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人民大会堂“枪击事件”调查始末（王恩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9:52:37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7
窗户上发现枪击弹孔
人民大会堂北窗玻璃遭“枪击事件”发生在1966年2月2日。
2月3日上午8时，公安部于桑副部长通知我（我当时任公安部三局副局长，主管刑事侦查工作）速带技术人员前往人民大会堂勘察“枪击事件”现场，调查此事。当我带着技术员王广沂等人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有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汉臣、治安处副处长朱培鑫在现场。据初步了解，2月2日下午2时许，大会堂服务员发现大会堂北侧西头二楼半的双层玻璃窗被打了两个洞，像是枪打的。经勘查外层玻璃有两个孔洞，有明显成蜘蛛网状放射形裂纹：里层玻璃只有一个孔洞，一个未击穿的弹着点痕迹，在夹层玻璃窗之间的底部有一个弹头，提取检测为5.6毫米，弹头顶端倒转成小蘑菇形。初步判断，像小口径枪弹头，放大镜下可见弹头上有6条枪膛纹线。
周总理亲临现场指示
2月3日上午10时，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同志陪同周总理来到现场。总理进门就问：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来人了吗？杨答来人了，当即把我与刘汉臣同志介绍给周总理。我简要汇报了初步勘查情况。周总理接过技术员手中的放大镜观察窗玻璃的孔洞和弹头，又把窗外的环境了望一遍，随即对“枪击事件”的调查工作做了指示。
首先批评调查工作缓慢。他说，案子发生快—天了，基本情况还没有搞清，查案工作这样慢腾腾的怎么行！总理指出，人民大会堂遭枪击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房间的后面就是宴会厅，要从政治上考虑是不是敌人破坏。对这件事要高度重视，当成大事来办，绝不能等闲视之。
接着总理对查破工作做了指示。他说，看了玻璃上孔洞的裂纹和弹头，像枪击的，但要找验枪专家对弹头进行技术上的检测，弄清究竟是小口径步枪还是无声手枪打的。又说，要研究是从什么方向、什么位置打来的，要从几个方面调查，主要查小口径枪和无声手枪；查当天从西长安街通过的敞车，从中发现线索，进行追查。
总理问，这事通知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没有？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来人民大会堂看看现场，再开会研究组织查破。由公安部统一负责，各有关单位参加，组织查破工作，明确任务，分头去办，要火速行动，昼夜不停，要在一两天内查出个结果来，向我报告。
总理还批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思想麻痹，报案太晚，2日下午发现玻璃窗打孔洞，不及时报告，不保护现场，还打扫卫生把一个弹头给扫没了。接着指示，要组织大会堂工作人员、警卫部队的干部战上，都来现场观看，敲敲警钟，以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
发现重要线索
当天下午2时，由公安部于桑副部长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北京市公安总队长兼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富友、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和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的部队首长，以及有关单位的公安保卫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作了布置：一是查2月2日当天通过南长街南口岗亭的所有敞车；二是各单位都要查有无小口径枪支和无声手枪？若有，查是否丢失或近期使用过；三是对中山公园、南长街南口的高层楼房住房进行调查摸底；四是由公安部三局组织技术人员再对现场弹头和玻璃孔洞进行检测。要求各单位火速行动，尽快查清本单位、本辖区的车辆、枪支情况，发现线索及时上报破案办公室。并宣布办公地点设在人民大会堂及联系电话，还规定每天晚8时召开指挥部碰头会议。
当晚9时许，公安部六局办公室主任胡鸣孔来到大会堂办公室，汇报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住在南长街南口的全国体委首长家的看门老头反映：这几天首长的孩子和几个高中同学在房上用小口径枪打过麻雀。指挥部闻讯后，即由胡带着于桑、吕展和我一起到这家察看。见前后两层院，前院是车库、门房，后院是二层小楼。看门人指出，学生打麻雀是在车库屋顶上，用小口径猎枪向南打停在柳树上的麻雀，枪口正朝着大会堂北门窗户。从房上观测至大会堂北窗约有600米左右，是小口径猎枪的有效射程。为进一步检证，我们提取了挂在门房墙上打麻雀用的猎枪和几盒子弹。
当晚，即由公安部三局刑事技术员进行检验。他们一面用提取小口径猎枪射出弹头样本，同现场弹头对比；一面用这支猎枪进行打玻璃射击试验。经过十几小时的紧张工作，于2月4日上午出来对比结果是：用猎枪射出弹头样本，同现场弹头在显微镜下比对，两者膛线条纹相一致，并拍了照片。通过检验认定：现场弹头是从某首长家提取的小口径猎枪射出的。同时，打玻璃的射击试验，也在玻璃上打出蜘蛛网状裂纹。
高于子弟要严加管教
2月4日晚7时许，周总理让我们去中南海汇报。杨德中同志带着于桑、吕展和我来到中南海西华园总理办公室。于桑副部长扼要汇报了南长街南口某首长家孩子们用小口径猎枪打麻雀的情况，对具体的枪弹检验工作要我汇报。总理见我坐的位置离他较远，就把我叫到跟前坐在他的左手边。我刚打开技术鉴定书，念到：孩子们打麻雀是用的西班牙牌小口径猎枪时，总理伸手把鉴定书拿过去自己看了。当看到鉴定书上写的小口径猎枪的牌号是“西班雅”造，他发现不对，说是“西班牙”吧！接着又说，当然翻译用同音的任何字都是可以的，不过还是用“俗称”用语好。随即在鉴定书上把“雅”改成“牙”。又拿起猎枪看了看枪上的拉丁文后才继续阅完鉴定书。看到鉴定书结论是：两个弹头膛线条纹对比结果相一致。由此认定“现场弹头是这只小口径猎枪射出的”。总理深思了一分钟，亲自用放大镜看了两个小盒分装的现场弹头和对比样本弹头；又看了对比显微镜下的照片；当看出有三条纹线是完全一致的，而另三条纹线不是完全相符时皱起了眉头。我赶忙解释说，这是由于弹头受撞击成蘑菇状，纹线受到轻微损坏的缘故。
周总理听后，指示再搞一次模拟试验。他说，就用这支小口径枪，在射击位置与弹着点的高度和距离相似的条件下进行射击试验，按理是能够打出蘑菇状弹头的。但组织科学试验必须严谨，力求同现场情况相同。
当汇报认定大会堂“枪击事件”是小孩子打麻雀的“飞弹”造成的时，总理严厉地说，怎样能在城市打鸟呢！城市到处是人群，“流弹”到处会伤人的，高千子弟要严加管教，“清朝八旗子弟”是有历史教训的。
当汇报到某首长家的猎枪及子弹是放在传达室，小孩子可以随意拿去打鸟时，总理眉头一皱，说枪支不加管理怎么行！想了想又说，看来，各地枪弹无数，保管不善的情况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公安部要尽快搞出枪弹登记管理办法来。我答，公安部三局正在拟定，但对如何管法还拿不定主意。总理说：“各种枪支（包括小口径枪、无声手枪、自卫用枪、运动用枪等）都要管。可分头管，部队系统的枪支由军队自己管，民兵枪支由人武部管，体育运动用枪支由体委管，自卫枪支和社会上枪支由公安部门登记管理。可搞出个管理试行办法，先发下去执行。要在十天左右搞出来，直接送给我，由国务院颁发。”
总理结束讲话，已经是八点多了。当总理把我们送出门口时，碰到炊事员正给总理送饭来，总理说你们在这里吃饭吧，不过没有什么好吃的！于桑同志答，我们已经在大会堂吃过了。我看见炊事员端着的漆制的方盘内盛着一大碗木樨饭，一碗汤、一碟咸菜，吃的非常简单。总理看了一眼笑着说：“能常吃上木樨饭已经不错了！”
《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出台
我们回到大会堂，立即召开追查“枪击事件”的指挥部会议，传达周总理新的指示，做出部署。
当晚10时，由城市建设部部长带一个工程师，来到人民大会堂，测量了枪击玻璃窗离地面的高度，弹着点同射击位置距离的长度，仿制同现场相似的窗框，装上了能拆换的活动玻璃，用于模拟试验。
2月5日晚9时，完成试验准备工作，我与刘汉臣带着试验小组陪同建设部安装工人一起，前往西郊北京体委射击场，安置好玻璃窗框，进行试验。在零下20度的室外，试验经过8个小时的射击拆装，反复22次，打坏了21块大玻璃，终于在6日晨6时，打出了同现场弹头相似的蘑菇状弹头，达到了预想结果。当日下午2时，由杨德中同志拿着两个成蘑菇状的弹头向周总理汇报，总理看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可以认定就是这支枪打的。至此，大会堂“枪击事件”调查有了完满的结果。
由公安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拟定枪支管理办法的工作，也由2月5日开始，昼夜不停地进行。由于周总理指示明确具体，讨论中大家思路清晰，认识一致，经过几天紧张工作，快速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的起草工作并报送周总理。很快，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试行办法。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7
窗户上发现枪击弹孔
人民大会堂北窗玻璃遭“枪击事件”发生在1966年2月2日。
2月3日上午8时，公安部于桑副部长通知我（我当时任公安部三局副局长，主管刑事侦查工作）速带技术人员前往人民大会堂勘察“枪击事件”现场，调查此事。当我带着技术员王广沂等人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有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汉臣、治安处副处长朱培鑫在现场。据初步了解，2月2日下午2时许，大会堂服务员发现大会堂北侧西头二楼半的双层玻璃窗被打了两个洞，像是枪打的。经勘查外层玻璃有两个孔洞，有明显成蜘蛛网状放射形裂纹：里层玻璃只有一个孔洞，一个未击穿的弹着点痕迹，在夹层玻璃窗之间的底部有一个弹头，提取检测为5.6毫米，弹头顶端倒转成小蘑菇形。初步判断，像小口径枪弹头，放大镜下可见弹头上有6条枪膛纹线。
周总理亲临现场指示
2月3日上午10时，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同志陪同周总理来到现场。总理进门就问：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来人了吗？杨答来人了，当即把我与刘汉臣同志介绍给周总理。我简要汇报了初步勘查情况。周总理接过技术员手中的放大镜观察窗玻璃的孔洞和弹头，又把窗外的环境了望一遍，随即对“枪击事件”的调查工作做了指示。
首先批评调查工作缓慢。他说，案子发生快—天了，基本情况还没有搞清，查案工作这样慢腾腾的怎么行！总理指出，人民大会堂遭枪击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房间的后面就是宴会厅，要从政治上考虑是不是敌人破坏。对这件事要高度重视，当成大事来办，绝不能等闲视之。
接着总理对查破工作做了指示。他说，看了玻璃上孔洞的裂纹和弹头，像枪击的，但要找验枪专家对弹头进行技术上的检测，弄清究竟是小口径步枪还是无声手枪打的。又说，要研究是从什么方向、什么位置打来的，要从几个方面调查，主要查小口径枪和无声手枪；查当天从西长安街通过的敞车，从中发现线索，进行追查。
总理问，这事通知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没有？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来人民大会堂看看现场，再开会研究组织查破。由公安部统一负责，各有关单位参加，组织查破工作，明确任务，分头去办，要火速行动，昼夜不停，要在一两天内查出个结果来，向我报告。
总理还批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思想麻痹，报案太晚，2日下午发现玻璃窗打孔洞，不及时报告，不保护现场，还打扫卫生把一个弹头给扫没了。接着指示，要组织大会堂工作人员、警卫部队的干部战上，都来现场观看，敲敲警钟，以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
发现重要线索
当天下午2时，由公安部于桑副部长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北京市公安总队长兼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富友、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和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的部队首长，以及有关单位的公安保卫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作了布置：一是查2月2日当天通过南长街南口岗亭的所有敞车；二是各单位都要查有无小口径枪支和无声手枪？若有，查是否丢失或近期使用过；三是对中山公园、南长街南口的高层楼房住房进行调查摸底；四是由公安部三局组织技术人员再对现场弹头和玻璃孔洞进行检测。要求各单位火速行动，尽快查清本单位、本辖区的车辆、枪支情况，发现线索及时上报破案办公室。并宣布办公地点设在人民大会堂及联系电话，还规定每天晚8时召开指挥部碰头会议。
当晚9时许，公安部六局办公室主任胡鸣孔来到大会堂办公室，汇报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住在南长街南口的全国体委首长家的看门老头反映：这几天首长的孩子和几个高中同学在房上用小口径枪打过麻雀。指挥部闻讯后，即由胡带着于桑、吕展和我一起到这家察看。见前后两层院，前院是车库、门房，后院是二层小楼。看门人指出，学生打麻雀是在车库屋顶上，用小口径猎枪向南打停在柳树上的麻雀，枪口正朝着大会堂北门窗户。从房上观测至大会堂北窗约有600米左右，是小口径猎枪的有效射程。为进一步检证，我们提取了挂在门房墙上打麻雀用的猎枪和几盒子弹。
当晚，即由公安部三局刑事技术员进行检验。他们一面用提取小口径猎枪射出弹头样本，同现场弹头对比；一面用这支猎枪进行打玻璃射击试验。经过十几小时的紧张工作，于2月4日上午出来对比结果是：用猎枪射出弹头样本，同现场弹头在显微镜下比对，两者膛线条纹相一致，并拍了照片。通过检验认定：现场弹头是从某首长家提取的小口径猎枪射出的。同时，打玻璃的射击试验，也在玻璃上打出蜘蛛网状裂纹。
高于子弟要严加管教
2月4日晚7时许，周总理让我们去中南海汇报。杨德中同志带着于桑、吕展和我来到中南海西华园总理办公室。于桑副部长扼要汇报了南长街南口某首长家孩子们用小口径猎枪打麻雀的情况，对具体的枪弹检验工作要我汇报。总理见我坐的位置离他较远，就把我叫到跟前坐在他的左手边。我刚打开技术鉴定书，念到：孩子们打麻雀是用的西班牙牌小口径猎枪时，总理伸手把鉴定书拿过去自己看了。当看到鉴定书上写的小口径猎枪的牌号是“西班雅”造，他发现不对，说是“西班牙”吧！接着又说，当然翻译用同音的任何字都是可以的，不过还是用“俗称”用语好。随即在鉴定书上把“雅”改成“牙”。又拿起猎枪看了看枪上的拉丁文后才继续阅完鉴定书。看到鉴定书结论是：两个弹头膛线条纹对比结果相一致。由此认定“现场弹头是这只小口径猎枪射出的”。总理深思了一分钟，亲自用放大镜看了两个小盒分装的现场弹头和对比样本弹头；又看了对比显微镜下的照片；当看出有三条纹线是完全一致的，而另三条纹线不是完全相符时皱起了眉头。我赶忙解释说，这是由于弹头受撞击成蘑菇状，纹线受到轻微损坏的缘故。
周总理听后，指示再搞一次模拟试验。他说，就用这支小口径枪，在射击位置与弹着点的高度和距离相似的条件下进行射击试验，按理是能够打出蘑菇状弹头的。但组织科学试验必须严谨，力求同现场情况相同。
当汇报认定大会堂“枪击事件”是小孩子打麻雀的“飞弹”造成的时，总理严厉地说，怎样能在城市打鸟呢！城市到处是人群，“流弹”到处会伤人的，高千子弟要严加管教，“清朝八旗子弟”是有历史教训的。
当汇报到某首长家的猎枪及子弹是放在传达室，小孩子可以随意拿去打鸟时，总理眉头一皱，说枪支不加管理怎么行！想了想又说，看来，各地枪弹无数，保管不善的情况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公安部要尽快搞出枪弹登记管理办法来。我答，公安部三局正在拟定，但对如何管法还拿不定主意。总理说：“各种枪支（包括小口径枪、无声手枪、自卫用枪、运动用枪等）都要管。可分头管，部队系统的枪支由军队自己管，民兵枪支由人武部管，体育运动用枪支由体委管，自卫枪支和社会上枪支由公安部门登记管理。可搞出个管理试行办法，先发下去执行。要在十天左右搞出来，直接送给我，由国务院颁发。”
总理结束讲话，已经是八点多了。当总理把我们送出门口时，碰到炊事员正给总理送饭来，总理说你们在这里吃饭吧，不过没有什么好吃的！于桑同志答，我们已经在大会堂吃过了。我看见炊事员端着的漆制的方盘内盛着一大碗木樨饭，一碗汤、一碟咸菜，吃的非常简单。总理看了一眼笑着说：“能常吃上木樨饭已经不错了！”
《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出台
我们回到大会堂，立即召开追查“枪击事件”的指挥部会议，传达周总理新的指示，做出部署。
当晚10时，由城市建设部部长带一个工程师，来到人民大会堂，测量了枪击玻璃窗离地面的高度，弹着点同射击位置距离的长度，仿制同现场相似的窗框，装上了能拆换的活动玻璃，用于模拟试验。
2月5日晚9时，完成试验准备工作，我与刘汉臣带着试验小组陪同建设部安装工人一起，前往西郊北京体委射击场，安置好玻璃窗框，进行试验。在零下20度的室外，试验经过8个小时的射击拆装，反复22次，打坏了21块大玻璃，终于在6日晨6时，打出了同现场弹头相似的蘑菇状弹头，达到了预想结果。当日下午2时，由杨德中同志拿着两个成蘑菇状的弹头向周总理汇报，总理看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可以认定就是这支枪打的。至此，大会堂“枪击事件”调查有了完满的结果。
由公安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拟定枪支管理办法的工作，也由2月5日开始，昼夜不停地进行。由于周总理指示明确具体，讨论中大家思路清晰，认识一致，经过几天紧张工作，快速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的起草工作并报送周总理。很快，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试行办法。
窗户上发现枪击弹孔
人民大会堂北窗玻璃遭“枪击事件”发生在1966年2月2日。
2月3日上午8时，公安部于桑副部长通知我（我当时任公安部三局副局长，主管刑事侦查工作）速带技术人员前往人民大会堂勘察“枪击事件”现场，调查此事。当我带着技术员王广沂等人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有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汉臣、治安处副处长朱培鑫在现场。据初步了解，2月2日下午2时许，大会堂服务员发现大会堂北侧西头二楼半的双层玻璃窗被打了两个洞，像是枪打的。经勘查外层玻璃有两个孔洞，有明显成蜘蛛网状放射形裂纹：里层玻璃只有一个孔洞，一个未击穿的弹着点痕迹，在夹层玻璃窗之间的底部有一个弹头，提取检测为5.6毫米，弹头顶端倒转成小蘑菇形。初步判断，像小口径枪弹头，放大镜下可见弹头上有6条枪膛纹线。
周总理亲临现场指示
2月3日上午10时，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同志陪同周总理来到现场。总理进门就问：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来人了吗？杨答来人了，当即把我与刘汉臣同志介绍给周总理。我简要汇报了初步勘查情况。周总理接过技术员手中的放大镜观察窗玻璃的孔洞和弹头，又把窗外的环境了望一遍，随即对“枪击事件”的调查工作做了指示。
首先批评调查工作缓慢。他说，案子发生快—天了，基本情况还没有搞清，查案工作这样慢腾腾的怎么行！总理指出，人民大会堂遭枪击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房间的后面就是宴会厅，要从政治上考虑是不是敌人破坏。对这件事要高度重视，当成大事来办，绝不能等闲视之。
接着总理对查破工作做了指示。他说，看了玻璃上孔洞的裂纹和弹头，像枪击的，但要找验枪专家对弹头进行技术上的检测，弄清究竟是小口径步枪还是无声手枪打的。又说，要研究是从什么方向、什么位置打来的，要从几个方面调查，主要查小口径枪和无声手枪；查当天从西长安街通过的敞车，从中发现线索，进行追查。
总理问，这事通知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没有？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来人民大会堂看看现场，再开会研究组织查破。由公安部统一负责，各有关单位参加，组织查破工作，明确任务，分头去办，要火速行动，昼夜不停，要在一两天内查出个结果来，向我报告。
总理还批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思想麻痹，报案太晚，2日下午发现玻璃窗打孔洞，不及时报告，不保护现场，还打扫卫生把一个弹头给扫没了。接着指示，要组织大会堂工作人员、警卫部队的干部战上，都来现场观看，敲敲警钟，以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
发现重要线索
当天下午2时，由公安部于桑副部长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北京市公安总队长兼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富友、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和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的部队首长，以及有关单位的公安保卫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作了布置：一是查2月2日当天通过南长街南口岗亭的所有敞车；二是各单位都要查有无小口径枪支和无声手枪？若有，查是否丢失或近期使用过；三是对中山公园、南长街南口的高层楼房住房进行调查摸底；四是由公安部三局组织技术人员再对现场弹头和玻璃孔洞进行检测。要求各单位火速行动，尽快查清本单位、本辖区的车辆、枪支情况，发现线索及时上报破案办公室。并宣布办公地点设在人民大会堂及联系电话，还规定每天晚8时召开指挥部碰头会议。
当晚9时许，公安部六局办公室主任胡鸣孔来到大会堂办公室，汇报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住在南长街南口的全国体委首长家的看门老头反映：这几天首长的孩子和几个高中同学在房上用小口径枪打过麻雀。指挥部闻讯后，即由胡带着于桑、吕展和我一起到这家察看。见前后两层院，前院是车库、门房，后院是二层小楼。看门人指出，学生打麻雀是在车库屋顶上，用小口径猎枪向南打停在柳树上的麻雀，枪口正朝着大会堂北门窗户。从房上观测至大会堂北窗约有600米左右，是小口径猎枪的有效射程。为进一步检证，我们提取了挂在门房墙上打麻雀用的猎枪和几盒子弹。
当晚，即由公安部三局刑事技术员进行检验。他们一面用提取小口径猎枪射出弹头样本，同现场弹头对比；一面用这支猎枪进行打玻璃射击试验。经过十几小时的紧张工作，于2月4日上午出来对比结果是：用猎枪射出弹头样本，同现场弹头在显微镜下比对，两者膛线条纹相一致，并拍了照片。通过检验认定：现场弹头是从某首长家提取的小口径猎枪射出的。同时，打玻璃的射击试验，也在玻璃上打出蜘蛛网状裂纹。
高于子弟要严加管教
2月4日晚7时许，周总理让我们去中南海汇报。杨德中同志带着于桑、吕展和我来到中南海西华园总理办公室。于桑副部长扼要汇报了南长街南口某首长家孩子们用小口径猎枪打麻雀的情况，对具体的枪弹检验工作要我汇报。总理见我坐的位置离他较远，就把我叫到跟前坐在他的左手边。我刚打开技术鉴定书，念到：孩子们打麻雀是用的西班牙牌小口径猎枪时，总理伸手把鉴定书拿过去自己看了。当看到鉴定书上写的小口径猎枪的牌号是“西班雅”造，他发现不对，说是“西班牙”吧！接着又说，当然翻译用同音的任何字都是可以的，不过还是用“俗称”用语好。随即在鉴定书上把“雅”改成“牙”。又拿起猎枪看了看枪上的拉丁文后才继续阅完鉴定书。看到鉴定书结论是：两个弹头膛线条纹对比结果相一致。由此认定“现场弹头是这只小口径猎枪射出的”。总理深思了一分钟，亲自用放大镜看了两个小盒分装的现场弹头和对比样本弹头；又看了对比显微镜下的照片；当看出有三条纹线是完全一致的，而另三条纹线不是完全相符时皱起了眉头。我赶忙解释说，这是由于弹头受撞击成蘑菇状，纹线受到轻微损坏的缘故。
周总理听后，指示再搞一次模拟试验。他说，就用这支小口径枪，在射击位置与弹着点的高度和距离相似的条件下进行射击试验，按理是能够打出蘑菇状弹头的。但组织科学试验必须严谨，力求同现场情况相同。
当汇报认定大会堂“枪击事件”是小孩子打麻雀的“飞弹”造成的时，总理严厉地说，怎样能在城市打鸟呢！城市到处是人群，“流弹”到处会伤人的，高千子弟要严加管教，“清朝八旗子弟”是有历史教训的。
当汇报到某首长家的猎枪及子弹是放在传达室，小孩子可以随意拿去打鸟时，总理眉头一皱，说枪支不加管理怎么行！想了想又说，看来，各地枪弹无数，保管不善的情况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公安部要尽快搞出枪弹登记管理办法来。我答，公安部三局正在拟定，但对如何管法还拿不定主意。总理说：“各种枪支（包括小口径枪、无声手枪、自卫用枪、运动用枪等）都要管。可分头管，部队系统的枪支由军队自己管，民兵枪支由人武部管，体育运动用枪支由体委管，自卫枪支和社会上枪支由公安部门登记管理。可搞出个管理试行办法，先发下去执行。要在十天左右搞出来，直接送给我，由国务院颁发。”
总理结束讲话，已经是八点多了。当总理把我们送出门口时，碰到炊事员正给总理送饭来，总理说你们在这里吃饭吧，不过没有什么好吃的！于桑同志答，我们已经在大会堂吃过了。我看见炊事员端着的漆制的方盘内盛着一大碗木樨饭，一碗汤、一碟咸菜，吃的非常简单。总理看了一眼笑着说：“能常吃上木樨饭已经不错了！”
《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出台
我们回到大会堂，立即召开追查“枪击事件”的指挥部会议，传达周总理新的指示，做出部署。
当晚10时，由城市建设部部长带一个工程师，来到人民大会堂，测量了枪击玻璃窗离地面的高度，弹着点同射击位置距离的长度，仿制同现场相似的窗框，装上了能拆换的活动玻璃，用于模拟试验。
2月5日晚9时，完成试验准备工作，我与刘汉臣带着试验小组陪同建设部安装工人一起，前往西郊北京体委射击场，安置好玻璃窗框，进行试验。在零下20度的室外，试验经过8个小时的射击拆装，反复22次，打坏了21块大玻璃，终于在6日晨6时，打出了同现场弹头相似的蘑菇状弹头，达到了预想结果。当日下午2时，由杨德中同志拿着两个成蘑菇状的弹头向周总理汇报，总理看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可以认定就是这支枪打的。至此，大会堂“枪击事件”调查有了完满的结果。
由公安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拟定枪支管理办法的工作，也由2月5日开始，昼夜不停地进行。由于周总理指示明确具体，讨论中大家思路清晰，认识一致，经过几天紧张工作，快速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的起草工作并报送周总理。很快，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试行办法。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7
窗户上发现枪击弹孔
人民大会堂北窗玻璃遭“枪击事件”发生在1966年2月2日。
2月3日上午8时，公安部于桑副部长通知我（我当时任公安部三局副局长，主管刑事侦查工作）速带技术人员前往人民大会堂勘察“枪击事件”现场，调查此事。当我带着技术员王广沂等人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有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汉臣、治安处副处长朱培鑫在现场。据初步了解，2月2日下午2时许，大会堂服务员发现大会堂北侧西头二楼半的双层玻璃窗被打了两个洞，像是枪打的。经勘查外层玻璃有两个孔洞，有明显成蜘蛛网状放射形裂纹：里层玻璃只有一个孔洞，一个未击穿的弹着点痕迹，在夹层玻璃窗之间的底部有一个弹头，提取检测为5.6毫米，弹头顶端倒转成小蘑菇形。初步判断，像小口径枪弹头，放大镜下可见弹头上有6条枪膛纹线。
周总理亲临现场指示
2月3日上午10时，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同志陪同周总理来到现场。总理进门就问：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来人了吗？杨答来人了，当即把我与刘汉臣同志介绍给周总理。我简要汇报了初步勘查情况。周总理接过技术员手中的放大镜观察窗玻璃的孔洞和弹头，又把窗外的环境了望一遍，随即对“枪击事件”的调查工作做了指示。
首先批评调查工作缓慢。他说，案子发生快—天了，基本情况还没有搞清，查案工作这样慢腾腾的怎么行！总理指出，人民大会堂遭枪击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房间的后面就是宴会厅，要从政治上考虑是不是敌人破坏。对这件事要高度重视，当成大事来办，绝不能等闲视之。
接着总理对查破工作做了指示。他说，看了玻璃上孔洞的裂纹和弹头，像枪击的，但要找验枪专家对弹头进行技术上的检测，弄清究竟是小口径步枪还是无声手枪打的。又说，要研究是从什么方向、什么位置打来的，要从几个方面调查，主要查小口径枪和无声手枪；查当天从西长安街通过的敞车，从中发现线索，进行追查。
总理问，这事通知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没有？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来人民大会堂看看现场，再开会研究组织查破。由公安部统一负责，各有关单位参加，组织查破工作，明确任务，分头去办，要火速行动，昼夜不停，要在一两天内查出个结果来，向我报告。
总理还批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思想麻痹，报案太晚，2日下午发现玻璃窗打孔洞，不及时报告，不保护现场，还打扫卫生把一个弹头给扫没了。接着指示，要组织大会堂工作人员、警卫部队的干部战上，都来现场观看，敲敲警钟，以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
发现重要线索
当天下午2时，由公安部于桑副部长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北京市公安总队长兼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富友、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和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的部队首长，以及有关单位的公安保卫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作了布置：一是查2月2日当天通过南长街南口岗亭的所有敞车；二是各单位都要查有无小口径枪支和无声手枪？若有，查是否丢失或近期使用过；三是对中山公园、南长街南口的高层楼房住房进行调查摸底；四是由公安部三局组织技术人员再对现场弹头和玻璃孔洞进行检测。要求各单位火速行动，尽快查清本单位、本辖区的车辆、枪支情况，发现线索及时上报破案办公室。并宣布办公地点设在人民大会堂及联系电话，还规定每天晚8时召开指挥部碰头会议。
当晚9时许，公安部六局办公室主任胡鸣孔来到大会堂办公室，汇报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住在南长街南口的全国体委首长家的看门老头反映：这几天首长的孩子和几个高中同学在房上用小口径枪打过麻雀。指挥部闻讯后，即由胡带着于桑、吕展和我一起到这家察看。见前后两层院，前院是车库、门房，后院是二层小楼。看门人指出，学生打麻雀是在车库屋顶上，用小口径猎枪向南打停在柳树上的麻雀，枪口正朝着大会堂北门窗户。从房上观测至大会堂北窗约有600米左右，是小口径猎枪的有效射程。为进一步检证，我们提取了挂在门房墙上打麻雀用的猎枪和几盒子弹。
当晚，即由公安部三局刑事技术员进行检验。他们一面用提取小口径猎枪射出弹头样本，同现场弹头对比；一面用这支猎枪进行打玻璃射击试验。经过十几小时的紧张工作，于2月4日上午出来对比结果是：用猎枪射出弹头样本，同现场弹头在显微镜下比对，两者膛线条纹相一致，并拍了照片。通过检验认定：现场弹头是从某首长家提取的小口径猎枪射出的。同时，打玻璃的射击试验，也在玻璃上打出蜘蛛网状裂纹。
高于子弟要严加管教
2月4日晚7时许，周总理让我们去中南海汇报。杨德中同志带着于桑、吕展和我来到中南海西华园总理办公室。于桑副部长扼要汇报了南长街南口某首长家孩子们用小口径猎枪打麻雀的情况，对具体的枪弹检验工作要我汇报。总理见我坐的位置离他较远，就把我叫到跟前坐在他的左手边。我刚打开技术鉴定书，念到：孩子们打麻雀是用的西班牙牌小口径猎枪时，总理伸手把鉴定书拿过去自己看了。当看到鉴定书上写的小口径猎枪的牌号是“西班雅”造，他发现不对，说是“西班牙”吧！接着又说，当然翻译用同音的任何字都是可以的，不过还是用“俗称”用语好。随即在鉴定书上把“雅”改成“牙”。又拿起猎枪看了看枪上的拉丁文后才继续阅完鉴定书。看到鉴定书结论是：两个弹头膛线条纹对比结果相一致。由此认定“现场弹头是这只小口径猎枪射出的”。总理深思了一分钟，亲自用放大镜看了两个小盒分装的现场弹头和对比样本弹头；又看了对比显微镜下的照片；当看出有三条纹线是完全一致的，而另三条纹线不是完全相符时皱起了眉头。我赶忙解释说，这是由于弹头受撞击成蘑菇状，纹线受到轻微损坏的缘故。
周总理听后，指示再搞一次模拟试验。他说，就用这支小口径枪，在射击位置与弹着点的高度和距离相似的条件下进行射击试验，按理是能够打出蘑菇状弹头的。但组织科学试验必须严谨，力求同现场情况相同。
当汇报认定大会堂“枪击事件”是小孩子打麻雀的“飞弹”造成的时，总理严厉地说，怎样能在城市打鸟呢！城市到处是人群，“流弹”到处会伤人的，高千子弟要严加管教，“清朝八旗子弟”是有历史教训的。
当汇报到某首长家的猎枪及子弹是放在传达室，小孩子可以随意拿去打鸟时，总理眉头一皱，说枪支不加管理怎么行！想了想又说，看来，各地枪弹无数，保管不善的情况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公安部要尽快搞出枪弹登记管理办法来。我答，公安部三局正在拟定，但对如何管法还拿不定主意。总理说：“各种枪支（包括小口径枪、无声手枪、自卫用枪、运动用枪等）都要管。可分头管，部队系统的枪支由军队自己管，民兵枪支由人武部管，体育运动用枪支由体委管，自卫枪支和社会上枪支由公安部门登记管理。可搞出个管理试行办法，先发下去执行。要在十天左右搞出来，直接送给我，由国务院颁发。”
总理结束讲话，已经是八点多了。当总理把我们送出门口时，碰到炊事员正给总理送饭来，总理说你们在这里吃饭吧，不过没有什么好吃的！于桑同志答，我们已经在大会堂吃过了。我看见炊事员端着的漆制的方盘内盛着一大碗木樨饭，一碗汤、一碟咸菜，吃的非常简单。总理看了一眼笑着说：“能常吃上木樨饭已经不错了！”
《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出台
我们回到大会堂，立即召开追查“枪击事件”的指挥部会议，传达周总理新的指示，做出部署。
当晚10时，由城市建设部部长带一个工程师，来到人民大会堂，测量了枪击玻璃窗离地面的高度，弹着点同射击位置距离的长度，仿制同现场相似的窗框，装上了能拆换的活动玻璃，用于模拟试验。
2月5日晚9时，完成试验准备工作，我与刘汉臣带着试验小组陪同建设部安装工人一起，前往西郊北京体委射击场，安置好玻璃窗框，进行试验。在零下20度的室外，试验经过8个小时的射击拆装，反复22次，打坏了21块大玻璃，终于在6日晨6时，打出了同现场弹头相似的蘑菇状弹头，达到了预想结果。当日下午2时，由杨德中同志拿着两个成蘑菇状的弹头向周总理汇报，总理看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可以认定就是这支枪打的。至此，大会堂“枪击事件”调查有了完满的结果。
由公安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拟定枪支管理办法的工作，也由2月5日开始，昼夜不停地进行。由于周总理指示明确具体，讨论中大家思路清晰，认识一致，经过几天紧张工作，快速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的起草工作并报送周总理。很快，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试行办法。
总理不愧是当年特科的创建人，相当专业
人民大会堂窗户枪击事件侦破记（于 桑）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7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公安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就是他对公安工作重要性的高度概括。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工作繁忙，日理万机。
但在我们办公室和宿舍的红机电话里却经常传来总理的话语，人民的好总理时时
刻刻关注着国家的社会治安秩序。1966年2月2日人民大会堂北面窗户玻璃枪击事件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注下侦破的。
一、事件发生
1966年2月2日12时10分，人民大会堂一女服务员发现人民大会堂北面西头二楼半服务间北面双层玻璃破裂，地上遗有玻璃碎渣，服务员立即报告了大会堂警卫科。
北京市公安局接报后，治安处朱培新副处长率领侦察、技术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当时现场已由人民大会堂警卫科长郝书生等同志进行了保护。据郝书生介绍：2月2日上午九时五十五分，服务员周景珍打扫卫生，擦服务间玻璃时还没有发现玻璃破裂，十二时十分，另一服务员迟秀英吃完午饭回来发现服务间北面双层玻璃破裂，并有两个洞孔，地上有玻璃碎渣，随即报告了警卫科。在检查时，另一个服务员姜宗珂在二层玻璃中间的地上又发现一个变形了的子弹头。
经现场勘察：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半服务间北面的双层玻璃上各有一个偏左下方的洞孔，孔呈火山口状，地下有玻璃碎渣和一枚子弹头。技术人员拍照了现场照片，绘制了现场平面图和断面图。
根据现场情况，初步判断玻璃的洞孔系枪弹所击。因此，市公安局火速向公安部报告。公安部认为情况重大，马上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总理闻讯后，当天就指示公安部立即组织侦破。第二天，周总理又亲自来到现场勘察，并通知我迅速赶到现场。周总理向我讯问了现场情况后，指示我立即组织有关方面人员组成专案小
组进行侦破。遵照总理指示，公安部又将这一情况通报了各有关部门。公安部谢富治部长、杨奇清副部长，北京军区杨勇司令员，总参李天佑副总参谋长，总政梁必业副主任等领导都亲自看了现场，作了指示。
二、事件分析
根据总理指示，我抽调公安部、总政保卫部、北京市公安局等部门的一些同志组成专案小组。专案小组成立后，首先对案件性质进行了分析。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和技术鉴定，确认枪击玻璃使用的是小口径枪支，枪击时间在九时五十五分至十二时十分之间。专案小组研究认为这个案件的发生有两个可能：一种是阶级敌人破坏。敌人针对人民大会堂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政治活动中心，对其袭击或者直接针对中央某一位首长搞暗杀活动，是完全有可能的。再进一步分析看，2日上午刮大风，能见度很差。大会堂北面长安大街来往人员多，也有不可能的因素。而且，人民大会堂北面二楼一般不安排政务活动，去的人很少。另一种可能是飞弹误伤，有可能是有人打鸟的飞弹所致。
通过分析，专案小组确定了侦破工作方案：1、对2月2日上午通过大会堂北面的各种机动车辆进行调查；2、对中央、国家机关、军队和北京市等单位的小口径枪支进行检查；3、对人民大会堂北面南长街一带进行重点调查，是否有人当时
在打鸟。
按照侦破方案，专案小组立即组织各有关部门开展工作。
三、事件侦破
2月4日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召开了专案小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总政保卫部副部长李平，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朱培新等有关同志。
朱培新副处长汇报了市公安局的工作情况：
1、对2月2日上午通过大会堂北面机动车的调查。2月2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通过大会堂北面的各种机动车辆共944辆。在这些车辆中，只发现北京地质学院的一辆卡车（车上乘6人）于2日上午由通县修械所将修好的42支小口径步枪运回学校途中，因其中一位同志的爱人搭车，于十二时二十分行至中山公园时停车二、三分钟，乘车的6个人在这儿都没有打过枪。其他车辆都没有携带过枪支，也未发现其他可疑问题。
2、对全市小口径枪支的检查。中央、国家机关、军队、北京市四个系统共检查了5、6毫米小口径枪支10735支。在调查中，发现国家体委李达副主任的儿子李迪民（15岁，北京市31中学生）2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之间，曾在位于大会堂正北偏西方向的家中院内和房顶上用小口径步枪打过麻雀。据李迪民讲，2日上午用枪在房上打麻雀时，曾朝人民大会堂方向打过枪。
3、对现场弹孔和弹头进行的技术检验。现场拣到的子弹头是用5、6毫米小口径枪支打出的，留有6条右旋来复线纹。从击破玻璃的位置看，其射击位置看子弹是从现场西北方向射出的。
4、对南长街一带的调查情况。调查中发现在南长街一带有两个领导同志的儿子当日曾打过小口径步枪。一个经查打枪时间是在下午，另一个是李达同志的儿子李迪民，曾在2日上午九时多到十时多在家中房上和院内用小口径步枪打麻雀。李达同志家住南长街大晏乐胡同，距人民大会堂较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都说了各自的看法。根据调查的情况和综合同志们的意见，我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
1、继续抓紧调查摸底，发现新的线索，特别是接近现场的枪支，要彻底查清情况。
2、没有查完的车辆、枪支，要继续查，并要检查工作上有无漏洞，发现漏洞，应立即进行补救。
3、进一步加强技术检验。用同一的玻璃材料与现场相同的玻璃窗，进行同样实弹射击试验，取得准确的数据。
4、接受此案教训，对全市使用小口径枪支的情况彻底清查摸底，研究制订进一步加强管理的办法。
经对李迪民使用的枪支、弹痕进行技术鉴定后，案件侦破重点放在李迪民身上。
会后，我将调查的情况和侦破进展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四、事件查清
经过现场勘察、调查研究、科学试验三个方面的大量工作，2月6日，事件查明，全案告破。大量事实证明人民大会堂北面窗户破裂是李迪民用小口径步枪打鸟时的飞弹所击穿的。主要根据如下：
1、玻璃被击穿时间是2月上午九时五十分至十二时五分，而李迪民2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至十一时，在住地平房顶上用小口径步枪打过麻雀。在调查中，大会堂值勤哨兵曾反映在十时三十分听到过玻璃破裂的响声。所以打破窗户玻璃的时间与李迪民打枪时间基本一致。
2、现场弹头经检验是5、6毫米、6条右旋来复线小口径枪支射出的。李迪民使用的是一只捷克制布尔诺Ι型小口径步枪，5、6毫米口径，6条右旋来复线。
3、从现场玻璃弹孔裂纹看，子弹是从西北方向射来的，李迪民当天打枪是朝着东南大会堂方向的，打枪的地点位于现场西北方向。而且在其家中房顶天窗上发现了架枪的痕迹，方向正朝着大会堂。经测量打枪地点和弹着点距离为427米，在李迪民使用步枪有效射程之内，用他的步枪在相同的距离内进行试验证明可以击穿两层玻璃；试验时，子弹在打穿第一层玻璃后的跳跃方向也出现了向右上方偏，证明现场第二层玻璃的弹孔是跳弹击破的，打穿第一层玻璃形成的裂纹也与现场玻璃裂纹相似。
4、对现场弹头和23种国产、外国5、6毫米弹头成份进行了物理、化学分析。现场弹头含铝、锑、成份，与国产的卫星、三角等五种牌号的弹头成份大体相同，证明现场子弹是国产的。据李迪民讲他那天用的子弹是5、6毫米的卫星牌子弹。在李迪民打枪的房顶上拾到十个卫星和三角牌子弹壳。
5、用李迪民使用的小口径步枪进行实弹试验，打穿玻璃的弹头呈蘑菇状，损伤程度轻重不一，有的与现场弹头形状类似。经与现场弹头和试验弹头条痕对比，来复线条痕宽度、旋向等特征基本相同。
6、国家体委保卫处的同志在调查中，找李迪民谈了话，据李迪民讲，2月2日上午九时，他用捷克造带瞄准镜的小口径步枪在院内打鸟玩，在院内打了一枪，打死一只麻雀。后又上房去打。这座平顶房子高3米，站在上面可以看见大会堂的玻璃窗。前方无障碍物，只有一些疏疏落落的树枝，子弹可以穿过去。房上有高低不等、位置不同的4个天窗，两个天窗上有架枪的痕迹，都是朝着大会堂方向，地上有许多弹壳。李迪民上房后，将枪架在天窗上打了两枪，第一枪朝着东南，第二枪朝正南偏东（大会堂方向）。后来，因刮起大风，即回了家。
根据上述事实，完全可以证明人民大会堂北面窗户玻璃弹孔是李迪民打出的飞弹所致。
2月7日凌晨2时，我向周总理报告案子已查清，并详细地汇报了侦破过程。
这一事件的发生虽然是件坏事，但对我们是很大鞭策，变成了教育我们推动工作的好事。首先是提高了战备观念。人民大会堂、中央机关和驻京部队还组织保卫、警卫干部一千余人到现场，利用这一活的教材进行战备、提高警惕性的教育；其次是检查了大会堂警卫工作，对重点地区的控制和抢支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研究提出了改进措施；再次是清查登记了全市的小口径枪支，为加强枪支管理打下基础。
这一事件能够迅速查清，主要经验是：
1、总理亲自抓，亲临现场勘察，多次听取汇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给了我们十分重要的指示，使得专案工作方向明确、措施有力，这是迅速查清这一事件的根本保证。
2、各级党委重视，按系统归口进行工作。我们向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报告了此事件后，中央、国务院、军队和北京市系统在京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很重视，层层部署，层层动员，迅速组织有关人员对本单位的枪支、车辆进行了全面清查，全市一万多支小口径枪，一万多辆机动车（其中查出在发案时间内通过大会堂的944辆）在一、二天内就基本查清了。国家体委派了人事司司长、保卫处处长到李达同志家里了解枪支保管情况后，及时提供了李迪民当天打枪的有力线索。事实证明，像这样的牵扯面广，工作量大，又比较复杂的事件，只靠公安机关的专门工作是不成的，必须按大的系统归口，依靠党委领导，层层包干负责，才能全面、彻底、迅速查清问题。
3、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调查中，除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有关方面集中力量投入了这项工作以外，各单位都动员了广大干部职工连夜清查枪支、车辆，特别是枪支比较多的单位，如国家体委、北京市体委、军队系统等。总政保卫部在接到通知后40分钟就把驻京部队保卫部门负责人都召集来，做了紧急部署，连夜动员了1600余名干部，查了500多个单位的枪支。参加科学试验工作的十多个单位及时提供人力、物力，几十名专业人员共同协作，为进行科学试验创造了好的条件。通过实践，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公安工作必须依靠群众，才能把工作做的又快又好。
4、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工作，方向明确，集中查枪、查车、查重点地区，目的是弄清2日上午谁在大会堂附近打过小口径枪；方法对头，采取了点面结合，既对全市的小口径枪支、机动车辆普遍调查，又对大会堂北侧八百米以内的地区作为重点，逐人逐户反复调查，发现线索，一追到底，迅速查清。在调查研究中，还注意与技术工作密切结合，当检验出现场弹头是六条来复线时，就集中力量调查六条来复线的小口径枪支，调查范围逐渐缩小，重点突出，从而在很短时间内澄清了情况。
5、认真做好科学试验工作。为了取得确凿的科学依据，还反复地进行了科学试验，细致地检验、比对了现场弹头的来复线痕迹，化验了弹头成份，勘察了射击方位、距离，并按照李迪民射击地点与弹着点的同样距离、角度等相同条件进行了多次实弹射击试验。在试验和对比过程中，强调技术人员既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要打破框框，破除对国外教材的迷信，要与调查材料反复印证，反复研究。最后得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结论。
事件查清后，专案小组向周总理写了结案报告。鉴于李迪民还是个初中生，只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未作其他处理。周总理同意了这个报告，并批转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传阅。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7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公安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就是他对公安工作重要性的高度概括。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工作繁忙，日理万机。
但在我们办公室和宿舍的红机电话里却经常传来总理的话语，人民的好总理时时
刻刻关注着国家的社会治安秩序。1966年2月2日人民大会堂北面窗户玻璃枪击事件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注下侦破的。
一、事件发生
1966年2月2日12时10分，人民大会堂一女服务员发现人民大会堂北面西头二楼半服务间北面双层玻璃破裂，地上遗有玻璃碎渣，服务员立即报告了大会堂警卫科。
北京市公安局接报后，治安处朱培新副处长率领侦察、技术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当时现场已由人民大会堂警卫科长郝书生等同志进行了保护。据郝书生介绍：2月2日上午九时五十五分，服务员周景珍打扫卫生，擦服务间玻璃时还没有发现玻璃破裂，十二时十分，另一服务员迟秀英吃完午饭回来发现服务间北面双层玻璃破裂，并有两个洞孔，地上有玻璃碎渣，随即报告了警卫科。在检查时，另一个服务员姜宗珂在二层玻璃中间的地上又发现一个变形了的子弹头。
经现场勘察：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半服务间北面的双层玻璃上各有一个偏左下方的洞孔，孔呈火山口状，地下有玻璃碎渣和一枚子弹头。技术人员拍照了现场照片，绘制了现场平面图和断面图。
根据现场情况，初步判断玻璃的洞孔系枪弹所击。因此，市公安局火速向公安部报告。公安部认为情况重大，马上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总理闻讯后，当天就指示公安部立即组织侦破。第二天，周总理又亲自来到现场勘察，并通知我迅速赶到现场。周总理向我讯问了现场情况后，指示我立即组织有关方面人员组成专案小
组进行侦破。遵照总理指示，公安部又将这一情况通报了各有关部门。公安部谢富治部长、杨奇清副部长，北京军区杨勇司令员，总参李天佑副总参谋长，总政梁必业副主任等领导都亲自看了现场，作了指示。
二、事件分析
根据总理指示，我抽调公安部、总政保卫部、北京市公安局等部门的一些同志组成专案小组。专案小组成立后，首先对案件性质进行了分析。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和技术鉴定，确认枪击玻璃使用的是小口径枪支，枪击时间在九时五十五分至十二时十分之间。专案小组研究认为这个案件的发生有两个可能：一种是阶级敌人破坏。敌人针对人民大会堂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政治活动中心，对其袭击或者直接针对中央某一位首长搞暗杀活动，是完全有可能的。再进一步分析看，2日上午刮大风，能见度很差。大会堂北面长安大街来往人员多，也有不可能的因素。而且，人民大会堂北面二楼一般不安排政务活动，去的人很少。另一种可能是飞弹误伤，有可能是有人打鸟的飞弹所致。
通过分析，专案小组确定了侦破工作方案：1、对2月2日上午通过大会堂北面的各种机动车辆进行调查；2、对中央、国家机关、军队和北京市等单位的小口径枪支进行检查；3、对人民大会堂北面南长街一带进行重点调查，是否有人当时
在打鸟。
按照侦破方案，专案小组立即组织各有关部门开展工作。
三、事件侦破
2月4日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召开了专案小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总政保卫部副部长李平，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朱培新等有关同志。
朱培新副处长汇报了市公安局的工作情况：
1、对2月2日上午通过大会堂北面机动车的调查。2月2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通过大会堂北面的各种机动车辆共944辆。在这些车辆中，只发现北京地质学院的一辆卡车（车上乘6人）于2日上午由通县修械所将修好的42支小口径步枪运回学校途中，因其中一位同志的爱人搭车，于十二时二十分行至中山公园时停车二、三分钟，乘车的6个人在这儿都没有打过枪。其他车辆都没有携带过枪支，也未发现其他可疑问题。
2、对全市小口径枪支的检查。中央、国家机关、军队、北京市四个系统共检查了5、6毫米小口径枪支10735支。在调查中，发现国家体委李达副主任的儿子李迪民（15岁，北京市31中学生）2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之间，曾在位于大会堂正北偏西方向的家中院内和房顶上用小口径步枪打过麻雀。据李迪民讲，2日上午用枪在房上打麻雀时，曾朝人民大会堂方向打过枪。
3、对现场弹孔和弹头进行的技术检验。现场拣到的子弹头是用5、6毫米小口径枪支打出的，留有6条右旋来复线纹。从击破玻璃的位置看，其射击位置看子弹是从现场西北方向射出的。
4、对南长街一带的调查情况。调查中发现在南长街一带有两个领导同志的儿子当日曾打过小口径步枪。一个经查打枪时间是在下午，另一个是李达同志的儿子李迪民，曾在2日上午九时多到十时多在家中房上和院内用小口径步枪打麻雀。李达同志家住南长街大晏乐胡同，距人民大会堂较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都说了各自的看法。根据调查的情况和综合同志们的意见，我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
1、继续抓紧调查摸底，发现新的线索，特别是接近现场的枪支，要彻底查清情况。
2、没有查完的车辆、枪支，要继续查，并要检查工作上有无漏洞，发现漏洞，应立即进行补救。
3、进一步加强技术检验。用同一的玻璃材料与现场相同的玻璃窗，进行同样实弹射击试验，取得准确的数据。
4、接受此案教训，对全市使用小口径枪支的情况彻底清查摸底，研究制订进一步加强管理的办法。
经对李迪民使用的枪支、弹痕进行技术鉴定后，案件侦破重点放在李迪民身上。
会后，我将调查的情况和侦破进展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四、事件查清
经过现场勘察、调查研究、科学试验三个方面的大量工作，2月6日，事件查明，全案告破。大量事实证明人民大会堂北面窗户破裂是李迪民用小口径步枪打鸟时的飞弹所击穿的。主要根据如下：
1、玻璃被击穿时间是2月上午九时五十分至十二时五分，而李迪民2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至十一时，在住地平房顶上用小口径步枪打过麻雀。在调查中，大会堂值勤哨兵曾反映在十时三十分听到过玻璃破裂的响声。所以打破窗户玻璃的时间与李迪民打枪时间基本一致。
2、现场弹头经检验是5、6毫米、6条右旋来复线小口径枪支射出的。李迪民使用的是一只捷克制布尔诺Ι型小口径步枪，5、6毫米口径，6条右旋来复线。
3、从现场玻璃弹孔裂纹看，子弹是从西北方向射来的，李迪民当天打枪是朝着东南大会堂方向的，打枪的地点位于现场西北方向。而且在其家中房顶天窗上发现了架枪的痕迹，方向正朝着大会堂。经测量打枪地点和弹着点距离为427米，在李迪民使用步枪有效射程之内，用他的步枪在相同的距离内进行试验证明可以击穿两层玻璃；试验时，子弹在打穿第一层玻璃后的跳跃方向也出现了向右上方偏，证明现场第二层玻璃的弹孔是跳弹击破的，打穿第一层玻璃形成的裂纹也与现场玻璃裂纹相似。
4、对现场弹头和23种国产、外国5、6毫米弹头成份进行了物理、化学分析。现场弹头含铝、锑、成份，与国产的卫星、三角等五种牌号的弹头成份大体相同，证明现场子弹是国产的。据李迪民讲他那天用的子弹是5、6毫米的卫星牌子弹。在李迪民打枪的房顶上拾到十个卫星和三角牌子弹壳。
5、用李迪民使用的小口径步枪进行实弹试验，打穿玻璃的弹头呈蘑菇状，损伤程度轻重不一，有的与现场弹头形状类似。经与现场弹头和试验弹头条痕对比，来复线条痕宽度、旋向等特征基本相同。
6、国家体委保卫处的同志在调查中，找李迪民谈了话，据李迪民讲，2月2日上午九时，他用捷克造带瞄准镜的小口径步枪在院内打鸟玩，在院内打了一枪，打死一只麻雀。后又上房去打。这座平顶房子高3米，站在上面可以看见大会堂的玻璃窗。前方无障碍物，只有一些疏疏落落的树枝，子弹可以穿过去。房上有高低不等、位置不同的4个天窗，两个天窗上有架枪的痕迹，都是朝着大会堂方向，地上有许多弹壳。李迪民上房后，将枪架在天窗上打了两枪，第一枪朝着东南，第二枪朝正南偏东（大会堂方向）。后来，因刮起大风，即回了家。
根据上述事实，完全可以证明人民大会堂北面窗户玻璃弹孔是李迪民打出的飞弹所致。
2月7日凌晨2时，我向周总理报告案子已查清，并详细地汇报了侦破过程。
这一事件的发生虽然是件坏事，但对我们是很大鞭策，变成了教育我们推动工作的好事。首先是提高了战备观念。人民大会堂、中央机关和驻京部队还组织保卫、警卫干部一千余人到现场，利用这一活的教材进行战备、提高警惕性的教育；其次是检查了大会堂警卫工作，对重点地区的控制和抢支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研究提出了改进措施；再次是清查登记了全市的小口径枪支，为加强枪支管理打下基础。
这一事件能够迅速查清，主要经验是：
1、总理亲自抓，亲临现场勘察，多次听取汇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给了我们十分重要的指示，使得专案工作方向明确、措施有力，这是迅速查清这一事件的根本保证。
2、各级党委重视，按系统归口进行工作。我们向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报告了此事件后，中央、国务院、军队和北京市系统在京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很重视，层层部署，层层动员，迅速组织有关人员对本单位的枪支、车辆进行了全面清查，全市一万多支小口径枪，一万多辆机动车（其中查出在发案时间内通过大会堂的944辆）在一、二天内就基本查清了。国家体委派了人事司司长、保卫处处长到李达同志家里了解枪支保管情况后，及时提供了李迪民当天打枪的有力线索。事实证明，像这样的牵扯面广，工作量大，又比较复杂的事件，只靠公安机关的专门工作是不成的，必须按大的系统归口，依靠党委领导，层层包干负责，才能全面、彻底、迅速查清问题。
3、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调查中，除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有关方面集中力量投入了这项工作以外，各单位都动员了广大干部职工连夜清查枪支、车辆，特别是枪支比较多的单位，如国家体委、北京市体委、军队系统等。总政保卫部在接到通知后40分钟就把驻京部队保卫部门负责人都召集来，做了紧急部署，连夜动员了1600余名干部，查了500多个单位的枪支。参加科学试验工作的十多个单位及时提供人力、物力，几十名专业人员共同协作，为进行科学试验创造了好的条件。通过实践，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公安工作必须依靠群众，才能把工作做的又快又好。
4、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工作，方向明确，集中查枪、查车、查重点地区，目的是弄清2日上午谁在大会堂附近打过小口径枪；方法对头，采取了点面结合，既对全市的小口径枪支、机动车辆普遍调查，又对大会堂北侧八百米以内的地区作为重点，逐人逐户反复调查，发现线索，一追到底，迅速查清。在调查研究中，还注意与技术工作密切结合，当检验出现场弹头是六条来复线时，就集中力量调查六条来复线的小口径枪支，调查范围逐渐缩小，重点突出，从而在很短时间内澄清了情况。
5、认真做好科学试验工作。为了取得确凿的科学依据，还反复地进行了科学试验，细致地检验、比对了现场弹头的来复线痕迹，化验了弹头成份，勘察了射击方位、距离，并按照李迪民射击地点与弹着点的同样距离、角度等相同条件进行了多次实弹射击试验。在试验和对比过程中，强调技术人员既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要打破框框，破除对国外教材的迷信，要与调查材料反复印证，反复研究。最后得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结论。
事件查清后，专案小组向周总理写了结案报告。鉴于李迪民还是个初中生，只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未作其他处理。周总理同意了这个报告，并批转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传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