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老付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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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www.eeo.com.cn/Politics/by_region/2010/06/11/172510.shtml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方迎定 已经是第10天的下午3时10分了。付师傅仍然把车开到北京市昌平区工业幼儿园的门口，望着门口右侧的林荫道兀自叹息。
就在一天前的此刻，这条在太阳投射下摇晃着斑驳树影的林荫道还是他的希望和理想之地：排在200多人群里第55号的他，按幼儿园招收90个名额的标准，儿子在今年9月就能成为这所幼儿园里的小花朵。
但是付师傅的希望落空了。排了9天8夜的他只是被安排进入幼儿园做了一个登记，而后因为儿子比招生要求的年龄段大了一天，他出局了。“我报上名了，我进去了，可是我没能领到那张小白条”。
所谓的“小白条”就是符合幼儿园条件的家长们领到的报名通知。按幼儿园要求，2008年9月1日前出身的孩子都具备入学条件。不幸的是，付师傅的儿子生于2007年8月31日晚上11点，“其实就只大了1小时而已”付师傅为此非常不甘心。
为孩子能进入工业幼儿园而提前排队报名，已成为昌平区这几年的常规现象。昌平区有教工、财贸、机关和工业共四所公立幼儿园。另外还有几家私立幼儿园。和公立幼儿园每月仅400元的学费相比，私立幼儿园每月1600至1800的学费，让许多像付师傅这样的普通家庭难以承担。
和以往一样，今年昌平教工、财贸、机关三所幼儿园仍主要招自己系统内部的孩子，留下仅有的30个对外招生名额也早已满了。于是对外招生的工业幼儿园门口今年吸引了200多名孩子的家长。
付师傅今年41岁，晚来得子的他头发已花白。付师傅一家三口主要靠他“拉点黑活”养家。2007年底，他向亲朋借了3万元，总共用5万块钱买了一辆长安羚羊跑起了“黑车”，除去车子每月的维护费、油费和税费，付师傅每月实际只能挣到1000多元，而他家里60多平米的房子每月房租都要1000元。
“我们家买瓶酱油都要计个账，能不买的东西就不买，必须买的尽量买便宜的，来排队就是冲着这里（工业幼儿园）只要400元的学费。”付师傅说。
5月份，付师傅就开始估测幼儿园的招生时间，“按7月份放假来算，招生时间应该是6月。”他说。6月1日晚，付师傅从家里带了条小板凳开着车来到位于西环路11号的昌平工业幼儿园。他没想到的是，此时幼儿园门口右侧的林荫道已经排满了人，他已经是第55个了。“比去年好，我去年排在60名”。付师傅说去年他排了6夜7天，因为孩子太小没能入园。
排队的家长在不断增加，队伍越来越长。到6月2号晚已有200多位家长，他们开始24小时蹲点，有的带来躺椅、马扎，还有的支起了帐蓬。为了维护排队秩序，排队的家长们开始自发组成小组，每10人一组，组员要去吃饭上厕所必须和组长打招呼，离开超过1小时必须给组长请假。整个队伍里还有一个总管事的，每天早上6点和晚上12点要点名，是为了防止后来的人夹心。这个队伍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位96岁的老人，她是为自己的重孙子入托排队。
8宿9天的时间里，付师傅感受最深的是晚上困得慌。“实在困了就去我车上睡一两个小时，睡不着，心里不踏实”。
在相关方的干预下，昌平工业幼儿园在6月9日下午6点多开始公布入园名额，预计托儿班招90人，小班招15名插班生。付师傅眼睁睁地看着15名家长领到了小班的入学小白条，他只能又把希望寄托在托儿班名额上。“这是我第一次进去，我报上名了，可是我没能领到小白条”。付师傅的儿子因为大了一天，被拒绝入园。
6月10日下午，望着重新归于安静的幼儿园，付师傅说自己心里很难受。
这意味着，他明年又要为排队争取名额而战，又要在希望和失望间受尽煎熬，“关键是孩子明年就快满4岁了，他会不会又被年龄卡住了呢？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付师傅说，儿子帅帅非常淘气，希望他能尽早接受正规的教育，融入到小朋友的团体氛围中，“我们老了，没法和他沟通，不然他会很孤僻”，这是付师傅焦虑的事。
虽然没有领到入园报名的“小白条”，付师傅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媒体能为他们没抱上名的家长们说说话，或者哪怕是找个“走后门”的机会。“哪怕是塞1万元，我也愿意”。按付师傅的计算，这1万元的进门费，能为孩子未来3年的幼儿园学费省下至少3万元，也为孩子未来正常进入小学做好了准备。
入托难的故事不仅仅是发生在北京市昌平区，对于中国普通工薪阶层和贫困家庭来说，这正上升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按昌平区教委教育科的解释，昌平城区包括公办园和民办园共15家幼儿园、约3000个名额。由于近两年入驻昌平的人口越来越多，才使昌平“入园难”问题突出。
显然，这并不只是一个人口增加的原因。每年北京市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在400亿左右。但这些资金真正用到学前幼儿阶段的部分已经非常少。
中央教科所的王化敏、周亚君等对我国1993-2003年幼儿教育的总体水平、经费构成和使用情况全面研究发现，10年间我国幼儿教育经费逐年提高，增速较快，但由于政府对幼儿教育经费投入的基数和起点较低，因此，全国教育经费总量中，幼儿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仍然较小。生均预算内幼儿教育事业费支出大大低于其他的非义务性教育水平。
目前，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并不包括幼儿园阶段，2006年数据显示，全国近6000万3-6岁的儿童中只有2179万人入园，入园率仅为36.3%。我国幼儿教育占全国公共教育经费的比率一直维持在1.2%、1.3%的水平，这一比率在巴西是5.1%、墨西哥是8.9%，泰国是16.4%。在城市地区虽然入园率较高，但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因此出现幼儿教育收费畸高、管理混乱、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上幼儿园的费用普遍超过上中小学的费用。而在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大背景下，从托儿所阶段就开始的不公平日益严重。
网上搜索可以发现，今年6月，北京、深圳、武汉、银川、无锡、河北石市、山西太原、浙江台州等城市都相继发生“入公立幼儿园排队”现象，许多都是一排几个昼夜。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刘占兰表示，我国教育不公平的现象，整体来讲就是政府投入不足。而完全依靠市场，肯定无法解决公平性问题。[转]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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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方迎定 已经是第10天的下午3时10分了。付师傅仍然把车开到北京市昌平区工业幼儿园的门口，望着门口右侧的林荫道兀自叹息。
就在一天前的此刻，这条在太阳投射下摇晃着斑驳树影的林荫道还是他的希望和理想之地：排在200多人群里第55号的他，按幼儿园招收90个名额的标准，儿子在今年9月就能成为这所幼儿园里的小花朵。
但是付师傅的希望落空了。排了9天8夜的他只是被安排进入幼儿园做了一个登记，而后因为儿子比招生要求的年龄段大了一天，他出局了。“我报上名了，我进去了，可是我没能领到那张小白条”。
所谓的“小白条”就是符合幼儿园条件的家长们领到的报名通知。按幼儿园要求，2008年9月1日前出身的孩子都具备入学条件。不幸的是，付师傅的儿子生于2007年8月31日晚上11点，“其实就只大了1小时而已”付师傅为此非常不甘心。
为孩子能进入工业幼儿园而提前排队报名，已成为昌平区这几年的常规现象。昌平区有教工、财贸、机关和工业共四所公立幼儿园。另外还有几家私立幼儿园。和公立幼儿园每月仅400元的学费相比，私立幼儿园每月1600至1800的学费，让许多像付师傅这样的普通家庭难以承担。
和以往一样，今年昌平教工、财贸、机关三所幼儿园仍主要招自己系统内部的孩子，留下仅有的30个对外招生名额也早已满了。于是对外招生的工业幼儿园门口今年吸引了200多名孩子的家长。
付师傅今年41岁，晚来得子的他头发已花白。付师傅一家三口主要靠他“拉点黑活”养家。2007年底，他向亲朋借了3万元，总共用5万块钱买了一辆长安羚羊跑起了“黑车”，除去车子每月的维护费、油费和税费，付师傅每月实际只能挣到1000多元，而他家里60多平米的房子每月房租都要1000元。
“我们家买瓶酱油都要计个账，能不买的东西就不买，必须买的尽量买便宜的，来排队就是冲着这里（工业幼儿园）只要400元的学费。”付师傅说。
5月份，付师傅就开始估测幼儿园的招生时间，“按7月份放假来算，招生时间应该是6月。”他说。6月1日晚，付师傅从家里带了条小板凳开着车来到位于西环路11号的昌平工业幼儿园。他没想到的是，此时幼儿园门口右侧的林荫道已经排满了人，他已经是第55个了。“比去年好，我去年排在60名”。付师傅说去年他排了6夜7天，因为孩子太小没能入园。
排队的家长在不断增加，队伍越来越长。到6月2号晚已有200多位家长，他们开始24小时蹲点，有的带来躺椅、马扎，还有的支起了帐蓬。为了维护排队秩序，排队的家长们开始自发组成小组，每10人一组，组员要去吃饭上厕所必须和组长打招呼，离开超过1小时必须给组长请假。整个队伍里还有一个总管事的，每天早上6点和晚上12点要点名，是为了防止后来的人夹心。这个队伍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位96岁的老人，她是为自己的重孙子入托排队。
8宿9天的时间里，付师傅感受最深的是晚上困得慌。“实在困了就去我车上睡一两个小时，睡不着，心里不踏实”。
在相关方的干预下，昌平工业幼儿园在6月9日下午6点多开始公布入园名额，预计托儿班招90人，小班招15名插班生。付师傅眼睁睁地看着15名家长领到了小班的入学小白条，他只能又把希望寄托在托儿班名额上。“这是我第一次进去，我报上名了，可是我没能领到小白条”。付师傅的儿子因为大了一天，被拒绝入园。
6月10日下午，望着重新归于安静的幼儿园，付师傅说自己心里很难受。
这意味着，他明年又要为排队争取名额而战，又要在希望和失望间受尽煎熬，“关键是孩子明年就快满4岁了，他会不会又被年龄卡住了呢？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付师傅说，儿子帅帅非常淘气，希望他能尽早接受正规的教育，融入到小朋友的团体氛围中，“我们老了，没法和他沟通，不然他会很孤僻”，这是付师傅焦虑的事。
虽然没有领到入园报名的“小白条”，付师傅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媒体能为他们没抱上名的家长们说说话，或者哪怕是找个“走后门”的机会。“哪怕是塞1万元，我也愿意”。按付师傅的计算，这1万元的进门费，能为孩子未来3年的幼儿园学费省下至少3万元，也为孩子未来正常进入小学做好了准备。
入托难的故事不仅仅是发生在北京市昌平区，对于中国普通工薪阶层和贫困家庭来说，这正上升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按昌平区教委教育科的解释，昌平城区包括公办园和民办园共15家幼儿园、约3000个名额。由于近两年入驻昌平的人口越来越多，才使昌平“入园难”问题突出。
显然，这并不只是一个人口增加的原因。每年北京市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在400亿左右。但这些资金真正用到学前幼儿阶段的部分已经非常少。
中央教科所的王化敏、周亚君等对我国1993-2003年幼儿教育的总体水平、经费构成和使用情况全面研究发现，10年间我国幼儿教育经费逐年提高，增速较快，但由于政府对幼儿教育经费投入的基数和起点较低，因此，全国教育经费总量中，幼儿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仍然较小。生均预算内幼儿教育事业费支出大大低于其他的非义务性教育水平。
目前，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并不包括幼儿园阶段，2006年数据显示，全国近6000万3-6岁的儿童中只有2179万人入园，入园率仅为36.3%。我国幼儿教育占全国公共教育经费的比率一直维持在1.2%、1.3%的水平，这一比率在巴西是5.1%、墨西哥是8.9%，泰国是16.4%。在城市地区虽然入园率较高，但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因此出现幼儿教育收费畸高、管理混乱、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上幼儿园的费用普遍超过上中小学的费用。而在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大背景下，从托儿所阶段就开始的不公平日益严重。
网上搜索可以发现，今年6月，北京、深圳、武汉、银川、无锡、河北石市、山西太原、浙江台州等城市都相继发生“入公立幼儿园排队”现象，许多都是一排几个昼夜。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刘占兰表示，我国教育不公平的现象，整体来讲就是政府投入不足。而完全依靠市场，肯定无法解决公平性问题。
原文链接：http://www.eeo.com.cn/Politics/by_region/2010/06/11/172510.shtml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方迎定 已经是第10天的下午3时10分了。付师傅仍然把车开到北京市昌平区工业幼儿园的门口，望着门口右侧的林荫道兀自叹息。
就在一天前的此刻，这条在太阳投射下摇晃着斑驳树影的林荫道还是他的希望和理想之地：排在200多人群里第55号的他，按幼儿园招收90个名额的标准，儿子在今年9月就能成为这所幼儿园里的小花朵。
但是付师傅的希望落空了。排了9天8夜的他只是被安排进入幼儿园做了一个登记，而后因为儿子比招生要求的年龄段大了一天，他出局了。“我报上名了，我进去了，可是我没能领到那张小白条”。
所谓的“小白条”就是符合幼儿园条件的家长们领到的报名通知。按幼儿园要求，2008年9月1日前出身的孩子都具备入学条件。不幸的是，付师傅的儿子生于2007年8月31日晚上11点，“其实就只大了1小时而已”付师傅为此非常不甘心。
为孩子能进入工业幼儿园而提前排队报名，已成为昌平区这几年的常规现象。昌平区有教工、财贸、机关和工业共四所公立幼儿园。另外还有几家私立幼儿园。和公立幼儿园每月仅400元的学费相比，私立幼儿园每月1600至1800的学费，让许多像付师傅这样的普通家庭难以承担。
和以往一样，今年昌平教工、财贸、机关三所幼儿园仍主要招自己系统内部的孩子，留下仅有的30个对外招生名额也早已满了。于是对外招生的工业幼儿园门口今年吸引了200多名孩子的家长。
付师傅今年41岁，晚来得子的他头发已花白。付师傅一家三口主要靠他“拉点黑活”养家。2007年底，他向亲朋借了3万元，总共用5万块钱买了一辆长安羚羊跑起了“黑车”，除去车子每月的维护费、油费和税费，付师傅每月实际只能挣到1000多元，而他家里60多平米的房子每月房租都要1000元。
“我们家买瓶酱油都要计个账，能不买的东西就不买，必须买的尽量买便宜的，来排队就是冲着这里（工业幼儿园）只要400元的学费。”付师傅说。
5月份，付师傅就开始估测幼儿园的招生时间，“按7月份放假来算，招生时间应该是6月。”他说。6月1日晚，付师傅从家里带了条小板凳开着车来到位于西环路11号的昌平工业幼儿园。他没想到的是，此时幼儿园门口右侧的林荫道已经排满了人，他已经是第55个了。“比去年好，我去年排在60名”。付师傅说去年他排了6夜7天，因为孩子太小没能入园。
排队的家长在不断增加，队伍越来越长。到6月2号晚已有200多位家长，他们开始24小时蹲点，有的带来躺椅、马扎，还有的支起了帐蓬。为了维护排队秩序，排队的家长们开始自发组成小组，每10人一组，组员要去吃饭上厕所必须和组长打招呼，离开超过1小时必须给组长请假。整个队伍里还有一个总管事的，每天早上6点和晚上12点要点名，是为了防止后来的人夹心。这个队伍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位96岁的老人，她是为自己的重孙子入托排队。
8宿9天的时间里，付师傅感受最深的是晚上困得慌。“实在困了就去我车上睡一两个小时，睡不着，心里不踏实”。
在相关方的干预下，昌平工业幼儿园在6月9日下午6点多开始公布入园名额，预计托儿班招90人，小班招15名插班生。付师傅眼睁睁地看着15名家长领到了小班的入学小白条，他只能又把希望寄托在托儿班名额上。“这是我第一次进去，我报上名了，可是我没能领到小白条”。付师傅的儿子因为大了一天，被拒绝入园。
6月10日下午，望着重新归于安静的幼儿园，付师傅说自己心里很难受。
这意味着，他明年又要为排队争取名额而战，又要在希望和失望间受尽煎熬，“关键是孩子明年就快满4岁了，他会不会又被年龄卡住了呢？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付师傅说，儿子帅帅非常淘气，希望他能尽早接受正规的教育，融入到小朋友的团体氛围中，“我们老了，没法和他沟通，不然他会很孤僻”，这是付师傅焦虑的事。
虽然没有领到入园报名的“小白条”，付师傅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媒体能为他们没抱上名的家长们说说话，或者哪怕是找个“走后门”的机会。“哪怕是塞1万元，我也愿意”。按付师傅的计算，这1万元的进门费，能为孩子未来3年的幼儿园学费省下至少3万元，也为孩子未来正常进入小学做好了准备。
入托难的故事不仅仅是发生在北京市昌平区，对于中国普通工薪阶层和贫困家庭来说，这正上升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按昌平区教委教育科的解释，昌平城区包括公办园和民办园共15家幼儿园、约3000个名额。由于近两年入驻昌平的人口越来越多，才使昌平“入园难”问题突出。
显然，这并不只是一个人口增加的原因。每年北京市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在400亿左右。但这些资金真正用到学前幼儿阶段的部分已经非常少。
中央教科所的王化敏、周亚君等对我国1993-2003年幼儿教育的总体水平、经费构成和使用情况全面研究发现，10年间我国幼儿教育经费逐年提高，增速较快，但由于政府对幼儿教育经费投入的基数和起点较低，因此，全国教育经费总量中，幼儿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仍然较小。生均预算内幼儿教育事业费支出大大低于其他的非义务性教育水平。
目前，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并不包括幼儿园阶段，2006年数据显示，全国近6000万3-6岁的儿童中只有2179万人入园，入园率仅为36.3%。我国幼儿教育占全国公共教育经费的比率一直维持在1.2%、1.3%的水平，这一比率在巴西是5.1%、墨西哥是8.9%，泰国是16.4%。在城市地区虽然入园率较高，但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因此出现幼儿教育收费畸高、管理混乱、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上幼儿园的费用普遍超过上中小学的费用。而在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大背景下，从托儿所阶段就开始的不公平日益严重。
网上搜索可以发现，今年6月，北京、深圳、武汉、银川、无锡、河北石市、山西太原、浙江台州等城市都相继发生“入公立幼儿园排队”现象，许多都是一排几个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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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天前的此刻，这条在太阳投射下摇晃着斑驳树影的林荫道还是他的希望和理想之地：排在200多人群里第55号的他，按幼儿园招收90个名额的标准，儿子在今年9月就能成为这所幼儿园里的小花朵。
但是付师傅的希望落空了。排了9天8夜的他只是被安排进入幼儿园做了一个登记，而后因为儿子比招生要求的年龄段大了一天，他出局了。“我报上名了，我进去了，可是我没能领到那张小白条”。
所谓的“小白条”就是符合幼儿园条件的家长们领到的报名通知。按幼儿园要求，2008年9月1日前出身的孩子都具备入学条件。不幸的是，付师傅的儿子生于2007年8月31日晚上11点，“其实就只大了1小时而已”付师傅为此非常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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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往一样，今年昌平教工、财贸、机关三所幼儿园仍主要招自己系统内部的孩子，留下仅有的30个对外招生名额也早已满了。于是对外招生的工业幼儿园门口今年吸引了200多名孩子的家长。
付师傅今年41岁，晚来得子的他头发已花白。付师傅一家三口主要靠他“拉点黑活”养家。2007年底，他向亲朋借了3万元，总共用5万块钱买了一辆长安羚羊跑起了“黑车”，除去车子每月的维护费、油费和税费，付师傅每月实际只能挣到1000多元，而他家里60多平米的房子每月房租都要1000元。
“我们家买瓶酱油都要计个账，能不买的东西就不买，必须买的尽量买便宜的，来排队就是冲着这里（工业幼儿园）只要400元的学费。”付师傅说。
5月份，付师傅就开始估测幼儿园的招生时间，“按7月份放假来算，招生时间应该是6月。”他说。6月1日晚，付师傅从家里带了条小板凳开着车来到位于西环路11号的昌平工业幼儿园。他没想到的是，此时幼儿园门口右侧的林荫道已经排满了人，他已经是第55个了。“比去年好，我去年排在60名”。付师傅说去年他排了6夜7天，因为孩子太小没能入园。
排队的家长在不断增加，队伍越来越长。到6月2号晚已有200多位家长，他们开始24小时蹲点，有的带来躺椅、马扎，还有的支起了帐蓬。为了维护排队秩序，排队的家长们开始自发组成小组，每10人一组，组员要去吃饭上厕所必须和组长打招呼，离开超过1小时必须给组长请假。整个队伍里还有一个总管事的，每天早上6点和晚上12点要点名，是为了防止后来的人夹心。这个队伍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位96岁的老人，她是为自己的重孙子入托排队。
8宿9天的时间里，付师傅感受最深的是晚上困得慌。“实在困了就去我车上睡一两个小时，睡不着，心里不踏实”。
在相关方的干预下，昌平工业幼儿园在6月9日下午6点多开始公布入园名额，预计托儿班招90人，小班招15名插班生。付师傅眼睁睁地看着15名家长领到了小班的入学小白条，他只能又把希望寄托在托儿班名额上。“这是我第一次进去，我报上名了，可是我没能领到小白条”。付师傅的儿子因为大了一天，被拒绝入园。
6月10日下午，望着重新归于安静的幼儿园，付师傅说自己心里很难受。
这意味着，他明年又要为排队争取名额而战，又要在希望和失望间受尽煎熬，“关键是孩子明年就快满4岁了，他会不会又被年龄卡住了呢？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付师傅说，儿子帅帅非常淘气，希望他能尽早接受正规的教育，融入到小朋友的团体氛围中，“我们老了，没法和他沟通，不然他会很孤僻”，这是付师傅焦虑的事。
虽然没有领到入园报名的“小白条”，付师傅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媒体能为他们没抱上名的家长们说说话，或者哪怕是找个“走后门”的机会。“哪怕是塞1万元，我也愿意”。按付师傅的计算，这1万元的进门费，能为孩子未来3年的幼儿园学费省下至少3万元，也为孩子未来正常进入小学做好了准备。
入托难的故事不仅仅是发生在北京市昌平区，对于中国普通工薪阶层和贫困家庭来说，这正上升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按昌平区教委教育科的解释，昌平城区包括公办园和民办园共15家幼儿园、约3000个名额。由于近两年入驻昌平的人口越来越多，才使昌平“入园难”问题突出。
显然，这并不只是一个人口增加的原因。每年北京市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在400亿左右。但这些资金真正用到学前幼儿阶段的部分已经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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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并不包括幼儿园阶段，2006年数据显示，全国近6000万3-6岁的儿童中只有2179万人入园，入园率仅为36.3%。我国幼儿教育占全国公共教育经费的比率一直维持在1.2%、1.3%的水平，这一比率在巴西是5.1%、墨西哥是8.9%，泰国是16.4%。在城市地区虽然入园率较高，但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因此出现幼儿教育收费畸高、管理混乱、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上幼儿园的费用普遍超过上中小学的费用。而在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大背景下，从托儿所阶段就开始的不公平日益严重。
网上搜索可以发现，今年6月，北京、深圳、武汉、银川、无锡、河北石市、山西太原、浙江台州等城市都相继发生“入公立幼儿园排队”现象，许多都是一排几个昼夜。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刘占兰表示，我国教育不公平的现象，整体来讲就是政府投入不足。而完全依靠市场，肯定无法解决公平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