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苏联空军志愿队老战士回忆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4:33:59
苏联空军志愿队老战士回忆录
范 方 镇 译
目 录
第一章 在中国天空中的功绩
楚多捷也夫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7-1945 ）最艰苦的年代里曾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们所写的回忆录，是他们根据亲眼目睹的事实写成的。苏联在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各个时期所给予的经常的、无私的援助，是苏联人民忠于自己国际主义义务的光辉范例。
苏联援助中国的新阶段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最紧急的时期。
三十年代初，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在那里建立了傀儡国──满洲国，成为进攻苏联和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在苏联的远东边界上集中了百万关东军，频频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挑衅。
1933─1937年间，日本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不但巩固了东北的地位，而且还侵入了河北、察哈尔以及绥远和热河的一部分。1937年夏，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占全中国的道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地区挑起的事件是日本在中国又一次更大规模战争的借口，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张家口，还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登陆。日本军部在取得了华北和华中的前进基地之后，就着手准备下一步战役。
日本统治集团企图用闪电战来摧垮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战线，使国民党政府回到自相残杀的内战中去，向其“反共协定”（注一）的法西斯同伙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样，日本的希望就寄托于中国的军事技术落后、国内不团结以及不愿意或者不能从外国获得援助上。
战争初期日军在火器装备方面要超过中国军队４～５倍，空军要超过13倍，坦克─36倍，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中国军队被迫退到内地，侵略者关于一些最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干涉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想法，得到了证实。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打错了算盘，中国人民坚决地捍卫自己的祖国，在他们的正义斗争中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宝贵的援助。
苏联遵循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全面支持殖民地、附属国以及遭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929年被国民党政府中断的中苏外交关系在1932年得到恢复，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侵略者实行投降“绥靖”政策，害怕在中国人民的爱国力量中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只是在1937年７月７日开始了侵华战争，国内的爱国运动到了空前规模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才被迫改变自己的立场，1937年８月21日苏联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立即向中国提供了物质援助，虽然苏联向中国提供五千万美元贷款的第一个协定是在1938年３月正式签订的，早在1937年10月苏联已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这在国际上是同有先例的，非常引人注目。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同西方国家进行了谈判，希望多少能得到一点援助，但却毫无结果。
1938年７月和1939年６月在莫斯科签订了新的贷款协定──分别是五千万美元和一亿五千万美元。按协定，在中国最危急的时期苏联提供的贷款，中国得到了武器、弹药、石油制品、药品，从1937年10月到1039年 9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多门大炮、14000 多挺机枪，还有弹药、军事装备等。
由于战争开始后中国的沿海被完全封锁，而在1938年─1940年间建立起来的从阿拉木图要过新疆到兰州的长达三千公里的运输线成了中国的生命线。
远东和黑海的航运公司为此派出了几十艘远洋货轮，苏联铁路部门拨了五千五百节以上的火车车厢，新疆运输线使用了5200多辆ЗИС－５载重卡车，为了及时运送物资还组织了空运，使用了ТБ－３运输机，有几万名苏联人不计时间和天气条件为此而工作。
苏联的援助是中国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因素。战争初期在一些决定性的保卫战中中国几乎损失了所有的飞机、坦克、大炮和全部海军。由于苏联的忘我的努力，中国不但在侵略者的猛烈打击下坚持住了，而且到1939年中恢复和发展了一些大部队：245 个步兵师，16个炮兵师和一个机械化师（总计三百万人）。
第一批苏联顾问和专家（27人）是在1938年 5月底到 6月初到中国的。他们以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给了中国人民重要的帮助。到1939年10月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人数增加到80人（注八），苏联人民的使者帮助制定击退日本进攻的作战计划，教会中国军人积极的战斗动作，遗憾的是，他们的某些建议和希望受到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其他一些有反苏倾向的军事将领的冷遇。
到1939年２月中旬，在中国工作和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军事人员有3665人，正因为有他们的参加，武汉保卫战（1938年 7月─10月）得以坚持四个多月，（当时上海保卫战只坚持三个月，南京─五天，广州只有一天）。。
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而勇敢战斗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在战争期间为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到1937年底，中国空军在遭受严重损失之后实际上已失去意义，这种状况立刻在前方和后方表现出来了。1937年 9月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派出第一批飞机，派到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前线去的是苏联第一流的空军：И－15和И－16战斗机和СБ高速轰炸机、ТБ－３重型轰炸机、ДБ－３远程轰炸机。1937─1941年苏联派到中国的共有125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空军志愿飞行员，他们直接参加了战斗。
1937年10月，由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空中桥梁”开始工作。通过这条航线向中国派出了最初的两个大队：Н·М·基达林斯基率领的СБ高速轰炸机大队和Г·М·普洛柯菲也夫率领的И－16战斗机大队，以及全大队优秀的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
从志愿者中挑选了最有经验的空军战士，主要是共产党员，头两个大队的人数是 254人，1937年10月21日前又在阿拉木图集中了 447人，准备继续派往中国，他们中有飞行员、航空机械师、航空机械士、无线电报务员、气象学家、机场指挥官、译电员、司机、工程师、飞机装修工和医生。
开始向中国飞行了，飞行常常要冒生命危险，这是对我们飞行员的意志和勇敢的考验。航线要经过中国西北荒芜人烟、多山的地区，中间站机场根本不能停像СБ这样沉重的飞机，中间站之间完全没有联系，没有气象情报，可我们的飞机按航线飞行，机上载有人和弹药，任何一点最微小的失误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日本人通过层层的间谍网能够获得在某一机场有苏联飞机的及时情报，并在最适当的时候向他们发起进攻，缺乏可靠的对空防御、可靠的通讯工具、维修基地以及地勤人员的不足，使上述情形更形严重。
最初几批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是在1937年11月─12月在南京机场着陆的。当时这个中国首都正面临着濒临死的威胁，前线离城市只有60─70公里，日本空军对南京和守城的中国军队不断进行频频袭击，苏联飞行员们、苏联战斗机和轰炸机不得不在着陆后立即直接投入对敌作战。
南京的首次空战是在1937年11月21日，七名苏联志愿空军飞行员驾驶苏制И－16战斗机迎战20架日本飞机，战斗中击落了两架日本轰炸机和一架九六式战斗机。12月１日，到南京机场的苏联战斗机飞行员们五次升空迎战日本轰炸机，日本人在总结时发现少了几架飞机。 同时，轰炸机飞行员们也打得很漂亮，Н·М·基达林斯基和И·И·科兹洛夫率领的九架轰炸机从南京机场起飞袭击上海，轰炸了那里的机场和停泊在江中的许多敌船只，准确的轰炸炸毁了敌人的许多飞机，击沉了一艘日本的巡洋舰，炸伤了六艘其它军用船只。
战争的第一年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人数逐步增加，成为中国空军的基础。1937年11月由Х·П·波留宁大尉率领的第二批СБ轰炸机到了中国，共约 150人，其中有来自外贝加尔的飞行员，他们驾驶飞机沿着新的航线（从伊尔库茨克经兰州到汉口）经蒙古草原来到中国，补足了外贝加尔队的编制，并把它们带到中国来的是不久前才从西班牙共和国回来的杰出的苏联飞行员Г·И·特霍尔。
1937年底到1938年初由А·С·布拉戈维申斯基大尉率领的И－15战斗机大队分三批来到中国。战斗机先是用汽车运到新疆省的哈密，在那里组装、试飞，然后沿着空中航线运到兰州，南京沦陷后汉口和南昌就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杰出的苏联军事指挥官П·
Н·阿尼西莫夫、П·Х·日加列夫、Х·П·波留宁、А·Г·留托夫、П·В·留恰哥夫、Г·И·特霍尔、Т·Т·赫留金等人成为中国空军的顾问和中国天空中战斗行动的组织者，他们之中许多人早在马德里和瓜达拉哈拉就开始空战，例如：战斗机飞行员П·В·留恰哥夫旅长在西班牙打下过20多架法西斯飞机，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是苏联英雄了。
1937年秋、冬，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和苏联空军技术装备来到中国增强了中国空军的力量，结束了日本空军野蛮袭击不受惩罚的历史，例如：1938年 2月18日武汉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击落了12架日本飞机，此后两个多月敌人不敢再犯。《正义之剑》──在中国，人们这样称呼从空中保卫武汉的苏联空军志愿队。
1938年 2月23日，Х·П·波留宁率领的苏联轰炸机大队勇敢地袭击了台湾，给台北附近的日本空军基地沉重的打击，消灭了敌机40架和三年的燃料储备，在苏联建军节20周年举行的这次袭击具有很大的道义和政治意义。
对于苏联英雄、退伍空军上将波留宁（他的回忆录是本书的首篇）来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了。还在1933─1934年，他就随苏联飞行小组一起应中国当局的邀请参加了新疆航校的组织工作，还帮助粉碎了日本在新疆的代理人所策动的反政府骚乱。袭击台湾以后，他在中国的天空还完成了许多军事任务，他的飞行大队猛烈地轰炸了敌人的机场、船只、公路、聚集渡河的日军、铁路的车站，支援了战场上的中国军队。1937年到1938年间，波留宁又被派到中国担任阿拉木图─兰州航线的负责人，他保证了飞机的装配（在阿拉木图和哈密）和转运到中国，在一年时间里，通过这座《空中桥梁》战斗中的人民得到了 400架作战飞机。
在苏联飞行员到中国去之前，那里已经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外国雇佣军，由他们组成了一支以文森特·史密斯为首的包括12名飞行员的所谓第十四轰炸大队，他们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益处，而他们的行为则与苏联飞行员的忘我无私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Я·П·普洛科菲也夫回忆道：“英国、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志愿飞行员到中国来是为了发财。这些‘保卫者’们不去争取作战，老是不想上天，而是呆在后方的机场里消遣娱乐，收集纪念品，做生意”（注十四），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成就使中国政府认为不再需要那支外国雇佣军效劳，1938年3月1日，就在波留宁大队袭击台湾后不久，宣布解散了这支没有做过一次战斗飞行的大队。
1938年春，武汉上空进行了几次激烈的空战，４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54架日机对武汉进行密集袭击,但却遭到了苏联飞行员的歼灭性打击。郭沫若有机会观察了这次空战， 他在回忆中是这样描述的：
“高高的蓝天上飘浮着几朵白云，高射炮弹在天空中爆炸开花，高射炮尖锐的呼啸声、飞机的低声轰鸣、炸弹的爆炸声、机关枪不停的达达声，全都汇成了一片无止境的雷鸣般的轻隆声，机翼在太阳光中耀眼地闪亮，忽儿上，忽儿下，忽儿左，忽儿右。英国人有一句形容激烈空战的专门术语，叫做dog fighting，意思是狗打架。不，我要叫这是eagle figh- ting，即‘鹰打架’，一些飞机突然起火，栽了下去，还有的在空中就爆炸了，天空就像是一幅动天地泣鬼神的生动画面，紧张的三十分钟过去后，一切又平静下来，真是一场激战！战果是辉煌的：击落敌机21架，我们损失５架。”
接着发生的战斗又一次给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们增添了光彩的纪录：1938年 5月31日武汉第二次空战中日本人又损失了14架飞机。激战中苏联飞行员们击毙了许多所谓不可战胜的日本王牌飞行员，用中国历史学家彭明（译音）的话说，日本的“空中武士”、“四大天王”一个接一个被无情地消灭。
到1940年，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日本强盗在空中和地面共损失飞机 986架，这些成就是和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英勇努力分不开的。
在А·Г·留托夫上将（他在中国是顾问，并担任苏联空军志愿队政委）以及其他一砦参加过这些战争的战斗机飞行员А·З·杜申、Н·Г·科兹洛夫、轰炸机飞行员А·И·普施金等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在中国上空同强大而又阴险狡猾的敌人进行激烈空战的许多描写。为了确保中国空军的作战行动，苏联航空机械师和其他专家的作用也是很大的，В·Д·齐姆良斯基和А·К·柯察金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们的忘我劳动。
苏联飞行员对中国的援助是如此有效，以致日本政府在1938年 4月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苏联政府把他们召回国，这一要求被坚决而明确地拒绝了（注十七），战斗中的人民继续获得苏维埃国家的援助。
苏联飞行员在武汉保卫战（1938年 7月到10月）期间也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在这次保卫战开始前不久，由Г·И·特霍尔上校率领的66人组成的СБ轰炸机大队等一批新的苏联志愿空军来到了中国，尤其成功的是对长江中日本军舰的轰炸，在武汉会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击沉92艘、击伤16艘敌舰，其中包括一艘排水量一万吨的航空母舰。
苏维埃国家威信的增长和中国劳动人民对它的代表的热烈同情引起了中国统治集团的不安，所以他们极力阻挠苏联飞行员们行使其国际主义的使命，贬低和削弱苏联援助的作用。为此，他们散布流蜚语，制造挑衅事件，在苏联飞行员的日常生活和战斗任务中人为地设置困难，组织对他们的跟踪监视，为此，苏联代表被迫不止一次地正式向中国当局加以提醒。
苏联志愿飞行员们为了许多生命，为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怕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战斗机飞行员安东·古班柯是一位“空中武士”，1938年 5月31日在一次空战中，他打完了子弹，驾机去撞敌机，为此他被授予中华民国金质勋章，А·А·古班柯在中国一共打下七架日本飞机，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被批准到中国来参加抗战的还有杰出的试飞员斯捷潘·苏普伦，在苏联他在В·П·契卡洛夫的指导下通过了优秀飞行训练，在中国С·苏普伦少校带领一支战斗机大队表现出他是一个夜间空战的能手，后来，他担任了战斗机空军副总顾问。
在四川省万县矗立着一块苏联志愿飞行员Г·А·库里申科的纪念碑，他的名字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的诗、歌中流传了，库里申科指挥的是一支于1939年到中国的苏联ДБ－３远程轰炸机志愿大队，他化了很大精力培训中国飞行员，在对汉口的最大的空军基地进行的三次袭击中，库里申科大队炸毁了 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日的袭击中，他驾驶受伤的飞机迫降于长江水面，负伤的英雄淹没在深邃的江中。
200 多位苏联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中国，人们常常以感激的心情回忆起这些勇敢无畏的人。“当用美国汽油的日本飞机向中国的和平城市投掷用美国钢铁制造的炸弹时，”冯玉祥元帅说，“苏联给我们送来了武器弹药和志愿飞行员，帮助我们打击外国强盗，我亲眼看见不少苏联飞行员因伤死于中国的医院，美国人把钢铁和汽油卖给日本人，给中国运来药品，以便治疗他们的炸弹所带来的伤，现在该想一想了，谁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
当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政府停止对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供给并对他们挑起一些武装冲突的时候，苏联政府被迫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作一系列限制，苏联不允许利用这种援助来镇压国内的进步力量，1941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对行为以及它拒绝积极抗日，苏联政府被迫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武器，并召回军事顾问和其他专家，就在同一年从中国召回了苏联志愿飞行员。苏联空军志愿队老战士回忆录
范 方 镇 译
目 录
第一章 在中国天空中的功绩
楚多捷也夫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7-1945 ）最艰苦的年代里曾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们所写的回忆录，是他们根据亲眼目睹的事实写成的。苏联在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各个时期所给予的经常的、无私的援助，是苏联人民忠于自己国际主义义务的光辉范例。
苏联援助中国的新阶段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最紧急的时期。
三十年代初，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在那里建立了傀儡国──满洲国，成为进攻苏联和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在苏联的远东边界上集中了百万关东军，频频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挑衅。
1933─1937年间，日本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不但巩固了东北的地位，而且还侵入了河北、察哈尔以及绥远和热河的一部分。1937年夏，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占全中国的道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地区挑起的事件是日本在中国又一次更大规模战争的借口，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张家口，还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登陆。日本军部在取得了华北和华中的前进基地之后，就着手准备下一步战役。
日本统治集团企图用闪电战来摧垮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战线，使国民党政府回到自相残杀的内战中去，向其“反共协定”（注一）的法西斯同伙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样，日本的希望就寄托于中国的军事技术落后、国内不团结以及不愿意或者不能从外国获得援助上。
战争初期日军在火器装备方面要超过中国军队４～５倍，空军要超过13倍，坦克─36倍，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中国军队被迫退到内地，侵略者关于一些最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干涉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想法，得到了证实。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打错了算盘，中国人民坚决地捍卫自己的祖国，在他们的正义斗争中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宝贵的援助。
苏联遵循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全面支持殖民地、附属国以及遭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929年被国民党政府中断的中苏外交关系在1932年得到恢复，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侵略者实行投降“绥靖”政策，害怕在中国人民的爱国力量中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只是在1937年７月７日开始了侵华战争，国内的爱国运动到了空前规模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才被迫改变自己的立场，1937年８月21日苏联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立即向中国提供了物质援助，虽然苏联向中国提供五千万美元贷款的第一个协定是在1938年３月正式签订的，早在1937年10月苏联已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这在国际上是同有先例的，非常引人注目。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同西方国家进行了谈判，希望多少能得到一点援助，但却毫无结果。
1938年７月和1939年６月在莫斯科签订了新的贷款协定──分别是五千万美元和一亿五千万美元。按协定，在中国最危急的时期苏联提供的贷款，中国得到了武器、弹药、石油制品、药品，从1937年10月到1039年 9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多门大炮、14000 多挺机枪，还有弹药、军事装备等。
由于战争开始后中国的沿海被完全封锁，而在1938年─1940年间建立起来的从阿拉木图要过新疆到兰州的长达三千公里的运输线成了中国的生命线。
远东和黑海的航运公司为此派出了几十艘远洋货轮，苏联铁路部门拨了五千五百节以上的火车车厢，新疆运输线使用了5200多辆ЗИС－５载重卡车，为了及时运送物资还组织了空运，使用了ТБ－３运输机，有几万名苏联人不计时间和天气条件为此而工作。
苏联的援助是中国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因素。战争初期在一些决定性的保卫战中中国几乎损失了所有的飞机、坦克、大炮和全部海军。由于苏联的忘我的努力，中国不但在侵略者的猛烈打击下坚持住了，而且到1939年中恢复和发展了一些大部队：245 个步兵师，16个炮兵师和一个机械化师（总计三百万人）。
第一批苏联顾问和专家（27人）是在1938年 5月底到 6月初到中国的。他们以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给了中国人民重要的帮助。到1939年10月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人数增加到80人（注八），苏联人民的使者帮助制定击退日本进攻的作战计划，教会中国军人积极的战斗动作，遗憾的是，他们的某些建议和希望受到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其他一些有反苏倾向的军事将领的冷遇。
到1939年２月中旬，在中国工作和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军事人员有3665人，正因为有他们的参加，武汉保卫战（1938年 7月─10月）得以坚持四个多月，（当时上海保卫战只坚持三个月，南京─五天，广州只有一天）。。
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而勇敢战斗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在战争期间为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到1937年底，中国空军在遭受严重损失之后实际上已失去意义，这种状况立刻在前方和后方表现出来了。1937年 9月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派出第一批飞机，派到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前线去的是苏联第一流的空军：И－15和И－16战斗机和СБ高速轰炸机、ТБ－３重型轰炸机、ДБ－３远程轰炸机。1937─1941年苏联派到中国的共有125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空军志愿飞行员，他们直接参加了战斗。
1937年10月，由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空中桥梁”开始工作。通过这条航线向中国派出了最初的两个大队：Н·М·基达林斯基率领的СБ高速轰炸机大队和Г·М·普洛柯菲也夫率领的И－16战斗机大队，以及全大队优秀的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
从志愿者中挑选了最有经验的空军战士，主要是共产党员，头两个大队的人数是 254人，1937年10月21日前又在阿拉木图集中了 447人，准备继续派往中国，他们中有飞行员、航空机械师、航空机械士、无线电报务员、气象学家、机场指挥官、译电员、司机、工程师、飞机装修工和医生。
开始向中国飞行了，飞行常常要冒生命危险，这是对我们飞行员的意志和勇敢的考验。航线要经过中国西北荒芜人烟、多山的地区，中间站机场根本不能停像СБ这样沉重的飞机，中间站之间完全没有联系，没有气象情报，可我们的飞机按航线飞行，机上载有人和弹药，任何一点最微小的失误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日本人通过层层的间谍网能够获得在某一机场有苏联飞机的及时情报，并在最适当的时候向他们发起进攻，缺乏可靠的对空防御、可靠的通讯工具、维修基地以及地勤人员的不足，使上述情形更形严重。
最初几批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是在1937年11月─12月在南京机场着陆的。当时这个中国首都正面临着濒临死的威胁，前线离城市只有60─70公里，日本空军对南京和守城的中国军队不断进行频频袭击，苏联飞行员们、苏联战斗机和轰炸机不得不在着陆后立即直接投入对敌作战。
南京的首次空战是在1937年11月21日，七名苏联志愿空军飞行员驾驶苏制И－16战斗机迎战20架日本飞机，战斗中击落了两架日本轰炸机和一架九六式战斗机。12月１日，到南京机场的苏联战斗机飞行员们五次升空迎战日本轰炸机，日本人在总结时发现少了几架飞机。 同时，轰炸机飞行员们也打得很漂亮，Н·М·基达林斯基和И·И·科兹洛夫率领的九架轰炸机从南京机场起飞袭击上海，轰炸了那里的机场和停泊在江中的许多敌船只，准确的轰炸炸毁了敌人的许多飞机，击沉了一艘日本的巡洋舰，炸伤了六艘其它军用船只。
战争的第一年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人数逐步增加，成为中国空军的基础。1937年11月由Х·П·波留宁大尉率领的第二批СБ轰炸机到了中国，共约 150人，其中有来自外贝加尔的飞行员，他们驾驶飞机沿着新的航线（从伊尔库茨克经兰州到汉口）经蒙古草原来到中国，补足了外贝加尔队的编制，并把它们带到中国来的是不久前才从西班牙共和国回来的杰出的苏联飞行员Г·И·特霍尔。
1937年底到1938年初由А·С·布拉戈维申斯基大尉率领的И－15战斗机大队分三批来到中国。战斗机先是用汽车运到新疆省的哈密，在那里组装、试飞，然后沿着空中航线运到兰州，南京沦陷后汉口和南昌就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杰出的苏联军事指挥官П·
Н·阿尼西莫夫、П·Х·日加列夫、Х·П·波留宁、А·Г·留托夫、П·В·留恰哥夫、Г·И·特霍尔、Т·Т·赫留金等人成为中国空军的顾问和中国天空中战斗行动的组织者，他们之中许多人早在马德里和瓜达拉哈拉就开始空战，例如：战斗机飞行员П·В·留恰哥夫旅长在西班牙打下过20多架法西斯飞机，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是苏联英雄了。
1937年秋、冬，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和苏联空军技术装备来到中国增强了中国空军的力量，结束了日本空军野蛮袭击不受惩罚的历史，例如：1938年 2月18日武汉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击落了12架日本飞机，此后两个多月敌人不敢再犯。《正义之剑》──在中国，人们这样称呼从空中保卫武汉的苏联空军志愿队。
1938年 2月23日，Х·П·波留宁率领的苏联轰炸机大队勇敢地袭击了台湾，给台北附近的日本空军基地沉重的打击，消灭了敌机40架和三年的燃料储备，在苏联建军节20周年举行的这次袭击具有很大的道义和政治意义。
对于苏联英雄、退伍空军上将波留宁（他的回忆录是本书的首篇）来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了。还在1933─1934年，他就随苏联飞行小组一起应中国当局的邀请参加了新疆航校的组织工作，还帮助粉碎了日本在新疆的代理人所策动的反政府骚乱。袭击台湾以后，他在中国的天空还完成了许多军事任务，他的飞行大队猛烈地轰炸了敌人的机场、船只、公路、聚集渡河的日军、铁路的车站，支援了战场上的中国军队。1937年到1938年间，波留宁又被派到中国担任阿拉木图─兰州航线的负责人，他保证了飞机的装配（在阿拉木图和哈密）和转运到中国，在一年时间里，通过这座《空中桥梁》战斗中的人民得到了 400架作战飞机。
在苏联飞行员到中国去之前，那里已经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外国雇佣军，由他们组成了一支以文森特·史密斯为首的包括12名飞行员的所谓第十四轰炸大队，他们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益处，而他们的行为则与苏联飞行员的忘我无私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Я·П·普洛科菲也夫回忆道：“英国、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志愿飞行员到中国来是为了发财。这些‘保卫者’们不去争取作战，老是不想上天，而是呆在后方的机场里消遣娱乐，收集纪念品，做生意”（注十四），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成就使中国政府认为不再需要那支外国雇佣军效劳，1938年3月1日，就在波留宁大队袭击台湾后不久，宣布解散了这支没有做过一次战斗飞行的大队。
1938年春，武汉上空进行了几次激烈的空战，４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54架日机对武汉进行密集袭击,但却遭到了苏联飞行员的歼灭性打击。郭沫若有机会观察了这次空战， 他在回忆中是这样描述的：
“高高的蓝天上飘浮着几朵白云，高射炮弹在天空中爆炸开花，高射炮尖锐的呼啸声、飞机的低声轰鸣、炸弹的爆炸声、机关枪不停的达达声，全都汇成了一片无止境的雷鸣般的轻隆声，机翼在太阳光中耀眼地闪亮，忽儿上，忽儿下，忽儿左，忽儿右。英国人有一句形容激烈空战的专门术语，叫做dog fighting，意思是狗打架。不，我要叫这是eagle figh- ting，即‘鹰打架’，一些飞机突然起火，栽了下去，还有的在空中就爆炸了，天空就像是一幅动天地泣鬼神的生动画面，紧张的三十分钟过去后，一切又平静下来，真是一场激战！战果是辉煌的：击落敌机21架，我们损失５架。”
接着发生的战斗又一次给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们增添了光彩的纪录：1938年 5月31日武汉第二次空战中日本人又损失了14架飞机。激战中苏联飞行员们击毙了许多所谓不可战胜的日本王牌飞行员，用中国历史学家彭明（译音）的话说，日本的“空中武士”、“四大天王”一个接一个被无情地消灭。
到1940年，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日本强盗在空中和地面共损失飞机 986架，这些成就是和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英勇努力分不开的。
在А·Г·留托夫上将（他在中国是顾问，并担任苏联空军志愿队政委）以及其他一砦参加过这些战争的战斗机飞行员А·З·杜申、Н·Г·科兹洛夫、轰炸机飞行员А·И·普施金等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在中国上空同强大而又阴险狡猾的敌人进行激烈空战的许多描写。为了确保中国空军的作战行动，苏联航空机械师和其他专家的作用也是很大的，В·Д·齐姆良斯基和А·К·柯察金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们的忘我劳动。
苏联飞行员对中国的援助是如此有效，以致日本政府在1938年 4月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苏联政府把他们召回国，这一要求被坚决而明确地拒绝了（注十七），战斗中的人民继续获得苏维埃国家的援助。
苏联飞行员在武汉保卫战（1938年 7月到10月）期间也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在这次保卫战开始前不久，由Г·И·特霍尔上校率领的66人组成的СБ轰炸机大队等一批新的苏联志愿空军来到了中国，尤其成功的是对长江中日本军舰的轰炸，在武汉会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击沉92艘、击伤16艘敌舰，其中包括一艘排水量一万吨的航空母舰。
苏维埃国家威信的增长和中国劳动人民对它的代表的热烈同情引起了中国统治集团的不安，所以他们极力阻挠苏联飞行员们行使其国际主义的使命，贬低和削弱苏联援助的作用。为此，他们散布流蜚语，制造挑衅事件，在苏联飞行员的日常生活和战斗任务中人为地设置困难，组织对他们的跟踪监视，为此，苏联代表被迫不止一次地正式向中国当局加以提醒。
苏联志愿飞行员们为了许多生命，为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怕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战斗机飞行员安东·古班柯是一位“空中武士”，1938年 5月31日在一次空战中，他打完了子弹，驾机去撞敌机，为此他被授予中华民国金质勋章，А·А·古班柯在中国一共打下七架日本飞机，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被批准到中国来参加抗战的还有杰出的试飞员斯捷潘·苏普伦，在苏联他在В·П·契卡洛夫的指导下通过了优秀飞行训练，在中国С·苏普伦少校带领一支战斗机大队表现出他是一个夜间空战的能手，后来，他担任了战斗机空军副总顾问。
在四川省万县矗立着一块苏联志愿飞行员Г·А·库里申科的纪念碑，他的名字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的诗、歌中流传了，库里申科指挥的是一支于1939年到中国的苏联ДБ－３远程轰炸机志愿大队，他化了很大精力培训中国飞行员，在对汉口的最大的空军基地进行的三次袭击中，库里申科大队炸毁了 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日的袭击中，他驾驶受伤的飞机迫降于长江水面，负伤的英雄淹没在深邃的江中。
200 多位苏联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中国，人们常常以感激的心情回忆起这些勇敢无畏的人。“当用美国汽油的日本飞机向中国的和平城市投掷用美国钢铁制造的炸弹时，”冯玉祥元帅说，“苏联给我们送来了武器弹药和志愿飞行员，帮助我们打击外国强盗，我亲眼看见不少苏联飞行员因伤死于中国的医院，美国人把钢铁和汽油卖给日本人，给中国运来药品，以便治疗他们的炸弹所带来的伤，现在该想一想了，谁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
当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政府停止对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供给并对他们挑起一些武装冲突的时候，苏联政府被迫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作一系列限制，苏联不允许利用这种援助来镇压国内的进步力量，1941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对行为以及它拒绝积极抗日，苏联政府被迫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武器，并召回军事顾问和其他专家，就在同一年从中国召回了苏联志愿飞行员。
范 方 镇 译
目 录
第一章 在中国天空中的功绩
楚多捷也夫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7-1945 ）最艰苦的年代里曾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们所写的回忆录，是他们根据亲眼目睹的事实写成的。苏联在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各个时期所给予的经常的、无私的援助，是苏联人民忠于自己国际主义义务的光辉范例。
苏联援助中国的新阶段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最紧急的时期。
三十年代初，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在那里建立了傀儡国──满洲国，成为进攻苏联和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在苏联的远东边界上集中了百万关东军，频频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挑衅。
1933─1937年间，日本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不但巩固了东北的地位，而且还侵入了河北、察哈尔以及绥远和热河的一部分。1937年夏，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占全中国的道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地区挑起的事件是日本在中国又一次更大规模战争的借口，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张家口，还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登陆。日本军部在取得了华北和华中的前进基地之后，就着手准备下一步战役。
日本统治集团企图用闪电战来摧垮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战线，使国民党政府回到自相残杀的内战中去，向其“反共协定”（注一）的法西斯同伙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样，日本的希望就寄托于中国的军事技术落后、国内不团结以及不愿意或者不能从外国获得援助上。
战争初期日军在火器装备方面要超过中国军队４～５倍，空军要超过13倍，坦克─36倍，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中国军队被迫退到内地，侵略者关于一些最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干涉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想法，得到了证实。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打错了算盘，中国人民坚决地捍卫自己的祖国，在他们的正义斗争中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宝贵的援助。
苏联遵循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全面支持殖民地、附属国以及遭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929年被国民党政府中断的中苏外交关系在1932年得到恢复，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侵略者实行投降“绥靖”政策，害怕在中国人民的爱国力量中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只是在1937年７月７日开始了侵华战争，国内的爱国运动到了空前规模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才被迫改变自己的立场，1937年８月21日苏联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立即向中国提供了物质援助，虽然苏联向中国提供五千万美元贷款的第一个协定是在1938年３月正式签订的，早在1937年10月苏联已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这在国际上是同有先例的，非常引人注目。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同西方国家进行了谈判，希望多少能得到一点援助，但却毫无结果。
1938年７月和1939年６月在莫斯科签订了新的贷款协定──分别是五千万美元和一亿五千万美元。按协定，在中国最危急的时期苏联提供的贷款，中国得到了武器、弹药、石油制品、药品，从1937年10月到1039年 9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多门大炮、14000 多挺机枪，还有弹药、军事装备等。
由于战争开始后中国的沿海被完全封锁，而在1938年─1940年间建立起来的从阿拉木图要过新疆到兰州的长达三千公里的运输线成了中国的生命线。
远东和黑海的航运公司为此派出了几十艘远洋货轮，苏联铁路部门拨了五千五百节以上的火车车厢，新疆运输线使用了5200多辆ЗИС－５载重卡车，为了及时运送物资还组织了空运，使用了ТБ－３运输机，有几万名苏联人不计时间和天气条件为此而工作。
苏联的援助是中国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因素。战争初期在一些决定性的保卫战中中国几乎损失了所有的飞机、坦克、大炮和全部海军。由于苏联的忘我的努力，中国不但在侵略者的猛烈打击下坚持住了，而且到1939年中恢复和发展了一些大部队：245 个步兵师，16个炮兵师和一个机械化师（总计三百万人）。
第一批苏联顾问和专家（27人）是在1938年 5月底到 6月初到中国的。他们以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给了中国人民重要的帮助。到1939年10月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人数增加到80人（注八），苏联人民的使者帮助制定击退日本进攻的作战计划，教会中国军人积极的战斗动作，遗憾的是，他们的某些建议和希望受到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其他一些有反苏倾向的军事将领的冷遇。
到1939年２月中旬，在中国工作和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军事人员有3665人，正因为有他们的参加，武汉保卫战（1938年 7月─10月）得以坚持四个多月，（当时上海保卫战只坚持三个月，南京─五天，广州只有一天）。。
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而勇敢战斗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在战争期间为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到1937年底，中国空军在遭受严重损失之后实际上已失去意义，这种状况立刻在前方和后方表现出来了。1937年 9月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派出第一批飞机，派到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前线去的是苏联第一流的空军：И－15和И－16战斗机和СБ高速轰炸机、ТБ－３重型轰炸机、ДБ－３远程轰炸机。1937─1941年苏联派到中国的共有125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空军志愿飞行员，他们直接参加了战斗。
1937年10月，由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空中桥梁”开始工作。通过这条航线向中国派出了最初的两个大队：Н·М·基达林斯基率领的СБ高速轰炸机大队和Г·М·普洛柯菲也夫率领的И－16战斗机大队，以及全大队优秀的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
从志愿者中挑选了最有经验的空军战士，主要是共产党员，头两个大队的人数是 254人，1937年10月21日前又在阿拉木图集中了 447人，准备继续派往中国，他们中有飞行员、航空机械师、航空机械士、无线电报务员、气象学家、机场指挥官、译电员、司机、工程师、飞机装修工和医生。
开始向中国飞行了，飞行常常要冒生命危险，这是对我们飞行员的意志和勇敢的考验。航线要经过中国西北荒芜人烟、多山的地区，中间站机场根本不能停像СБ这样沉重的飞机，中间站之间完全没有联系，没有气象情报，可我们的飞机按航线飞行，机上载有人和弹药，任何一点最微小的失误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日本人通过层层的间谍网能够获得在某一机场有苏联飞机的及时情报，并在最适当的时候向他们发起进攻，缺乏可靠的对空防御、可靠的通讯工具、维修基地以及地勤人员的不足，使上述情形更形严重。
最初几批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是在1937年11月─12月在南京机场着陆的。当时这个中国首都正面临着濒临死的威胁，前线离城市只有60─70公里，日本空军对南京和守城的中国军队不断进行频频袭击，苏联飞行员们、苏联战斗机和轰炸机不得不在着陆后立即直接投入对敌作战。
南京的首次空战是在1937年11月21日，七名苏联志愿空军飞行员驾驶苏制И－16战斗机迎战20架日本飞机，战斗中击落了两架日本轰炸机和一架九六式战斗机。12月１日，到南京机场的苏联战斗机飞行员们五次升空迎战日本轰炸机，日本人在总结时发现少了几架飞机。 同时，轰炸机飞行员们也打得很漂亮，Н·М·基达林斯基和И·И·科兹洛夫率领的九架轰炸机从南京机场起飞袭击上海，轰炸了那里的机场和停泊在江中的许多敌船只，准确的轰炸炸毁了敌人的许多飞机，击沉了一艘日本的巡洋舰，炸伤了六艘其它军用船只。
战争的第一年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人数逐步增加，成为中国空军的基础。1937年11月由Х·П·波留宁大尉率领的第二批СБ轰炸机到了中国，共约 150人，其中有来自外贝加尔的飞行员，他们驾驶飞机沿着新的航线（从伊尔库茨克经兰州到汉口）经蒙古草原来到中国，补足了外贝加尔队的编制，并把它们带到中国来的是不久前才从西班牙共和国回来的杰出的苏联飞行员Г·И·特霍尔。
1937年底到1938年初由А·С·布拉戈维申斯基大尉率领的И－15战斗机大队分三批来到中国。战斗机先是用汽车运到新疆省的哈密，在那里组装、试飞，然后沿着空中航线运到兰州，南京沦陷后汉口和南昌就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杰出的苏联军事指挥官П·
Н·阿尼西莫夫、П·Х·日加列夫、Х·П·波留宁、А·Г·留托夫、П·В·留恰哥夫、Г·И·特霍尔、Т·Т·赫留金等人成为中国空军的顾问和中国天空中战斗行动的组织者，他们之中许多人早在马德里和瓜达拉哈拉就开始空战，例如：战斗机飞行员П·В·留恰哥夫旅长在西班牙打下过20多架法西斯飞机，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是苏联英雄了。
1937年秋、冬，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和苏联空军技术装备来到中国增强了中国空军的力量，结束了日本空军野蛮袭击不受惩罚的历史，例如：1938年 2月18日武汉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击落了12架日本飞机，此后两个多月敌人不敢再犯。《正义之剑》──在中国，人们这样称呼从空中保卫武汉的苏联空军志愿队。
1938年 2月23日，Х·П·波留宁率领的苏联轰炸机大队勇敢地袭击了台湾，给台北附近的日本空军基地沉重的打击，消灭了敌机40架和三年的燃料储备，在苏联建军节20周年举行的这次袭击具有很大的道义和政治意义。
对于苏联英雄、退伍空军上将波留宁（他的回忆录是本书的首篇）来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了。还在1933─1934年，他就随苏联飞行小组一起应中国当局的邀请参加了新疆航校的组织工作，还帮助粉碎了日本在新疆的代理人所策动的反政府骚乱。袭击台湾以后，他在中国的天空还完成了许多军事任务，他的飞行大队猛烈地轰炸了敌人的机场、船只、公路、聚集渡河的日军、铁路的车站，支援了战场上的中国军队。1937年到1938年间，波留宁又被派到中国担任阿拉木图─兰州航线的负责人，他保证了飞机的装配（在阿拉木图和哈密）和转运到中国，在一年时间里，通过这座《空中桥梁》战斗中的人民得到了 400架作战飞机。
在苏联飞行员到中国去之前，那里已经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外国雇佣军，由他们组成了一支以文森特·史密斯为首的包括12名飞行员的所谓第十四轰炸大队，他们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益处，而他们的行为则与苏联飞行员的忘我无私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Я·П·普洛科菲也夫回忆道：“英国、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志愿飞行员到中国来是为了发财。这些‘保卫者’们不去争取作战，老是不想上天，而是呆在后方的机场里消遣娱乐，收集纪念品，做生意”（注十四），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成就使中国政府认为不再需要那支外国雇佣军效劳，1938年3月1日，就在波留宁大队袭击台湾后不久，宣布解散了这支没有做过一次战斗飞行的大队。
1938年春，武汉上空进行了几次激烈的空战，４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54架日机对武汉进行密集袭击,但却遭到了苏联飞行员的歼灭性打击。郭沫若有机会观察了这次空战， 他在回忆中是这样描述的：
“高高的蓝天上飘浮着几朵白云，高射炮弹在天空中爆炸开花，高射炮尖锐的呼啸声、飞机的低声轰鸣、炸弹的爆炸声、机关枪不停的达达声，全都汇成了一片无止境的雷鸣般的轻隆声，机翼在太阳光中耀眼地闪亮，忽儿上，忽儿下，忽儿左，忽儿右。英国人有一句形容激烈空战的专门术语，叫做dog fighting，意思是狗打架。不，我要叫这是eagle figh- ting，即‘鹰打架’，一些飞机突然起火，栽了下去，还有的在空中就爆炸了，天空就像是一幅动天地泣鬼神的生动画面，紧张的三十分钟过去后，一切又平静下来，真是一场激战！战果是辉煌的：击落敌机21架，我们损失５架。”
接着发生的战斗又一次给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们增添了光彩的纪录：1938年 5月31日武汉第二次空战中日本人又损失了14架飞机。激战中苏联飞行员们击毙了许多所谓不可战胜的日本王牌飞行员，用中国历史学家彭明（译音）的话说，日本的“空中武士”、“四大天王”一个接一个被无情地消灭。
到1940年，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日本强盗在空中和地面共损失飞机 986架，这些成就是和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英勇努力分不开的。
在А·Г·留托夫上将（他在中国是顾问，并担任苏联空军志愿队政委）以及其他一砦参加过这些战争的战斗机飞行员А·З·杜申、Н·Г·科兹洛夫、轰炸机飞行员А·И·普施金等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在中国上空同强大而又阴险狡猾的敌人进行激烈空战的许多描写。为了确保中国空军的作战行动，苏联航空机械师和其他专家的作用也是很大的，В·Д·齐姆良斯基和А·К·柯察金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们的忘我劳动。
苏联飞行员对中国的援助是如此有效，以致日本政府在1938年 4月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苏联政府把他们召回国，这一要求被坚决而明确地拒绝了（注十七），战斗中的人民继续获得苏维埃国家的援助。
苏联飞行员在武汉保卫战（1938年 7月到10月）期间也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在这次保卫战开始前不久，由Г·И·特霍尔上校率领的66人组成的СБ轰炸机大队等一批新的苏联志愿空军来到了中国，尤其成功的是对长江中日本军舰的轰炸，在武汉会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击沉92艘、击伤16艘敌舰，其中包括一艘排水量一万吨的航空母舰。
苏维埃国家威信的增长和中国劳动人民对它的代表的热烈同情引起了中国统治集团的不安，所以他们极力阻挠苏联飞行员们行使其国际主义的使命，贬低和削弱苏联援助的作用。为此，他们散布流蜚语，制造挑衅事件，在苏联飞行员的日常生活和战斗任务中人为地设置困难，组织对他们的跟踪监视，为此，苏联代表被迫不止一次地正式向中国当局加以提醒。
苏联志愿飞行员们为了许多生命，为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怕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战斗机飞行员安东·古班柯是一位“空中武士”，1938年 5月31日在一次空战中，他打完了子弹，驾机去撞敌机，为此他被授予中华民国金质勋章，А·А·古班柯在中国一共打下七架日本飞机，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被批准到中国来参加抗战的还有杰出的试飞员斯捷潘·苏普伦，在苏联他在В·П·契卡洛夫的指导下通过了优秀飞行训练，在中国С·苏普伦少校带领一支战斗机大队表现出他是一个夜间空战的能手，后来，他担任了战斗机空军副总顾问。
在四川省万县矗立着一块苏联志愿飞行员Г·А·库里申科的纪念碑，他的名字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的诗、歌中流传了，库里申科指挥的是一支于1939年到中国的苏联ДБ－３远程轰炸机志愿大队，他化了很大精力培训中国飞行员，在对汉口的最大的空军基地进行的三次袭击中，库里申科大队炸毁了 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日的袭击中，他驾驶受伤的飞机迫降于长江水面，负伤的英雄淹没在深邃的江中。
200 多位苏联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中国，人们常常以感激的心情回忆起这些勇敢无畏的人。“当用美国汽油的日本飞机向中国的和平城市投掷用美国钢铁制造的炸弹时，”冯玉祥元帅说，“苏联给我们送来了武器弹药和志愿飞行员，帮助我们打击外国强盗，我亲眼看见不少苏联飞行员因伤死于中国的医院，美国人把钢铁和汽油卖给日本人，给中国运来药品，以便治疗他们的炸弹所带来的伤，现在该想一想了，谁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
当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政府停止对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供给并对他们挑起一些武装冲突的时候，苏联政府被迫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作一系列限制，苏联不允许利用这种援助来镇压国内的进步力量，1941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对行为以及它拒绝积极抗日，苏联政府被迫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武器，并召回军事顾问和其他专家，就在同一年从中国召回了苏联志愿飞行员。苏联空军志愿队老战士回忆录
范 方 镇 译
目 录
第一章 在中国天空中的功绩
楚多捷也夫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7-1945 ）最艰苦的年代里曾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们所写的回忆录，是他们根据亲眼目睹的事实写成的。苏联在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各个时期所给予的经常的、无私的援助，是苏联人民忠于自己国际主义义务的光辉范例。
苏联援助中国的新阶段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最紧急的时期。
三十年代初，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在那里建立了傀儡国──满洲国，成为进攻苏联和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在苏联的远东边界上集中了百万关东军，频频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挑衅。
1933─1937年间，日本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不但巩固了东北的地位，而且还侵入了河北、察哈尔以及绥远和热河的一部分。1937年夏，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占全中国的道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地区挑起的事件是日本在中国又一次更大规模战争的借口，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张家口，还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登陆。日本军部在取得了华北和华中的前进基地之后，就着手准备下一步战役。
日本统治集团企图用闪电战来摧垮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战线，使国民党政府回到自相残杀的内战中去，向其“反共协定”（注一）的法西斯同伙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样，日本的希望就寄托于中国的军事技术落后、国内不团结以及不愿意或者不能从外国获得援助上。
战争初期日军在火器装备方面要超过中国军队４～５倍，空军要超过13倍，坦克─36倍，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中国军队被迫退到内地，侵略者关于一些最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干涉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想法，得到了证实。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打错了算盘，中国人民坚决地捍卫自己的祖国，在他们的正义斗争中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宝贵的援助。
苏联遵循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全面支持殖民地、附属国以及遭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929年被国民党政府中断的中苏外交关系在1932年得到恢复，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侵略者实行投降“绥靖”政策，害怕在中国人民的爱国力量中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只是在1937年７月７日开始了侵华战争，国内的爱国运动到了空前规模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才被迫改变自己的立场，1937年８月21日苏联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立即向中国提供了物质援助，虽然苏联向中国提供五千万美元贷款的第一个协定是在1938年３月正式签订的，早在1937年10月苏联已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这在国际上是同有先例的，非常引人注目。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同西方国家进行了谈判，希望多少能得到一点援助，但却毫无结果。
1938年７月和1939年６月在莫斯科签订了新的贷款协定──分别是五千万美元和一亿五千万美元。按协定，在中国最危急的时期苏联提供的贷款，中国得到了武器、弹药、石油制品、药品，从1937年10月到1039年 9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多门大炮、14000 多挺机枪，还有弹药、军事装备等。
由于战争开始后中国的沿海被完全封锁，而在1938年─1940年间建立起来的从阿拉木图要过新疆到兰州的长达三千公里的运输线成了中国的生命线。
远东和黑海的航运公司为此派出了几十艘远洋货轮，苏联铁路部门拨了五千五百节以上的火车车厢，新疆运输线使用了5200多辆ЗИС－５载重卡车，为了及时运送物资还组织了空运，使用了ТБ－３运输机，有几万名苏联人不计时间和天气条件为此而工作。
苏联的援助是中国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因素。战争初期在一些决定性的保卫战中中国几乎损失了所有的飞机、坦克、大炮和全部海军。由于苏联的忘我的努力，中国不但在侵略者的猛烈打击下坚持住了，而且到1939年中恢复和发展了一些大部队：245 个步兵师，16个炮兵师和一个机械化师（总计三百万人）。
第一批苏联顾问和专家（27人）是在1938年 5月底到 6月初到中国的。他们以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给了中国人民重要的帮助。到1939年10月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人数增加到80人（注八），苏联人民的使者帮助制定击退日本进攻的作战计划，教会中国军人积极的战斗动作，遗憾的是，他们的某些建议和希望受到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其他一些有反苏倾向的军事将领的冷遇。
到1939年２月中旬，在中国工作和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军事人员有3665人，正因为有他们的参加，武汉保卫战（1938年 7月─10月）得以坚持四个多月，（当时上海保卫战只坚持三个月，南京─五天，广州只有一天）。。
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而勇敢战斗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在战争期间为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到1937年底，中国空军在遭受严重损失之后实际上已失去意义，这种状况立刻在前方和后方表现出来了。1937年 9月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派出第一批飞机，派到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前线去的是苏联第一流的空军：И－15和И－16战斗机和СБ高速轰炸机、ТБ－３重型轰炸机、ДБ－３远程轰炸机。1937─1941年苏联派到中国的共有125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空军志愿飞行员，他们直接参加了战斗。
1937年10月，由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空中桥梁”开始工作。通过这条航线向中国派出了最初的两个大队：Н·М·基达林斯基率领的СБ高速轰炸机大队和Г·М·普洛柯菲也夫率领的И－16战斗机大队，以及全大队优秀的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
从志愿者中挑选了最有经验的空军战士，主要是共产党员，头两个大队的人数是 254人，1937年10月21日前又在阿拉木图集中了 447人，准备继续派往中国，他们中有飞行员、航空机械师、航空机械士、无线电报务员、气象学家、机场指挥官、译电员、司机、工程师、飞机装修工和医生。
开始向中国飞行了，飞行常常要冒生命危险，这是对我们飞行员的意志和勇敢的考验。航线要经过中国西北荒芜人烟、多山的地区，中间站机场根本不能停像СБ这样沉重的飞机，中间站之间完全没有联系，没有气象情报，可我们的飞机按航线飞行，机上载有人和弹药，任何一点最微小的失误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日本人通过层层的间谍网能够获得在某一机场有苏联飞机的及时情报，并在最适当的时候向他们发起进攻，缺乏可靠的对空防御、可靠的通讯工具、维修基地以及地勤人员的不足，使上述情形更形严重。
最初几批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是在1937年11月─12月在南京机场着陆的。当时这个中国首都正面临着濒临死的威胁，前线离城市只有60─70公里，日本空军对南京和守城的中国军队不断进行频频袭击，苏联飞行员们、苏联战斗机和轰炸机不得不在着陆后立即直接投入对敌作战。
南京的首次空战是在1937年11月21日，七名苏联志愿空军飞行员驾驶苏制И－16战斗机迎战20架日本飞机，战斗中击落了两架日本轰炸机和一架九六式战斗机。12月１日，到南京机场的苏联战斗机飞行员们五次升空迎战日本轰炸机，日本人在总结时发现少了几架飞机。 同时，轰炸机飞行员们也打得很漂亮，Н·М·基达林斯基和И·И·科兹洛夫率领的九架轰炸机从南京机场起飞袭击上海，轰炸了那里的机场和停泊在江中的许多敌船只，准确的轰炸炸毁了敌人的许多飞机，击沉了一艘日本的巡洋舰，炸伤了六艘其它军用船只。
战争的第一年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人数逐步增加，成为中国空军的基础。1937年11月由Х·П·波留宁大尉率领的第二批СБ轰炸机到了中国，共约 150人，其中有来自外贝加尔的飞行员，他们驾驶飞机沿着新的航线（从伊尔库茨克经兰州到汉口）经蒙古草原来到中国，补足了外贝加尔队的编制，并把它们带到中国来的是不久前才从西班牙共和国回来的杰出的苏联飞行员Г·И·特霍尔。
1937年底到1938年初由А·С·布拉戈维申斯基大尉率领的И－15战斗机大队分三批来到中国。战斗机先是用汽车运到新疆省的哈密，在那里组装、试飞，然后沿着空中航线运到兰州，南京沦陷后汉口和南昌就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杰出的苏联军事指挥官П·
Н·阿尼西莫夫、П·Х·日加列夫、Х·П·波留宁、А·Г·留托夫、П·В·留恰哥夫、Г·И·特霍尔、Т·Т·赫留金等人成为中国空军的顾问和中国天空中战斗行动的组织者，他们之中许多人早在马德里和瓜达拉哈拉就开始空战，例如：战斗机飞行员П·В·留恰哥夫旅长在西班牙打下过20多架法西斯飞机，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是苏联英雄了。
1937年秋、冬，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和苏联空军技术装备来到中国增强了中国空军的力量，结束了日本空军野蛮袭击不受惩罚的历史，例如：1938年 2月18日武汉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击落了12架日本飞机，此后两个多月敌人不敢再犯。《正义之剑》──在中国，人们这样称呼从空中保卫武汉的苏联空军志愿队。
1938年 2月23日，Х·П·波留宁率领的苏联轰炸机大队勇敢地袭击了台湾，给台北附近的日本空军基地沉重的打击，消灭了敌机40架和三年的燃料储备，在苏联建军节20周年举行的这次袭击具有很大的道义和政治意义。
对于苏联英雄、退伍空军上将波留宁（他的回忆录是本书的首篇）来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了。还在1933─1934年，他就随苏联飞行小组一起应中国当局的邀请参加了新疆航校的组织工作，还帮助粉碎了日本在新疆的代理人所策动的反政府骚乱。袭击台湾以后，他在中国的天空还完成了许多军事任务，他的飞行大队猛烈地轰炸了敌人的机场、船只、公路、聚集渡河的日军、铁路的车站，支援了战场上的中国军队。1937年到1938年间，波留宁又被派到中国担任阿拉木图─兰州航线的负责人，他保证了飞机的装配（在阿拉木图和哈密）和转运到中国，在一年时间里，通过这座《空中桥梁》战斗中的人民得到了 400架作战飞机。
在苏联飞行员到中国去之前，那里已经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外国雇佣军，由他们组成了一支以文森特·史密斯为首的包括12名飞行员的所谓第十四轰炸大队，他们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益处，而他们的行为则与苏联飞行员的忘我无私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Я·П·普洛科菲也夫回忆道：“英国、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志愿飞行员到中国来是为了发财。这些‘保卫者’们不去争取作战，老是不想上天，而是呆在后方的机场里消遣娱乐，收集纪念品，做生意”（注十四），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成就使中国政府认为不再需要那支外国雇佣军效劳，1938年3月1日，就在波留宁大队袭击台湾后不久，宣布解散了这支没有做过一次战斗飞行的大队。
1938年春，武汉上空进行了几次激烈的空战，４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54架日机对武汉进行密集袭击,但却遭到了苏联飞行员的歼灭性打击。郭沫若有机会观察了这次空战， 他在回忆中是这样描述的：
“高高的蓝天上飘浮着几朵白云，高射炮弹在天空中爆炸开花，高射炮尖锐的呼啸声、飞机的低声轰鸣、炸弹的爆炸声、机关枪不停的达达声，全都汇成了一片无止境的雷鸣般的轻隆声，机翼在太阳光中耀眼地闪亮，忽儿上，忽儿下，忽儿左，忽儿右。英国人有一句形容激烈空战的专门术语，叫做dog fighting，意思是狗打架。不，我要叫这是eagle figh- ting，即‘鹰打架’，一些飞机突然起火，栽了下去，还有的在空中就爆炸了，天空就像是一幅动天地泣鬼神的生动画面，紧张的三十分钟过去后，一切又平静下来，真是一场激战！战果是辉煌的：击落敌机21架，我们损失５架。”
接着发生的战斗又一次给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们增添了光彩的纪录：1938年 5月31日武汉第二次空战中日本人又损失了14架飞机。激战中苏联飞行员们击毙了许多所谓不可战胜的日本王牌飞行员，用中国历史学家彭明（译音）的话说，日本的“空中武士”、“四大天王”一个接一个被无情地消灭。
到1940年，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日本强盗在空中和地面共损失飞机 986架，这些成就是和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英勇努力分不开的。
在А·Г·留托夫上将（他在中国是顾问，并担任苏联空军志愿队政委）以及其他一砦参加过这些战争的战斗机飞行员А·З·杜申、Н·Г·科兹洛夫、轰炸机飞行员А·И·普施金等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在中国上空同强大而又阴险狡猾的敌人进行激烈空战的许多描写。为了确保中国空军的作战行动，苏联航空机械师和其他专家的作用也是很大的，В·Д·齐姆良斯基和А·К·柯察金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们的忘我劳动。
苏联飞行员对中国的援助是如此有效，以致日本政府在1938年 4月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苏联政府把他们召回国，这一要求被坚决而明确地拒绝了（注十七），战斗中的人民继续获得苏维埃国家的援助。
苏联飞行员在武汉保卫战（1938年 7月到10月）期间也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在这次保卫战开始前不久，由Г·И·特霍尔上校率领的66人组成的СБ轰炸机大队等一批新的苏联志愿空军来到了中国，尤其成功的是对长江中日本军舰的轰炸，在武汉会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击沉92艘、击伤16艘敌舰，其中包括一艘排水量一万吨的航空母舰。
苏维埃国家威信的增长和中国劳动人民对它的代表的热烈同情引起了中国统治集团的不安，所以他们极力阻挠苏联飞行员们行使其国际主义的使命，贬低和削弱苏联援助的作用。为此，他们散布流蜚语，制造挑衅事件，在苏联飞行员的日常生活和战斗任务中人为地设置困难，组织对他们的跟踪监视，为此，苏联代表被迫不止一次地正式向中国当局加以提醒。
苏联志愿飞行员们为了许多生命，为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怕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战斗机飞行员安东·古班柯是一位“空中武士”，1938年 5月31日在一次空战中，他打完了子弹，驾机去撞敌机，为此他被授予中华民国金质勋章，А·А·古班柯在中国一共打下七架日本飞机，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被批准到中国来参加抗战的还有杰出的试飞员斯捷潘·苏普伦，在苏联他在В·П·契卡洛夫的指导下通过了优秀飞行训练，在中国С·苏普伦少校带领一支战斗机大队表现出他是一个夜间空战的能手，后来，他担任了战斗机空军副总顾问。
在四川省万县矗立着一块苏联志愿飞行员Г·А·库里申科的纪念碑，他的名字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的诗、歌中流传了，库里申科指挥的是一支于1939年到中国的苏联ДБ－３远程轰炸机志愿大队，他化了很大精力培训中国飞行员，在对汉口的最大的空军基地进行的三次袭击中，库里申科大队炸毁了 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日的袭击中，他驾驶受伤的飞机迫降于长江水面，负伤的英雄淹没在深邃的江中。
200 多位苏联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中国，人们常常以感激的心情回忆起这些勇敢无畏的人。“当用美国汽油的日本飞机向中国的和平城市投掷用美国钢铁制造的炸弹时，”冯玉祥元帅说，“苏联给我们送来了武器弹药和志愿飞行员，帮助我们打击外国强盗，我亲眼看见不少苏联飞行员因伤死于中国的医院，美国人把钢铁和汽油卖给日本人，给中国运来药品，以便治疗他们的炸弹所带来的伤，现在该想一想了，谁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
当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政府停止对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供给并对他们挑起一些武装冲突的时候，苏联政府被迫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作一系列限制，苏联不允许利用这种援助来镇压国内的进步力量，1941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对行为以及它拒绝积极抗日，苏联政府被迫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武器，并召回军事顾问和其他专家，就在同一年从中国召回了苏联志愿飞行员。
第二章 国际主义的义务
苏联英雄 Х·П·波留宁
第一次到中国
我首次去中国是在1933-1934年。虽然中央政府是在南京，但国内到处是军阀统治， 内战不止，这首先给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
1933年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省执政的是当时来说相当进步的政府，新疆督办（统治者）盛世才表面上承认南京政府，实际上利用专制政府实行自己的一套统治方法，发行本地的货币…等等。
我们是在1933年11月的一天晚上出发东去的。但我们担心的是我们面临着一种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风俗，特别是不懂汉语，要知道不会说中国话是很难教飞行技术的。
到了塞米巴拉丁斯克，一下火车我们就去找中国领事馆，办好相应的证明，第二天继续上路，车窗外雪旋风在怒号，通风舱口里发出了尖声呼啸，包房里的温度几乎下降到零度，我们把箱子里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也还是不暖和。
火车沿着不久前建成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前进。当时人们称这一国内最大的新建筑叫“土西”，它联结了两个最富的经济区──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
我们在一个叫做阿雅古斯的无边无际草原中被人遗忘的小站下了车，人们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把我们安排在简易的木屋里过夜，并交给我这个组长一封公函。我急忙拆开信封，看到一段简短的命令：“装好Ｐ－５飞机，准备转移。”
“飞机在哪儿？”我问带我们来的同志。
“就在那儿，离车站不远。”
第二天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挖出了几个被雪埋没了的木箱，里面装的是拆散了的飞机零件。穿着飞行服行动起来很不方便，我们领来了毡靴、短皮袄和很暖和的手套。在零下30°的严寒中，我们从早干到晚，甚至脱下手套都是很危险的，手指真的会粘在金属上。最后，飞机倒底给安装好了，并装上了滑雪板。为了不致被风吹跑，加固了缆绳，给油箱加了油。
天渐渐放晴，风也平息了。我们几个人轮流试飞了飞机，经过最严格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毛病，这也并不奇怪：技师是很有经验的，他们是在空军科学研究院工作的，对飞机熟悉得连每个螺丝钉都清清楚楚。
不久以后我们小组转移到了国境线附近的一个不大的野战机场。在这里不得不耽搁了一阵，三天过去了，起飞的命令还没有下来。这几天我们就研究中国地图，熟悉我们将要飞行的那些地方的地形，记住河流、山岭、居民点的名称。可是，突然在塔尔巴加泰山方向发现了飞机，我们立即迎着那个方向跑去，飞机着地了。从座舱里跳下一个不太年轻的飞行员，他自我介绍叫盖那基·贝利茨基，他告诉我们，新疆已经办了一所航空学校，可是，一切又不得不停了下来：内战爆发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唆使马仲英发动了反政府的叛乱，他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正在攻打城堡，省长盛世才向我们求援。
乌鲁木齐地处谷地，三面是山，约有三万人口，多数是维吾尔人和东干人。中国人不多，俄国人更是很少。
“乌鲁木齐有机场吗？”我问贝利茨基。
他笑了笑。
“那儿哪有什么机场！一块空旷的平地，清除了一些大的岩石，就算是机场了。”
“汽油怎么办？加一次油不够飞到乌鲁木齐。”
“先在石河降落，再等下一步命令。”
12月25日夜里警报唤醒了我们，机场很近，只有３公里，却走了两个小时。暴风雪咆哮着，不时有人跌倒，一到机场就给我们下了命令：
“有战斗任务，给飞机挂上炸弹，给射击武器带上两份弹药，别忘了备足汽油。”
夜里剩下来的时间就忙着做飞行准备。最后，起飞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柯斯嘉·金斯科夫驾驶着自己的Ｐ－５首先上了天，跟在他后面的是我，重载的飞机在被风吹得不平的雪面冰层上滑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离了地。在我之后升起的是谢尔盖·安东尼诺克。
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起飞平安无事。但最困难的还是在前面。我们能翻越过塔尔巴加泰山峰吗？它的高度是四千米，山峰覆盖着云层，只有一个办法：尽可能飞高些，凭仪表飞行。飞机上既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又没有氧气瓶。高度表、速度表、罗盘、时钟，这就是我们的全部仪表，就凭这么一点设备在复杂的天气条件下飞行是冒险的，刚一进入云层，彼此就看不见了，每个人只能独自判断方向。
计时表无情地数出了逝去的分分秒秒，按时间判断山峰应该已经落在后面了，然而周围依然是团团翻滚着的白云，下降是危险的，严格保持高度，直到下面出现了“天窗”，透过云层的缝隙我看见了多石的高原，因为缺氧，我感到一阵阵地恶心，于是决定下降，我前面是荒凉的腾格里。没有什么值得看的：既没有树，也没有灌木，只有岩石和沙丘。
我在云雾中细细观察，希望能看到同志们的飞机，右方稍后一点地方我发现了一个黑点，我减慢了速度，以便后面的飞机能赶上来。我知道侧面的是柯斯嘉·金斯科夫的飞机，但安托尼诺克在哪儿呢？我怎么也找不到。
我们两架飞机一块儿飞着，下面出现了一个什么村镇，我在地图上看，好象是石河。我们降落了，一个胖胖的高个子军官朝我们走来，肩上佩着沙俄军队的上校肩章。他把手举向皮帽子，给我们敬了个礼，自我介绍说：
“伊万诺夫上校，你们怎么飞来的，先生们？”
应该承认，我刚听到这样的称呼时呆住了：苏维埃人听到“先生”这样的称呼是觉得很奇怪的，但冷静下来想一想，不是一家子人，这样称呼还是对的。
“我们等你们很久了，先生们。”上校微笑着继续说道，不时捻捻自己夹杂着白毛的黑胡子。
“请问您是什么人？”我忍不住问道。
“俄罗斯侨民骑兵团团长。”伊万诺夫回答，“我的骑兵团属于中国政府军。因为我是俄罗斯人，所以要我来这里接你们。”
我痛苦地想到：麻烦越来越多了。还没有来得及从塔尔巴加泰的冒险中清醒过来，又突然出了新的危险：我们成了沙皇军队上校的什么人了？既不是他的客人，又不是他的俘虏。 “先生们，请上车吧。”伊万诺夫指了指不远处套着四头犍牛的牛车，“他们在等你们呢。”
《谁在等我们？》我头脑中忽然冒出一个警惕的想法，不由得和舍斯科夫对望了一眼，《不会是诓我们吧？》
“请原谅，”我回答上校，“我们不能耽搁，我们有任务，要飞到乌鲁木齐去。”
“但是那儿──”他开始用一种警告的口气说。
“已经事先告诉我们这些情况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敢耽搁你们了。”上校行了个礼。
给飞机添加了燃料以后，我们把剩下的汽油给了中国人，过了大约十分钟，我和舍斯科夫又上了天，能见度好极了，我们两架飞机毫不费力地到了乌鲁木齐。
飞近城市的时候，我们看见城堡附近有大批人马，叛军正在攻打要塞，隐隐约约不时闪现出射击的火花，进攻的步兵后面是耀武扬威的骑兵。我和金斯科夫都只是在靶场上轰炸过目标，要轰炸真正的目标，我们心中是多么激动。
我们降低了高度，开始轮番地向叛军密集处投掷25公斤级的杀伤弹，下面腾起了几处爆炸的烟雾，领航员用机枪向后撤的敌人连续射击。我们看见，叛军离开城堡汹涌地向后退却，四处奔跑，骑兵追上他们，向山上驰去。在通往城堡要冲的雪地上清晰地躺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差不多在那里，我们投下了最后一枚炸弹。叛军被突然的空袭吓坏了，后来据说，相信迷信的马仲英将军醒悟到这天上掉下来的炸弹是神的惩罚，他们之中谁也没有见过飞机，打败了叛军之后，我们回到了石河。
下一次的战斗之前我们先要侦察一下，马仲英将军有没有把他在乌鲁木齐附近被打败的军队重新集合起来。储备的汽油不够了，只能给柯斯嘉·金斯科夫一个人的飞机加油，他下云侦察没有回来。已是黄昏了，他还没有回来，难道牺牲了？
天黑前汽油运来了，我和领航员给飞机加了油，补充了弹药，早晨，天刚刚亮，我们就起飞去寻找同志。虽然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没有找到。阿辽沙·查维雅洛夫发现一个山谷里聚集了不少叛军的骑兵，就把所有的炸弹都扔下去了。
第二天早上继续寻找金斯科夫，我们在乌鲁木齐周围上空毫无效果地转了差不多有两个钟头，只是在回来的途中才在城堡旁边发现一架人为掩蔽起来的飞机，好！飞机找到了，但柯斯嘉在哪儿？要是还活着的话，为什么不给我们通个气呢？我们把这一情况通知了我们的领事。还算幸运，柯斯嘉·金斯科夫还活着，而且健康。原来，他的飞机被叛军打伤，被迫降落在乌鲁木齐城堡附近，城里的守军立刻跑来救出了飞行员。飞机被拖到城墙边伪装了起来，只有在天上才能发现这架飞机。
不久，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为了在新疆开办航空学校，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一些Ｐ－５和ПＯ－２飞机及全部装备，还派了一大批有经验的教官。
中国当局任命王将军为航校校长，我被指定担任他的航空总顾问。
将军勉勉强强凑了一些飞行预备生之后，他们就来上课了。学生很吃力，老师也同样吃力，很多学员还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在学空气动力学的时候，他们怎么也不明白这个螺旋桨怎么会“转”到天上而且还拖着这么重的一架飞机。我们中间谁也不会讲中国话，而听的人根本就不懂俄语，于是，过去在空军科学研究院所掌握的一套实际演示的技巧，这时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有用的了。
然而中国人尽管学得很慢，但还是在学习中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让他们自己来驾驶飞机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啊！飞驰过快速飞机以后，学员们围成一团，挥动着有力的手，高声地谈论着什么。
我们对学员们的勤备感到惊讶，他们能一动不动地在地上坐上几个小时，听起课来甚至会忘记吃饭和休息。他们尤其爱上实习课，对飞机他们就像对活生生的人一样，崇拜得五体投地。
中国人和我们有着良好的关系，他们知道苏联人给他们的祖国以无私的援助。
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实行的是残酷的棍棒纪律，根本不把士兵当作人，农民出身的士兵穿上军装后不过是一个无权的活物，一头使役的牲畜。从社会的特权阶层招慕来的军官傲慢地对待平民，对他们来说，把士兵打得头破血流、关进监牢或者用冷、热、渴来折磨士兵根本不算一回事。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军官打一个未来的飞行员，挨打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把饭盒不慎掉下来并可能引起了一点风波。这个士兵一动不动地站着，不敢因为挨打而稍稍避让。打完了之后，还要向军官鞠躬，感谢他的“教训”。我们很想出面替这个无辜的人说情，但是，正如常言说的，自己的家规在别人家里是行不通的。
这一切使得我们都以一种十分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普通人，他们则对我们报以热爱。常常有这种情况：他们拿来一篮苹果，诚心诚意地说：
“На，ку－шай，карашо кушай.”
我们尽量谢绝这些礼物，但是中国人会生气。
应省政府的请求，我们常常进行一些远不是教学性质的非常冒险的飞行。有一次我和领航员季莫菲也夫·米柴尔斯基到南疆去办一件紧急的事，天气很坏，连绵不断的云层把山全部复盖住了，返回已经迟了──汽油不够了。
我们开始寻找绕行的路线，只飞了六小时我们就在亚玛山的山顶上发现了一块比较平坦的场地，要趁着没有雾赶快着陆。这样做是冒险的，但没有办法，我们没有降落伞。我减低速度，希望能更准确地让飞机“贴近”地面，左面是悬崖峭壁，右面是山谷深渊，但还是着陆了，要是有谁现在告诉我这样的情况我是不会相信的。高度在海拔2000米左右，我和米柴尔斯基走下飞机互相拥抱了：我俩都活了。
我派领航员下到山谷去，那儿，大约７公里以外有我们的机场，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还有燃料快完了，我自己留在飞机这儿。夜幕降临了，峡谷里风在呼啸，《好》，我想，《到早晨雾就会散的》。但有风就更冷了，我躲进座舱里，也不感到稍微暖和一些，真是饥寒交迫，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没有闭上眼。
早晨我看见几个骑兵向我奔驰而来，《自己人？还是什么人？》我紧紧贴近了机枪，但担心是多余的：是当地的居民赶来帮助我，一道来的还有米柴尔斯基和机械师库兹明，两匹马驮着几桶用绳子捆好的油桶。
加完油以后，中国人帮我们把飞机朝回来的方向调好头，乍一看来这个场地对于飞机起飞是绰绰有余的，我们同中国人告别，感谢了他们的帮助之后，开始起飞了。但是我估计错了：原来起飞的距离不够，飞机跑到尽头悬崖处下落了，好在起飞的速度已经够了，飞机在山谷深渊上空渐渐加大了速度和高度，危险总算过去了。那天的天气是晴朗的，我们平安地飞到了乌鲁木齐。
在新疆山区里的飞行每次都是冒着危险的，天气变化无常，山区人烟稀少，没有植物，谁要是单独地处在这样的边区环境中的话，那是很少有希望能活下来的。我们去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都要备好食物、小刀、包扎材料及其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的东西。特别是暴风的折磨，它能把飞机像是一根绒毛似地抛起来，地面上卷起飞沙走石，这时候飞机必须牢牢地栓好。
有一次我驾机去某个地方，过了几天回到机场一看，我的眼睛简直不敢相信：飞机场上一架飞机也没有，它们上哪儿去了？队长阿列克赛·拉佐列诺夫走来了，满脸伤心的样子，差点没哭出来。
“发生什么事了？”我紧张起来。
“不能飞了。”他说，“我们所有的飞机都掉到那个山沟里去了。”他向机场那边的方向挥了挥手。
原来，前几天来了一场飓风，飞机挣断了固定缆绳一古脑儿全扫进山谷里去了。它们被损坏到这种程度：18架飞机中竟没有一架还能装修。
1934年深秋我回国了。为了对我们的援助表示感谢，当地政府为苏联飞行员举行了热烈的送行，苏联又派了一批新的教官接替了我们的工作。
苏联英雄 Х·П·波留宁
第一次到中国
我首次去中国是在1933-1934年。虽然中央政府是在南京，但国内到处是军阀统治， 内战不止，这首先给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
1933年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省执政的是当时来说相当进步的政府，新疆督办（统治者）盛世才表面上承认南京政府，实际上利用专制政府实行自己的一套统治方法，发行本地的货币…等等。
我们是在1933年11月的一天晚上出发东去的。但我们担心的是我们面临着一种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风俗，特别是不懂汉语，要知道不会说中国话是很难教飞行技术的。
到了塞米巴拉丁斯克，一下火车我们就去找中国领事馆，办好相应的证明，第二天继续上路，车窗外雪旋风在怒号，通风舱口里发出了尖声呼啸，包房里的温度几乎下降到零度，我们把箱子里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也还是不暖和。
火车沿着不久前建成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前进。当时人们称这一国内最大的新建筑叫“土西”，它联结了两个最富的经济区──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
我们在一个叫做阿雅古斯的无边无际草原中被人遗忘的小站下了车，人们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把我们安排在简易的木屋里过夜，并交给我这个组长一封公函。我急忙拆开信封，看到一段简短的命令：“装好Ｐ－５飞机，准备转移。”
“飞机在哪儿？”我问带我们来的同志。
“就在那儿，离车站不远。”
第二天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挖出了几个被雪埋没了的木箱，里面装的是拆散了的飞机零件。穿着飞行服行动起来很不方便，我们领来了毡靴、短皮袄和很暖和的手套。在零下30°的严寒中，我们从早干到晚，甚至脱下手套都是很危险的，手指真的会粘在金属上。最后，飞机倒底给安装好了，并装上了滑雪板。为了不致被风吹跑，加固了缆绳，给油箱加了油。
天渐渐放晴，风也平息了。我们几个人轮流试飞了飞机，经过最严格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毛病，这也并不奇怪：技师是很有经验的，他们是在空军科学研究院工作的，对飞机熟悉得连每个螺丝钉都清清楚楚。
不久以后我们小组转移到了国境线附近的一个不大的野战机场。在这里不得不耽搁了一阵，三天过去了，起飞的命令还没有下来。这几天我们就研究中国地图，熟悉我们将要飞行的那些地方的地形，记住河流、山岭、居民点的名称。可是，突然在塔尔巴加泰山方向发现了飞机，我们立即迎着那个方向跑去，飞机着地了。从座舱里跳下一个不太年轻的飞行员，他自我介绍叫盖那基·贝利茨基，他告诉我们，新疆已经办了一所航空学校，可是，一切又不得不停了下来：内战爆发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唆使马仲英发动了反政府的叛乱，他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正在攻打城堡，省长盛世才向我们求援。
乌鲁木齐地处谷地，三面是山，约有三万人口，多数是维吾尔人和东干人。中国人不多，俄国人更是很少。
“乌鲁木齐有机场吗？”我问贝利茨基。
他笑了笑。
“那儿哪有什么机场！一块空旷的平地，清除了一些大的岩石，就算是机场了。”
“汽油怎么办？加一次油不够飞到乌鲁木齐。”
“先在石河降落，再等下一步命令。”
12月25日夜里警报唤醒了我们，机场很近，只有３公里，却走了两个小时。暴风雪咆哮着，不时有人跌倒，一到机场就给我们下了命令：
“有战斗任务，给飞机挂上炸弹，给射击武器带上两份弹药，别忘了备足汽油。”
夜里剩下来的时间就忙着做飞行准备。最后，起飞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柯斯嘉·金斯科夫驾驶着自己的Ｐ－５首先上了天，跟在他后面的是我，重载的飞机在被风吹得不平的雪面冰层上滑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离了地。在我之后升起的是谢尔盖·安东尼诺克。
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起飞平安无事。但最困难的还是在前面。我们能翻越过塔尔巴加泰山峰吗？它的高度是四千米，山峰覆盖着云层，只有一个办法：尽可能飞高些，凭仪表飞行。飞机上既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又没有氧气瓶。高度表、速度表、罗盘、时钟，这就是我们的全部仪表，就凭这么一点设备在复杂的天气条件下飞行是冒险的，刚一进入云层，彼此就看不见了，每个人只能独自判断方向。
计时表无情地数出了逝去的分分秒秒，按时间判断山峰应该已经落在后面了，然而周围依然是团团翻滚着的白云，下降是危险的，严格保持高度，直到下面出现了“天窗”，透过云层的缝隙我看见了多石的高原，因为缺氧，我感到一阵阵地恶心，于是决定下降，我前面是荒凉的腾格里。没有什么值得看的：既没有树，也没有灌木，只有岩石和沙丘。
我在云雾中细细观察，希望能看到同志们的飞机，右方稍后一点地方我发现了一个黑点，我减慢了速度，以便后面的飞机能赶上来。我知道侧面的是柯斯嘉·金斯科夫的飞机，但安托尼诺克在哪儿呢？我怎么也找不到。
我们两架飞机一块儿飞着，下面出现了一个什么村镇，我在地图上看，好象是石河。我们降落了，一个胖胖的高个子军官朝我们走来，肩上佩着沙俄军队的上校肩章。他把手举向皮帽子，给我们敬了个礼，自我介绍说：
“伊万诺夫上校，你们怎么飞来的，先生们？”
应该承认，我刚听到这样的称呼时呆住了：苏维埃人听到“先生”这样的称呼是觉得很奇怪的，但冷静下来想一想，不是一家子人，这样称呼还是对的。
“我们等你们很久了，先生们。”上校微笑着继续说道，不时捻捻自己夹杂着白毛的黑胡子。
“请问您是什么人？”我忍不住问道。
“俄罗斯侨民骑兵团团长。”伊万诺夫回答，“我的骑兵团属于中国政府军。因为我是俄罗斯人，所以要我来这里接你们。”
我痛苦地想到：麻烦越来越多了。还没有来得及从塔尔巴加泰的冒险中清醒过来，又突然出了新的危险：我们成了沙皇军队上校的什么人了？既不是他的客人，又不是他的俘虏。 “先生们，请上车吧。”伊万诺夫指了指不远处套着四头犍牛的牛车，“他们在等你们呢。”
《谁在等我们？》我头脑中忽然冒出一个警惕的想法，不由得和舍斯科夫对望了一眼，《不会是诓我们吧？》
“请原谅，”我回答上校，“我们不能耽搁，我们有任务，要飞到乌鲁木齐去。”
“但是那儿──”他开始用一种警告的口气说。
“已经事先告诉我们这些情况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敢耽搁你们了。”上校行了个礼。
给飞机添加了燃料以后，我们把剩下的汽油给了中国人，过了大约十分钟，我和舍斯科夫又上了天，能见度好极了，我们两架飞机毫不费力地到了乌鲁木齐。
飞近城市的时候，我们看见城堡附近有大批人马，叛军正在攻打要塞，隐隐约约不时闪现出射击的火花，进攻的步兵后面是耀武扬威的骑兵。我和金斯科夫都只是在靶场上轰炸过目标，要轰炸真正的目标，我们心中是多么激动。
我们降低了高度，开始轮番地向叛军密集处投掷25公斤级的杀伤弹，下面腾起了几处爆炸的烟雾，领航员用机枪向后撤的敌人连续射击。我们看见，叛军离开城堡汹涌地向后退却，四处奔跑，骑兵追上他们，向山上驰去。在通往城堡要冲的雪地上清晰地躺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差不多在那里，我们投下了最后一枚炸弹。叛军被突然的空袭吓坏了，后来据说，相信迷信的马仲英将军醒悟到这天上掉下来的炸弹是神的惩罚，他们之中谁也没有见过飞机，打败了叛军之后，我们回到了石河。
下一次的战斗之前我们先要侦察一下，马仲英将军有没有把他在乌鲁木齐附近被打败的军队重新集合起来。储备的汽油不够了，只能给柯斯嘉·金斯科夫一个人的飞机加油，他下云侦察没有回来。已是黄昏了，他还没有回来，难道牺牲了？
天黑前汽油运来了，我和领航员给飞机加了油，补充了弹药，早晨，天刚刚亮，我们就起飞去寻找同志。虽然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没有找到。阿辽沙·查维雅洛夫发现一个山谷里聚集了不少叛军的骑兵，就把所有的炸弹都扔下去了。
第二天早上继续寻找金斯科夫，我们在乌鲁木齐周围上空毫无效果地转了差不多有两个钟头，只是在回来的途中才在城堡旁边发现一架人为掩蔽起来的飞机，好！飞机找到了，但柯斯嘉在哪儿？要是还活着的话，为什么不给我们通个气呢？我们把这一情况通知了我们的领事。还算幸运，柯斯嘉·金斯科夫还活着，而且健康。原来，他的飞机被叛军打伤，被迫降落在乌鲁木齐城堡附近，城里的守军立刻跑来救出了飞行员。飞机被拖到城墙边伪装了起来，只有在天上才能发现这架飞机。
不久，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为了在新疆开办航空学校，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一些Ｐ－５和ПＯ－２飞机及全部装备，还派了一大批有经验的教官。
中国当局任命王将军为航校校长，我被指定担任他的航空总顾问。
将军勉勉强强凑了一些飞行预备生之后，他们就来上课了。学生很吃力，老师也同样吃力，很多学员还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在学空气动力学的时候，他们怎么也不明白这个螺旋桨怎么会“转”到天上而且还拖着这么重的一架飞机。我们中间谁也不会讲中国话，而听的人根本就不懂俄语，于是，过去在空军科学研究院所掌握的一套实际演示的技巧，这时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有用的了。
然而中国人尽管学得很慢，但还是在学习中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让他们自己来驾驶飞机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啊！飞驰过快速飞机以后，学员们围成一团，挥动着有力的手，高声地谈论着什么。
我们对学员们的勤备感到惊讶，他们能一动不动地在地上坐上几个小时，听起课来甚至会忘记吃饭和休息。他们尤其爱上实习课，对飞机他们就像对活生生的人一样，崇拜得五体投地。
中国人和我们有着良好的关系，他们知道苏联人给他们的祖国以无私的援助。
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实行的是残酷的棍棒纪律，根本不把士兵当作人，农民出身的士兵穿上军装后不过是一个无权的活物，一头使役的牲畜。从社会的特权阶层招慕来的军官傲慢地对待平民，对他们来说，把士兵打得头破血流、关进监牢或者用冷、热、渴来折磨士兵根本不算一回事。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军官打一个未来的飞行员，挨打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把饭盒不慎掉下来并可能引起了一点风波。这个士兵一动不动地站着，不敢因为挨打而稍稍避让。打完了之后，还要向军官鞠躬，感谢他的“教训”。我们很想出面替这个无辜的人说情，但是，正如常言说的，自己的家规在别人家里是行不通的。
这一切使得我们都以一种十分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普通人，他们则对我们报以热爱。常常有这种情况：他们拿来一篮苹果，诚心诚意地说：
“На，ку－шай，карашо кушай.”
我们尽量谢绝这些礼物，但是中国人会生气。
应省政府的请求，我们常常进行一些远不是教学性质的非常冒险的飞行。有一次我和领航员季莫菲也夫·米柴尔斯基到南疆去办一件紧急的事，天气很坏，连绵不断的云层把山全部复盖住了，返回已经迟了──汽油不够了。
我们开始寻找绕行的路线，只飞了六小时我们就在亚玛山的山顶上发现了一块比较平坦的场地，要趁着没有雾赶快着陆。这样做是冒险的，但没有办法，我们没有降落伞。我减低速度，希望能更准确地让飞机“贴近”地面，左面是悬崖峭壁，右面是山谷深渊，但还是着陆了，要是有谁现在告诉我这样的情况我是不会相信的。高度在海拔2000米左右，我和米柴尔斯基走下飞机互相拥抱了：我俩都活了。
我派领航员下到山谷去，那儿，大约７公里以外有我们的机场，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还有燃料快完了，我自己留在飞机这儿。夜幕降临了，峡谷里风在呼啸，《好》，我想，《到早晨雾就会散的》。但有风就更冷了，我躲进座舱里，也不感到稍微暖和一些，真是饥寒交迫，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没有闭上眼。
早晨我看见几个骑兵向我奔驰而来，《自己人？还是什么人？》我紧紧贴近了机枪，但担心是多余的：是当地的居民赶来帮助我，一道来的还有米柴尔斯基和机械师库兹明，两匹马驮着几桶用绳子捆好的油桶。
加完油以后，中国人帮我们把飞机朝回来的方向调好头，乍一看来这个场地对于飞机起飞是绰绰有余的，我们同中国人告别，感谢了他们的帮助之后，开始起飞了。但是我估计错了：原来起飞的距离不够，飞机跑到尽头悬崖处下落了，好在起飞的速度已经够了，飞机在山谷深渊上空渐渐加大了速度和高度，危险总算过去了。那天的天气是晴朗的，我们平安地飞到了乌鲁木齐。
在新疆山区里的飞行每次都是冒着危险的，天气变化无常，山区人烟稀少，没有植物，谁要是单独地处在这样的边区环境中的话，那是很少有希望能活下来的。我们去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都要备好食物、小刀、包扎材料及其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的东西。特别是暴风的折磨，它能把飞机像是一根绒毛似地抛起来，地面上卷起飞沙走石，这时候飞机必须牢牢地栓好。
有一次我驾机去某个地方，过了几天回到机场一看，我的眼睛简直不敢相信：飞机场上一架飞机也没有，它们上哪儿去了？队长阿列克赛·拉佐列诺夫走来了，满脸伤心的样子，差点没哭出来。
“发生什么事了？”我紧张起来。
“不能飞了。”他说，“我们所有的飞机都掉到那个山沟里去了。”他向机场那边的方向挥了挥手。
原来，前几天来了一场飓风，飞机挣断了固定缆绳一古脑儿全扫进山谷里去了。它们被损坏到这种程度：18架飞机中竟没有一架还能装修。
1934年深秋我回国了。为了对我们的援助表示感谢，当地政府为苏联飞行员举行了热烈的送行，苏联又派了一批新的教官接替了我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