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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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学到了什么？(2010-05-20 19:32:11)转载标签：知识分子中国日本君子动口动手文化 分类：虎年新作
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学到了什么？
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师从日本”的鼎盛史。从戊戌变法效仿明治维新，到黄兴孙中山把革命大本营设在东京，晚清到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无处不充斥着日本元素。
晚清和民国究竟从日本学到了什么，是精华，还是糟粕，是精髓，还是皮毛？这是个庞大话题，区区一文实难尽述，但不妨由国家的精英——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知识分子那里学到什么来管窥，以期略见一斑。
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群，不乏东亚读书人共性，即大都具有国家忧患意识，多满腹经纶之士。
后人通过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看到了中日两国精英思想差距。其实这种差距到了戊戌变法“师从日本”时刻，已经不是质的差距了。也就是说，当晚清最后的精英走上变法之路时，他们和日本精英的政治思想差距已经不大，康有为梁启超与福泽渝吉一样——都认识到改变国家政体才是救国之本。
然而，中国精英致力的变法，却没有像日本维新一样取得成功，其寿命竟远不如之前本国官僚搞的洋务运动。这是为什么？
除了“后党”这个中国特殊国情所产生的强大保守势力阻挠外，这里，亦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的“才”距。说这种才华的差距，直接导致变法失败亦不为过。
日本虽无“后党”，但当初幕府将军的势力一点也不比慈禧太后弱。为什么日本精英能拔掉幕府将军这个“权力钉子户”，而中国精英却对慈禧太后这个“上了锈”的“老钉子户”无能为力呢？
中日精英，“才”之所差者，不在头，而在手。即，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比日本差多少，而是失败源于动手能力。
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讲究“君子动口不动手”，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知识分子群也大都是这样的“君子”，满腹经纶，口若悬河，但动手能力极差，乃至指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官痞（袁世凯）去“勤王变法”，岂非缘木求鱼？
而日本知识分子，深受“武士道”熏染，他们当中即便不是职业武士，也讲究“实言实行”，翻译成咱们的话，就是“君子动口亦动手”。
尽管两国知识层对立宪维新形成共识，但在行动之法上，“康圣人”对弟子多传授为臣之道应该如何效忠听命圣上；而福泽渝吉则在传播思想的同时，还与学生共习尚武之道，他手下的弟子，个个都是思想与武士道兼备的有胆有识的勇士。福泽谕吉及其弟子，不是简单的听命于天皇，而是自成一统帮天皇自立，极力以行动推进局势、把革新思想变为实现。
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知识阶层，他们既是一股思想前卫的独立势力，又是一支激进行动的力量。从刺杀到冲锋陷阵无所不能，他们既为思想斗士，又为尚武的武士领导人物，所以他们实言实行，甚至不惜以暗杀手段结果那些阻碍近代化的幕府将军性命。他们对明治天皇的态度，也是拥戴而不是依附，从现实作用上来说，明治天皇反倒依赖他们的力量与行动夺取政权，东山再起！
相比日本知识分子，中国的康梁显然是“动口不动手”的谦谦君子。
由于没有“动手能力”，在夺取政权上他们一筹莫展，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军阀身上，另一方面，依靠无权皇帝。就是不从自己做个中流砥柱开始。
如果把政治改革比喻成一场比赛，那么必然是两方赛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决。获胜的标志当然是赢得赛点。那么赛点是什么？不是改革的辩论及其推行，而是政权的转手。即政权争夺战才是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
明治维新日本精英首先解决的是政权转手问题，成功地把握并赢得赛点。然后再开始正式变法。中国的变法与此同理，如果变法想取得成功，必须先让光绪皇帝收回皇帝的实权，在这个无法做到的前提下，仓促变法，就等于没打下地基就盖大楼，或沙上建塔，必然是易碎品。
明治维新的成功，及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了后来的中国精英以深刻启示，他们的主要精力与任务不只停留于宣传民主共和上，而是“君子动口亦动手”——发动起义，夺取政权上。
正如当时身为革命党青年精英汪精卫所说——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这段感悟把建立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才”质上升了一个层次。他们是中国历代人才群中除去诸子百家时代最闪光的一批，他们不再“眼高手低”。横刀立马的将军同时也是能舞文弄墨的儒生，满腹经纶的才子同时也能为国家前途抛头颅洒热血。此时是中国历史鲜见的人才鼎沸期，许多在推动国家进步上“动口又动手”的人杰横空出世……
晚清知识分子，是效仿日本而不及时代；而民国知识分子，是学习并超越日本时代。难怪以“日本是中国革命助产士”一言自豪的日本思想家北一辉，辛亥革命后也跑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知识分子学来并提升的“动口亦动手”能力，在此历史阶段，可谓受用之致。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学到了什么？(2010-05-20 19:32:11)转载标签：知识分子中国日本君子动口动手文化 分类：虎年新作
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学到了什么？
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师从日本”的鼎盛史。从戊戌变法效仿明治维新，到黄兴孙中山把革命大本营设在东京，晚清到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无处不充斥着日本元素。
晚清和民国究竟从日本学到了什么，是精华，还是糟粕，是精髓，还是皮毛？这是个庞大话题，区区一文实难尽述，但不妨由国家的精英——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知识分子那里学到什么来管窥，以期略见一斑。
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群，不乏东亚读书人共性，即大都具有国家忧患意识，多满腹经纶之士。
后人通过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看到了中日两国精英思想差距。其实这种差距到了戊戌变法“师从日本”时刻，已经不是质的差距了。也就是说，当晚清最后的精英走上变法之路时，他们和日本精英的政治思想差距已经不大，康有为梁启超与福泽渝吉一样——都认识到改变国家政体才是救国之本。
然而，中国精英致力的变法，却没有像日本维新一样取得成功，其寿命竟远不如之前本国官僚搞的洋务运动。这是为什么？
除了“后党”这个中国特殊国情所产生的强大保守势力阻挠外，这里，亦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的“才”距。说这种才华的差距，直接导致变法失败亦不为过。
日本虽无“后党”，但当初幕府将军的势力一点也不比慈禧太后弱。为什么日本精英能拔掉幕府将军这个“权力钉子户”，而中国精英却对慈禧太后这个“上了锈”的“老钉子户”无能为力呢？
中日精英，“才”之所差者，不在头，而在手。即，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比日本差多少，而是失败源于动手能力。
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讲究“君子动口不动手”，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知识分子群也大都是这样的“君子”，满腹经纶，口若悬河，但动手能力极差，乃至指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官痞（袁世凯）去“勤王变法”，岂非缘木求鱼？
而日本知识分子，深受“武士道”熏染，他们当中即便不是职业武士，也讲究“实言实行”，翻译成咱们的话，就是“君子动口亦动手”。
尽管两国知识层对立宪维新形成共识，但在行动之法上，“康圣人”对弟子多传授为臣之道应该如何效忠听命圣上；而福泽渝吉则在传播思想的同时，还与学生共习尚武之道，他手下的弟子，个个都是思想与武士道兼备的有胆有识的勇士。福泽谕吉及其弟子，不是简单的听命于天皇，而是自成一统帮天皇自立，极力以行动推进局势、把革新思想变为实现。
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知识阶层，他们既是一股思想前卫的独立势力，又是一支激进行动的力量。从刺杀到冲锋陷阵无所不能，他们既为思想斗士，又为尚武的武士领导人物，所以他们实言实行，甚至不惜以暗杀手段结果那些阻碍近代化的幕府将军性命。他们对明治天皇的态度，也是拥戴而不是依附，从现实作用上来说，明治天皇反倒依赖他们的力量与行动夺取政权，东山再起！
相比日本知识分子，中国的康梁显然是“动口不动手”的谦谦君子。
由于没有“动手能力”，在夺取政权上他们一筹莫展，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军阀身上，另一方面，依靠无权皇帝。就是不从自己做个中流砥柱开始。
如果把政治改革比喻成一场比赛，那么必然是两方赛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决。获胜的标志当然是赢得赛点。那么赛点是什么？不是改革的辩论及其推行，而是政权的转手。即政权争夺战才是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
明治维新日本精英首先解决的是政权转手问题，成功地把握并赢得赛点。然后再开始正式变法。中国的变法与此同理，如果变法想取得成功，必须先让光绪皇帝收回皇帝的实权，在这个无法做到的前提下，仓促变法，就等于没打下地基就盖大楼，或沙上建塔，必然是易碎品。
明治维新的成功，及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了后来的中国精英以深刻启示，他们的主要精力与任务不只停留于宣传民主共和上，而是“君子动口亦动手”——发动起义，夺取政权上。
正如当时身为革命党青年精英汪精卫所说——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这段感悟把建立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才”质上升了一个层次。他们是中国历代人才群中除去诸子百家时代最闪光的一批，他们不再“眼高手低”。横刀立马的将军同时也是能舞文弄墨的儒生，满腹经纶的才子同时也能为国家前途抛头颅洒热血。此时是中国历史鲜见的人才鼎沸期，许多在推动国家进步上“动口又动手”的人杰横空出世……
晚清知识分子，是效仿日本而不及时代；而民国知识分子，是学习并超越日本时代。难怪以“日本是中国革命助产士”一言自豪的日本思想家北一辉，辛亥革命后也跑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知识分子学来并提升的“动口亦动手”能力，在此历史阶段，可谓受用之致。
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学到了什么？
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师从日本”的鼎盛史。从戊戌变法效仿明治维新，到黄兴孙中山把革命大本营设在东京，晚清到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无处不充斥着日本元素。
晚清和民国究竟从日本学到了什么，是精华，还是糟粕，是精髓，还是皮毛？这是个庞大话题，区区一文实难尽述，但不妨由国家的精英——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知识分子那里学到什么来管窥，以期略见一斑。
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群，不乏东亚读书人共性，即大都具有国家忧患意识，多满腹经纶之士。
后人通过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看到了中日两国精英思想差距。其实这种差距到了戊戌变法“师从日本”时刻，已经不是质的差距了。也就是说，当晚清最后的精英走上变法之路时，他们和日本精英的政治思想差距已经不大，康有为梁启超与福泽渝吉一样——都认识到改变国家政体才是救国之本。
然而，中国精英致力的变法，却没有像日本维新一样取得成功，其寿命竟远不如之前本国官僚搞的洋务运动。这是为什么？
除了“后党”这个中国特殊国情所产生的强大保守势力阻挠外，这里，亦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的“才”距。说这种才华的差距，直接导致变法失败亦不为过。
日本虽无“后党”，但当初幕府将军的势力一点也不比慈禧太后弱。为什么日本精英能拔掉幕府将军这个“权力钉子户”，而中国精英却对慈禧太后这个“上了锈”的“老钉子户”无能为力呢？
中日精英，“才”之所差者，不在头，而在手。即，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比日本差多少，而是失败源于动手能力。
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讲究“君子动口不动手”，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知识分子群也大都是这样的“君子”，满腹经纶，口若悬河，但动手能力极差，乃至指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官痞（袁世凯）去“勤王变法”，岂非缘木求鱼？
而日本知识分子，深受“武士道”熏染，他们当中即便不是职业武士，也讲究“实言实行”，翻译成咱们的话，就是“君子动口亦动手”。
尽管两国知识层对立宪维新形成共识，但在行动之法上，“康圣人”对弟子多传授为臣之道应该如何效忠听命圣上；而福泽渝吉则在传播思想的同时，还与学生共习尚武之道，他手下的弟子，个个都是思想与武士道兼备的有胆有识的勇士。福泽谕吉及其弟子，不是简单的听命于天皇，而是自成一统帮天皇自立，极力以行动推进局势、把革新思想变为实现。
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知识阶层，他们既是一股思想前卫的独立势力，又是一支激进行动的力量。从刺杀到冲锋陷阵无所不能，他们既为思想斗士，又为尚武的武士领导人物，所以他们实言实行，甚至不惜以暗杀手段结果那些阻碍近代化的幕府将军性命。他们对明治天皇的态度，也是拥戴而不是依附，从现实作用上来说，明治天皇反倒依赖他们的力量与行动夺取政权，东山再起！
相比日本知识分子，中国的康梁显然是“动口不动手”的谦谦君子。
由于没有“动手能力”，在夺取政权上他们一筹莫展，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军阀身上，另一方面，依靠无权皇帝。就是不从自己做个中流砥柱开始。
如果把政治改革比喻成一场比赛，那么必然是两方赛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决。获胜的标志当然是赢得赛点。那么赛点是什么？不是改革的辩论及其推行，而是政权的转手。即政权争夺战才是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
明治维新日本精英首先解决的是政权转手问题，成功地把握并赢得赛点。然后再开始正式变法。中国的变法与此同理，如果变法想取得成功，必须先让光绪皇帝收回皇帝的实权，在这个无法做到的前提下，仓促变法，就等于没打下地基就盖大楼，或沙上建塔，必然是易碎品。
明治维新的成功，及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了后来的中国精英以深刻启示，他们的主要精力与任务不只停留于宣传民主共和上，而是“君子动口亦动手”——发动起义，夺取政权上。
正如当时身为革命党青年精英汪精卫所说——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这段感悟把建立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才”质上升了一个层次。他们是中国历代人才群中除去诸子百家时代最闪光的一批，他们不再“眼高手低”。横刀立马的将军同时也是能舞文弄墨的儒生，满腹经纶的才子同时也能为国家前途抛头颅洒热血。此时是中国历史鲜见的人才鼎沸期，许多在推动国家进步上“动口又动手”的人杰横空出世……
晚清知识分子，是效仿日本而不及时代；而民国知识分子，是学习并超越日本时代。难怪以“日本是中国革命助产士”一言自豪的日本思想家北一辉，辛亥革命后也跑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知识分子学来并提升的“动口亦动手”能力，在此历史阶段，可谓受用之致。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学到了什么？(2010-05-20 19:32:11)转载标签：知识分子中国日本君子动口动手文化 分类：虎年新作
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学到了什么？
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师从日本”的鼎盛史。从戊戌变法效仿明治维新，到黄兴孙中山把革命大本营设在东京，晚清到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无处不充斥着日本元素。
晚清和民国究竟从日本学到了什么，是精华，还是糟粕，是精髓，还是皮毛？这是个庞大话题，区区一文实难尽述，但不妨由国家的精英——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知识分子那里学到什么来管窥，以期略见一斑。
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群，不乏东亚读书人共性，即大都具有国家忧患意识，多满腹经纶之士。
后人通过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看到了中日两国精英思想差距。其实这种差距到了戊戌变法“师从日本”时刻，已经不是质的差距了。也就是说，当晚清最后的精英走上变法之路时，他们和日本精英的政治思想差距已经不大，康有为梁启超与福泽渝吉一样——都认识到改变国家政体才是救国之本。
然而，中国精英致力的变法，却没有像日本维新一样取得成功，其寿命竟远不如之前本国官僚搞的洋务运动。这是为什么？
除了“后党”这个中国特殊国情所产生的强大保守势力阻挠外，这里，亦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的“才”距。说这种才华的差距，直接导致变法失败亦不为过。
日本虽无“后党”，但当初幕府将军的势力一点也不比慈禧太后弱。为什么日本精英能拔掉幕府将军这个“权力钉子户”，而中国精英却对慈禧太后这个“上了锈”的“老钉子户”无能为力呢？
中日精英，“才”之所差者，不在头，而在手。即，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比日本差多少，而是失败源于动手能力。
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讲究“君子动口不动手”，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知识分子群也大都是这样的“君子”，满腹经纶，口若悬河，但动手能力极差，乃至指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官痞（袁世凯）去“勤王变法”，岂非缘木求鱼？
而日本知识分子，深受“武士道”熏染，他们当中即便不是职业武士，也讲究“实言实行”，翻译成咱们的话，就是“君子动口亦动手”。
尽管两国知识层对立宪维新形成共识，但在行动之法上，“康圣人”对弟子多传授为臣之道应该如何效忠听命圣上；而福泽渝吉则在传播思想的同时，还与学生共习尚武之道，他手下的弟子，个个都是思想与武士道兼备的有胆有识的勇士。福泽谕吉及其弟子，不是简单的听命于天皇，而是自成一统帮天皇自立，极力以行动推进局势、把革新思想变为实现。
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知识阶层，他们既是一股思想前卫的独立势力，又是一支激进行动的力量。从刺杀到冲锋陷阵无所不能，他们既为思想斗士，又为尚武的武士领导人物，所以他们实言实行，甚至不惜以暗杀手段结果那些阻碍近代化的幕府将军性命。他们对明治天皇的态度，也是拥戴而不是依附，从现实作用上来说，明治天皇反倒依赖他们的力量与行动夺取政权，东山再起！
相比日本知识分子，中国的康梁显然是“动口不动手”的谦谦君子。
由于没有“动手能力”，在夺取政权上他们一筹莫展，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军阀身上，另一方面，依靠无权皇帝。就是不从自己做个中流砥柱开始。
如果把政治改革比喻成一场比赛，那么必然是两方赛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决。获胜的标志当然是赢得赛点。那么赛点是什么？不是改革的辩论及其推行，而是政权的转手。即政权争夺战才是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
明治维新日本精英首先解决的是政权转手问题，成功地把握并赢得赛点。然后再开始正式变法。中国的变法与此同理，如果变法想取得成功，必须先让光绪皇帝收回皇帝的实权，在这个无法做到的前提下，仓促变法，就等于没打下地基就盖大楼，或沙上建塔，必然是易碎品。
明治维新的成功，及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了后来的中国精英以深刻启示，他们的主要精力与任务不只停留于宣传民主共和上，而是“君子动口亦动手”——发动起义，夺取政权上。
正如当时身为革命党青年精英汪精卫所说——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这段感悟把建立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才”质上升了一个层次。他们是中国历代人才群中除去诸子百家时代最闪光的一批，他们不再“眼高手低”。横刀立马的将军同时也是能舞文弄墨的儒生，满腹经纶的才子同时也能为国家前途抛头颅洒热血。此时是中国历史鲜见的人才鼎沸期，许多在推动国家进步上“动口又动手”的人杰横空出世……
晚清知识分子，是效仿日本而不及时代；而民国知识分子，是学习并超越日本时代。难怪以“日本是中国革命助产士”一言自豪的日本思想家北一辉，辛亥革命后也跑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知识分子学来并提升的“动口亦动手”能力，在此历史阶段，可谓受用之致。
知识分子？吃屎分子？
知识分子以不会做事而自豪。
知识分子以不会做事而自豪。
孙他们从日本学到了造反理念{:yan:}留欧美学成回来的大多主张改良
眼高手低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