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石头摸错了：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加重地方债

这块石头摸错了：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加重地方债

字号:小中大2013-04-25 06:49:23   

王韬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从事国际贸易

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最近一两年似乎变得愈演愈烈，更成为国内外“唱空”的首要突破口。地方债务，乃至整个处理问题的金融系统，确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问题甚至是我们在习惯性思维中忽略的。

地方债务积累，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要不要继续向前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继续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问题；是中国的各地方政府应不应该继续向民众和企业提供更好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问题。答案显然都是肯定的。既然在根本问题上没有疑问，那么问题就在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设计和建设，能否对此提供足够的支持，甚至是更大的支持？

中国的许多地方债务，平台负担沉重，现金流面临枯竭，而收入面临政策性减少。这问题当然很大，但绝不能简单地只看总额，更不应该去和别的国家做类比。中国的地方债务狭义的算据说有10万亿，广义的算据说有20万亿，但这些是总负债额，不是净资不抵债额。这些属于地方债务的债务人，他们不仅有债务，也是持有债权存在的，更不用说他们在贷款时还有大量资产和抵押物，否则银行当初就根本不会放出贷款。净资不抵债额只是所有地方债务中的极小一部分。西方那些重债危机国，他们的债务是完全没有其他债权没有抵押物冲抵，全指望GDP产值在未来的征税收入来还债。把债务/GDP比重来衡量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然后以此作为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的理由，这就不符合逻辑了，纯粹是一种“做空”手段。

而深入分析，就能发现中国金融体系的设计和建设，对支持基建发展是有缺陷的。缺陷在哪里？缺陷就在于：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时，在制度设计上本应该负担这一职责的核心支柱——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在2006年底被国务院决策转型商业银行去了（至2008年底完全转型完成）。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的使命是：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重大项目及配套工程建设中，发挥长期融资领域主力银行作用。

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时，在拯救和复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同时，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的通盘设计中，政策性银行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了中国金融体系对支持国家发展的功能完整性。

国家开发银行领导层，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金融人才，最尽职的银行家。国务院既然决策了让国开行转型为商业银行。他们就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成功的把国开行打造成了中国最挣钱最有效率最优秀的商业银行之一，很好地履行了他们的任务。

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的初衷，是解决商业银行对回收期漫长的大型基建和重大项目的“冷淡”，向其提供期限长、利率低的国家开发贷款，以支持国家的发展。在2006年时，大型基建项目正从被认为是“做奉献的项目”，转变为被商业银行认为是最具融资价值的“香饽饽”。国开行转型商业银行，被认为不会对长期投资产生多大影响，还能消除不公平待遇，促进平等竞争。而在转型以后，国开行不再像以前一样，以提供低利率（一般下浮30-50%）、长周期（一般长达10-15年，与项目回报周期一致）的国家开发贷款为主；而以发放高利率（上浮30-50%）、短周期（期限2年期以内）、高安全担保（按两台一组模式多重担保）的商业贷款为主，这对于一个现在是商业银行的银行来说，不但无可厚非，而且是尽职尽责的履行自己职责的表现。可对于国家的发展大局来说则未必妥当。

缺乏一个发挥长期融资领域主力作用的金融机构来支持，中国的地方债务爆发出今天这种危机和风险，至少一部分责任，必须归结于此。
但2006年底国务院决策，将政策性银行转型商业银行，这个决策本身是正确的吗？中国是更需要第六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呢？还是更需要一家强有力的政策性银行，负担政策性的国家开发支持工作？

在2006-2008年的国开行转型决策过程时，当时并没有多少地方债务危机问题。在当时的决策考虑中，似乎也并没有认为这种商业转型，会令90年代原版的金融体系通盘设计，在今后产生了什么运作缺陷。

但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了，这块石头可能摸错了。地方建设融资失去足够的政策性银行融资，依赖于商业性银行贷款的结果，就是贷款时限过短，中国发展所必需的的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大项目，回报周期漫长（一般至少10-15年），不可能靠其本身未来的收入，归还眼前的短期限债务（商业性融资通常只有2-5年期限，甚至短的只有1年期），而必须依赖于地方融资平台的腾挪周转、借新还旧，即俗称的“短贷长用”问题。而每当信贷收紧的时候，地方融资平台就必然出现周转困难、爆发危机。如今更进一步引起了影子银行问题。

单纯地对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去整顿和化解目前的地方债务问题，把这个当做化解经济增长风险的举措，很大程度上是南辕北辙。因为地方政府要整顿和化解目前的地方债务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基础设施的收费，比如房价更高，高速公路收费翻倍，让地方融资平台城投城建集团们，参照机场建设费模式在其所拥有的设施上开征更多收入，以增加现金流收入。这自然就能解决目前的地方债务危机问题，但如此解决之法，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比不解决地方债务问题还糟糕。

中国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继续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就必须要向民众和企业提供更好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所以，中央必须出手协助地方政府化解地方债务问题，帮助地方政府继续可持续的良性推进基建投资。

但中央的出手协助，不应该是拿钱埋单，而应当是弥补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失。重新恢复和加强国开行的政策性国家开发功能。由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向各地方提供低利率、长周期（至少10-15年）的国家开发贷款，替代那些地方融资平台正背负着的高利率、短周期的商业贷款。当然，在进行贷款重组的过程中，也应该有纪检、审计、经侦等机构协助进行清理。如此，地方债务就能转危为安良性发展，同时也能消除最近极为严重的影子银行问题。

愿中国能尽快弥补这一金融体系的缺失，保证金融体系能够持续支持国家的发展，化解地方债务问题，让中国经济发展更稳健、增长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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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这块石头摸错了：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加重地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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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从事国际贸易

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最近一两年似乎变得愈演愈烈，更成为国内外“唱空”的首要突破口。地方债务，乃至整个处理问题的金融系统，确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问题甚至是我们在习惯性思维中忽略的。

地方债务积累，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要不要继续向前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继续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问题；是中国的各地方政府应不应该继续向民众和企业提供更好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问题。答案显然都是肯定的。既然在根本问题上没有疑问，那么问题就在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设计和建设，能否对此提供足够的支持，甚至是更大的支持？

中国的许多地方债务，平台负担沉重，现金流面临枯竭，而收入面临政策性减少。这问题当然很大，但绝不能简单地只看总额，更不应该去和别的国家做类比。中国的地方债务狭义的算据说有10万亿，广义的算据说有20万亿，但这些是总负债额，不是净资不抵债额。这些属于地方债务的债务人，他们不仅有债务，也是持有债权存在的，更不用说他们在贷款时还有大量资产和抵押物，否则银行当初就根本不会放出贷款。净资不抵债额只是所有地方债务中的极小一部分。西方那些重债危机国，他们的债务是完全没有其他债权没有抵押物冲抵，全指望GDP产值在未来的征税收入来还债。把债务/GDP比重来衡量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然后以此作为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的理由，这就不符合逻辑了，纯粹是一种“做空”手段。

而深入分析，就能发现中国金融体系的设计和建设，对支持基建发展是有缺陷的。缺陷在哪里？缺陷就在于：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时，在制度设计上本应该负担这一职责的核心支柱——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在2006年底被国务院决策转型商业银行去了（至2008年底完全转型完成）。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的使命是：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重大项目及配套工程建设中，发挥长期融资领域主力银行作用。

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时，在拯救和复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同时，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的通盘设计中，政策性银行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了中国金融体系对支持国家发展的功能完整性。

国家开发银行领导层，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金融人才，最尽职的银行家。国务院既然决策了让国开行转型为商业银行。他们就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成功的把国开行打造成了中国最挣钱最有效率最优秀的商业银行之一，很好地履行了他们的任务。

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的初衷，是解决商业银行对回收期漫长的大型基建和重大项目的“冷淡”，向其提供期限长、利率低的国家开发贷款，以支持国家的发展。在2006年时，大型基建项目正从被认为是“做奉献的项目”，转变为被商业银行认为是最具融资价值的“香饽饽”。国开行转型商业银行，被认为不会对长期投资产生多大影响，还能消除不公平待遇，促进平等竞争。而在转型以后，国开行不再像以前一样，以提供低利率（一般下浮30-50%）、长周期（一般长达10-15年，与项目回报周期一致）的国家开发贷款为主；而以发放高利率（上浮30-50%）、短周期（期限2年期以内）、高安全担保（按两台一组模式多重担保）的商业贷款为主，这对于一个现在是商业银行的银行来说，不但无可厚非，而且是尽职尽责的履行自己职责的表现。可对于国家的发展大局来说则未必妥当。

缺乏一个发挥长期融资领域主力作用的金融机构来支持，中国的地方债务爆发出今天这种危机和风险，至少一部分责任，必须归结于此。
但2006年底国务院决策，将政策性银行转型商业银行，这个决策本身是正确的吗？中国是更需要第六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呢？还是更需要一家强有力的政策性银行，负担政策性的国家开发支持工作？

在2006-2008年的国开行转型决策过程时，当时并没有多少地方债务危机问题。在当时的决策考虑中，似乎也并没有认为这种商业转型，会令90年代原版的金融体系通盘设计，在今后产生了什么运作缺陷。

但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了，这块石头可能摸错了。地方建设融资失去足够的政策性银行融资，依赖于商业性银行贷款的结果，就是贷款时限过短，中国发展所必需的的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大项目，回报周期漫长（一般至少10-15年），不可能靠其本身未来的收入，归还眼前的短期限债务（商业性融资通常只有2-5年期限，甚至短的只有1年期），而必须依赖于地方融资平台的腾挪周转、借新还旧，即俗称的“短贷长用”问题。而每当信贷收紧的时候，地方融资平台就必然出现周转困难、爆发危机。如今更进一步引起了影子银行问题。

单纯地对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去整顿和化解目前的地方债务问题，把这个当做化解经济增长风险的举措，很大程度上是南辕北辙。因为地方政府要整顿和化解目前的地方债务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基础设施的收费，比如房价更高，高速公路收费翻倍，让地方融资平台城投城建集团们，参照机场建设费模式在其所拥有的设施上开征更多收入，以增加现金流收入。这自然就能解决目前的地方债务危机问题，但如此解决之法，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比不解决地方债务问题还糟糕。

中国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继续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就必须要向民众和企业提供更好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所以，中央必须出手协助地方政府化解地方债务问题，帮助地方政府继续可持续的良性推进基建投资。

但中央的出手协助，不应该是拿钱埋单，而应当是弥补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失。重新恢复和加强国开行的政策性国家开发功能。由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向各地方提供低利率、长周期（至少10-15年）的国家开发贷款，替代那些地方融资平台正背负着的高利率、短周期的商业贷款。当然，在进行贷款重组的过程中，也应该有纪检、审计、经侦等机构协助进行清理。如此，地方债务就能转危为安良性发展，同时也能消除最近极为严重的影子银行问题。

愿中国能尽快弥补这一金融体系的缺失，保证金融体系能够持续支持国家的发展，化解地方债务问题，让中国经济发展更稳健、增长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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