 1838年12月29日，林则徐奉旨从湖广总督任上来到北京。道光皇帝在8天之中连续召见林则徐八次，听取他对禁烟的具体意见和措施，并赏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还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林则徐于1839年1月8日在北风呼啸的严冬离开京城，踏上南下征途。3月10日到达禁烟斗争的最前哨广州。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合作，一面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一面同外国鸦片贩子展开坚决斗争。3月18日，即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的第八天，就毅然发出收缴外商鸦片的命令。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在钦差行辕越华书院传讯十三行洋商，当众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并将缴烟谕帖交行商总头目伍绍荣转给外国烟贩，限3天之内将其趸船上所有鸦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缴，则封舱封港。还要他们出具甘结（保证书），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林则徐有禁烟的决心和魄力，都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林则徐的缴烟命令。在商馆外面，昼夜都有群众巡视；渔民们也主动协助水师官兵，监视零丁洋上的鸦片趸船。
 英国鸦片贩子不愿交出鸦片。他们操纵在广州的外商商会，破坏禁烟。3月22日，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这一断然决定，震动了躲在澳门的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24日，义律乘快船从澳门赶到广州，到商馆亲自指挥抗拒缴烟，并在珠江口外布置一艘军舰，进行战争恫吓。这天晚上，义律又指使颠地化装逃走，被商馆内的中国工人截回。
 为了敦促洋商交出鸦片，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严守商馆，断绝商馆与澳门的交通，撤退中国在商馆中的雇员，终于迫使义律同意缴烟。林则徐、邓廷桢率领文武官员，勒令停泊在零丁洋的洋趸船上的英、美烟贩缴烟，从4月12日到5月21日，收缴了2万多箱鸦片（其中1540箱属于美国烟贩），共计237．6万多斤。这在清代禁烟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一胜利，像惊雷般地轰击了珠江口外零丁洋上的敌船，那些贩运鸦片的敌船纷纷逃窜。
 1839年6月3日，这是值得中国人民纪念的日子。虎门搭起了一座礼台，挂起麒麟帐，铺着红色的氈毯。礼台前面，挂着一面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威武雄壮，迎风飘扬。这一天，雨后天晴，骄阳高挂，从四面八方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午后2时，留吉长髯、神情刚毅的林则徐，在广东巡抚怡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礼台。林则徐遥望南天，心潮澎湃，在人声鼎沸的虎门，他庄严下令销烟。顿时，隆隆的礼炮声威震海空，站在两个销烟池（每个15丈见方，池底用石条铺平，四边栏桩钉板，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旁的绿营兵丁们忙碌起来了。先是从后面水沟里把水引入销烟池内，撒入食盐，使池水成为盐卤，然后把一箱箱的鸦片运到池边，打开箱盖，将鸦片切开捣碎，投入池中，浸泡了一些时候，再撒下石灰。顷刻间，盐卤沸腾起来，浓烟滚滚，升入天际。兵丁们站在跳板上，手拿铁锄、木耙来回翻搅，使鸦片完全销溶，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销烟池前面的涵洞，使销溶后的鸦片随着浪花冲入大海。在涵洞上还装着网筛，防止未销溶的大块鸦片流出。全部鸦片销溶后，还用清水刷涤池底，不留涓滴烟灰。看到这一扬眉吐气的情景，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屹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第一幅浮雕就是“虎门销烟”的情景，人们瞻仰这一雄伟场面，不能不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
 为了让外国人“共见共闻”，6月13日，林则徐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销烟现场参观。一些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参观后，惊叹销烟工作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他们的“臆想”。从6月3日到25日，除留下8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200多万斤鸦片全部销毁了。
 林则徐主持下的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壮举，像海水冲刷烟膏那样，洗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耻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禁烟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谱写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光辉篇章的第一页。
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页
禁烟运动与虎门销烟

 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与外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以中英贸易为例，1827年以前，英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如刀和钟表），由中国输往英国的则以茶叶为大宗，其次是生丝、土布、陶瓷、糖、樟脑、大黄、水银等。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的商品有一种顽强的抵抗力，所以英国的纺织品在中国不能畅销。而英国却必须购买中国著名的茶叶、生丝和陶瓷。这样，中国对英贸易每年都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资产阶级出于其掠夺本性，竟用鸦片来冲击中国的贸易市场，获取一本万利的不义之财。
 英国资产阶级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然后再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除了英国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外，美国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俄国则从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
 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使中英两国的贸易地位完全改变。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中国却相反，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820—184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在1亿两左右，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1C5。由鸦片大量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已开始扰乱清王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
 鸦片泛滥，受害最深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因此，他们对鸦片走私极为愤慨，要求禁烟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有爱国心的士大夫也要求禁烟。从1836年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禁烟与弛禁的激烈争论。弛禁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他们竭力反对禁烟。弛禁派的吹鼓手、太常寺卿许乃济甚至在1836年6月10日上奏道光皇帝，鼓吹鸦片无害论，说如果要禁也只须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民间贩卖、吸食可以“一概勿论”。在清廷官员中，首先上书驳斥许乃济弛禁论的，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他们主张对贩卖和吸食鸦片者要严刑。
 1838年6月2日，力倡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疏，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1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则处以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等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从1838年7月至9月，3次复奏道光皇帝，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切实禁烟，长此下去，几十年后，军队就会衰弱，国库就会空虚，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国家无可以充饷之银。
 兵和饷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命根子。林则徐的话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从以前的不置可否暂时倾向于禁烟，决定采纳黄爵滋、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于1838年10月25日颁布谕旨，要各省“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同一天，道光皇帝将抽鸦片的庄亲王革去王爵，辅国公革去爵位，各罚应得养赡钱粮2年。过了3天，又将两年前提出弛禁论的许乃济降职惩儆。接着，召林则徐进京，商讨禁烟事宜。
 1838年12月29日，林则徐奉旨从湖广总督任上来到北京。道光皇帝在8天之中连续召见林则徐八次，听取他对禁烟的具体意见和措施，并赏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还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林则徐于1839年1月8日在北风呼啸的严冬离开京城，踏上南下征途。3月10日到达禁烟斗争的最前哨广州。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合作，一面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一面同外国鸦片贩子展开坚决斗争。3月18日，即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的第八天，就毅然发出收缴外商鸦片的命令。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在钦差行辕越华书院传讯十三行洋商，当众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并将缴烟谕帖交行商总头目伍绍荣转给外国烟贩，限3天之内将其趸船上所有鸦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缴，则封舱封港。还要他们出具甘结（保证书），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林则徐有禁烟的决心和魄力，都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林则徐的缴烟命令。在商馆外面，昼夜都有群众巡视；渔民们也主动协助水师官兵，监视零丁洋上的鸦片趸船。
 英国鸦片贩子不愿交出鸦片。他们操纵在广州的外商商会，破坏禁烟。3月22日，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这一断然决定，震动了躲在澳门的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24日，义律乘快船从澳门赶到广州，到商馆亲自指挥抗拒缴烟，并在珠江口外布置一艘军舰，进行战争恫吓。这天晚上，义律又指使颠地化装逃走，被商馆内的中国工人截回。
 为了敦促洋商交出鸦片，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严守商馆，断绝商馆与澳门的交通，撤退中国在商馆中的雇员，终于迫使义律同意缴烟。林则徐、邓廷桢率领文武官员，勒令停泊在零丁洋的洋趸船上的英、美烟贩缴烟，从4月12日到5月21日，收缴了2万多箱鸦片（其中1540箱属于美国烟贩），共计237．6万多斤。这在清代禁烟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一胜利，像惊雷般地轰击了珠江口外零丁洋上的敌船，那些贩运鸦片的敌船纷纷逃窜。
 1839年6月3日，这是值得中国人民纪念的日子。虎门搭起了一座礼台，挂起麒麟帐，铺着红色的氈毯。礼台前面，挂着一面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威武雄壮，迎风飘扬。这一天，雨后天晴，骄阳高挂，从四面八方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午后2时，留吉长髯、神情刚毅的林则徐，在广东巡抚怡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礼台。林则徐遥望南天，心潮澎湃，在人声鼎沸的虎门，他庄严下令销烟。顿时，隆隆的礼炮声威震海空，站在两个销烟池（每个15丈见方，池底用石条铺平，四边栏桩钉板，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旁的绿营兵丁们忙碌起来了。先是从后面水沟里把水引入销烟池内，撒入食盐，使池水成为盐卤，然后把一箱箱的鸦片运到池边，打开箱盖，将鸦片切开捣碎，投入池中，浸泡了一些时候，再撒下石灰。顷刻间，盐卤沸腾起来，浓烟滚滚，升入天际。兵丁们站在跳板上，手拿铁锄、木耙来回翻搅，使鸦片完全销溶，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销烟池前面的涵洞，使销溶后的鸦片随着浪花冲入大海。在涵洞上还装着网筛，防止未销溶的大块鸦片流出。全部鸦片销溶后，还用清水刷涤池底，不留涓滴烟灰。看到这一扬眉吐气的情景，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屹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第一幅浮雕就是“虎门销烟”的情景，人们瞻仰这一雄伟场面，不能不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
 为了让外国人“共见共闻”，6月13日，林则徐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销烟现场参观。一些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参观后，惊叹销烟工作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他们的“臆想”。从6月3日到25日，除留下8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200多万斤鸦片全部销毁了。
 林则徐主持下的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壮举，像海水冲刷烟膏那样，洗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耻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禁烟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谱写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光辉篇章的第一页。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者在1840—1842年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战争以清朝失败而告结束。从此，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是清朝统治下的封建国家。清朝统治者对内顽固坚持传统的专制统治，不思改革，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日益落在世界文明的后面。和清朝日益衰败形成鲜明对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迅速发展。最早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到18世纪末叶又率先开始产业革命，近代化的工业迅速发展。19世纪初，英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把许多国家沦为它的殖民地，中国成为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毒品鸦片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特殊武器。 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商人便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自1800年起，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英国鸦片贩子不顾清政府禁止鸦片入口的禁令，贿赂清朝官吏，勾结中国私贩，利用特制的快艇，进行武装走私。走私的范围遍及整个东南沿海。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中英之间的贸易逐渐发生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而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严重损害了清朝财政，也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中国朝野上下，严禁鸦片的呼声日趋高涨。清道光皇帝意识到鸦片输入将造成军队瓦解、财源枯竭，便于1838年12月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在广东人民的支持下，于1839年6月3日至25日，将从鸦片贩子手中收缴的走私鸦片两万余箱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禁烟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但英国资产阶级却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了一场旨在保护鸦片走私的不义的侵略战争。 1839年8月初，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的决定。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战争的决议案，派兵侵略中国。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第一次鸦片战争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分三个阶段。 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840年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到1841年1月下旬义律发布《穿鼻草约》为止。1840年6月28日，懿律下令封锁珠江口，并立即启程北上，夺占定海。7月初，英军驶经福建海面，炮轰厦门港。7月4日，英军驶抵定海水域，清军水师毫无戒备，不仅未予拦截，反而由知县姚怀祥登舰询问来意。英军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中文照会交给姚怀祥，限次日下午二时前投降，将所属海岛、炮台一律交出，否则开炮轰城。姚怀祥返城后与文武官员商讨防守之策。7月5日下午二时，英军见清军无献城投降的迹象，便下令英舰发起进攻。清军水师奋起抵抗。由于英军舰大炮多，射程较远，清军船小炮少，射程又近，交战不久，清军水师损失严重，只得向镇海方向退却。英军在舰炮掩护下登陆，攻占定海城东南的关山炮台，并连夜炮轰定海县城。6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定海遂告失陷。 1840年7月28日，义律率英舰8艘，驶离舟山群岛北上，于8月9日进泊天津大沽口外，向清政府递交照会、施加压力。道光皇帝事先已得知英舰可能北上天津，考虑到天津海防力量不足，所以8月9日接到直隶总督琦善关于英军已到大沽口外的奏报后，立即命令琦善不要随便开枪开炮，如有投递禀帖等事，不管是汉字夷字，“即将原禀进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9页）。于是，琦善于8月15日派人前往英舰取回《巴麦尊照会》，并立即送呈北京。 道光帝接到照会后，得知英国要求赔礼道歉、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道光听信谗言，以为是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办理禁烟之事不善才引起英军入侵，只要惩办林、邓等人，英国就会退兵。于是，他要琦善向英方表示要重治林则徐。8月30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会谈。英方因当时军中流行疫病，不便采取军事行动，乃于9月15日起碇南返，并同意在广东继续与清朝谈判。9月17日，道光帝任命自夸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并同时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 11月末，琦善到达广州，将珠江口防务设施撤除，水勇、乡勇遣散，以讨好英国侵略者。在谈判过程中，琦善对义律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一一许诺，只对割让香港一事，表示不敢作主，答应向道光请示。义律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841年1月初，向虎门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进攻，清军英勇抵抗，打死打伤英军100余人。但由于清军防守兵力不足，琦善又拒发援兵，加上英军炮火猛烈，兵力也占优势，两个炮台终于失守。副将陈连升父子以下600余人阵亡。 琦善屈服于英军的强大压力，于1月中旬照会义律，表示愿意代为恳请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供英人寄居。然而，义律不待琦善“代为奏恳”，便在1月20日单方面抛出《穿鼻草约》。《草约》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6天之后，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一阶段的战争，至此结束。 战争的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开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1841年1月27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甚为恼怒，当即决定对英宣战。他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万人开赴广东。于是，广东的谈判停顿下来，中英双方又进入战争状态。 义律获悉清廷向广东调兵遣将和对英宣战的消息后，便立即命令英军备战，准备进攻虎门和广州，以先发制人。2月19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2月26日清晨，英军3000多人向虎门炮台发动猛烈攻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琦善拒绝派兵增援。由于寡不敌众，关天培和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虎门炮台失守。英舰驶入省河。2月27日，英军攻陷乌涌炮台。3月2日，英军又陷猎德炮台，逼近广州。 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到达广州，但各省调集的兵勇没有到齐。义律也因兵力不足，不敢轻易进攻广州。在此情况下，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考虑，达成临时休战协议。4月，奕山及各省军队1．7万余人先后齐集广州。奕山一到广州，便诬篾“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夷艘入寇记》，《鸦片战争》第六册，第118页），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为了报功邀赏，奕山于5月21日夜贸然向英军发动进攻，分兵三路袭击英军。由于英军早有准备，所以没有收到什么战果。22日黎明，英军乘顺风发动进攻，向清军猛烈发炮轰击，清军溃败，英军乘势进攻广州城，占领城北炮台和山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城内。万余清军收缩城内，奕山等高级将领惶惶无主，乱作一团。 5月26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次日，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条约规定：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全部外省军队，六天内撤至离广州城30公里以外的地方，一周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全部撤至虎门口外。第二阶段的战争，至此结束。 战争的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国扩大侵略战争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为止。1841年5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穿鼻草约》的消息后，认为这个条约所得到的侵略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前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而此时的清统治者却误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于7月28日通谕沿海将军督抚，酌量裁撤各省调防官兵。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不久即率兵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厦门陷落。 道光帝接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才意识到战事并未停止，于是下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停止裁撤军队，加强防守。英军攻陷厦门后继续北犯。守卫镇海的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积极布置浙江沿海的防卫。9月，英军侵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率领守军英勇抵抗，以身殉国。 10月1日，英陆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登陆，定海失陷。英军攻占定海后，继续进攻镇海。10月10日，英军以强大的炮火猛烈轰击镇海招宝山、金鸡山炮台，陆军乘机登陆。 守军顽强抵抗，多次同进攻之敌展开肉搏。但终因英军火力猛烈，两座炮台相继失守。浙江提督余步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贪生怕死，逃往宁波。裕谦率部死战，后见大势已去，投水自尽。守军伤亡惨重，余部弃城逃走，镇海遂于当天下午落入敌手。10月13日，英军又攻陷宁波。 清政府为挽回败局，于10月18日任命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前往浙江，并从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等省调集军队。奕经携带大批随员南下，一路上游山玩水，勒索地方供应，直到1842年2月才到达浙江绍兴。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奕经等认为兵力已厚，决定采取“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三城。具体部署是：水路（东路）以乍浦为基地，陆续渡海，潜赴舟山各岛及定海城内外，预为埋伏，候期举动。陆路（南路）分为两支：一支集结在慈溪西南15公里的大隐山，准备进攻宁波；另一支集结在慈溪西门外的大宝山，准备进攻镇海。 英军对清军的作战意图已有所了解，并作了相应准备。3月10日夜，清军攻击开始。从大隐山出发进攻宁波的一路一度冲入城内，但在英军阻击下不得不陆续撤出战斗，反攻宁波没有成功。进攻镇海的一路，由于英军已有准备，清军虽经三次冲锋，也没能攻入城内。水路进攻定海的计划也没有成功。 清军反攻失败后，主力集结在慈溪大宝山和长溪岭一带。英军决定乘胜发动新的进攻。3月15日，英军进攻慈溪，占领大宝山、长溪岭清军营地。清军退往绍兴。3月20日，奕经逃回杭州。为推卸战败责任，他在奏折中除强调英军“船坚炮利”外，还大肆诬篾浙东到处汉奸充斥。浙江巡抚刘韵珂则提醒道光皇帝注意国内人民可能趁机揭竿而起。道光帝鉴于广东和浙东两次反攻均遭失败，又害怕人民起义，于是在对英态度上由忽战忽和转而采取一意求和，并派投降派耆英、伊里布赶赴浙江前线，办理乞和事宜，并准备释放英俘。 但是，此时的英国侵略者认为议和的时机还未成熟，还不足以胁迫清政府接受它的全部要求，决定继续进攻。1842年5月，英军为了集中兵力，退出宁波、镇海，进犯海防重镇乍浦，遭到守军的坚决抵抗。17日，乍浦陷落。6月中旬，英军开始进入长江。6月16日，英军向吴淞炮台发起进攻。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士气大受影响。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抵抗，亲自操炮轰击敌舰，最后和守台士兵百余人一起战死。吴淞口失陷，英军随即侵占上海。 英军攻陷吴淞口后，清廷一面催促耆英、伊里布等由浙江驰赴江苏，加紧议和，一面加强天津地区防务，防止英军北犯，而对长江下游的防务，仍未给予足够重视。7月下旬，英军进攻镇江。副都统海龄率领守军奋起抵抗，与敌人展开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清军宁死不屈，有的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与敌人拚死搏斗，直至牺牲。海龄督战到最后，也自杀殉国。镇江随之失守。 镇江失守后，英国军舰于8月间闯到南京江面。耆英、伊里布等赶到南京议和。在英国侵略军的胁迫下，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订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也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的民族战争。中国是正义的，英国是非正义的。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结束。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1、政治腐败，经济落后。2、闭关自守，不明敌情。3、将领保守，指挥无方。4、装备落后。

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反侵略斗争三元里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郊人民自发的武装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1841年5月下旬（清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上旬），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广州人民目睹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卖国，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保卫国土。 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2．5公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1841年5月27日，义律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纵容英国侵略军，带着武器在这一带行凶作恶。他们到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又抢粮食，又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劫取殉葬品。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其中泥城、西村、三元里、萧冈一带村落受害最深。于是各乡绅民便利用旧有的社学形式自动组织起来，“集众公盟”，联合保卫身家田园，开展打击英军骚扰的正义斗争。 鸦片战争前，广州附近原有不少“社学”。社学起源于明初，它原是封建士大夫的教育、集合场所，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演变为由地主士绅所控制，由当地农民为乡勇的武装机构。它的职能是维护地方封建秩序，对封建政府的军队起着某种辅助作用。但它不是官办的，而是民间的机构。在广州城北一带，就存在着十几个这样的社学，其范围包括了80余乡。 英军的侵略暴行，不但使劳动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地主士绅带来损害，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士绅对英国侵略者同仇敌忾，郁积了强烈义愤。5月29日，一小股英军又窜到三元里村抢劫奸淫，村民奋起搏斗，打死英兵数名。为了坚决打击敌人日后的报复骚扰，群众决心联合起来，立即行动。萧冈乡“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夷氛闻记》第3卷第75页）何玉成“柬传”各乡的联系渠道，就是旧有的社学。由于各乡已有了“集众公盟”的基础，所以附近103乡的农民、渔民、手工工人等闻风而到，迅速集结。城郊东北6个社学的客家群众及打石工人，也在监生王韶光带领下赶来参加战斗。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民抗英武装迅速形成。有人提议“吹螺壳打鼓进兵，打锣收兵”；并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到三元里以北丘陵起伏的牛栏冈进行伏击战。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敌军少校毕霞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钟内死去了”。敌军乱放枪炮、火箭，群众按原订计划且战且退。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我们（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一行的推过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挑引我们向前进”。卧乌古气急败坏，命令英军追击。农民群众牵着骄横愚蠢的敌军的鼻子到达牛栏冈附近，忽然螺壳、战鼓齐响，埋伏四周的七八千武装农民猛冲出来，将敌人团团围困。此时施旗蔽野，杀声震天，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为各乡的农民战士送饭，以林福样为首的水勇500余名也闻声赶来，参加战斗。各乡群众愈来愈多，“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英军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队，并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肉搏。 下午一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三元里人民精神抖擞，愈战愈勇。侵略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士气低落，胆战心惊。田间小路又被暴雨淹没，稻田一片汪洋。穿着皮靴的侵略军，在泥泞中寸步难行。三元里人民以长矛猛烈刺杀英军，英军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他们不能不哀叹：“刺刀之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这时，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 将近下午4时，卧乌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结起来。他发现37团第三连“失踪”了，只得调两连水兵再到战地搜索。天黑雨大，一直折腾到晚上9时，水兵们才和找到的第三连共同返回四方炮台。原来，第三连在撤退时和来复枪联队失散，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为了逃命，他们一个挨一个结成方阵，一步步向后撤退。但他们仍然受到三元里人民的惩罚，有一名士兵被打死，一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重伤。 三元里一仗，打死打伤英军近50名，缴获大量战利品。人们热情赞颂：“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战斗仍在缮续。5月31日上午10时，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县等县400余乡义勇数万人，赶来与三元里人民在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旌旗招展，刀矛如林，杀声震天。英军则龟缩在炮台里，等待援救。正在紧张时刻，8000多名全副武装的清军，僵旗息鼓，从城里撤向《广州和约》规定的金山地区。他们经过四方炮台时，卧乌古又添一番虚惊，是否“意中有诈”？但清军却对这里发生的火热斗争熟视无睹。这一天，义律赶来后也被包围。他们立即派奸细混出重围，带信给广州知府余保纯说，义勇必须立即散开，否则英军将解除和约，继续攻城，烧掉附近每个村镇。奕山吓坏了，马上派余保纯带领南海、番禺县令，出城为英军解围。余保纯打躬作揖，央求群众撤围。可是群众恨透了他，骂他“通夷卖国”。余保纯无所施其伎，就威胁地主、士绅们说，“如果乡民不退，将来万一有事，要由你们负责”。士绅们害怕了，经不起余保纯的一吓一压，有的丢下群众溜走，有的帮助“劝散”群众。斗争被卖国的清朝官员和动摇的地主士绅破坏了。余保纯在人民的哗笑声中，护着义律和侵略军狼狈撤走。 英国侵略军遭此沉重打击，事后义律竟无耻地贴出告示说：“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示犯。”人民群众马上贴出《广东义民告英人说帖》、《三元里等乡痛詈鬼子词》（即《三元里等乡衿耆说帖》）等文告，揭露英国的侵略，痛驳义律的谬论：“其时我们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如果有能，就不该转求广府，苦劝我们义民使之罢战。今各乡义民既饶尔等之命，尔又妄自尊大，出此不通告示。……尔妄言宽容，试思谁宽容谁？”并明确表示：“我等义民……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恨也！”（《鸦片战争》第4册第20页）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它对英国侵略者的沉重打击，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反侵略的主力军。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能够在斗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强盗拼搏的斗争勇气。它像一面鲜艳的战旗，激励着英雄的中国人民再接再厉，把反侵略斗争进行到底。

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 《南京条约》即中英《江宁条约》，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19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臻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又译作“臬华丽”或“康华丽”）上签订。 它宣告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马克思指出：这个条约“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订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0页）。《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1843年7月22日（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和10月8日（八月十五日）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被称为《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也被视为虎门条约中的一部分）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这二者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通商口岸贸易的具体章程。这些章程中涉及的事项本来应该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己决定的，现在却都按照侵略者的利益而作出了规定。这两个条约包含着一些在南京条约没有的重要内容。 通过《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约，英国侵略者从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主要内容有： 一、强占香港。英国早就想在中国沿海占领岛屿一处。鸦片战争爆发前，查顿向帕麦斯顿献策，认为可以占香港。香港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给水充足，并且易于防守。 《穿鼻草约》订立不久，英国即已霸占香港。《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将香港割让英国，“任便立法治理。”从此，香港建立起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 二、勒索巨款。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共2100万元（广州“赎城费”600万元不包括在内），分4年付清。这笔巨款，相当于那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约1C3。 三、五口通商。《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在五口有权驻领事等官员，商人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只准清政府指定的“行商”进行贸易的限制。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门户大开，资本主义商品汹涌而来。《虎门条约》还准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之后，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一点，恣意引伸，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直接管理的租界，并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 四、控制关税。所谓协定关税，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从此，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只要英国不同意，中国就不能增减海关税率。 《五口通商章程》更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摧毁了关税壁垒应起的保护作用，从而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 五、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是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交涉词讼”，或在中国领土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中国官员无权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判处。这种“领事裁判权”制度，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犯罪而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恶例。 六、片面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缔约国双方的对等权利。但在中英不平等条约里，却只规定了缔约外国能够片面享受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就是说，以后不管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特权，英国都应该同样享受。后来，中美、中法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都有同样规定。这样，各国侵略者利害相关，结成了共同侵华的伙伴关系。 鸦片问题在条约上虽然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对于曾经为英国鸦片贸易和军事侵略效劳的一小撮民族败类，《南京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必须“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如被监禁，也必须“加恩释放”。这样做，不但粗暴地干涉了中国内政，而且保护和豢养了一批卖国求荣的外国代理人。 《南京条约》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各国侵略者接踵而至。美国在鸦片战争中和英国狼狈为奸。鸦片战争一结束，又趁火打劫，捞取许多侵略利益。1839年林则徐收缴的两万多箱鸦片中，有1540箱就属于美国鸦片贩子的。5月间义律不准英商具结，禁止英船进黄埔贸易时，又是美国人为英国人把货物运进运出，甚至在英国船上插美国旗，运货进口销售。 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又在“中立”的伪装下，派军舰到中国领海，为英国侵略军助威壮胆，充当帮凶。英、美是鸦片战争前从海道入侵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之间有利害冲突，但在掠夺中国这一点上，又有共同利益。 中英《南京条约》的订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迅速派遣大鸦片贩子家族出身的顾盛为专使，率舰队于1844年2月到达澳门。盛既以“面见皇帝”相要挟，又以武力相威吓，胁迫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于7月3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不仅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搜取的一切特权，而且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英国的所谓“秉公议定”到须经美国领事官“议允”，规定美国兵船可以任意闯入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以及允许美国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条约的最末一款，还规定12年后修约，为日后向中国勒索新的侵略特权，预埋了伏笔。《望厦条约》的这些条款，是对《南京条约》的扩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望厦条约》订立后，顾盛趾高气扬地报告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它把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望厦条约》订立后，法国也派舰队到东方来，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签订《黄埔条约》，除取得中英、中美各约的全部特权外，又特别规定了天主教的传教特权，中国不能“触犯毁坏”教堂等条款。不久，又强迫清政府取消100多年以来的天主教禁令。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纷至沓来，要求“共同分享”侵略权益。清政府抱定“一视同仁”的政策，统统给予满足。1849年，葡萄牙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战后，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此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革命是19世纪中叶爆发的反封建反侵略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战时军费7千万元和对外赔款2千多万元，全部都加到了广大农民和其他生产者身上。又由于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和地主阶级转嫁摊派，农民的实际负担数倍于明文规定的提税。再加上银价上涨及连年水旱灾害，大批人民衣食无着，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因之农民的反抗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其中尤以两广和湖南斗争最为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爆发了。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2万多名群众在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军队称作“太平军”，洪秀全被拥立为“天王”。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今蒙山县），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确定了纪律，整顿了队伍，改阴历为天历，初步建立了革命政府。 金田起义一爆发，清政府立即派来军队镇压，清军包围了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待了半年，就突围而出，于1852年4月离开广西进入湖南。当时湖南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太平军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谕救一切天生天养》等文告，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号召，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投营报效者“日以千计”，太平军兵力大增。9月攻长沙，81天未下，主动撤围北上。在益阳、岳州一带，获得了大批船只炮械，建立了水师。大军沿长沙水陆并进，势如破竹。1853年1月克武昌，3月占领南京，把南京改为“天京”，作为都城。为了巩固天京，又发兵攻占了附近的镇江、扬州和浦口。太平军建都后，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平均分配土地，还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政策，禁止买卖妇女和女婢。对外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否认不平等条约，禁止贩卖鸦片，反对外来侵略。这些措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随后，从1853年5月开始，太平军进行了北伐和西征，各地天地会和捻党也先后发动武装起义与之相呼应。但北伐由于偏师北进，孤军深入，援师不继而失败。西征则先遇小挫，后由石达开指挥，大败曾国藩湘军。在天京附近，太平军又大破清军江北、江南两大营。到1856年夏，上至武汉，下至镇江连成一片，尽在太平军控制下，是为太平天国军事上全盛时期。但就在这大好形势下，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9月2日，杨秀清被暗杀，杨秀清的部下也有5000余人中计被杀害，后洪秀全又下令诏书，由石达开回京辅政。次年5月，石达开被逼走，更造成了人心冷淡，锐气减半的局面。 “天京事变”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政变”后，公然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使得太平军从此进入了十分困难的战略防御阶段。 洪秀全为了克服危机，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以及洪仁等一批将领，重新组建了领导核心。1858年8月，李秀成约集各路将领大会于枞阳，陈玉成也赶来参加。会上大家“各誓一心，订约会战”。会后，陈、李联合作战。九月，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0月，大战三河镇，全歼湘军主力李续宾部。1859年，颁布了洪仁的《资政新篇》。1860年5月，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围困，并乘胜东进占领苏、杭，开辟了苏浙根据地，革命一度出现了重新振兴的局面。西北战场则在陈玉成的指挥下进行了英勇的安庆保卫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1861年9月安庆失守，天京危急。李秀成率军回援天京，与湘军大战40余天，未能破围。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险恶的情况下，1862年，太平军还在上海、宁波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农民群众分散的落后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散漫性、狭隘性、保守性以及私有观念、政治浅见等缺陷。他们面对的却是满洲贵族、汉族地主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的强大凶恶的敌人，因此，失败就很难避免了。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初期，它既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又带有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从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统治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封建王朝的斗争，半个世纪后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起共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太平军北伐 1853年3月下旬，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正式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但是，太平天国当时面临的形势仍很严峻。清军向荣部从金田起义之初即与太平军周旋，尾随太平军从广西到江南，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不久即率军抵南京城外，在孝陵卫一带扎营，称江南大营，共1．7万人。钦差大臣琦善也于1853年4月在扬州附近建立江北大营，总兵力2万余人。江南、江北大营的存在对新生的天京政权是一个重大威胁。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尽快推翻清朝统治，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巩固天京防务后，即分兵进行北伐和西征，用进攻打败清朝统治。 太平军北伐，从1853年5月中旬誓师北伐开始，到1855年5月31日北伐军余部覆灭为止，前后两年，大致分为长驱北上、驻止待援、最后失败三个阶段。 北伐的目标是直捣清朝的老巢北京。1853年5月8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军自扬州西进。5月13日，会合自天京出发的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锡琨所部，由浦口北上，向北京进军。北伐军共有2万余人。按洪秀全的指示，北伐军进抵天津后，再派兵北上增援，合攻北京。 林凤祥等率北伐军自浦口出发，在乌衣镇一带击败清军一部后，一路长驱北进，连克安徽滁州（今滁县）、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于6月10日到达亳州（今亳州市），13日攻克河南归德府城（今商丘），缴获火药2万余公斤以及大量铁炮。之后，便北上刘家口（归德北），拟由此北渡黄河，取道山东北上，因清军在黄河渡口严密布防，该处无船可渡，太平军只得沿河西走，连下宁陵、睢州（今睢县）、杞县、陈留，3月19日进逼开封，不克，乃撤往中牟县之朱仙镇。此时，由于沿途大量吸收捻党和淮北各地群众参军，声势更大。 北伐军于6月23日撤离朱仙镇，经中牟、郑州、荥阳，26日到达汜水、巩县地区，在这里渡过黄河。7月2日，攻破河南温县，7月7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当时城内仅有清军300人，连同团勇壮丁，总计不过万人。林凤祥等原以为可以迅速攻克，没想到屡攻不下，于是将怀庆城团团围住，在城外建营立寨，一面阻援，一面继续攻城。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兵力2万余人赶到怀庆。北伐军围攻怀庆城近两个月，未能攻下。9月1日，北伐军遂主动撤围西进，绕道济源，进入山西，连下垣曲、绛县、曲沃，于9月中旬进至平阳（今临汾）、洪洞一带，然后转而向东，经屯留、潞城、黎城，复入河南，攻破涉县、武安。9月29日，北伐军经河南入直隶，攻克军事重镇临洺关，击溃立足未稳的讷尔经额部清军万余人。接着，连下直隶沙河、任县、隆平（今隆尧）、柏乡、赵州（今赵县）、栾城、晋州（今晋县）、深州（今深县），迫近北京。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使清廷满朝震动。咸丰帝急忙调兵遣将，加强北京防卫。并企图在滹沱河南合击和消灭太平军，为此，命令胜保为钦差大臣接替讷尔经额，命令僧格林沁屯兵涿州（今涿县）。 北伐军在深州稍事休整后，于10月22日率部东走，连破献县、沧州，29日占领天津西南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前锋进至杨柳青。北伐军原想占领天津，但是，胜保很快率队赶到，并于11月5日进入天津。僧格林沁也移营于天津西北之杨村（今武清），天津防御力量加强，北伐军占领天津的计划落空。 北伐军不能占领天津，便在静海、独流两地驻扎下来，由林凤祥、李开芳分别率部固守，同时报告天京，要求速派援军。 胜保率2万余清军围攻静海、独流。北伐军依托木城、堑壕顽强抵抗，胜保屡攻不下，僧格林沁奉命率部与胜保合力围攻。北伐军忍受着严寒和饥饿，整整坚持了100天，最后终因被围日久，粮弹均缺，援军又久等不至，不得已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走。2月6日到达河间府之东城镇。胜保、僧格林沁率马队紧追不舍，当天就追到东城，将北伐军再次包围起来。清军在东城四周挖掘深壕，设置鹿砦、木栅，防止太平军突围，并不时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垒固守，但东城是个小镇，粮弹给养难以补充，因此，北伐军在这里驻守一个月后，于3月7日乘大雾再次突围，进至阜城。但是，进至阜城不久，很快又被3万多清军包围。在和清军的战斗中，吉文元受伤牺牲，北伐军处境更加严酷。幸好这时北伐援军已过黄河，胜保带领万余清军赶往山东防堵，阜城压力减轻，使北伐军得以在此坚守两个月之久。 北伐援军7500人，由夏官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率领，迟至1854年2月4日才从安庆出发，3月上旬渡过黄河，进入山东境内，连下金乡、巨野、郓城、阳谷、莘县、冠县，于3月31日进至距阜城仅100余公里的临清城下，兵力也扩充至三四万人。4月12日，北伐援军攻克临清城，但随即被数万清军合围，援军屡战不利，于4月23日放弃临清，南退至李官庄、清水镇一带。4月27日，援军南退冠县，部队溃散，北伐援军至此失败。 北伐军在听到援军北上的消息后，于1854年5月5日，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的连镇。连镇横跨运河，分东西两镇。当天，清军赶到，又将北伐军紧紧包围。李开芳率600精兵于5月28日突出重围，准备接应北伐援军，被清军围于山东高唐州。北伐军被截断在两地，处境更为困难。连镇被清军层层包围，林凤祥及太平军将士英勇战斗，不断打击进攻之敌。但坚持到年底，粮食弹药都快完了。清军乘机诱降，北伐军前后出降者3000余人。1855年3月7日，清军对林凤祥固守的东连镇发动总攻，林凤祥在督战时身负重伤，北伐军大部阵亡，清军攻入连镇，林凤祥被俘，解送北京、英勇牺牲。李开芳也被清军包围，高唐城高池深，粮草尚多，利于防守。李开芳率领太平军坚守高唐，多次粉碎清军的进攻。 1855年3月，僧格林沁选精兵8000余人，抵达高唐城外，使围城清军增至2万余人。此时，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已覆没，决意突围南返。僧格林沁得知这一情报后，故意网开一面，诱使太平军突围。李开芳未识破此计，乃于3月17日突围至茌平县冯官屯。清军尾随跟至，重新包围。僧格林沁强迫大批民工，费时月余，挖成一条60公里长的水渠，引运河水至冯官屯，于4月20日开始向屯内放水，屯内粮草火药尽湿。5月31日，清军进攻更加激烈，太平军粮弹俱尽，陷入绝境。 李开芳率80余人突围，被清军俘获，后解送北京，于6月11日遇害。至此，这支由数万精锐组成的北伐军，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全军覆没，悲壮地失败了。北伐军及其援军的全军覆没，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遭到的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其失败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战略决策不当。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不久，即派出2万余人的部队远离后方作战，深入清朝心腹之区，冀图占领天津后，再派援兵合攻北京，完全是轻敌冒险，很难成功。 第二，援军派出过迟。 第三，作战指挥不灵活。北伐军进至天津外围后，即遵照洪秀全的命令停止待援，从而失去了机动作战的时机，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但是，北伐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忍着饥饿和寒冷，同数倍于己的敌军英勇作战两年多，横归六省，转战2500公里，连克数十城，大部分将士英勇牺牲，英勇悲壮，可歌可泣，表现了革命的农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太平天国战争史上的得意之笔二破江南大营 太平军于1858年下半年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两次重大胜利之后，初步扭转了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危局，遏止了湘军长驱直入的攻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天京和安庆受围困的局面，战争形势有了较明显的好转。1859年洪仁到达天京后进行的某些革新，又使太平天国的政治局面有一定的改进。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心摧毁长期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确保天京安全。 1859年6月，当石达开率军围攻湖南宝庆时，清廷为阻止太平军入川，曾命曾国藩亲自统兵前往四川扼守。8月，石达开从湖南退入广西，清廷又命曾国藩暂缓入川，改援安徽。10月，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共同制订了一个“四路图皖”的计划，准备再次进攻安徽。 在天京对岸，当1858年陈玉成、李秀成会师三河镇之际，留守滁州、全椒的李秀成部将李昭寿降清，1859年2月，江浦守将薛之元也投降清军。不久，浦口等地又落入敌手。这样，皖北与天京之间的联系被隔断。为了打通联系，陈玉成、李秀成于1859年3、4月间先后两次率军进攻江浦、浦口，但均未成功。直到11月间，在击败署湖北提督周天培等部清军后，才占领浦口，并围攻江浦，天京之围稍解，但仍处在江南大营威胁之下。此后，李秀成率军留守浦口一带，陈玉成则率军返回皖西战场，对付东犯之湘军。为解决天京长期被围的局面，李秀成一再向洪秀全强奏，要求率军离开浦口，设法攻打江南大营。这一要求最后得到了洪秀全的同意。关于如何解围问题，李秀成与洪仁进行过三次面商。洪仁认为，天京之围难以力解，必须向敌人防守空虚又是财赋之区的浙江湖州（今吴兴）、杭州等地进攻，迫使江南大营守敌回救湖、杭，等他们撤兵远处，“即行返旆自救”，就可以取得成功。这是一个围魏救赵之计。李秀成同意这一计谋。于是，他们共同确定了打破江南大营的作战方案：（一）由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率部“伪装缨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攻敌之所必救，以吸引和调动江南大营清军；一旦清军被调动，便立即放弃杭州和湖州，由小路回师天京，围攻江南大营。（二）由英王陈玉成执行“虚援安省”的任务，在皖北实施佯动，以掩护江南之作战行动。整个作战由李秀成负责组织实施。 1860年1月底，李秀成将镇守浦口的任务交给部将黄子隆、陈赞明后，即前往芜湖，召集将领会议，说明天京被围的危急形势，宣布攻杭救京的计划，明确进军路线和各将领的任务。2月10日，李秀成率陈坤书、谭绍光、陆顺德等部2万余人到达南陵，经清弋江镇和马头镇，绕过宁国府，于24日攻占广德，留陈坤书、陈炳文率部守城，以备接应，自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部轻装疾进浙江。为掩护李秀成主力的进军，李世贤率部由南陵经泾县，进占旌德、太平（今太平东），留新任右军主将刘官芳在这一带活动，自率大军东入浙江，29日与李秀成部会师于安吉（今安吉北）。3月4日，李秀成、李世贤两军大败清军于长兴西南的虹星桥，并进占长兴。然后分军为二：李世贤率部佯攻湖州，以牵制清军；李秀成则率领精兵六七千人冒充清军，经武康日夜兼程进袭杭州。3月11日，李秀成所率精兵进抵杭州城外。当时杭州守备空虚，除满营外，仅有兵勇2800名。3月19日，太平军轰塌清波门城垣，由1350人组成的先锋队立即冲入城内，攻占杭州，杀死浙江巡抚罗遵殿等多人。唯杭州将军瑞昌等据守的满城未能攻下。对太平军的攻浙意图，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有所察觉，不敢派大队往援，乃于3月10日派总兵张玉良率兵2000由六合往援。咸丰帝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赋之区，严令和春增调劲旅赴浙，并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和春只得遵旨加派援兵，先后共派1．3万人赴援，统归张玉良率领。太平军攻陷杭州城4天之后，张玉良才于3月23日赶至杭州城外。 江南大营清军被调动，太平军预期目的达到了。于是李秀成便于3月24日在杭州城内遍插旗帜以为疑兵，连夜撤出杭州，率军疾驰北返。28日过临安，循天目山走小路北趋孝丰（今安吉西南），4月4日抵广德。4月8日，于安徽建平（今郎溪）召开了有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4月3日率部由湖州撤围西返）、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平西主将吴定彩、求天义陈坤书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定了解救天京之围的详细计划。会后，兵分东西两路进援天京。 西路由杨辅清、黄文金等率领，从安徽宁国府东面的洪林桥一带出发，于4月12日占江苏高淳，18日占溧水，23日占秣陵关。29日，分兵两支：一由杨辅清、黄文金率领指向雨花台，一由刘官芳、陈坤书率领进逼高桥门。东路又分左右两翼：右翼由李世贤率领，于4月13日占领溧阳，15日攻宜兴，16日迫常州，以牵制东面清军，尔后回师西向，于23日占领句容。左翼由李秀成亲率本部，经溧阳进占赤山（句容西南）。27日，李秀成部自赤山，李世贤部自句容分进合击淳化镇（今江宁东），次日大败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梁部清军，克复淳化镇。当李秀成率军回师天京之际，在皖北执行佯动任务的陈玉成、吴如孝等率军由全椒南下，于4月底渡江，经江宁镇抵板桥、善桥一带。 江南大营初设于1853年3月，由钦差大臣向荣统管，1856年被太平军击破。1857年清继任钦差大臣和春与提督张国梁攻陷镇江，于1858年初重建江南大营，设大营于沧波、高桥两门之间。不久，强征数万民夫，于天京城外挖掘深阔各约丈余的长壕，绵亘百余里，经年始成。1860年1月底，李秀成离浦口后，江南大营清军水陆并进，攻陷了浦口沿江一带太平军垒卡20余座，并于2月1日占领江浦和九洑洲，进一步围困天京。4月底，各路太平军抵达天京外围，众达10余万人，在扫清外围据点后，随即准备总攻江南大营。总攻部署是：李世贤部自北门洪山、燕子矶，李秀成部自尧化门，刘官芳、陈坤书部自高桥门，杨辅清部自雨花台，陈玉成部自善桥方向，五路并进。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则由城内出击，配合援军夹攻清军。5月2日，太平军发起总攻。是日天气晴朗，但从傍晚开始降雨，连日不止，太平军冒雨连续进攻。 5月4日，陈玉成部于上河镇、毛公渡一带搭造浮桥数道，进攻天京西南清军营垒外墙。城内太平军也纷纷出击。5日，陈玉成部突破敌军在天京西南所筑长墙。当天，城内太平军抛掷的火罐落入清军副将雷安邦营内，引起火药爆炸，该部随即外逃。附近清军闻之大惊，也纷纷撤出营外。太平军乘敌人混乱之机，前后夹攻，半天之内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50余座营垒全部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张国梁闻西路有变，立即率兵救援，见营盘已失，只得仓皇退回，将上方桥破坏，企图固守小水关以东各营垒。太平军突破敌西南长壕，内外会师，重围已解，士气更高，便连夜乘胜猛攻。清军营垒四处火起，江南大营总部所在地小水关大营也被攻破，和春等率残部经石埠桥乘船逃往镇江。江北及九洑洲一带清军也随即逃遁。于是，重建后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清军江南大营又被摧毁。太平军缴获了大量枪炮、火药、铅子，以及白银10余万两。二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天国战争史最为得意之笔。洪仁、李秀成等正确地选择杭州作为攻敌必救的目标，调动和分散江南大营清军的兵力，然后回师急攻，内外夹击，使数万清军陷入被动挨打地位，这一着是颇为成功的。太平军在此次作战中不仅有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正确方针，而且有周密的计划。此战成功之处，还在于集中了优势兵力。指挥上也很成功，比较灵活，注意了主攻、助攻、掩护、佯动相结合。 但是这次作战也有不足之处。由于作战目标是解围，因而进攻江南大营时，既未注意切断敌军的退路，又未能在敌退却时迅速组织截击和追击，虽然攻破了大营，但仅毙敌三五千人，基本上打成了击溃战。由于太平军只注意迅速解京围而没有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因此和春、张国梁等逃至镇江后，又得以收集散兵2万余人，防守镇江和丹阳。

关系太平天国命运的关键一战安庆保卫战 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之战胜利后，安徽战场的形势却非常严重。湘军乘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之机，大举向东进犯，进围安庆。从1860年9月到1861年9月，太平军和湘军在安庆周围展开了长达一年的争夺战，最后安庆失守。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由此日趋恶化。 安庆是天京上游的重要门户，安庆的得失，对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全局关系极大。湘军统帅曾国藩深知攻取安庆的意义，认为安庆为必争之地，“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一，第43页）。因此，在1860年6月令其弟曾国荃率湘军近万人进扎安庆北面的集贤关，并于城外开挖长壕二道，前壕用以围城，后壕用以拒援。曾国藩自己在咸丰帝一再严令下，于1860年7月底率万余人立大营于皖南祁门，摆出一副东进苏常的架势，但实际上注意力仍集中在夺取安庆上。 1860年9月下旬，鉴于安庆已为湘军所困的局面，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定再次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即按1860年5月天京会议确定的方针，进军湖北，迫使湘军回救，使安庆之围不攻自破。具体部署是分兵五路，江南江北并进：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入鄂东；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进入鄂东南；杨辅清、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李世贤率军经徽州入赣东；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以上五路，李秀成和陈玉成取大钳形攻势，预定次年春会师武汉，占领湘、鄂军的后方基地，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后三路主要是牵制皖南和江西湘军，并伺机歼敌。每路兵力少者数万，多者10余万。 1860年9月底，陈玉成率军自天京北渡，进入皖北活动。11月26日，陈玉成联合捻军进至桐城西南挂车河一带，扎营40余座，试图直接救援安庆，但不断遭到多隆阿部鄂军和新任安徽按察使李续宜所部湘军的进攻，伤亡很大，不得不北走庐江休整。直接救援安庆的努力失败。 1861年2月，南岸的李秀成部已由浙入赣，正向西挺进。陈玉成便按合取湖北的既定方针，开始向湖北进军。3月22日，陈玉成进至黄州。英国参赞巴夏礼威胁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陈玉成上当，决定中止向武汉进军。除留赖文光率部驻守黄州外，分兵数路，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先后占领湖北蕲州、黄安（今红安）、德安府（今安陆）、孝感、黄陂、随州、云梦、应城、麻城等地。4月下旬，陈玉成鉴于安庆被围日紧，又不见李秀成部如期入鄂，遂决计放弃合取湖北的计划，亲率所部东下，再次直接驰援安庆。 李秀成部10月下旬从天京出发，转战于皖南和浙江境内，直到1862年2月中旬才自浙江入赣。6月上旬分三路进入湖北：右路由武宁北攻湖北兴国州（今阳新），中路由义宁州北攻通山，左路西攻通城。6月中旬，李秀成接到赖文光发自黄州的禀报，得知陈玉成早已回师东援安庆。李秀成对攻鄂本来不甚积极，便于7月上旬率部撤出湖北，折入赣西北地区。这样，太平军又一次失去了夺取武汉的机会，两路合取湖北的计划至此全部落空。 杨辅清、黄文金部在皖南和江西战场虽经顽强作战，多次受挫，进军赣北、切断江西和祁门大营联系以解安庆之围的计划没有实现。 李世贤、刘官芳部在皖南和江西战场也遇到湘军的顽强抵抗，没能攻克祁门大营，进军赣东的计划也因左宗棠部湘军的抵抗而落空。这样，原定的五路救皖计划因为各路将领未能协调一致而宣告失败。 安庆自1860年夏被围后，太平军2万余人在谢天义张朝爵、受天安叶芸来率领下，坚守城池，以待援兵。
1861年4月，陈玉成由鄂返皖，率军3万进至安庆集贤关，逼近围城的曾国藩部湘军。4月29日，陈玉成与城内守将叶芸来分别率部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并以小艇沟通两岸联系。与此同时，洪秀全鉴于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计划未能实现，决定由干王洪仁、章王林绍璋自天京率兵直接救援安庆；定南主将黄文金也率部自芜湖西援。1861年，洪仁、林绍璋会合桐城、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共2万人，进至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15公里，谋与陈玉成部会师，共解安庆之危。曾国藩也决心投入更大的兵力，与太平军决战安庆。 1861年5月10日，曾国藩移营至江边上的东流，就近指挥；同时，将鲍超部6000人自景德镇调往江北。坐镇太湖的胡林翼也调总兵成大吉部5000人赴援安庆，并提出“南迟北速”的作战方针，即打洪仁、林绍璋宜速，打陈玉成宜迟、宜慎重。这样，太平军与湘军在安庆城外激烈的争夺战开始了。 5月1日，陈玉成及叶芸来部与湘军曾国荃部及杨载福部水师战于菱湖，未分胜负。2日，多隆阿部近万人分四路向练潭和横山铺猛扑。驻新安渡的太平军万余人前往救援，多隆阿以三营步兵正面接战，五营步兵从侧翼攻击，以马队绕到后面攻击。太平军前后受敌，伤亡很大，洪仁、林绍璋、吴如孝率余部退守桐城。3日，自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七八千人和捻军2万余人赶到，扎营于桐城东南天林庄一带。6日，黄文金会同洪仁等率3万人攻新安渡和鄂军挂车河老营，又被多隆阿击退。黄文金等部为多隆阿所阻，无法与陈玉成会合，便撤出天林庄，退至桐城东面的孔城镇。陈玉成见洪仁等所率援军受阻，便于5月19日率马步五六千人绕道赴桐城，留部将刘玱琳等据守集贤关内外各垒。 5月20日，陈玉成抵达桐城，与洪仁等商定于23日进攻挂车河之敌。太平军的作战计划被多隆阿掌握，于是多隆阿决定先发制人，在太平军进军路线上埋下伏兵。23日，太平军开始行动，24日发起进攻，但很快陷入敌之包围圈，伤亡很大，只得退回桐城。在此以前，鲍超、成大吉两部湘军共万人已于5月20日抵达集贤关外，并立即进攻关外赤冈岭太平军四座营垒，被刘玱琳击退。湘军在赤冈岭附近修筑炮台数十座，从6月2日始，不断对赤冈岭四垒实施轰击。8日，太平军三垒被毁，惟刘玱琳所在的第一垒仍顽强抵抗。9日，刘玱琳向北突围，被鲍超部打败，刘玱琳牺牲。赤冈岭四垒太平军4000人都是太平军精锐，此次全部被歼，使陈玉成部的战斗力大受影响。 7月1日，吴定彩自菱湖向湘军发起进攻，被湘军击败。7月8日，曾国荃督军对菱湖南北两岸的18座太平军营垒发动进攻，数千太平军出降（结果均被杀）。吴定彩率残部退入安庆城内。 安庆被围数年，粮弹将绝，太平军援救又连遭失败，天京当局决定再从皖南调杨辅清部增援。7月下旬，杨辅清部自宁国府出发渡江，8月21日至24日，陈玉成、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陆续进抵集贤关，列营40余座。25日和26日，陈玉成、杨辅清督军向曾国荃部后壕发起猛烈进攻。曾国荃督率各营坚守，待太平军逼近时，枪炮齐发，使太平军伤亡甚众。8月28日至9月2日，太平军每夜都对敌营进行袭击。9月3日夜，再次发起猛烈进攻，同时用小船运米入城，被湘军水师全部抢去。9月5日凌晨，湘军于北城轰塌城墙，攻入城内，会同长江水师，南北夹击。守城太平军全军覆没，叶芸来、吴定彩殉难，张朝爵乘船突围，不知所终。 安庆保卫战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役。安庆失守，使天京西线屏障遂失。洪仁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洪仁自述》）在长达一年的安庆保卫战中，太平军先后投入数十万兵力，最终归于失败，教训极为深刻。从战略上看，太平军处于被动保守地位，为安庆一城的得失所左右，被迫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这是最大的教训。同时，在作战指挥上也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第一，主要将领缺乏一致而坚定的决心。除陈玉成积极主张救援安庆外，其他主要将领都不十分积极。第二，主要将领决心不果断。陈玉成、李秀成贸然放弃合攻湖北计划，不坚决夺取武汉就是明证。第三，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太平天国没有指定前线最高指挥官，各部主将基本上是各行其是，违反了兵权贵一的兵法原则。而敌人一方则十分明确。这是安庆保卫战失败最主要原因之一。所有这些错误，最终导致了安庆的失守，从此，太平天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无法挽回。

中国人的英勇顽强之精神捻军起义 捻军起义是爆发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 捻军是19世纪初开始活动于皖、鲁、豫一带的农民秘密组织。所谓“捻”，即农村迎神赛会时要搓捻子燃油，因此得名。他们活动分散，每一股称为一捻，少则几人、几十人；多者不过二三百人。越是荒年，人数越多，“居者为民，出者为捻”，多是一些生路艰难的农民群众。清政府虽然一直严禁结捻，但是由于捻党是分散零星的武装活动，所以还没有把它视为大患。 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淮河两岸的捻党纷纷响应。可惜太平军没有很好地发动和组织他们，捻党仍然是半农半兵、各自活动的战斗力量。1855年黄河大决口（开封以东铜瓦厢），下游改道北流，入大清河。鲁西南以及皖北、苏北灾害十分严重，农民更加饥寒交迫。同年，捻党首领们在安徽雉河集（涡阳）会盟，推举张洛行（张乐行）为盟主，号“大汉盟主”，有几十万捻党承认他是领袖。从此，张洛行统一指挥下的捻军，成为太平天国在北方的友军。捻军的活动使清朝十分忧虑，因为他们的活动地区不是太平军的长江沿岸，更不是天地会的南方各省，而是活跃在淮河南北，直至山东、河南，迫近清朝心脏地区。因此清朝常把捻军和太平军并列，称之为“发捻”。但捻军在各方面的水平都远不如太平军：第一，仍然分散，各自为战，很难统一指挥；第二，以骑兵为主，流动作战，很少和清军打硬仗、大仗；第三，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纲领，连曾国藩都说：“捻匪之人多志大远不如粤匪”；第四，领导成份复杂。尽管这样，太平军以捻军为友军，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战绩。 1862年，太平天国封张洛行为沃王、征北主将。1863年，张洛行牺牲，他的侄子张宗禹收复雉河集，继续斗争。 1866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许昌）分成两支：东捻和西捻。东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领导，转战于中原地区；西捻军由张宗禹领导，进军陕西，同东捻军呼应。曾国藩和后来的李鸿章看出了捻军的弱点，改变了尾随追打的方法，改为“画河圈地”的新战术，即利用河流等自然地形，紧缩防线，将农民军挤堵到难以驰骋的狭窄区域，使之发挥不出流动奔袭的特长。东捻军就是这样被逼到山东半岛登州（蓬莱）、莱州（掖县）一带狭小的地区。此时的捻军已是孤军作战；捻军的敌人又是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势力。1867年底，东捻军战败，在转向苏州时，任化邦先被部将（潘贵升）杀害；赖文光又在扬州被俘（1868年1月）牺牲。 西捻军的主要对手是左宗棠。他们粉碎了左宗棠的包围，回援东捻军，进入山西，打到直隶，兵锋直指北京。清廷震动，下令京师戒严。西捻军这时（1868年2月）更是孤军作战。他们在冀、鲁、豫三省平原的作战，削弱了力量。他们的敌人又是李鸿章、左宗棠以及英法侵略者的联军，力量对比悬殊。1868年8月，西捻军被围困在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结果全军覆没，张宗禹投徒骇河而死。 捻军的斗争自1853年开始，坚持了16年的英勇斗争，在北方大地沉重打击了清朝腐朽统治，体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

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防御作战天京保卫战 天京保卫战是太平军为保卫首都天京，在1862年至1864年进行的防御作战。安庆失守后，陈玉成受到革职处分，坐守庐州，1862年5月放弃庐州北走寿州，被地主团练头子苗沛霖诱捕送往清军胜保大营，6月4日在河南延津遇害，年仅26岁。陈玉成的牺牲和庐州的失陷，使太平军在皖北的防务瓦解。太平天国只能依靠李秀成等新开辟的苏浙根据地支撑危局。 湘军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即设大营于此。同治元年正月初一（1862年1月30日），清廷任命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仍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曾国藩立即筹划以东征金陵为主要目标的全盘军事行动。具体部署是：曾国荃部自安庆沿长江北岸直趋金陵；曾贞干部由池州攻芜湖；彭玉麟等率湘军水师沿江而下，配合两岸陆师行动并负运输接济之责；鲍超部由赣入皖，攻宁国府；左宗棠部攻浙江，李鸿章部淮军攻上海周围的太平军，尔后西进。 1862年3月，曾国荃部离开安庆东下，拉开进攻天京的序幕。各地太平军在敌人的全面进攻下节节败退。5月，湘军攻占当涂、芜湖、板桥、秣陵关、大胜关、三汊河。5月30日，彭玉麟率水师进泊金陵护城河口，曾国荃部直逼雨花台，曾贞干也率军赶到。天京处在湘军直接威胁之下。 湘军迅速进抵天京城下，大出洪秀全意料。洪秀全于是一日三诏催促李秀成从上海前线回援，李秀成只得停止进攻上海，退回苏州，派一部分兵力赶回天京加强防务，自己则仍留苏州。1862年7月，天京外围形势更加严重。7月11日，西南屏障宁国府被敌攻破。杨辅清、洪仁从皖南回援天京，夜袭湘军，也被湘军击退。8月6日，洪秀全严诏催逼李秀成赶快回援。9月14日，李秀成由苏州出发，督率13王，领兵10余万，在东坝会齐，回援天京。 10月13日，天京外围的攻守战开始。李秀成率军与天京城内守军配合，对湘军发起猛攻。湘军坚壁固守。11月3日，太平军集中力量攻湘军东路，轰塌曾国荃雨花台营附近的湘军营墙两处。湘军拚命抵抗，太平军往返冲杀五六次，终不得入。太平军又用地道向敌进攻，敌人以挖对挖，每挖通一处地道，或熏以毒烟，或灌以秽水，或以木桩堵洞口，使太平军的地道连连失效。11月26日，李秀成、李世贤围攻雨花台曾国荃军营月余不下，只得下令撤围。李世贤率部退秣陵关，李秀成率部入天京。至此，13王回援天京的作战完全失败。 天京解围战失败后，李秀成被“严责革爵”。不久，洪秀全责令他领兵渡江，西袭湖北，企图调动天京围敌。1862年12月，第一批太平军数万人从天京下关渡江，占含山、巢县、和州。1863年2月底，李秀成率第二批部队渡江，并于3月占浦口，4月占江浦。进入皖北后，受到湘军节节抵御，屡攻不克。进至六安后，正值青黄不接，粮食奇缺，加之敌人防堵甚严，李秀成遂放弃原定进军计划，于5月19日撤六安之围，折往寿州，随即东返。这时，围困天京的湘军已增至3万余人，并于6月13日占领了聚宝门外各石垒。洪秀全又急令李秀成速回天京。6月20日，李秀成率部由九洑洲南渡抵京。南渡过程中被湘军炮火打死和因饥饿而死者甚众，渡至南岸进入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不到1．5万人。6月25日，湘军又攻陷江浦、浦口，30日陷九洑洲，太平军又损失2万余人。至此，长江北岸完全为清军占领。太平军实力则进一步削弱，天京解围的希望也更加渺茫。 与此同时，苏浙战场也在淮军、洋枪队、左宗棠部湘军的进攻下趋于瓦解。湘军于1863年6月底攻破九洑洲，控制了长江北岸后，鲍超部南渡，扎营神策门（今中央门）外沿江一带。9月，曾国荃部攻占天京城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11月上旬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七桥瓮以及秣陵关、中和桥，太平军在紫金山西南的要点全部失守。11月25日，曾国荃进扎城东孝陵卫。这时，湘军已攻陷天京外围的所有城镇要点，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外援断绝。李秀成于12月21日向洪秀全建议，鉴于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天京又内无粮草，外援难至，不如让城别走，遭到洪秀全拒绝。这样，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最后一线希望丧失了。 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3月2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完成对天京的合围。曾国荃部合围金陵之后，曾于3月14日用云梯攻城，但未得逞。4月开始，在朝阳、神策、金川门外挖掘地道十余处，准备轰塌城墙，太平军一面组织力量从城内对挖，进行破坏，一面构筑月城，以便城墙轰塌后继续组织对抗。1864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一说自杀），终年51岁。此后，天京人心愈加不稳。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一切军政事务统归忠王李秀成执掌。7月3日，湘军攻占天京城外最后一个据点地保城（即龙脖子），从而能够居高临下，监视城内动静。湘军在龙脖子山麓修筑炮台数十座，对城内日夜轰击，压制太平军的炮火，掩护挖掘地道。同时，在龙脖子山麓与城墙间大量填塞芦苇、蒿草，上覆沙土，高与城齐，为攻城铺平道路。半个月后，湘军攻城准备基本完成。李秀成见湘军攻城在即，于7月18日深夜，选派千余人伪装湘军，冲出城去，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结果被湘军识破，只得退回城内。 7月19日晨，湘军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齐集太平门外。中午，湘军用地雷轰塌城墙。湘军蜂拥而入。太平军纷纷以枪炮还击，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没能挡住湘军的攻势。与此同时，湘军水师各营会同陆师夺取了水西、旱西两门，傍晚前后，天京全城各门均为湘军夺占。李秀成于19日晨自太平门败退后，即回到天王府，独带幼天王，由数千文武护送，奔向旱西门，企图由此突围出城，结果为湘军陈湜部所阻，只得转上清凉山。入夜，折回太平门，伪装湘军山缺口冲出，向孝陵卫方向突围。不久，李秀成与幼天王失散，便分道奔逃。7月22日，李秀成在方山附近被俘。8月7日，在写完供词后，被曾国藩杀害，年仅40岁。城内守军与入城湘军展开巷战，大部战死，一部自焚，10余万人没有一个投降的。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天京保卫战历时3年，调动使用兵力数十万而终于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战略上说，天京失陷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奉行消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必然结果。天京被围时，洪秀全虽然提出过西袭湖北计划，但李秀成执行不力，没能达到预期目的，最后还是困守孤城，等到湘军完成合围时，洪秀全仍然拒绝让城别走的建议，致使错过了撤出天京以图再举的最后沉会。从作战指挥上看，前敌诸将协同不够，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仍然是各行其是。所有这些，都和太天国后期政治日趋保守和腐败息息相关，最后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英法资产阶级第一次联合侵略中国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资产阶级对清朝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因此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向外侵略扩张，以便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资产阶级原以为凭借《南京条约》就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对外国商品的进入有顽强的抵抗作用，英国的工业品没能占领中国市场。为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英国想通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打开中国的市场。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借口《望厦条约》中有12年可以修约的规定，援引片面最惠国条款，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条约》，以进一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得到的权益，得到法国、美国的支持。清政府拒绝了“修约”的要求。英、法、美未达目的，叫嚷要诉诸武力。但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因国内局势不稳，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修约”问题便暂时搁置起来。咸丰六年（1856年），美国借口《望厦条约》届满12年，要求全面修改条约，得到英法的支持。清政府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英国认为，只有采取强大的军事压力，才能从中国取得更多的权益。于是，英、法两国各自寻找发动对华战争的借口。 1856年，英国终于制造了一个“亚罗号事件”。“亚罗”号是一艘走私鸦片的中国船。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黄埔逮捕了船上2名海盗和10名涉嫌船员。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端生事，说该船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放还人犯并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同意交还人犯。但巴夏礼拒绝接受。10月23日，英国军舰悍然开进内河，挑起战争。叶名琛不作任何准备，反而下令不准放炮还击，致使英军长驱直入，迅速将内河沿岸炮台攻占，并一度冲入广州城内。广东人民和部分爱国官兵对进犯的英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和打击，迫使英军于1857年1月20日退出珠江内河，撤往虎门口外，等待援军。1857年春，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同时，建议法国政府共同行动。 在此之前，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正在向中国交涉，进行敲诈勒索。于是接受英国建议，派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参加对中国的战争。1857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率舰先后到达香港。11月，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赶到香港与英法公使会晤，支持英法的行动。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编组集结完毕。额尔金、葛罗在27日向叶名琛发出通牒，限48小时内让城。叶名琛以为英、法是虚张声势，不作防御准备。12月28日，联军炮轰广州，并登陆攻城。29日，广州失陷，叶名琛被俘，解往印度加尔各达，1859年病死于囚所。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四国公使纠结北上。1858年4月，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齐，24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限定6天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佯装调解，劝清政府赶快谈判。清政府不能正确判断英、法下一步的行动，又指望美、俄调停，既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又没同侵略军作战的决心。 1858年5月20日上午8时，额尔金、葛罗在联军进攻准备完成之后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律，并限令清军在2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上午10时，联军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各台守兵奋起还击，打死敌军100余人。 但是由于清朝官吏临阵逃跑，后路清军没有及时增援，致使炮台守军孤军奋战，最后各炮台全部失守。联军随即溯白河上驶，到达天津，还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朝统治者感到战守两难，立即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议和。 6月26日和27日，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订。美、俄两国则在此之前就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公使驻京、增开商埠以及赔款等内容。此外，俄国还趁火打劫，在5月底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出天津，准备来年进京换约。1859年，英国派普鲁斯为公使到中国赴任和换约。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于6月中旬带领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开到大沽口外。清政府安排英、法公使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普鲁斯断然拒绝，坚持要清政府拆除白河防御、乘舰带兵入京的无理要求，并限期撤防。 1859年6月24日晚，侵略军炸断拦河大铁链两根。25日，英国舰队司令率10余艘战舰、炮艇突袭大沽炮台。此时大沽炮台经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整顿，加强了兵力，改善了武器装备。面对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守军奋起反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伤英法军舰10余艘，毙伤侵略军600余人，英国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联军受此挫败，狼狈逃出大沽口。 英法联军在大沽战败，使英、法政府大为恼怒。额尔金、葛罗再次成为全权代表，分率英军1．8万人和法军7000人，气势汹汹地杀向中国。1860年4月，侵略军占领舟山，5月、6月占领青泥洼（大连）和烟台，封锁渤海湾，完成了进攻天津、北京的部署。1860年8月1日，英法军舰30多舰，集结于北塘附近海面。北塘没有设防。8月12日，联军在北塘登陆，迅速占领北塘西南的新河、军粮城和塘沽，切断了大沽与天津之间的主要交通线。8月21日，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僧格林沁所部退至北京东南的张家湾、通州（今通县）一带。联军乘胜占领天津。 清政府立即派人至天津乞和，英、法联军不予理睬，进逼通州。清政府又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求和，英、法联军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9月18日，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陷京郊八里桥。僧格林沁等撤往北京城。咸丰帝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求和事宜，自己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英法联军略经整备，即于10月6日进攻北京，同日，闯入圆明园，在大肆抢劫之后，将圆明园烧毁。大火延烧3天，烟雾笼罩北京全城。接着，侵略军还抢劫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许多著名建筑中所藏的大量文物珍宝。 10月13日，联军占据安定门，北京陷落。 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25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割占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再次损失了大量主权和领土，向半殖民地道路又前进了一步。其中，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清军在历时4年的抗击英法联军的战争中最终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腐败、反动，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其次是清军武器装备落后、作战方法笨拙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已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枪、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装备却仍停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平（仍是鸟枪、抬枪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构筑仍是露天式的，经不起侵略军炮火的轰击。作战方法上，英法联军注意水陆协同作战，以强大炮火掩护陆军登陆，陆上战斗采取散兵战术，而清军则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忽视陆地纵深设防，不懂散兵战术，所以一败再败。清政府却对此浑然不知，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清王朝和以它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

近代中国的最大灾难，万园之园的毁灭火烧圆明园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了赔款、协定关税、开放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许多特权。英国资产阶级以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就可以把大量的商品倾销到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有关资料记载，1850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比1844年还少了75万英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顽强抵制着外国商品的侵入；二是英国增加鸦片贸易与发展合法贸易存在着矛盾。由于鸦片战争后英国等殖民主义者大量对华输入鸦片，中国的白银继续外流，使中国出口茶叶、生丝收入的大半被其抵消，无力再多购买英国的工业品，这当然对英国是很不利的。英国资产阶级是既要维护给它带来巨大利益的鸦片贸易，又要扩大对华的工业品销售。这样，它就要迫使清朝政府开放更多的商埠，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便以修约为名，企图压迫清政府给其新的侵略权益。1853年5月，英国首先向中国提出要求修改已订的《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美国和法国也接踵而来，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英、美、法等殖民主义者掀起的“修约”交涉未能得逞，就恼羞成怒，决定用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来实现其无理要求。1856年10月8日上午，停泊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码头的1艘“亚罗”号划艇正作启航准备。这时，有1艘清军的巡逻船急驶而来，广东水师官兵登上划艇，把全船14名水手挨个盘问身份，并把其中12人加以扣留，押到巡逻船上，带回广州。“亚罗”号原是中国人苏亚成的一艘载重100吨的划艇，后来被海盗抢走，辗转属于中国方亚明所有，成了走私船。为了走私的便利，曾在香港当局领过执照，但已过期失效。中国水师搜查走私船，捕走中国水手，纯属中国内政。但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硬说是英国船。他还无中生有的捏造说，中国水师上船后曾扯下船上的英国旗，侮辱了英国。因此，他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强硬照会，无理要求立即送回被扣的全部人犯，还要向英国道歉和赔偿。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率领英国军舰突入省河，向广州进攻，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大敌当前，两广总督叶名琛一味妥协，下令不许还击。10月29日，英军攻入广州城，叶名琛慌忙逃命。
1857年春，“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大资产阶级掀起战争叫嚣，英国议会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3月，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陆海军来中国；同时向法、美、俄等国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10月，法国拿破仑第三（即路易·波拿巴）也借口“马神甫事件”（即“西林教案”）任命葛罗为全权公使，率领一支侵略军，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幌子，继英军之后开到中国。美国和俄国也同意英国的提议，积极支持英、法发动新的侵华战争。这样，四个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基于共同的利益，暂时结成了联合侵华阵线，进一步扩大由英国首先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10月，额尔金和葛罗先后率领舰队到达香港。美国全权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纷纷赶到香港，与英、法合谋，研究侵华策略。12月，英、法组成联军，共5600多人。12月12日，英、法代表分别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照会，要求进入广州城谈判“修约”、“赔偿损失”，并限10天内答复，不然，则向广州进攻。叶名琛既不理睬英、法照会，也不作任何战守准备。 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城，叶名琛逃跑，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和广东巡抚柏贵无耻投降。30日，广州又一次被英法联军占领。占领广州并不是侵略者的最终目的。1858年4月，英、法、美、俄等国军舰陆续北上来到大沽。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联军照会清政府，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清政府不予理会。两小时后，英法联军悍然以数十只小汽轮和舢板闯进大沽口，向大沽炮台发动猛烈攻击。守炮台的爱国官兵奋起反抗，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但终因防御薄弱，力量相差悬殊，大沽当天被占。26日，英法联军到达天津城外，清政府急忙于29日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纱纳到天津，与英、法等国代表谈判，并于6月26日和27日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 英、法等国得寸进尺，又以到北京换约为名，准备扩大侵华战争。1860年春，英、法军舰陆续开到中国，并于7月底再次集结大沽口外。8月1日，英法联军攻占北塘，14日攻占塘沽，21日又攻占大沽，24日进入天津。清政府急忙派桂良和恒福到天津求和。但侵略者存心要攻占北京，在谈判中漫天要价，不断节外生枝，使谈判失败，英法联军逼近北京。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攻下八里桥。咸丰皇帝吓破了胆，派他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主持和议。22日清晨，咸丰皇帝带着后妃、皇子、亲王和一批大臣，慌忙逃到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10月5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根据俄国外交官伊格纳提耶夫提供的情报：清朝守军集中在东城，北城是最薄弱的地方，应先攻取；并听说中国清朝皇帝正在西北郊的圆明园。于是，英法联军绕抄安定门、德胜门，进犯圆明园，并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火烧圆明园”事件。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建于明朝。1709年，清朝康熙帝把该园赐给四子胤祯（后来的雍正帝），并赐名圆明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经营，集中了大批物力，役使了无数能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把它精心营造成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 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圆明园周围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而以圆明园最大，故统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属园，分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来的）等，全园面积合计5000多亩。 圆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园中有宏伟的宫殿，有轻巧玲珑的楼阁亭台；有象征热闹街市的“买卖街”，有象征农村景色的“山庄”；有仿照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有仿照苏州狮子林的风景名胜；还有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台、武陵春色等。可以说，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典范。不仅如此，圆明园内还珍藏了无数的各种式样的无价之宝，极为罕见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物，如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世界上一座最大的博物馆。 10月6日，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立即疯狂地进行抢劫。首先闯入圆明园的是法国侵略军，他们见物就抢，每个法国士兵口袋里装进的珍品，价值三四万法郎。他们空手而进，满载而归。在法国军营里，堆积着珍奇的钟表、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以及珍贵的艺术品，价值达3000万法郎。英国侵略军虽然来迟了一步，但金银财宝也装满口袋。更可恶的是，对那些搬不走的大瓷器和珐琅瓶，他们打得粉碎。英法侵略军把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为了消赃灭迹，掩盖罪行，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竟下令烧毁圆明园。大规模的焚烧共两次，第一次是10月7日至9日，主要焚烧圆明园，大火连烧3昼夜，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焦土。这场浩劫，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描绘和抨击的那样：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进行抢劫，另一个放火焚烧。这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 10月13日，英法侵略军攻占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10月18日和19日，这伙强盗抢劫了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等几处属园中所藏的珍贵文物，并进行第二次大焚烧，烧毁了上述几处属园的殿阁建筑。这时，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竟下谕“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奕秉承此旨意，全盘接受英、法提出的条件，于10月24日和25日分别与额尔金和葛罗在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11月14日又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也使中国人民的灾难更为深重了。

近代中国从此走向屈辱的渊薮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是在1861年由慈禧和恭亲王奕所发动的取权之变。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宠妃那拉氏（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和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咸丰的弟弟）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对侵略者有求必应，最后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
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对侵略者还有顾忌，因此被侵略者看作讨厌的障碍。 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病死，由他6岁的儿子载淳即位。遗命端华、载垣、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太子载淳。载淳的母亲那位氏，这时才26岁，被尊为慈禧太后。慈禧是个阴险、贪权的女人。她很快就和留在北京的奕勾结起来，并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企图趁儿子年幼，篡夺最高统治权。 慈禧先让人建议，由她“垂帘听政”，实际上是由她掌握实权。但是载垣等一班老臣，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使她的阴谋未能得逞。10月，奕和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借“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和慈禧商议回北京去发动政变。奕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政变的准备。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她和载垣、端华由小路提前4天到北京。11月1日刚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就发动了政变，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不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11日）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表示东、西二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正好是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志在富强中国的一场西学运动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 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

19世纪中叶的警钟边疆危机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扩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队伍。日本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德国于1870—1871年的对法战争获胜，国内也实现了统一。日、德两国很快就扮演着与英、法、俄、美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强国的角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市场、倾销商品和争夺原料产地，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夺取殖民地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愈演愈烈，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远东地区是资本主义列强角逐的焦点。中国及其邻国是西方列强攫取的主要对象。西方列强在缮续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周边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它们在把中国周围的邻国逐个攫取为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便明目张胆地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进犯。日、美出兵侵略台湾，俄、英争夺新疆，英国窥视云南、西藏，造成了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使中国的边疆烽火连天，危机四伏。 这次边疆危机，首先燃起报警烽火的是东南海疆，来犯者则是东邻日本。随着日本向外侵略扩张野心的表面化，中国东南海疆的危机也日渐逼近，首当其冲的是我国的宝岛台湾。而要实现侵占台湾，又必须吞并琉球。1872年9月，日本便迫使早与中国有“宗藩”关系的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英、美等国的侵略分子都曾妄图侵占台湾。1847年和1849年，美国海军曾两次派舰艇驶往台湾，勘察矿藏。1867年，美国政府借口它的失事船只“罗佛”号的7名水手在台湾遇害，公然派出海军上将培尔率领的军舰两艘、陆战队181人，在台湾岛南部琅硚（今恒春）登陆，向当地的高山族人民进攻；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又以与高山族领袖谈判为名，亲赴台湾进行刺探情报，他先后对台湾岛的海岸、港口以及岛内政治、经济情况等搜集了大量资料。由于遭到台湾人民的有力抗击，美舰才不得不中止对台湾的侵略，李仙得也离开了台湾。 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成了侵略台湾的最危险的敌人。它当时有强烈的向外侵略扩张的要求，目标是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日本在强迫琉球国王接受其“藩王”封号后，便于1873年3月利用1871年琉球船民几十人因船失事漂流到台湾琅硚地方遇难一事，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到北京，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交涉。1874年初，日本决定向台湾进兵。4月，日本设立“台湾藩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局长，在长崎设立侵台的军事基地；又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负责指挥侵台军事。1875年，日本出动陆、海军3000余人，在西乡从道率领下，悍然进攻台湾。5月，日军在琅硚登陆。日本的这一军事行动，是得到美国支持的。1872年，美国驻日公使德隆就曾怂恿日本侵略台湾，并推荐曾担任过美国驻厦门领事，1867年美国侵犯台湾时参与其事的李仙得充当日本外务省顾问，成为日本侵台的有力谋士。美国支持日本侵台，目的是企图从中渔利。日本侵略军于1875年5月在琅硚登陆后，遭到当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抗击，并先后打死打伤日军五六百人，迫使日军退踞龟山。 清政府得知日军侵台的消息后，一面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要他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察看，又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帮同办理。在高山族人民的坚决抗击下，侵台日军伤亡不断增多，日军已经吃不消了。现在清军增援部队又开到台湾，日本要以武力霸占台湾更难以得逞。于是，日本便进行外交讹诈。日本政府在发动侵台战争后不久，便派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随后又任命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交涉。英、美驻华公使也乘机出面“调停”，一起压迫中国。清政府主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也力主与日本议和。10月，清政府由奕、李鸿章等为代表，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在北京举行谈判。10月31日，中日订立《台事专约》（又称《北京专约》）3款，规定中国给日本“抚恤”、“偿银”50万两，作为日本从台湾撤军的条件；专约还承认台湾高山族人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后来，日本以此为依据，硬说中国已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乃于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废除其国王，将琉球改为冲绳县。 正当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点燃侵略台湾的战火时，英国又在中国的西南边疆挑起了衅端。1876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口“马嘉理事件”对清政府大肆讹诈。马嘉理事件发生于1875年初的云南边境上，它有多年的历史背景，而根源在于英、法都想从边境外抢先侵入中国云南。1868年，英国第一次派出所谓“探险队”从缅甸的八莫出发，闯入中国边境，妄图从腾越（今腾冲）进入大理，由于遭到控制这一地区的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的阻挡，未能达到目的。法国不甘落后，1866年组成探测队，从越南的西贡出发，探测从湄公河（澜沧江下游）通往中国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该河上游不能通航，于是把注意力移到北越，想从这里取得进入云南的通路。 1874年，英国又成立一支由193人组成的武装“探路队”，由上校军官柏郎率领，从缅甸的曼德勒出发，北上探测滇缅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向清政府谎称这是少数人的“探路队”，是来华“游历”的，还特地选派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云南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柏郎的武装“探路队”擅自越境，闯入云南的蛮允附近。2月21日，马嘉理被当地人民盘问，他态度蛮横，并开枪行凶，愤怒的群众把他打死。柏郎被迫退回缅甸。 马嘉理事件的是非曲直，明明白白，它是英国蓄谋侵犯中国边境引起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却向清政府提出以断绝外交关系，增派军舰来华相威胁。1876年2月，英国派出4艘军舰，由印度来华，为威妥玛的外交讹诈助威。在英国的多方威胁下，9月2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16款，规定中国赔偿白银20万两，派专使赴英赔礼道歉。另外，还议定了英国人入藏“探路”专条，规定英国可派“探路队”从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或者由四川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英国侵略者通过中英《烟台条约》和“另议专条”，除攫取更大的通商、领事裁判权外，着重注视着中国的西南边疆，尤其是对西藏更是虎视耽耽。 在西北边疆，野心勃勃的沙俄把魔爪伸入中国新疆。1864年10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此后，沙俄妄图鲸吞整个新疆，进而南下与英国争霸南亚地区。 1864年，新疆回民在陕甘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举事。这些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反动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他们实行封建割据，有的甚至进行通敌叛国的罪恶活动。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攻下汉城，竟向浩罕汗国乞师。浩罕的统治者派部将阿古柏于1865年乘机自中亚进入南疆，1867年阿古柏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意即七城国），自立为汗。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南疆全部和北疆的一部分。阿古柏虽力图同时勾结英国和沙皇俄国。但俄国为了防止阿古柏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并乘机侵略中国，竟借口“安定边境秩序”，于1871年7月悍然出兵强占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美其名曰代为收复，实际上却设官分治，占地垦植，对当地中国居民征收重税，把伊犁地区置于阿拉木图的沙俄行政长官管辖之下。 英国见沙俄侵入新疆，也不甘落后，梦想以印度为基地，侵占西藏，插足新疆，以排挤沙俄侵略势力。1874年，英国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阿古柏政权，并以提供枪支弹药为条件，取得了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等特权。所以，中国西北边疆的危机，归根结蒂是英、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活动及其相互矛盾所造成的。 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扩张，对中国的边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的边疆地区普遍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压力，危机几乎同时出现，标志着中国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

维护国家主权，保持领土完整的一次正义战争左宗棠收复新疆 19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日趋激烈，中国的边境形势日益紧张。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夺取了中国东北边疆的大片领土，随后便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西北边疆。1864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并妄图吞并整个新疆。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支持下，建立反动政权。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新疆面临着被肢解吞并的危险。 7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在左宗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胜利进行了收复新疆的战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侵吞新疆的阴谋。 1864年，新疆地区的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在陕甘地区回民起义影响下，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和喀叶噶尔旧城。但是，这些打着反清旗号的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少数反动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成为他们搞割据分裂的工具。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兼并汉城（今疏勒），向浩罕汗国求援。洁罕汗国派遣阿占柏率大军于1865年侵入南疆。阿古柏在南疆地区大肆攻城掠地，不断扩充势力，于1867年底以喀什噶尔为中心，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伪政权，自称“巴达吾来特阿孜”（意即洪福之王）。到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整个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 阿古柏侵占新疆期间，对外投靠俄、英和土尔其，对内残酷压迫各族人民。沙俄趁机施展狡猾的伎俩，一面以帮助清政府安定边境秩序为借口，于1871年6—7月间，强占中国伊犁地区，名曰“代为收复”；一面悉心笼络阿古柏，于1872年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汗国君主”，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获得许多侵略权益。英国也于1874年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阿古柏的“艾米尔”（即统治者）地位及其窃踞地区为“合法的独立王国”，从而取得了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设领事等特权。这样，阿古柏就成了沙俄和英国分裂中国领土的共同傀儡。 面对新疆地区这一严重形势，清政府决定采纳陕甘总督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建议，出兵新疆，消灭阿古柏傀儡政权，恢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的主权。 光绪元年（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根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区的地理条件，制订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并花了近两年时间筹集军饷、采运军粮、整顿军队、改善装备，完成了收复新疆的作战准备。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营肃州，准备发起进攻。当时，清军已有部分兵力驻守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塔尔巴哈台等战略要地，与敌军相持。4月底，左宗棠命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25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至此，清军出关总兵力有80余营，约六七万人。清军按先北后南的方针，决定首先收复南北疆的交通要冲乌鲁木齐。 阿古柏得知清军西进的消息，急忙布置防御，令马人得，马明、白彦虎等分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古牧地等地，阻止清军南下；主力部署在吐鲁番和托克逊，阿古柏本人在托克逊督战。其总兵力约4万人。 1876年7月，刘锦棠率所部各营到达巴里坤，并进驻古城，7月底与金顺部在济木萨会合，谋攻古牧地。8月中旬，清军进扎古牧地城东和东北，用开花大炮轰塌坚固的城墙。8月17日，清军经过数天激战，占领古牧地，歼敌近6000人。 刘锦棠从缴获的敌方信函中得知乌鲁木齐守备空虚，决定除留两营兵力守古牧地外，主力迅速向乌鲁木齐挺进。8月18日黎明，清军出发。守卫乌鲁木齐的马人得、白彦虎未料到清军行动如此迅速，一闻炮声，即弃城向达坂方向逃跑。清军收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伪王城。盘踞昌吉、呼图壁与玛纳斯北城之敌如惊弓之鸟，未等清军进攻即弃城而逃，只有玛纳斯南城之敌负隅顽抗。从9月2日始，清军金顺部会同刘锦棠部，伊犁将军荣全等部猛攻玛纳斯南城，11月6日攻克。至此，北疆地区除伊犁外，所有敌占据点全部克复。此时冬季来临，大雪封山，不便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清军决定暂停进攻，进行休整，待春天到来再向南疆进军。 收复南疆的部署，左宗棠根据敌方情况于1876年11月初即已拟定，阿古柏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部署重兵，加强防守，其本人则坐镇喀喇沙尔指挥。左宗棠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刘锦棠、广东陆路提督张曜、记名提督徐占彪各部克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打开南疆门户，然后乘胜西进，收复所有失地。具体部署是：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城，为北路；张曜部由哈密西进，为东路；徐占彪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为东北路。张、徐两部协力攻取吐鲁番，得手后，立即攻托克逊。 1877年4月14日，清军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开始向南疆进军，刘锦棠率主力1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16日进至达板外围，乘守敌不备，迅速完成对该城的包围。4月18日，清军打退增援之敌，在达坂域外增筑炮台。4月19日，炮台筑成，清军用开花大炮轰塌城中大炮台、月城和城垛，击中敌弹药库，敌军死伤甚众，企图突围，被清军截杀未逞。敌守军在清军强大攻势面前只得投降，达坂城遂克复。这一战，清军共击毙敌军2000余人，俘敌1000多人。 与此同时，张曜部和徐占彪部在盐池会师后，于4月21日克七克腾木，22日克辟展，25日克胜金台，向吐鲁番挺进。 4月26日，刘锦棠部攻克托克逊。随后，张、徐二部在罗长祐部湘军协助下收复吐鲁番。至此，清军三路并进，未及半月即收复三城，为彻底打败阿古柏创造了条件。南疆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阿古柏的反动统治。阿古柏见大势已去，于5月下旬逃至库尔勒自杀。其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王，继续顽抗。 1877年9月，清军挟连克三城余威，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部署收复南疆八城之战。刘锦棠率马步32营为前锋，张曜率马步16营为后队，共2万余人，向西挺进。敌守军放弃喀喇沙尔和库尔勒西逃往库车。刘锦棠根据敌西逃库车，立足未稳等情况，决定亲率精兵追击。10月15日，刘锦棠率2000精兵追至布古尔（今轮台），击败敌骑千余。10月18日，追至库车城外，发现大量敌军。刘锦棠在随后跟进的后队到达后，猛攻库车，敌军大败，白彦虎率余部向西逃跑。清军收复库车。 10月19日，刘锦棠继续西进，21日抵拜城，22日在铜厂大败白彦虎军和伯克·胡里军。24日，清军克阿克苏城。26日克乌什。至此，清军在一个月内驰驱1000公里，连克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 清军的破竹之势，使盘踞在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叶噶尔）的敌军惊恐万分。和阗叛军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并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伯克·胡里率兵自喀什噶尔增援叶尔羌，打败呢牙斯。但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数百满汉兵民占据喀什噶尔汉城。伯克·胡里赶忙回救喀什噶尔。何步云派人向刘锦棠乞援。刘锦棠当机立断，决定不待张曜全军到达，便分兵三路前进：一路由余虎恩率步骑5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直趋喀什噶尔为正兵；一路由黄万鹏率骑兵6营、张俊率步兵3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为奇兵，约定于12月18日两路同抵喀什噶尔；刘锦棠自率一部经巴尔楚克直捣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攻取喀什噶尔。12月17日，余虎恩、黄万鹏等部齐至喀什噶尔，当晚一举收复该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逃入俄境。12月21日，刘锦棠收复叶尔羌，24日收复英吉沙尔。1878年1月2日，清军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取得伟大胜利。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粉碎了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企图，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除战争的正义性和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军事上的原因。首先，清军的战略方针正确。左宗棠根据西北战场具体情况，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总的方针，把粮饷的采运、保障和武器弹药的供应放在战略位置加以考虑，使战争准备十分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打有准备之仗的原则。事实证明，这一方针完全符合新疆战场实际，是十分正确的。其次，清军的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左宗棠坐镇肃州，掌握全盘情况，而将前线指挥权赋予刘锦棠。刘锦棠和前敌诸将积极协同，善于抓住有利战机，机断行事，从而在整个收复新疆之战中攻必克，战必胜，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从敌方来看，阿古柏反动政权的分裂行径遭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一致反对。在清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敌方难以组织起真正坚固的防卫。加上阿古柏对清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又未能事先占领控制哈密、巴里坤等战略要地，在作战指挥上又执行被动挨打、消极防御的方针，这就难以避免被清军打败的结局。

中法战争史上的最大一役镇南关大战 镇南关大战是中法战争中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国侵略军的一次战斗。 1884年8月23日，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打破了清政府苟且偷安的迷梦。8月26日，清政府向法国宣战，命令陆路各军迅速向越南进兵，沿海各地加强戒备，严防法军侵入。中法战争在海上和陆路同时展开。 海上战场。1884年10月，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强占基隆。台湾守军在刘铭传指挥下退守淡水。孤拔亲率舰队驶抵淡水港外，炮轰淡水炮台，并派兵登陆，被守军击退，法军进攻受挫，改用封锁方法，孤立台湾守军。1885年3月，法军攻占澎湖。但当他们北犯镇海时却遭到中国守军的炮击。孤拔坐舰也被击中，只得率舰队退往澎湖，不久即死在那里。 陆路战场仍集中在中越边境地区和越南北部。1884年底，刘永福的黑旗军配合西线清军，围困占据宣光城的法军达3个月之久，城中法军几乎弹尽粮绝。但随着法国援兵的到来，宣光未能攻克。1885年2月，法国再次增兵越南，在法军统帅波里也（BrièredeI′Isle）指挥下，集中两个旅团约万余人的兵力向谅山清军发动进攻，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战略要地谅山。2月23日，法军进犯文渊州，守将杨玉科力战牺牲，清军纷纷后撤，法军乘势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炸毁关门，并在关前废墟中插上一块木牌，得意地用汉字写着“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广西军民在法军退走后在关前插上木桩，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作为对侵略者的回答。 由于潘鼎新的战败，清政府革去他广西巡抚职务，任命年近7旬的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领导镇南关前线的抗法斗争。冯子材赶到镇南关后，根据前线清军各部之间多存派系门户之见的情况，首先召集前敌诸将晓以大义，使各将领在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各将领共推冯子材为前敌主帅，统一指挥协调各军的行动，这就为挽回败局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当时，法军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已从镇南关退至文渊（关外15公里处）、谅山，准备组织新的进攻。 根据当前敌情和镇南关周围的地形条件，冯子材经过反复勘察，选定关前隘（今隘口南）为预设战场。关前隘在镇南关内约4公里处，东西两面高山夹峙，中间为宽约1公里的隘口。冯子材命令部队在关前隘筑起一道长1．5公里、高2米多、宽1米多的土石长墙，横跨东西两岭之间，墙外挖掘1米多深的堑壕，东西岭上修筑堡垒数座，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山地防御体系。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率所部9营扼守长墙及两侧山岭险要，担任正面防御；总兵王孝祺部8营屯冯军之后为第2梯队；湘军统领王德榜部10营屯关外东南的油隘，保障左翼安全并威胁敌之后路；冯子材另以所部5营屯扣波，保障右翼安全；广西提督苏元春部18营，屯关前隘之后2．5公里的幕府为后队；另有12营屯凭祥机动。总计前线兵力约60余营，3万余人。 一切准备就绪后，为了打乱法军的进犯计划，冯子材决定先发制人。3月21日，冯子材率王孝祺部出关夜袭法军占据的文渊，击毁敌炮台两座、毙伤法军多人，取得较大胜利。 清军的主动出击，使骄横的法军恼羞成怒。法军东京军区副司令尼格里上校决定不等援军到齐即发起进攻。3月23日晨，法军1000余人趁大雾偷偷进入镇南关内，另以千余人屯关外东南高地为后继。上午10时许，入关法军在炮火掩护，分两路进犯关前隘，攻占了东岭三座堡垒，并猛攻长墙。冯子材一面命各部迎战，一面商请驻于幕府的苏元春部前来接应，并通知王德榜部从侧后截击敌人。在丢失三座堡垒的危急关头，冯子材大声疾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守卫清军在冯子材的爱国热情鼓舞下，英勇抗击，誓与长墙共存亡，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下午4时许，苏元春率部赶到东岭参战，王德榜部也自油隘袭击法军，并一度切断了敌人运送军火、粮食的交通线，牵制了法军预备队的增援，有力地配合了东岭的战斗。入夜，清军进一步调整部署，由苏元春部协助冯子材守长墙，王孝祺部夺西岭，陈嘉部守东岭。冯子材还另调驻扣波的5营冯军前来抄袭法军左翼。 3月24日晨，尼格里指挥法军分三路再次发起攻击，沿东岭、西岭、中路谷地猛扑关前隘。冯子材传令各部统领，无论何军何将，都不准后退，违者皆斩。当敌人逼近长墙时，冯子材持矛大呼，率领两个儿子跃出长墙，冲入敌阵，全军为之感奋，一齐涌出，与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惨烈。战至中午，中路法军败退。与此同时，陈嘉部、蒋宗汉部在东岭与法军展开了激烈争夺战，傍晚时分，王德榜在击溃敌之增援部队及消灭其运输队后，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东岭守军夺回被占堡垒。这时，王孝祺也已击退沿西岭进攻之敌，并由西岭包抄敌后。法军三面被围，伤亡甚众，后援断绝，弹药将尽，开始全线溃退，尼格里只得下令撤退，丢下数百具尸体，狼狈逃回文渊。冯子材挥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歼敌千余人，重伤尼格里，取得重大胜利。 镇南关之战，清军各部在冯子材的调度指挥下，密切协同，严密防守，与法国侵略军激战数日，打退了法军的进攻，毙伤敌军精锐近千人，缴获了大量枪炮和干粮，取得了中法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越两国军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法战争的形势，使中国反败为胜。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胜利，主要原因是爱国将领冯子材能够团结前敌诸将，在战前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局面，从而有效地集中了兵力，最后在中越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全体将士的英勇奋战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惨痛的一页马尾海战 马尾海战是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海军在福州马尾港袭击中国福建海军的一次作战行动。由于清朝的腐败无能，福建海军在这次作战中全军覆没，写下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法战争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正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急速转化，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更趋激烈。早在18世纪后期，在和英国争夺北美殖民地加拿大和东印度失败后，法国便开始将侵略矛头转向远东的越南。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1874年，法国与越南签订《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宣布越南完全独立。1883年8月，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拥有4000人的舰队攻占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规定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为了摆脱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命运，越南两次遣使来华，请求清政府支援他们抵抗法国的侵略。而法国则准备以越南为跳板，向中国发动新的侵略。 面对法国的侵略和挑衅，清政府举棋不定，采取的措施也充满矛盾。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命令清军不得主动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径，一面又企盼通过谈判或第三者的调停与法国达成妥协。清政府的这些举措，给了法国扩大侵略的时间。 1883年12月11日，法国完成了扩大侵略的准备，向驻扎越南山西的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全部占领了红河三角洲。清军败退。法国看准了清政府的虚弱本质，决定趁新胜之机和清朝谈判，迫使清政府屈服。在法国威胁下，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驻越清军撤回边境（但未明确规定期限），开放中国与越南北部毗邻的边界。 清政府对法国的妥协退让，并未换来它所企求的“和局”。法国侵略者在条约签订一个月后，即不顾中法双方尚未就中方撤兵问题具体磋商，就悍然向谅山附近中国驻军进行挑衅，蛮横要求尚未接到撤防命令的中国军队交出阵地，打死前来同他们交涉的中国代表，炮轰中国军队阵地，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被迫还击，连续两次击败法军的进攻。法国侵略者借机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随即派遣孤拔率领远东舰队到台湾海峡进行武力威胁和讹诈。 1884年7月12日，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向清朝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立即从越南撤军，并赔偿军费2．5亿法郎，否则将诉诸武力，限清朝7天之内给以答复。7月14日，法国军舰两艘趁中法议和之机，以“游历”为名，驶进福建闽江口。7月16日，孤拔也乘军舰到达闽江口。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在上海叫嚣，如果中国不接受法国的条件，孤拔就要执行最后通牒，消灭福建海军，摧毁马尾船厂，占领福州。 清政府决定向法国妥协，派曾国荃到上海与巴德诺谈判，请免赔款，延长最后通牒期限。巴德诺坚持勒索巨额赔款。谈判破裂。8月5日，法国舰队进攻基隆，被中国守军击退。8月16日，法国议会通过增加侵华军费，准备大举侵华，并将打击目标选在马尾。 马尾位于福州东南，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福建海军和船厂均在港内。从1884年7月中旬起，法国军舰就陆续闯入闽江口，进泊马尾。当时主持福建军务的钦差命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建巡抚张兆栋和福州将军穆图善等人，根据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训令，对法舰的侵入不但不予拦阻，反而给以热情款待，同时命令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于是，法舰在马尾港进进出出，自由自在，而中国军舰则处在法舰监视之下，不得移动。 8月17日，清政府见和谈无望，下令沿海沿江各省加强防备，但对马尾方面，仅指示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并未解除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当时，马尾一带有福建水师军舰11艘，江防陆军20余营。但由于清政府和战不定，前敌诸将昏聩无能，水陆各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的周密计划，加之装备不良，弹药不足，因此，总的兵力虽然较法国方面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 8月22日，法国政府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海军。孤拔决定于次日下午趁退潮船身转移方向时开战。当时，泊于马尾的法军舰8艘，1．45万吨，另有鱼雷艇两艘，还有两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阻止清军塞江封口，保障后路安全。参战法舰共有重炮77门，总兵力1800人。福建海军军舰11艘，6500吨，炮45门，兵员1100人。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比较，法舰占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孤拔选择退潮时开始攻击也对法舰有利。这是由于当时系泊用船首，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落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孤拔选择落潮时开战，可使大部分中国军舰位于法舰之前方，暴露在法方炮火之下，无法进行有力的回击。 8月23日上午8时，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向何璟发出最后通牒，限福建海军于当日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何如璋得知后，竟然对福建海军将士封锁消息，并企图要求法方延至24日开战，遭到拒绝后，才匆忙下令进行临战准备。 8月23日下午1时56分，孤拔趁落潮之机，指挥法舰突然发起攻击。福建海军舰只未及起锚即被敌炮击沉两艘，重创多艘。广大爱国士兵义愤填膺，奋起还击。旗舰“扬武”号在驾驶官詹天佑和管带张成带领下，不顾何如璋的禁令，事先作好战备。当法舰开炮时，立即沉着应战，用尾炮准确地袭击法军旗舰“伏尔泰”号，击毙法军6名。法军鱼雷艇击沉“扬武”号，中国岸防大炮随即命中这艘鱼雷艇，使之锅炉爆炸，丧失作战能力。福建水师的炮艇“福星”号在开战时就受了重伤，但它们立即断锚转向，冲入敌阵，瞄准敌旗舰猛烈射击，连续命中。后遭敌舰三面围攻，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艇官兵殉国。“扬威”号在法舰开炮后，也立即勇敢回击，当它在两艘法舰的夹击下被打穿船体后，舰上官兵置生死于不顾，仍然顽强发炮挫伤敌舰，直到被敌鱼雷艇击沉前的刹那间，还发射出最后一发炮弹，重伤敌舰长和两名士兵。“飞云”号、“福胜”号也都临危不惧，奋战不已，直到船沉。江面战斗进行了约半小时，福建海军11艘舰艇全部被法舰击沉，海军将士伤亡700余人。法军仅死伤30余人，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余为轻伤。8月24日上午，法舰用重炮轰击马尾船厂，使船厂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几天，又将两岸炮台摧毁。清军再次遭受重大损失。 马尾海战以福建海军的全军覆没而结束，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清政府战略指导上错误。清政府自中法开战以来即存妥协求和之心，和战不定，始终不敢鼓足勇气与侵略者决一死战。在法舰频频进入马尾港的危急情况下，仍死守衅不可自我开的教条，从而丧失了先机制敌的条件。二是清朝前敌官员不谙军事，书生典兵，在法舰进泊港内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不预作准备，反而约束将士不准先敌开炮，不能报据战场情况临机处置，结果只能被动挨打。三是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福建海军军舰多系木壳，防护力不强；重炮少，形不成强大火力，在敌人突然袭击下，难以作有效的反击，致使全部被敌击沉。马尾海战是中国近代海军创建以后进行的第一次大的战斗，结果却如此之惨。这里不仅有清朝政治腐败这一根本原因，还有军事思想落后的因素起作用。清军的单纯消极防御思想是马尾海战惨败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值得认真记取。

甲午战争时中日两国在朝鲜的正面交锋甲午平壤之战 19世纪9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争夺殖民地和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为了推行称霸世界的既定国策，把侵略矛头对准了邻近的朝鲜和中国，在1894年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史称甲午战争。平壤之战就是战争初期中日两国之间在朝鲜平壤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斗。 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就把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扩张的首要目标。1882年，日本攫取了在朝鲜的驻兵权。1885年又胁迫清政府签订《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如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有同等派兵权，为后来大规模进兵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依据。此后，日本加紧进行侵华准备。1887年，参谋本部拟定《征讨清国策》。1893年决定成立战时大本营，完成了侵略中、朝的战争准备。 1894年1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派兵帮助镇压。1894年6月4日，中国决定派兵入朝。日本认为发动侵略战争时机已到，于6月5日正式成立大本营，并派兵进入朝鲜。6月9日至12日，清军2000余人在聂士成、叶志超率领下进驻离汉城70多公里的牙山地区，而日军早在10日就已强行进驻汉城。到6月16日，进入朝鲜的日军已达5000人。中日两国军队形成对峙，形势一触即发。 但是，清政府内部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当权派，面对日本的侵略、挑衅，一味避战求和，希望通过列强调停，和日本达成妥协。日本则利用清政府的求和方针与列强的“调停”，从容地作好了军事部署。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组织傀儡政权，迫使朝鲜傀儡政权向中国宣战。7月25日，日本军舰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护航舰只和运兵船，挑起了中日战争。7月29日，日军进犯牙山、成欢，叶志超弃守牙山，逃奔平壤，聂士成部也因众寡悬殊，败退公州，和叶志超合军撤至平壤。8月1日，中日双方互相宣战。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坚决抗击的决心，采取的是消极抵抗的方针。掌握实权的李鸿章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则退；命令海军保船制敌，“不得出大洋浪战”。正是在这一消极应战的方针影响下，增援朝鲜战场的四路清军直至8月上旬才到达平壤。叶志超部8月下旬也到达平壤。此时驻扎平壤的各路清军共2万余人，逃将叶志超被任命为各路清军的总指挥，组织防御。 平壤是朝鲜旧都，山环水抱，城墙高大坚固。共有城门六座：南为朱雀门，西南为静海门，西北为七星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长庆门，东南为大同门。玄武门跨牡丹台山修筑。由于牡丹台紧靠城墙，因而成了守卫平壤的关键。清军的部署是：城北由左宝贵所部奉军、丰升阿所部盛军防守；城西由叶志超所部牙山军防守；城南由卫汝贵所部盛军及马玉崑所部毅军之一部防守；城东南由马玉崑所部毅军防守。叶志超坐镇城内，居中调度。日军方面在打败牙山、成欢清军后，即准备北攻平壤。9日2日，在朝日军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贤决定将1．5万日军分作四路进攻平壤。具体部署是：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5000日军由汉城出发，沿大道指向平壤东南，从正面进攻；野津道贯率兵5000渡大同江下游，进攻平壤西南；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兵2000渡大同江进攻平壤东北，称“朔宁支队”。陆军大佐佐藤正率兵3000自元山登陆（称“元山支队”），攻平壤北部，截断清军后路。四路分进合击，定于9月15日包围平壤，发动总攻。 9月13日，四路日军均已逼近平壤，元山支队进至顺安，切断了清军退往义州的后路。14日晨，元山、朔宁两支队一齐发起攻击，攻占城北山顶清军营垒数座。左宝贵亲自督队争夺，未能成功，只得率部退入城内。当晚，叶志超见城北形势危急，主张弃城逃跑，遭到左宝贵等将领的反对。左宝贵派亲军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跑。 15日晨，日军按计划发动总攻。大同江东岸的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在大岛义昌率领下分三路进攻平壤城东南。扼守大同江东岸的马玉崑部奋力抵抗，与进攻之敌展开肉搏，自晨至午后，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北路战斗更加激烈。日军于当天拂晓再次发起进攻，左宝贵亲自登玄武口指挥。战至上午，日军先后攻破玄武门外的五座堡垒，并向玄武门猛烈突击。左宝贵为表示誓与平壤共存亡的决心，身穿黄马褂，继续指挥，中炮阵亡。日军于中午占领玄武门。在此紧急关头，作为主帅的叶志超不是部署力量加强防守，而是让部将在城头竖起白旗投降，并下令撤军。当时东西两路清军已将进攻之敌击溃，正准备乘胜出击，接到撤军命令后只得率部回城。 当晚，叶志超乘夜暗率守军仓惶逃出平壤。日军于城北山隘堵截，打死打伤清军2000余人，俘虏数百人。清军退至顺安时，又遭日军拦击，损失惨重。16日，叶志超等逃至安州，然后又往义州逃跑。至24日，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撤至境内。日军随之占领朝鲜全境，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平壤之战前后不过两天，清军即竖白旗乞降，撤出平壤，使敌仅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即占领平壤并进而占领朝鲜全境，这一战争结果完全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前敌主帅昏聩无能造成的。从战略上看，清政府执行消极抵抗政策，没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一味坚持保守方针，致使2万清军株守平壤，坐待敌人进攻。从作战指挥上看，清军更是无所作为。在战争已经开始，敌人进攻在即的时候，清政府任命成欢逃将叶志超为各军总统，作为前敌主帅。叶志超庸懦怯敌，既不敢驱军南下，主动歼敌，也没有保卫平壤的决心，一经接仗，精神先溃，再次率先逃跑，致使军心大乱，在撤退过程中多次被日军截击，死伤枕籍。平壤之战失败，叶志超确应负主要责任。至于日军方面，早将清军底牌摸清，故能按原定计划稳步推进，凭借优势火力和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军队打败清军。

北洋海军的终结山东半岛之战 山东半岛之战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另一个主要战场，从1895年1月21日日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到2月17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历时近1个月，中经白马河前哨战、南帮炮台争夺战和刘公岛保卫战，最后以威海卫海军基地的失陷和北洋海军的覆没而告结束。 日本侵略者在1894年11月底攻占了旅顺口北洋海军基地之后，扩张野心更加膨胀，决心扩大侵略，完成大本营的预定目标——进军山海关，直逼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威胁京、津，迫使清政府完全投降。为此，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一个新的扩大侵略的作战计划——“山东半岛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是根据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的建议制定的，目的是进攻山东半岛，占领威海卫，封锁直隶湾，消灭北洋海军。这样，既可迫使清政府投降，又可避免列强为保护各自在华权益而对日本进行联合干涉。为此，日本侵略者决定以大山岩指挥的第二军第二师团及在国内的第六师团编成“山东作战军”，由海路运输，在山东半岛登陆。 1894平12月16日，日本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担任运送陆军的护航任务。伊东祐亨接到命令后，于23日派军舰到山东半岛荣成湾一带侦察登陆地点。 荣成湾是山东半岛成山角西南方的一个海湾，西距威海卫67公里，湾口宽阔，能避强烈的西北风；湾为泥底，适于受锚；北岸有长约1000多米的沙地，汽艇可驶至离岸3米处，舢板可直接靠岸；沿岸丘陵起伏，适于掩护陆军上岸。日军遂选择荣成湾内龙须岛附近为登陆点，并计划在1895年1月19、20、22日由大连分三批运送陆军登陆。 1月18日，伊东祐亨根据作战计划，派出吉野、秋津洲、浪速3艘巡洋舰到登州游弋，并进行炮击，制造日军准备进攻登州的假象，掩护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同时，派高千穗舰到威海卫港外，监视北洋舰队行动。19日中午，联合舰队主力护送第一批运送船19艘，满载第二师团1．5万人由大连出发，于20日中午到达荣成湾。由于滩多水浅，军舰不能靠岸，运兵及辎重上岸均靠驳力，第一批陆军登岸直到21日才结束。第二批运送船载第六师团1万人于21日到达，22日登陆完毕。第三批运送船于23日到达，当天登陆完毕。日军共约3．5万人，马3800匹。25日，大山岩到达荣成，设立山东作战军司令部，开始准备向威海卫进犯。 关于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准备进犯威海卫的消息，清政府事先虽未获得准确情报，但已有所闻，即电告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李秉衡，要求“饬令各军加意严防”。但二李并不认真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仍坚持其避战保船的方针，命令北洋舰队不许出战。 1月25日，日军主力在大山岩指挥下，从荣成出发，分南北两路向威海卫进犯。这时，驻守山东半岛的清军有40余营，2万多人。若能调遣得当，完全有可能阻止或延迟日军的前进。但直接指挥山东防务的李秉衡，目光短浅，胸中无数，只派孙万林等少数军队前往迎战。 1月25日晚7时，日军先头部队到达距威海卫25公里的白马河东岸。驻守在河西岸的孙万林军趁敌军立脚未稳，迅速发起攻击，激战两小时，歼敌100多人，清军只伤亡2人。日军不支，狼狈溃逃。后因阎德胜破坏作战计划，刘树德也找借口率军西去，只剩孙万林孤军作战。不久，日军大队赶到，孙万林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阵地，向羊亭集退走。 白马河前哨战是中日陆军在山东半岛的首次接仗，也是日军入侵山东半岛后遭受的第一次打击。这次战斗虽然只是清军的一次小胜，但它创造了中日甲午战争中以少胜多的战例，表明中国军队只要有正确的指挥，是可以打败日本侵略者的。 白马河战役后，日军长驱直入，继续西犯。1月29日，日军第二师团占领温泉汤，第六师团占领九家疃，开始对威海卫南帮炮台后路形成包围。 1月30日拂晓，日军首先进攻威海卫南岸的制高点摩天岭。守卫在这里的清军仅一个营，在营官周家思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港内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来远等舰也驶至南岸助战。日军也乱放山炮应战。日军踩中清军预先埋设的地雷，死伤枕藉。日军在军官的驱赶下继续猛扑，守军虽顽强抵抗，但因兵力太少，一营人全部壮烈牺牲。日军虽然占领了摩天岭，但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的代价。左翼队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也被来远舰所发炮弹击毙在摩天岭炮台上。 日军攻占摩天岭炮台后，用炮台的大炮掩护右翼队向杨枫岭进攻。杨枫岭守军一营，在副将陈万清指挥下，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自上午8时至11时，激战3小时，打退了日军多次冲锋，予敌以重大杀伤。敌军冲不上去，就集中炮火疯狂轰击。炮台周围的树木被击中起火，弹药库也被击中，炮台上烈焰升腾，守军伤亡过半，被迫撤退，杨枫岭炮台被攻陷。 当日军右翼队进攻南帮炮台时，左翼队也向南帮陆路炮台南侧的虎山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攻克虎山，再向北推进，切断南帮炮台清军退路，配合右翼队实行南北夹击。驻守虎山的两营清军奋勇杀敌，炮兵也配合轰击，使日军伤亡惨重。后来，清军由于指挥官刘树德贪生怕死，弃军逃跑而自行溃散，虎山失陷。日军攻占虎山后，向北推进到风林集，切断了由南帮炮台撤下来的七八百名清军的退路。在这紧急关头，海军提督丁汝昌亲自指挥靖远、镇南等4艘炮舰驶到南岸杨家滩附近，用排炮向日军轰击，日军不支，仓惶逃走。被围清军在陈万清率领下突围。 日军攻下南帮陆路炮台后，立即对龙庙咀、鹿角咀、皂埠咀3座海岸炮台进行海陆夹攻。日军首先进攻龙庙咀炮台，守台的40名清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占领龙庙咀炮台后，立即利用炮台上的大炮向鹿角咀炮台轰击，炮台外的长墙被炮火摧毁，日军从缺口蜂涌而上。炮台守军没有近射武器，无法抵抗，炮台被攻占。日军又利用从杨枫岭、龙庙咀、鹿角咀等炮台上夺取的清军大炮，轮番猛轰皂埠咀炮台。为使炮台上的6门15—28公分口径的大炮不致被日军用来威胁刘公岛炮台和港内北洋舰队，丁汝昌派鱼雷艇载敢死队前往炮台毁炮。 1月30日，日军第二师团进攻凤林集，被北洋舰队的排炮轰退。2月1日，日军慑于北洋舰队的炮火威力，不敢沿海岸线进攻威海卫城，而采取从西路迂回的战术。2日，日军探知威海卫城内清军已全部撤退，遂占领该城，并分兵进攻北帮炮台。由于守将戴宗骞贪生怕死，6营守军先后解散或溃散。丁汝昌只好下令炸毁药库。日军不战而占领了北帮炮台。 威海卫南北海岸炮台既失，日军便以全力进攻刘公岛、日岛炮台和港内的北洋舰队。面对日军的海陆夹击，北洋舰队和刘公岛、日岛守军，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奋勇抵抗。双方炮战终日，日舰始终未能靠近港口。 2月4日和5日，伊东祐亨进行鱼雷艇夜袭，击沉北洋舰队的定远、来远、威远等舰，削弱了北洋舰队的实力。 2月7日，日舰以单纵阵向刘公岛、日岛发动进攻。岛上守军奋勇还击。这一天，守军苦战终日，虽然打退了日舰进攻，却被迫放弃了日岛炮台，损失了全部鱼雷艇，形势更加严峻了。 2月8日夜，日舰偷袭刘公岛东口，用炸药爆炸防材，使东口藩蓠尽撤，门户洞开。在日军围攻日急，援军绝望，军心不稳的情况下，刘步蟾、丁汝昌、张文宣、杨用霖等先后服药自杀。12日，美员浩威盗用丁汝昌名义致书向日本乞降。 17日上午，日军正式占领威海卫，将北洋舰队的舰船俘获，插上日本旗，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山东半岛之战结束。 山东半岛之战的失败，是清政府的腐败和李鸿章推行“避战保船”的消极防御方针所造成的恶果，也是淮系、湘系等军阀派系为保存实力，扩充地盘，彼此倾轧，见危不救的结果。 山东半岛之战的失败，使京畿完全暴露在日军的刀锋下，直隶平原无险可守。同时，对清军的士气和清朝统治集团的心理影响也是巨大的。从此，妥协投降空气更占上风，清政府愈益丧失了抵抗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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