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之民——浅谈以籍阿拉伯人的境遇及其影响

[ 江城孤舟 ]

如果说巴以冲突这一难题像一团纷繁复杂的线团的话，那么民族主义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长达50余年的流血斗争背后，是两个曾经缔造过伟大文明的古老民族所拥有的强烈民族感情。而且不幸的是，这种民族情感本身不但是排他的，而且许多时候从外人角度观察是非理性的，犹太复国主义极端派与YSL原教旨主义正是它的夸张表现。可依然存在着一群人，对自己的民族定位却相当模糊甚至矛盾，他们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一群。

自从1947年联合国决议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至今，阿拉伯各国与以色列已经奇异且不情愿地共存了62年，中间当然以冲突战争为主，但也还是避免不了往来与交流的。从1988年巴解组织删除了“消灭以色列”的教条后，以色列作为国家而存在实际上已为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承认，虽然只有埃及和约旦敢以书面表达出来。

但却还有一个隐含在迷雾中的问题，那就是：以色列真的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吗？

是的，至少现在如此。可历史再发展60年的话，这个问题终有一天会浮出水面。阿拉伯政治家们现在是与一个种族主义的“犹太国”打交道，但也许在未来，未来的一代会和双民族的以色列打交道，虽然这一天还很遥远。

近100年前，最初到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居民只有约6.5万人，但事态的发展让所有人惊奇，这个在欧洲被驱逐、被屠杀的少数民族最后竟成了中东舞台的主角。现在在以色列生活的以籍阿拉伯人约有140万，谁能保证他们某一天不会成为地中海东岸的新焦点呢？

先确定一下“以籍阿拉伯人”的定义，我们所讨论的这一群体，是指在以色列领土上生活的，具有以色列国籍的，祖籍是阿拉伯国家（主要是1948年前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广义上也包括一些阿拉伯旁支，如德鲁兹人与贝都因人。其宗教信仰为YSL教与基督教。而无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难民不包括在内，以色列的少数民族切尔克斯人也不算在内。

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常就谁是巴勒斯坦的原住民进行争辩，这是合乎情理但却并无意义的。我们所要关注的事实是：当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时，犹太人还占不到巴勒斯坦总人口的10%。一战结束后出现了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即令如此，1922年巴勒斯坦全境共有758182人，其中犹太人为83794人，仍占绝对少数。在二战爆发后，通过合法或非法的移民，至1946年，犹太人人口增长为608230人，只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中，“拟议的犹太国人口总数为一百万零八千八百人，其中五十万九千七百八十人为阿拉伯人，四十九万九千零二十人为犹太人”。即使在“犹太国”中，阿拉伯人也还占有多数地位。

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然不愿见到这种场面，他们通过恐怖主义行为，对无辜平民的残酷屠杀（以1948年4月9日代尔亚辛村惨案为最），以及中东战争，在1948年以色列成功地使得100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最后依然留在以色列占领区的阿拉伯人仅剩原有人口的10%。虽然以色列1952年颁布的《国籍法》对他们取得以色列国籍进行百般限制，但他们终究是今日以籍阿拉伯人的祖先。

必须注意的是，以籍阿拉伯人的来源其实不仅限于未沦为难民的原巴勒斯坦居民，还包括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夺取并事实上成为以色列领土的阿拉伯居民。例如1967年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部分生活在此的原叙利亚德鲁兹人被并入以色列。随着以色列1981年在戈兰高地推行以色列法律（实际上即吞并戈兰高地），这些人也拥有了以色列国籍。但目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不属此列，因为现今以色列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有建国的权利。看来日后以籍阿拉伯人人口数量将主要依靠自然增长，因为以色列对周边邻国大规模开战并公然吞并所占领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以色列建国后，长时期对其境内的阿拉伯人实行歧视政策，直至今日。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色列与阿拉伯各国处于敌对状态，另一方面也是种族主义作祟所致。以籍阿拉伯人实质上被当成“二等公民”，甚至一度作为敌国人员而看待。

比如，根据1952年以色列“国籍法”，居住在以色列的非犹太人，只有他们能证明他们在这里居住，是因为自己原来就是巴勒斯坦公民或者已经入了巴勒斯坦籍，才能获得公民权。这实际上剥夺了许多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合法的权利，因为大部分阿拉伯居民根本没有身份证或是证件早已被以色列军队没收，由此又导致他们的动产与不动产同出逃的难民一样被没收。而那些逃离了家园但并未离开以色列领土的阿拉伯人被称为“在场的缺席者”（present absentees）。他们或原有的家园被没收充公，或被禁止回到原有居住地。以色列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法令，如1949年关于未耕种土地的法令，1950年的征用法，1953年的土地获取法，1958年的限制法等等，强制剥夺了以色列阿拉伯人土地的80%。到1967年，仅有5万英亩土地还在以色列阿拉伯人手中，即只有巴勒斯坦面积的不到1%。

以色列凭借种种手段掠夺走了阿拉伯人的财产，并将其转赠给犹太移民。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却相对贫苦，丧失了生产与生活资料，且在人数上处劣势的他们遂湮没在以色列的束缚下，难有很大作为。经济上的无力与政治上被欺凌相辅相成，有阿拉伯学者指出，从1948年至今，在以色列所有的表威行游中被杀害的都是阿拉伯人。美国国务院的调查报告也指出，在以色列司法领域中，阿拉伯人比犹太人被判重刑的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定罪。

但以色列毕竟还有其民主的一面，尤其如工党等左翼党派更看重民主制度，反感拉比们鼓吹的政教合一体制。既然如此，以色列阿拉伯人在加入以色列国籍的情况下，毕竟也享受到部分民主权利。他们可以选举，可以担任政府官员，还能参加议会，组建或加入各种党派与团体。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相对改善后，他们的境遇也相对缓和。1966年后，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至少在理论上获得了和犹太人同样的权利。比如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首次被获准与西岸以及加沙的同胞联系。在以色列经济发展时，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有提高。

至2001年底，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共有122..8万人（其中11万信奉基督教），如果算上10.6万德鲁兹人和7万贝督因人在内，就占以色列总人口的23.3%。而据2007年12月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以籍阿拉伯人人口已经达到144.9万。这和以色列建国初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必然导致阿拉伯人希望具有一定政治实力，能够在以国内政坛发挥一定作用。而在以色列独特的选举制度以及左右两派纷争不断的情况下，有时阿拉伯人还能起相当的影响。比如说1999年，50多万阿拉伯合法选民中95%投了巴拉克的票，帮助他以优势获胜当选总理。而2001年，12名以籍阿拉伯人和1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表威活动中被以色列军警打死，又激起阿拉伯选民强烈民愤，导致巴拉克失去足够支持而下台。

现在阿拉伯人在以色列议会中有时能占有7至8席，部分议员还担任过以色列议会副发言人与内阁副部长。2007年初，拉勒贝·马贾德勒被任命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阿拉伯裔部长。

以上事例虽然可以看作是以籍阿拉伯人实力增强的表现，但这种进程中却隐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他们自己，对以色列社会都造成动荡。因为以籍阿拉伯人的境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自以色列建国之日起，以籍阿拉伯人就一直带有两重性，至今不变。他们被欺压，被歧视，现在虽然在法律名义上享有与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但实际社会地位仍然比犹太人低。目前他们主要工作在饮食、建筑、清洁等服务性行业，或是在村庄里从事农业，几乎和现代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无缘。根据以色列中央银行在2003年的统计，阿拉伯雇员的平均工资比犹太人要低29%。他们中收入较高者月收入不过一千美元，远低于以色列1690美元的月平均工资。在以色列40个失业率最高的城镇中，36个都是阿拉伯人聚居区。2004年的调查显示，以色列的一半阿拉伯家庭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贫穷，以及以色列政府的不作为导致他们教育的落后。阿拉伯教育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每年花在每个阿拉伯学生身上的开销为192美元，用于每个犹太学生的则是1100美元。阿拉伯人的平均接受教育时间比犹太人短3年。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阿拉伯人经常很难找到和他们的学历水平相对应的工作。在以色列5000个大学教师中，只有70人是阿拉伯人。

经济上如此，精神上他们更陷入一种两难困惑中。在他们身上，国家意识和民族感情发生着最尖锐的冲突。作为有共同语言、文化、宗教和传统的阿拉伯人，他们很容易认同阿拉伯民族。作为巴勒斯坦人，他们难免关怀被占领土上的一切，更何况他们中大多数都和西岸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沾亲带故。现实生活中他们遭受的歧视与苦难，也使他们对巴勒斯坦人心有戚戚。可作为以色列公民，他们在法律上有效忠以色列的义务，年轻一代也从小就接受以色列的教育，也会认为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与自己有所不同。正是这种心理困惑，他们发现自己实际上被边缘化了，加入不了任何一方。

由于他们是以色列公民，持以色列护照，所以他们不能到绝大多数YSL国家去，作为MSL，他们无法去麦加朝觐。而以色列国内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又总将他们视为潜在威胁，由于以政府的戒备，从以色列建国起就不让他们服兵役。而且不信任感也在民间蔓延，2006年的全国范围民调显示，63%的犹太人认为阿拉伯人是安全威胁，68%的人拒绝和阿拉伯人住在同一栋建筑里。超过六成的人不愿意接受阿拉伯人到家里来访问。以色列民权协会在2007年12月发布的报告中称，由于持续的巴以冲突，针对阿拉伯公民的种族歧视有明显提升。他们发现自己是真正的“无根之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作为整体的凝聚力。

这一点在平日也许会被掩盖，不太明显，但一到非常时期，如发生战争、冲突时，就会立即显现出来。自2000年9月爆发，至今仍未停息的巴以流血冲突中，以籍阿拉伯人再度扮演了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上街表威行游，抗议以军残酷镇压巴勒斯坦人，主张巴勒斯坦应该建国，并为此而有多人被打死；另一方面，他们中又有80%的民众呼吁巴解组织立即停火。他们中有人充当人肉炸弹袭击犹太人，也有人帮助以军警捉拿巴勒斯坦“激进份子”。而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战争中，以籍阿拉伯和犹太民众间的关系又进一步紧张化。前者不满阿拉伯人聚居区没有足够的防空场所和设施，此外自己成了一些政客和舆论的攻击对象；后者则认为阿拉伯人同情黎巴嫩，反对政府的政策。以籍阿拉伯人的分裂不团结性和双重性在这两场冲突中暴露无遗，而这对他们自己的利益并无好处。

上文已经阐述了在以籍阿拉伯人身上呈现出国民意识和民族情感的激烈冲突，事实上，我认为这也是由以色列自身性质决定的。

以色列建国是以犹太复国主义为号召旗帜的，但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建立纯粹的“犹太国”，这不仅与客观现实相悖，也违反了二战后基本的民主准则。拒绝给以籍阿拉伯人公民权将把以色列变成如同90年代前南非的种族主义国家，但反之又对以色列的犹太性提出了挑战。因此，以籍阿拉伯人今日面临的两难处境，实际就是几十年来以色列政府的两难选择的体现。

在以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时，以籍阿拉伯人不会毫无变化。因为他们的人口增长率比犹太人高出数倍，所以人口增长比较迅速。许多以色列人都担心，照此发展，50年后以境内犹太人能否占多数实在大有问题。到那时，以籍阿拉伯人利用手中的普选权作为武器，就能有效地对付犹太人。

可是我在此指出，更麻烦的是，由于以色列的歧视性政策，以籍阿拉伯人的人口增长目前就意味着相对贫困阶层的扩大。以色列经济受长期巴以冲突的影响，本来近些年就不甚景气，而去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给以色列造成的创伤尤重。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以色列GDP下滑3.6％，出口下降了46％。以央行预测，今年以经济将下滑1.5％，为以建国61年来的最严重衰退。失业率也从去年的6.1％升至今年1季度的高达7.6%，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个百分点，失业人口达22.8万人，较2008年底增加3.5万人。以色列政府预计，伴随金融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持续加深，2010年以失业率有可能将上升至8.5%。这些对本来就是低收入的以籍阿拉伯人更是雪上加霜。倘若经济不景气持续较长时间，那么即使不考虑民族感情，单是贫富差距就会造成以内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严重矛盾。

面对未来的以籍阿拉伯人人口增长问题，以色列唯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不惜代价维护以色列的犹太性，另一条则是接受现实，实施改革，建立两大民族平等共存的国度。

对犹太人而言，无论左右派，估计都不会愿意见到后者出现，但客观规律不容回避。以往以色列犹太人保持对阿拉伯人人口优势的主要手段是移民。40年代至90年代，共有4次大规模移民浪潮，为以色列增加了250余万人。90年代后前苏联犹太人又大批涌入。但如今移民浪潮已经平息，每年不过3000至6000人，指望以此抵消阿拉伯人人口增长优势已不可能。而且以色列国土狭小，资源有限，过量的犹太移民已经给以政府和社会造成了很大负担。更有甚者，许多犹太移民为了证明自己的犹太立场而主张对阿拉伯人实施强硬手段，严重激化社会矛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前苏东地区前来的犹太移民中还有信奉新纳粹者。如何安置这些移民，是否继续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修筑定居点，更是个敏感问题。现在单纯移民已不能像以色列建国那样扩大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力量对比。

以色列如果敢下决心的话，可以与巴勒斯坦达成妥协，让巴勒斯坦建国，这样有可能使部分原巴勒斯坦居民改换国籍回到阿拉伯世界。巴解组织过去也的确曾呼吁过，请求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人回归巴勒斯坦。可是，这样做的不确定性太大。首先，以色列国内能否通过这计划就是问题。其次，关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各方势力还在激烈冲突中，短期内没有希望。然后，现有的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土地贫瘠，缺乏资源，人民生活困苦，根本无力承担大规模人口迁入，何况巴方还必须靠虑500万巴勒斯坦难民后裔的回归问题。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会有多少以籍阿拉伯人愿意放弃自己的以色列国籍，前往这个新国家呢？

诚然有人是会这么做的，他们甚至拒绝称自己为“以色列籍阿拉伯人”，而以“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代替。即使如此，以色列人50多年的同化工作也不能说毫无成效。以籍阿拉伯人的生活虽然相对贫困，却仍好于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同犹太人杂居，有的还对与犹太人的合作感到满意。他们对巴勒斯坦建国的热情的确有，却未必像巴难民一样坚定。要他们放弃以色列的生活，进入更贫困的巴勒斯坦，大多数人不会答应。

如果以上途径都行不通，以色列是否在未来会蜕变为完全的种族主义国家呢？现在虽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这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与暴动，也会引来全世界的谴责。在21世纪依然排斥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就是动摇西方民主社会——西方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的理论基础。以色列虽然还没有宪法，但民主制度毕竟是它的国本。

既如此，犹太人需要接受现实。实际上，以色列内部早已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以色列一直不敢吞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缘故。这两地目前总计有370万阿拉伯人，吞并他们只会使以色列双民族化进程大大加快。也许犹太人可以寄希望于以籍阿拉伯人自身力量的分裂，这有可能，但想让他们完全被犹太人同化，则是完全做不到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以籍阿拉伯人应该团结起来，争取成为能够变革社会的力量。而以色列唯一正当的做法只有给予以籍阿拉伯人更多的民主权利，改善他们的生活、生产条件，消除歧视，达到民族平等。当然，也该和周边阿拉伯各国发展友好关系，退出所占阿拉伯领土，让巴勒斯坦人建立独立的，有完全主权的国家。这是为了犹太和阿拉伯两个民族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双方共存共生之道。

转自http://www.ccthere.com/user/江城孤舟[ 江城孤舟 ]

如果说巴以冲突这一难题像一团纷繁复杂的线团的话，那么民族主义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长达50余年的流血斗争背后，是两个曾经缔造过伟大文明的古老民族所拥有的强烈民族感情。而且不幸的是，这种民族情感本身不但是排他的，而且许多时候从外人角度观察是非理性的，犹太复国主义极端派与YSL原教旨主义正是它的夸张表现。可依然存在着一群人，对自己的民族定位却相当模糊甚至矛盾，他们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一群。

自从1947年联合国决议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至今，阿拉伯各国与以色列已经奇异且不情愿地共存了62年，中间当然以冲突战争为主，但也还是避免不了往来与交流的。从1988年巴解组织删除了“消灭以色列”的教条后，以色列作为国家而存在实际上已为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承认，虽然只有埃及和约旦敢以书面表达出来。

但却还有一个隐含在迷雾中的问题，那就是：以色列真的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吗？

是的，至少现在如此。可历史再发展60年的话，这个问题终有一天会浮出水面。阿拉伯政治家们现在是与一个种族主义的“犹太国”打交道，但也许在未来，未来的一代会和双民族的以色列打交道，虽然这一天还很遥远。

近100年前，最初到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居民只有约6.5万人，但事态的发展让所有人惊奇，这个在欧洲被驱逐、被屠杀的少数民族最后竟成了中东舞台的主角。现在在以色列生活的以籍阿拉伯人约有140万，谁能保证他们某一天不会成为地中海东岸的新焦点呢？

先确定一下“以籍阿拉伯人”的定义，我们所讨论的这一群体，是指在以色列领土上生活的，具有以色列国籍的，祖籍是阿拉伯国家（主要是1948年前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广义上也包括一些阿拉伯旁支，如德鲁兹人与贝都因人。其宗教信仰为YSL教与基督教。而无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难民不包括在内，以色列的少数民族切尔克斯人也不算在内。

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常就谁是巴勒斯坦的原住民进行争辩，这是合乎情理但却并无意义的。我们所要关注的事实是：当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时，犹太人还占不到巴勒斯坦总人口的10%。一战结束后出现了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即令如此，1922年巴勒斯坦全境共有758182人，其中犹太人为83794人，仍占绝对少数。在二战爆发后，通过合法或非法的移民，至1946年，犹太人人口增长为608230人，只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中，“拟议的犹太国人口总数为一百万零八千八百人，其中五十万九千七百八十人为阿拉伯人，四十九万九千零二十人为犹太人”。即使在“犹太国”中，阿拉伯人也还占有多数地位。

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然不愿见到这种场面，他们通过恐怖主义行为，对无辜平民的残酷屠杀（以1948年4月9日代尔亚辛村惨案为最），以及中东战争，在1948年以色列成功地使得100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最后依然留在以色列占领区的阿拉伯人仅剩原有人口的10%。虽然以色列1952年颁布的《国籍法》对他们取得以色列国籍进行百般限制，但他们终究是今日以籍阿拉伯人的祖先。

必须注意的是，以籍阿拉伯人的来源其实不仅限于未沦为难民的原巴勒斯坦居民，还包括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夺取并事实上成为以色列领土的阿拉伯居民。例如1967年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部分生活在此的原叙利亚德鲁兹人被并入以色列。随着以色列1981年在戈兰高地推行以色列法律（实际上即吞并戈兰高地），这些人也拥有了以色列国籍。但目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不属此列，因为现今以色列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有建国的权利。看来日后以籍阿拉伯人人口数量将主要依靠自然增长，因为以色列对周边邻国大规模开战并公然吞并所占领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以色列建国后，长时期对其境内的阿拉伯人实行歧视政策，直至今日。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色列与阿拉伯各国处于敌对状态，另一方面也是种族主义作祟所致。以籍阿拉伯人实质上被当成“二等公民”，甚至一度作为敌国人员而看待。

比如，根据1952年以色列“国籍法”，居住在以色列的非犹太人，只有他们能证明他们在这里居住，是因为自己原来就是巴勒斯坦公民或者已经入了巴勒斯坦籍，才能获得公民权。这实际上剥夺了许多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合法的权利，因为大部分阿拉伯居民根本没有身份证或是证件早已被以色列军队没收，由此又导致他们的动产与不动产同出逃的难民一样被没收。而那些逃离了家园但并未离开以色列领土的阿拉伯人被称为“在场的缺席者”（present absentees）。他们或原有的家园被没收充公，或被禁止回到原有居住地。以色列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法令，如1949年关于未耕种土地的法令，1950年的征用法，1953年的土地获取法，1958年的限制法等等，强制剥夺了以色列阿拉伯人土地的80%。到1967年，仅有5万英亩土地还在以色列阿拉伯人手中，即只有巴勒斯坦面积的不到1%。

以色列凭借种种手段掠夺走了阿拉伯人的财产，并将其转赠给犹太移民。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却相对贫苦，丧失了生产与生活资料，且在人数上处劣势的他们遂湮没在以色列的束缚下，难有很大作为。经济上的无力与政治上被欺凌相辅相成，有阿拉伯学者指出，从1948年至今，在以色列所有的表威行游中被杀害的都是阿拉伯人。美国国务院的调查报告也指出，在以色列司法领域中，阿拉伯人比犹太人被判重刑的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定罪。

但以色列毕竟还有其民主的一面，尤其如工党等左翼党派更看重民主制度，反感拉比们鼓吹的政教合一体制。既然如此，以色列阿拉伯人在加入以色列国籍的情况下，毕竟也享受到部分民主权利。他们可以选举，可以担任政府官员，还能参加议会，组建或加入各种党派与团体。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相对改善后，他们的境遇也相对缓和。1966年后，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至少在理论上获得了和犹太人同样的权利。比如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首次被获准与西岸以及加沙的同胞联系。在以色列经济发展时，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有提高。

至2001年底，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共有122..8万人（其中11万信奉基督教），如果算上10.6万德鲁兹人和7万贝督因人在内，就占以色列总人口的23.3%。而据2007年12月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以籍阿拉伯人人口已经达到144.9万。这和以色列建国初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必然导致阿拉伯人希望具有一定政治实力，能够在以国内政坛发挥一定作用。而在以色列独特的选举制度以及左右两派纷争不断的情况下，有时阿拉伯人还能起相当的影响。比如说1999年，50多万阿拉伯合法选民中95%投了巴拉克的票，帮助他以优势获胜当选总理。而2001年，12名以籍阿拉伯人和1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表威活动中被以色列军警打死，又激起阿拉伯选民强烈民愤，导致巴拉克失去足够支持而下台。

现在阿拉伯人在以色列议会中有时能占有7至8席，部分议员还担任过以色列议会副发言人与内阁副部长。2007年初，拉勒贝·马贾德勒被任命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阿拉伯裔部长。

以上事例虽然可以看作是以籍阿拉伯人实力增强的表现，但这种进程中却隐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他们自己，对以色列社会都造成动荡。因为以籍阿拉伯人的境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自以色列建国之日起，以籍阿拉伯人就一直带有两重性，至今不变。他们被欺压，被歧视，现在虽然在法律名义上享有与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但实际社会地位仍然比犹太人低。目前他们主要工作在饮食、建筑、清洁等服务性行业，或是在村庄里从事农业，几乎和现代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无缘。根据以色列中央银行在2003年的统计，阿拉伯雇员的平均工资比犹太人要低29%。他们中收入较高者月收入不过一千美元，远低于以色列1690美元的月平均工资。在以色列40个失业率最高的城镇中，36个都是阿拉伯人聚居区。2004年的调查显示，以色列的一半阿拉伯家庭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贫穷，以及以色列政府的不作为导致他们教育的落后。阿拉伯教育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每年花在每个阿拉伯学生身上的开销为192美元，用于每个犹太学生的则是1100美元。阿拉伯人的平均接受教育时间比犹太人短3年。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阿拉伯人经常很难找到和他们的学历水平相对应的工作。在以色列5000个大学教师中，只有70人是阿拉伯人。

经济上如此，精神上他们更陷入一种两难困惑中。在他们身上，国家意识和民族感情发生着最尖锐的冲突。作为有共同语言、文化、宗教和传统的阿拉伯人，他们很容易认同阿拉伯民族。作为巴勒斯坦人，他们难免关怀被占领土上的一切，更何况他们中大多数都和西岸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沾亲带故。现实生活中他们遭受的歧视与苦难，也使他们对巴勒斯坦人心有戚戚。可作为以色列公民，他们在法律上有效忠以色列的义务，年轻一代也从小就接受以色列的教育，也会认为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与自己有所不同。正是这种心理困惑，他们发现自己实际上被边缘化了，加入不了任何一方。

由于他们是以色列公民，持以色列护照，所以他们不能到绝大多数YSL国家去，作为MSL，他们无法去麦加朝觐。而以色列国内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又总将他们视为潜在威胁，由于以政府的戒备，从以色列建国起就不让他们服兵役。而且不信任感也在民间蔓延，2006年的全国范围民调显示，63%的犹太人认为阿拉伯人是安全威胁，68%的人拒绝和阿拉伯人住在同一栋建筑里。超过六成的人不愿意接受阿拉伯人到家里来访问。以色列民权协会在2007年12月发布的报告中称，由于持续的巴以冲突，针对阿拉伯公民的种族歧视有明显提升。他们发现自己是真正的“无根之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作为整体的凝聚力。

这一点在平日也许会被掩盖，不太明显，但一到非常时期，如发生战争、冲突时，就会立即显现出来。自2000年9月爆发，至今仍未停息的巴以流血冲突中，以籍阿拉伯人再度扮演了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上街表威行游，抗议以军残酷镇压巴勒斯坦人，主张巴勒斯坦应该建国，并为此而有多人被打死；另一方面，他们中又有80%的民众呼吁巴解组织立即停火。他们中有人充当人肉炸弹袭击犹太人，也有人帮助以军警捉拿巴勒斯坦“激进份子”。而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战争中，以籍阿拉伯和犹太民众间的关系又进一步紧张化。前者不满阿拉伯人聚居区没有足够的防空场所和设施，此外自己成了一些政客和舆论的攻击对象；后者则认为阿拉伯人同情黎巴嫩，反对政府的政策。以籍阿拉伯人的分裂不团结性和双重性在这两场冲突中暴露无遗，而这对他们自己的利益并无好处。

上文已经阐述了在以籍阿拉伯人身上呈现出国民意识和民族情感的激烈冲突，事实上，我认为这也是由以色列自身性质决定的。

以色列建国是以犹太复国主义为号召旗帜的，但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建立纯粹的“犹太国”，这不仅与客观现实相悖，也违反了二战后基本的民主准则。拒绝给以籍阿拉伯人公民权将把以色列变成如同90年代前南非的种族主义国家，但反之又对以色列的犹太性提出了挑战。因此，以籍阿拉伯人今日面临的两难处境，实际就是几十年来以色列政府的两难选择的体现。

在以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时，以籍阿拉伯人不会毫无变化。因为他们的人口增长率比犹太人高出数倍，所以人口增长比较迅速。许多以色列人都担心，照此发展，50年后以境内犹太人能否占多数实在大有问题。到那时，以籍阿拉伯人利用手中的普选权作为武器，就能有效地对付犹太人。

可是我在此指出，更麻烦的是，由于以色列的歧视性政策，以籍阿拉伯人的人口增长目前就意味着相对贫困阶层的扩大。以色列经济受长期巴以冲突的影响，本来近些年就不甚景气，而去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给以色列造成的创伤尤重。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以色列GDP下滑3.6％，出口下降了46％。以央行预测，今年以经济将下滑1.5％，为以建国61年来的最严重衰退。失业率也从去年的6.1％升至今年1季度的高达7.6%，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个百分点，失业人口达22.8万人，较2008年底增加3.5万人。以色列政府预计，伴随金融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持续加深，2010年以失业率有可能将上升至8.5%。这些对本来就是低收入的以籍阿拉伯人更是雪上加霜。倘若经济不景气持续较长时间，那么即使不考虑民族感情，单是贫富差距就会造成以内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严重矛盾。

面对未来的以籍阿拉伯人人口增长问题，以色列唯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不惜代价维护以色列的犹太性，另一条则是接受现实，实施改革，建立两大民族平等共存的国度。

对犹太人而言，无论左右派，估计都不会愿意见到后者出现，但客观规律不容回避。以往以色列犹太人保持对阿拉伯人人口优势的主要手段是移民。40年代至90年代，共有4次大规模移民浪潮，为以色列增加了250余万人。90年代后前苏联犹太人又大批涌入。但如今移民浪潮已经平息，每年不过3000至6000人，指望以此抵消阿拉伯人人口增长优势已不可能。而且以色列国土狭小，资源有限，过量的犹太移民已经给以政府和社会造成了很大负担。更有甚者，许多犹太移民为了证明自己的犹太立场而主张对阿拉伯人实施强硬手段，严重激化社会矛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前苏东地区前来的犹太移民中还有信奉新纳粹者。如何安置这些移民，是否继续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修筑定居点，更是个敏感问题。现在单纯移民已不能像以色列建国那样扩大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力量对比。

以色列如果敢下决心的话，可以与巴勒斯坦达成妥协，让巴勒斯坦建国，这样有可能使部分原巴勒斯坦居民改换国籍回到阿拉伯世界。巴解组织过去也的确曾呼吁过，请求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人回归巴勒斯坦。可是，这样做的不确定性太大。首先，以色列国内能否通过这计划就是问题。其次，关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各方势力还在激烈冲突中，短期内没有希望。然后，现有的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土地贫瘠，缺乏资源，人民生活困苦，根本无力承担大规模人口迁入，何况巴方还必须靠虑500万巴勒斯坦难民后裔的回归问题。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会有多少以籍阿拉伯人愿意放弃自己的以色列国籍，前往这个新国家呢？

诚然有人是会这么做的，他们甚至拒绝称自己为“以色列籍阿拉伯人”，而以“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代替。即使如此，以色列人50多年的同化工作也不能说毫无成效。以籍阿拉伯人的生活虽然相对贫困，却仍好于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同犹太人杂居，有的还对与犹太人的合作感到满意。他们对巴勒斯坦建国的热情的确有，却未必像巴难民一样坚定。要他们放弃以色列的生活，进入更贫困的巴勒斯坦，大多数人不会答应。

如果以上途径都行不通，以色列是否在未来会蜕变为完全的种族主义国家呢？现在虽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这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与暴动，也会引来全世界的谴责。在21世纪依然排斥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就是动摇西方民主社会——西方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的理论基础。以色列虽然还没有宪法，但民主制度毕竟是它的国本。

既如此，犹太人需要接受现实。实际上，以色列内部早已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以色列一直不敢吞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缘故。这两地目前总计有370万阿拉伯人，吞并他们只会使以色列双民族化进程大大加快。也许犹太人可以寄希望于以籍阿拉伯人自身力量的分裂，这有可能，但想让他们完全被犹太人同化，则是完全做不到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以籍阿拉伯人应该团结起来，争取成为能够变革社会的力量。而以色列唯一正当的做法只有给予以籍阿拉伯人更多的民主权利，改善他们的生活、生产条件，消除歧视，达到民族平等。当然，也该和周边阿拉伯各国发展友好关系，退出所占阿拉伯领土，让巴勒斯坦人建立独立的，有完全主权的国家。这是为了犹太和阿拉伯两个民族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双方共存共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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