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科幻世界》：那些不科幻的事（未删节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2:56:21
今天的《南方周末》发表了我的报道《科幻世界：那些不科幻的事》，由于版面原因有较多删节。原文很长，近9000字。《科幻世界》的事情我一直很关心，我去了一趟成都，跟主编姚海军、科幻作家星河聊了一个下午，也与很多编辑面谈。在北京则访问了研究科幻文学的吴岩副教授。访问录音整理出来五万多字。以下将《科幻世界：那些不科幻的事》一文完整版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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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世界》：那些不科幻的事
一本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的非幻想事件
本报记者 黄永明 发自北京
提要：中国的科幻文学在它新一轮高潮来临时，曾经历“清楚精神污染”的劫难。如今，一本影响几代科幻迷的老牌杂志面临灵魂被抽空的遭遇，编辑发表公开信，科幻迷在网上呼应，最终导致杂志社社长被停职。这被认为是中国期刊业绝无仅有的“民间力量”下的成功倒戈。
4月1日，科幻迷在网上把这一天称作自己的“双节”，对他们而言，这一天除了愚人节，还有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四川成都的《科幻世界》一大早召开中层会，宣布暂停杂志社社长李昶的职务。至此，在科幻迷中喧闹了12天的“《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终于暂时告一段落。
科幻迷在网上转发这一消息时，都没忘记强调，“这不是愚人节的恶作剧”。
供职于新华社的科幻作家韩松几天前曾处理一则与“《科幻世界》编辑倒戈”的英文电讯，当时他曾在微博客上感叹，“看了半天稿子，不知道怎么向外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科幻是由党委来领导的。”
《科幻世界》隶属于四川省科协，被认为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创办三十年来，发行量一度高达每期40万份。
所谓“《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始于3月20日，那天，社长李昶出差台湾。而一封直指李昶“瞎指挥”、“外行领导内行”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开来，公开信以《科幻世界》全体编辑的名义发出，题目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不到一天功夫，这封公开信就迅速被科幻迷传播，随后波折到科幻领域之外，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李昶是这本老牌杂志的第四任社长兼总编辑，于2008年底走马上任，上任后推行了一系列“新主张”，公开信列举了李昶的“七宗罪”，其中包括编辑取代作者写小说、杂志封面改为学校广告图片、拒付或拖延稿费、将广告资源出让给私人朋友的广告公司、拒签劳动合同，、坏企业文化和倒卖刊号等。公开信要求“撤销李昶同志在杂志社的一切职务，重新公开选举新领导”。
3月27日，杂志编辑刘维佳瘫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自言自语一般说：“我在这儿十年，对我打击最大的，是没有看到我的理想一步步兴盛，反而是一步步衰落。”他的声音大到足够让正要出门的主编姚海军听到。姚海军显然也听到了，他没有说话，只是在一瞬间做出一个复杂的表情。
3月29日，李昶从台湾出差回来了，他召集会议，与《科幻世界》编辑面对面沟通，会上，李昶表示“很遗憾、很痛心、很委屈”。
小标题：科幻，精神污染源？
《科幻世界》创刊于1979年，最初叫《科学文艺》，1991年更名后有过四届社长及总编辑。第一届是杨潇。“杨潇那一届的内容是最充实的。那时候他们坚持给中学生和大学生看，主流读者就是中学生。”与科幻有数十年不解之缘的吴岩说。
这本杂志在去年刚刚庆祝了它创刊三十周年的生日，当时，科幻作家潘海天曾用“伟大”形容《科幻世界》：“它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找到了那些最美妙的幻想小说，还催生塑造了一群最会幻想的作者和读者。这些人潜伏下来，必然将改变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岩就是这样的一位潜伏者，他被认为是中国科幻界的领军人物，不仅是科幻作家，也是国内并不多见的科幻研究者。他曾是《科幻世界》的读者，现在，他带的研究生中，就有专门研究《科幻世界》与中国科幻文学的。
1978年，吴岩还在北京灯市口中学读初中，就突然在学校里成了名人。有了这样的身份，他把一条红绳系在脖子上去上学，同学老师也不会批评他穿着奇装异服。吴岩在学校里的出名，源自于他写了一篇叶永烈的书评，寄给了《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的编辑为了核实作者身份还专门找到校长。书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以后，吴岩的名字也在学校里传开了。
叶永烈那个时候已经在上海的《少年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他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和《世界最高峰的奇迹》。后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个“翻身农奴养朗朗”的故事，朗朗是一只从喜马拉雅山的恐龙蛋里人工孵化出的恐龙。
这篇小说在《少年科学》上连载两期，让许多人记住了叶永烈这个名字。到了1978年，叶永烈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在作品中畅想了一个未来的中国。这本小说第一版便发行了160万册，成为迄今本土科幻文学界再也无人企及的数字。
中国最早出现科幻小说是在19世纪末，那是从国外翻译进来的作品。鲁迅和梁启超从1902年起的几年里也着力推动过科幻小说（当时叫哲理科学小说）。科幻小说的创作在中国因时局的动荡而时断时续。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部科幻小说被认为是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这篇作品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
“从这个时候，科幻就开始恢复，郑文光、叶至善、迟叔昌、童恩正就开始做科幻。当时基本上都是短篇，构造都挺有意思的，每篇都是一个小的科技故事。”吴岩说。
《从地球到火星》发表以后，瞬时点燃了北京市民对火星的好奇心，位于建国门的北京古观象台还设了一架望远镜，在晚上免费供市民排队观看火星。
《珊瑚岛上的死光》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科幻走进大众视野的另一发端。1978年，这部科幻作家童恩正的小说被改变成电影搬上银幕，在那个文化尚处于百废待兴的年代，它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它的故事其实很简单，研制高效原子电池的爱国华裔科学家因拒绝被财团重金收买而被暗杀，他的好友在一座小岛上建立了实验中心，与威胁人类和平的邪恶势力做起了斗争。这部作品获得了1978年度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吴岩认为，它“曾给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带来无数充满奇趣的幻想，让他们对于星空。对于科学，产生出数不清的憧憬和想象。”
《科学文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张的，1979年出版的首期就发行了15万册，一年之后发行量升到了20万。但是好景不长，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因“宣扬伪科学”等罪名被定性为“精神污染源”之一，遭到严厉批判。《科学文艺》元气大伤，订阅量下跌到三万份，财务账上一度只有六万三千块钱，这种状况下，杂志社决定自负盈亏，自寻出路。编辑部民主选举出第一任社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只有34岁的杨潇走到了台前。
杨潇曾经在1990年为了争取在中国召开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与两名同事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八天八夜横穿欧亚大陆到达荷兰海牙进行申辩。他们乘坐火车是为了节省经费。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终于如愿在成都举行，杂志在这一年更名为《科幻世界》。如今，《科幻世界》除主刊外，也定期出版《科幻世界译文版》，向中国读者介绍最新的国外科幻文学佳作。
小标题：在“蜗居”里迷科幻
科幻迷被认为是一个小圈子，但“《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却引发了出人意料的关注。
西方研究科幻文化的人认为，科幻其实是一种“cult文化”。cult一词含有崇拜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幻世界公开信发出后，读者对它的品牌的认同度和保护它的决心与信心都非常高。
科幻迷的人群构成也超出了人们的认知，热播电视剧《蜗居》中的女主角海清就是一个科幻迷，晚上喜欢看《科幻世界》，这件事让杂志社的编辑们也感到惊讶。
像海清这样在“蜗居”里悄悄迷科幻的形成了一个并不那么小众的群体。“《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发生后，刘慈欣曾对媒体表示：“我认为目前科幻文学不是小众文学。现在看科幻的人还是不少的，遍布于中学和大学之中。说是小众只是与那些排名前列的畅销书相比，或者套用科幻评论家冈恩的话比较准确：科幻是少数人的大众文学。如果把科幻影视也考虑进去，那它绝对是大众文学了。”
“读者经过几代的培养之后，很多人小时候读科幻世界，长大之后进入媒体圈或者其他地方，他们都关注这个事情。”《科幻世界译文版》编辑明先林说，“你看豆瓣上有个帖子说杂志的传阅率，我想基本上读过中学的人60%—70%的人都知道或者看过科幻世界，后来可能下撤了没看过。这给了他很美好的少年时期的回忆，结果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就会产生一种想要关注的渴望。”
《科幻世界》吸引的是特质非常明确的一类人。按照刘维佳的归纳，这样的人有对科学有一定的热爱，第二他关注人类的未来。“中国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故纸堆里，中国文化就是向后看的，从来不向前看。”他说，“这样向前看的人少。所以就会团结，《科幻世界》相当于盟主，出了事大家都来声援。”
对科幻的喜爱影响了很多中学生的专业选择。一些人看了科幻世界之后选择读理科，进行科学研究。《科幻世界》将在今年5月号刊登的一篇“科幻家书”，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中学就读于北京四中，本来要被保送去经济类的学科，但是他当时看《科幻世界》，他想研究宇宙，就报考了北航的航天器专业。进去之后却发现这个专业相当枯燥，但他还是坚持下来，现在从事航天研究工作。
“科幻甚至影响了他的职业，影响了他的一生。这样的一个重要影响，听到《科幻世界》出事的消息，他如果不闻不问，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给杂志社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刘维佳说，“你能理解到这种cult文化，是一种心心相连的，而不是说看了之后笑一笑、乐一乐的就完了，更大作用的启发你去思考很多问题，促使你做出很多决定，甚至改变世界观、人生观都有可能。”
1991年的科幻大会之后，科幻世界的副总编谭楷后来到北京请作家们吃饭，“他带了1000块钱的请客费，实际上是请科协领导用的。当时只请了我们150块钱。他也觉得不好意思，就请我们去开笔会。那是第一次科幻笔会。”参加那次笔会的一共有五名作家，包括了后来被科幻读者所熟悉的杨鹏和何夕，当时何夕还在上学。
星河是最早的网虫，他写了一篇《决斗在网络》发在《科幻世界》上，一下子被科幻迷们所认识。之后王晋康的《生命之歌》、刘慈欣的《流浪地球》都成为《科幻世界》发表的经典小说。
“别看科幻世界地处四川，也是全国的龙头老大。它没有一种小的观念。”星河说，”有一些杂志做大了，编辑就会想不希望作者流失到你那儿了之类的。”
1999年，时任《科幻世界》主编的阿来在当年高考的前一周上市的那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科学畅想文章《长生不老的梦想》，同期还有一篇科幻新人王麟的短篇小说《心歌魅影》，它们的核心内容都是人的记忆移植。结果便出现了科幻世界与当年高考语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撞题的热门事件。
这一事件让《科幻世界》的发行量在2000年达到了最辉煌的顶峰——40万册。“那是非正常状态，很多读者是出于功利目的的。”主编姚海军说。
小标题：阿来来了，然后又走了
在李昶之前，这本杂志更名为《科幻世界》后有过三任社长，分别是杨潇、阿来和秦莉。
阿来写诗，《科幻世界》的第一任副总编谭楷也写诗。谭楷很欣赏阿来，把他招进《科幻世界》编辑部做了一名编辑。后来发现他“各方面都挺好的”，就选了他做杨潇的接班人。
在《科幻世界》的老人看来，一开始阿来是一个很平和的人。“我们经常在路边的小饭馆吃碗面，说说笑笑，没有什么架子。大家有什么想法互相交流。”
在《科幻世界三十年》的文章中，姚海军写道：“逆境中知难而上，顺境中胸怀理想——这是杨潇等前辈们留给《科幻世界》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在他看来，前者做起来比较容易，但顺境当中很多东西就容易迷失。
阿来也传承了这种精神。他是理想主义者，科幻世界的理想在他身上有相当充分的体现。在产业角度，刊物的格局扩大，推出了奇幻、少年版和译文版。杨潇的主张是放眼世界的，借鉴国外的，推动国内科幻发展。阿来也有国际视野，《科幻世界译文版》就将大量国外优秀的科幻作品译介进了国内。
“科幻世界企业文化的大的框架在那时候基本成型。我们从杨潇身上看到在逆境中的坚持，也能从阿来身上看到顺境中的这种理想，虽然后来有一些偏差。”姚海军说。
熟悉阿来的人说，他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后期名声越来越大，包括成为获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几位中国作家之一。但他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对他从事科幻事业有些不理解，所以阿来很想做一个强势的文化品牌。单靠科幻他觉得是发展不起来的，所以他的发展目标超越了幻想文学的范围。
阿来创办了《心事》月刊，那是一本有浓郁心理特征的期刊。后来的事实表明，《心事》月刊并不成功。创办的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与《科幻世界》相比起来，心理学的杂志显得更加专业些，杂志社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经营这块，宣传、发行这一套东西缺乏规划。到实际操作层面，有很多空白期。急忙投入市场后，反应就可想而知了。少数人认为它好，但大部分人没有办法接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说。
阿来之后的第三任社长秦莉，虽然是由四川省科协任命，但来自《科幻世界》的推荐仍起到了一定作用。《科幻世界》最初由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创办，该协会隶属于四川省科协。科幻世界后来成为了一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它财务独立、业务独立，但人事上并不独立。办公室的使用曾经要向科协交一些房租，后来房子买下来了，看起来是分门立户了，实际还是属于科协。
《科幻世界》的老员工认为，社长秦莉仍然保持了国际视野，不然也不会有200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尽管她没有提出新的主张和理论。2008年底，科协派来了新一任社长李昶，“理想的意识再也找不到”，一位《科幻世界》中层干部这样说。
吴岩认为《科幻世界》遇到的情况是“有人企图采用小农经济的方法重塑编辑部”。
公开信的另一条导火索是美术编辑王莹莹的离职。在同事的眼里，王莹莹虽然年轻但也能独当一面，而且她的设计中常常能有新的东西冲击进来。今年春节前，她黯然从科幻世界辞职离开了。那天晚上，编辑部所有的员工一起去唱KTV，这是编辑们共事多年从来没用过的聚会。聚会中，编辑明先林唱了同一首歌，叫《朋友别哭》。
小标题：多些想象力
科幻世界在1999年高考作文撞题事件之后经历了迅速的繁荣，但随后的回落大于繁荣。
姚海军认为，这个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不是单一因素在起作用。“作家的培养、老作家关系的维持、作家的进步。然后是优秀编辑的培养，编辑人才的成长，发行、宣传的配合。”他说，“科幻世界的经营理念也会有阶段性的变化。”不能排除的外在因素当然还包括奇幻的兴起、文化的多元化、网络的冲击和产业链的自动升级。
“我觉得中国科幻如果不能在图书方面有所作为就不会成熟。所以《科幻世界》一直在努力。”姚海军说。
2007年，科幻世界又在成都举办了国际科幻大会，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西方的科幻作者看到中国庞大的科幻市场，看到中国科幻迷的狂热。“现场的签售太壮观了。07年开完会后，外国作家把稿子成箱的寄来，他们认为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姚海军说。
星河显得不像姚海军那样乐观，他认为现在中国不是科幻上升的阶段。“奇幻对科幻的冲击特别大。世界科幻的落潮也有奇幻冲击的原因。美国很著名的刊物一个个在死亡，书一个个在减量。日本也在萎缩。”
中国当前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并不输于国外，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的前两部已经销售了十万册，《三体Ⅲ》也预计在几个月后面世。但是中国科幻文学的整体水平仍然与欧美国家差距甚大。
“一个是想象力不够，看咱们最好的作家的作品想象力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真的不多。当然《三体》中的一些部分我觉得写得蛮好的。但是多数作品没觉得想象力太强。还有一方面，是作品跟中国的现实的接触点不够。”吴岩说。
“这个接触点不是说非得要去写矿难，或者‘女娲就是外星人’这些，而是你要和中国人的思想、生活方式这些东西一致起来。日本的科幻作品和日本的青春作品是很衔接的，去乘坐‘银河铁道’列车的孩子和一个乘校车去名古屋学校的孩子可能有很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作品没有让人感到这一点。”吴岩解释说。
尽管科幻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多世纪，但是期间的波折与起伏使得科幻文学一直无法长大。“《科幻世界》的风光算起来也只有20年。”吴岩说，“现在的很多科幻你一看，‘哎哟，这儿童写的’。那你怎么能让成年人看呢？”
李昶被停职了，但刘慈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依然不乏担忧，他说他担忧的是科幻将失去灵魂。“科幻不会猝死，但她的血会慢慢流光，那一天到来时，她的病榻前将空无一人。”刘慈欣说。
在他看来，“好的科幻小说，能让人在下夜班的路上突然停下几乎秒钟，做一件以前很少做的事：仰望星空。当我们把目光从星空收回，投向怨男信女们可怜巴巴的小心灵时，科幻离死就不远了。”
中国科幻文学与国外的差距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本报记者 黄永明
过去一年里，电影的票房科幻一统天下。“变形金刚和终结者已经很厉害了，几乎就没什么片子能跟他们比，没想到后面还有更牛的。”《科幻世界》编辑刘维佳说，“《2012》当时谁也没看好，档期也不好，就把变形金刚记录打破了。结果谁也没想到《阿凡达》又超过它好几倍。”
在他看来，很现实的问题是，这些科幻片都算不上一流的科幻片。“我们评价科幻片更多是看它的内涵，当然现在的标准也应该有所修改了，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了。外在也算一种经典了。”他说。
《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认为但是现在阅读越来越少了，有相当多的科幻迷在电影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寄托，他们找到了新的方式来享受科幻。
但科幻电影和科幻文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替代。经典的科幻小说拍成科幻电影，很多都拍得不成功；而很多经典的电影，却不是由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小说就很不出名，算不上科幻经典。《星球大战》是先有了电影才有的小说。
《终结者》更是卡梅隆自己写的剧本。他之前是一名卡车司机，但他是一个科幻迷。他当年之所以立志要拍电影，就是因为看了《星球大战》，当然不是小说。他看了之后很激动，说我也要拍一部伟大的科幻电影。他写剧本就写出了《终结者》，在那之前他还拍过经典科幻电影。
“所以中国科幻电影为什么不看好，因为中国的科幻文化根本没有培养出来。”《科幻世界译文版》编辑明先林说，“你看这些写剧本的人，真正有几个看过真正的科幻小说。比如《机器侠》，都是无厘头搞笑的。我们感到很遗憾，他们没有经过这样的文化启迪。”
中国的科幻片还没有发展到好莱坞商业和创新结合的模式，现在不得不更多的服从于我们现在认为的商业模式。好莱坞容忍导演的创新，相信创新和商业能够结合得很好，所以才有了卡梅隆拍《终结者》的机会。一个无名之辈能拍。
“但我们现在不会给这样的人这种机会，就算是有名气的，后面也会强调你要尊重我们觉得的商业规律。这样一来，导演的创新也许就不能变成现实。”刘维佳说。
实际上，中国科幻文学中顶尖的作品与国外的差距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科幻世界有时会请在文学出版社干了一辈子的老编辑来帮忙校对，尽管他们不是科幻迷，但他们对一个作品是好是坏，看得是很准的。其中有一个老编辑对刘维佳说，目前他校的外国作品，相当多的并不比国内的强。以他的判断来看，没有超过国内的。
“这个言论可能也不稀奇，我们中的佼佼者和国外科幻作家的修炼氛围也没有什么区别。他外语好，一天到晚看国外的东西。”刘维佳说，“其实真正要看一个东西是否繁荣，看一流的没有太大说服力，要看二流、三流的水平。数量和质量是否能和人家比。这样差距就太大了。”
刘维佳经常看中短篇的英文科幻作品，发现差距非常明显。那些看起来在国外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品，就不是中国的科幻作家能写的。特别是看到描写日常生活的场景，差距就出来了。
其实，在美国的科幻产业链中，杂志已经不是主要的形态了。1930年代，杂志曾经是主要的。二战之后主要是出版图书，而现在则主要是电影和电视。美国的科幻杂志编辑曾说，他们所有的科幻杂志的发行量加在一起，再翻一倍，都没有《科幻世界》的量大。日本的情况也类似。他们的科幻杂志发行量不是很大，只有几万份。
《科幻世界》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但在操作上，国外的杂志更多起到发掘新人的作用。很多新人在杂志上发短篇、评奖，评上之后写长篇，以此形成产业链。“写长篇才能赚钱，短篇是养不活作者的。”刘维佳说，“所以美国的杂志形态比较简单，没有插图，做得比较二流水平的，还没有科幻世界做得好，但是就是有号召力。”
日本有一家专业的科幻出版社，叫早川书房，发展道路和科幻世界很像。一开始也是只有一本杂志，叫SF Magazine。SF Magazine是日本唯一的一个科幻月刊，也是日本科幻的领航者。科幻新人的出道、评奖，都是靠这个杂志。他们以这个杂志为基础，做一些科幻的图书。又以科幻为圆心，做一些其他的大众文学，比如奇幻、恐怖和悬疑。现在它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出版社了。
中国的科幻杂志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发行量比较大，是因为大部分还是学生在看。”刘维佳说，“我们现在有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我们渐渐的接触到高端人群。以前学生慢慢长大。薄薄6块钱的刊物对他们来说太幼稚的，他们想看更好的科幻，但没有更好的产品给他。”
“本来完全可以从青少年起到中年甚至到晚年，我们都为他提供这样的产品，但是现在链条没有形成。”他继续说，“这就是科幻世界发展的瓶颈。而看美国和日本，他们已经走出了这个瓶颈，他们的阅读人群主要是成年人。”
“美国的科幻之所以这么发达，肇始于战后科技大发展时代。”科幻作家星河说，“1970-1980年代是中国科学的春天，当年科幻世界最畅销的时候，是中国科幻最发达的时候么？不是。就像城市小资看《读者》一样，中学生人手一册，这种喜爱，我可以说是一种伪的喜欢。完全是一种时尚。”
美国一名科幻作家到访时有读者问他，你对自己的定位是科幻作家还是奇幻作家，他回答说，我是畅销书作家。“从出版角度来讲，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畅销书作家。”《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说。
一些外国科幻作家看到了潜在的市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岩记得，在2007年成都科幻奇幻大会之前，他邀请第65届世界科幻大会主宾大卫·布林(David Brin)到北京参加中美科幻作家峰会，他特别提出要邀请电影工作者，说他已经把未来科幻期望投向了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蒸蒸日上的中国的期望，使他非常想在这里找到他的未来创意的生发点。“我想跟中国电影工作者共同做电影！”他兴奋地说。
http://startalker.blog.163.com/b ... 168201038105844119/今天的《南方周末》发表了我的报道《科幻世界：那些不科幻的事》，由于版面原因有较多删节。原文很长，近9000字。《科幻世界》的事情我一直很关心，我去了一趟成都，跟主编姚海军、科幻作家星河聊了一个下午，也与很多编辑面谈。在北京则访问了研究科幻文学的吴岩副教授。访问录音整理出来五万多字。以下将《科幻世界：那些不科幻的事》一文完整版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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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世界》：那些不科幻的事
一本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的非幻想事件
本报记者 黄永明 发自北京
提要：中国的科幻文学在它新一轮高潮来临时，曾经历“清楚精神污染”的劫难。如今，一本影响几代科幻迷的老牌杂志面临灵魂被抽空的遭遇，编辑发表公开信，科幻迷在网上呼应，最终导致杂志社社长被停职。这被认为是中国期刊业绝无仅有的“民间力量”下的成功倒戈。
4月1日，科幻迷在网上把这一天称作自己的“双节”，对他们而言，这一天除了愚人节，还有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四川成都的《科幻世界》一大早召开中层会，宣布暂停杂志社社长李昶的职务。至此，在科幻迷中喧闹了12天的“《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终于暂时告一段落。
科幻迷在网上转发这一消息时，都没忘记强调，“这不是愚人节的恶作剧”。
供职于新华社的科幻作家韩松几天前曾处理一则与“《科幻世界》编辑倒戈”的英文电讯，当时他曾在微博客上感叹，“看了半天稿子，不知道怎么向外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科幻是由党委来领导的。”
《科幻世界》隶属于四川省科协，被认为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创办三十年来，发行量一度高达每期40万份。
所谓“《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始于3月20日，那天，社长李昶出差台湾。而一封直指李昶“瞎指挥”、“外行领导内行”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开来，公开信以《科幻世界》全体编辑的名义发出，题目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不到一天功夫，这封公开信就迅速被科幻迷传播，随后波折到科幻领域之外，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李昶是这本老牌杂志的第四任社长兼总编辑，于2008年底走马上任，上任后推行了一系列“新主张”，公开信列举了李昶的“七宗罪”，其中包括编辑取代作者写小说、杂志封面改为学校广告图片、拒付或拖延稿费、将广告资源出让给私人朋友的广告公司、拒签劳动合同，、坏企业文化和倒卖刊号等。公开信要求“撤销李昶同志在杂志社的一切职务，重新公开选举新领导”。
3月27日，杂志编辑刘维佳瘫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自言自语一般说：“我在这儿十年，对我打击最大的，是没有看到我的理想一步步兴盛，反而是一步步衰落。”他的声音大到足够让正要出门的主编姚海军听到。姚海军显然也听到了，他没有说话，只是在一瞬间做出一个复杂的表情。
3月29日，李昶从台湾出差回来了，他召集会议，与《科幻世界》编辑面对面沟通，会上，李昶表示“很遗憾、很痛心、很委屈”。
小标题：科幻，精神污染源？
《科幻世界》创刊于1979年，最初叫《科学文艺》，1991年更名后有过四届社长及总编辑。第一届是杨潇。“杨潇那一届的内容是最充实的。那时候他们坚持给中学生和大学生看，主流读者就是中学生。”与科幻有数十年不解之缘的吴岩说。
这本杂志在去年刚刚庆祝了它创刊三十周年的生日，当时，科幻作家潘海天曾用“伟大”形容《科幻世界》：“它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找到了那些最美妙的幻想小说，还催生塑造了一群最会幻想的作者和读者。这些人潜伏下来，必然将改变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岩就是这样的一位潜伏者，他被认为是中国科幻界的领军人物，不仅是科幻作家，也是国内并不多见的科幻研究者。他曾是《科幻世界》的读者，现在，他带的研究生中，就有专门研究《科幻世界》与中国科幻文学的。
1978年，吴岩还在北京灯市口中学读初中，就突然在学校里成了名人。有了这样的身份，他把一条红绳系在脖子上去上学，同学老师也不会批评他穿着奇装异服。吴岩在学校里的出名，源自于他写了一篇叶永烈的书评，寄给了《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的编辑为了核实作者身份还专门找到校长。书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以后，吴岩的名字也在学校里传开了。
叶永烈那个时候已经在上海的《少年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他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和《世界最高峰的奇迹》。后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个“翻身农奴养朗朗”的故事，朗朗是一只从喜马拉雅山的恐龙蛋里人工孵化出的恐龙。
这篇小说在《少年科学》上连载两期，让许多人记住了叶永烈这个名字。到了1978年，叶永烈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在作品中畅想了一个未来的中国。这本小说第一版便发行了160万册，成为迄今本土科幻文学界再也无人企及的数字。
中国最早出现科幻小说是在19世纪末，那是从国外翻译进来的作品。鲁迅和梁启超从1902年起的几年里也着力推动过科幻小说（当时叫哲理科学小说）。科幻小说的创作在中国因时局的动荡而时断时续。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部科幻小说被认为是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这篇作品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
“从这个时候，科幻就开始恢复，郑文光、叶至善、迟叔昌、童恩正就开始做科幻。当时基本上都是短篇，构造都挺有意思的，每篇都是一个小的科技故事。”吴岩说。
《从地球到火星》发表以后，瞬时点燃了北京市民对火星的好奇心，位于建国门的北京古观象台还设了一架望远镜，在晚上免费供市民排队观看火星。
《珊瑚岛上的死光》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科幻走进大众视野的另一发端。1978年，这部科幻作家童恩正的小说被改变成电影搬上银幕，在那个文化尚处于百废待兴的年代，它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它的故事其实很简单，研制高效原子电池的爱国华裔科学家因拒绝被财团重金收买而被暗杀，他的好友在一座小岛上建立了实验中心，与威胁人类和平的邪恶势力做起了斗争。这部作品获得了1978年度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吴岩认为，它“曾给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带来无数充满奇趣的幻想，让他们对于星空。对于科学，产生出数不清的憧憬和想象。”
《科学文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张的，1979年出版的首期就发行了15万册，一年之后发行量升到了20万。但是好景不长，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因“宣扬伪科学”等罪名被定性为“精神污染源”之一，遭到严厉批判。《科学文艺》元气大伤，订阅量下跌到三万份，财务账上一度只有六万三千块钱，这种状况下，杂志社决定自负盈亏，自寻出路。编辑部民主选举出第一任社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只有34岁的杨潇走到了台前。
杨潇曾经在1990年为了争取在中国召开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与两名同事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八天八夜横穿欧亚大陆到达荷兰海牙进行申辩。他们乘坐火车是为了节省经费。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终于如愿在成都举行，杂志在这一年更名为《科幻世界》。如今，《科幻世界》除主刊外，也定期出版《科幻世界译文版》，向中国读者介绍最新的国外科幻文学佳作。
小标题：在“蜗居”里迷科幻
科幻迷被认为是一个小圈子，但“《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却引发了出人意料的关注。
西方研究科幻文化的人认为，科幻其实是一种“cult文化”。cult一词含有崇拜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幻世界公开信发出后，读者对它的品牌的认同度和保护它的决心与信心都非常高。
科幻迷的人群构成也超出了人们的认知，热播电视剧《蜗居》中的女主角海清就是一个科幻迷，晚上喜欢看《科幻世界》，这件事让杂志社的编辑们也感到惊讶。
像海清这样在“蜗居”里悄悄迷科幻的形成了一个并不那么小众的群体。“《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发生后，刘慈欣曾对媒体表示：“我认为目前科幻文学不是小众文学。现在看科幻的人还是不少的，遍布于中学和大学之中。说是小众只是与那些排名前列的畅销书相比，或者套用科幻评论家冈恩的话比较准确：科幻是少数人的大众文学。如果把科幻影视也考虑进去，那它绝对是大众文学了。”
“读者经过几代的培养之后，很多人小时候读科幻世界，长大之后进入媒体圈或者其他地方，他们都关注这个事情。”《科幻世界译文版》编辑明先林说，“你看豆瓣上有个帖子说杂志的传阅率，我想基本上读过中学的人60%—70%的人都知道或者看过科幻世界，后来可能下撤了没看过。这给了他很美好的少年时期的回忆，结果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就会产生一种想要关注的渴望。”
《科幻世界》吸引的是特质非常明确的一类人。按照刘维佳的归纳，这样的人有对科学有一定的热爱，第二他关注人类的未来。“中国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故纸堆里，中国文化就是向后看的，从来不向前看。”他说，“这样向前看的人少。所以就会团结，《科幻世界》相当于盟主，出了事大家都来声援。”
对科幻的喜爱影响了很多中学生的专业选择。一些人看了科幻世界之后选择读理科，进行科学研究。《科幻世界》将在今年5月号刊登的一篇“科幻家书”，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中学就读于北京四中，本来要被保送去经济类的学科，但是他当时看《科幻世界》，他想研究宇宙，就报考了北航的航天器专业。进去之后却发现这个专业相当枯燥，但他还是坚持下来，现在从事航天研究工作。
“科幻甚至影响了他的职业，影响了他的一生。这样的一个重要影响，听到《科幻世界》出事的消息，他如果不闻不问，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给杂志社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刘维佳说，“你能理解到这种cult文化，是一种心心相连的，而不是说看了之后笑一笑、乐一乐的就完了，更大作用的启发你去思考很多问题，促使你做出很多决定，甚至改变世界观、人生观都有可能。”
1991年的科幻大会之后，科幻世界的副总编谭楷后来到北京请作家们吃饭，“他带了1000块钱的请客费，实际上是请科协领导用的。当时只请了我们150块钱。他也觉得不好意思，就请我们去开笔会。那是第一次科幻笔会。”参加那次笔会的一共有五名作家，包括了后来被科幻读者所熟悉的杨鹏和何夕，当时何夕还在上学。
星河是最早的网虫，他写了一篇《决斗在网络》发在《科幻世界》上，一下子被科幻迷们所认识。之后王晋康的《生命之歌》、刘慈欣的《流浪地球》都成为《科幻世界》发表的经典小说。
“别看科幻世界地处四川，也是全国的龙头老大。它没有一种小的观念。”星河说，”有一些杂志做大了，编辑就会想不希望作者流失到你那儿了之类的。”
1999年，时任《科幻世界》主编的阿来在当年高考的前一周上市的那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科学畅想文章《长生不老的梦想》，同期还有一篇科幻新人王麟的短篇小说《心歌魅影》，它们的核心内容都是人的记忆移植。结果便出现了科幻世界与当年高考语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撞题的热门事件。
这一事件让《科幻世界》的发行量在2000年达到了最辉煌的顶峰——40万册。“那是非正常状态，很多读者是出于功利目的的。”主编姚海军说。
小标题：阿来来了，然后又走了
在李昶之前，这本杂志更名为《科幻世界》后有过三任社长，分别是杨潇、阿来和秦莉。
阿来写诗，《科幻世界》的第一任副总编谭楷也写诗。谭楷很欣赏阿来，把他招进《科幻世界》编辑部做了一名编辑。后来发现他“各方面都挺好的”，就选了他做杨潇的接班人。
在《科幻世界》的老人看来，一开始阿来是一个很平和的人。“我们经常在路边的小饭馆吃碗面，说说笑笑，没有什么架子。大家有什么想法互相交流。”
在《科幻世界三十年》的文章中，姚海军写道：“逆境中知难而上，顺境中胸怀理想——这是杨潇等前辈们留给《科幻世界》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在他看来，前者做起来比较容易，但顺境当中很多东西就容易迷失。
阿来也传承了这种精神。他是理想主义者，科幻世界的理想在他身上有相当充分的体现。在产业角度，刊物的格局扩大，推出了奇幻、少年版和译文版。杨潇的主张是放眼世界的，借鉴国外的，推动国内科幻发展。阿来也有国际视野，《科幻世界译文版》就将大量国外优秀的科幻作品译介进了国内。
“科幻世界企业文化的大的框架在那时候基本成型。我们从杨潇身上看到在逆境中的坚持，也能从阿来身上看到顺境中的这种理想，虽然后来有一些偏差。”姚海军说。
熟悉阿来的人说，他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后期名声越来越大，包括成为获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几位中国作家之一。但他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对他从事科幻事业有些不理解，所以阿来很想做一个强势的文化品牌。单靠科幻他觉得是发展不起来的，所以他的发展目标超越了幻想文学的范围。
阿来创办了《心事》月刊，那是一本有浓郁心理特征的期刊。后来的事实表明，《心事》月刊并不成功。创办的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与《科幻世界》相比起来，心理学的杂志显得更加专业些，杂志社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经营这块，宣传、发行这一套东西缺乏规划。到实际操作层面，有很多空白期。急忙投入市场后，反应就可想而知了。少数人认为它好，但大部分人没有办法接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说。
阿来之后的第三任社长秦莉，虽然是由四川省科协任命，但来自《科幻世界》的推荐仍起到了一定作用。《科幻世界》最初由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创办，该协会隶属于四川省科协。科幻世界后来成为了一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它财务独立、业务独立，但人事上并不独立。办公室的使用曾经要向科协交一些房租，后来房子买下来了，看起来是分门立户了，实际还是属于科协。
《科幻世界》的老员工认为，社长秦莉仍然保持了国际视野，不然也不会有200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尽管她没有提出新的主张和理论。2008年底，科协派来了新一任社长李昶，“理想的意识再也找不到”，一位《科幻世界》中层干部这样说。
吴岩认为《科幻世界》遇到的情况是“有人企图采用小农经济的方法重塑编辑部”。
公开信的另一条导火索是美术编辑王莹莹的离职。在同事的眼里，王莹莹虽然年轻但也能独当一面，而且她的设计中常常能有新的东西冲击进来。今年春节前，她黯然从科幻世界辞职离开了。那天晚上，编辑部所有的员工一起去唱KTV，这是编辑们共事多年从来没用过的聚会。聚会中，编辑明先林唱了同一首歌，叫《朋友别哭》。
小标题：多些想象力
科幻世界在1999年高考作文撞题事件之后经历了迅速的繁荣，但随后的回落大于繁荣。
姚海军认为，这个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不是单一因素在起作用。“作家的培养、老作家关系的维持、作家的进步。然后是优秀编辑的培养，编辑人才的成长，发行、宣传的配合。”他说，“科幻世界的经营理念也会有阶段性的变化。”不能排除的外在因素当然还包括奇幻的兴起、文化的多元化、网络的冲击和产业链的自动升级。
“我觉得中国科幻如果不能在图书方面有所作为就不会成熟。所以《科幻世界》一直在努力。”姚海军说。
2007年，科幻世界又在成都举办了国际科幻大会，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西方的科幻作者看到中国庞大的科幻市场，看到中国科幻迷的狂热。“现场的签售太壮观了。07年开完会后，外国作家把稿子成箱的寄来，他们认为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姚海军说。
星河显得不像姚海军那样乐观，他认为现在中国不是科幻上升的阶段。“奇幻对科幻的冲击特别大。世界科幻的落潮也有奇幻冲击的原因。美国很著名的刊物一个个在死亡，书一个个在减量。日本也在萎缩。”
中国当前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并不输于国外，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的前两部已经销售了十万册，《三体Ⅲ》也预计在几个月后面世。但是中国科幻文学的整体水平仍然与欧美国家差距甚大。
“一个是想象力不够，看咱们最好的作家的作品想象力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真的不多。当然《三体》中的一些部分我觉得写得蛮好的。但是多数作品没觉得想象力太强。还有一方面，是作品跟中国的现实的接触点不够。”吴岩说。
“这个接触点不是说非得要去写矿难，或者‘女娲就是外星人’这些，而是你要和中国人的思想、生活方式这些东西一致起来。日本的科幻作品和日本的青春作品是很衔接的，去乘坐‘银河铁道’列车的孩子和一个乘校车去名古屋学校的孩子可能有很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作品没有让人感到这一点。”吴岩解释说。
尽管科幻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多世纪，但是期间的波折与起伏使得科幻文学一直无法长大。“《科幻世界》的风光算起来也只有20年。”吴岩说，“现在的很多科幻你一看，‘哎哟，这儿童写的’。那你怎么能让成年人看呢？”
李昶被停职了，但刘慈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依然不乏担忧，他说他担忧的是科幻将失去灵魂。“科幻不会猝死，但她的血会慢慢流光，那一天到来时，她的病榻前将空无一人。”刘慈欣说。
在他看来，“好的科幻小说，能让人在下夜班的路上突然停下几乎秒钟，做一件以前很少做的事：仰望星空。当我们把目光从星空收回，投向怨男信女们可怜巴巴的小心灵时，科幻离死就不远了。”
中国科幻文学与国外的差距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本报记者 黄永明
过去一年里，电影的票房科幻一统天下。“变形金刚和终结者已经很厉害了，几乎就没什么片子能跟他们比，没想到后面还有更牛的。”《科幻世界》编辑刘维佳说，“《2012》当时谁也没看好，档期也不好，就把变形金刚记录打破了。结果谁也没想到《阿凡达》又超过它好几倍。”
在他看来，很现实的问题是，这些科幻片都算不上一流的科幻片。“我们评价科幻片更多是看它的内涵，当然现在的标准也应该有所修改了，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了。外在也算一种经典了。”他说。
《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认为但是现在阅读越来越少了，有相当多的科幻迷在电影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寄托，他们找到了新的方式来享受科幻。
但科幻电影和科幻文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替代。经典的科幻小说拍成科幻电影，很多都拍得不成功；而很多经典的电影，却不是由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小说就很不出名，算不上科幻经典。《星球大战》是先有了电影才有的小说。
《终结者》更是卡梅隆自己写的剧本。他之前是一名卡车司机，但他是一个科幻迷。他当年之所以立志要拍电影，就是因为看了《星球大战》，当然不是小说。他看了之后很激动，说我也要拍一部伟大的科幻电影。他写剧本就写出了《终结者》，在那之前他还拍过经典科幻电影。
“所以中国科幻电影为什么不看好，因为中国的科幻文化根本没有培养出来。”《科幻世界译文版》编辑明先林说，“你看这些写剧本的人，真正有几个看过真正的科幻小说。比如《机器侠》，都是无厘头搞笑的。我们感到很遗憾，他们没有经过这样的文化启迪。”
中国的科幻片还没有发展到好莱坞商业和创新结合的模式，现在不得不更多的服从于我们现在认为的商业模式。好莱坞容忍导演的创新，相信创新和商业能够结合得很好，所以才有了卡梅隆拍《终结者》的机会。一个无名之辈能拍。
“但我们现在不会给这样的人这种机会，就算是有名气的，后面也会强调你要尊重我们觉得的商业规律。这样一来，导演的创新也许就不能变成现实。”刘维佳说。
实际上，中国科幻文学中顶尖的作品与国外的差距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科幻世界有时会请在文学出版社干了一辈子的老编辑来帮忙校对，尽管他们不是科幻迷，但他们对一个作品是好是坏，看得是很准的。其中有一个老编辑对刘维佳说，目前他校的外国作品，相当多的并不比国内的强。以他的判断来看，没有超过国内的。
“这个言论可能也不稀奇，我们中的佼佼者和国外科幻作家的修炼氛围也没有什么区别。他外语好，一天到晚看国外的东西。”刘维佳说，“其实真正要看一个东西是否繁荣，看一流的没有太大说服力，要看二流、三流的水平。数量和质量是否能和人家比。这样差距就太大了。”
刘维佳经常看中短篇的英文科幻作品，发现差距非常明显。那些看起来在国外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品，就不是中国的科幻作家能写的。特别是看到描写日常生活的场景，差距就出来了。
其实，在美国的科幻产业链中，杂志已经不是主要的形态了。1930年代，杂志曾经是主要的。二战之后主要是出版图书，而现在则主要是电影和电视。美国的科幻杂志编辑曾说，他们所有的科幻杂志的发行量加在一起，再翻一倍，都没有《科幻世界》的量大。日本的情况也类似。他们的科幻杂志发行量不是很大，只有几万份。
《科幻世界》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但在操作上，国外的杂志更多起到发掘新人的作用。很多新人在杂志上发短篇、评奖，评上之后写长篇，以此形成产业链。“写长篇才能赚钱，短篇是养不活作者的。”刘维佳说，“所以美国的杂志形态比较简单，没有插图，做得比较二流水平的，还没有科幻世界做得好，但是就是有号召力。”
日本有一家专业的科幻出版社，叫早川书房，发展道路和科幻世界很像。一开始也是只有一本杂志，叫SF Magazine。SF Magazine是日本唯一的一个科幻月刊，也是日本科幻的领航者。科幻新人的出道、评奖，都是靠这个杂志。他们以这个杂志为基础，做一些科幻的图书。又以科幻为圆心，做一些其他的大众文学，比如奇幻、恐怖和悬疑。现在它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出版社了。
中国的科幻杂志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发行量比较大，是因为大部分还是学生在看。”刘维佳说，“我们现在有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我们渐渐的接触到高端人群。以前学生慢慢长大。薄薄6块钱的刊物对他们来说太幼稚的，他们想看更好的科幻，但没有更好的产品给他。”
“本来完全可以从青少年起到中年甚至到晚年，我们都为他提供这样的产品，但是现在链条没有形成。”他继续说，“这就是科幻世界发展的瓶颈。而看美国和日本，他们已经走出了这个瓶颈，他们的阅读人群主要是成年人。”
“美国的科幻之所以这么发达，肇始于战后科技大发展时代。”科幻作家星河说，“1970-1980年代是中国科学的春天，当年科幻世界最畅销的时候，是中国科幻最发达的时候么？不是。就像城市小资看《读者》一样，中学生人手一册，这种喜爱，我可以说是一种伪的喜欢。完全是一种时尚。”
美国一名科幻作家到访时有读者问他，你对自己的定位是科幻作家还是奇幻作家，他回答说，我是畅销书作家。“从出版角度来讲，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畅销书作家。”《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说。
一些外国科幻作家看到了潜在的市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岩记得，在2007年成都科幻奇幻大会之前，他邀请第65届世界科幻大会主宾大卫·布林(David Brin)到北京参加中美科幻作家峰会，他特别提出要邀请电影工作者，说他已经把未来科幻期望投向了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蒸蒸日上的中国的期望，使他非常想在这里找到他的未来创意的生发点。“我想跟中国电影工作者共同做电影！”他兴奋地说。
http://startalker.blog.163.com/b ... 16820103810584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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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世界》：那些不科幻的事
一本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的非幻想事件
本报记者 黄永明 发自北京
提要：中国的科幻文学在它新一轮高潮来临时，曾经历“清楚精神污染”的劫难。如今，一本影响几代科幻迷的老牌杂志面临灵魂被抽空的遭遇，编辑发表公开信，科幻迷在网上呼应，最终导致杂志社社长被停职。这被认为是中国期刊业绝无仅有的“民间力量”下的成功倒戈。
4月1日，科幻迷在网上把这一天称作自己的“双节”，对他们而言，这一天除了愚人节，还有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四川成都的《科幻世界》一大早召开中层会，宣布暂停杂志社社长李昶的职务。至此，在科幻迷中喧闹了12天的“《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终于暂时告一段落。
科幻迷在网上转发这一消息时，都没忘记强调，“这不是愚人节的恶作剧”。
供职于新华社的科幻作家韩松几天前曾处理一则与“《科幻世界》编辑倒戈”的英文电讯，当时他曾在微博客上感叹，“看了半天稿子，不知道怎么向外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科幻是由党委来领导的。”
《科幻世界》隶属于四川省科协，被认为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创办三十年来，发行量一度高达每期40万份。
所谓“《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始于3月20日，那天，社长李昶出差台湾。而一封直指李昶“瞎指挥”、“外行领导内行”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开来，公开信以《科幻世界》全体编辑的名义发出，题目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不到一天功夫，这封公开信就迅速被科幻迷传播，随后波折到科幻领域之外，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李昶是这本老牌杂志的第四任社长兼总编辑，于2008年底走马上任，上任后推行了一系列“新主张”，公开信列举了李昶的“七宗罪”，其中包括编辑取代作者写小说、杂志封面改为学校广告图片、拒付或拖延稿费、将广告资源出让给私人朋友的广告公司、拒签劳动合同，、坏企业文化和倒卖刊号等。公开信要求“撤销李昶同志在杂志社的一切职务，重新公开选举新领导”。
3月27日，杂志编辑刘维佳瘫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自言自语一般说：“我在这儿十年，对我打击最大的，是没有看到我的理想一步步兴盛，反而是一步步衰落。”他的声音大到足够让正要出门的主编姚海军听到。姚海军显然也听到了，他没有说话，只是在一瞬间做出一个复杂的表情。
3月29日，李昶从台湾出差回来了，他召集会议，与《科幻世界》编辑面对面沟通，会上，李昶表示“很遗憾、很痛心、很委屈”。
小标题：科幻，精神污染源？
《科幻世界》创刊于1979年，最初叫《科学文艺》，1991年更名后有过四届社长及总编辑。第一届是杨潇。“杨潇那一届的内容是最充实的。那时候他们坚持给中学生和大学生看，主流读者就是中学生。”与科幻有数十年不解之缘的吴岩说。
这本杂志在去年刚刚庆祝了它创刊三十周年的生日，当时，科幻作家潘海天曾用“伟大”形容《科幻世界》：“它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找到了那些最美妙的幻想小说，还催生塑造了一群最会幻想的作者和读者。这些人潜伏下来，必然将改变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岩就是这样的一位潜伏者，他被认为是中国科幻界的领军人物，不仅是科幻作家，也是国内并不多见的科幻研究者。他曾是《科幻世界》的读者，现在，他带的研究生中，就有专门研究《科幻世界》与中国科幻文学的。
1978年，吴岩还在北京灯市口中学读初中，就突然在学校里成了名人。有了这样的身份，他把一条红绳系在脖子上去上学，同学老师也不会批评他穿着奇装异服。吴岩在学校里的出名，源自于他写了一篇叶永烈的书评，寄给了《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的编辑为了核实作者身份还专门找到校长。书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以后，吴岩的名字也在学校里传开了。
叶永烈那个时候已经在上海的《少年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他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和《世界最高峰的奇迹》。后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个“翻身农奴养朗朗”的故事，朗朗是一只从喜马拉雅山的恐龙蛋里人工孵化出的恐龙。
这篇小说在《少年科学》上连载两期，让许多人记住了叶永烈这个名字。到了1978年，叶永烈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在作品中畅想了一个未来的中国。这本小说第一版便发行了160万册，成为迄今本土科幻文学界再也无人企及的数字。
中国最早出现科幻小说是在19世纪末，那是从国外翻译进来的作品。鲁迅和梁启超从1902年起的几年里也着力推动过科幻小说（当时叫哲理科学小说）。科幻小说的创作在中国因时局的动荡而时断时续。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部科幻小说被认为是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这篇作品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
“从这个时候，科幻就开始恢复，郑文光、叶至善、迟叔昌、童恩正就开始做科幻。当时基本上都是短篇，构造都挺有意思的，每篇都是一个小的科技故事。”吴岩说。
《从地球到火星》发表以后，瞬时点燃了北京市民对火星的好奇心，位于建国门的北京古观象台还设了一架望远镜，在晚上免费供市民排队观看火星。
《珊瑚岛上的死光》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科幻走进大众视野的另一发端。1978年，这部科幻作家童恩正的小说被改变成电影搬上银幕，在那个文化尚处于百废待兴的年代，它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它的故事其实很简单，研制高效原子电池的爱国华裔科学家因拒绝被财团重金收买而被暗杀，他的好友在一座小岛上建立了实验中心，与威胁人类和平的邪恶势力做起了斗争。这部作品获得了1978年度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吴岩认为，它“曾给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带来无数充满奇趣的幻想，让他们对于星空。对于科学，产生出数不清的憧憬和想象。”
《科学文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张的，1979年出版的首期就发行了15万册，一年之后发行量升到了20万。但是好景不长，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因“宣扬伪科学”等罪名被定性为“精神污染源”之一，遭到严厉批判。《科学文艺》元气大伤，订阅量下跌到三万份，财务账上一度只有六万三千块钱，这种状况下，杂志社决定自负盈亏，自寻出路。编辑部民主选举出第一任社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只有34岁的杨潇走到了台前。
杨潇曾经在1990年为了争取在中国召开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与两名同事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八天八夜横穿欧亚大陆到达荷兰海牙进行申辩。他们乘坐火车是为了节省经费。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终于如愿在成都举行，杂志在这一年更名为《科幻世界》。如今，《科幻世界》除主刊外，也定期出版《科幻世界译文版》，向中国读者介绍最新的国外科幻文学佳作。
小标题：在“蜗居”里迷科幻
科幻迷被认为是一个小圈子，但“《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却引发了出人意料的关注。
西方研究科幻文化的人认为，科幻其实是一种“cult文化”。cult一词含有崇拜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幻世界公开信发出后，读者对它的品牌的认同度和保护它的决心与信心都非常高。
科幻迷的人群构成也超出了人们的认知，热播电视剧《蜗居》中的女主角海清就是一个科幻迷，晚上喜欢看《科幻世界》，这件事让杂志社的编辑们也感到惊讶。
像海清这样在“蜗居”里悄悄迷科幻的形成了一个并不那么小众的群体。“《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发生后，刘慈欣曾对媒体表示：“我认为目前科幻文学不是小众文学。现在看科幻的人还是不少的，遍布于中学和大学之中。说是小众只是与那些排名前列的畅销书相比，或者套用科幻评论家冈恩的话比较准确：科幻是少数人的大众文学。如果把科幻影视也考虑进去，那它绝对是大众文学了。”
“读者经过几代的培养之后，很多人小时候读科幻世界，长大之后进入媒体圈或者其他地方，他们都关注这个事情。”《科幻世界译文版》编辑明先林说，“你看豆瓣上有个帖子说杂志的传阅率，我想基本上读过中学的人60%—70%的人都知道或者看过科幻世界，后来可能下撤了没看过。这给了他很美好的少年时期的回忆，结果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就会产生一种想要关注的渴望。”
《科幻世界》吸引的是特质非常明确的一类人。按照刘维佳的归纳，这样的人有对科学有一定的热爱，第二他关注人类的未来。“中国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故纸堆里，中国文化就是向后看的，从来不向前看。”他说，“这样向前看的人少。所以就会团结，《科幻世界》相当于盟主，出了事大家都来声援。”
对科幻的喜爱影响了很多中学生的专业选择。一些人看了科幻世界之后选择读理科，进行科学研究。《科幻世界》将在今年5月号刊登的一篇“科幻家书”，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中学就读于北京四中，本来要被保送去经济类的学科，但是他当时看《科幻世界》，他想研究宇宙，就报考了北航的航天器专业。进去之后却发现这个专业相当枯燥，但他还是坚持下来，现在从事航天研究工作。
“科幻甚至影响了他的职业，影响了他的一生。这样的一个重要影响，听到《科幻世界》出事的消息，他如果不闻不问，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给杂志社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刘维佳说，“你能理解到这种cult文化，是一种心心相连的，而不是说看了之后笑一笑、乐一乐的就完了，更大作用的启发你去思考很多问题，促使你做出很多决定，甚至改变世界观、人生观都有可能。”
1991年的科幻大会之后，科幻世界的副总编谭楷后来到北京请作家们吃饭，“他带了1000块钱的请客费，实际上是请科协领导用的。当时只请了我们150块钱。他也觉得不好意思，就请我们去开笔会。那是第一次科幻笔会。”参加那次笔会的一共有五名作家，包括了后来被科幻读者所熟悉的杨鹏和何夕，当时何夕还在上学。
星河是最早的网虫，他写了一篇《决斗在网络》发在《科幻世界》上，一下子被科幻迷们所认识。之后王晋康的《生命之歌》、刘慈欣的《流浪地球》都成为《科幻世界》发表的经典小说。
“别看科幻世界地处四川，也是全国的龙头老大。它没有一种小的观念。”星河说，”有一些杂志做大了，编辑就会想不希望作者流失到你那儿了之类的。”
1999年，时任《科幻世界》主编的阿来在当年高考的前一周上市的那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科学畅想文章《长生不老的梦想》，同期还有一篇科幻新人王麟的短篇小说《心歌魅影》，它们的核心内容都是人的记忆移植。结果便出现了科幻世界与当年高考语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撞题的热门事件。
这一事件让《科幻世界》的发行量在2000年达到了最辉煌的顶峰——40万册。“那是非正常状态，很多读者是出于功利目的的。”主编姚海军说。
小标题：阿来来了，然后又走了
在李昶之前，这本杂志更名为《科幻世界》后有过三任社长，分别是杨潇、阿来和秦莉。
阿来写诗，《科幻世界》的第一任副总编谭楷也写诗。谭楷很欣赏阿来，把他招进《科幻世界》编辑部做了一名编辑。后来发现他“各方面都挺好的”，就选了他做杨潇的接班人。
在《科幻世界》的老人看来，一开始阿来是一个很平和的人。“我们经常在路边的小饭馆吃碗面，说说笑笑，没有什么架子。大家有什么想法互相交流。”
在《科幻世界三十年》的文章中，姚海军写道：“逆境中知难而上，顺境中胸怀理想——这是杨潇等前辈们留给《科幻世界》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在他看来，前者做起来比较容易，但顺境当中很多东西就容易迷失。
阿来也传承了这种精神。他是理想主义者，科幻世界的理想在他身上有相当充分的体现。在产业角度，刊物的格局扩大，推出了奇幻、少年版和译文版。杨潇的主张是放眼世界的，借鉴国外的，推动国内科幻发展。阿来也有国际视野，《科幻世界译文版》就将大量国外优秀的科幻作品译介进了国内。
“科幻世界企业文化的大的框架在那时候基本成型。我们从杨潇身上看到在逆境中的坚持，也能从阿来身上看到顺境中的这种理想，虽然后来有一些偏差。”姚海军说。
熟悉阿来的人说，他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后期名声越来越大，包括成为获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几位中国作家之一。但他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对他从事科幻事业有些不理解，所以阿来很想做一个强势的文化品牌。单靠科幻他觉得是发展不起来的，所以他的发展目标超越了幻想文学的范围。
阿来创办了《心事》月刊，那是一本有浓郁心理特征的期刊。后来的事实表明，《心事》月刊并不成功。创办的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与《科幻世界》相比起来，心理学的杂志显得更加专业些，杂志社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经营这块，宣传、发行这一套东西缺乏规划。到实际操作层面，有很多空白期。急忙投入市场后，反应就可想而知了。少数人认为它好，但大部分人没有办法接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说。
阿来之后的第三任社长秦莉，虽然是由四川省科协任命，但来自《科幻世界》的推荐仍起到了一定作用。《科幻世界》最初由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创办，该协会隶属于四川省科协。科幻世界后来成为了一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它财务独立、业务独立，但人事上并不独立。办公室的使用曾经要向科协交一些房租，后来房子买下来了，看起来是分门立户了，实际还是属于科协。
《科幻世界》的老员工认为，社长秦莉仍然保持了国际视野，不然也不会有200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尽管她没有提出新的主张和理论。2008年底，科协派来了新一任社长李昶，“理想的意识再也找不到”，一位《科幻世界》中层干部这样说。
吴岩认为《科幻世界》遇到的情况是“有人企图采用小农经济的方法重塑编辑部”。
公开信的另一条导火索是美术编辑王莹莹的离职。在同事的眼里，王莹莹虽然年轻但也能独当一面，而且她的设计中常常能有新的东西冲击进来。今年春节前，她黯然从科幻世界辞职离开了。那天晚上，编辑部所有的员工一起去唱KTV，这是编辑们共事多年从来没用过的聚会。聚会中，编辑明先林唱了同一首歌，叫《朋友别哭》。
小标题：多些想象力
科幻世界在1999年高考作文撞题事件之后经历了迅速的繁荣，但随后的回落大于繁荣。
姚海军认为，这个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不是单一因素在起作用。“作家的培养、老作家关系的维持、作家的进步。然后是优秀编辑的培养，编辑人才的成长，发行、宣传的配合。”他说，“科幻世界的经营理念也会有阶段性的变化。”不能排除的外在因素当然还包括奇幻的兴起、文化的多元化、网络的冲击和产业链的自动升级。
“我觉得中国科幻如果不能在图书方面有所作为就不会成熟。所以《科幻世界》一直在努力。”姚海军说。
2007年，科幻世界又在成都举办了国际科幻大会，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西方的科幻作者看到中国庞大的科幻市场，看到中国科幻迷的狂热。“现场的签售太壮观了。07年开完会后，外国作家把稿子成箱的寄来，他们认为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姚海军说。
星河显得不像姚海军那样乐观，他认为现在中国不是科幻上升的阶段。“奇幻对科幻的冲击特别大。世界科幻的落潮也有奇幻冲击的原因。美国很著名的刊物一个个在死亡，书一个个在减量。日本也在萎缩。”
中国当前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并不输于国外，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的前两部已经销售了十万册，《三体Ⅲ》也预计在几个月后面世。但是中国科幻文学的整体水平仍然与欧美国家差距甚大。
“一个是想象力不够，看咱们最好的作家的作品想象力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真的不多。当然《三体》中的一些部分我觉得写得蛮好的。但是多数作品没觉得想象力太强。还有一方面，是作品跟中国的现实的接触点不够。”吴岩说。
“这个接触点不是说非得要去写矿难，或者‘女娲就是外星人’这些，而是你要和中国人的思想、生活方式这些东西一致起来。日本的科幻作品和日本的青春作品是很衔接的，去乘坐‘银河铁道’列车的孩子和一个乘校车去名古屋学校的孩子可能有很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作品没有让人感到这一点。”吴岩解释说。
尽管科幻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多世纪，但是期间的波折与起伏使得科幻文学一直无法长大。“《科幻世界》的风光算起来也只有20年。”吴岩说，“现在的很多科幻你一看，‘哎哟，这儿童写的’。那你怎么能让成年人看呢？”
李昶被停职了，但刘慈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依然不乏担忧，他说他担忧的是科幻将失去灵魂。“科幻不会猝死，但她的血会慢慢流光，那一天到来时，她的病榻前将空无一人。”刘慈欣说。
在他看来，“好的科幻小说，能让人在下夜班的路上突然停下几乎秒钟，做一件以前很少做的事：仰望星空。当我们把目光从星空收回，投向怨男信女们可怜巴巴的小心灵时，科幻离死就不远了。”
中国科幻文学与国外的差距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本报记者 黄永明
过去一年里，电影的票房科幻一统天下。“变形金刚和终结者已经很厉害了，几乎就没什么片子能跟他们比，没想到后面还有更牛的。”《科幻世界》编辑刘维佳说，“《2012》当时谁也没看好，档期也不好，就把变形金刚记录打破了。结果谁也没想到《阿凡达》又超过它好几倍。”
在他看来，很现实的问题是，这些科幻片都算不上一流的科幻片。“我们评价科幻片更多是看它的内涵，当然现在的标准也应该有所修改了，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了。外在也算一种经典了。”他说。
《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认为但是现在阅读越来越少了，有相当多的科幻迷在电影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寄托，他们找到了新的方式来享受科幻。
但科幻电影和科幻文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替代。经典的科幻小说拍成科幻电影，很多都拍得不成功；而很多经典的电影，却不是由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小说就很不出名，算不上科幻经典。《星球大战》是先有了电影才有的小说。
《终结者》更是卡梅隆自己写的剧本。他之前是一名卡车司机，但他是一个科幻迷。他当年之所以立志要拍电影，就是因为看了《星球大战》，当然不是小说。他看了之后很激动，说我也要拍一部伟大的科幻电影。他写剧本就写出了《终结者》，在那之前他还拍过经典科幻电影。
“所以中国科幻电影为什么不看好，因为中国的科幻文化根本没有培养出来。”《科幻世界译文版》编辑明先林说，“你看这些写剧本的人，真正有几个看过真正的科幻小说。比如《机器侠》，都是无厘头搞笑的。我们感到很遗憾，他们没有经过这样的文化启迪。”
中国的科幻片还没有发展到好莱坞商业和创新结合的模式，现在不得不更多的服从于我们现在认为的商业模式。好莱坞容忍导演的创新，相信创新和商业能够结合得很好，所以才有了卡梅隆拍《终结者》的机会。一个无名之辈能拍。
“但我们现在不会给这样的人这种机会，就算是有名气的，后面也会强调你要尊重我们觉得的商业规律。这样一来，导演的创新也许就不能变成现实。”刘维佳说。
实际上，中国科幻文学中顶尖的作品与国外的差距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科幻世界有时会请在文学出版社干了一辈子的老编辑来帮忙校对，尽管他们不是科幻迷，但他们对一个作品是好是坏，看得是很准的。其中有一个老编辑对刘维佳说，目前他校的外国作品，相当多的并不比国内的强。以他的判断来看，没有超过国内的。
“这个言论可能也不稀奇，我们中的佼佼者和国外科幻作家的修炼氛围也没有什么区别。他外语好，一天到晚看国外的东西。”刘维佳说，“其实真正要看一个东西是否繁荣，看一流的没有太大说服力，要看二流、三流的水平。数量和质量是否能和人家比。这样差距就太大了。”
刘维佳经常看中短篇的英文科幻作品，发现差距非常明显。那些看起来在国外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品，就不是中国的科幻作家能写的。特别是看到描写日常生活的场景，差距就出来了。
其实，在美国的科幻产业链中，杂志已经不是主要的形态了。1930年代，杂志曾经是主要的。二战之后主要是出版图书，而现在则主要是电影和电视。美国的科幻杂志编辑曾说，他们所有的科幻杂志的发行量加在一起，再翻一倍，都没有《科幻世界》的量大。日本的情况也类似。他们的科幻杂志发行量不是很大，只有几万份。
《科幻世界》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但在操作上，国外的杂志更多起到发掘新人的作用。很多新人在杂志上发短篇、评奖，评上之后写长篇，以此形成产业链。“写长篇才能赚钱，短篇是养不活作者的。”刘维佳说，“所以美国的杂志形态比较简单，没有插图，做得比较二流水平的，还没有科幻世界做得好，但是就是有号召力。”
日本有一家专业的科幻出版社，叫早川书房，发展道路和科幻世界很像。一开始也是只有一本杂志，叫SF Magazine。SF Magazine是日本唯一的一个科幻月刊，也是日本科幻的领航者。科幻新人的出道、评奖，都是靠这个杂志。他们以这个杂志为基础，做一些科幻的图书。又以科幻为圆心，做一些其他的大众文学，比如奇幻、恐怖和悬疑。现在它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出版社了。
中国的科幻杂志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发行量比较大，是因为大部分还是学生在看。”刘维佳说，“我们现在有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我们渐渐的接触到高端人群。以前学生慢慢长大。薄薄6块钱的刊物对他们来说太幼稚的，他们想看更好的科幻，但没有更好的产品给他。”
“本来完全可以从青少年起到中年甚至到晚年，我们都为他提供这样的产品，但是现在链条没有形成。”他继续说，“这就是科幻世界发展的瓶颈。而看美国和日本，他们已经走出了这个瓶颈，他们的阅读人群主要是成年人。”
“美国的科幻之所以这么发达，肇始于战后科技大发展时代。”科幻作家星河说，“1970-1980年代是中国科学的春天，当年科幻世界最畅销的时候，是中国科幻最发达的时候么？不是。就像城市小资看《读者》一样，中学生人手一册，这种喜爱，我可以说是一种伪的喜欢。完全是一种时尚。”
美国一名科幻作家到访时有读者问他，你对自己的定位是科幻作家还是奇幻作家，他回答说，我是畅销书作家。“从出版角度来讲，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畅销书作家。”《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说。
一些外国科幻作家看到了潜在的市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岩记得，在2007年成都科幻奇幻大会之前，他邀请第65届世界科幻大会主宾大卫·布林(David Brin)到北京参加中美科幻作家峰会，他特别提出要邀请电影工作者，说他已经把未来科幻期望投向了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蒸蒸日上的中国的期望，使他非常想在这里找到他的未来创意的生发点。“我想跟中国电影工作者共同做电影！”他兴奋地说。
http://startalker.blog.163.com/b ... 168201038105844119/今天的《南方周末》发表了我的报道《科幻世界：那些不科幻的事》，由于版面原因有较多删节。原文很长，近9000字。《科幻世界》的事情我一直很关心，我去了一趟成都，跟主编姚海军、科幻作家星河聊了一个下午，也与很多编辑面谈。在北京则访问了研究科幻文学的吴岩副教授。访问录音整理出来五万多字。以下将《科幻世界：那些不科幻的事》一文完整版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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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世界》：那些不科幻的事
一本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的非幻想事件
本报记者 黄永明 发自北京
提要：中国的科幻文学在它新一轮高潮来临时，曾经历“清楚精神污染”的劫难。如今，一本影响几代科幻迷的老牌杂志面临灵魂被抽空的遭遇，编辑发表公开信，科幻迷在网上呼应，最终导致杂志社社长被停职。这被认为是中国期刊业绝无仅有的“民间力量”下的成功倒戈。
4月1日，科幻迷在网上把这一天称作自己的“双节”，对他们而言，这一天除了愚人节，还有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四川成都的《科幻世界》一大早召开中层会，宣布暂停杂志社社长李昶的职务。至此，在科幻迷中喧闹了12天的“《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终于暂时告一段落。
科幻迷在网上转发这一消息时，都没忘记强调，“这不是愚人节的恶作剧”。
供职于新华社的科幻作家韩松几天前曾处理一则与“《科幻世界》编辑倒戈”的英文电讯，当时他曾在微博客上感叹，“看了半天稿子，不知道怎么向外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科幻是由党委来领导的。”
《科幻世界》隶属于四川省科协，被认为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创办三十年来，发行量一度高达每期40万份。
所谓“《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始于3月20日，那天，社长李昶出差台湾。而一封直指李昶“瞎指挥”、“外行领导内行”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开来，公开信以《科幻世界》全体编辑的名义发出，题目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不到一天功夫，这封公开信就迅速被科幻迷传播，随后波折到科幻领域之外，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李昶是这本老牌杂志的第四任社长兼总编辑，于2008年底走马上任，上任后推行了一系列“新主张”，公开信列举了李昶的“七宗罪”，其中包括编辑取代作者写小说、杂志封面改为学校广告图片、拒付或拖延稿费、将广告资源出让给私人朋友的广告公司、拒签劳动合同，、坏企业文化和倒卖刊号等。公开信要求“撤销李昶同志在杂志社的一切职务，重新公开选举新领导”。
3月27日，杂志编辑刘维佳瘫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自言自语一般说：“我在这儿十年，对我打击最大的，是没有看到我的理想一步步兴盛，反而是一步步衰落。”他的声音大到足够让正要出门的主编姚海军听到。姚海军显然也听到了，他没有说话，只是在一瞬间做出一个复杂的表情。
3月29日，李昶从台湾出差回来了，他召集会议，与《科幻世界》编辑面对面沟通，会上，李昶表示“很遗憾、很痛心、很委屈”。
小标题：科幻，精神污染源？
《科幻世界》创刊于1979年，最初叫《科学文艺》，1991年更名后有过四届社长及总编辑。第一届是杨潇。“杨潇那一届的内容是最充实的。那时候他们坚持给中学生和大学生看，主流读者就是中学生。”与科幻有数十年不解之缘的吴岩说。
这本杂志在去年刚刚庆祝了它创刊三十周年的生日，当时，科幻作家潘海天曾用“伟大”形容《科幻世界》：“它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找到了那些最美妙的幻想小说，还催生塑造了一群最会幻想的作者和读者。这些人潜伏下来，必然将改变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岩就是这样的一位潜伏者，他被认为是中国科幻界的领军人物，不仅是科幻作家，也是国内并不多见的科幻研究者。他曾是《科幻世界》的读者，现在，他带的研究生中，就有专门研究《科幻世界》与中国科幻文学的。
1978年，吴岩还在北京灯市口中学读初中，就突然在学校里成了名人。有了这样的身份，他把一条红绳系在脖子上去上学，同学老师也不会批评他穿着奇装异服。吴岩在学校里的出名，源自于他写了一篇叶永烈的书评，寄给了《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的编辑为了核实作者身份还专门找到校长。书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以后，吴岩的名字也在学校里传开了。
叶永烈那个时候已经在上海的《少年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他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和《世界最高峰的奇迹》。后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个“翻身农奴养朗朗”的故事，朗朗是一只从喜马拉雅山的恐龙蛋里人工孵化出的恐龙。
这篇小说在《少年科学》上连载两期，让许多人记住了叶永烈这个名字。到了1978年，叶永烈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在作品中畅想了一个未来的中国。这本小说第一版便发行了160万册，成为迄今本土科幻文学界再也无人企及的数字。
中国最早出现科幻小说是在19世纪末，那是从国外翻译进来的作品。鲁迅和梁启超从1902年起的几年里也着力推动过科幻小说（当时叫哲理科学小说）。科幻小说的创作在中国因时局的动荡而时断时续。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部科幻小说被认为是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这篇作品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
“从这个时候，科幻就开始恢复，郑文光、叶至善、迟叔昌、童恩正就开始做科幻。当时基本上都是短篇，构造都挺有意思的，每篇都是一个小的科技故事。”吴岩说。
《从地球到火星》发表以后，瞬时点燃了北京市民对火星的好奇心，位于建国门的北京古观象台还设了一架望远镜，在晚上免费供市民排队观看火星。
《珊瑚岛上的死光》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科幻走进大众视野的另一发端。1978年，这部科幻作家童恩正的小说被改变成电影搬上银幕，在那个文化尚处于百废待兴的年代，它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它的故事其实很简单，研制高效原子电池的爱国华裔科学家因拒绝被财团重金收买而被暗杀，他的好友在一座小岛上建立了实验中心，与威胁人类和平的邪恶势力做起了斗争。这部作品获得了1978年度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吴岩认为，它“曾给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带来无数充满奇趣的幻想，让他们对于星空。对于科学，产生出数不清的憧憬和想象。”
《科学文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张的，1979年出版的首期就发行了15万册，一年之后发行量升到了20万。但是好景不长，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因“宣扬伪科学”等罪名被定性为“精神污染源”之一，遭到严厉批判。《科学文艺》元气大伤，订阅量下跌到三万份，财务账上一度只有六万三千块钱，这种状况下，杂志社决定自负盈亏，自寻出路。编辑部民主选举出第一任社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只有34岁的杨潇走到了台前。
杨潇曾经在1990年为了争取在中国召开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与两名同事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八天八夜横穿欧亚大陆到达荷兰海牙进行申辩。他们乘坐火车是为了节省经费。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终于如愿在成都举行，杂志在这一年更名为《科幻世界》。如今，《科幻世界》除主刊外，也定期出版《科幻世界译文版》，向中国读者介绍最新的国外科幻文学佳作。
小标题：在“蜗居”里迷科幻
科幻迷被认为是一个小圈子，但“《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却引发了出人意料的关注。
西方研究科幻文化的人认为，科幻其实是一种“cult文化”。cult一词含有崇拜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幻世界公开信发出后，读者对它的品牌的认同度和保护它的决心与信心都非常高。
科幻迷的人群构成也超出了人们的认知，热播电视剧《蜗居》中的女主角海清就是一个科幻迷，晚上喜欢看《科幻世界》，这件事让杂志社的编辑们也感到惊讶。
像海清这样在“蜗居”里悄悄迷科幻的形成了一个并不那么小众的群体。“《科幻世界》编辑倒戈”事件发生后，刘慈欣曾对媒体表示：“我认为目前科幻文学不是小众文学。现在看科幻的人还是不少的，遍布于中学和大学之中。说是小众只是与那些排名前列的畅销书相比，或者套用科幻评论家冈恩的话比较准确：科幻是少数人的大众文学。如果把科幻影视也考虑进去，那它绝对是大众文学了。”
“读者经过几代的培养之后，很多人小时候读科幻世界，长大之后进入媒体圈或者其他地方，他们都关注这个事情。”《科幻世界译文版》编辑明先林说，“你看豆瓣上有个帖子说杂志的传阅率，我想基本上读过中学的人60%—70%的人都知道或者看过科幻世界，后来可能下撤了没看过。这给了他很美好的少年时期的回忆，结果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就会产生一种想要关注的渴望。”
《科幻世界》吸引的是特质非常明确的一类人。按照刘维佳的归纳，这样的人有对科学有一定的热爱，第二他关注人类的未来。“中国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故纸堆里，中国文化就是向后看的，从来不向前看。”他说，“这样向前看的人少。所以就会团结，《科幻世界》相当于盟主，出了事大家都来声援。”
对科幻的喜爱影响了很多中学生的专业选择。一些人看了科幻世界之后选择读理科，进行科学研究。《科幻世界》将在今年5月号刊登的一篇“科幻家书”，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中学就读于北京四中，本来要被保送去经济类的学科，但是他当时看《科幻世界》，他想研究宇宙，就报考了北航的航天器专业。进去之后却发现这个专业相当枯燥，但他还是坚持下来，现在从事航天研究工作。
“科幻甚至影响了他的职业，影响了他的一生。这样的一个重要影响，听到《科幻世界》出事的消息，他如果不闻不问，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给杂志社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刘维佳说，“你能理解到这种cult文化，是一种心心相连的，而不是说看了之后笑一笑、乐一乐的就完了，更大作用的启发你去思考很多问题，促使你做出很多决定，甚至改变世界观、人生观都有可能。”
1991年的科幻大会之后，科幻世界的副总编谭楷后来到北京请作家们吃饭，“他带了1000块钱的请客费，实际上是请科协领导用的。当时只请了我们150块钱。他也觉得不好意思，就请我们去开笔会。那是第一次科幻笔会。”参加那次笔会的一共有五名作家，包括了后来被科幻读者所熟悉的杨鹏和何夕，当时何夕还在上学。
星河是最早的网虫，他写了一篇《决斗在网络》发在《科幻世界》上，一下子被科幻迷们所认识。之后王晋康的《生命之歌》、刘慈欣的《流浪地球》都成为《科幻世界》发表的经典小说。
“别看科幻世界地处四川，也是全国的龙头老大。它没有一种小的观念。”星河说，”有一些杂志做大了，编辑就会想不希望作者流失到你那儿了之类的。”
1999年，时任《科幻世界》主编的阿来在当年高考的前一周上市的那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科学畅想文章《长生不老的梦想》，同期还有一篇科幻新人王麟的短篇小说《心歌魅影》，它们的核心内容都是人的记忆移植。结果便出现了科幻世界与当年高考语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撞题的热门事件。
这一事件让《科幻世界》的发行量在2000年达到了最辉煌的顶峰——40万册。“那是非正常状态，很多读者是出于功利目的的。”主编姚海军说。
小标题：阿来来了，然后又走了
在李昶之前，这本杂志更名为《科幻世界》后有过三任社长，分别是杨潇、阿来和秦莉。
阿来写诗，《科幻世界》的第一任副总编谭楷也写诗。谭楷很欣赏阿来，把他招进《科幻世界》编辑部做了一名编辑。后来发现他“各方面都挺好的”，就选了他做杨潇的接班人。
在《科幻世界》的老人看来，一开始阿来是一个很平和的人。“我们经常在路边的小饭馆吃碗面，说说笑笑，没有什么架子。大家有什么想法互相交流。”
在《科幻世界三十年》的文章中，姚海军写道：“逆境中知难而上，顺境中胸怀理想——这是杨潇等前辈们留给《科幻世界》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在他看来，前者做起来比较容易，但顺境当中很多东西就容易迷失。
阿来也传承了这种精神。他是理想主义者，科幻世界的理想在他身上有相当充分的体现。在产业角度，刊物的格局扩大，推出了奇幻、少年版和译文版。杨潇的主张是放眼世界的，借鉴国外的，推动国内科幻发展。阿来也有国际视野，《科幻世界译文版》就将大量国外优秀的科幻作品译介进了国内。
“科幻世界企业文化的大的框架在那时候基本成型。我们从杨潇身上看到在逆境中的坚持，也能从阿来身上看到顺境中的这种理想，虽然后来有一些偏差。”姚海军说。
熟悉阿来的人说，他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后期名声越来越大，包括成为获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几位中国作家之一。但他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对他从事科幻事业有些不理解，所以阿来很想做一个强势的文化品牌。单靠科幻他觉得是发展不起来的，所以他的发展目标超越了幻想文学的范围。
阿来创办了《心事》月刊，那是一本有浓郁心理特征的期刊。后来的事实表明，《心事》月刊并不成功。创办的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与《科幻世界》相比起来，心理学的杂志显得更加专业些，杂志社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经营这块，宣传、发行这一套东西缺乏规划。到实际操作层面，有很多空白期。急忙投入市场后，反应就可想而知了。少数人认为它好，但大部分人没有办法接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说。
阿来之后的第三任社长秦莉，虽然是由四川省科协任命，但来自《科幻世界》的推荐仍起到了一定作用。《科幻世界》最初由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创办，该协会隶属于四川省科协。科幻世界后来成为了一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它财务独立、业务独立，但人事上并不独立。办公室的使用曾经要向科协交一些房租，后来房子买下来了，看起来是分门立户了，实际还是属于科协。
《科幻世界》的老员工认为，社长秦莉仍然保持了国际视野，不然也不会有200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尽管她没有提出新的主张和理论。2008年底，科协派来了新一任社长李昶，“理想的意识再也找不到”，一位《科幻世界》中层干部这样说。
吴岩认为《科幻世界》遇到的情况是“有人企图采用小农经济的方法重塑编辑部”。
公开信的另一条导火索是美术编辑王莹莹的离职。在同事的眼里，王莹莹虽然年轻但也能独当一面，而且她的设计中常常能有新的东西冲击进来。今年春节前，她黯然从科幻世界辞职离开了。那天晚上，编辑部所有的员工一起去唱KTV，这是编辑们共事多年从来没用过的聚会。聚会中，编辑明先林唱了同一首歌，叫《朋友别哭》。
小标题：多些想象力
科幻世界在1999年高考作文撞题事件之后经历了迅速的繁荣，但随后的回落大于繁荣。
姚海军认为，这个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不是单一因素在起作用。“作家的培养、老作家关系的维持、作家的进步。然后是优秀编辑的培养，编辑人才的成长，发行、宣传的配合。”他说，“科幻世界的经营理念也会有阶段性的变化。”不能排除的外在因素当然还包括奇幻的兴起、文化的多元化、网络的冲击和产业链的自动升级。
“我觉得中国科幻如果不能在图书方面有所作为就不会成熟。所以《科幻世界》一直在努力。”姚海军说。
2007年，科幻世界又在成都举办了国际科幻大会，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西方的科幻作者看到中国庞大的科幻市场，看到中国科幻迷的狂热。“现场的签售太壮观了。07年开完会后，外国作家把稿子成箱的寄来，他们认为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姚海军说。
星河显得不像姚海军那样乐观，他认为现在中国不是科幻上升的阶段。“奇幻对科幻的冲击特别大。世界科幻的落潮也有奇幻冲击的原因。美国很著名的刊物一个个在死亡，书一个个在减量。日本也在萎缩。”
中国当前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并不输于国外，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的前两部已经销售了十万册，《三体Ⅲ》也预计在几个月后面世。但是中国科幻文学的整体水平仍然与欧美国家差距甚大。
“一个是想象力不够，看咱们最好的作家的作品想象力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真的不多。当然《三体》中的一些部分我觉得写得蛮好的。但是多数作品没觉得想象力太强。还有一方面，是作品跟中国的现实的接触点不够。”吴岩说。
“这个接触点不是说非得要去写矿难，或者‘女娲就是外星人’这些，而是你要和中国人的思想、生活方式这些东西一致起来。日本的科幻作品和日本的青春作品是很衔接的，去乘坐‘银河铁道’列车的孩子和一个乘校车去名古屋学校的孩子可能有很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作品没有让人感到这一点。”吴岩解释说。
尽管科幻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多世纪，但是期间的波折与起伏使得科幻文学一直无法长大。“《科幻世界》的风光算起来也只有20年。”吴岩说，“现在的很多科幻你一看，‘哎哟，这儿童写的’。那你怎么能让成年人看呢？”
李昶被停职了，但刘慈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依然不乏担忧，他说他担忧的是科幻将失去灵魂。“科幻不会猝死，但她的血会慢慢流光，那一天到来时，她的病榻前将空无一人。”刘慈欣说。
在他看来，“好的科幻小说，能让人在下夜班的路上突然停下几乎秒钟，做一件以前很少做的事：仰望星空。当我们把目光从星空收回，投向怨男信女们可怜巴巴的小心灵时，科幻离死就不远了。”
中国科幻文学与国外的差距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本报记者 黄永明
过去一年里，电影的票房科幻一统天下。“变形金刚和终结者已经很厉害了，几乎就没什么片子能跟他们比，没想到后面还有更牛的。”《科幻世界》编辑刘维佳说，“《2012》当时谁也没看好，档期也不好，就把变形金刚记录打破了。结果谁也没想到《阿凡达》又超过它好几倍。”
在他看来，很现实的问题是，这些科幻片都算不上一流的科幻片。“我们评价科幻片更多是看它的内涵，当然现在的标准也应该有所修改了，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了。外在也算一种经典了。”他说。
《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认为但是现在阅读越来越少了，有相当多的科幻迷在电影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寄托，他们找到了新的方式来享受科幻。
但科幻电影和科幻文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替代。经典的科幻小说拍成科幻电影，很多都拍得不成功；而很多经典的电影，却不是由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小说就很不出名，算不上科幻经典。《星球大战》是先有了电影才有的小说。
《终结者》更是卡梅隆自己写的剧本。他之前是一名卡车司机，但他是一个科幻迷。他当年之所以立志要拍电影，就是因为看了《星球大战》，当然不是小说。他看了之后很激动，说我也要拍一部伟大的科幻电影。他写剧本就写出了《终结者》，在那之前他还拍过经典科幻电影。
“所以中国科幻电影为什么不看好，因为中国的科幻文化根本没有培养出来。”《科幻世界译文版》编辑明先林说，“你看这些写剧本的人，真正有几个看过真正的科幻小说。比如《机器侠》，都是无厘头搞笑的。我们感到很遗憾，他们没有经过这样的文化启迪。”
中国的科幻片还没有发展到好莱坞商业和创新结合的模式，现在不得不更多的服从于我们现在认为的商业模式。好莱坞容忍导演的创新，相信创新和商业能够结合得很好，所以才有了卡梅隆拍《终结者》的机会。一个无名之辈能拍。
“但我们现在不会给这样的人这种机会，就算是有名气的，后面也会强调你要尊重我们觉得的商业规律。这样一来，导演的创新也许就不能变成现实。”刘维佳说。
实际上，中国科幻文学中顶尖的作品与国外的差距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科幻世界有时会请在文学出版社干了一辈子的老编辑来帮忙校对，尽管他们不是科幻迷，但他们对一个作品是好是坏，看得是很准的。其中有一个老编辑对刘维佳说，目前他校的外国作品，相当多的并不比国内的强。以他的判断来看，没有超过国内的。
“这个言论可能也不稀奇，我们中的佼佼者和国外科幻作家的修炼氛围也没有什么区别。他外语好，一天到晚看国外的东西。”刘维佳说，“其实真正要看一个东西是否繁荣，看一流的没有太大说服力，要看二流、三流的水平。数量和质量是否能和人家比。这样差距就太大了。”
刘维佳经常看中短篇的英文科幻作品，发现差距非常明显。那些看起来在国外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品，就不是中国的科幻作家能写的。特别是看到描写日常生活的场景，差距就出来了。
其实，在美国的科幻产业链中，杂志已经不是主要的形态了。1930年代，杂志曾经是主要的。二战之后主要是出版图书，而现在则主要是电影和电视。美国的科幻杂志编辑曾说，他们所有的科幻杂志的发行量加在一起，再翻一倍，都没有《科幻世界》的量大。日本的情况也类似。他们的科幻杂志发行量不是很大，只有几万份。
《科幻世界》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但在操作上，国外的杂志更多起到发掘新人的作用。很多新人在杂志上发短篇、评奖，评上之后写长篇，以此形成产业链。“写长篇才能赚钱，短篇是养不活作者的。”刘维佳说，“所以美国的杂志形态比较简单，没有插图，做得比较二流水平的，还没有科幻世界做得好，但是就是有号召力。”
日本有一家专业的科幻出版社，叫早川书房，发展道路和科幻世界很像。一开始也是只有一本杂志，叫SF Magazine。SF Magazine是日本唯一的一个科幻月刊，也是日本科幻的领航者。科幻新人的出道、评奖，都是靠这个杂志。他们以这个杂志为基础，做一些科幻的图书。又以科幻为圆心，做一些其他的大众文学，比如奇幻、恐怖和悬疑。现在它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出版社了。
中国的科幻杂志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发行量比较大，是因为大部分还是学生在看。”刘维佳说，“我们现在有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我们渐渐的接触到高端人群。以前学生慢慢长大。薄薄6块钱的刊物对他们来说太幼稚的，他们想看更好的科幻，但没有更好的产品给他。”
“本来完全可以从青少年起到中年甚至到晚年，我们都为他提供这样的产品，但是现在链条没有形成。”他继续说，“这就是科幻世界发展的瓶颈。而看美国和日本，他们已经走出了这个瓶颈，他们的阅读人群主要是成年人。”
“美国的科幻之所以这么发达，肇始于战后科技大发展时代。”科幻作家星河说，“1970-1980年代是中国科学的春天，当年科幻世界最畅销的时候，是中国科幻最发达的时候么？不是。就像城市小资看《读者》一样，中学生人手一册，这种喜爱，我可以说是一种伪的喜欢。完全是一种时尚。”
美国一名科幻作家到访时有读者问他，你对自己的定位是科幻作家还是奇幻作家，他回答说，我是畅销书作家。“从出版角度来讲，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畅销书作家。”《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说。
一些外国科幻作家看到了潜在的市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岩记得，在2007年成都科幻奇幻大会之前，他邀请第65届世界科幻大会主宾大卫·布林(David Brin)到北京参加中美科幻作家峰会，他特别提出要邀请电影工作者，说他已经把未来科幻期望投向了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蒸蒸日上的中国的期望，使他非常想在这里找到他的未来创意的生发点。“我想跟中国电影工作者共同做电影！”他兴奋地说。
http://startalker.blog.163.com/b ... 168201038105844119/
------供职于新华社的科幻作家韩松几天前曾处理一则与“《科幻世界》编辑倒戈”的英文电讯，当时他曾在微博客上感叹，“看了半天稿子，不知道怎么向外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科幻是由党委来领导的。”----
-----这段话很具喜感,是个出版物就有D来管,这个难道韩大大不知道吗
-----这段话很具喜感,是个出版物就有D来管,这个难道韩大大不知道吗
ls能不能说些有建设意义的东西
长征途中 发表于 2010-4-9 22:20 
不是不能说,而是确实没有有建设意义的东西可以说啊,
八十年代是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现在啊,黑铁时代?
不是不能说,而是确实没有有建设意义的东西可以说啊,
八十年代是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现在啊,黑铁时代?
广电，文化，工信........三座大山.........
我忘了 发表于 2010-4-9 22:22
80年代那些小说除了老郑、老童的少数几本，其他大多是前苏联50年代的水平，比起世纪之交何慈康等人的作品都远远不如。
这么些年了，连科幻第一人大刘都不能靠写科幻小说养活自己、软科幻奇才韩松都只能在工作之余偶尔写点东西，还有什么希望呢？
等SFW真的倒了，又有谁来为本土科幻作者提供发表和出书的平台？
80年代那些小说除了老郑、老童的少数几本，其他大多是前苏联50年代的水平，比起世纪之交何慈康等人的作品都远远不如。
这么些年了，连科幻第一人大刘都不能靠写科幻小说养活自己、软科幻奇才韩松都只能在工作之余偶尔写点东西，还有什么希望呢？
等SFW真的倒了，又有谁来为本土科幻作者提供发表和出书的平台？
回复 4# 我忘了
配得上叫白银时代.
配得上叫白银时代.
血花刀剪 发表于 2010-4-9 23:10
要是科幻世界倒了，真的只能去起点看穿越文了。。。
要是科幻世界倒了，真的只能去起点看穿越文了。。。
谭楷、杨潇、阿来，我就记得这三个，对杨潇感觉最好。
很久没看了
就像怀念三大知识一样
就像怀念三大知识一样
疯狂的伊万伊万 发表于 2010-4-9 15:41
确实，看完科幻文章想看星星的想法越来越少了。。。
确实，看完科幻文章想看星星的想法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