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周其仁：房价问题的政治含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2:33:21
“生猪保卫战”——历史经验的启示
并不是只在房价问题上才显示政治含义并要求政治干预的。类似的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我们早就似曾相识。在改革的历史上，许多涉及大众的消费品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供求，都经历了经济问题政治化、然后才逐步回归为普通的经济问题的过程。日常产品如菜、猪、粮、油等，在一个时间内突然都非常“政治”，都必须提高到政治高度来加以处理。但是过了一段时期，菜就是菜，猪就是猪，粮也就是粮。其间的经验，我认为今天处理房价问题可以参考。
从江西的“生猪保卫战”说起吧。那是1980年代中，广东商贩到江西收购生猪。由于率先开放的广东人率先富裕，广东人的出价就大大高于江西本地。结果，非常符合经济逻辑，江西的生猪和农副产品就大量流入广东。但是这样一来，江西城镇的猪肉供应就成了问题。要江西人在市场上以购买力与广东人争高下吗？不可能，因为江西开放晚，人民的购买力低。但是，江西城镇更不可能因此就不供应猪肉——那就是政治问题。结果就是用政治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江西政府下令封锁省界，规定在没有完成本地收购任务之前，不准江西的生猪运往广东。一时间，商贩要破封锁线，政府要守，双方开打攻防战，粤赣边界有过不少火爆场面——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不可谓不严重矣。
有什么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吗？其实没有。人们既不能要求广东人“克制”一下出价的水平，也不能“建议”江西城镇居民通过减少其他消费来提高对生猪的出价，更无法说服江西农民，似乎只有把生猪卖给出价低的本地居民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江西省政府管不了广东的高出价，剩下的就只有在养猪的本省农民和吃肉的本省城镇居民之间“开罪”一方。两害相权取其轻，封锁市场，逼迫农民多做一点“贡献”，总比摆不平城镇副食品供应要相对容易。当然，也不是全部彻底封锁市场，更不是要求江西农民产出的生猪全部卖给出价低的本省市场。那样对农民利益的得罪太大。实际做法如上所述，是江西省规定一个交售定额，完成任务就可以向广东卖高价！正是这种时开时闭的封锁线，以及完成任务才是市场的非驴非马招数，才帮助渡过了两省三方利益纠葛的难关。现在当然再看不到什么“生猪保卫战”。
事后总结，第一条经验是一旦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严重起来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解决问题；第二条，在运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时候，要给经济规律留下空间。讲到底，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离不开把高端的（广东）市场需求传递到了江西农村，使之成为刺激供给的积极力量。等到供给方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发挥了作用，生产大大增加，才可以满足从高端到低端各层次的市场需求。这时——也只有在这时——经济问题的政治性才完全退色，商品才成为按市场机制调节供求的普通商品。
http://view.news.qq.com/a/20100317/000003_1.htm“生猪保卫战”——历史经验的启示
并不是只在房价问题上才显示政治含义并要求政治干预的。类似的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我们早就似曾相识。在改革的历史上，许多涉及大众的消费品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供求，都经历了经济问题政治化、然后才逐步回归为普通的经济问题的过程。日常产品如菜、猪、粮、油等，在一个时间内突然都非常“政治”，都必须提高到政治高度来加以处理。但是过了一段时期，菜就是菜，猪就是猪，粮也就是粮。其间的经验，我认为今天处理房价问题可以参考。
从江西的“生猪保卫战”说起吧。那是1980年代中，广东商贩到江西收购生猪。由于率先开放的广东人率先富裕，广东人的出价就大大高于江西本地。结果，非常符合经济逻辑，江西的生猪和农副产品就大量流入广东。但是这样一来，江西城镇的猪肉供应就成了问题。要江西人在市场上以购买力与广东人争高下吗？不可能，因为江西开放晚，人民的购买力低。但是，江西城镇更不可能因此就不供应猪肉——那就是政治问题。结果就是用政治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江西政府下令封锁省界，规定在没有完成本地收购任务之前，不准江西的生猪运往广东。一时间，商贩要破封锁线，政府要守，双方开打攻防战，粤赣边界有过不少火爆场面——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不可谓不严重矣。
有什么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吗？其实没有。人们既不能要求广东人“克制”一下出价的水平，也不能“建议”江西城镇居民通过减少其他消费来提高对生猪的出价，更无法说服江西农民，似乎只有把生猪卖给出价低的本地居民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江西省政府管不了广东的高出价，剩下的就只有在养猪的本省农民和吃肉的本省城镇居民之间“开罪”一方。两害相权取其轻，封锁市场，逼迫农民多做一点“贡献”，总比摆不平城镇副食品供应要相对容易。当然，也不是全部彻底封锁市场，更不是要求江西农民产出的生猪全部卖给出价低的本省市场。那样对农民利益的得罪太大。实际做法如上所述，是江西省规定一个交售定额，完成任务就可以向广东卖高价！正是这种时开时闭的封锁线，以及完成任务才是市场的非驴非马招数，才帮助渡过了两省三方利益纠葛的难关。现在当然再看不到什么“生猪保卫战”。
事后总结，第一条经验是一旦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严重起来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解决问题；第二条，在运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时候，要给经济规律留下空间。讲到底，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离不开把高端的（广东）市场需求传递到了江西农村，使之成为刺激供给的积极力量。等到供给方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发挥了作用，生产大大增加，才可以满足从高端到低端各层次的市场需求。这时——也只有在这时——经济问题的政治性才完全退色，商品才成为按市场机制调节供求的普通商品。
http://view.news.qq.com/a/20100317/000003_1.htm
并不是只在房价问题上才显示政治含义并要求政治干预的。类似的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我们早就似曾相识。在改革的历史上，许多涉及大众的消费品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供求，都经历了经济问题政治化、然后才逐步回归为普通的经济问题的过程。日常产品如菜、猪、粮、油等，在一个时间内突然都非常“政治”，都必须提高到政治高度来加以处理。但是过了一段时期，菜就是菜，猪就是猪，粮也就是粮。其间的经验，我认为今天处理房价问题可以参考。
从江西的“生猪保卫战”说起吧。那是1980年代中，广东商贩到江西收购生猪。由于率先开放的广东人率先富裕，广东人的出价就大大高于江西本地。结果，非常符合经济逻辑，江西的生猪和农副产品就大量流入广东。但是这样一来，江西城镇的猪肉供应就成了问题。要江西人在市场上以购买力与广东人争高下吗？不可能，因为江西开放晚，人民的购买力低。但是，江西城镇更不可能因此就不供应猪肉——那就是政治问题。结果就是用政治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江西政府下令封锁省界，规定在没有完成本地收购任务之前，不准江西的生猪运往广东。一时间，商贩要破封锁线，政府要守，双方开打攻防战，粤赣边界有过不少火爆场面——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不可谓不严重矣。
有什么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吗？其实没有。人们既不能要求广东人“克制”一下出价的水平，也不能“建议”江西城镇居民通过减少其他消费来提高对生猪的出价，更无法说服江西农民，似乎只有把生猪卖给出价低的本地居民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江西省政府管不了广东的高出价，剩下的就只有在养猪的本省农民和吃肉的本省城镇居民之间“开罪”一方。两害相权取其轻，封锁市场，逼迫农民多做一点“贡献”，总比摆不平城镇副食品供应要相对容易。当然，也不是全部彻底封锁市场，更不是要求江西农民产出的生猪全部卖给出价低的本省市场。那样对农民利益的得罪太大。实际做法如上所述，是江西省规定一个交售定额，完成任务就可以向广东卖高价！正是这种时开时闭的封锁线，以及完成任务才是市场的非驴非马招数，才帮助渡过了两省三方利益纠葛的难关。现在当然再看不到什么“生猪保卫战”。
事后总结，第一条经验是一旦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严重起来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解决问题；第二条，在运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时候，要给经济规律留下空间。讲到底，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离不开把高端的（广东）市场需求传递到了江西农村，使之成为刺激供给的积极力量。等到供给方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发挥了作用，生产大大增加，才可以满足从高端到低端各层次的市场需求。这时——也只有在这时——经济问题的政治性才完全退色，商品才成为按市场机制调节供求的普通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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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只在房价问题上才显示政治含义并要求政治干预的。类似的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我们早就似曾相识。在改革的历史上，许多涉及大众的消费品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供求，都经历了经济问题政治化、然后才逐步回归为普通的经济问题的过程。日常产品如菜、猪、粮、油等，在一个时间内突然都非常“政治”，都必须提高到政治高度来加以处理。但是过了一段时期，菜就是菜，猪就是猪，粮也就是粮。其间的经验，我认为今天处理房价问题可以参考。
从江西的“生猪保卫战”说起吧。那是1980年代中，广东商贩到江西收购生猪。由于率先开放的广东人率先富裕，广东人的出价就大大高于江西本地。结果，非常符合经济逻辑，江西的生猪和农副产品就大量流入广东。但是这样一来，江西城镇的猪肉供应就成了问题。要江西人在市场上以购买力与广东人争高下吗？不可能，因为江西开放晚，人民的购买力低。但是，江西城镇更不可能因此就不供应猪肉——那就是政治问题。结果就是用政治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江西政府下令封锁省界，规定在没有完成本地收购任务之前，不准江西的生猪运往广东。一时间，商贩要破封锁线，政府要守，双方开打攻防战，粤赣边界有过不少火爆场面——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不可谓不严重矣。
有什么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吗？其实没有。人们既不能要求广东人“克制”一下出价的水平，也不能“建议”江西城镇居民通过减少其他消费来提高对生猪的出价，更无法说服江西农民，似乎只有把生猪卖给出价低的本地居民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江西省政府管不了广东的高出价，剩下的就只有在养猪的本省农民和吃肉的本省城镇居民之间“开罪”一方。两害相权取其轻，封锁市场，逼迫农民多做一点“贡献”，总比摆不平城镇副食品供应要相对容易。当然，也不是全部彻底封锁市场，更不是要求江西农民产出的生猪全部卖给出价低的本省市场。那样对农民利益的得罪太大。实际做法如上所述，是江西省规定一个交售定额，完成任务就可以向广东卖高价！正是这种时开时闭的封锁线，以及完成任务才是市场的非驴非马招数，才帮助渡过了两省三方利益纠葛的难关。现在当然再看不到什么“生猪保卫战”。
事后总结，第一条经验是一旦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严重起来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解决问题；第二条，在运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时候，要给经济规律留下空间。讲到底，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离不开把高端的（广东）市场需求传递到了江西农村，使之成为刺激供给的积极力量。等到供给方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发挥了作用，生产大大增加，才可以满足从高端到低端各层次的市场需求。这时——也只有在这时——经济问题的政治性才完全退色，商品才成为按市场机制调节供求的普通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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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上涨无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