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农民竟纷纷暴 动、起义反抗政 府的集体化运动!

赫鲁晓夫一语道破天机

转自《随笔》杂志2010年第1期(广东出的一种杂志,总社在广州)，此文在《随笔》的电子版、网络版上的具体地址是：http://suibi2005.blog.163.com/blog/static/9273664320102432958160/

述 弢

提起赫鲁晓夫，人们不由得就会想到那个矮小敦实的苏联当家人。想当初，他在西方国家的民众面前是何等的豪情万丈、义正词严，甚至说出了“我们要埋葬你们”之类不雅的话（潜台词是: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败）。俨然一个社会-主义斗士的形象。

换了一个场合，同样是赫鲁晓夫，居然又说：

“不可无休止地利用人民的信任。我们共-产档员，每个人都应当像蜜蜂一样地去培植人民的信任。我们好像是布道的神甫，许诺说天上有个天国，可眼下却没有土豆吃。只有我们极能忍耐的俄国人民能够忍受，可是靠这种忍耐成不了大事。我们又不是神甫，我们是共-产档人，我们应当在地面上给予这种幸福。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可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建成了，土豆却没有了。”

这哪里像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讲话，分明是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嘛!当时在场聆听讲话的人，无不惊诧莫名，甚至感到恐惧和茫然。这次讲话自然也没有见诸报端。

布尔什维克搞革命，据说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谁知几十年过去，残酷的现实竟然是:没有社会-主义———有土豆;社会-主义建成———没有土豆。

这的确是个怪圈。苏联立国以来，历经内战、战时共铲-主义、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卫国战争、战后恢复等等，无论内政外交，不可谓毫无建树。例如在国家工业化方面就有长足的进步，为击败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也不得不承认，国家始终没有走出短缺经济的怪圈。

那么，这个怪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上世纪20年代初，连年的战争把苏联搞得千疮百孔，元气大伤，生产滑坡，百业凋敝，瘟疫流行，食物短缺。1918年起实行的激进的“战时共铲-主义”难以为继，作为“战时共铲-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余粮收集制，也就是以强制性手段让农民按照固定价格向国家交售全部余粮的做法，更是走到了尽头。征粮队不得人心，农民群起反抗，或抗交粮食，或揭竿而起，他们强烈要求变更土地政策。1921年春天坦博夫省发生大规模农民暴-动，提出“取消余粮收集制!”的口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3月，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水兵暴-动同农民暴-动一样，均以遭到武力镇压而告终。然而这对布尔什维克触动很大。因为喀琅施塔得水兵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功不可没。时过境迁，想不到当初革命的中流砥柱这时居然把枪口对准了苏维埃政权，声称自己是在开始“第三次革命”。举国上下民怨沸腾，武装暴-动此起彼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布尔什维克领袖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当机立断，掉转船头，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为了保住江山，不惜作出让步。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一是取消余粮收集制，代之以粮食税。实行粮食税乃是政府关键性的原则措施。这样一来，农民应交的粮食只及余粮收集制时期的一半，负担大为减轻。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决断来安排生产，不必担心来自国家的掠夺。二是利用市场和多种所有制形式，开放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则带来了贸易的非国有化，而且零售业和小工业几乎完全转入私人手中。三是以租让制的方式吸引外国资本。四是实行币制改革，从此卢布成为可兑换货币。人们发现，不出几天时间，城市的街道就大变样。取消了凭票供应制，商店纷纷开门营业，革命开始后多年不见踪影的食品和物品一下子冒了出来。

新经济政策时期可谓苏联经济生活中难得一见的特例和亮点。由于采取了顺乎民意、尊重客观规律的一系列措施，至1926年，食品供应状况即大为改善。1921年—1926年，仅仅五年时间，工业生产指数即增长了两倍以上;农业产量增长了一倍，并超过1913年水平的18%。而且在恢复期结束之后，经济仍然快速增长:1927年和1928年，工业产量分别增长13%和19%。1921年—1928年期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幅度为18%。

如果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苏联经济也许会大有希望。可是别忘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本身已经犯了大忌。布尔什维克本乃以世界革命为己任，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铲-主义。至于把早已摒弃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又请回来，那不过是为了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是前进道路上的短暂喘息。何况政治上仍然是严加控制，丝毫没有松动，甚至把弦绷得更紧了。

20年代中期，在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两派意见激烈交锋，相持不下。一派主张继续扩大经济自由，让富农和耐普曼（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私人企业主和商人）继续积累财富。一派主张加强国家行政体制，认为工业化不能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市场经济不适合苏联的国情，当务之急是改造农村，消灭富农，消灭个体农户，成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之成为向工业输送所需资源的渠道。斯大林是后一派的代表，他最终占了上风。反对斯大林意见的人全都成了“右倾分子”，后来又纷纷死于他的屠刀之下，无一幸免。

斯大林主导的国家工业化正在加速进行。为了筹措工业化所需巨额资金，当局大大提高对耐普曼、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征税额，提高物价，全面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拼命以倾销价向国外出口自然资源，特别是木材、石油、黄金、毛皮以及国内紧缺的粮食，廉价抛售几大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举世闻名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均蒙受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然而工业化首先靠的是农业集体化。因工业化而濒临破产的农村，成了五年计划所需物质财富和劳动力的巨大源泉。1929年11月，《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题为《大转折的一年》的文章。斯大林断言，苏联正万众一心，“从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先进的集体大农业”，“农民内部的根本转变”已经到来，“连中农也加入了”集体农庄，而且是整村整县地参加。

实际上，形势远非如此乐观。由贫农组成的集体农庄早已存在，处境十分可怜，加入的农户甚至连十分之一都不到。1929年秋季并未发生任何奇迹。倒是开始了针对农民的大规模暴力。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不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牲口和农具统统集中到集体农庄的场院里。当时的口号是:“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与苏维埃政权为敌!”1930年初，斯大林决定在1930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集体化运动。各路诸侯不敢怠慢，大家你追我赶，生怕扣上“右倾”和“不愿执行党的指示”的帽子。一名区委书记急于邀功行赏，竟向中-央报告说他那个区的集体化进度已达到100.6%!滥施暴力带来的后果是农民对集体化的大规模制抵。他们不肯把财产和牲畜交到集体农庄，担心遭到富裕农民那样的厄运，纷纷宰杀牲畜（集体化期间牲畜总头数减少了一半至三分之二），减少播种面积。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南俄，农民同政府武装对峙。北高加索和中亚展开了地地道道的国内战争。1930年的三个月内，发生了2700多起大规模暴-动，有近百万人卷入。

然而最可怕的，甚至都不是集体化本身，包括那种违法的方式和所定的极短期限，而是相伴相生的“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成立集体农庄的进度表和消灭“富农”的控制数字是一起下发的。这里所谓的“富农”，实际上就是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数月之内，数十万户“富农”和“富农帮手”，其中包括年迈老人和哺乳婴儿，被迫抛家舍业，离乡背井，失去土地、财物，被塞进运货的车厢，强制迁往北极、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边远地区。惨无人道地把他们丢弃到冰天雪地的荒郊野外，让这些在旷日持久的旅途中侥幸活下来的人听凭命运的摆布。根据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30年2月4日的秘密指示，应将49000人—60000人关进集中营，将178000户—214000户家庭，也就是大约100万人强制迁往边远地区。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材料证实，被迫迁徙者子女的死亡率比当地居民高出5倍—6倍。至少有350万—400万儿童夭折。

至今尚无死亡农民的准确数字。一般认为至少有350万人身亡。集体化成了地地道道的针对农民的种族灭绝，而且受害者是农村的最优秀部分，最富裕、最富首创精神、最能干和子女最多的农民。布尔什维克的政策首先使俄罗斯民族的遗传基质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农民这个世世代代形成的特殊的俄国农村居民类型，从此彻底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集体农庄庄员，这种人对自己的劳动毫无兴趣，像农奴一样从属于集体农庄。

赫鲁晓夫一语道破天机

转自《随笔》杂志2010年第1期(广东出的一种杂志,总社在广州)，此文在《随笔》的电子版、网络版上的具体地址是：http://suibi2005.blog.163.com/blog/static/9273664320102432958160/

述 弢

提起赫鲁晓夫，人们不由得就会想到那个矮小敦实的苏联当家人。想当初，他在西方国家的民众面前是何等的豪情万丈、义正词严，甚至说出了“我们要埋葬你们”之类不雅的话（潜台词是: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败）。俨然一个社会-主义斗士的形象。

换了一个场合，同样是赫鲁晓夫，居然又说：

“不可无休止地利用人民的信任。我们共-产档员，每个人都应当像蜜蜂一样地去培植人民的信任。我们好像是布道的神甫，许诺说天上有个天国，可眼下却没有土豆吃。只有我们极能忍耐的俄国人民能够忍受，可是靠这种忍耐成不了大事。我们又不是神甫，我们是共-产档人，我们应当在地面上给予这种幸福。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可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建成了，土豆却没有了。”

这哪里像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讲话，分明是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嘛!当时在场聆听讲话的人，无不惊诧莫名，甚至感到恐惧和茫然。这次讲话自然也没有见诸报端。

布尔什维克搞革命，据说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谁知几十年过去，残酷的现实竟然是:没有社会-主义———有土豆;社会-主义建成———没有土豆。

这的确是个怪圈。苏联立国以来，历经内战、战时共铲-主义、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卫国战争、战后恢复等等，无论内政外交，不可谓毫无建树。例如在国家工业化方面就有长足的进步，为击败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也不得不承认，国家始终没有走出短缺经济的怪圈。

那么，这个怪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上世纪20年代初，连年的战争把苏联搞得千疮百孔，元气大伤，生产滑坡，百业凋敝，瘟疫流行，食物短缺。1918年起实行的激进的“战时共铲-主义”难以为继，作为“战时共铲-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余粮收集制，也就是以强制性手段让农民按照固定价格向国家交售全部余粮的做法，更是走到了尽头。征粮队不得人心，农民群起反抗，或抗交粮食，或揭竿而起，他们强烈要求变更土地政策。1921年春天坦博夫省发生大规模农民暴-动，提出“取消余粮收集制!”的口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3月，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水兵暴-动同农民暴-动一样，均以遭到武力镇压而告终。然而这对布尔什维克触动很大。因为喀琅施塔得水兵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功不可没。时过境迁，想不到当初革命的中流砥柱这时居然把枪口对准了苏维埃政权，声称自己是在开始“第三次革命”。举国上下民怨沸腾，武装暴-动此起彼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布尔什维克领袖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当机立断，掉转船头，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为了保住江山，不惜作出让步。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一是取消余粮收集制，代之以粮食税。实行粮食税乃是政府关键性的原则措施。这样一来，农民应交的粮食只及余粮收集制时期的一半，负担大为减轻。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决断来安排生产，不必担心来自国家的掠夺。二是利用市场和多种所有制形式，开放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则带来了贸易的非国有化，而且零售业和小工业几乎完全转入私人手中。三是以租让制的方式吸引外国资本。四是实行币制改革，从此卢布成为可兑换货币。人们发现，不出几天时间，城市的街道就大变样。取消了凭票供应制，商店纷纷开门营业，革命开始后多年不见踪影的食品和物品一下子冒了出来。

新经济政策时期可谓苏联经济生活中难得一见的特例和亮点。由于采取了顺乎民意、尊重客观规律的一系列措施，至1926年，食品供应状况即大为改善。1921年—1926年，仅仅五年时间，工业生产指数即增长了两倍以上;农业产量增长了一倍，并超过1913年水平的18%。而且在恢复期结束之后，经济仍然快速增长:1927年和1928年，工业产量分别增长13%和19%。1921年—1928年期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幅度为18%。

如果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苏联经济也许会大有希望。可是别忘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本身已经犯了大忌。布尔什维克本乃以世界革命为己任，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铲-主义。至于把早已摒弃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又请回来，那不过是为了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是前进道路上的短暂喘息。何况政治上仍然是严加控制，丝毫没有松动，甚至把弦绷得更紧了。

20年代中期，在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两派意见激烈交锋，相持不下。一派主张继续扩大经济自由，让富农和耐普曼（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私人企业主和商人）继续积累财富。一派主张加强国家行政体制，认为工业化不能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市场经济不适合苏联的国情，当务之急是改造农村，消灭富农，消灭个体农户，成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之成为向工业输送所需资源的渠道。斯大林是后一派的代表，他最终占了上风。反对斯大林意见的人全都成了“右倾分子”，后来又纷纷死于他的屠刀之下，无一幸免。

斯大林主导的国家工业化正在加速进行。为了筹措工业化所需巨额资金，当局大大提高对耐普曼、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征税额，提高物价，全面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拼命以倾销价向国外出口自然资源，特别是木材、石油、黄金、毛皮以及国内紧缺的粮食，廉价抛售几大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举世闻名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均蒙受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然而工业化首先靠的是农业集体化。因工业化而濒临破产的农村，成了五年计划所需物质财富和劳动力的巨大源泉。1929年11月，《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题为《大转折的一年》的文章。斯大林断言，苏联正万众一心，“从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先进的集体大农业”，“农民内部的根本转变”已经到来，“连中农也加入了”集体农庄，而且是整村整县地参加。

实际上，形势远非如此乐观。由贫农组成的集体农庄早已存在，处境十分可怜，加入的农户甚至连十分之一都不到。1929年秋季并未发生任何奇迹。倒是开始了针对农民的大规模暴力。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不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牲口和农具统统集中到集体农庄的场院里。当时的口号是:“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与苏维埃政权为敌!”1930年初，斯大林决定在1930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集体化运动。各路诸侯不敢怠慢，大家你追我赶，生怕扣上“右倾”和“不愿执行党的指示”的帽子。一名区委书记急于邀功行赏，竟向中-央报告说他那个区的集体化进度已达到100.6%!滥施暴力带来的后果是农民对集体化的大规模制抵。他们不肯把财产和牲畜交到集体农庄，担心遭到富裕农民那样的厄运，纷纷宰杀牲畜（集体化期间牲畜总头数减少了一半至三分之二），减少播种面积。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南俄，农民同政府武装对峙。北高加索和中亚展开了地地道道的国内战争。1930年的三个月内，发生了2700多起大规模暴-动，有近百万人卷入。

然而最可怕的，甚至都不是集体化本身，包括那种违法的方式和所定的极短期限，而是相伴相生的“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成立集体农庄的进度表和消灭“富农”的控制数字是一起下发的。这里所谓的“富农”，实际上就是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数月之内，数十万户“富农”和“富农帮手”，其中包括年迈老人和哺乳婴儿，被迫抛家舍业，离乡背井，失去土地、财物，被塞进运货的车厢，强制迁往北极、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边远地区。惨无人道地把他们丢弃到冰天雪地的荒郊野外，让这些在旷日持久的旅途中侥幸活下来的人听凭命运的摆布。根据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30年2月4日的秘密指示，应将49000人—60000人关进集中营，将178000户—214000户家庭，也就是大约100万人强制迁往边远地区。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材料证实，被迫迁徙者子女的死亡率比当地居民高出5倍—6倍。至少有350万—400万儿童夭折。

至今尚无死亡农民的准确数字。一般认为至少有350万人身亡。集体化成了地地道道的针对农民的种族灭绝，而且受害者是农村的最优秀部分，最富裕、最富首创精神、最能干和子女最多的农民。布尔什维克的政策首先使俄罗斯民族的遗传基质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农民这个世世代代形成的特殊的俄国农村居民类型，从此彻底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集体农庄庄员，这种人对自己的劳动毫无兴趣，像农奴一样从属于集体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