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从揭穿甘地的非暴力神话谈起

http://www.warchina.com/news/ent/2009-12-27/114929.html
作者：王小东

从揭穿甘地的非暴力神话谈起：
论中国知识界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
王小东/文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就有谎言。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断言：人类今天的如此
之大的脑量和如此之强的智力，多半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劳动的结果，而是自有
语言以来，一场从未间断过的撒谎和反撒谎的人脑军备竞赛的结果。 谎言的存在
是一点不奇怪的，自有语言以来就存在，甚至在有语言之前就已有了欺骗行为，
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然而，令人齿冷的是，到了20世纪，撒谎的水平似
乎是被降低了而不是升高了，但反撒谎的水平却被降低得更多， 出现了许许多多
原本非常明显，极易揭穿的谎言，却有着无数智力正常，原本不应会被愚弄的信
奉者，其结果就是很多智力水平非常低的谎言横行于市，有些还带着极其辉煌的
光环，所以我的一位朋友相当正确地说过：20世纪形成了许多错误的知识。即使
到了21世纪，有些谎言被揭穿了，但还有更多的谎言至今也没有出来一个揭穿它
们的赤子。这种情况是对于人类智力的一个嘲弄。在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正在揭
开生命到奥秘的今天，主要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智力低下被反衬得十分怪
异。 今天，我想从揭穿具有世界影响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神话入手，进而论述
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作为我今后想
做的在21世纪给人类的智力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恢复名誉的努力的一部分。

一. 引子：揭穿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使印度走向独立的神话

平心而论，甘地的神话绝非是邪恶的谎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的名气大、影响广，有着极其辉煌的光环，却是一
个单纯从智力上来说，从史料上来说，极其容易揭穿的神话。以此为例，可以看
到我们人类的智力被意识形态优先降低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但仅此而已，从道义
上和美感上，我还是很尊重这个神话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印度独立运动，
就不是真正非暴力的，更何况，甘地在1930年代即已脱离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实际
领导层，真正的领导是尼赫鲁，从他当时和后来的思想和行为，都很难说他是一
个非暴力主义者。鉴于甘地的神话只是本文的一个引子，我想尽快地切入二战中
的印度独立运动，之前的史料是很容易查得到的，我就只下上述断言，不在这里
赘述史料了。二战一开始，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就开出了只有让印度独立，才
参加英国的战争的条件，而甘地在这时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精神，并表达了对于
纳粹德国的反感。只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德、日法西斯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根
本不是因为别的，英国人才感到了甘地的宝贵。1942年对于大英帝国是非常惨淡
的日子，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英国本土才从德国的猛烈攻击中幸存下来，而在
远东，香港已于1941年丢给日本了，紧接着马来亚、新加坡、缅甸都丢掉了。整
个印度次大陆的防空力量微不足道，而印度恰恰是德、日法西斯钳形攻势的会合
中心，可印度国内却不乏箪食壶浆，以迎日师的情绪。美国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
重危机，同样，中国也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1942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就
给罗斯福总统拍发了紧急电报，说：“我本人为印度的军事及政治状况所震惊，
一句话，局势极其危险。如果英国政府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印度的政策，那就是
把印度交给敌人，邀请他们马上来占领。”这封电报坚定了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
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对于盟军作战构成了巨大危险的信念，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了
极为强大的压力。在德、日两大敌人的巨大军事压力和美、中两大盟国的强大政
治压力下，固执反对给予印度独立的丘吉尔不得不屈服，派出了克里普斯（Cripps）
去印度商谈战后予以印度独立的方案。克里普斯方案答应在战后给予印度英联邦
自治领的地位，这在实际上就是独立，因为印度可以随时退出英联邦。然而，在
一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未能达成与印度独立运动的协议，那就是MSL居住地区
的问题，克里普斯方案规定任何一个省也有权退出印度自治领。甘地和国大党的
其他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条款，认为这是“肢解印度”。如果不考虑到英国人欺负
了印度人这么多年，我个人觉得甘地他们是有点乘人之危，得理不让人，特别是
此后的历史事实是印度最终没能拿住巴基斯坦：从开始的一系列混乱和仇杀，直
到今天印、巴两国的世仇，都说明英国人的方案还是实事求是的。而这就开始了
所谓“退出印度”运动。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入狱，甘地的妻子死在狱中。
那么，这个“退出印度”运动是非暴力的吗？用中国学者尚劝余的概括，那就是
“运动初期基本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但是很快便过渡到非武装的暴力阶段
，最后演化成武装的暴力。”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演化成武装的暴力
”的运动，虽然就本身来说可能其行使暴力的能力微不足道，但在对德、日的战
事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它对于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威胁，对于整个中美英盟军就
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到了1944年，英国不得不释放甘地和其他印度独立运动领导
人，并答应印度在战后独立。我的上述史料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务院，应该是没有
袁伟时教授所说的“狼奶”之嫌的。我认为，从这些史料，任何一个具有健全智
力的人都会得出结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促成印度独立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很
大，中国学者们在评论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的原因”时，所津津乐道的“
英国的民主宪政”及“英国人的文明”也没起什么重要作用，起了最大作用的恰
恰是德、日法西斯的极为强大的武力，其次是美国的压力，而印度人自己的独立
运动也远不是“非暴力”的。其实印度人是很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一直同情
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行为，参与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写了长篇著作质疑
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的最好借口，日
本人为帕尔在靖国神社立了纪念碑。这里还要再提一下美国的作用。美国在印度
的独立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肯定会说这是因为美国如何
如何“高尚”等等。然而，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史料倒没有老是唱如此的高调，一
篇文章是这样措词的：“英国政府认识到，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不会容忍
英帝国在战后仍旧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措词讲的还是实力政治、地缘政治
，而不是高调。如果英国政府在战后不肯就范会怎么样？在印度英国人是就范了
的，那我们就看看其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吧。以英、法、以三个国家的武力对付
一个小小的埃及当然不成问题。可是这个世界早已变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
经兴起了。苏联的态度是不用说的，美国在这个时候也从背后捅了英、法一刀，
于是，危机的结果也就定了：您怎么来的，还给我怎么回去。所以说，英国在战
后不就范是不行的，不是因为非暴力主义对它的感化，也不是它的制度或它的天
性就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的武力及综合国力与两个超级大国比差得实在太远了
。如果说英国人有些什么其他的优秀品质的话，那就是他们确实比较理智，至少
在印度的问题上，没有像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那样，非要被人揍个鼻青脸肿之后才
承认现实。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
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如一位
叫王从圣的先生就声称：“殖民统治促使非洲社会实现跨越性发展”，“民族解
放运动带来不尽的政变、独裁和贫穷”。是这样吗？就算是，这位王从圣先生也
应该明白，这些“遗憾”、“错误”是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甘地的神话首先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但这个神话近二十几年尤其在中国知识
界得到了最为夸张的宣扬。除了宣扬甘地的神话本身之外，中国的一些“自由派
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我用这个词是想有
别于 “反事实推论”这个社会科学术语），总之，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
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
如何好得多，我认为这些想象亦可归于非暴力神话。非暴力神话是有魅力的，也
是值得尊敬的。毕竟，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然而，
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事实却是暴力在左右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甚至整个生物史，从地球上只有细菌的那个时
代开始，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军备竞赛史。即使到了今天，世界各国的边界多
半是由战争决定的；世界上人口的分布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世界上的财富分布
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战争决定的；世界上不少至今仍然握有垄断地位的“老字号”
商业品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乘暴力征服和掠夺而起；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些国际组
织，要么至今仍是十分明确的军事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么其前身是军
事同盟，如联合国，欧盟是个重要的例外，但其发起国在建立欧盟的前身“欧洲
煤钢联合体”时，除德国外都已经加入了北约，都是军事上的同盟国，德国则在
几年后也加入了；世界上无数重要的科技发明都是为战争而开发，首先用于战争
，大至互联网，小至我们装修房屋时使用的特种胶水；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分布地
图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大变革是
通过“和平演变”完成的，而其重要前提却仍然是两方基本对等的毁灭地球的能
力。用上海师范大学倪乐雄教授的话说：“暴力规则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而
畅销书作家吴思先生则将此称作“血酬定律”，只是他似乎误以为只有中国才是
这样的。否定人类历史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大轮廓，固然有其期盼人类和平的美
好愿望，其中却也不乏已经通过暴力取得优势地位的西方人的私心：希望其他人
不要效仿自己，以暴力来抗争，而是相信西方人终究会仁慈地回应他们非暴力的?做也是不行的，所以西方人确实
也做了些许回应，我们可以承认这也算是人类社会的一点进步。我们应该崇敬人
类和平的善良愿望，我们甚至也可以相信今天的人类进步了，以和平的手段争取
自己的权益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我们仍然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真相对于我
们以及我们子孙今后的生活仍然至关重要。

引子到此为止，下面我要进入正题了。在进入正题之后我将主要拿杨鹏先生发表
在《亚洲周刊》的文章《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及袁伟时教授等说事。我感
觉在这里有必要作几句声明。第一，杨鹏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迄今为止私交融洽
，但某不敢以私废公，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杨鹏先生在反驳我时亦不必客气，
尽量将我往死里批判就是；第二，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
袁伟时教授和其他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这是我的一个假设，如此假设不
符合事实，则我敬请袁伟时教授和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指教，说明他们在那
些地方不同意杨文的观点。第三，不必说什么“对手不能回应”之类的话，对手
的话语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比我这类人大得多。

二. 拿历史来陪绑现实政治考虑的影射史学的非正义性

影射史学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现象，就像有了语言就有了谎言，我猜想，自人
们做历史纪录始，也就有了影射史学。在整个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了激
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双方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影射史学自然也就大行其道。
在中国，影射史学在“文革”时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人人见其
荒谬。“文革”后，知识界一致声讨“文革”乃至“文革”前的影射史学，大刮
“翻案风”成了一种时髦。这些“翻案风”都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指责
中国这些年来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教科书歪曲了真相。然而，等这些人出了手
，我们却发现，他们搞的也是影射史学，而且比对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与非
暴力的问题便是他们的着力点之一：他们打出了“反对暴力”的旗号。然而，你
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弱势集
团不应用暴力反抗强势集团的暴力；在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
中国不应使用暴力反抗外国对于中国的暴力侵略，以这样两个主题先行，然后任
意裁剪历史，以符合这两个主题的需要，在很多时候甚至连逻辑都完全不顾了。
比如，袁伟时教授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闭口不谈西方人自己的笔记中
都有记载的远在八国联军进城之前，西方人包括西方平民在北京街头任意“猎杀
”明明不是义和团的中国人，却破口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袁伟时教
授也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
印第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大陆原本很
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
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却大谈中国人当时只要不反抗，圆明园就不会被
烧掉，遭兵祸和被屠杀就都可以免去。有人说，历史学家有权从不同的角度去认
识、谈论历史。是的，任何人都有权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谈论历史，然而，当你
的历史观完全歪曲了历史的大轮廓，却还在那里斥骂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什
么的时候，你就跌落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专业
，乃至智力的最低标准线以下。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这股影射史学、“翻案风”
中，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跌落到了这些最低标准线之下。然而，为什么中国知识
界能够刮起这股“翻案风”呢？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已经厌倦了
过于一言堂的，简陋枯燥的官方史学，再加上主流媒体的大肆炒作，学术刊物、
报纸、杂志、影视一齐追捧，所以一时间“翻案史学”大行其道，不少公众真的
相信“翻案史学”说的才是“历史真实”。原本这股“翻案风”是可以风行更长
的时间，误导更多的人的。可是，像袁伟时教授这样的“翻案史学”完全罔顾历
史事实，甚至罔顾最起码的逻辑，这就不仅仅是谎言了，而且是堕落为智力低下
的谎言了。对于这样智力低下的谎言，当然仍有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明明知
道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划线，主题先行，却坚持声称那才是“历史真实”。然而，
有一部分至少还想爱惜一点自己在智力方面的名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承认
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学术上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仍旧挺身卫袁，斥责指出
袁伟时教授在历史事实面前，在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人“基本立场有问题”。这
理由是什么呢？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2006年2月19日二十卷第七期《中国
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以下简称“杨文”）把这个理由说明白了：“一切历史
都是现代史，袁先生回顾历史，目的是为了推出他针对现实的结论”，“这样的
结论，我们与其将其看成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如看成是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
”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袁伟时教授的“历史”是不是真相
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袁伟时教授以及他的许多支
持者一开始时的气是很壮的：“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
们永志不忘”。然而，他的那些“历史真实”没有禁得起批评者兢兢业业的考证
，甚至他的历史学的逻辑都被批评者揭出了“低级错误”。杨文“识时务者为俊
杰”，从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的角度进行辩护，确实是比袁
伟时教授的那些还要跟人家死缠“历史真实”的拥趸们高明得多，也坦诚得多了
。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 “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到底对不对
呢？我们可以争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假设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
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对的。即使这样，袁伟时教授就有理由把历史
拉来为现实陪绑了吗？只要“现实的结论”正确了，我们就可以随意歪曲历史，
随心所欲地大搞影射史学了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呢？第一，追求历
史的真相，其本身就具有终极的价值。不管袁伟时教授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历
史学并非“历史真实”——不仅不是“历史真实”，而且比他所批判乃至破口大
骂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距离历史真相更远——他打的旗号仍旧是“历史真实”，
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明白大多数人是看重“真实”这一点的。像这种大多数人自
然而然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肯定是有它的深刻道理的——即使有些道理
我们今天还不能解释。第二，公众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有权自己从历史的真相
得出“现实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真相上欺骗公众，这是民主主义
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认为少数“精英”有权代替公众得出正确的“现实的
结论”，所以可以任意裁剪历史的真相去引导公众的想法，恰恰是专制主义、极
权主义的想法。这就和杨文一直高举的“民主”、“自由”大旗不符，因此，杨
文从“现实的结论”以及“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否正确的角度为袁伟时教授
所作的辩护是和自己高举的大旗自相矛盾的。第三，我们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
知道未来一定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真相中获得教益，而不能为了
有时而尽的现实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像袁伟时教授以及前面所说的“翻案风”给
我们灌输的历史观，就算在应对当下的国际国内情况时确实正确，它也阉割了我
们民族的智慧，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就会无法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教益
。所以，以“现实的结论”正确来为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辩护是不能成立的。然
而，在网上和私下进行的这场辩论中，当“挺袁派”不得不承认袁伟时教授的观
点在“历史真实”及逻辑上都站不住脚时，其后的辩护实际上就都是杨文的角度
了。在这场辩论中，笔者痛感到，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作的和所想的，与
他们平时高举的大旗很不一样。本来笔者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别人会立即给你
扣上“诛心之论”的帽子。而杨鹏先生十分坦诚，把很多东西都端了出来，并发
表在杂志上，使得笔者的叙述容易了许多，这一点会在后面的叙述中更清楚地显
示出来。http://www.warchina.com/news/ent/2009-12-27/114929.html
作者：王小东

从揭穿甘地的非暴力神话谈起：
论中国知识界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
王小东/文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就有谎言。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断言：人类今天的如此
之大的脑量和如此之强的智力，多半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劳动的结果，而是自有
语言以来，一场从未间断过的撒谎和反撒谎的人脑军备竞赛的结果。 谎言的存在
是一点不奇怪的，自有语言以来就存在，甚至在有语言之前就已有了欺骗行为，
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然而，令人齿冷的是，到了20世纪，撒谎的水平似
乎是被降低了而不是升高了，但反撒谎的水平却被降低得更多， 出现了许许多多
原本非常明显，极易揭穿的谎言，却有着无数智力正常，原本不应会被愚弄的信
奉者，其结果就是很多智力水平非常低的谎言横行于市，有些还带着极其辉煌的
光环，所以我的一位朋友相当正确地说过：20世纪形成了许多错误的知识。即使
到了21世纪，有些谎言被揭穿了，但还有更多的谎言至今也没有出来一个揭穿它
们的赤子。这种情况是对于人类智力的一个嘲弄。在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正在揭
开生命到奥秘的今天，主要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智力低下被反衬得十分怪
异。 今天，我想从揭穿具有世界影响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神话入手，进而论述
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作为我今后想
做的在21世纪给人类的智力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恢复名誉的努力的一部分。

一. 引子：揭穿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使印度走向独立的神话

平心而论，甘地的神话绝非是邪恶的谎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的名气大、影响广，有着极其辉煌的光环，却是一
个单纯从智力上来说，从史料上来说，极其容易揭穿的神话。以此为例，可以看
到我们人类的智力被意识形态优先降低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但仅此而已，从道义
上和美感上，我还是很尊重这个神话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印度独立运动，
就不是真正非暴力的，更何况，甘地在1930年代即已脱离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实际
领导层，真正的领导是尼赫鲁，从他当时和后来的思想和行为，都很难说他是一
个非暴力主义者。鉴于甘地的神话只是本文的一个引子，我想尽快地切入二战中
的印度独立运动，之前的史料是很容易查得到的，我就只下上述断言，不在这里
赘述史料了。二战一开始，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就开出了只有让印度独立，才
参加英国的战争的条件，而甘地在这时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精神，并表达了对于
纳粹德国的反感。只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德、日法西斯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根
本不是因为别的，英国人才感到了甘地的宝贵。1942年对于大英帝国是非常惨淡
的日子，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英国本土才从德国的猛烈攻击中幸存下来，而在
远东，香港已于1941年丢给日本了，紧接着马来亚、新加坡、缅甸都丢掉了。整
个印度次大陆的防空力量微不足道，而印度恰恰是德、日法西斯钳形攻势的会合
中心，可印度国内却不乏箪食壶浆，以迎日师的情绪。美国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
重危机，同样，中国也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1942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就
给罗斯福总统拍发了紧急电报，说：“我本人为印度的军事及政治状况所震惊，
一句话，局势极其危险。如果英国政府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印度的政策，那就是
把印度交给敌人，邀请他们马上来占领。”这封电报坚定了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
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对于盟军作战构成了巨大危险的信念，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了
极为强大的压力。在德、日两大敌人的巨大军事压力和美、中两大盟国的强大政
治压力下，固执反对给予印度独立的丘吉尔不得不屈服，派出了克里普斯（Cripps）
去印度商谈战后予以印度独立的方案。克里普斯方案答应在战后给予印度英联邦
自治领的地位，这在实际上就是独立，因为印度可以随时退出英联邦。然而，在
一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未能达成与印度独立运动的协议，那就是MSL居住地区
的问题，克里普斯方案规定任何一个省也有权退出印度自治领。甘地和国大党的
其他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条款，认为这是“肢解印度”。如果不考虑到英国人欺负
了印度人这么多年，我个人觉得甘地他们是有点乘人之危，得理不让人，特别是
此后的历史事实是印度最终没能拿住巴基斯坦：从开始的一系列混乱和仇杀，直
到今天印、巴两国的世仇，都说明英国人的方案还是实事求是的。而这就开始了
所谓“退出印度”运动。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入狱，甘地的妻子死在狱中。
那么，这个“退出印度”运动是非暴力的吗？用中国学者尚劝余的概括，那就是
“运动初期基本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但是很快便过渡到非武装的暴力阶段
，最后演化成武装的暴力。”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演化成武装的暴力
”的运动，虽然就本身来说可能其行使暴力的能力微不足道，但在对德、日的战
事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它对于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威胁，对于整个中美英盟军就
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到了1944年，英国不得不释放甘地和其他印度独立运动领导
人，并答应印度在战后独立。我的上述史料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务院，应该是没有
袁伟时教授所说的“狼奶”之嫌的。我认为，从这些史料，任何一个具有健全智
力的人都会得出结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促成印度独立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很
大，中国学者们在评论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的原因”时，所津津乐道的“
英国的民主宪政”及“英国人的文明”也没起什么重要作用，起了最大作用的恰
恰是德、日法西斯的极为强大的武力，其次是美国的压力，而印度人自己的独立
运动也远不是“非暴力”的。其实印度人是很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一直同情
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行为，参与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写了长篇著作质疑
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的最好借口，日
本人为帕尔在靖国神社立了纪念碑。这里还要再提一下美国的作用。美国在印度
的独立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肯定会说这是因为美国如何
如何“高尚”等等。然而，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史料倒没有老是唱如此的高调，一
篇文章是这样措词的：“英国政府认识到，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不会容忍
英帝国在战后仍旧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措词讲的还是实力政治、地缘政治
，而不是高调。如果英国政府在战后不肯就范会怎么样？在印度英国人是就范了
的，那我们就看看其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吧。以英、法、以三个国家的武力对付
一个小小的埃及当然不成问题。可是这个世界早已变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
经兴起了。苏联的态度是不用说的，美国在这个时候也从背后捅了英、法一刀，
于是，危机的结果也就定了：您怎么来的，还给我怎么回去。所以说，英国在战
后不就范是不行的，不是因为非暴力主义对它的感化，也不是它的制度或它的天
性就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的武力及综合国力与两个超级大国比差得实在太远了
。如果说英国人有些什么其他的优秀品质的话，那就是他们确实比较理智，至少
在印度的问题上，没有像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那样，非要被人揍个鼻青脸肿之后才
承认现实。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
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如一位
叫王从圣的先生就声称：“殖民统治促使非洲社会实现跨越性发展”，“民族解
放运动带来不尽的政变、独裁和贫穷”。是这样吗？就算是，这位王从圣先生也
应该明白，这些“遗憾”、“错误”是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甘地的神话首先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但这个神话近二十几年尤其在中国知识
界得到了最为夸张的宣扬。除了宣扬甘地的神话本身之外，中国的一些“自由派
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我用这个词是想有
别于 “反事实推论”这个社会科学术语），总之，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
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
如何好得多，我认为这些想象亦可归于非暴力神话。非暴力神话是有魅力的，也
是值得尊敬的。毕竟，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然而，
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事实却是暴力在左右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甚至整个生物史，从地球上只有细菌的那个时
代开始，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军备竞赛史。即使到了今天，世界各国的边界多
半是由战争决定的；世界上人口的分布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世界上的财富分布
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战争决定的；世界上不少至今仍然握有垄断地位的“老字号”
商业品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乘暴力征服和掠夺而起；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些国际组
织，要么至今仍是十分明确的军事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么其前身是军
事同盟，如联合国，欧盟是个重要的例外，但其发起国在建立欧盟的前身“欧洲
煤钢联合体”时，除德国外都已经加入了北约，都是军事上的同盟国，德国则在
几年后也加入了；世界上无数重要的科技发明都是为战争而开发，首先用于战争
，大至互联网，小至我们装修房屋时使用的特种胶水；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分布地
图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大变革是
通过“和平演变”完成的，而其重要前提却仍然是两方基本对等的毁灭地球的能
力。用上海师范大学倪乐雄教授的话说：“暴力规则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而
畅销书作家吴思先生则将此称作“血酬定律”，只是他似乎误以为只有中国才是
这样的。否定人类历史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大轮廓，固然有其期盼人类和平的美
好愿望，其中却也不乏已经通过暴力取得优势地位的西方人的私心：希望其他人
不要效仿自己，以暴力来抗争，而是相信西方人终究会仁慈地回应他们非暴力的?做也是不行的，所以西方人确实
也做了些许回应，我们可以承认这也算是人类社会的一点进步。我们应该崇敬人
类和平的善良愿望，我们甚至也可以相信今天的人类进步了，以和平的手段争取
自己的权益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我们仍然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真相对于我
们以及我们子孙今后的生活仍然至关重要。

引子到此为止，下面我要进入正题了。在进入正题之后我将主要拿杨鹏先生发表
在《亚洲周刊》的文章《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及袁伟时教授等说事。我感
觉在这里有必要作几句声明。第一，杨鹏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迄今为止私交融洽
，但某不敢以私废公，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杨鹏先生在反驳我时亦不必客气，
尽量将我往死里批判就是；第二，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
袁伟时教授和其他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这是我的一个假设，如此假设不
符合事实，则我敬请袁伟时教授和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指教，说明他们在那
些地方不同意杨文的观点。第三，不必说什么“对手不能回应”之类的话，对手
的话语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比我这类人大得多。

二. 拿历史来陪绑现实政治考虑的影射史学的非正义性

影射史学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现象，就像有了语言就有了谎言，我猜想，自人
们做历史纪录始，也就有了影射史学。在整个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了激
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双方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影射史学自然也就大行其道。
在中国，影射史学在“文革”时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人人见其
荒谬。“文革”后，知识界一致声讨“文革”乃至“文革”前的影射史学，大刮
“翻案风”成了一种时髦。这些“翻案风”都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指责
中国这些年来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教科书歪曲了真相。然而，等这些人出了手
，我们却发现，他们搞的也是影射史学，而且比对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与非
暴力的问题便是他们的着力点之一：他们打出了“反对暴力”的旗号。然而，你
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弱势集
团不应用暴力反抗强势集团的暴力；在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
中国不应使用暴力反抗外国对于中国的暴力侵略，以这样两个主题先行，然后任
意裁剪历史，以符合这两个主题的需要，在很多时候甚至连逻辑都完全不顾了。
比如，袁伟时教授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闭口不谈西方人自己的笔记中
都有记载的远在八国联军进城之前，西方人包括西方平民在北京街头任意“猎杀
”明明不是义和团的中国人，却破口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袁伟时教
授也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
印第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大陆原本很
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
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却大谈中国人当时只要不反抗，圆明园就不会被
烧掉，遭兵祸和被屠杀就都可以免去。有人说，历史学家有权从不同的角度去认
识、谈论历史。是的，任何人都有权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谈论历史，然而，当你
的历史观完全歪曲了历史的大轮廓，却还在那里斥骂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什
么的时候，你就跌落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专业
，乃至智力的最低标准线以下。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这股影射史学、“翻案风”
中，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跌落到了这些最低标准线之下。然而，为什么中国知识
界能够刮起这股“翻案风”呢？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已经厌倦了
过于一言堂的，简陋枯燥的官方史学，再加上主流媒体的大肆炒作，学术刊物、
报纸、杂志、影视一齐追捧，所以一时间“翻案史学”大行其道，不少公众真的
相信“翻案史学”说的才是“历史真实”。原本这股“翻案风”是可以风行更长
的时间，误导更多的人的。可是，像袁伟时教授这样的“翻案史学”完全罔顾历
史事实，甚至罔顾最起码的逻辑，这就不仅仅是谎言了，而且是堕落为智力低下
的谎言了。对于这样智力低下的谎言，当然仍有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明明知
道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划线，主题先行，却坚持声称那才是“历史真实”。然而，
有一部分至少还想爱惜一点自己在智力方面的名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承认
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学术上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仍旧挺身卫袁，斥责指出
袁伟时教授在历史事实面前，在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人“基本立场有问题”。这
理由是什么呢？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2006年2月19日二十卷第七期《中国
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以下简称“杨文”）把这个理由说明白了：“一切历史
都是现代史，袁先生回顾历史，目的是为了推出他针对现实的结论”，“这样的
结论，我们与其将其看成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如看成是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
”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袁伟时教授的“历史”是不是真相
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袁伟时教授以及他的许多支
持者一开始时的气是很壮的：“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
们永志不忘”。然而，他的那些“历史真实”没有禁得起批评者兢兢业业的考证
，甚至他的历史学的逻辑都被批评者揭出了“低级错误”。杨文“识时务者为俊
杰”，从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的角度进行辩护，确实是比袁
伟时教授的那些还要跟人家死缠“历史真实”的拥趸们高明得多，也坦诚得多了
。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 “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到底对不对
呢？我们可以争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假设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
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对的。即使这样，袁伟时教授就有理由把历史
拉来为现实陪绑了吗？只要“现实的结论”正确了，我们就可以随意歪曲历史，
随心所欲地大搞影射史学了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呢？第一，追求历
史的真相，其本身就具有终极的价值。不管袁伟时教授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历
史学并非“历史真实”——不仅不是“历史真实”，而且比他所批判乃至破口大
骂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距离历史真相更远——他打的旗号仍旧是“历史真实”，
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明白大多数人是看重“真实”这一点的。像这种大多数人自
然而然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肯定是有它的深刻道理的——即使有些道理
我们今天还不能解释。第二，公众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有权自己从历史的真相
得出“现实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真相上欺骗公众，这是民主主义
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认为少数“精英”有权代替公众得出正确的“现实的
结论”，所以可以任意裁剪历史的真相去引导公众的想法，恰恰是专制主义、极
权主义的想法。这就和杨文一直高举的“民主”、“自由”大旗不符，因此，杨
文从“现实的结论”以及“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否正确的角度为袁伟时教授
所作的辩护是和自己高举的大旗自相矛盾的。第三，我们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
知道未来一定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真相中获得教益，而不能为了
有时而尽的现实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像袁伟时教授以及前面所说的“翻案风”给
我们灌输的历史观，就算在应对当下的国际国内情况时确实正确，它也阉割了我
们民族的智慧，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就会无法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教益
。所以，以“现实的结论”正确来为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辩护是不能成立的。然
而，在网上和私下进行的这场辩论中，当“挺袁派”不得不承认袁伟时教授的观
点在“历史真实”及逻辑上都站不住脚时，其后的辩护实际上就都是杨文的角度
了。在这场辩论中，笔者痛感到，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作的和所想的，与
他们平时高举的大旗很不一样。本来笔者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别人会立即给你
扣上“诛心之论”的帽子。而杨鹏先生十分坦诚，把很多东西都端了出来，并发
表在杂志上，使得笔者的叙述容易了许多，这一点会在后面的叙述中更清楚地显
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