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同外国的关系和对外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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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4月27日,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刚一个多月,南京江面就来了一群不速之客——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及其随行人员乘“何默士”号兵舰来访。从此,太平天国历史又增添了对外关系的新篇章。

  广义来说,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除官方关系外,还包括同外国传教士的接触、一些外国人作为个人支持或反对太平天国的活动以及外国人与太平天国的贸易关系。本文只讨论官方性质的关系,分析太平天国是基于怎样的观念同外国打交道并演出反侵略斗争的业绩的。


  文翰同太平天国领导人交换了信件,他的翻译官密迪乐会见了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表明了英国将在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立场。半年多之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到南京访问,次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前往南京,都表示了类似的态度。6月,英国官员还再次到南京访问。

  英、法、美三国外交官接踵访问太平天国,当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外国侵略者并不以从 “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利益为满足。他们企图通过“修约”,压迫清政府作更大的开放和让步。这时,一个新兴的巨大势力——太平天国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重要据点上海附近,清朝的统治面临崩溃的危机。这使他们不得不对这个潜在的清政府替代者作一番调查了解,因而对它发生若干兴趣。英、法、美三国的共同态度是,在压迫清政府进行“修约”谈判的同时,向新势力表白自己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中立立场,以保持主动;同时又向新势力表明他们从清政府获得的利益不容侵犯,英国外交官为此向太平天国当局递送了一份“南京条约”的抄本。

  太平天国在三国使者来访时,表现出“傲慢和兄弟情谊的奇特混合”。一方面,他们本着宗教的立场,认为同拜上帝的外国人都是兄弟,称之为“洋兄弟”、“番弟”,对他们表现出热情和友善。在与外国人交谈中,最感兴趣的就是宗教问题,但他们的宗教与西方基督教并不都相同。据说洪秀全早年有各国和平相处、以礼相接的思想。但他起义后自称上帝之次子、耶稣之胞弟,系奉上帝之命下凡为天下万国之真主。这一教义和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相结合,使他们对外国的地位和外国人来访的意义产生误解,以为是来朝拜真主、向天朝进贡的。因而,他们对外国人除了因是“洋兄弟”而表示友善以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自大和傲慢。杨秀清给文翰的复文中称“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秦日纲会见法使时;不给予平等的座位。太平天国地官丞相罗苾芬等责美使来文擅用“照会”形式,要求他“跪禀具奏”,然后“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如此等等。这些——无论是上述态度的哪一方面,都反映出太平天国缺乏近代国家观念和国际知识的历史局限性。

  太平天国向来访者表明了愿意通商和禁止出售鸦片的立场,但很少向对方提出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建议。双方在这几次外交接触中的交涉或争执都是偶然的、枝节的。对来访外国人提出的主要问题,太平天国却没有给予重视。对方申明他们早已同清政府订有条约,要求尊重他们的条约权利;太平天国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文翰等再三宣称愿在太平天国和清朝之间保守中立。当时,清朝官员正千方百计购求外国的武器装备援助,如果外国严守中立,对太平天国是有利的。但太平天国领袖对文翰等的这一姿态并未加以重视和利用。韦昌辉对密迪乐保证中立不助清朝的声明,只答以:“尔等如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天父帮助我们,没有谁能与天父作对。”(简又文译《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第6册,903页。)当时,镇江是太平天国的边关。文翰返回上海途中,镇江守将罗大纲投书文翰,并与密迪乐会面。他要求英国不要帮助清朝,同太平天国修好,同时要求英国人不再售卖鸦片。这可能是天京方面授意,以弥补前此会谈之缺失。罗大纲认为清朝是双方共同的敌人,因而在谈到鸦片战争时,站在英国一边指陈清朝之罪,说:“伪清猖獗,盗据宗邦,内毒生灵,外拒与国。此前此贵邦创(倡)义入境,良有以也。”(罗大纲照会原件,见《文物》1979年第8期影印。)这不是由于策略上的需要而造成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国的基本理论观念——不以满清即所谓“鞑妖”为中国人。因而类似的问题以后也一再出现。

  三国使者对太平天国的观感不一。当时一些人预计的1853-1854年太平军可能攻占北京,由于太平天国自己的失误,并未实现;东征上海的传闻也未成为事实,外国人解除了眼前的忧恐。此后几年,英法等国着重与清廷交涉,终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清朝战败,先后在1858年、1860年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其中规定了长江向外国开放,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辟为商埠。英法等国从清朝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实现这些利益的地区——长江沿岸却有一部分在太平天国手中,于是,太平天国重又成为列强的注视对象。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1858年11-12月,英国侵华军总司令额尔金率舰队自上海航行至汉口,然后返航回上海。这是为实现开放长江的条约权利而进行的一次表威性的考察航行。

  额尔金一行与太平天国有若干接触。在南京、安庆江面,额尔金舰队遭太平天国炮击,但事后太平天国以误会而道歉。在回程中,额尔金派随员威妥玛、李泰国等登岸拜会太平天国官员,申明他们的舰队以后还将来往于长江一带,要求太平天国勿予拦阻。太平天国没有表示异议,只要求英船通过时通知太平军,以免发生误会而冲突。英方同意,并再次声称“中立”。

  洪秀全写了一件“御诏”给额尔金,这是太平天国对外关系中一件极有意思的文件。威妥玛很艰难地将它译成英文,额尔金看后认为是“非常奇特的作品”。它的开头两句说,“朕诏西洋番弟明,天情迥不比凡情”。接着便向“西洋番弟”大段大段地讲述“天情”,即他本人在丁酉年(1837)升天受命、天父天兄在天上的情形、天父天兄降凡所作诗句及其应验,等等。不言而喻,这是要求“番弟”认清他的真主地位。诏旨有些段落这样说:“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西洋番弟把心开”、“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所谓“灭臭虫”、“杀妖魔”,都是指消灭清朝官兵。1858年正是太平天国内讧以后、军事萎缩的年份,洪秀全的这些话是否在请求“番兄”帮助他同打清朝?这样的推测虽有合理性,但更大的可能似乎是:洪秀全是在褒奖“西洋番弟”于这年春天在海口、天津对清军和清政府的打击。上文已经提到,罗大纲肯定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是“创(倡)义入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太平天国领导人同样认为,英法打击清朝是同他们的目标一致的。1861年英国翻译官富礼赐曾在南京见到招贴板上有陈旧的字纸,其内容是报道英法联军在北方战胜清军之事,最后写有“杀尽妖魔”的口号。这些事实说明太平天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是引英法联军为同道的。因此,洪秀全对立了功的西洋“番弟”之来表示很高兴,称之为“兄弟团圆”,说:“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这篇诏旨反映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番弟本质极度缺乏了解和警惕。

  太平天国此次与额尔金一行的接触,在消除傲慢态度方面有很大进步。洪秀全虽仍自称真主、上帝次子,但只说 “西洋番弟朝上帝”,没有直接说是来朝拜真主本人。地方守将与额尔金等文书来往称“大英国”,捧送洪秀全“御诏”的使者向额尔金送了礼物,甚至称之为“上国钦差大臣”。这些态度的变化,是由于他们与外国接触渐多———大批大批的将士曾络绎不绝地登上外国军舰参观,开始知道外国并非“蕞尔小邦”;同时又引 “番弟”为同道的缘故。几个月后,比较熟悉外国的洪仁玕到达南京,他向太平天国介绍了英、美、法等许多国家的情况,建议“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资政新篇》,见《太平天国》第2册,528页。)。此后,太平天国在外交礼仪上渐渐抛弃了旧目的落后传统。

  



  直到额尔金使团为止的几次外国官方代表来访,基本上都是表明意向的接触,并没有重要具体问题的交涉。但到 1860年,形势发生变化。这年5月,太平天国重整旗鼓,消灭了清军“江南大营”,确定了东取苏杭上海,然后购买轮船沿江上取湖北的大战略。太平天国向东发展,乃与盘踞于上海的侵略势力直接碰撞。

  太平天国于1860年6月2日占领苏州,半个多月后李秀成即致书英国公使,表示太平天国愿与各国友好,“结为兄弟之国”;说明“上海一县为姑苏唇齿相依,通洋门户,其势万不能不前往收复”,但念及上海“为贵国通商之所,洋物堆□之地,各国钦差大臣均在于彼”,为避免误犯,特邀请“贵国各大臣劳步下降,面商国事”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李秀成致“大英国全权钦差大臣”,美国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藏。)。7月,李秀成据闻上海有外国兵勇“助妖坚守”,又致书英、美、法公使,劝他们“勿徇一时乞救之妖情,而误终身通商之大事”,再次请他们来苏州面商(见静吾、仲丁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4页。)。

  太平天国的申述和建议虽然合情合理,但英国等国的政策却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文翰初访太平天国时所希望的是太平军进抵上海时保护英国侨民和商业。现在李秀成虽已再三声明保护一切外侨的住宅、商店和教堂,并有实际的行动;但现任英国公使普鲁斯却早在5月26日就发表通告,声称上海为通商要埠,由皇家海陆军保卫,负责弭平叛乱,抵抗一切攻击。这样,当李秀成于8月18日领兵到上海时,英法军队以枪炮轰击。李秀成出乎意料,失利退走。

  英法等国的中立政策开始变化,是同它们整个侵华历程密切相关的。它们从“天津条约”中已获得巨大利益。尽管清朝政府在“天津条约”换约时有所抗拒,但普鲁斯已认定必须帮助清政府免于解体。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局面:正当英法联军在大沽、天津打击清车之时,英法军队却在上海协同清军和太平军作战。这是侵略者自身的利益决定的。这使太平天国从自身的体验中逐步地认识到他们与“番弟”并无共同的目标。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以后,同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它们迫切希望这些利益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落实。1861年2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及其政治助手巴夏礼等一行自上海率舰队到南京执行这一使命。3月1日,“深淘”号舰长雅龄奉何伯之命照会太平天国,声称清朝政府已给予英国以立即航行长江之权利,为实现此目的,“深淘”号将驻泊南京,对经过南京的英国船只签发护照,要求太平天国不干涉携有护照的船只;还要求太平军如进攻镇江、九江或其他有英国人居住的地区,不侵犯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同时又声称不干涉中国的内战。

  太平天国同意了英国人的要求,只提出经过南京的英国船只不得在夜间越过浦口的平山塔,这显然为了警戒清军水师趁机混入。

  但英国人并不以此为满足。3月28日他们又提出几项进一步的要求,主要是: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及其他开放口岸一百里以内的地区,其条件是清政府不从这些地方派军进攻太平天国。他们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商务。这些要求只是有利于清政府而不利于太平天国的。上海等口岸城市当时都在清朝手中,太平军不进入百里以内地区,意味着清政府得以放心地在这些地方通商、征税,成为对付太平天国的基地。而且长江沿岸的这些地方原为太平天国战略大计所必取,当时太平军也正沿两岸西上,会取武汉。洪秀全拒绝了这些要求。几经会谈,巴夏礼等竟闯到天王府,要求面见天王。4月2日,太平天国终于同意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以内地区。

  太平天国以为这次妥协只是有限的让步,因为进取上海不在他们本年的军事计划之内,而对方没有坚持不进攻汉口、九江,又声称愿守中立,不助清朝,因而误以为这对双方有利,以为这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协议。洪秀全为此发表诏旨,称“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但事实上,在南京的协议之前不多天,英国人已悄悄地干扰了太平军进取武汉的行动。这年3月18日,长江北岸陈玉成部占领了湖北黄州府,武汉旦夕可下。这时随何伯舰队溯江西上的巴夏礼在回途中上岸见陈玉成,劝诱他不要进攻武汉。由此,还由于其他原因,陈玉成改变了行军方向。

  在本年内不进攻上海的协议即将期满之际,李秀成经略浙江,占领了杭州,准备再次进军上海。这时,英国官方对太平天国的敌意已日益明显。1861年12月27日,驻于南京江面的英舰舰长宾汉奉何伯之命照会太平天国,提出几项蛮横的要求,主要是:(1)声称英国臣民在太平天国地区内遭抢劫,应立即赔偿;(2)悬挂英国旗的木船也得如英国船一样,自由航行长江,不受检查;(3)太平天国应无限期地不进入上海、九江、汉口、镇江的百里以内地区。几天后,1862年1月1日,太平天国复照宾汉,全面拒绝英方的要求,指出:所谓抢劫,事无凭据,不能赔偿;前此已同意英国船只得自由航行,但不能同意英国雇用之中国木船也有此权利;太平天国志在光复全国,不能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倘上海等地没有清兵或英国愿负责驱逐清兵,太平天国可以不用武力,只派员进驻安抚。

  这篇有力的复照对英国的动机和立场提出责问,指出:正当太平天国攻克杭州和派军进取长江上下游之际,“贵国欲我军勿攻该地,目的何在?”“贵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派兵驻守彼等重地,钳制我军行动,宁非怪事?”(原件不存,从英文回译的译文,据王维周译《太平天国亲历记》,325页。)英方当日致书太平天国,威胁说: “贵方对我总司令提议之拒绝,……我国必将相应对待之。”(据《太平天国亲历记》,327页。)自此,太平天国中央政府同外国不再有官方往来,英国急剧地走向武装干涉太平天国之路,包括公开支持“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

  从自居天朝上国、幻想外国和自己有共同目标,到指斥英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是太平天国根据实际体验而产生的认识变化。太平天国拒绝不进攻上海的要求,拒绝放弃宁波的要求,同外国侵略军、外国雇佣军浴血奋战,他们的战斗的确具有反侵略的性质。

  



  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国外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是“坚定的民族主义”、“对外友好而不出让国家权利”。从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来看,这些论断虽然大体可信,但并不准确。太平天国事实上并不了解“国家权利”究竟有哪些,因而他们在无意中轻易地同意了外国人在内河航行和外国人犯法交外国领事裁判的权利等要求。洪秀全认为要“永遵”的“中西和约”即1861年春与何伯的协议就包括了英船得自由航行不受检查和英人犯法交英官处理的内容。此后不久,美国海军司令司百龄也到南京同样提出航行长江的要求。太平天国答复说:“所有通商获利,经过长江,有何不可?”“至贵国人民犯法,自当送交贵国惩治,本国人民犯法,亦由本国惩治,敬如所约。”(殿前贰天将李春发等致美国水师提督照会,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315页。)他们后来之拒绝悬挂英国旗的木船得自由航行,其理由不是基于主权而是基于财政和军事,即太多的船得自由航行,将大大减少太平天国的税收,而且易于混入清军船只。这些都说明太平天国缺乏近代的国家主权观念。他们所强调的是国家———一个汉族国家———的领土完整。太平天国拒绝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的照会中再三申述的理由就是疆土:“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我国以疆土为重,……所欲恢复者中国也”(《太平天国亲历记》,325页。)。而现在英国竟不许太平天国占有上海等至关重要的城市,直接与太平天国“光复全国、不弃寸土”的原则碰撞。这样太平天国必然要起而抗争!

  由于坚持光复全部疆土,太平天国晚期还拒绝了与外国武力合作以“平分地土”的阴谋。李秀成被俘后的供词中提到,曾有“鬼头”到南京,声称愿以洋兵、火轮船相助,共灭清朝,平分地土。洪秀全拒绝,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如不成,反而引鬼入邦。这件事不见于其他中外文献记载,但李秀成以后期统帅而记及此事;其真确是无疑的。这个“鬼头”不太可能是1861-1862年与太平天国接触的英国官方代表何伯、巴夏礼,而很可能是1863年曾短期投效太平天国的“常胜军” 头目、冒险家白齐文。

  光复全部疆土、不能弃寸土于不顾,不论是否可以概括为“民族主义”,但在19世纪中叶外国入侵的年代,却引导太平天国作出了反侵略的业绩。

  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除了自身的教训和业绩外,还留下了意外的“副产品”。每次外国人来访,包括很多传教士来访,太平天国都主动地或应客人之请赠送他们自己编写、出版的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们的书籍、文件被清政府毁灭殆尽,它的历史除了在清朝方面的文献中略有变形的透露以外,几乎是一片空白。幸而外国人保存了一部分书籍和文件,从本世纪20、30年代起由中国学者陆续传回国内,这才使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此外,外国人与太平天国接触所记的见闻,也是很有用的史料。 1861年曾驻南京的英国“深淘”号舰长雅龄,曾请求觐见洪秀全,又以南京军民去“深淘”号舰参观过于拥挤,致函太平天国官员商量办法。1984年笔者在英国得见雅龄后人保存的洪秀全传旨慰勉雅龄的“御照”和太平天国“天海关”议定参观“深淘”号办法的照会,特别是见到了雅龄后人保存的《天父圣旨》、《天兄圣旨》这两种珍贵的太平天国书籍,就是这类“副产品”的新近事例。
http://jds.cass.cn/Article/20071106134321.asp1853年4月27日,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刚一个多月,南京江面就来了一群不速之客——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及其随行人员乘“何默士”号兵舰来访。从此,太平天国历史又增添了对外关系的新篇章。

  广义来说,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除官方关系外,还包括同外国传教士的接触、一些外国人作为个人支持或反对太平天国的活动以及外国人与太平天国的贸易关系。本文只讨论官方性质的关系,分析太平天国是基于怎样的观念同外国打交道并演出反侵略斗争的业绩的。


  文翰同太平天国领导人交换了信件,他的翻译官密迪乐会见了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表明了英国将在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立场。半年多之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到南京访问,次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前往南京,都表示了类似的态度。6月,英国官员还再次到南京访问。

  英、法、美三国外交官接踵访问太平天国,当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外国侵略者并不以从 “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利益为满足。他们企图通过“修约”,压迫清政府作更大的开放和让步。这时,一个新兴的巨大势力——太平天国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重要据点上海附近,清朝的统治面临崩溃的危机。这使他们不得不对这个潜在的清政府替代者作一番调查了解,因而对它发生若干兴趣。英、法、美三国的共同态度是,在压迫清政府进行“修约”谈判的同时,向新势力表白自己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中立立场,以保持主动;同时又向新势力表明他们从清政府获得的利益不容侵犯,英国外交官为此向太平天国当局递送了一份“南京条约”的抄本。

  太平天国在三国使者来访时,表现出“傲慢和兄弟情谊的奇特混合”。一方面,他们本着宗教的立场,认为同拜上帝的外国人都是兄弟,称之为“洋兄弟”、“番弟”,对他们表现出热情和友善。在与外国人交谈中,最感兴趣的就是宗教问题,但他们的宗教与西方基督教并不都相同。据说洪秀全早年有各国和平相处、以礼相接的思想。但他起义后自称上帝之次子、耶稣之胞弟,系奉上帝之命下凡为天下万国之真主。这一教义和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相结合,使他们对外国的地位和外国人来访的意义产生误解,以为是来朝拜真主、向天朝进贡的。因而,他们对外国人除了因是“洋兄弟”而表示友善以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自大和傲慢。杨秀清给文翰的复文中称“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秦日纲会见法使时;不给予平等的座位。太平天国地官丞相罗苾芬等责美使来文擅用“照会”形式,要求他“跪禀具奏”,然后“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如此等等。这些——无论是上述态度的哪一方面,都反映出太平天国缺乏近代国家观念和国际知识的历史局限性。

  太平天国向来访者表明了愿意通商和禁止出售鸦片的立场,但很少向对方提出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建议。双方在这几次外交接触中的交涉或争执都是偶然的、枝节的。对来访外国人提出的主要问题,太平天国却没有给予重视。对方申明他们早已同清政府订有条约,要求尊重他们的条约权利;太平天国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文翰等再三宣称愿在太平天国和清朝之间保守中立。当时,清朝官员正千方百计购求外国的武器装备援助,如果外国严守中立,对太平天国是有利的。但太平天国领袖对文翰等的这一姿态并未加以重视和利用。韦昌辉对密迪乐保证中立不助清朝的声明,只答以:“尔等如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天父帮助我们,没有谁能与天父作对。”(简又文译《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第6册,903页。)当时,镇江是太平天国的边关。文翰返回上海途中,镇江守将罗大纲投书文翰,并与密迪乐会面。他要求英国不要帮助清朝,同太平天国修好,同时要求英国人不再售卖鸦片。这可能是天京方面授意,以弥补前此会谈之缺失。罗大纲认为清朝是双方共同的敌人,因而在谈到鸦片战争时,站在英国一边指陈清朝之罪,说:“伪清猖獗,盗据宗邦,内毒生灵,外拒与国。此前此贵邦创(倡)义入境,良有以也。”(罗大纲照会原件,见《文物》1979年第8期影印。)这不是由于策略上的需要而造成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国的基本理论观念——不以满清即所谓“鞑妖”为中国人。因而类似的问题以后也一再出现。

  三国使者对太平天国的观感不一。当时一些人预计的1853-1854年太平军可能攻占北京,由于太平天国自己的失误,并未实现;东征上海的传闻也未成为事实,外国人解除了眼前的忧恐。此后几年,英法等国着重与清廷交涉,终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清朝战败,先后在1858年、1860年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其中规定了长江向外国开放,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辟为商埠。英法等国从清朝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实现这些利益的地区——长江沿岸却有一部分在太平天国手中,于是,太平天国重又成为列强的注视对象。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1858年11-12月,英国侵华军总司令额尔金率舰队自上海航行至汉口,然后返航回上海。这是为实现开放长江的条约权利而进行的一次表威性的考察航行。

  额尔金一行与太平天国有若干接触。在南京、安庆江面,额尔金舰队遭太平天国炮击,但事后太平天国以误会而道歉。在回程中,额尔金派随员威妥玛、李泰国等登岸拜会太平天国官员,申明他们的舰队以后还将来往于长江一带,要求太平天国勿予拦阻。太平天国没有表示异议,只要求英船通过时通知太平军,以免发生误会而冲突。英方同意,并再次声称“中立”。

  洪秀全写了一件“御诏”给额尔金,这是太平天国对外关系中一件极有意思的文件。威妥玛很艰难地将它译成英文,额尔金看后认为是“非常奇特的作品”。它的开头两句说,“朕诏西洋番弟明,天情迥不比凡情”。接着便向“西洋番弟”大段大段地讲述“天情”,即他本人在丁酉年(1837)升天受命、天父天兄在天上的情形、天父天兄降凡所作诗句及其应验,等等。不言而喻,这是要求“番弟”认清他的真主地位。诏旨有些段落这样说:“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西洋番弟把心开”、“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所谓“灭臭虫”、“杀妖魔”,都是指消灭清朝官兵。1858年正是太平天国内讧以后、军事萎缩的年份,洪秀全的这些话是否在请求“番兄”帮助他同打清朝?这样的推测虽有合理性,但更大的可能似乎是:洪秀全是在褒奖“西洋番弟”于这年春天在海口、天津对清军和清政府的打击。上文已经提到,罗大纲肯定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是“创(倡)义入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太平天国领导人同样认为,英法打击清朝是同他们的目标一致的。1861年英国翻译官富礼赐曾在南京见到招贴板上有陈旧的字纸,其内容是报道英法联军在北方战胜清军之事,最后写有“杀尽妖魔”的口号。这些事实说明太平天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是引英法联军为同道的。因此,洪秀全对立了功的西洋“番弟”之来表示很高兴,称之为“兄弟团圆”,说:“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这篇诏旨反映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番弟本质极度缺乏了解和警惕。

  太平天国此次与额尔金一行的接触,在消除傲慢态度方面有很大进步。洪秀全虽仍自称真主、上帝次子,但只说 “西洋番弟朝上帝”,没有直接说是来朝拜真主本人。地方守将与额尔金等文书来往称“大英国”,捧送洪秀全“御诏”的使者向额尔金送了礼物,甚至称之为“上国钦差大臣”。这些态度的变化,是由于他们与外国接触渐多———大批大批的将士曾络绎不绝地登上外国军舰参观,开始知道外国并非“蕞尔小邦”;同时又引 “番弟”为同道的缘故。几个月后,比较熟悉外国的洪仁玕到达南京,他向太平天国介绍了英、美、法等许多国家的情况,建议“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资政新篇》,见《太平天国》第2册,528页。)。此后,太平天国在外交礼仪上渐渐抛弃了旧目的落后传统。

  



  直到额尔金使团为止的几次外国官方代表来访,基本上都是表明意向的接触,并没有重要具体问题的交涉。但到 1860年,形势发生变化。这年5月,太平天国重整旗鼓,消灭了清军“江南大营”,确定了东取苏杭上海,然后购买轮船沿江上取湖北的大战略。太平天国向东发展,乃与盘踞于上海的侵略势力直接碰撞。

  太平天国于1860年6月2日占领苏州,半个多月后李秀成即致书英国公使,表示太平天国愿与各国友好,“结为兄弟之国”;说明“上海一县为姑苏唇齿相依,通洋门户,其势万不能不前往收复”,但念及上海“为贵国通商之所,洋物堆□之地,各国钦差大臣均在于彼”,为避免误犯,特邀请“贵国各大臣劳步下降,面商国事”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李秀成致“大英国全权钦差大臣”,美国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藏。)。7月,李秀成据闻上海有外国兵勇“助妖坚守”,又致书英、美、法公使,劝他们“勿徇一时乞救之妖情,而误终身通商之大事”,再次请他们来苏州面商(见静吾、仲丁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4页。)。

  太平天国的申述和建议虽然合情合理,但英国等国的政策却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文翰初访太平天国时所希望的是太平军进抵上海时保护英国侨民和商业。现在李秀成虽已再三声明保护一切外侨的住宅、商店和教堂,并有实际的行动;但现任英国公使普鲁斯却早在5月26日就发表通告,声称上海为通商要埠,由皇家海陆军保卫,负责弭平叛乱,抵抗一切攻击。这样,当李秀成于8月18日领兵到上海时,英法军队以枪炮轰击。李秀成出乎意料,失利退走。

  英法等国的中立政策开始变化,是同它们整个侵华历程密切相关的。它们从“天津条约”中已获得巨大利益。尽管清朝政府在“天津条约”换约时有所抗拒,但普鲁斯已认定必须帮助清政府免于解体。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局面:正当英法联军在大沽、天津打击清车之时,英法军队却在上海协同清军和太平军作战。这是侵略者自身的利益决定的。这使太平天国从自身的体验中逐步地认识到他们与“番弟”并无共同的目标。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以后,同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它们迫切希望这些利益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落实。1861年2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及其政治助手巴夏礼等一行自上海率舰队到南京执行这一使命。3月1日,“深淘”号舰长雅龄奉何伯之命照会太平天国,声称清朝政府已给予英国以立即航行长江之权利,为实现此目的,“深淘”号将驻泊南京,对经过南京的英国船只签发护照,要求太平天国不干涉携有护照的船只;还要求太平军如进攻镇江、九江或其他有英国人居住的地区,不侵犯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同时又声称不干涉中国的内战。

  太平天国同意了英国人的要求,只提出经过南京的英国船只不得在夜间越过浦口的平山塔,这显然为了警戒清军水师趁机混入。

  但英国人并不以此为满足。3月28日他们又提出几项进一步的要求,主要是: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及其他开放口岸一百里以内的地区,其条件是清政府不从这些地方派军进攻太平天国。他们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商务。这些要求只是有利于清政府而不利于太平天国的。上海等口岸城市当时都在清朝手中,太平军不进入百里以内地区,意味着清政府得以放心地在这些地方通商、征税,成为对付太平天国的基地。而且长江沿岸的这些地方原为太平天国战略大计所必取,当时太平军也正沿两岸西上,会取武汉。洪秀全拒绝了这些要求。几经会谈,巴夏礼等竟闯到天王府,要求面见天王。4月2日,太平天国终于同意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以内地区。

  太平天国以为这次妥协只是有限的让步,因为进取上海不在他们本年的军事计划之内,而对方没有坚持不进攻汉口、九江,又声称愿守中立,不助清朝,因而误以为这对双方有利,以为这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协议。洪秀全为此发表诏旨,称“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但事实上,在南京的协议之前不多天,英国人已悄悄地干扰了太平军进取武汉的行动。这年3月18日,长江北岸陈玉成部占领了湖北黄州府,武汉旦夕可下。这时随何伯舰队溯江西上的巴夏礼在回途中上岸见陈玉成,劝诱他不要进攻武汉。由此,还由于其他原因,陈玉成改变了行军方向。

  在本年内不进攻上海的协议即将期满之际,李秀成经略浙江,占领了杭州,准备再次进军上海。这时,英国官方对太平天国的敌意已日益明显。1861年12月27日,驻于南京江面的英舰舰长宾汉奉何伯之命照会太平天国,提出几项蛮横的要求,主要是:(1)声称英国臣民在太平天国地区内遭抢劫,应立即赔偿;(2)悬挂英国旗的木船也得如英国船一样,自由航行长江,不受检查;(3)太平天国应无限期地不进入上海、九江、汉口、镇江的百里以内地区。几天后,1862年1月1日,太平天国复照宾汉,全面拒绝英方的要求,指出:所谓抢劫,事无凭据,不能赔偿;前此已同意英国船只得自由航行,但不能同意英国雇用之中国木船也有此权利;太平天国志在光复全国,不能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倘上海等地没有清兵或英国愿负责驱逐清兵,太平天国可以不用武力,只派员进驻安抚。

  这篇有力的复照对英国的动机和立场提出责问,指出:正当太平天国攻克杭州和派军进取长江上下游之际,“贵国欲我军勿攻该地,目的何在?”“贵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派兵驻守彼等重地,钳制我军行动,宁非怪事?”(原件不存,从英文回译的译文,据王维周译《太平天国亲历记》,325页。)英方当日致书太平天国,威胁说: “贵方对我总司令提议之拒绝,……我国必将相应对待之。”(据《太平天国亲历记》,327页。)自此,太平天国中央政府同外国不再有官方往来,英国急剧地走向武装干涉太平天国之路,包括公开支持“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

  从自居天朝上国、幻想外国和自己有共同目标,到指斥英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是太平天国根据实际体验而产生的认识变化。太平天国拒绝不进攻上海的要求,拒绝放弃宁波的要求,同外国侵略军、外国雇佣军浴血奋战,他们的战斗的确具有反侵略的性质。

  



  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国外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是“坚定的民族主义”、“对外友好而不出让国家权利”。从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来看,这些论断虽然大体可信,但并不准确。太平天国事实上并不了解“国家权利”究竟有哪些,因而他们在无意中轻易地同意了外国人在内河航行和外国人犯法交外国领事裁判的权利等要求。洪秀全认为要“永遵”的“中西和约”即1861年春与何伯的协议就包括了英船得自由航行不受检查和英人犯法交英官处理的内容。此后不久,美国海军司令司百龄也到南京同样提出航行长江的要求。太平天国答复说:“所有通商获利,经过长江,有何不可?”“至贵国人民犯法,自当送交贵国惩治,本国人民犯法,亦由本国惩治,敬如所约。”(殿前贰天将李春发等致美国水师提督照会,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315页。)他们后来之拒绝悬挂英国旗的木船得自由航行,其理由不是基于主权而是基于财政和军事,即太多的船得自由航行,将大大减少太平天国的税收,而且易于混入清军船只。这些都说明太平天国缺乏近代的国家主权观念。他们所强调的是国家———一个汉族国家———的领土完整。太平天国拒绝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的照会中再三申述的理由就是疆土:“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我国以疆土为重,……所欲恢复者中国也”(《太平天国亲历记》,325页。)。而现在英国竟不许太平天国占有上海等至关重要的城市,直接与太平天国“光复全国、不弃寸土”的原则碰撞。这样太平天国必然要起而抗争!

  由于坚持光复全部疆土,太平天国晚期还拒绝了与外国武力合作以“平分地土”的阴谋。李秀成被俘后的供词中提到,曾有“鬼头”到南京,声称愿以洋兵、火轮船相助,共灭清朝,平分地土。洪秀全拒绝,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如不成,反而引鬼入邦。这件事不见于其他中外文献记载,但李秀成以后期统帅而记及此事;其真确是无疑的。这个“鬼头”不太可能是1861-1862年与太平天国接触的英国官方代表何伯、巴夏礼,而很可能是1863年曾短期投效太平天国的“常胜军” 头目、冒险家白齐文。

  光复全部疆土、不能弃寸土于不顾,不论是否可以概括为“民族主义”,但在19世纪中叶外国入侵的年代,却引导太平天国作出了反侵略的业绩。

  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除了自身的教训和业绩外,还留下了意外的“副产品”。每次外国人来访,包括很多传教士来访,太平天国都主动地或应客人之请赠送他们自己编写、出版的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们的书籍、文件被清政府毁灭殆尽,它的历史除了在清朝方面的文献中略有变形的透露以外,几乎是一片空白。幸而外国人保存了一部分书籍和文件,从本世纪20、30年代起由中国学者陆续传回国内,这才使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此外,外国人与太平天国接触所记的见闻,也是很有用的史料。 1861年曾驻南京的英国“深淘”号舰长雅龄,曾请求觐见洪秀全,又以南京军民去“深淘”号舰参观过于拥挤,致函太平天国官员商量办法。1984年笔者在英国得见雅龄后人保存的洪秀全传旨慰勉雅龄的“御照”和太平天国“天海关”议定参观“深淘”号办法的照会,特别是见到了雅龄后人保存的《天父圣旨》、《天兄圣旨》这两种珍贵的太平天国书籍,就是这类“副产品”的新近事例。
http://jds.cass.cn/Article/20071106134321.asp
太平天国 全是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