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近代东亚并非因西方而衰落

近代东亚并非因西方而衰落 ——评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

潘启雯

以“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等为代表的学院派，曾把东方近代的问题归结为“古今东西”问题。时间上的“古—今”、空间上的“东—西”，分别以“国家”和“发展”作为时空纵横坐标，形成近代史认识的两大模式：“（西方）冲击—（东方）反应”、“传统—现代”，即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冲击”，导致“传统”的东方国家进入类似西方的“现代”社会。

被称为“后京都学派”的日本学者、著名汉学家，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的滨下武志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视野》中，则“颠覆性”地提出，“近代中国和亚洲的衰落不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东亚的‘内部原因’。”在滨下武志的研究视阈中，朝贡关系和地域经济圈是“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理论的两块基石。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史料并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对“冲击—反应”模式一次彻底的颠覆。

在滨下武志的研究思路中，世界经济体系仿佛是个大圈子，东亚区域是个小圈子，而中国则是另一个小圈子。虽然贸易圈有大有小，但形成的却是“奥运五环旗”的并列式结构，各个区域体系都是竞争关系。“与统治关系相比，朝贡体制的根本点是靠贸易关系在支撑，实际上是更加多面的、多层次的、在某些时候具有包容异质因素作用的一种体制”。

滨下武志认为，朝贡关系有两大特性：从政治角度看，朝贡关系是中国统治者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关系扩大到外围和四边，按“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的顺序排列，按邻接的“中心—周边关系”的同心圆的方式交错产生的一种体系，并在16、17世纪逐渐成熟。从经济角度看，“朝贡本身是一种交换”，主要围绕固有商品的定价而进行。比如中国的宁波和日本的长崎，历史上由于贸易的关系，其彼此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就要超过其与各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实际上，通过以海洋为媒介的经济联系，进而通过大陆部分的海滨城市与内地的联系，再加上边境贸易所形成的国际互动，亚洲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因为朝贡关系促发和推动的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交易活动，产生了连接亚洲各地的交易网络、交易中心地、汇兑渠道和金融中心地等，形成了朝贡贸易关系的交易网络。

这个“交易网络”不仅与外部世界交换商品，同时对亚洲和中国市场的价格动向亦发挥一定的制约机能。它更成为当年西方诸家面对东方时不能不受到的“反冲击”。此后，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将这个市场逐步纳入世界市场之中时，“前近代亚洲市场”仍保留和继承了自身的历史延续性。

过去在追求新的国际统合观念方面，历来都是将“国家”以及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但是，滨下武志发现，在“国家”和“国际”之间可称之为“地域圈”的领域，却难以包容进去。因而，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把处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媒介地位的“地域经济圈”纳入研究视野就十分必要了。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历史上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亦即从对亚洲自身的认识中寻找亚洲的历史。而地域圈内各地区的结合，必然形成发挥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这些中枢地在近代亚洲的人、财、物流动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东亚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关系是滨下武志关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他紧紧抓住了“史料线索”——即白银的流通，追索导致东亚区域贸易结构的变化踪迹。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从白银的流向推导贸易“出超”和“入超”的研究和关注视野不同，滨下武志所关注的“白银资本”，实际上是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甚至是白银的生产能力。中国的财政结算体系是以白银结算的，这客观上加强了中国的白银吸纳能力，而日本的白银和黄铜的生产能力，使得日本可以在东亚区域体系内独立于中国，欧洲的殖民贸易体系也使得它能借助美洲的白银参与亚洲的贸易。

传统谈论欧洲和中国及东亚贸易，都不同程度地强调“鸦片贸易”和“殖民战争”对东亚经济体系的破坏，特别是黄爵滋等道光朝大臣奏折中所提到“臣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之多……”的中国白银外流数字经常被引用佐证。但滨下武志并不满意这种解释，他通过查阅大量的中印、中美以及中英的贸易档案材料，认为鸦片贸易仅是个“表面现象”，东亚区域贸易最终被纳入欧洲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更多是因为英国强大的金融体系。白银在全世界贸易交易中的汇兑决定了中国外贸的白银汇兑，而这一交易汇兑的中心在伦敦，伦敦汇票汇通天下——正是这种能力使得英国最终主导了东亚的区域贸易。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都讲《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而不谈为什么采用“西班牙银元”而不是用“中国银两”的货币形式，那是因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入超，大量外国银元流入中国。“西班牙银元”质量好，人们爱用，故赔款用它作为货币单位，“中国银两”成色、重量不一致，还要加换算，太费事。在这一被我们忽略的微观历史事实背后，隐含着深远广阔的“国际权力易手”。

在探讨亚洲内在契机时，传统的办法与“各国历史的算术简单相加”无异。而滨下武志笔下的亚洲近代史、特别是亚洲经济近代史，则是作为“一个有机关联的历史体”和在“统一的亚洲面貌”之下来探讨，即“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而并非仅仅停留于“思考亚洲”本身。这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等学者近年来大力提倡“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新视野，可以说是

“相映成趣”或“殊途同归”。

◆[滨下武志简介]：

滨下武志（1943－），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教授，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等。主要代表作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等。

近代东亚并非因西方而衰落 ——评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

潘启雯

以“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等为代表的学院派，曾把东方近代的问题归结为“古今东西”问题。时间上的“古—今”、空间上的“东—西”，分别以“国家”和“发展”作为时空纵横坐标，形成近代史认识的两大模式：“（西方）冲击—（东方）反应”、“传统—现代”，即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冲击”，导致“传统”的东方国家进入类似西方的“现代”社会。

被称为“后京都学派”的日本学者、著名汉学家，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的滨下武志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视野》中，则“颠覆性”地提出，“近代中国和亚洲的衰落不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东亚的‘内部原因’。”在滨下武志的研究视阈中，朝贡关系和地域经济圈是“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理论的两块基石。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史料并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对“冲击—反应”模式一次彻底的颠覆。

在滨下武志的研究思路中，世界经济体系仿佛是个大圈子，东亚区域是个小圈子，而中国则是另一个小圈子。虽然贸易圈有大有小，但形成的却是“奥运五环旗”的并列式结构，各个区域体系都是竞争关系。“与统治关系相比，朝贡体制的根本点是靠贸易关系在支撑，实际上是更加多面的、多层次的、在某些时候具有包容异质因素作用的一种体制”。

滨下武志认为，朝贡关系有两大特性：从政治角度看，朝贡关系是中国统治者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关系扩大到外围和四边，按“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的顺序排列，按邻接的“中心—周边关系”的同心圆的方式交错产生的一种体系，并在16、17世纪逐渐成熟。从经济角度看，“朝贡本身是一种交换”，主要围绕固有商品的定价而进行。比如中国的宁波和日本的长崎，历史上由于贸易的关系，其彼此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就要超过其与各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实际上，通过以海洋为媒介的经济联系，进而通过大陆部分的海滨城市与内地的联系，再加上边境贸易所形成的国际互动，亚洲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因为朝贡关系促发和推动的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交易活动，产生了连接亚洲各地的交易网络、交易中心地、汇兑渠道和金融中心地等，形成了朝贡贸易关系的交易网络。

这个“交易网络”不仅与外部世界交换商品，同时对亚洲和中国市场的价格动向亦发挥一定的制约机能。它更成为当年西方诸家面对东方时不能不受到的“反冲击”。此后，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将这个市场逐步纳入世界市场之中时，“前近代亚洲市场”仍保留和继承了自身的历史延续性。

过去在追求新的国际统合观念方面，历来都是将“国家”以及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但是，滨下武志发现，在“国家”和“国际”之间可称之为“地域圈”的领域，却难以包容进去。因而，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把处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媒介地位的“地域经济圈”纳入研究视野就十分必要了。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历史上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亦即从对亚洲自身的认识中寻找亚洲的历史。而地域圈内各地区的结合，必然形成发挥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这些中枢地在近代亚洲的人、财、物流动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东亚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关系是滨下武志关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他紧紧抓住了“史料线索”——即白银的流通，追索导致东亚区域贸易结构的变化踪迹。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从白银的流向推导贸易“出超”和“入超”的研究和关注视野不同，滨下武志所关注的“白银资本”，实际上是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甚至是白银的生产能力。中国的财政结算体系是以白银结算的，这客观上加强了中国的白银吸纳能力，而日本的白银和黄铜的生产能力，使得日本可以在东亚区域体系内独立于中国，欧洲的殖民贸易体系也使得它能借助美洲的白银参与亚洲的贸易。

传统谈论欧洲和中国及东亚贸易，都不同程度地强调“鸦片贸易”和“殖民战争”对东亚经济体系的破坏，特别是黄爵滋等道光朝大臣奏折中所提到“臣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之多……”的中国白银外流数字经常被引用佐证。但滨下武志并不满意这种解释，他通过查阅大量的中印、中美以及中英的贸易档案材料，认为鸦片贸易仅是个“表面现象”，东亚区域贸易最终被纳入欧洲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更多是因为英国强大的金融体系。白银在全世界贸易交易中的汇兑决定了中国外贸的白银汇兑，而这一交易汇兑的中心在伦敦，伦敦汇票汇通天下——正是这种能力使得英国最终主导了东亚的区域贸易。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都讲《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而不谈为什么采用“西班牙银元”而不是用“中国银两”的货币形式，那是因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入超，大量外国银元流入中国。“西班牙银元”质量好，人们爱用，故赔款用它作为货币单位，“中国银两”成色、重量不一致，还要加换算，太费事。在这一被我们忽略的微观历史事实背后，隐含着深远广阔的“国际权力易手”。

在探讨亚洲内在契机时，传统的办法与“各国历史的算术简单相加”无异。而滨下武志笔下的亚洲近代史、特别是亚洲经济近代史，则是作为“一个有机关联的历史体”和在“统一的亚洲面貌”之下来探讨，即“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而并非仅仅停留于“思考亚洲”本身。这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等学者近年来大力提倡“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新视野，可以说是

“相映成趣”或“殊途同归”。

◆[滨下武志简介]：

滨下武志（1943－），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教授，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等。主要代表作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