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新四军老战士的苏北战争回忆录

趁胜追击逃敌徐承德部队的战斗

12月29日，西线激战枪声刚停，陶勇司令员、刘先胜政委闻讯率第三团（既后来的七团）由海安兼程回援掘港由黄桥东援之，老四团第三营同时赶到。我掘港守军士气更加高涨，立即全线出击，顽军望风溃逃。徐承德见我主力回师，形势不妙，便带着余部撒腿就向东南方向逃之夭夭。我掘港前线指挥部一面电报通知南通当局，一面派出参加追击的部队。

是夜，陶勇同志召开作战会议，根据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决定连续作战。留下苏北第四区游击第三旅六团守备掘港，监视顽保安第一旅；抽出第三团、第五团由陶司令员亲自率领，日夜兼程乘胜跟踪追击逃敌徐承德。此时，战尘犹在，战士们的征衣未干，血衣未洗，就枪上肩、刀出鞘、赶征途。

当徐顽甩残部逃入南通境内时，惊魂未定，梁灵光（南通县县长兼南通警卫团团长）即派孙占彪率独立营在东灶伏击，打散了徐的司令部，徐部狼狈逃往余东镇。我军飞也似的从北新桥出发，经由石港抵达余东镇，正与南通四甲坝出动的日寇遭遇。徐承德逃敌在日寇的掩护下夹着尾巴过河，顺着大路向南撤走。陶勇同志带着尖刀连直奔河边，刚接近河边便发现对岸突然竖起了一杆太阳旗，此时机关枪、掷弹筒、迫击炮一起向我军开火，其势如狂风暴雨，企图挡住我军前进的道路。紧接着，正面、西北方向先后响起枪声，南通、金沙、海门的鬼子同时出动，企图把我军围在余东。

经与刘先胜政委商量，决定撤出包围圈，继续追击逃敌。陶勇司令员便把掩护撤退的任务交给了五团，五团决定抽出机枪连一个班与日寇周旋。陶勇和刘先胜同志率领三、五团马上转移，又登上继续追击逃敌徐承德的征程。留下的这个班扼守余东，牵制敌人。

弹药打光了，班里只剩下四位同志，四勇士分兵把口与日寇拼刺刀，展开肉搏战，一直顶到天黑。大部队安全转移了，可是他们当中又有三位同志倒在血泊中，一个班十一人壮烈牺牲，只剩下一人活着。人在阵地在，这位浑身是胆的钢铁战士一直守卫在自己的阵地上，直到鬼子向西撤退，他才离开了战场。这个班终于完成了掩护任务，事后，陶勇同志知道了这件事，感动不已，他对十一位英勇牺牲的同志表示由衷的哀痛，对排出英雄班的这个连表示无限的自豪。

绕过包场，天已黎明。老乡们赶来说，上气接不到下气的徐承德已进了三阳镇，陶勇司令员立即下达了追击令，并向部队动员说：“徐顽剩下的这一千多残兵都是老兵油子和兵痞，武器装备比较精良，战斗力强，只要把他们解决了，其他各部的杂顽都好办，通如海启地区的局面就可随之改观。我们要乘胜追击，坚决消灭他们。”接着，他对三团三营指战员们说：“你们要发扬黄桥决战的精神，打好这一战。这次追击，我就跟你们在一起，打起来，我的指挥所就在你们营的后面。”

部队立即启程，以飞毛腿的速度很快追到三阳镇。在这里，徐承德部下一个营的兵力，妄想阻挡我军追击的去路。可是这营人马还没有见到我军的人影，便啪啪啪地打起来。他们朝着这无边无际的江海平原打了一通枪，算是向上应付差事，便丧魂落魄地逃走了。也可以说，这个营是我军不击自溃的。

正当我军指战员在谈笑这支顽军“杰作”时，一位老人找来，口口声声要见王澄团长，一打听知道他是从祝家小圩一带来的。老人说：“快撵呀，那赤佬从汇龙镇跑了。”部队便在老人带路下迅速向汇龙镇追击。

汇龙镇是苏中四分区的大镇之一，是启东县政府的所在地。人口比较集中，市面也还繁荣，筑有城墙、碉堡，墙下是一条人工开挖的护城河。这里事先便把准备挨打的一套防御工事做好了。

部队马不停蹄地到汇龙镇城下，立即发起攻击。激昂的冲锋号响彻整个县城，这些溃不成军的乌合之众哪里经得起我军狠狠一击，徐承德的大队人马都垮在这里。当我军包围这座县城时，一部分敌军官还在新市场汇样馆大吃大喝呢。我五团一营由河东插入敌阵，迅速占领大桥（现今的人民桥）冲向新市场，汇丰的敌人四散奔逃，镇洋市的敌人虽然顽抗了一阵子，但已成瓮中之鳖。

与徐顽一起抵抗我新四军的还有董伯祥的实业总队，驻汇龙镇的高济深第一大队，还有崇明逃亡县长启东代县长孙运达的海上游击大队，他们共同抗击我军，使我军增加不少伤亡。然而，他们在我军强大攻势下不堪一击，败下阵来，逃之夭夭。

当夜11时，我军攻克了汇龙镇。部队正在清扫战场，从公司镇跑来一个渔民说：“徐承德那个坏蛋在公司镇抢船，看样子要下江南了。”我军五团二、三营闻讯以惊人的速度又马不停蹄地向东追击。这时，我军指挥员两天没有合眼了。部队途经大兴、大同、和合镇一直追到公司镇一带，即与徐顽残部接火。

公司镇（现已坍没）就在苏中四分区的东南角上，前面波涛滚滚的长江，后面有我新四军追兵，徐承德走投无路便带着他的亲信下水了，有的扶着屋梁，有的抓住棕绷床，有的蹲在脚盆里，以无奇不有的方式“渡江”。三团随后赶到，立即展开火力追击，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痛打落水狗”呢。滚滚长江水，冲着这帮亡命之徒随着风势浮向东方，飘进黄海。

三纵公司镇一仗，把徐承德一帮人赶下海，俘虏徐顽数百人，逃窜的也不少。徐承德逃到江南去投敌了。战争是残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战后将徐顽二十名连以上干部枪毙在合兴镇，士兵补充于三纵三、五团。

掘港保卫战、追歼战的胜利，再一次沉重打击了苏北反共顽固派，使我军在通如海启地区完全站稳了脚跟，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设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日持久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三纵全体指战员和四分区人民一起迈着胜利的步伐跨进1941年。

趁胜追击逃敌徐承德部队的战斗

12月29日，西线激战枪声刚停，陶勇司令员、刘先胜政委闻讯率第三团（既后来的七团）由海安兼程回援掘港由黄桥东援之，老四团第三营同时赶到。我掘港守军士气更加高涨，立即全线出击，顽军望风溃逃。徐承德见我主力回师，形势不妙，便带着余部撒腿就向东南方向逃之夭夭。我掘港前线指挥部一面电报通知南通当局，一面派出参加追击的部队。

是夜，陶勇同志召开作战会议，根据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决定连续作战。留下苏北第四区游击第三旅六团守备掘港，监视顽保安第一旅；抽出第三团、第五团由陶司令员亲自率领，日夜兼程乘胜跟踪追击逃敌徐承德。此时，战尘犹在，战士们的征衣未干，血衣未洗，就枪上肩、刀出鞘、赶征途。

当徐顽甩残部逃入南通境内时，惊魂未定，梁灵光（南通县县长兼南通警卫团团长）即派孙占彪率独立营在东灶伏击，打散了徐的司令部，徐部狼狈逃往余东镇。我军飞也似的从北新桥出发，经由石港抵达余东镇，正与南通四甲坝出动的日寇遭遇。徐承德逃敌在日寇的掩护下夹着尾巴过河，顺着大路向南撤走。陶勇同志带着尖刀连直奔河边，刚接近河边便发现对岸突然竖起了一杆太阳旗，此时机关枪、掷弹筒、迫击炮一起向我军开火，其势如狂风暴雨，企图挡住我军前进的道路。紧接着，正面、西北方向先后响起枪声，南通、金沙、海门的鬼子同时出动，企图把我军围在余东。

经与刘先胜政委商量，决定撤出包围圈，继续追击逃敌。陶勇司令员便把掩护撤退的任务交给了五团，五团决定抽出机枪连一个班与日寇周旋。陶勇和刘先胜同志率领三、五团马上转移，又登上继续追击逃敌徐承德的征程。留下的这个班扼守余东，牵制敌人。

弹药打光了，班里只剩下四位同志，四勇士分兵把口与日寇拼刺刀，展开肉搏战，一直顶到天黑。大部队安全转移了，可是他们当中又有三位同志倒在血泊中，一个班十一人壮烈牺牲，只剩下一人活着。人在阵地在，这位浑身是胆的钢铁战士一直守卫在自己的阵地上，直到鬼子向西撤退，他才离开了战场。这个班终于完成了掩护任务，事后，陶勇同志知道了这件事，感动不已，他对十一位英勇牺牲的同志表示由衷的哀痛，对排出英雄班的这个连表示无限的自豪。

绕过包场，天已黎明。老乡们赶来说，上气接不到下气的徐承德已进了三阳镇，陶勇司令员立即下达了追击令，并向部队动员说：“徐顽剩下的这一千多残兵都是老兵油子和兵痞，武器装备比较精良，战斗力强，只要把他们解决了，其他各部的杂顽都好办，通如海启地区的局面就可随之改观。我们要乘胜追击，坚决消灭他们。”接着，他对三团三营指战员们说：“你们要发扬黄桥决战的精神，打好这一战。这次追击，我就跟你们在一起，打起来，我的指挥所就在你们营的后面。”

部队立即启程，以飞毛腿的速度很快追到三阳镇。在这里，徐承德部下一个营的兵力，妄想阻挡我军追击的去路。可是这营人马还没有见到我军的人影，便啪啪啪地打起来。他们朝着这无边无际的江海平原打了一通枪，算是向上应付差事，便丧魂落魄地逃走了。也可以说，这个营是我军不击自溃的。

正当我军指战员在谈笑这支顽军“杰作”时，一位老人找来，口口声声要见王澄团长，一打听知道他是从祝家小圩一带来的。老人说：“快撵呀，那赤佬从汇龙镇跑了。”部队便在老人带路下迅速向汇龙镇追击。

汇龙镇是苏中四分区的大镇之一，是启东县政府的所在地。人口比较集中，市面也还繁荣，筑有城墙、碉堡，墙下是一条人工开挖的护城河。这里事先便把准备挨打的一套防御工事做好了。

部队马不停蹄地到汇龙镇城下，立即发起攻击。激昂的冲锋号响彻整个县城，这些溃不成军的乌合之众哪里经得起我军狠狠一击，徐承德的大队人马都垮在这里。当我军包围这座县城时，一部分敌军官还在新市场汇样馆大吃大喝呢。我五团一营由河东插入敌阵，迅速占领大桥（现今的人民桥）冲向新市场，汇丰的敌人四散奔逃，镇洋市的敌人虽然顽抗了一阵子，但已成瓮中之鳖。

与徐顽一起抵抗我新四军的还有董伯祥的实业总队，驻汇龙镇的高济深第一大队，还有崇明逃亡县长启东代县长孙运达的海上游击大队，他们共同抗击我军，使我军增加不少伤亡。然而，他们在我军强大攻势下不堪一击，败下阵来，逃之夭夭。

当夜11时，我军攻克了汇龙镇。部队正在清扫战场，从公司镇跑来一个渔民说：“徐承德那个坏蛋在公司镇抢船，看样子要下江南了。”我军五团二、三营闻讯以惊人的速度又马不停蹄地向东追击。这时，我军指挥员两天没有合眼了。部队途经大兴、大同、和合镇一直追到公司镇一带，即与徐顽残部接火。

公司镇（现已坍没）就在苏中四分区的东南角上，前面波涛滚滚的长江，后面有我新四军追兵，徐承德走投无路便带着他的亲信下水了，有的扶着屋梁，有的抓住棕绷床，有的蹲在脚盆里，以无奇不有的方式“渡江”。三团随后赶到，立即展开火力追击，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痛打落水狗”呢。滚滚长江水，冲着这帮亡命之徒随着风势浮向东方，飘进黄海。

三纵公司镇一仗，把徐承德一帮人赶下海，俘虏徐顽数百人，逃窜的也不少。徐承德逃到江南去投敌了。战争是残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战后将徐顽二十名连以上干部枪毙在合兴镇，士兵补充于三纵三、五团。

掘港保卫战、追歼战的胜利，再一次沉重打击了苏北反共顽固派，使我军在通如海启地区完全站稳了脚跟，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设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日持久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三纵全体指战员和四分区人民一起迈着胜利的步伐跨进1941年。

家乡人支持一个。祝老爷子健康长寿安享晚年！

3:1的兵力还输掉了，KMT的战斗力果然是渣。

很好很好，支持楼主，向老geming问好

潜力贴留名祝老爷子健康

祝老爷子身体健康！多多给俺们小辈讲讲故事

附：重机枪连在黄桥决战中英勇杀敌
10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把黄桥围得水泄不通。我三纵五团重机枪连（连长汪察）的重机枪架设在阵地上，敌人一个营喊着冲过来。汪察一看形势不妙，立即叫扛着重机枪的排长让开，自己用重机枪横扫敌人，子弹像火舌一样喷射过去，敌人被打垮了。重机枪连又转移阵地，扫射另一股敌人。黄桥一战，汪察是有功的。战后，他被提拔为一师三旅八团一营副营长。
后，汪察调送苏北军政大学学习。数月学成返队，被分配在一师三旅七团当参谋。1942年12月7日，七团驻在如东丰利，汪察到食堂吃早饭回来发现敌情，他即向部队鸣枪报警。敌人还枪射击。他被敌弹打中胸部当场倒地，但他又顽强地跪起来，忍痛拿枪射敌，直到子弹打尽他才倒下来。

好文章，继续。

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上）

通如海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1940年10月，决战黄桥，一举解决了苏北问题，打垮了韩德勤号称的十万人马，使整个苏北的抗日局面大为改观。
黄桥决战胜利结束后的第三天（10月9日）一早，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领导机关及其直属部队一、二、三纵，在陈毅、粟裕同志领导率领下挥戈东指北上，部队从古溪出发进驻海安。从此，重镇海安便成为苏北各界瞩目，各派政治力量代表汇聚的政治中心。
此时，通扬运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基本上被新四军所控制。而通扬运河以东的通如海启地区尚有国民党地方武装两万余人。徐承德部队占领石港，散布在南通乡下；詹长佑的保安一旅驻扎在马塘，控制了如皋地区。他们两支部队像把老虎钳，摆在苏中四分区的中心地区，阻挡我军抗日的出路，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却热烈欢迎我军东进通如海启，我军所到之处无不为之动容，夹道欢迎鞭炮燃放欢欣鼓舞。
10月下旬，在海安，苏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遵照毛主席《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精神，决定立即着手准备进军黄海之滨，开辟通如海启地区。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三纵执行，在准备过程中，陶勇司令员、刘先胜政委将如皋县长梁灵光找去，要梁详细介绍了通如海启的军事形势。
指出：“在苏中四分区的鬼子并不多，总共不过一个大队，而且遍布于全区的主要城镇，分得很散。主要是反共顽固派的部队，他们占据了广大乡村及城市。这些号称‘抗日救国’的武装部队竟有六个多旅。令人发指的是，这三万五千人马（注：黄桥决战已被我歼灭了一万一千人）和四百多个日寇和睦相处，业已两年有余了。”
他还指出：“苏中四分区（包括通如海启四县）好像伸在长江和黄海边的一个牛犄角。黄桥决战后，那里的顽军内部余悸未消，人心惶惶，集团之间怨尤不已。于是他们一面下定决心争取时间，重整人马待机再起；一面强颜欢笑握手言和，和我达成协议，不仅答应了让路给我军抗日，而且接受了按照‘三三制’原则改组政权，推行‘减租减息’政策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时，继续东进，已成为我军既定不移的行动方向。我军识破了顽军的阴谋之后，随时做了“力争合作，准备自卫”的两手打算。10月底，海安苏北指挥部决定派遣陶勇司令员、刘先胜政委率领第三纵队东进通如海启地区。临出发前，陈毅司令员向陶勇司令员、刘先胜政委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向一切敌占区发展”，“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到海边，南到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的指示。
并交代了政策和策略，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便于工作，苏北指挥部决定：将原在海启地区活动的一纵队五团（王澄部）调归三纵队建制，仍称五团。苏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明确交代任务以后，又精辟地分析了局势，而且提醒陶、彭说：“仗嘛，还是要打的，现在不打是因为他们需要缓口气，你们去了一定要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办。”
11月初，陶勇、刘先胜同志（10月中旬留为三纵政委）率领第三纵队，经拼茶、丰利、古坝胜利到达掘港镇，钟名、周一峰、梁灵光同志带领的中共如皋中心县委随三纵一起进入掘港，如皋便成了开辟苏中分区的前沿。
季方同志根据陈毅同志的安排，在掘港主持召开了两次会议：一次是军事会议，会议发布了《告民众书》的决定，成立了苏四区游记指挥部，季方任指挥，陶勇、徐承德、薛承宗任副指挥。做到军事统一指挥，政治统一领导，经济统筹统支，统一领导全区抗日武装；一次是各阶层人士代表会议，会上任命梁灵光、叶胥朝、季强成（又名季刚，季方的胞弟留用）、顾民元为通如海启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会议进行时或会后，即由各该受命的县长奔赴所在地，接受国民党县政府并担任了各该县的县长。

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上）

通如海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1940年10月，决战黄桥，一举解决了苏北问题，打垮了韩德勤号称的十万人马，使整个苏北的抗日局面大为改观。
黄桥决战胜利结束后的第三天（10月9日）一早，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领导机关及其直属部队一、二、三纵，在陈毅、粟裕同志领导率领下挥戈东指北上，部队从古溪出发进驻海安。从此，重镇海安便成为苏北各界瞩目，各派政治力量代表汇聚的政治中心。
此时，通扬运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基本上被新四军所控制。而通扬运河以东的通如海启地区尚有国民党地方武装两万余人。徐承德部队占领石港，散布在南通乡下；詹长佑的保安一旅驻扎在马塘，控制了如皋地区。他们两支部队像把老虎钳，摆在苏中四分区的中心地区，阻挡我军抗日的出路，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却热烈欢迎我军东进通如海启，我军所到之处无不为之动容，夹道欢迎鞭炮燃放欢欣鼓舞。
10月下旬，在海安，苏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遵照毛主席《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精神，决定立即着手准备进军黄海之滨，开辟通如海启地区。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三纵执行，在准备过程中，陶勇司令员、刘先胜政委将如皋县长梁灵光找去，要梁详细介绍了通如海启的军事形势。
指出：“在苏中四分区的鬼子并不多，总共不过一个大队，而且遍布于全区的主要城镇，分得很散。主要是反共顽固派的部队，他们占据了广大乡村及城市。这些号称‘抗日救国’的武装部队竟有六个多旅。令人发指的是，这三万五千人马（注：黄桥决战已被我歼灭了一万一千人）和四百多个日寇和睦相处，业已两年有余了。”
他还指出：“苏中四分区（包括通如海启四县）好像伸在长江和黄海边的一个牛犄角。黄桥决战后，那里的顽军内部余悸未消，人心惶惶，集团之间怨尤不已。于是他们一面下定决心争取时间，重整人马待机再起；一面强颜欢笑握手言和，和我达成协议，不仅答应了让路给我军抗日，而且接受了按照‘三三制’原则改组政权，推行‘减租减息’政策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时，继续东进，已成为我军既定不移的行动方向。我军识破了顽军的阴谋之后，随时做了“力争合作，准备自卫”的两手打算。10月底，海安苏北指挥部决定派遣陶勇司令员、刘先胜政委率领第三纵队东进通如海启地区。临出发前，陈毅司令员向陶勇司令员、刘先胜政委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向一切敌占区发展”，“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到海边，南到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的指示。
并交代了政策和策略，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便于工作，苏北指挥部决定：将原在海启地区活动的一纵队五团（王澄部）调归三纵队建制，仍称五团。苏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明确交代任务以后，又精辟地分析了局势，而且提醒陶、彭说：“仗嘛，还是要打的，现在不打是因为他们需要缓口气，你们去了一定要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办。”
11月初，陶勇、刘先胜同志（10月中旬留为三纵政委）率领第三纵队，经拼茶、丰利、古坝胜利到达掘港镇，钟名、周一峰、梁灵光同志带领的中共如皋中心县委随三纵一起进入掘港，如皋便成了开辟苏中分区的前沿。
季方同志根据陈毅同志的安排，在掘港主持召开了两次会议：一次是军事会议，会议发布了《告民众书》的决定，成立了苏四区游记指挥部，季方任指挥，陶勇、徐承德、薛承宗任副指挥。做到军事统一指挥，政治统一领导，经济统筹统支，统一领导全区抗日武装；一次是各阶层人士代表会议，会上任命梁灵光、叶胥朝、季强成（又名季刚，季方的胞弟留用）、顾民元为通如海启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会议进行时或会后，即由各该受命的县长奔赴所在地，接受国民党县政府并担任了各该县的县长。

好几天没来了，继续



掘港军事会议后，驻守在南通地区的顽军和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彼此暗中勾搭，顿感局势不稳。苏北第四行政区抗日游击队指挥部指挥季方以苏四区群众团体的名义发来电报，要求苏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迅速派兵进驻通、如、海、启地区，接替苏四区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抗日斗争。陈毅司令员接到季方电报后，即命令三纵陶勇司令员帅五团立刻东进海启地区。这样开辟通如海启的工作全面展开。

在如皋（既如东）由三纵三团在掘港地区协助如皋（后改为南通）中心县委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由叶胥朝担任如皋县民主政府县长。并协助中心县委和新建立的县政府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在顽军中开展交朋友的工作。

在海启，三纵五团由团长王澄、政委彭德清率领，在包场由向导盛竹平带路到达海门江家镇，与茅珵的崇启海常备旅胜利会师。会师后，部队即分别移驻三阳（后祝家小圩）、九龙镇。此时，启东县各界人士代表张侠风、李若松、龚乃粟等一行人来到三阳镇，欢迎新四军进驻汇龙镇。并向陶司令员、五团团部领导强烈反应了人民抗日游击队（即由进步力量控制的原启东县常备大队）参加新四军的呼声。请求派兵前去接这支部队。

于是，五团根据陶司令员的指示，当即派了团政治主人姚力带了一支小部队（一个班一挺机枪）和十名营连排干部前往汇龙镇，经与顽启东县长董伯祥谈判，答应收编县常备大队。并将这个大队和各区常备队的花名册提交给姚力主任，由他在体育场点编由许诚同志收集带来的县人民抗日游击队五百人枪。三纵五团三营政治处主任姚力代表三纵陶勇司令员、彭德清政委宣布了任命令，任命许诚为五团三营营长，耿汉石为五团三营政治教导员，范侠为五团三营副营长，张侠风为五团三营副官。下面又宣布了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的任命令。

至此，三纵五团胜利到达了黄海边上的终点站，终于完成了东进的任务。这支部队组建后，即开赴前线参加抗日反顽的斗争。

顾民元被掘港会议任命为启东县长后，即带县府秘书钱伯荪和一个科长江树峰进入汇龙，与顽启东县长董伯祥谈判。在第二次谈判中，董才被迫将一颗铜质县印交了出来。当天举行了县印交接仪式。12月1日，县政府成立正式开始办公。顾民元县长在事先由原县党部左派进步人士姚志仁拟草的《就职公告》上盖了红色县印。然后将《公告》贴在县府大门口，许多行人驻足观看，知道新四军来了顾民元当县长了，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不久，三纵五团和茅旅奉调北上，担负掘港防守任务。与部队同行的还有钱伯荪、刘俊（又名刘瑾）。刘俊把中共启东工委结束后的工作交给在启东二区搞开辟工作的华海源。此时，顾民元带一帮人跑到江家镇，将县印交给季刚，自己便在乡间隐蔽起来。顾韵达、董伯祥一帮家伙趁我新四军北上掘港，境内我军兵力空虚之际，卷土重来。他们追到了江家镇，向季刚索回启东县印。至此，启东县新政权得而复失。追击逃敌徐承德的部队向东来，顾民元县长、钱伯荪秘书随部队或单独来到汇龙镇。于1941年1月1日，复又成立了启东县政府。没有印章，便由姚志仁在海复镇刻了一颗木质县印，解决了办公困难。

好几天没来了，继续



掘港军事会议后，驻守在南通地区的顽军和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彼此暗中勾搭，顿感局势不稳。苏北第四行政区抗日游击队指挥部指挥季方以苏四区群众团体的名义发来电报，要求苏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迅速派兵进驻通、如、海、启地区，接替苏四区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抗日斗争。陈毅司令员接到季方电报后，即命令三纵陶勇司令员帅五团立刻东进海启地区。这样开辟通如海启的工作全面展开。

在如皋（既如东）由三纵三团在掘港地区协助如皋（后改为南通）中心县委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由叶胥朝担任如皋县民主政府县长。并协助中心县委和新建立的县政府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在顽军中开展交朋友的工作。

在海启，三纵五团由团长王澄、政委彭德清率领，在包场由向导盛竹平带路到达海门江家镇，与茅珵的崇启海常备旅胜利会师。会师后，部队即分别移驻三阳（后祝家小圩）、九龙镇。此时，启东县各界人士代表张侠风、李若松、龚乃粟等一行人来到三阳镇，欢迎新四军进驻汇龙镇。并向陶司令员、五团团部领导强烈反应了人民抗日游击队（即由进步力量控制的原启东县常备大队）参加新四军的呼声。请求派兵前去接这支部队。

于是，五团根据陶司令员的指示，当即派了团政治主人姚力带了一支小部队（一个班一挺机枪）和十名营连排干部前往汇龙镇，经与顽启东县长董伯祥谈判，答应收编县常备大队。并将这个大队和各区常备队的花名册提交给姚力主任，由他在体育场点编由许诚同志收集带来的县人民抗日游击队五百人枪。三纵五团三营政治处主任姚力代表三纵陶勇司令员、彭德清政委宣布了任命令，任命许诚为五团三营营长，耿汉石为五团三营政治教导员，范侠为五团三营副营长，张侠风为五团三营副官。下面又宣布了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的任命令。

至此，三纵五团胜利到达了黄海边上的终点站，终于完成了东进的任务。这支部队组建后，即开赴前线参加抗日反顽的斗争。

顾民元被掘港会议任命为启东县长后，即带县府秘书钱伯荪和一个科长江树峰进入汇龙，与顽启东县长董伯祥谈判。在第二次谈判中，董才被迫将一颗铜质县印交了出来。当天举行了县印交接仪式。12月1日，县政府成立正式开始办公。顾民元县长在事先由原县党部左派进步人士姚志仁拟草的《就职公告》上盖了红色县印。然后将《公告》贴在县府大门口，许多行人驻足观看，知道新四军来了顾民元当县长了，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不久，三纵五团和茅旅奉调北上，担负掘港防守任务。与部队同行的还有钱伯荪、刘俊（又名刘瑾）。刘俊把中共启东工委结束后的工作交给在启东二区搞开辟工作的华海源。此时，顾民元带一帮人跑到江家镇，将县印交给季刚，自己便在乡间隐蔽起来。顾韵达、董伯祥一帮家伙趁我新四军北上掘港，境内我军兵力空虚之际，卷土重来。他们追到了江家镇，向季刚索回启东县印。至此，启东县新政权得而复失。追击逃敌徐承德的部队向东来，顾民元县长、钱伯荪秘书随部队或单独来到汇龙镇。于1941年1月1日，复又成立了启东县政府。没有印章，便由姚志仁在海复镇刻了一颗木质县印，解决了办公困难。

珍贵的革命历史

祝老人家身体健康 安享晚年

老爷子有过去战斗年代的照片吗，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吧，祝老爷子身体健康

支持记录历史。

我问一下，国家每年给老爷子发多少养老金？

祝老人家身体健康 安享晚年

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下）


在南通，11月24日下午，刚被掘港会议任命为南通县长的梁灵光带了秘书吴天石（后由马一行接任）、警卫员洪钢由掘港前往北星桥县政府所在地。当时，国民党南通县长是何润章，他还兼任南通保安旅旅长。次日，扣押了企图反抗的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有一定实力的何润章，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和保安旅武装。由梁灵光担任南通县长兼保安旅长（后改为南通县警卫团，梁为团长）。

12月1日，由梁县长主持召开各区长出席的行政会议，会上正式宣布梁灵光任南通县长，会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还以“全面接受，逐步改造”的原则，由梁县长宣布对原有的区乡公所人员全部留用，各守岗位听候接管。到了1940年底，新四军基本上开辟了通中地区。

中共南通县委书记周一峰、南通县长梁灵光根据地委指示，先后派出赵琅、姚鲁、许淦、陈同生、顾尔钥等得力干部，加强了对通东、通海、通启地区的领导，开辟了那里的工作，特别对接敌区通海、通西的工作。自从挺进支队打垮了顽保十旅邱冠生一个团，整个通海形势改观，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很快打开了那里的局面。

在海门，1941年1月，成立了由季强成担任县长的海门县政府。同时组建了保卫县府的警卫连，实际上是一个排。还组建了被邱冠生三次扫荡冲垮的由张拱北任大队长、盛竹平任参谋的县委常备大队，只配备三支枪做放哨用。五个区队刚建立时只有八九条枪。军事实力比较单薄，在外围防止邱冠生部队来犯，季刚主要靠茅珵和梁灵光部队。

开辟通如海启地区，接管国民党县政府，建立政权，之所以得以顺利进行，是因为黄桥决战造成了极其大好的形势。整个南通地区的形势关键是“和平接受，顺水而下”。通过统战，认真执行了《施政纲领》和《告苏四区同胞书》，团结地方实力派和砷，尊重他们的中立态度，建立“三三制”政权，坚持和推进敌后苏北抗战的胜利。

新四军三纵三团、五团、茅旅以及已被我接管的南通保安旅分别在如皋、海启、南通县开辟创建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五团在祝家仓地区，茅珵的崇启海常备旅在九龙镇，梁灵光的南通保安旅在通中，遵照苏北指挥部三纵的指示，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入手，部队集中一切力量协同党政在地方上的县区组织，立即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人民群众演讲，给群众演戏，宣传我军东进意义和团结抗日、发展苏北创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行动方针，坚持苏北敌后抗战。

与此同时，部队派出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广大乡镇改组建立政权，建立农抗会、工抗会、兵抗会、学抗会、教抗会、商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等群众性抗日团体，把广大群众各界人士通通组织在抗日群众团体之内。根据党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在政治上给贫苦农民撑腰，打击反动地主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减租减息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普遍高涨。在王澄同志大力支持下，演出了一幕《祝家小圩的觉醒》的精彩活报剧。

与此同时，在军队地区，普遍发动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参加主力。从而切实地保证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扩大军队，建立了政权。三纵五团在扩大主力同时，不放松培养和建立地方武装。每区组建一支脱产的地方武装——自卫队或常备队或游击队（形式不拘）参加抗日斗争。海门警卫团和启东警卫营便是在组建人民自卫武装的基础上诞生的。县区级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时，担负了后方勤务、警戒和打扫战场等任务。自卫队人数大量发展。

由于党的政策兑现，农民群众兴起了热火朝天的参军运动，五团和茅旅在无畏乡、九龙镇这一带有了很大的发展。掘港、南通亦然。五团和茅旅每连增加了二十多个出身成分好的新战士。当三纵五团返回掘港时，他们小团变大团受到纵队领导的赞扬。

新四军三纵东进通如海启地区的意义：有了一块刚开辟不久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家；有了一支扩大的带枪的抗日军队；有了领导同级人民军队、民主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中共地下党地县委和区乡各级党组织；有了统一战线的专属县政府和区乡各级政府；有了参加“二五减租”斗争的县区乡农抗会，经过斗争，扫除了反动地主的威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使他们吃饱饭有力量参军参战参加抗日反顽斗争；有一个减租减息的好政策、策略。

对地主，由过去红军时期没收土地的敌我矛盾，转变为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由于抗日战争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抗日斗争第一，阶级斗争第二，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敌人来了农抗会帮地主运粮、藏粮不让敌人抢去。过去反对我们的地主，同情我们或表示中立。地主同样遭受鬼子的烧杀抢奸而成为受害者。他们之中的许多热血青年和开明绅士愤恨地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因为地主当时也是人民的一份子。

对通海、通启、启东东部、启西长江边的接敌区、同情区，党派陈同生、顾尔钥、戈拔、黄文清等同志到那里去开辟工作，他们使用了党的正确政策和策略，在那里不减租、不收税，依靠和团结人民群众，开展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使那里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敌区逐步变成游击区，又由游击区变成了根据地。

祝家小圩的觉醒

当时，海门县大地主祝岐烈田有几万亩，房屋有一百多间，世世代代残酷剥削农民。抗战爆发后，他为了加重剥削，又另定了新章程：种田一千步（相当于四市亩）缴押金六十元，今冬不交齐，来春就收田。佃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凑了路费派代表到县里、省里去告状，告了三年整祝岐烈的“新章程”丝毫未变，有的佃户倾家荡产，有的佃户坐了牢房。

我军进驻该区后，群众听了实行民主改革的宣传，看了推行抗战法令的报告，奔走望外，纷纷请求新四军公断。五团团长王澄大力支持祝家小圩以朱玉润、俞志成为首的农民代表到海门县政府去告状。我海门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顾尔钥坐堂问案，很快受理了这个案件，驳得被告律师哑口无言，为主告伸张正义，并当众判决“按照减租减息政策办事，佃户照常种田，押金免交”。

这个判决像一声春雷响彻了启海大地。开天辟地第一回告倒了地主祝岐烈，农民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减租减息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基本农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抗日积极性越来越高，农、工、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和自卫队、模范队等人民抗日武装很快建立和健全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兴起了参加新四军抗日保家乡的热潮，我第五团就补充了200多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向革命老前辈问好

走你走你 发表于 2012-12-19 20:47
老爷子有过去战斗年代的照片吗，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吧，祝老爷子身体健康
照片我再找找，应该是有的，只是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

炮党顽军破坏抗战 不打日军专打友军 宁可投降当伪军 也要积极反共搞摩擦

战争是残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战后将徐顽二十名连以上干部枪毙在合兴镇，士兵补充于三纵三、五团。
-------------------------------------------------------------------------------------------------------------------------------
战争是残酷的

熟悉的地名

三万多炮党将士和400多鬼子和睦相处，这是神马精神？

共产党承认的国民党启东县党部
并接受其左派进步人士工作


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此期间，全国各地产生了追求、紧跟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县党部。当时，共产党员可以到国民党里去入党做官（称跨党分子）。在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周恩来担任由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早在二十、三十年代，就有了国民党崇明县外沙（后称启东县）党部。他们之中的一些进步的头面人物发起组织学校师生、青年农民参加的大游行，声援1919年的“五四运动”，拥护1921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他们拥护、支持、同情共产党，反对、声讨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的外国洋人在中国工厂、矿山制造一个接一个的如“27大罢工”等惨案事件。反对穷凶极恶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一手制造的1937年4.12“清党”和汪精卫在武汉的7.15“清党”以及历次反共摩擦的血腥暴行。

1928年3月建立启东县，1929年4月到1940年10月，周儒谦当选为国民党启东县党部书记长，在较长任职时期内，他始终紧跟孙中山先生并按孙先生的遗嘱搞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因此，他的思想比较激进，是个左派进步人士。国民党蒋介石要搞“清党”，当镇江国民党省党部“清党”文件下达时，周大略看了一下文件的题目头子，不予贯彻执行，索性就把它归档束之高阁了。结果，共产党没有被清掉，地下党员、跨党分子赵克明、姚志仁仍旧在启东县党部进进出出，与书记长周儒谦等人经常保持接触和联系。

启东地主要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拉高租率，启东县党部就替农民说话，非但不予加重租税负担，而且还要给予减租减税，从政治上来打击地主，这就引起地主不满，许多反动地主就上告省党部，称“启东县党部赤化”。启东县党部派人参加镇江省党部召开的会议，会上要求各县党部限共。与会人员开会回来，便对上应付差事，形式走过场而草草了事，不当一回事。

行政系统不及党务系统进步，比较反动。三十年代，费公侠当启东县长（1931.11-1933.9）时，无辜扣押了县党部的人，这就引发了“党政纠纷”。县党部利用合法斗争和正统观念，收集反动县长费公侠的劣迹，先发制人上镇江省党部告发他。一告就蹲在镇江几个月，直到将费告倒调离他的工作，上告人员才胜诉返回启东。

抗战爆发之后，进行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启东县党部周儒谦等左派进步人士拥护共产党的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主张，照常与共产党秘密保持密切联系。开始倾向我党我军的曹士衡部队被顽军敖志明部缴了械，并将他扣押起来。县党部书记长周儒谦急得想方设法，马上筹款把曹赎了出来。后来，周儒谦等人又被顽军某部扣做人质，县党部又设法筹款筹皮棉将周等人赎了出来。沈轶公还特地摆书摊出卖《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

新四军东进海启前夕，崇明自卫总队部的负责人特委委员“抗支”政工二队队长洪泽先后特地来到汇龙，看望拜访启东县党部周儒谦、张侠风、沈轶公等人，并与他们做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然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对启东县党部一些人的言行看在眼里却记在心上，妄图制裁他们。1940年10月，国民党县党部周儒谦、沈轶公、姚志仁、张侠风以“忤逆罪”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在中央日报上予以登载。国民党启东县党部以所谓“勾结共产党”的罪名被国民党省党部电令解散。这是国民党反对派反迫害国内民主人士的又一表现。

启动地方上推派迎接新四军东进海门的代表张侠风、李若松、龚乃粟到三阳，竭诚欢迎新四军到启东开辟工作。新四军到了启东，顾民元、姚力便先后与国民党启东县长董伯祥谈判，接管了启东县政府和县区由进步力量控制的常备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扩大了自己的军队。原启东县党部的左派进步人士在帮助新四军接管旧政权及军权，建立新政权中，做了不少有效的工作。这些工作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一方面黄桥决战造成了“和平接管、顺水而下”的可喜形势，一方面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县党部周儒谦、张侠风、姚志仁等一班人已产生内在进步要求，一旦新四军东进，他们便和我们结合起来了。

新四军到了启东后，这个已被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电令解散的启东县党部却为共产党所承认。1940年底，担任中共崇海启县委书记顾尔钥（通如海启著名领导人）曾说：“这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国民党对他不予承认，我们共产党承认。”虽然原启东县党部不存在了，但他们的工作人员却大部分留了下来，经费由抗日民主政府拨给，其工作人员大部分跟着共产党民主政府走。姚志仁、张侠风任区长，赵宝珏任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长秘书、后方办事处主任，张士明任教育局长，沈轶公任科长兼启东中学校长，施证涛也下乡参加工作。但也有分化个别少数人投敌做了伪、顽方工作。

1941年3月，日本鬼子占领汇龙镇，原县党部的周儒谦、王飞麟、赵宝珏、张侠风等跟新四军县政府转移至聚星镇，不久，周儒谦担任启海县参议会副议长，张士明任参议委员，赵宝珏、姚志仁、张侠风等继续参加抗日行政工作。

第一期抗日反“清乡”斗争，党就动员周儒谦、沈轶公同志转移至外地，直到反“清乡”斗争结束才回来。党还让张侠风担任了启东县副县长直至病故，张侠风是紧跟共产党跟到底的好同志，在追悼会上为了纪念他，中共启东县委致悼词时，称“张老是党的好朋友”。

总算通过审核了，自己顶起

珍贵的第一手史实资料，留存。

新四军挺进纵队、中共苏北特委根据党中央和陈毅指示所确定的方针，团结李明扬共同抗日，已做了不少工作。对颜秀五部更是争取其进步。颜秀提出要新四军派政工干部，甚至本人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
颜部原为一个团，在吕四活动。一营一部分为启东抗日义勇军，一部分为海门五区抗日游击队（瞿牍王进部队）。1939年8月，颜部被改编为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一营便改编为二纵队（即颜秀五部）五支队四大队。四大队是一支假借友军掩护的真正的抗日队伍。该大队相当于营级建制，大队长王澄。下辖三个中队：一中队长***（资料亡佚），二中队长范侠，三中队长姚力。一个通讯班和一个警卫班约300人。

939年6月中共江北特委决定，朱群由洪泽介绍以抗日救亡青年的面目到杂牌游击队颜秀五部一营政工队工作。当时颜部还没有党组织，朱群是唯一派去的党员。他一到那里很快与时任大队长王澄中队长姚力等进步青年建立了联系。
1939年底1940年初朱群等人组织关系转到苏北特委。经苏北特委负责人惠浴宇介绍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周文在鲍志鲍志椿派到二纵政训处任教官。1940年3、4月，经过苏北特委批准，成立秘密的党总支委员会。由江北特委派来做地下工作的朱群任秘密党总支书记，鲍志椿周文在任党总支委员，姚力为党的分总支书记。秘密领导颜部党的工作。
朱群坚持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从实际出发根据个人条件和斗争需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吸收建党对象入党。在四大队先后发展了大队长王澄、中队长姚力、政训主任陶采神、分队长范侠、班长管律等十余名建党对象入党，在五支队还发展机枪连连长汪察、五大队中队范**（资料亡佚）入党。先后建立了一个总支、一个分支和六个支部。

始终以四大队为重点。四大队建立了地下党以后，工作非常活跃。以王澄为大队长的四大队，既是一支抗日武装，又是我党在“二李”部队里的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从1939年6月朱群奉命进入该部到1940年7月，四大队在泰州以北港口镇起义参加新四军郭村保卫战，历时13个月。其中前五个月，该党组织受江北特委唐守愚领导，后来归苏北特委领导。
朱群到了四大队立即向全体官兵进行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和开展交朋友工作。四大队官兵大多系启海地区的青年农民和学生，是为了抗日保家乡而参军的，政治素质比较高，他们年轻、纯洁、热心抗日救国，他们对当时不抗日，搞火拼压迫士兵鱼肉百姓的那些所谓“抗日”的杂牌部队十分不满。朱群便利用这一条件，通过讲故事，用自编的抗日救亡识字课本上文化课，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多种形式在部队中开展抗日教育工作。。
但是时过两月，形势起了变化。国民党反动顽固派蠢蠢欲动，副总指挥李长江同新四军关系逐渐恶化。韩德勤和李长江、李明扬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在其所辖的各纵队，下达了“防止异党异军活动”的反动命令，企图清查共产党的活动。情况顿时紧张起来。
于是苏北特委决定周文在、鲍志椿以及面目暴露的共产党员蔡新等撤退去新四军。总支由朱群、王澄、姚力三人组成，继续隐蔽，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