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与阎京生先生商榷：关于前南斯拉夫战争问题的再思 ...

《战争史研究》近期发表了阎京生先生的《近世的南斯拉夫与战争》一文，本人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和其他很多战争史爱好者一样，一起欣赏了阎京生先生的高水平文章，对阎先生的才学表示钦佩。不过，本人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阎先生文章的某些观点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因此特草撰此陋文，期待与阎先生和感兴趣网友的共同交流探讨。
　　前南战争曾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影响欧洲稳定与安全的最重要的问题。作为欧洲自二战结束以后的第一场热战，前南战争应该说有着复杂的历史、宗教、民族以及大国利益角逐背景，正是这些因素共同的作用最终左右了这场战争的发生、进程与结果，简单将战争起因与责任归咎于某一方或某个“乱世枭雄”，无助于研究者和普通人客观得了解这段历史。
　　下面笔者将阎京生先生文章（下文简称阎文）中个人认为值得商榷之处罗列出来，并依据自己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力求不带情绪化的陈述自己的观点，供各位感兴趣的网友参考。
　　大力抨击米洛舍维奇和大塞尔维亚主义，有意无意的忽略铁托民族政策的失误和错误。
　　阎京生先生的文章一改过去主流媒体对南联盟、塞尔维亚和米洛舍维奇的同情，以较大篇幅和列举大量事实抨击米洛舍维奇和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危害以及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暴行，提供了笔者以前未闻的资料，的确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却有意无意的回避了铁托和南共联盟在二战结束后，在处理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上的失误，而这样就给读者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米洛舍维奇和大塞尔维亚主义是南斯拉夫解体和科索沃战争的元凶，克罗地亚、MSL、阿尔巴尼亚等族则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在阐述个人观点之前，笔者想先引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新华社记者采访塞尔维亚民主党主席布兰科维奇的一段话为笔者的观点做铺垫，布兰科维奇说：“不要强迫人民不爱铁托，但要把真相告诉人民，让人民自己来判断，让历史来说话。”
　　作为6岁就随父亲参加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从战火中走来的一名南共老党员，布兰科维奇1966年担任南共联盟泽蒙市委书记，后为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委员，布兰科维奇1966年以前一直崇拜铁托，视铁托为真正的英雄，如果有谁反对铁托，他甚至会杀死这样的人。可是1966年之后，他对铁托的看法却出现的根本改变，即便这样，在1991年4月，南共联盟已经彻底解体，南斯拉夫转而实行多党制之后，当塞尔维亚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塞尔维亚激进党领导人法学博士沃依斯拉夫.舍舍利扬言要采取行动捣毁铁托陵墓时，他仍然反对这种过激的行为！（后来被克罗地亚作为战犯起诉的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阿季奇上将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武装力量代表团在5月4日，也就是铁托去世的11周年祭日，向铁托墓敬献了花束，并在留言簿上题词：“敬献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组织者和领袖、战后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和平与进步的杰出战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而此时距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开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仅有52天，铁托的故乡克罗地亚已经是民族主义政党“民主共同体”在执政了，并开始为二战中德意法西斯操纵的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正名了。）
　　布兰科维奇的看法也许有失偏颇，但在当年的南斯拉夫却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和他持相同看法！
　　笔者的观点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的解体和前南战争的爆发，的确与大塞尔维亚主义有关系，但祸根在铁托时代就已经种下，铁托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与错误和南共联盟自己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决定了南斯拉夫联邦最终解体的命运，而大塞尔维亚主义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铁托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大塞尔维亚主义同时，却又矫枉过正， 在“弱塞强南”和“社会主义自治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体制”思想支配下，损害了塞尔维亚人的正当的权益和联邦政府整体利益；将权力下放，把联邦政府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民族）的松散的议事和协调机构，忽视了各共和国利益必须服从联邦大局的必要的中央集权原则。其后果，使得各共和国各自为政，为谋求自身利益置联邦大局于不顾，最后发展的互相排斥，互相封锁。
　　而在维系南斯拉夫统一的基础南共联盟党内，铁托同样推行了一种极端民主化政策，1969年南共9大之前，铁托取消民主集中制原则，先以各共和国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各自的方针政策，然后举行南共联盟代表大会进行磋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再召开各共和国共盟代表大会加以贯彻;其次南共联盟领导机构成员不再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由各共和国按分配的名额在各自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再由南共联盟全国代表大会予以确认；如此一来，南共联盟中央的领导人不过是各共和国共盟选派到中央的代表，他们首先必须为本共和国的利益服务，否则就会被共和国罢免，这样实际上把南共联盟议会化了，变成了由共和国联盟组成的“松散联邦”，越来越受到民族主义影响，对于这种情况，在1988年担任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舒瓦尔曾经抱怨到：“我们在中央工作的人几乎甚麽都得征求各共和国与自治省领导机构的意见，但各共和国与自治省的领导机构却一点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南共联盟也逐步认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危害，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共盟10中全会极力强调反民族主义，但由于上面所述的原因，成效甚微。
　　1974年宪法的出台，则赋予了各共和国脱离南斯拉夫独立的权利（后来取代米洛舍维奇担任南联盟总统的科斯图尼察当时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担任助教，因为支持法学教授朱里奇的观点而被解职，朱里奇认为1974年宪法的变动使得当时的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变成了国家，认为塞尔维亚的边界既不符合种族、历史标准，也不符合地理标准，因而被投入监狱）这一点成为后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解体的法理基础，同时似乎也反映出当时还在世，年届82岁高龄的铁托对这个他一手缔造的“理想国”在他身后能否平稳的继续存在下去缺乏信心！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南斯拉夫多党制的实行和南共联盟的解体，使得南斯拉夫失去了维系统一的基础，原本就泛滥的地方民族主义利用选举完全坐大，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成了当时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不少政党用于拉取选票的一张好牌，历史上的旧怨与现实中利益之争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流血冲突。
　　而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对铁托的怨恨也并非毫无道理，作为克罗地亚人的铁托在1946年人为更改版图，将塞尔维亚部分领土划归克罗地亚，曾引起塞尔维亚人强烈不满（米洛舍维奇后来曾要求重新划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国的边界，而不承认南联邦范围内各共和国的行政区域界线为真正意义上的国界，也不是毫无原因。）；1968年又在主管安全事务的塞尔维亚人兰科维奇倒台之后，将塞尔维亚境内的两个自治省地位抬高，变成正式的“联邦单位”，结果常常造成自治省做出任何决定无须得到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批准，而塞尔维亚想通过甚麽决议必须征得两个自治省的同意，这样直接导致在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占多数的科索沃，塞族人因为阿族人掌权和阿族民族主义分子的威胁而不得不被井离乡迁离科索沃，加剧了塞阿两族的矛盾。1971-1974年，作为南共联盟的头号人物铁托和二号人物斯洛文尼亚人卡德尔联手，清洗了4万多名塞族干部，让塞族人对铁托更加心怀不满。铁托还实行大小民族“轮流坐庄”，“机会均等”的原则，在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的领导机构中实行选派同等代表数量的做法。于是，于是仅有60万人口的黑山共和国与拥有近1000万人口的塞尔维亚进入国家领导层的代表完全相同，表面上实现了“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实际上成为对塞尔维亚人的歧视，严重损害了占总人口40%和土地34%的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利益。
　　正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不少塞尔维亚人转变了他们对铁托的态度，二战中，很多原先支持“切特尼克”的塞族人为铁托所感召，转而投奔他，成为铁托游击队的主体，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像布兰科维奇这样的塞尔维亚老人却反而对新华社记者说出了“铁托早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就歧视塞尔维亚干部，提拔和重用克罗地亚干部”。这样的怨言，或也可看作是爆出了铁托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
　　也许同样是因为这些原因，米洛舍维奇的政治主张才能被塞族人所广泛接受。在南斯拉夫1990年4月到12月举行的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举行的多党制选举中，在民族主义政党在大部分共和国的议会选举占据上风，原共盟组织均丧失执政党地位的情况下（当时，的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科罗舍茨曾经乐观的估计共盟有可能在6个共和国的选举中全部获胜，因为“共产党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执掌政权的，战后执政45年，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即使实行多党选举，共产党也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稳操胜券，照样作江山。”可事实与他的估计恰恰相反，特别是在后来爆发内战的波黑，分别代表穆、克、塞三族的三个民族主义政党平分秋色，穆族获86席，塞族72席、克族44席，而原波黑共盟仅获19席，被三个民族主义政党排斥于政府之外，赶出了政治舞台！）他才能率领由原塞共盟改组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在有50多个政党参加的选举中突围而出，以65.34%的绝对多数票在议会250个席位中获得194席，从而当选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在非共产党上台执政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等4 个共和国，不少在企业、机关和院校中担任要职的共盟成员被解除职务以致遭到解雇，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开始了他在塞尔维亚“后共产时代”长达十年的执政生涯。（阎文中引用的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穆罕默德.苏巴希奇控诉米洛舍维奇的公开信，或许的确反映了某种真实，但却为南斯拉夫当时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大环境所不容。）
　　关于塞尔维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的备忘录
　　在阎文当中曾经把塞尔维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在1986年成立100周年纪念之际发表的备忘录当做大塞尔维亚主义死灰复燃的标志性事件，甚至用“臭名昭著”这样带有强烈情绪化的贬义语来形容它们。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觉得应该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把学术讨论和希特勒式的煽动性宣传分开，而不能盲目的把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在别人头上，而且这份报告所谈到的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塞尔维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的备忘录是在1986年由该院的一些院士所撰写的学术论文性质的研究报告，该备忘录当时并未得到塞尔维亚官方的授意，（1990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公开在一份报告中预测：南斯拉夫将在今后18个月内垮台。这一预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渲染大波，南斯拉夫当局当即提出了抗议和谴责。而国际社会普遍对预测的可信度予以质疑，大多数人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南斯拉夫国内形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变化，应验了中央情报局的预测。）作为后来被很多人称为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领军人物的米洛舍维奇也与备忘录的出台没有甚麽联系。在当时南斯拉夫经济形势恶化，民族关系趋于紧张的大背景下，它所反映的意见显然是至少代表了一部分塞尔维亚人激愤情绪，造成这种情绪的，既有前文已经提到的历史上在铁托执政时代塞族人受压制的不满，也有在现实经济危机煎熬中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对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斯、克两国的反感与排斥心理。（ 从总体上看，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逐年拉大，若以南全国人均社会产值为100，从1947年到1989年，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已由163.2上升到200，最落后的科索沃由49.2下降到24；由于各共和国民族主义的泛滥，使得经济建设方面各自为政，只考虑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其后果严重损害了联邦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发达地区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不愿意履行联邦政府制定的对落后的波黑、黑山、科索沃、马其顿等共和国提供无偿经济援助的义务，反而对联邦政府制定的不发达地区优先使用外国贷款的政策不满，1969年斯洛文尼亚发生了争夺国际贷款的“公路事件”，当时仍然由共盟执政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公开指责联邦政府在分配筑路资金中对斯实行民族歧视，并发动群众举行表威行游，要求联邦政府下台，引发了南联邦战后的第一次政府危机，也制造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而阎文中所提到的美国向塞尔维亚提供18亿美元的贷款导致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国抗议，被迫退还其中60%一事，似乎也是类似这种争夺的结果；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两国1989年对不发达地区无偿援助赠款任务分别只完成了29%和34.8%。）
　　虽然当时的前南其它共和国并未对这份备忘录产生甚麽强烈反映，但由于其中多多少少带有作者民族主义情绪流露，与当时联邦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官方的宣传口径不对路，因此南斯拉夫解体之后，一些克罗地亚、科索沃等地的出版物开始将该备忘录视为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民族纲领，成了“大塞尔维亚主义”复活的“有力罪证”，包括当时任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也是米洛舍维奇的良师益友的斯坦鲍利奇也认为备忘录是“南斯拉夫联邦国家灭亡前的悼词”，并要求该院院长辞职并与备忘录划清界限。这种态度与斯洛文尼亚公路事件中斯政府的态度相对照，在笔者这样的旁观者看来的确有很大差别。
　　而在一向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方国家，在战前与战后，无论媒体和还是官方，据笔者所知，对这份报告却并不怎么感冒，在联合国专门设立的审理前南战争暴行的海牙国际法庭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中，也没有把这份备忘录拿来当做打击他的炮弹。（笔者认为这不足为奇，就在以“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为由一手主导北约轰炸南联盟的美国，合法且公开活动并持强烈种族主义观点的恐怖组织“三k党”就曾经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夕，向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国际奥运代表团发出恐吓信，扬言要杀害这些国家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理由是他们不是白种人与基督的信徒。后来由于在严密的安保情况下并未发生类似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那样的“民族仇杀”，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比较1971年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团体“马蒂察”策动克罗地亚人行游表威（作为铁托同乡，早年参加铁托游击队，铁托执政时期曾经是南人民军最年轻的少将，后来成为克罗地亚独立后首任总统的图季曼就因为此事被判刑两年，而到了1990年克罗地亚举行大选之前，他就声称由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二战中在萨格勒布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是“克罗地亚人民历史愿望的反映”，从而彻底与他早年的信仰与奋斗划清了界限，也背叛了他的老乡铁托。），批评“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成了主宰”，指责克罗地亚共盟背叛了本民族，甚至公然喊出“克罗地亚有足够的树木来吊死塞尔维亚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相比，这份在1986年9月24日由贝尔格莱德《晚报》披露内容的备忘录并未引起塞尔维亚社会公众关注，因为塞尔维亚官方的严厉批评，塞尔维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原定举行的成立100周年纪念庆祝活动也被取消。《战争史研究》近期发表了阎京生先生的《近世的南斯拉夫与战争》一文，本人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和其他很多战争史爱好者一样，一起欣赏了阎京生先生的高水平文章，对阎先生的才学表示钦佩。不过，本人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阎先生文章的某些观点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因此特草撰此陋文，期待与阎先生和感兴趣网友的共同交流探讨。
　　前南战争曾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影响欧洲稳定与安全的最重要的问题。作为欧洲自二战结束以后的第一场热战，前南战争应该说有着复杂的历史、宗教、民族以及大国利益角逐背景，正是这些因素共同的作用最终左右了这场战争的发生、进程与结果，简单将战争起因与责任归咎于某一方或某个“乱世枭雄”，无助于研究者和普通人客观得了解这段历史。
　　下面笔者将阎京生先生文章（下文简称阎文）中个人认为值得商榷之处罗列出来，并依据自己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力求不带情绪化的陈述自己的观点，供各位感兴趣的网友参考。
　　大力抨击米洛舍维奇和大塞尔维亚主义，有意无意的忽略铁托民族政策的失误和错误。
　　阎京生先生的文章一改过去主流媒体对南联盟、塞尔维亚和米洛舍维奇的同情，以较大篇幅和列举大量事实抨击米洛舍维奇和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危害以及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暴行，提供了笔者以前未闻的资料，的确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却有意无意的回避了铁托和南共联盟在二战结束后，在处理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上的失误，而这样就给读者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米洛舍维奇和大塞尔维亚主义是南斯拉夫解体和科索沃战争的元凶，克罗地亚、MSL、阿尔巴尼亚等族则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在阐述个人观点之前，笔者想先引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新华社记者采访塞尔维亚民主党主席布兰科维奇的一段话为笔者的观点做铺垫，布兰科维奇说：“不要强迫人民不爱铁托，但要把真相告诉人民，让人民自己来判断，让历史来说话。”
　　作为6岁就随父亲参加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从战火中走来的一名南共老党员，布兰科维奇1966年担任南共联盟泽蒙市委书记，后为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委员，布兰科维奇1966年以前一直崇拜铁托，视铁托为真正的英雄，如果有谁反对铁托，他甚至会杀死这样的人。可是1966年之后，他对铁托的看法却出现的根本改变，即便这样，在1991年4月，南共联盟已经彻底解体，南斯拉夫转而实行多党制之后，当塞尔维亚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塞尔维亚激进党领导人法学博士沃依斯拉夫.舍舍利扬言要采取行动捣毁铁托陵墓时，他仍然反对这种过激的行为！（后来被克罗地亚作为战犯起诉的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阿季奇上将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武装力量代表团在5月4日，也就是铁托去世的11周年祭日，向铁托墓敬献了花束，并在留言簿上题词：“敬献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组织者和领袖、战后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和平与进步的杰出战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而此时距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开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仅有52天，铁托的故乡克罗地亚已经是民族主义政党“民主共同体”在执政了，并开始为二战中德意法西斯操纵的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正名了。）
　　布兰科维奇的看法也许有失偏颇，但在当年的南斯拉夫却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和他持相同看法！
　　笔者的观点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的解体和前南战争的爆发，的确与大塞尔维亚主义有关系，但祸根在铁托时代就已经种下，铁托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与错误和南共联盟自己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决定了南斯拉夫联邦最终解体的命运，而大塞尔维亚主义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铁托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大塞尔维亚主义同时，却又矫枉过正， 在“弱塞强南”和“社会主义自治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体制”思想支配下，损害了塞尔维亚人的正当的权益和联邦政府整体利益；将权力下放，把联邦政府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民族）的松散的议事和协调机构，忽视了各共和国利益必须服从联邦大局的必要的中央集权原则。其后果，使得各共和国各自为政，为谋求自身利益置联邦大局于不顾，最后发展的互相排斥，互相封锁。
　　而在维系南斯拉夫统一的基础南共联盟党内，铁托同样推行了一种极端民主化政策，1969年南共9大之前，铁托取消民主集中制原则，先以各共和国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各自的方针政策，然后举行南共联盟代表大会进行磋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再召开各共和国共盟代表大会加以贯彻;其次南共联盟领导机构成员不再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由各共和国按分配的名额在各自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再由南共联盟全国代表大会予以确认；如此一来，南共联盟中央的领导人不过是各共和国共盟选派到中央的代表，他们首先必须为本共和国的利益服务，否则就会被共和国罢免，这样实际上把南共联盟议会化了，变成了由共和国联盟组成的“松散联邦”，越来越受到民族主义影响，对于这种情况，在1988年担任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舒瓦尔曾经抱怨到：“我们在中央工作的人几乎甚麽都得征求各共和国与自治省领导机构的意见，但各共和国与自治省的领导机构却一点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南共联盟也逐步认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危害，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共盟10中全会极力强调反民族主义，但由于上面所述的原因，成效甚微。
　　1974年宪法的出台，则赋予了各共和国脱离南斯拉夫独立的权利（后来取代米洛舍维奇担任南联盟总统的科斯图尼察当时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担任助教，因为支持法学教授朱里奇的观点而被解职，朱里奇认为1974年宪法的变动使得当时的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变成了国家，认为塞尔维亚的边界既不符合种族、历史标准，也不符合地理标准，因而被投入监狱）这一点成为后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解体的法理基础，同时似乎也反映出当时还在世，年届82岁高龄的铁托对这个他一手缔造的“理想国”在他身后能否平稳的继续存在下去缺乏信心！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南斯拉夫多党制的实行和南共联盟的解体，使得南斯拉夫失去了维系统一的基础，原本就泛滥的地方民族主义利用选举完全坐大，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成了当时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不少政党用于拉取选票的一张好牌，历史上的旧怨与现实中利益之争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流血冲突。
　　而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对铁托的怨恨也并非毫无道理，作为克罗地亚人的铁托在1946年人为更改版图，将塞尔维亚部分领土划归克罗地亚，曾引起塞尔维亚人强烈不满（米洛舍维奇后来曾要求重新划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国的边界，而不承认南联邦范围内各共和国的行政区域界线为真正意义上的国界，也不是毫无原因。）；1968年又在主管安全事务的塞尔维亚人兰科维奇倒台之后，将塞尔维亚境内的两个自治省地位抬高，变成正式的“联邦单位”，结果常常造成自治省做出任何决定无须得到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批准，而塞尔维亚想通过甚麽决议必须征得两个自治省的同意，这样直接导致在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占多数的科索沃，塞族人因为阿族人掌权和阿族民族主义分子的威胁而不得不被井离乡迁离科索沃，加剧了塞阿两族的矛盾。1971-1974年，作为南共联盟的头号人物铁托和二号人物斯洛文尼亚人卡德尔联手，清洗了4万多名塞族干部，让塞族人对铁托更加心怀不满。铁托还实行大小民族“轮流坐庄”，“机会均等”的原则，在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的领导机构中实行选派同等代表数量的做法。于是，于是仅有60万人口的黑山共和国与拥有近1000万人口的塞尔维亚进入国家领导层的代表完全相同，表面上实现了“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实际上成为对塞尔维亚人的歧视，严重损害了占总人口40%和土地34%的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利益。
　　正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不少塞尔维亚人转变了他们对铁托的态度，二战中，很多原先支持“切特尼克”的塞族人为铁托所感召，转而投奔他，成为铁托游击队的主体，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像布兰科维奇这样的塞尔维亚老人却反而对新华社记者说出了“铁托早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就歧视塞尔维亚干部，提拔和重用克罗地亚干部”。这样的怨言，或也可看作是爆出了铁托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
　　也许同样是因为这些原因，米洛舍维奇的政治主张才能被塞族人所广泛接受。在南斯拉夫1990年4月到12月举行的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举行的多党制选举中，在民族主义政党在大部分共和国的议会选举占据上风，原共盟组织均丧失执政党地位的情况下（当时，的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科罗舍茨曾经乐观的估计共盟有可能在6个共和国的选举中全部获胜，因为“共产党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执掌政权的，战后执政45年，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即使实行多党选举，共产党也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稳操胜券，照样作江山。”可事实与他的估计恰恰相反，特别是在后来爆发内战的波黑，分别代表穆、克、塞三族的三个民族主义政党平分秋色，穆族获86席，塞族72席、克族44席，而原波黑共盟仅获19席，被三个民族主义政党排斥于政府之外，赶出了政治舞台！）他才能率领由原塞共盟改组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在有50多个政党参加的选举中突围而出，以65.34%的绝对多数票在议会250个席位中获得194席，从而当选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在非共产党上台执政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等4 个共和国，不少在企业、机关和院校中担任要职的共盟成员被解除职务以致遭到解雇，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开始了他在塞尔维亚“后共产时代”长达十年的执政生涯。（阎文中引用的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穆罕默德.苏巴希奇控诉米洛舍维奇的公开信，或许的确反映了某种真实，但却为南斯拉夫当时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大环境所不容。）
　　关于塞尔维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的备忘录
　　在阎文当中曾经把塞尔维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在1986年成立100周年纪念之际发表的备忘录当做大塞尔维亚主义死灰复燃的标志性事件，甚至用“臭名昭著”这样带有强烈情绪化的贬义语来形容它们。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觉得应该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把学术讨论和希特勒式的煽动性宣传分开，而不能盲目的把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在别人头上，而且这份报告所谈到的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塞尔维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的备忘录是在1986年由该院的一些院士所撰写的学术论文性质的研究报告，该备忘录当时并未得到塞尔维亚官方的授意，（1990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公开在一份报告中预测：南斯拉夫将在今后18个月内垮台。这一预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渲染大波，南斯拉夫当局当即提出了抗议和谴责。而国际社会普遍对预测的可信度予以质疑，大多数人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南斯拉夫国内形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变化，应验了中央情报局的预测。）作为后来被很多人称为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领军人物的米洛舍维奇也与备忘录的出台没有甚麽联系。在当时南斯拉夫经济形势恶化，民族关系趋于紧张的大背景下，它所反映的意见显然是至少代表了一部分塞尔维亚人激愤情绪，造成这种情绪的，既有前文已经提到的历史上在铁托执政时代塞族人受压制的不满，也有在现实经济危机煎熬中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对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斯、克两国的反感与排斥心理。（ 从总体上看，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逐年拉大，若以南全国人均社会产值为100，从1947年到1989年，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已由163.2上升到200，最落后的科索沃由49.2下降到24；由于各共和国民族主义的泛滥，使得经济建设方面各自为政，只考虑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其后果严重损害了联邦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发达地区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不愿意履行联邦政府制定的对落后的波黑、黑山、科索沃、马其顿等共和国提供无偿经济援助的义务，反而对联邦政府制定的不发达地区优先使用外国贷款的政策不满，1969年斯洛文尼亚发生了争夺国际贷款的“公路事件”，当时仍然由共盟执政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公开指责联邦政府在分配筑路资金中对斯实行民族歧视，并发动群众举行表威行游，要求联邦政府下台，引发了南联邦战后的第一次政府危机，也制造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而阎文中所提到的美国向塞尔维亚提供18亿美元的贷款导致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国抗议，被迫退还其中60%一事，似乎也是类似这种争夺的结果；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两国1989年对不发达地区无偿援助赠款任务分别只完成了29%和34.8%。）
　　虽然当时的前南其它共和国并未对这份备忘录产生甚麽强烈反映，但由于其中多多少少带有作者民族主义情绪流露，与当时联邦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官方的宣传口径不对路，因此南斯拉夫解体之后，一些克罗地亚、科索沃等地的出版物开始将该备忘录视为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民族纲领，成了“大塞尔维亚主义”复活的“有力罪证”，包括当时任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也是米洛舍维奇的良师益友的斯坦鲍利奇也认为备忘录是“南斯拉夫联邦国家灭亡前的悼词”，并要求该院院长辞职并与备忘录划清界限。这种态度与斯洛文尼亚公路事件中斯政府的态度相对照，在笔者这样的旁观者看来的确有很大差别。
　　而在一向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方国家，在战前与战后，无论媒体和还是官方，据笔者所知，对这份报告却并不怎么感冒，在联合国专门设立的审理前南战争暴行的海牙国际法庭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中，也没有把这份备忘录拿来当做打击他的炮弹。（笔者认为这不足为奇，就在以“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为由一手主导北约轰炸南联盟的美国，合法且公开活动并持强烈种族主义观点的恐怖组织“三k党”就曾经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夕，向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国际奥运代表团发出恐吓信，扬言要杀害这些国家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理由是他们不是白种人与基督的信徒。后来由于在严密的安保情况下并未发生类似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那样的“民族仇杀”，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比较1971年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团体“马蒂察”策动克罗地亚人行游表威（作为铁托同乡，早年参加铁托游击队，铁托执政时期曾经是南人民军最年轻的少将，后来成为克罗地亚独立后首任总统的图季曼就因为此事被判刑两年，而到了1990年克罗地亚举行大选之前，他就声称由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二战中在萨格勒布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是“克罗地亚人民历史愿望的反映”，从而彻底与他早年的信仰与奋斗划清了界限，也背叛了他的老乡铁托。），批评“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成了主宰”，指责克罗地亚共盟背叛了本民族，甚至公然喊出“克罗地亚有足够的树木来吊死塞尔维亚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相比，这份在1986年9月24日由贝尔格莱德《晚报》披露内容的备忘录并未引起塞尔维亚社会公众关注，因为塞尔维亚官方的严厉批评，塞尔维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原定举行的成立100周年纪念庆祝活动也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