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吃过鬼子心的新四军战士

转自：新四军二师网 口述：曹明，记载：名扬
1938年，日本侵华日军打到了我家乡安徽怀远县。当时负责防守的是李宗仁的广西军。广西军象征性地挖了挖战壕，没放几枪，一夜间不知撤到哪儿了。你一撤平民百姓可就遭殃喽。任人宰杀，是什么感觉？我记忆太深了，当时我全家分散逃难，俺娘带着我随着逃难的人流无目的乱跑，逃到寿县中心渡，黑压压的人群挤在一起，鬼子的飞机追着平民百姓狂轰滥炸，扫射了一整天。河里漂满了尸体，血染红了河水。河两岸四处堆放着乡亲们的尸体，被屠杀的十有八九是妇女、儿童、老年人。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血债累累。

　　我和母亲侥幸逃过这场劫难，我无法忘记那一幕惨景，现在一闭眼，那染红的河水，死难者的惨状，刻在脑子里——抹不去！母亲指着死伤的乡亲对我说：“儿子，当兵要当打鬼子的兵，不打鬼子的兵当不得。”我知道广西军当不得，亡国奴当不得。

　　1939年，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饥饿，还常挨打，地主儿子老欺负我，把我鼻梁打断了。我没跟俺娘打招呼就去找我大哥去了，我大哥是新四军的排长，我知道大哥的部队是穷人的队伍，是打鬼子的队伍。当时我的心愿就是杀鬼子、吃饱饭。

　　当时部队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我还没枪高，跑得慢，常成了行军队伍的尾巴，连长还得派老战士带着我。我参军那天登记姓名，我没名字，大哥想了想：“就叫曹明吧，明天的明好记。”我的名字可以说是新四军起的。

　　1940年我父亲找到队伍上硬要接我回家。我是不愿意的，吃不上饭，还被有钱人欺负，在新四军我心里踏实。连长让我回家再长两年，等能扛动枪再回来，我大哥也觉得留下我在队伍上有些拖累，让我回家过两年再说。这样我的第一次军人生涯不到一年就结束了。

　　回到家去九龙岗矿上打零工，煤矿被日本鬼子占了。日本人根本不把咱矿工当人，我年小体弱，井下的活干不动，在井上扛坑木，扛不动，小鬼子的大皮鞋就踢过来，嘴还骂咧咧的：“小孩的，偷懒的干活，死啦死啦地。”我是牙咬了又咬，忍气吞声。有一天有个老鬼子喊我去他家伺候他和鬼婆子，我一气之下再一次没同爹娘打招呼，去新四军找我大哥去了。

　　1941年，我去老地方找我大哥，我归心似箭呀，百十多里路，没停地跑呀走，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一支队伍。我问他们是哪部分的，有个干部看我说话口气挺大，他反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我是新四军，我要找老部队，找我大哥——曹德兴。干部告诉我：“你大哥他们部队打到天长县去了。我们也是新四军——凤阳独立团，你不要去那找他们了，就在我们这干吧。”当天发了杆枪，在县政府门口站岗，虽然没能找到老部队，从那时起就算参加了革命队伍。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也不知道共产党，我听母亲的，当兵当杀鬼子的兵，参加这样的队伍没错。

　　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我们连同独立团团部一同向凤阳山转移，我们同一队鬼子兵遭遇，很快就接上了火。那时我们的武器太差了，一个连没一挺机枪，每个战士才配三发子弹。日本鬼子一个小队就配一挺机枪，他们火力比我们强大得多，小鬼子的机关枪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连长指导员带上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硬顶了上去，我的三发子弹也放掉了。班长让我往山里撤。班长说的话我记忆犹新：“你扛好枪，往山里跑，活下去。”我撤离了战斗，玩命地跑出了鬼子机枪的射击范围。晚上被打散的部队重新集结，团部小鬼班的人也撤到了山里，我找我们连，小鬼班的班长告诉我，打散了，别找了，跟我们一起走吧。这一仗我们牺牲打散的人很多，独立团政委也负了重伤。我找班长没找到，他牺牲了，或撤到了别的地方？后来我再也没见到班长。今天在你面前活生生的，明天也许永远见不到了。我们连长负了重伤，胯骨被打，后来伤口感染化脓，我只能烧点开水给他洗一洗，没有药治，最后肉烂生蛆，没多久就牺牲了。那年月，在敌后作战，日里埋伏，夜里行军，饭没煮熟，一声令下就得进入战斗，打的很艰苦。新四军每时每刻都在坚持抗战，寻找一切能消灭日本鬼子、汉奸的机会。

　　1943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穷放牛娃，成为共产党员。在独立团一连我是连部通讯员，我们指导员叫周衣冰，他经常给我们这些不识字的战士讲课，讲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我知道了毛主席和反法西斯战争，还知道了希特勒就快完蛋了。

　　周衣冰（原北京军区司令员），腿负过伤，走路时腿有些送跨，往前尥尥地，他打仗勇敢果断。周指导员经常带领我们化妆成百姓突袭日伪据点。突袭之前摸清敌情，然后突然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周指导员打仗向来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指挥的战斗干净利索，他在场我们打起来心里有底，信心十足，把把成功。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日伪汉奸面前，振臂一挥，大吼一声：“动手！”我们迅速解决了鬼子汉奸。

　　1943年，在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中，我连包围了一小队日本鬼子。小鬼子打仗也是顽抗得厉害。剩下最后一个鬼子还端着枪哇啦鬼叫。我的老班长，我的入党介绍人，冲过去缴鬼子的枪，这小鬼子照老班长的头就是一枪，老班长壮烈牺牲，我们扑上去活捉了这个小鬼子。那时活捉一个小鬼子付出的牺牲太大了。在押送鬼子去旅部的路上，我真想一刀宰了这鬼子，老班长死得太可惜了。对待日军战俘，新四军可不像日本鬼子那样。那小鬼子在关押他的房间里哀声叹气，没有了往日的凶蛮，你喝斥他，他低着头不吱声，日本鬼子也有低头的日子。

　　有顿饭我们吃得有点野蛮了，但是对待日本兽兵我倒没觉得过份。我们连端掉了一个日伪区公所，这个据点的鬼子汉奸可恶得很，我们打进据点时牺牲了好几名有经验的侦察员。我同侦察班长联手，掏了一个肥胖的鬼子的心脏，我把这颗心脏送到连部做饭的地儿，让他们连同猪心肺一块给炖了。开饭了，团首长也来了，我作为通讯员站在他们身边，炊事班把一锅肉汤端了上来。首长见我不动筷子，夹了一块肉就塞到我嘴里，我没嚼一下就吞了下去。我见首长们谈笑间连汤带肉的把一锅肉吃了个干净。怎么说呢？现在看我们那时是过分了点。战争是无情残酷的，我也知道吞下的是什么，我没什么可顾忌的，战场上你死我活，不是我吃了你，就是你吃了我，就是这样。我们那时更多的时候是用刀杀人。我认识的一个战士，外号“骚子”，身上总是血迹斑斑，我问他，怎么搞的，就一句话：杀鬼子杀的。我们的胆气从哪来，从杀死对手那来，战场上没有什么道义可言。日本侵华日军什么罪恶没犯下，我们浴血杀敌就是为了结束罪恶。

　　在金钱面前我经受过考验，连里让我送五百块现大洋去县政府，我背着沉甸甸的钱袋，几十里的路，没歇一口气送到了地点。这么多钱对一个穷小子来说简直无法想像。当时县里派了好几个战士来接我，其中有个战士说的话让我无法接受。“怕你小子卷钱跑了，让我们来找你。”这话太伤我的心了。如果信不过我，连长不会让我一个人送这么多钱，自打参加了新四军，我就没想过找机会发财，命都打算豁出去了，钱有屁的用。到了县委，交接完任务，我找到县委领导请求调离，要求去原部队，正规主力部队。县领导劝我不要生气，那个战士不过是开玩笑。我生什么气？我不过想回到原部队我大哥，到他们那儿。县领导最后同意了我的请求。没多久安排我去了新四军二师五旅，分配到旅部警卫连。新四军二师五旅是新四军的劲旅，若同四旅我大哥他们旅联手，绝对是铁军中的铁军，战无不胜。淮海战役老蒋的十八军“英雄团”三十三团就是被五旅给灭掉的。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政治部主任邓少东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我在旅部分派到保卫科给科长陶明当警卫员。陶明科长是个老红军，身材瘦小，但很厉害，审查汉奸敌特有一套办法。抓到的汉奸敌特经常让我们警卫连处决，拿根绳，两头一拽就给绞杀掉了，不用浪费子弹。

　　1945年小鬼子的末日快到了，新四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小鬼子只能做垂死挣扎了。有一天一群鬼子偷袭了我们旅部，我掩护陶明科长到了安全地区。途中遇着作战科的张国，张国原是教导员。那时在作战科当参谋。他在撤离时机要文件包忘了拿，这时急着返回去取。我告诉他村里全是鬼子了，你回去太危险，张国当时非要回去，机要文件丢了，那年代军法处置不会轻的。我曾经丢了三发子弹就差点被枪毙，后来还是团政治部主任保了我。他自个摸回村。我把科长安顿好让他不要乱跑，我得去接应张国，科长同意了。我的职责保护好科长就行，但也不能眼看着张国让鬼子给逮着。我随后追了回去，一进村就听到喊叫声，张国这时已同一个小鬼子打作一团，张国的呼救声和鬼子的鬼叫声让我杀气顿生，冲上去将就张国的头往边上一拨拉，快慢击一个连发打进了鬼子的脑袋，距离太近，血浆溅了我一脸一身。那小鬼子比我高大，“噢”的吐出一口气，蹬腿死了。我拉起张国就往村外跑，枪声惊动了其他鬼子，又有两个鬼子朝我们追来，我俩那时跑已经来不及了，我们闪到一棵树后，我转身把一弹匣子弹射了出去，两小鬼子当场被射杀，我出手快了一秒，鬼子们射出的子弹没能打中我。我拣起一杆枪，同张国跑回安全地区，身后小鬼子的叫声枪声乱成一团。我射杀这三个鬼子前后不到一分钟，太让我兴奋了。小鬼子死前惊恐和绝望的神情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那小鬼子高大魁梧，我矮小瘦弱，战场上讲的是勇气、胆量、出枪的速度，并不取决于身材的大小。谁出手快，谁枪法准，谁活着。罗炳辉师长常教导战士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第二天天一亮，我累得差不多了，在一块石头上休息，旅长成钧带着旅部的干部战士骑着马来看望我。成钧旅长下马说的第一句话：“小鬼好勇敢呦！”我当时的骄傲劲就不用说了。在五旅能得到成旅长表扬的人不多呀。成钧旅长打仗是最不要命的，他身上伤痕累累，人长的是高大英武，在新四军里作战风格最像叶挺军长。我在旅部出了点名，警卫员里能有机会击毙鬼子的人不多，我抓住了杀敌的机会。

　　不久我告别陶明科长要求去战斗部队，陶科长没反对。政治部主任邓少东要留我在他身边当警卫员，我没同意，我选择去骑兵连，临去之前我到旅政治部从组织科长傅奎清手里要了一把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刀，骑兵手里没有战刀可就算不上骑兵了。

　　骑兵连是五旅的精锐，战士都是老兵，打仗绝对都是玩命的汉子，连长高和昌是河南人。成旅长把骑兵看成他的宝贝，特别关照骑兵，一般战斗都不舍得用。五旅在占鸡岗战斗中全歼桂系一个团，关键时候成旅长才派骑兵出击，冲锋前战士们把马肚子勒得紧紧的，马儿处在高度紧张冗奋状态，成旅长命令一下，马跑得飞一样，没几个来回就让桂系敌顽领教了什么是身首分离、血肉横飞。敌团长蒙培琼被活捉。这一仗杀出了新四军的军威，受到陈毅军长的表彰。蒙培琼团长被抓了俘虏还不服气。旅长成钧找他谈话，他还摆出黄埔出身，不同成旅长谈话。动不动说我们新四军打仗不讲战术。最后张云逸副军长把这个敌顽团长臭骂了一顿，我们不讲战术怎么活捉了你？在张云逸副军长面前这个黄埔生老实了。

　　小时候俺娘请来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看了我的手，说我的手有血光之灾，不能用手打人，出手必伤人。没想到还真让他算着了。我这只手杀日本鬼子，锄汉奸、斩敌顽还真没有软过。算命先生算出我的方位在东北，也算对了。新四军东进、东进。我由淮南到苏北，由苏北到山东，我后来又从烟台上船到了朝鲜正南浦，由南浦又到了大连。58年转业后去了北大荒。

　　在骑兵连干了些日子，我又被连人带马调回旅部在政委邓少东身边任警卫班副班长。作为警卫员护卫首长确保安全是第一位。战斗中把首长的指示命令传达到各战斗部队。每次战斗到关键时刻，邓政委就会命令我上。“那个警卫员，你去。”这是邓政委同我说的最多的话。由于经常去传令，我们的三个团长我都了解他们的性格。宋文团长、谢锐团长、殷绍礼团长、夏政委、李政委打起仗来全是火爆脾气，指挥战斗时吼叫、大骂是他们的风格。

　　在涟水保卫战，我们五旅同国民党七十四师打了七天七夜，涟水城在我旅手中没有丢，张灵甫损失了近一个旅的人马也没拿下涟水。老蒋的王牌军呀，又怎样，在五旅面前不也毫无办法。僵持战人死的成堆成堆的。我骑着小黄马在战场上奔来跑去，踏着不知是敌人还是战友的体传达首长命令。成钧旅长常常伸入前沿阵地，有一次他和警卫员还误入敌人阵地，我们警卫班断后，边打边退，多亏我的马儿，要不然我就成老蒋的俘虏了。我的小黄马就是在淮阴同张灵甫七十四师打仗时累死的，它驮我过河时喝水给呛了肺，上岸没多入就死了。

　　我埋了我的小黄马，请会写字的人给马立了块牌，上面写着“小黄马之墓”。成旅长还训了我一顿，“瞎胡闹，给马树什么牌子。”战争年代，战斗一个接一个，新四军二师牺牲了二万多人，很多牺牲的战士都是集体掩埋，他们没有留下姓名，更没有留下墓碑。在定远县耦塘镇，我们五旅埋在那的人最多。我的堂哥曹德生有武功，打仗勇猛，是新四军中的侦察排长，常深入敌人据点捉鬼子，抓汉奸，从不落空。最后还是被汉奸伪军打了伏击，他同一个班十三名战士全部牺牲。我大哥去埋他们的时候差点气死，原本话不多的他，从那后，话就更少了。

我大哥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他一生沉默寡言，在新四军四旅是有名的神枪连长。他可是师长罗炳辉训练的一流射手。罗师长训练部队有一套办法，二师的神枪手在新四军里最多，罗师长本人可称之为神枪中的神枪。我们在行军打仗时经常能同首长们一路同行，罗师长由两匹大骡子换着骑，他身材奇伟奇胖，一般的马驮不了多会就累的够呛。徐海东将军有一个警卫连单独保护他，他那时养病，不直接指挥战斗，行军转移一辆马车拉着。一路上徐海东将军喜欢同我们小鬼们说说笑话，逗逗乐子。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军们没有什么官腔官架子，很平易近人。粟裕将军召开会议，找个桌子就当主席台了。我还清楚记得粟司令盘腿坐在桌上做战役布属。正是这些老红军、老将军让我看到了胜利，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抗战的胜利就是在这些革命的大英雄大智大勇领导下取得的，中国因为有了这些民族英雄才取得了独立与解放。

　　我的时日不多，快去见马克思了。我一生够本了，杀一个够本，我赚多了，活到这个岁数已是福气。

　　愿铁军精神不死！向铁的新四军敬礼！转自：新四军二师网 口述：曹明，记载：名扬
1938年，日本侵华日军打到了我家乡安徽怀远县。当时负责防守的是李宗仁的广西军。广西军象征性地挖了挖战壕，没放几枪，一夜间不知撤到哪儿了。你一撤平民百姓可就遭殃喽。任人宰杀，是什么感觉？我记忆太深了，当时我全家分散逃难，俺娘带着我随着逃难的人流无目的乱跑，逃到寿县中心渡，黑压压的人群挤在一起，鬼子的飞机追着平民百姓狂轰滥炸，扫射了一整天。河里漂满了尸体，血染红了河水。河两岸四处堆放着乡亲们的尸体，被屠杀的十有八九是妇女、儿童、老年人。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血债累累。

　　我和母亲侥幸逃过这场劫难，我无法忘记那一幕惨景，现在一闭眼，那染红的河水，死难者的惨状，刻在脑子里——抹不去！母亲指着死伤的乡亲对我说：“儿子，当兵要当打鬼子的兵，不打鬼子的兵当不得。”我知道广西军当不得，亡国奴当不得。

　　1939年，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饥饿，还常挨打，地主儿子老欺负我，把我鼻梁打断了。我没跟俺娘打招呼就去找我大哥去了，我大哥是新四军的排长，我知道大哥的部队是穷人的队伍，是打鬼子的队伍。当时我的心愿就是杀鬼子、吃饱饭。

　　当时部队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我还没枪高，跑得慢，常成了行军队伍的尾巴，连长还得派老战士带着我。我参军那天登记姓名，我没名字，大哥想了想：“就叫曹明吧，明天的明好记。”我的名字可以说是新四军起的。

　　1940年我父亲找到队伍上硬要接我回家。我是不愿意的，吃不上饭，还被有钱人欺负，在新四军我心里踏实。连长让我回家再长两年，等能扛动枪再回来，我大哥也觉得留下我在队伍上有些拖累，让我回家过两年再说。这样我的第一次军人生涯不到一年就结束了。

　　回到家去九龙岗矿上打零工，煤矿被日本鬼子占了。日本人根本不把咱矿工当人，我年小体弱，井下的活干不动，在井上扛坑木，扛不动，小鬼子的大皮鞋就踢过来，嘴还骂咧咧的：“小孩的，偷懒的干活，死啦死啦地。”我是牙咬了又咬，忍气吞声。有一天有个老鬼子喊我去他家伺候他和鬼婆子，我一气之下再一次没同爹娘打招呼，去新四军找我大哥去了。

　　1941年，我去老地方找我大哥，我归心似箭呀，百十多里路，没停地跑呀走，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一支队伍。我问他们是哪部分的，有个干部看我说话口气挺大，他反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我是新四军，我要找老部队，找我大哥——曹德兴。干部告诉我：“你大哥他们部队打到天长县去了。我们也是新四军——凤阳独立团，你不要去那找他们了，就在我们这干吧。”当天发了杆枪，在县政府门口站岗，虽然没能找到老部队，从那时起就算参加了革命队伍。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也不知道共产党，我听母亲的，当兵当杀鬼子的兵，参加这样的队伍没错。

　　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我们连同独立团团部一同向凤阳山转移，我们同一队鬼子兵遭遇，很快就接上了火。那时我们的武器太差了，一个连没一挺机枪，每个战士才配三发子弹。日本鬼子一个小队就配一挺机枪，他们火力比我们强大得多，小鬼子的机关枪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连长指导员带上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硬顶了上去，我的三发子弹也放掉了。班长让我往山里撤。班长说的话我记忆犹新：“你扛好枪，往山里跑，活下去。”我撤离了战斗，玩命地跑出了鬼子机枪的射击范围。晚上被打散的部队重新集结，团部小鬼班的人也撤到了山里，我找我们连，小鬼班的班长告诉我，打散了，别找了，跟我们一起走吧。这一仗我们牺牲打散的人很多，独立团政委也负了重伤。我找班长没找到，他牺牲了，或撤到了别的地方？后来我再也没见到班长。今天在你面前活生生的，明天也许永远见不到了。我们连长负了重伤，胯骨被打，后来伤口感染化脓，我只能烧点开水给他洗一洗，没有药治，最后肉烂生蛆，没多久就牺牲了。那年月，在敌后作战，日里埋伏，夜里行军，饭没煮熟，一声令下就得进入战斗，打的很艰苦。新四军每时每刻都在坚持抗战，寻找一切能消灭日本鬼子、汉奸的机会。

　　1943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穷放牛娃，成为共产党员。在独立团一连我是连部通讯员，我们指导员叫周衣冰，他经常给我们这些不识字的战士讲课，讲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我知道了毛主席和反法西斯战争，还知道了希特勒就快完蛋了。

　　周衣冰（原北京军区司令员），腿负过伤，走路时腿有些送跨，往前尥尥地，他打仗勇敢果断。周指导员经常带领我们化妆成百姓突袭日伪据点。突袭之前摸清敌情，然后突然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周指导员打仗向来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指挥的战斗干净利索，他在场我们打起来心里有底，信心十足，把把成功。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日伪汉奸面前，振臂一挥，大吼一声：“动手！”我们迅速解决了鬼子汉奸。

　　1943年，在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中，我连包围了一小队日本鬼子。小鬼子打仗也是顽抗得厉害。剩下最后一个鬼子还端着枪哇啦鬼叫。我的老班长，我的入党介绍人，冲过去缴鬼子的枪，这小鬼子照老班长的头就是一枪，老班长壮烈牺牲，我们扑上去活捉了这个小鬼子。那时活捉一个小鬼子付出的牺牲太大了。在押送鬼子去旅部的路上，我真想一刀宰了这鬼子，老班长死得太可惜了。对待日军战俘，新四军可不像日本鬼子那样。那小鬼子在关押他的房间里哀声叹气，没有了往日的凶蛮，你喝斥他，他低着头不吱声，日本鬼子也有低头的日子。

　　有顿饭我们吃得有点野蛮了，但是对待日本兽兵我倒没觉得过份。我们连端掉了一个日伪区公所，这个据点的鬼子汉奸可恶得很，我们打进据点时牺牲了好几名有经验的侦察员。我同侦察班长联手，掏了一个肥胖的鬼子的心脏，我把这颗心脏送到连部做饭的地儿，让他们连同猪心肺一块给炖了。开饭了，团首长也来了，我作为通讯员站在他们身边，炊事班把一锅肉汤端了上来。首长见我不动筷子，夹了一块肉就塞到我嘴里，我没嚼一下就吞了下去。我见首长们谈笑间连汤带肉的把一锅肉吃了个干净。怎么说呢？现在看我们那时是过分了点。战争是无情残酷的，我也知道吞下的是什么，我没什么可顾忌的，战场上你死我活，不是我吃了你，就是你吃了我，就是这样。我们那时更多的时候是用刀杀人。我认识的一个战士，外号“骚子”，身上总是血迹斑斑，我问他，怎么搞的，就一句话：杀鬼子杀的。我们的胆气从哪来，从杀死对手那来，战场上没有什么道义可言。日本侵华日军什么罪恶没犯下，我们浴血杀敌就是为了结束罪恶。

　　在金钱面前我经受过考验，连里让我送五百块现大洋去县政府，我背着沉甸甸的钱袋，几十里的路，没歇一口气送到了地点。这么多钱对一个穷小子来说简直无法想像。当时县里派了好几个战士来接我，其中有个战士说的话让我无法接受。“怕你小子卷钱跑了，让我们来找你。”这话太伤我的心了。如果信不过我，连长不会让我一个人送这么多钱，自打参加了新四军，我就没想过找机会发财，命都打算豁出去了，钱有屁的用。到了县委，交接完任务，我找到县委领导请求调离，要求去原部队，正规主力部队。县领导劝我不要生气，那个战士不过是开玩笑。我生什么气？我不过想回到原部队我大哥，到他们那儿。县领导最后同意了我的请求。没多久安排我去了新四军二师五旅，分配到旅部警卫连。新四军二师五旅是新四军的劲旅，若同四旅我大哥他们旅联手，绝对是铁军中的铁军，战无不胜。淮海战役老蒋的十八军“英雄团”三十三团就是被五旅给灭掉的。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政治部主任邓少东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我在旅部分派到保卫科给科长陶明当警卫员。陶明科长是个老红军，身材瘦小，但很厉害，审查汉奸敌特有一套办法。抓到的汉奸敌特经常让我们警卫连处决，拿根绳，两头一拽就给绞杀掉了，不用浪费子弹。

　　1945年小鬼子的末日快到了，新四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小鬼子只能做垂死挣扎了。有一天一群鬼子偷袭了我们旅部，我掩护陶明科长到了安全地区。途中遇着作战科的张国，张国原是教导员。那时在作战科当参谋。他在撤离时机要文件包忘了拿，这时急着返回去取。我告诉他村里全是鬼子了，你回去太危险，张国当时非要回去，机要文件丢了，那年代军法处置不会轻的。我曾经丢了三发子弹就差点被枪毙，后来还是团政治部主任保了我。他自个摸回村。我把科长安顿好让他不要乱跑，我得去接应张国，科长同意了。我的职责保护好科长就行，但也不能眼看着张国让鬼子给逮着。我随后追了回去，一进村就听到喊叫声，张国这时已同一个小鬼子打作一团，张国的呼救声和鬼子的鬼叫声让我杀气顿生，冲上去将就张国的头往边上一拨拉，快慢击一个连发打进了鬼子的脑袋，距离太近，血浆溅了我一脸一身。那小鬼子比我高大，“噢”的吐出一口气，蹬腿死了。我拉起张国就往村外跑，枪声惊动了其他鬼子，又有两个鬼子朝我们追来，我俩那时跑已经来不及了，我们闪到一棵树后，我转身把一弹匣子弹射了出去，两小鬼子当场被射杀，我出手快了一秒，鬼子们射出的子弹没能打中我。我拣起一杆枪，同张国跑回安全地区，身后小鬼子的叫声枪声乱成一团。我射杀这三个鬼子前后不到一分钟，太让我兴奋了。小鬼子死前惊恐和绝望的神情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那小鬼子高大魁梧，我矮小瘦弱，战场上讲的是勇气、胆量、出枪的速度，并不取决于身材的大小。谁出手快，谁枪法准，谁活着。罗炳辉师长常教导战士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第二天天一亮，我累得差不多了，在一块石头上休息，旅长成钧带着旅部的干部战士骑着马来看望我。成钧旅长下马说的第一句话：“小鬼好勇敢呦！”我当时的骄傲劲就不用说了。在五旅能得到成旅长表扬的人不多呀。成钧旅长打仗是最不要命的，他身上伤痕累累，人长的是高大英武，在新四军里作战风格最像叶挺军长。我在旅部出了点名，警卫员里能有机会击毙鬼子的人不多，我抓住了杀敌的机会。

　　不久我告别陶明科长要求去战斗部队，陶科长没反对。政治部主任邓少东要留我在他身边当警卫员，我没同意，我选择去骑兵连，临去之前我到旅政治部从组织科长傅奎清手里要了一把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刀，骑兵手里没有战刀可就算不上骑兵了。

　　骑兵连是五旅的精锐，战士都是老兵，打仗绝对都是玩命的汉子，连长高和昌是河南人。成旅长把骑兵看成他的宝贝，特别关照骑兵，一般战斗都不舍得用。五旅在占鸡岗战斗中全歼桂系一个团，关键时候成旅长才派骑兵出击，冲锋前战士们把马肚子勒得紧紧的，马儿处在高度紧张冗奋状态，成旅长命令一下，马跑得飞一样，没几个来回就让桂系敌顽领教了什么是身首分离、血肉横飞。敌团长蒙培琼被活捉。这一仗杀出了新四军的军威，受到陈毅军长的表彰。蒙培琼团长被抓了俘虏还不服气。旅长成钧找他谈话，他还摆出黄埔出身，不同成旅长谈话。动不动说我们新四军打仗不讲战术。最后张云逸副军长把这个敌顽团长臭骂了一顿，我们不讲战术怎么活捉了你？在张云逸副军长面前这个黄埔生老实了。

　　小时候俺娘请来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看了我的手，说我的手有血光之灾，不能用手打人，出手必伤人。没想到还真让他算着了。我这只手杀日本鬼子，锄汉奸、斩敌顽还真没有软过。算命先生算出我的方位在东北，也算对了。新四军东进、东进。我由淮南到苏北，由苏北到山东，我后来又从烟台上船到了朝鲜正南浦，由南浦又到了大连。58年转业后去了北大荒。

　　在骑兵连干了些日子，我又被连人带马调回旅部在政委邓少东身边任警卫班副班长。作为警卫员护卫首长确保安全是第一位。战斗中把首长的指示命令传达到各战斗部队。每次战斗到关键时刻，邓政委就会命令我上。“那个警卫员，你去。”这是邓政委同我说的最多的话。由于经常去传令，我们的三个团长我都了解他们的性格。宋文团长、谢锐团长、殷绍礼团长、夏政委、李政委打起仗来全是火爆脾气，指挥战斗时吼叫、大骂是他们的风格。

　　在涟水保卫战，我们五旅同国民党七十四师打了七天七夜，涟水城在我旅手中没有丢，张灵甫损失了近一个旅的人马也没拿下涟水。老蒋的王牌军呀，又怎样，在五旅面前不也毫无办法。僵持战人死的成堆成堆的。我骑着小黄马在战场上奔来跑去，踏着不知是敌人还是战友的体传达首长命令。成钧旅长常常伸入前沿阵地，有一次他和警卫员还误入敌人阵地，我们警卫班断后，边打边退，多亏我的马儿，要不然我就成老蒋的俘虏了。我的小黄马就是在淮阴同张灵甫七十四师打仗时累死的，它驮我过河时喝水给呛了肺，上岸没多入就死了。

　　我埋了我的小黄马，请会写字的人给马立了块牌，上面写着“小黄马之墓”。成旅长还训了我一顿，“瞎胡闹，给马树什么牌子。”战争年代，战斗一个接一个，新四军二师牺牲了二万多人，很多牺牲的战士都是集体掩埋，他们没有留下姓名，更没有留下墓碑。在定远县耦塘镇，我们五旅埋在那的人最多。我的堂哥曹德生有武功，打仗勇猛，是新四军中的侦察排长，常深入敌人据点捉鬼子，抓汉奸，从不落空。最后还是被汉奸伪军打了伏击，他同一个班十三名战士全部牺牲。我大哥去埋他们的时候差点气死，原本话不多的他，从那后，话就更少了。

我大哥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他一生沉默寡言，在新四军四旅是有名的神枪连长。他可是师长罗炳辉训练的一流射手。罗师长训练部队有一套办法，二师的神枪手在新四军里最多，罗师长本人可称之为神枪中的神枪。我们在行军打仗时经常能同首长们一路同行，罗师长由两匹大骡子换着骑，他身材奇伟奇胖，一般的马驮不了多会就累的够呛。徐海东将军有一个警卫连单独保护他，他那时养病，不直接指挥战斗，行军转移一辆马车拉着。一路上徐海东将军喜欢同我们小鬼们说说笑话，逗逗乐子。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军们没有什么官腔官架子，很平易近人。粟裕将军召开会议，找个桌子就当主席台了。我还清楚记得粟司令盘腿坐在桌上做战役布属。正是这些老红军、老将军让我看到了胜利，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抗战的胜利就是在这些革命的大英雄大智大勇领导下取得的，中国因为有了这些民族英雄才取得了独立与解放。

　　我的时日不多，快去见马克思了。我一生够本了，杀一个够本，我赚多了，活到这个岁数已是福气。

　　愿铁军精神不死！向铁的新四军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