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彭希哲：透析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与政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0:58:14
彭希哲在凤凰卫视做人口问题演讲，分析了中国人口现状和趋势，认为，如果中国不调整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将陷入严重的人口危机中。
1、彭希哲：中国人口还在增加，但增加非常缓慢，2015年劳动力人口将停止增长，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将加速进入老龄化，老年人口超过日本人口总和。2050年将打4.5亿老年人口。每三个人中有一个老年人，养老形式非常严峻。
2、彭希哲：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现在是120：100，这不是结构性的失衡，而是绝对的失衡，现在感觉不出来，但二十年后回明显感觉到，（中国未来有四千万男人找不到老婆？）
3、彭希哲：一个社会应当是小孩、中年人、老年人，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如果老年人太多或者小孩太少，它都会带来很多社会不稳定或者对社会经济带来负面的效应。这个我们是讲的在人口内部出现的一些风险。
，
4、彭希哲：中国水资源紧缺不是人口增加造成的，而是人口城市化造成的，城市人口用水超过农村人口几倍，减少水资源紧张是保护环境和节约用水。
5、彭希哲：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国家是风险国家，四川地震是警醒，（中国每年有几十万家庭失去他们唯一的孩子？）
6、彭希哲：独生子女政策是权宜之计，已经实行了三十年，当初设定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积累了越来越大的人口风险。对现在人口政策实行调整，是时候了。
7、彭希哲：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人或者4亿人"，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缓慢地下降，这个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例子。
8、彭希哲：中国人口与资源紧张持续存在的，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富裕，对环境和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减少人口是一个方式，但改变现在粗放、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走科技化、资源循环的路子效果会更好。
http://phtv.ifeng.com/program/sj ... _1613_1395909.shtml彭希哲在凤凰卫视做人口问题演讲，分析了中国人口现状和趋势，认为，如果中国不调整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将陷入严重的人口危机中。
1、彭希哲：中国人口还在增加，但增加非常缓慢，2015年劳动力人口将停止增长，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将加速进入老龄化，老年人口超过日本人口总和。2050年将打4.5亿老年人口。每三个人中有一个老年人，养老形式非常严峻。
2、彭希哲：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现在是120：100，这不是结构性的失衡，而是绝对的失衡，现在感觉不出来，但二十年后回明显感觉到，（中国未来有四千万男人找不到老婆？）
3、彭希哲：一个社会应当是小孩、中年人、老年人，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如果老年人太多或者小孩太少，它都会带来很多社会不稳定或者对社会经济带来负面的效应。这个我们是讲的在人口内部出现的一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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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希哲：中国水资源紧缺不是人口增加造成的，而是人口城市化造成的，城市人口用水超过农村人口几倍，减少水资源紧张是保护环境和节约用水。
5、彭希哲：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国家是风险国家，四川地震是警醒，（中国每年有几十万家庭失去他们唯一的孩子？）
6、彭希哲：独生子女政策是权宜之计，已经实行了三十年，当初设定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积累了越来越大的人口风险。对现在人口政策实行调整，是时候了。
7、彭希哲：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人或者4亿人"，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缓慢地下降，这个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例子。
8、彭希哲：中国人口与资源紧张持续存在的，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富裕，对环境和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减少人口是一个方式，但改变现在粗放、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走科技化、资源循环的路子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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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希哲：中国人口还在增加，但增加非常缓慢，2015年劳动力人口将停止增长，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将加速进入老龄化，老年人口超过日本人口总和。2050年将打4.5亿老年人口。每三个人中有一个老年人，养老形式非常严峻。
2、彭希哲：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现在是120：100，这不是结构性的失衡，而是绝对的失衡，现在感觉不出来，但二十年后回明显感觉到，（中国未来有四千万男人找不到老婆？）
3、彭希哲：一个社会应当是小孩、中年人、老年人，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如果老年人太多或者小孩太少，它都会带来很多社会不稳定或者对社会经济带来负面的效应。这个我们是讲的在人口内部出现的一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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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希哲：中国水资源紧缺不是人口增加造成的，而是人口城市化造成的，城市人口用水超过农村人口几倍，减少水资源紧张是保护环境和节约用水。
5、彭希哲：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国家是风险国家，四川地震是警醒，（中国每年有几十万家庭失去他们唯一的孩子？）
6、彭希哲：独生子女政策是权宜之计，已经实行了三十年，当初设定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积累了越来越大的人口风险。对现在人口政策实行调整，是时候了。
7、彭希哲：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人或者4亿人"，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缓慢地下降，这个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例子。
8、彭希哲：中国人口与资源紧张持续存在的，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富裕，对环境和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减少人口是一个方式，但改变现在粗放、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走科技化、资源循环的路子效果会更好。
http://phtv.ifeng.com/program/sj ... _1613_1395909.shtml彭希哲在凤凰卫视做人口问题演讲，分析了中国人口现状和趋势，认为，如果中国不调整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将陷入严重的人口危机中。
1、彭希哲：中国人口还在增加，但增加非常缓慢，2015年劳动力人口将停止增长，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将加速进入老龄化，老年人口超过日本人口总和。2050年将打4.5亿老年人口。每三个人中有一个老年人，养老形式非常严峻。
2、彭希哲：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现在是120：100，这不是结构性的失衡，而是绝对的失衡，现在感觉不出来，但二十年后回明显感觉到，（中国未来有四千万男人找不到老婆？）
3、彭希哲：一个社会应当是小孩、中年人、老年人，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如果老年人太多或者小孩太少，它都会带来很多社会不稳定或者对社会经济带来负面的效应。这个我们是讲的在人口内部出现的一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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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希哲：中国水资源紧缺不是人口增加造成的，而是人口城市化造成的，城市人口用水超过农村人口几倍，减少水资源紧张是保护环境和节约用水。
5、彭希哲：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国家是风险国家，四川地震是警醒，（中国每年有几十万家庭失去他们唯一的孩子？）
6、彭希哲：独生子女政策是权宜之计，已经实行了三十年，当初设定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积累了越来越大的人口风险。对现在人口政策实行调整，是时候了。
7、彭希哲：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人或者4亿人"，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缓慢地下降，这个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例子。
8、彭希哲：中国人口与资源紧张持续存在的，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富裕，对环境和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减少人口是一个方式，但改变现在粗放、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走科技化、资源循环的路子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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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和中国社会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口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很多新出现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热烈的讨论和争论，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准确地描述当下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户籍制度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之困，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忧思，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地看待。今天我们相关的政策又应该做出怎么样的调整？
有关这些问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大家欢迎。欢迎彭教授做客我们《世纪大讲堂》。
彭希哲：非常荣幸。
主持人：下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彭先生的短片。
彭希哲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1983年赴英留学，获得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口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回到母校复旦大学工作至今，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等职。近年来主要在中国人口动态与人口政策、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人口流动与劳动就业等几个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相关的研究领域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主持人：在我的记忆中间，好像是从1979年开始在中国就开始推行一胎化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彭希哲：独生子女政策。
主持人：那么到现在为止，应该说这个政策已经执行30年了。那么这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上头和人口总量上头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彭希哲：中国的人口现在从总量上还在增长，可能这个增长，还要再增长20年到30年才能停止，真正停下来，然后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结构就是在迅速地老龄化，所以这个呢就是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也在发生着比较大的变化。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现在是在过去这30年中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人口在迅速城市化，人口在重新地分布，越来越向东南沿海和大城市集聚，这种状况也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这样一种变化。
主持人：那么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都知道，发达的国家，就是人口的出生率越来越低，人口总数越来越减少，和这个趋势是一个互补的，就是在发展中的国家人口就在迅速地膨胀，这样一个一上一下的这样一个人口发展的一个关系，一个态势，是不是在未来的多少年里头，都会影响着世界人口发展的一个趋势。
彭希哲：实际上现在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刚才您说的至少分成两块，对吧，一个就是说是在发达国家，现在人口是增长越来越慢，甚至像日本已经出现绝对的人口的减少，去年日本就减少了5万多人，那么其他的发达国家大概都在零增长这个状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这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的南亚地区，这个呢还是一个人口的迅速增长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它的增长速度，像印度它也开始减慢，但人口还在迅速增长。同时它的人口的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所以这个状况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间还会延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世界未来的经济格局，甚至包括政治格局和国家的外交的各种方面的格局都会有重大的影响。
主持人：那么这样一个世界人口的这样一个格局，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缩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是发达一点的城市里头，人口的增长率就开始越来越低了，欠发达的这个，比如说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它人口还仍然呈现出一种增长的态势。
彭希哲：对，实际上它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一种人口的规律，就是说人口的增长，它是和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是有一个很紧密的联系，一般来说，社会经济越发展的地方，那么它的死亡率越低、出生率越低，而越不发达地区，那么它的人口的出生率越高，死亡率相对也高，那么人口的总的自然增长率也会高，那么这样一种基本的规律呢在中国来说实际上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人口变动有个很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东部沿海地区，现在是非常低的（生育水平），我们甚至叫超低的生育水平。比如说在上海，过去十年中间，平均生育水平大概就是0.8、0.9，就是每对夫妻不到一个小孩，那么在北京也差不多大概1左右，在中部地区平均每对夫妻大概现在是出生大概1.5到2个小孩，而在西部地区是3个小孩左右。你可以看到明显这样一种差别。
主持人：对对对，三倍左右的差别。
彭希哲：而从死亡角度来说呢，比如说我们还在东部沿海，平均预期寿命80岁，而在西部地区，包括贵州、西藏这些地区，它的预期寿命大概67岁左右，也有很大的差距。如果另外我们讲到，比如说人口老龄化，在东部沿海地区，在80年代很多大城市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在中部和西部一些地区，比如说我们说青海，青海要到2015年才进入老龄化，这种就是我们叫人口转变的差距，大概有30年的时间。
主持人：一个时间差。
彭希哲：对。
主持人：好了，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彭先生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与政策》，大家欢迎！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和中国社会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口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很多新出现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热烈的讨论和争论，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准确地描述当下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户籍制度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之困，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忧思，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地看待。今天我们相关的政策又应该做出怎么样的调整？
有关这些问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大家欢迎。欢迎彭教授做客我们《世纪大讲堂》。
彭希哲：非常荣幸。
主持人：下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彭先生的短片。
彭希哲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1983年赴英留学，获得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口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回到母校复旦大学工作至今，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等职。近年来主要在中国人口动态与人口政策、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人口流动与劳动就业等几个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相关的研究领域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主持人：在我的记忆中间，好像是从1979年开始在中国就开始推行一胎化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彭希哲：独生子女政策。
主持人：那么到现在为止，应该说这个政策已经执行30年了。那么这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上头和人口总量上头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彭希哲：中国的人口现在从总量上还在增长，可能这个增长，还要再增长20年到30年才能停止，真正停下来，然后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结构就是在迅速地老龄化，所以这个呢就是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也在发生着比较大的变化。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现在是在过去这30年中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人口在迅速城市化，人口在重新地分布，越来越向东南沿海和大城市集聚，这种状况也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这样一种变化。
主持人：那么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都知道，发达的国家，就是人口的出生率越来越低，人口总数越来越减少，和这个趋势是一个互补的，就是在发展中的国家人口就在迅速地膨胀，这样一个一上一下的这样一个人口发展的一个关系，一个态势，是不是在未来的多少年里头，都会影响着世界人口发展的一个趋势。
彭希哲：实际上现在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刚才您说的至少分成两块，对吧，一个就是说是在发达国家，现在人口是增长越来越慢，甚至像日本已经出现绝对的人口的减少，去年日本就减少了5万多人，那么其他的发达国家大概都在零增长这个状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这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的南亚地区，这个呢还是一个人口的迅速增长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它的增长速度，像印度它也开始减慢，但人口还在迅速增长。同时它的人口的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所以这个状况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间还会延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世界未来的经济格局，甚至包括政治格局和国家的外交的各种方面的格局都会有重大的影响。
主持人：那么这样一个世界人口的这样一个格局，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缩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是发达一点的城市里头，人口的增长率就开始越来越低了，欠发达的这个，比如说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它人口还仍然呈现出一种增长的态势。
彭希哲：对，实际上它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一种人口的规律，就是说人口的增长，它是和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是有一个很紧密的联系，一般来说，社会经济越发展的地方，那么它的死亡率越低、出生率越低，而越不发达地区，那么它的人口的出生率越高，死亡率相对也高，那么人口的总的自然增长率也会高，那么这样一种基本的规律呢在中国来说实际上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人口变动有个很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东部沿海地区，现在是非常低的（生育水平），我们甚至叫超低的生育水平。比如说在上海，过去十年中间，平均生育水平大概就是0.8、0.9，就是每对夫妻不到一个小孩，那么在北京也差不多大概1左右，在中部地区平均每对夫妻大概现在是出生大概1.5到2个小孩，而在西部地区是3个小孩左右。你可以看到明显这样一种差别。
主持人：对对对，三倍左右的差别。
彭希哲：而从死亡角度来说呢，比如说我们还在东部沿海，平均预期寿命80岁，而在西部地区，包括贵州、西藏这些地区，它的预期寿命大概67岁左右，也有很大的差距。如果另外我们讲到，比如说人口老龄化，在东部沿海地区，在80年代很多大城市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在中部和西部一些地区，比如说我们说青海，青海要到2015年才进入老龄化，这种就是我们叫人口转变的差距，大概有30年的时间。
主持人：一个时间差。
彭希哲：对。
主持人：好了，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彭先生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与政策》，大家欢迎！
彭希哲：我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对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和相关的政策问题做这样一个分享，那么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人口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最基本的人口活动实际上是包括出生，就是生育，死亡和人口迁移，那么人口发展它的态势，它不仅涉及到人口的数量问题，还有人口结构问题、人口质量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各种各样的因素。
首先我想和大家先简单谈一谈，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经过过去的几十年的这样一个人口的转变以后到现在我们大概人口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大概是怎么样一种基本的状况。
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现在是增长率已经很慢，现在我们每年的人口的增长大概是千分之六左右，但是我们每年还在净增长，大概每年还有大概1000万人左右的人口的净的增长。如果说我们从它的增长率来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慢，在世界范围之内已经属于很低的增长率，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口基数巨大，所以我们每年绝对的数量增长还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样一种趋势呢，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还要延续，可能在中国未来的人口预期呢，它的低点可能在14.5亿到14.7亿左右，高点可能会到16亿。这个就是可能这个差距会有1.5亿左右的差距，那么这个差距主要就是看我们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口的生育到底是按照什么样一种模式来出生
这个是一个总量上的，那么对于中国的人口来说，在总量中间有很大一块，我们把它叫做劳动力人口。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未来的10年左右时间还会继续增加，达到一个峰值，大概在10亿劳动力左右，现在我们大约是9亿多一点劳动力。但是到了2015年前后或者基本上在那以后，整个中国的劳动力的总量会开始下降。那个时候就是说整个中国的总人口的增长大概是在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但中国的劳动力的总量大概在2015年前后就达到峰值。这个以后总的劳动力开始下降，那么这个劳动力总量现在先增加后减少，它有非常明显的政策含义，也就是说在未来十年中间，怎么解决日益增多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是摆在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面前的一个重要的最主要的一个任务，但是过了这个时间，实际上到2015年以后，那么实际上中国会面临一个整体劳动力总量的开始下降，特别是我们简单劳动力，每年新增加劳动力（配比）不足，那么这些劳动力的变化它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格局、产业格局、产业布局。
我们讲的第三个现代中国在这个，我们在人口发展态势中间，就是说我们的整个中国的人口在不断的老龄化，而且这个老龄化的速度是在未来加速，那么老龄化它的基本的指标，就是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那么这个人口我们就把它称为是进入老龄的社会，那么中国呢，整个中国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它最主要就是两个原因造成了老龄化，一个就是你生的孩子少了，年轻人的比重下降；第二个就是人们活得越来越长，老年人的比重它就会上升。所以这两个共同作用，就使得中国逐渐进入老龄化。而且这个老龄化，它是在未来的5年时间之内会进入一个加速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未来5年，中国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快车道呢？就是说在未来5年中间，在50年代那个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那一群人，逐渐都要进入老龄。他们的进入老龄就会使得整个中国老年人口的比重会迅速地增加。
在去年的时候，整个中国，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1亿，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1.5亿，就说1.5亿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说整个日本，日本多少人呢，日本就是1.28亿人口，所以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口的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如果到，我们到2050年前后，中国的老年人口达到最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会有4.5亿老年人。
第四个我们要讲的，在现在影响中国这个人口发展态势中间有重要意义的，就是我们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出生性别比，如果没有任何人为的干预，按照自然的选择来说呢，大概出生的时候，每出生100个女孩子，那么会出生105到108个男孩，女性只有在她，在生孩子那个阶段，叫围产期死亡率，女性会比男孩子高，除了这个之外呢，整个在她生命周期中间，生出来以后，基本上都是男性的死亡率高。所以出生的时候，正常的状况应当1.05：1.08个男孩，对应100个出生的女孩，但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呢，就差不多这男孩和女孩的比例就基本应当是持平的，这样的过程中间，就是说男孩子和女孩（从数量上讲）就都能够结婚。
那么中国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们就是发现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状态，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是越来越严峻，在2005年的时候，性别比已经达到119还更高一点。那么就是说呢，每出生了100个女孩会出生120个左右的男孩子，那么这个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可能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说在25年以后，就当现在出生的这批人，当他进入婚姻、进入要生育、进入要家庭这样一个阶段以后，它就会造成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给它一个术语，叫做"婚姻挤压"，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从数量结构的对比中间，就是有大量的男性的青年找不到女性的配偶，这个找不到女性配偶，不是说是结构性的，而是说绝对数量上的
首先我想和大家先简单谈一谈，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经过过去的几十年的这样一个人口的转变以后到现在我们大概人口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大概是怎么样一种基本的状况。
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现在是增长率已经很慢，现在我们每年的人口的增长大概是千分之六左右，但是我们每年还在净增长，大概每年还有大概1000万人左右的人口的净的增长。如果说我们从它的增长率来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慢，在世界范围之内已经属于很低的增长率，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口基数巨大，所以我们每年绝对的数量增长还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样一种趋势呢，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还要延续，可能在中国未来的人口预期呢，它的低点可能在14.5亿到14.7亿左右，高点可能会到16亿。这个就是可能这个差距会有1.5亿左右的差距，那么这个差距主要就是看我们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口的生育到底是按照什么样一种模式来出生
这个是一个总量上的，那么对于中国的人口来说，在总量中间有很大一块，我们把它叫做劳动力人口。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未来的10年左右时间还会继续增加，达到一个峰值，大概在10亿劳动力左右，现在我们大约是9亿多一点劳动力。但是到了2015年前后或者基本上在那以后，整个中国的劳动力的总量会开始下降。那个时候就是说整个中国的总人口的增长大概是在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但中国的劳动力的总量大概在2015年前后就达到峰值。这个以后总的劳动力开始下降，那么这个劳动力总量现在先增加后减少，它有非常明显的政策含义，也就是说在未来十年中间，怎么解决日益增多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是摆在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面前的一个重要的最主要的一个任务，但是过了这个时间，实际上到2015年以后，那么实际上中国会面临一个整体劳动力总量的开始下降，特别是我们简单劳动力，每年新增加劳动力（配比）不足，那么这些劳动力的变化它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格局、产业格局、产业布局。
我们讲的第三个现代中国在这个，我们在人口发展态势中间，就是说我们的整个中国的人口在不断的老龄化，而且这个老龄化的速度是在未来加速，那么老龄化它的基本的指标，就是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那么这个人口我们就把它称为是进入老龄的社会，那么中国呢，整个中国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它最主要就是两个原因造成了老龄化，一个就是你生的孩子少了，年轻人的比重下降；第二个就是人们活得越来越长，老年人的比重它就会上升。所以这两个共同作用，就使得中国逐渐进入老龄化。而且这个老龄化，它是在未来的5年时间之内会进入一个加速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未来5年，中国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快车道呢？就是说在未来5年中间，在50年代那个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那一群人，逐渐都要进入老龄。他们的进入老龄就会使得整个中国老年人口的比重会迅速地增加。
在去年的时候，整个中国，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1亿，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1.5亿，就说1.5亿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说整个日本，日本多少人呢，日本就是1.28亿人口，所以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口的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如果到，我们到2050年前后，中国的老年人口达到最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会有4.5亿老年人。
第四个我们要讲的，在现在影响中国这个人口发展态势中间有重要意义的，就是我们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出生性别比，如果没有任何人为的干预，按照自然的选择来说呢，大概出生的时候，每出生100个女孩子，那么会出生105到108个男孩，女性只有在她，在生孩子那个阶段，叫围产期死亡率，女性会比男孩子高，除了这个之外呢，整个在她生命周期中间，生出来以后，基本上都是男性的死亡率高。所以出生的时候，正常的状况应当1.05：1.08个男孩，对应100个出生的女孩，但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呢，就差不多这男孩和女孩的比例就基本应当是持平的，这样的过程中间，就是说男孩子和女孩（从数量上讲）就都能够结婚。
那么中国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们就是发现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状态，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是越来越严峻，在2005年的时候，性别比已经达到119还更高一点。那么就是说呢，每出生了100个女孩会出生120个左右的男孩子，那么这个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可能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说在25年以后，就当现在出生的这批人，当他进入婚姻、进入要生育、进入要家庭这样一个阶段以后，它就会造成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给它一个术语，叫做"婚姻挤压"，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从数量结构的对比中间，就是有大量的男性的青年找不到女性的配偶，这个找不到女性配偶，不是说是结构性的，而是说绝对数量上的
口压力背后风险何在？
我们讨论中国人口态势中间呢，我们就说，中国在过去30年中间，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迅速的城市化的过程，中国在1980年的时候，我们总人口中间不到20%是城市人口，那么到2008年的时候，也就是28年以后，我们现在已经是45.7%的人口是城市人口，我们在整个中国总人口13亿中间，有（近）6亿人口是城市人口。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这样一个20年的时间中间，我们每年城市人口是增加一个百分点，而这样一种快速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呢，有一部分是由于我们城市区域的扩大造成的，比如说原来我们这个地方叫县，现在把它改成区，原来这个地方是村委会，现在把它改成居委会。这种我们叫做就地城市化。另外一种呢，我们说城市化它是通过，农村人口迁移到小城镇，或者农村人口直接落户在大城市，我们叫异地城市化，用这样一种办法实现城市化，现在我们是有城市人口、有农村人口，还有这么1.5亿到2亿的，我们把它称为流动人口，是农村的人口，但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这部分人口，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人口的一个基本的一种态势
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一个人口的总量，总的一个状况，但中国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说中国的现在这样一些人口的变动趋势和人口发展态势，存在着巨大的地区性的差别，像在上海这样的地区，在1979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在青海要到未来的大概七八年以后，才会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中间有30年的差距。那么这个30年差距也就是说，它会造成各个地方它老龄化的负担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它各个地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它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果我们要简单来说呢，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人口发展态势，就是说人口的数量还在继续地增长，增长速度开始减慢，劳动力的数量先增加后减少，那么出生性别比处在严重失衡的状态，那么人口在不断地在老龄化的进程中间，那么我们的流动人口在增加，我们的城市化在加速地进行，我们有非常明显的地区性的差距
就是说我们说人口的变化它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说呢它是时间的滞后性和它的一个长期的滚动的效应，或者我们叫做PopulationMomentum，就是一种惯性的变化，它和经济增长不一样，经济增长，比如说我现在经济增长过热了，那我收缩银根，我经济增长或者股市中间流动性不够了，那我可以放松银根，我可以用发钞票的办法来刺激经济。那么这个呢大概有半年的时间，经济政策马上可以见效了。但对于人口，它就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现在说，好的，我今天放松人口政策，让大家多生孩子，它的效果如果反映在劳动力上面，它在20年以后才反映出来，如果对老龄化来说，它是60年以后才反映出来的。所以这个就说我们人口的变化，它的周期要比经济的周期更加长，那么它的影响也就会一直延伸到未来，每对夫妇，现在我们整个中国平均就生1.8个左右的小孩，这个是按照我们官方的公布的数，按照人口学的理论，大概生2.1个小孩，是我们叫做更替水平，保持在这样一个更替水平，这个人口呢会不增加也不减少，大概就稳定在这个水平。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的总的生育水平已经低于这个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人口还在增加？这就是我们说是一个人口增长的惯性，再过2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惯性全部把它释放完了，那么人口就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所以这个就是说，就使得我们在讨论人口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像我们一些经济政策那样，从短期的效应来出发，而是更多的要考虑到它的一个长期的效应，长期的影响。
那么由此来说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人口转变在有效地减慢了中国人口过度增长的压力的同时呢，也在不断地积累人口风险。这个人口风险是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是合理的，一个社会应当是小孩、中年人、老年人，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如果老年人太多或者小孩太少，它都会带来很多社会不稳定或者对社会经济带来负面的效应。这个我们是讲的在人口内部出现的一些风险。那么另外一部分风险是人口的数量结构分布，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我们的环境资源之间的不匹配造成很多的大量的风险。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风险，我们的中国是严重缺水的国家，中国660多城市中间，有400个现在都是严重缺水的，但同时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又使得城市人口越来越集聚，人口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就必然地会使得我们人口的这样一种城市化的分布，地区间的分布和它的总量之间的变化，它和我们水资源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这个就是我们说人口它是和它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之间，它这个里面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这样一种过程中间呢，就是这种人口风险在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相结合，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中间，带来很严重的社会化风险。那么在这个概念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国现代一个人口的发展态势，它是一种在宏观的空间尺度上进一步集中，和在微观的家庭层面中间日益离散，它现在是这样一种状况。宏观的空间尺度，就是说随着我们城市化的进程，人们越来越向东南沿海集聚，越来越向城市集聚。在微观的家庭层面中间，我们说的它是越来越离散，这个离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家庭规模越来越小，而家庭的结构或者家庭的模式，我们越来越核心化，核心化就是说，在每一个家庭中间，只有父母和未成年的子女在一起，这个家庭叫做核心家庭。中国传统的家庭过去大家庭，后来过渡到我们叫做主干家庭，主干家庭就是说，比如说你至少有三代人，有祖父母、有父母，还有未成年的子女。
那么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变化中间，就是说家庭越来越核心化，都变成小家庭，平均现在整个中国的平均家庭规模就是3.1个（人），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种家庭结构，也是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种社会的集聚带来的很多的问题。这个它就直接挑战政府和社会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我们也提到独生子女，整个现在在中国到2008年的时候，有1.5亿独生子女，这个1.5亿独生子女呢，有一部分他是真正的独生子女，因为它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小孩了这个家庭，那么还有一部分是，我就是说我现在是第一个小孩，那我现在把他算成独生子女，但是还有一部分，他后面可能还会再生。但在现在我们的统计，有1.5亿独生子女。如果从独生子女本身来说，它应当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这样一种家庭结构。因为大家，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小孩，那么这个小孩，不管他的生或者死，或者是病、或者残，他都会对这个家庭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吧。我们从这个四川汶川的大地震我们就看到，很多家庭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种过程，实际上从我们的政策的角度，我们就要考虑.就是说由人口发展态势所形成的，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人口风险，它可以有两种办法来处置。一种办法我们叫做规避风险，那么在这个风险中间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最主要的直接的手段，就是禁止做产前的性别鉴定，这种类型我们把它叫规避风险；那么另外一种，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说，我们把它叫做应对风险，应对风险的概念就是说，这个风险肯定会发生，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但我们能做的是怎么当这件事情，这个风险发生的时候，我让它的损失降到最低。那么我们现在对这个人口发展态势中间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口风险来说呢，我们需要从这两方面来共同来考虑。
比如说我们讲的第一个，人口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的产物。文化程度高的人，他可能越是不愿意生更多的小孩，因为大量的经济学的研究都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这样一种规律。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我们对人口老龄化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我们就面临一种挑战，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要规避不让老龄化发生呢，还是说我们是要让老龄化的进程让它慢一点，或者说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由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这两个实际上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政策的应对的措施。
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实际上对中国来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转折点。上一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全国性地开始做这个政策，在1979年以后，开始限行计划生育政策。尽管我们说，实际上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严格意义上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生育政策基本上是对城市中间的，对东部的一些沿海地区的农村，基本上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对中部的农村地区基本上实行的是一孩半，或者两孩政策，那么对少数民族，中国的生育政策是更加宽松的，平均可以生两个或者三个小孩。大概是这样一种人口政策，所以如果把它加起来平均下来呢，每对中国夫妇平均大概可以生1.5个小孩，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从概念来说呢，我们好像不能叫做是独生子女，应该叫一孩半政策。
那么这样一个政策是在1979年最初提出，到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执行了30年了,在当时说它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一代人的政策，是为了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当初提出独生子女政策时候的它的当初的设计的目标到现在，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完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就在过去30年中间呢，由于这样一个我们的人口政策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我们的人口就变得越来越积累了很多很多的人口的风险。那么因此我们实际上是应当根据变化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态势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是时间了。
我们讨论中国人口态势中间呢，我们就说，中国在过去30年中间，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迅速的城市化的过程，中国在1980年的时候，我们总人口中间不到20%是城市人口，那么到2008年的时候，也就是28年以后，我们现在已经是45.7%的人口是城市人口，我们在整个中国总人口13亿中间，有（近）6亿人口是城市人口。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这样一个20年的时间中间，我们每年城市人口是增加一个百分点，而这样一种快速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呢，有一部分是由于我们城市区域的扩大造成的，比如说原来我们这个地方叫县，现在把它改成区，原来这个地方是村委会，现在把它改成居委会。这种我们叫做就地城市化。另外一种呢，我们说城市化它是通过，农村人口迁移到小城镇，或者农村人口直接落户在大城市，我们叫异地城市化，用这样一种办法实现城市化，现在我们是有城市人口、有农村人口，还有这么1.5亿到2亿的，我们把它称为流动人口，是农村的人口，但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这部分人口，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人口的一个基本的一种态势
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一个人口的总量，总的一个状况，但中国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说中国的现在这样一些人口的变动趋势和人口发展态势，存在着巨大的地区性的差别，像在上海这样的地区，在1979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在青海要到未来的大概七八年以后，才会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中间有30年的差距。那么这个30年差距也就是说，它会造成各个地方它老龄化的负担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它各个地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它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果我们要简单来说呢，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人口发展态势，就是说人口的数量还在继续地增长，增长速度开始减慢，劳动力的数量先增加后减少，那么出生性别比处在严重失衡的状态，那么人口在不断地在老龄化的进程中间，那么我们的流动人口在增加，我们的城市化在加速地进行，我们有非常明显的地区性的差距
就是说我们说人口的变化它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说呢它是时间的滞后性和它的一个长期的滚动的效应，或者我们叫做PopulationMomentum，就是一种惯性的变化，它和经济增长不一样，经济增长，比如说我现在经济增长过热了，那我收缩银根，我经济增长或者股市中间流动性不够了，那我可以放松银根，我可以用发钞票的办法来刺激经济。那么这个呢大概有半年的时间，经济政策马上可以见效了。但对于人口，它就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现在说，好的，我今天放松人口政策，让大家多生孩子，它的效果如果反映在劳动力上面，它在20年以后才反映出来，如果对老龄化来说，它是60年以后才反映出来的。所以这个就说我们人口的变化，它的周期要比经济的周期更加长，那么它的影响也就会一直延伸到未来，每对夫妇，现在我们整个中国平均就生1.8个左右的小孩，这个是按照我们官方的公布的数，按照人口学的理论，大概生2.1个小孩，是我们叫做更替水平，保持在这样一个更替水平，这个人口呢会不增加也不减少，大概就稳定在这个水平。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的总的生育水平已经低于这个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人口还在增加？这就是我们说是一个人口增长的惯性，再过2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惯性全部把它释放完了，那么人口就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所以这个就是说，就使得我们在讨论人口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像我们一些经济政策那样，从短期的效应来出发，而是更多的要考虑到它的一个长期的效应，长期的影响。
那么由此来说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人口转变在有效地减慢了中国人口过度增长的压力的同时呢，也在不断地积累人口风险。这个人口风险是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是合理的，一个社会应当是小孩、中年人、老年人，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如果老年人太多或者小孩太少，它都会带来很多社会不稳定或者对社会经济带来负面的效应。这个我们是讲的在人口内部出现的一些风险。那么另外一部分风险是人口的数量结构分布，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我们的环境资源之间的不匹配造成很多的大量的风险。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风险，我们的中国是严重缺水的国家，中国660多城市中间，有400个现在都是严重缺水的，但同时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又使得城市人口越来越集聚，人口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就必然地会使得我们人口的这样一种城市化的分布，地区间的分布和它的总量之间的变化，它和我们水资源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这个就是我们说人口它是和它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之间，它这个里面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这样一种过程中间呢，就是这种人口风险在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相结合，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中间，带来很严重的社会化风险。那么在这个概念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国现代一个人口的发展态势，它是一种在宏观的空间尺度上进一步集中，和在微观的家庭层面中间日益离散，它现在是这样一种状况。宏观的空间尺度，就是说随着我们城市化的进程，人们越来越向东南沿海集聚，越来越向城市集聚。在微观的家庭层面中间，我们说的它是越来越离散，这个离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家庭规模越来越小，而家庭的结构或者家庭的模式，我们越来越核心化，核心化就是说，在每一个家庭中间，只有父母和未成年的子女在一起，这个家庭叫做核心家庭。中国传统的家庭过去大家庭，后来过渡到我们叫做主干家庭，主干家庭就是说，比如说你至少有三代人，有祖父母、有父母，还有未成年的子女。
那么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变化中间，就是说家庭越来越核心化，都变成小家庭，平均现在整个中国的平均家庭规模就是3.1个（人），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种家庭结构，也是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种社会的集聚带来的很多的问题。这个它就直接挑战政府和社会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我们也提到独生子女，整个现在在中国到2008年的时候，有1.5亿独生子女，这个1.5亿独生子女呢，有一部分他是真正的独生子女，因为它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小孩了这个家庭，那么还有一部分是，我就是说我现在是第一个小孩，那我现在把他算成独生子女，但是还有一部分，他后面可能还会再生。但在现在我们的统计，有1.5亿独生子女。如果从独生子女本身来说，它应当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这样一种家庭结构。因为大家，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小孩，那么这个小孩，不管他的生或者死，或者是病、或者残，他都会对这个家庭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吧。我们从这个四川汶川的大地震我们就看到，很多家庭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种过程，实际上从我们的政策的角度，我们就要考虑.就是说由人口发展态势所形成的，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人口风险，它可以有两种办法来处置。一种办法我们叫做规避风险，那么在这个风险中间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最主要的直接的手段，就是禁止做产前的性别鉴定，这种类型我们把它叫规避风险；那么另外一种，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说，我们把它叫做应对风险，应对风险的概念就是说，这个风险肯定会发生，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但我们能做的是怎么当这件事情，这个风险发生的时候，我让它的损失降到最低。那么我们现在对这个人口发展态势中间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口风险来说呢，我们需要从这两方面来共同来考虑。
比如说我们讲的第一个，人口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的产物。文化程度高的人，他可能越是不愿意生更多的小孩，因为大量的经济学的研究都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这样一种规律。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我们对人口老龄化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我们就面临一种挑战，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要规避不让老龄化发生呢，还是说我们是要让老龄化的进程让它慢一点，或者说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由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这两个实际上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政策的应对的措施。
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实际上对中国来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转折点。上一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全国性地开始做这个政策，在1979年以后，开始限行计划生育政策。尽管我们说，实际上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严格意义上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生育政策基本上是对城市中间的，对东部的一些沿海地区的农村，基本上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对中部的农村地区基本上实行的是一孩半，或者两孩政策，那么对少数民族，中国的生育政策是更加宽松的，平均可以生两个或者三个小孩。大概是这样一种人口政策，所以如果把它加起来平均下来呢，每对中国夫妇平均大概可以生1.5个小孩，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从概念来说呢，我们好像不能叫做是独生子女，应该叫一孩半政策。
那么这样一个政策是在1979年最初提出，到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执行了30年了,在当时说它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一代人的政策，是为了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当初提出独生子女政策时候的它的当初的设计的目标到现在，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完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就在过去30年中间呢，由于这样一个我们的人口政策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我们的人口就变得越来越积累了很多很多的人口的风险。那么因此我们实际上是应当根据变化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态势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是时间了。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前景又怎样观察？
我们现在讲的人口政策，(人们)往往把它狭义地理解为是一个生育政策，但实际上和人口相关的，还有我们城市的迁移政策，还有我们的户籍政策，对吧，还有我们的教育政策，还有我们的应对老龄化的社会保障政策，这个都是和我们的人口有直接密切关系的这些政策。如果从国家宏观来说，我们还需要维持现在生育政策，要使得人口进一步地（得到）控制，在微观层面中间，必须要调整现在的政策，不能让现在的风险进一步累积，一直到不可收拾，爆发危机.
那么我们现在的讨论经常说我们现在（要进行）人口政策调整，人口政策必须要调整，但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从什么人群来开始调整，用什么样的过程来进行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我们就会看到了，我们需要一个整合的公共政策，而不是说单一的生育政策来解决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人口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我们的老龄化的问题，放松现在的生育政策，无疑是解决未来老龄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举措,但是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未来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问题，我想就是一个劳动力的短缺，养老金的短缺，谁来照料老年人等等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说，现在多生一些小孩，可能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构我们的城市的养老保障制度，我们需要建立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我们需要在已经有的，我们现在收获的人口红利中间怎么尽可能地拿出一部分的资金来为未来的养老保障做好资金的准备，我们要在劳动力结构中间进行调整，如果说我们预见到未来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或者稳定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说未来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比如说我们要延长退休的年龄，我们要更多地投资到教育领域，提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劳动者所有的技能和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不是可以用人力资本的提高来弥补由于我们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不足对未来社会经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是说要未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政策选择,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环境会这么恶化，(有人说)就是因为你的人口太多造成的，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看我们过去30年我们环境的恶化、我们资源的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和我们人口总量的变化有关，而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长）产模式有关，和我们的城市化的进程有关。我说我们现在是缺水，整个中国现在的水资源只占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但是在过去20年中间，我们的水源短缺的最主要问题，我想一个是污染，大量的水污染，在本来不缺水的地方现在也变成水质型的缺水；
第二个我们的城市化，大家可能想，城市化为什么会对水的短缺会造成影响呢？大家看，农村人平均每一个人一天用水68升，城市人一天用水214升，就是一个城里人每天用水的量是一个农村人的三倍。对吧，我们洗衣机一桶水25升，抽水马桶一桶水7升，农村人不用这些，所以农村的水就要比城里人用得少得多。那么大家可以看，人口的总量不变，只要人越来越多从农村转移向城市，就会对中国的水的资源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我的一个总的感觉，就是我们过去经常有一句话，说"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人或者4亿人"，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缓慢地下降，这个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例子。而计划生育政策，它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推动了一下，使得中国的人口转变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以非常迅速的一种强制的力量实现，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过程，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劳动力的问题，在更短的时间之内，在我们还没有充分准备好的时间中间就出现了，这个就是变成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特征，也是中国人口社会问题的一个特点，那么它也对中国相关的社会政策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那么我想和大家做的内容先讲这些，在问题中间，我们再一起进行交流。
主持人：就是说到全世界的这个人口发展态势，就是穷的地方人越生越多，富的地方人越生越少。对吧，我们过去都说，肯定是丰衣足食，然后就人口繁盛，对吧。绝对不会说一个穷的地方的人会比一个富的地方的人还多。可是现在的情况是，穷的地方的人它就是比富的地方的人多，这种态势的这种扭转，应该是20世纪后半期以后出现的事情吧？
彭希哲：实际上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二战前后那个时候，人们基本就没有把人口多当成一件坏事，凯恩思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它是说通过鼓励生育来拉动有效需求，也能够使得拉动内需把经济增长上去。实际上一直到60年代以后，在发达国家才认识到，人多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很多负面的效应。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人口的变化，它实际上是有一个，人口转变有阶段的，我们现在，以中国来说，我们虽然说我们西部地区生孩子生得还不少，但是即使说生三个孩子，在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算多，对吧？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最多的，比如说非洲啊，纳米比亚啦或者津巴布韦，或者在那些国家，它生孩子很多，但是那个地方，因为它缺少必要的避孕手段，也没有生殖健康的服务，所以它造成一种自然生育的状态。那么只要它是一种人为可以干预的，它很多就是一种观念的转变。观念转变以后，它就不会要生那么多小孩，那么按照社会学的或者经济学来说，也就是说你生孩子到最后就变得对这个父母没有什么价值。没有好处，他就不生了。那么对社会学来说，这个大家都不生了，那么我也不生了，就是它是一种从众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普遍的发展过程，从发达国家来说，比如说它的，生育的，抚育小孩的成本是越来越高，而且就是说代际之间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些父母，只是把生孩子当成我一个社会责任在做，他不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对吧，这个时候，他就会生孩子的意愿就会越来越弱，
主持人：那么这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是20世纪以后，整个全世界的城市化加速造成了这种生育的降低，而城市化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彭希哲：这两个，它实际上是一种，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点巧合。
主持人：巧合。
彭希哲：但同时又是互相在促进的，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他也生孩子，孩子很多，对吧，那么你发达国家的农村。
主持人：它大量是贫民窟。
彭希哲：贫民窟它也是城市啊，对吧，它还是生得很多，所以这个地方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是，只能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解释，对吧。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我们另外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整个中国的人口转变，包括人口政策的改变应当要加快进行的，就是说一旦生育水平降低到很低的水平以后，你再让它反弹就弹不上去了，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日本，在韩国，在新加坡，这个是亚洲国家，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些国家，它的生育水平都降到1多一点点。
主持人：就弹不上去。
彭希哲：弹不上去。比如说韩国，前几天（早些时候）就说，韩国政府现在鼓励生育，新加坡长期就是鼓励生育。日本是鼓励生育鼓励十多年，都没有能够把这个生育鼓励上去，对吧，你在欧洲国家，你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都是鼓励生育，但就是说，人们到了那个水平以后，他就不愿意生孩子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就是一个政策到底对生育有多大影响，对吧，你过去说不让他生，他是不是就听你的，以后你让他生。
主持人：他是不是也听你的。那他们也不见得听。
彭希哲：他也不见得听。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在现阶段，（对生育的政策鼓励）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未来可能这个作用会越来越小，
主持人：那么在这个人口中间，其实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两个人口问题，一个是人口的数量问题，就是人口的总量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总量中间的结构和比例问题。那么像这样系统复杂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制定过程中间，有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考量？
彭希哲：中国政府应当讲是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中国对于人口政策它的一个导向性的思路是在变化的，最早就是说控制人口增长。
主持人：只是数量。
彭希哲：后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那再后来就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那么一直到现在，现在提的叫，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所以它这个认识。
主持人：在认识上头有一个不断深化，全面。
彭希哲：对，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手段和政策措施中间，实际上我们还是滞后的，实际上我们还缺少这种必要的政策手段或者政策措施，来怎么使这个统筹解决这件事情能够落到实处，真正能够实现。
主持人：那么现在就是和人口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户籍制度问题，那么我们的户籍制度到底应该怎么样地调整才能够更有利于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呢？
彭希哲：实际上户籍是由来以久，在过去保甲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户籍制度。那么实际上就中国现在，我们大陆的这个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呢，实际上是户籍变成所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权利的一个载体。
主持人：一个载体制度了，对。
彭希哲：在现阶段，你要把户籍制度完全把它取消，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你现在，你把户籍取消了，那你用什么来作为一种载体来承载我们所有的福利，那这个是我的感觉，实际上应当最主要的办法，是通过渐进的办法，把这种权利和福利逐渐从户籍上把它剥离。比如说我们现在政府提出来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一均等化就没有城乡差别，这个户籍的作用就减弱了，对吧。如果我们说全民的医保也没有这个区别了，那也就不存在户籍的（区别），含金量它就下降了，就通过这种办法逐渐逐渐它就没有了。
我们现在讲的人口政策，(人们)往往把它狭义地理解为是一个生育政策，但实际上和人口相关的，还有我们城市的迁移政策，还有我们的户籍政策，对吧，还有我们的教育政策，还有我们的应对老龄化的社会保障政策，这个都是和我们的人口有直接密切关系的这些政策。如果从国家宏观来说，我们还需要维持现在生育政策，要使得人口进一步地（得到）控制，在微观层面中间，必须要调整现在的政策，不能让现在的风险进一步累积，一直到不可收拾，爆发危机.
那么我们现在的讨论经常说我们现在（要进行）人口政策调整，人口政策必须要调整，但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从什么人群来开始调整，用什么样的过程来进行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我们就会看到了，我们需要一个整合的公共政策，而不是说单一的生育政策来解决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人口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我们的老龄化的问题，放松现在的生育政策，无疑是解决未来老龄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举措,但是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未来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问题，我想就是一个劳动力的短缺，养老金的短缺，谁来照料老年人等等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说，现在多生一些小孩，可能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构我们的城市的养老保障制度，我们需要建立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我们需要在已经有的，我们现在收获的人口红利中间怎么尽可能地拿出一部分的资金来为未来的养老保障做好资金的准备，我们要在劳动力结构中间进行调整，如果说我们预见到未来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或者稳定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说未来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比如说我们要延长退休的年龄，我们要更多地投资到教育领域，提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劳动者所有的技能和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不是可以用人力资本的提高来弥补由于我们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不足对未来社会经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是说要未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政策选择,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环境会这么恶化，(有人说)就是因为你的人口太多造成的，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看我们过去30年我们环境的恶化、我们资源的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和我们人口总量的变化有关，而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长）产模式有关，和我们的城市化的进程有关。我说我们现在是缺水，整个中国现在的水资源只占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但是在过去20年中间，我们的水源短缺的最主要问题，我想一个是污染，大量的水污染，在本来不缺水的地方现在也变成水质型的缺水；
第二个我们的城市化，大家可能想，城市化为什么会对水的短缺会造成影响呢？大家看，农村人平均每一个人一天用水68升，城市人一天用水214升，就是一个城里人每天用水的量是一个农村人的三倍。对吧，我们洗衣机一桶水25升，抽水马桶一桶水7升，农村人不用这些，所以农村的水就要比城里人用得少得多。那么大家可以看，人口的总量不变，只要人越来越多从农村转移向城市，就会对中国的水的资源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我的一个总的感觉，就是我们过去经常有一句话，说"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人或者4亿人"，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缓慢地下降，这个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例子。而计划生育政策，它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推动了一下，使得中国的人口转变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以非常迅速的一种强制的力量实现，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过程，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劳动力的问题，在更短的时间之内，在我们还没有充分准备好的时间中间就出现了，这个就是变成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特征，也是中国人口社会问题的一个特点，那么它也对中国相关的社会政策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那么我想和大家做的内容先讲这些，在问题中间，我们再一起进行交流。
主持人：就是说到全世界的这个人口发展态势，就是穷的地方人越生越多，富的地方人越生越少。对吧，我们过去都说，肯定是丰衣足食，然后就人口繁盛，对吧。绝对不会说一个穷的地方的人会比一个富的地方的人还多。可是现在的情况是，穷的地方的人它就是比富的地方的人多，这种态势的这种扭转，应该是20世纪后半期以后出现的事情吧？
彭希哲：实际上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二战前后那个时候，人们基本就没有把人口多当成一件坏事，凯恩思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它是说通过鼓励生育来拉动有效需求，也能够使得拉动内需把经济增长上去。实际上一直到60年代以后，在发达国家才认识到，人多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很多负面的效应。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人口的变化，它实际上是有一个，人口转变有阶段的，我们现在，以中国来说，我们虽然说我们西部地区生孩子生得还不少，但是即使说生三个孩子，在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算多，对吧？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最多的，比如说非洲啊，纳米比亚啦或者津巴布韦，或者在那些国家，它生孩子很多，但是那个地方，因为它缺少必要的避孕手段，也没有生殖健康的服务，所以它造成一种自然生育的状态。那么只要它是一种人为可以干预的，它很多就是一种观念的转变。观念转变以后，它就不会要生那么多小孩，那么按照社会学的或者经济学来说，也就是说你生孩子到最后就变得对这个父母没有什么价值。没有好处，他就不生了。那么对社会学来说，这个大家都不生了，那么我也不生了，就是它是一种从众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普遍的发展过程，从发达国家来说，比如说它的，生育的，抚育小孩的成本是越来越高，而且就是说代际之间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些父母，只是把生孩子当成我一个社会责任在做，他不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对吧，这个时候，他就会生孩子的意愿就会越来越弱，
主持人：那么这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是20世纪以后，整个全世界的城市化加速造成了这种生育的降低，而城市化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彭希哲：这两个，它实际上是一种，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点巧合。
主持人：巧合。
彭希哲：但同时又是互相在促进的，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他也生孩子，孩子很多，对吧，那么你发达国家的农村。
主持人：它大量是贫民窟。
彭希哲：贫民窟它也是城市啊，对吧，它还是生得很多，所以这个地方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是，只能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解释，对吧。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我们另外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整个中国的人口转变，包括人口政策的改变应当要加快进行的，就是说一旦生育水平降低到很低的水平以后，你再让它反弹就弹不上去了，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日本，在韩国，在新加坡，这个是亚洲国家，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些国家，它的生育水平都降到1多一点点。
主持人：就弹不上去。
彭希哲：弹不上去。比如说韩国，前几天（早些时候）就说，韩国政府现在鼓励生育，新加坡长期就是鼓励生育。日本是鼓励生育鼓励十多年，都没有能够把这个生育鼓励上去，对吧，你在欧洲国家，你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都是鼓励生育，但就是说，人们到了那个水平以后，他就不愿意生孩子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就是一个政策到底对生育有多大影响，对吧，你过去说不让他生，他是不是就听你的，以后你让他生。
主持人：他是不是也听你的。那他们也不见得听。
彭希哲：他也不见得听。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在现阶段，（对生育的政策鼓励）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未来可能这个作用会越来越小，
主持人：那么在这个人口中间，其实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两个人口问题，一个是人口的数量问题，就是人口的总量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总量中间的结构和比例问题。那么像这样系统复杂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制定过程中间，有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考量？
彭希哲：中国政府应当讲是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中国对于人口政策它的一个导向性的思路是在变化的，最早就是说控制人口增长。
主持人：只是数量。
彭希哲：后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那再后来就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那么一直到现在，现在提的叫，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所以它这个认识。
主持人：在认识上头有一个不断深化，全面。
彭希哲：对，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手段和政策措施中间，实际上我们还是滞后的，实际上我们还缺少这种必要的政策手段或者政策措施，来怎么使这个统筹解决这件事情能够落到实处，真正能够实现。
主持人：那么现在就是和人口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户籍制度问题，那么我们的户籍制度到底应该怎么样地调整才能够更有利于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呢？
彭希哲：实际上户籍是由来以久，在过去保甲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户籍制度。那么实际上就中国现在，我们大陆的这个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呢，实际上是户籍变成所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权利的一个载体。
主持人：一个载体制度了，对。
彭希哲：在现阶段，你要把户籍制度完全把它取消，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你现在，你把户籍取消了，那你用什么来作为一种载体来承载我们所有的福利，那这个是我的感觉，实际上应当最主要的办法，是通过渐进的办法，把这种权利和福利逐渐从户籍上把它剥离。比如说我们现在政府提出来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一均等化就没有城乡差别，这个户籍的作用就减弱了，对吧。如果我们说全民的医保也没有这个区别了，那也就不存在户籍的（区别），含金量它就下降了，就通过这种办法逐渐逐渐它就没有了。
中国是否悄然来到劳动力供应拐点？
主持人：好，下面我们把问题开放给现场。现场的老师和同学，有问题要向彭先生提的请举手。好。
同学1：老师，您好，我是这样一个问题，目前的养老模式有比较多的实践方式，比如说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那么您觉得哪种模式更具有推广优势？对于农村这个养老保障，您觉得应该如何具体来处理？
彭希哲：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养老模式和未来的养老模式，肯定会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目前的老人，目前我60岁的，基本上是1950年以前出生的人，那么他们基本上都有三四个小孩，所以在这个概念中间，所以现在的通过家庭养老，实际上在很大程度还发挥着主导作用，是吧。
等到50年代出生的人，或者像我们这代人，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独生子女，都是一个小孩，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要用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模式已经不现实，就是一个小孩。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是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它就没有这种现实可能性，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看到居家养老，居家养老什么概念？就是人住在家里，但有社会服务来提供，或者就是机构养老，就是有康复机构，失去活动能力的老人进入养老机构养老，可能在更多的，以后等到我们进入的就是老人社区，也不是机构，也不是在家里，而是说一群老人住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有公共服务机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等等来提供服务，可能这个我在想，就是随着我们老年家庭结构和老年人的比重，老年化的程度，我们的养老的模式会有多种的变化。
而现在来说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机构养老没有这个能力，现在大概整个，即使在像北京、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机构中间能够（承载）不到老年人口的2%，就是说你最多只有2%的人能够住到里头去，所以大部分的还只能在家里养老，所以在这种状况中间，居家养老现在来说是一种最好的形式。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还只是在发达地区有社区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三年多以前，人口计划生育系统，实行了一个项目，就是给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实行）计划生育的那部分的老年人，给他们每个月60块钱的现金的养老补贴，那么这个应当讲在全国范围之内都实行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现在要建立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在过去要从无到有建立，这有个过程。我看到我们现在最新的统计，也就是说到2010年希望能够有10%的农村能够建立这套制度，到2015年有20%的农民能够被这个所涵盖。
同学2：我国进一步减缓人口增长的余地应该是比较小了，但是现在就是说，在有限的自然资源情况下，咱们这个人口的总量与自然资源这个消耗的矛盾，是否能够避免，那么怎么避免？谢谢。
彭希哲：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中国人口和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矛盾，它会始终存在，而且随着中国人口的越来越富裕，对环境的压力、对资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来解决中国人口和环境资源的压力问题，一个就是我少生人，压力会相对会少，另外一个就是我人是生了，但是我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个是困难很大，但是我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改变他的这种粗放的。
主持人：经济增长方式。
彭希哲：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可能它的效果可能会比我这个少生人的效果会更大，所以我的总的一个判断就是说，就是矛盾会始终存在，但是我们更多地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做一点事情，特别是循环经济呀，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啊，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做的事情。
同学3：我们现在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有人说这个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那么我想请您结合一下中国人口的这个现状，来谈一谈刘易斯拐点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彭希哲：那么就是说有一个农村的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供应城市，供应现代化的产业，如果当这个农村劳动力已经不能向城市提供额外的劳动力的时候，这就叫刘易斯拐点就到了。
我自己不是特别同意刘易斯拐点的这样一种观点，因为实际上我自己感觉，中国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远远没有完成，而且由于农村劳动力它有很大一种季节性的特征，按我们现在的推算，就是说农村还有1亿劳动力没有转移呀，还有多少劳动力，都是按照整体来算的，在农村中间，我们经常看到，即使进了城了，他到农忙的时候，他还要回去，对吧，但是一过农忙，他又过来了。但农忙他这一年就这两三个月，其它时间他都属于剩余劳动力，他是可以提供给非农产业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间，实际就是我们，我自己感觉，实际上农村劳动力的可利用资源还是很大的，但问题是你用什么方式来利用这部分，在农村中间，在农忙时候需要的，在农闲时候又多余的这部分劳动力，可能还需要我们在发展农村的工业化，农业的（工业化），就像我们费先生，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来的，农村工业化的这种过程，是吧。所以就是至少我自己的判断，在未来的十年中间，中国劳动力还是足够的，还不会出现短缺的状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化的过渡，也还是应当讲是在正常的这样一种过程中间。
同学4：就是媒体报道说我们2009年的高考，有很多的省市，就是考生数大量减少，您觉得这是一种人口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呢，还是一种由于现今的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所导致的现象？
彭希哲：今年是第一年在最近几年中间，第一年出现就是高考的报名人数的减少，我这边有几个数字，你比如说，我们是今年考大学的，它应当是1991年出生的，1991年呢，我们大概是那一年出生多少人呢，2258万人，那么在这之前，我们这个招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加，每年都在增加，报名人数每年都在增加，比如说我们五年之前，我们出生的人群多少呢，1987年有2550万人，就1987年那一年的出生的人，要比在1991年出生的人要多300万人。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其它条件都是一样的，那么1987年的报名的人肯定就会比你1991年报名读大学的人多，因为它这个人群基数就大。那么大家实际上就可以看到，因为在过去几年中间，我们的招生人数上涨，一个是本身就是我们人群就是特大人群，80年代生的是特大人群，第二就是说每年扩招，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这个报名的人数，第三个就是说，前几年正好经济在高涨阶段，所以大家就业没有困难，所以这些因素共同整合在一起。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什么现象呢？就是就业也开始困难，而进入高考年龄的这部分人群的绝对总量也在开始下降，所以这两个因素，它是共同造成我们今年开始，报名人数开始下降，那么后面几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每年的出生的人数，还在每年每年都在下降。到1995年（出生的人）考大学的时候，（基数）只有2000万人，它整个出生的这批人就是2000万人，就2000万人，对吧，如果一半人考大学，也就是1000万人，对吧，所以这个数字还在（减少），越往后面还要减少。我们知道前几年，在2005年、2004年的时候，中国一年只出生1600万人，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讲的，人口变化它是一个周期性的，这样一种波动，它是惯性的这样一种变化。所以我想，这个肯定的，在今年的高考人数减少中间，有在这一年出生人口总量减少这个因素，但是到底有多少因素，现在没有具体的分解，
主持人：非常感谢彭希哲先生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对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和中国的人口公共政策，有了一个更加透彻的理解。的确，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基本不可逆转，老龄化时代已经到来，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在主流城镇社会成为中坚人口。少数族群人口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在西部地区聚居度增大。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和结构的这一些变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问题，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我们的人口政策适时地进行调整，
好了，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彭希哲先生。同时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再见。
谢谢，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下面我们把问题开放给现场。现场的老师和同学，有问题要向彭先生提的请举手。好。
同学1：老师，您好，我是这样一个问题，目前的养老模式有比较多的实践方式，比如说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那么您觉得哪种模式更具有推广优势？对于农村这个养老保障，您觉得应该如何具体来处理？
彭希哲：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养老模式和未来的养老模式，肯定会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目前的老人，目前我60岁的，基本上是1950年以前出生的人，那么他们基本上都有三四个小孩，所以在这个概念中间，所以现在的通过家庭养老，实际上在很大程度还发挥着主导作用，是吧。
等到50年代出生的人，或者像我们这代人，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独生子女，都是一个小孩，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要用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模式已经不现实，就是一个小孩。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是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它就没有这种现实可能性，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看到居家养老，居家养老什么概念？就是人住在家里，但有社会服务来提供，或者就是机构养老，就是有康复机构，失去活动能力的老人进入养老机构养老，可能在更多的，以后等到我们进入的就是老人社区，也不是机构，也不是在家里，而是说一群老人住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有公共服务机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等等来提供服务，可能这个我在想，就是随着我们老年家庭结构和老年人的比重，老年化的程度，我们的养老的模式会有多种的变化。
而现在来说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机构养老没有这个能力，现在大概整个，即使在像北京、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机构中间能够（承载）不到老年人口的2%，就是说你最多只有2%的人能够住到里头去，所以大部分的还只能在家里养老，所以在这种状况中间，居家养老现在来说是一种最好的形式。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还只是在发达地区有社区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三年多以前，人口计划生育系统，实行了一个项目，就是给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实行）计划生育的那部分的老年人，给他们每个月60块钱的现金的养老补贴，那么这个应当讲在全国范围之内都实行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现在要建立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在过去要从无到有建立，这有个过程。我看到我们现在最新的统计，也就是说到2010年希望能够有10%的农村能够建立这套制度，到2015年有20%的农民能够被这个所涵盖。
同学2：我国进一步减缓人口增长的余地应该是比较小了，但是现在就是说，在有限的自然资源情况下，咱们这个人口的总量与自然资源这个消耗的矛盾，是否能够避免，那么怎么避免？谢谢。
彭希哲：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中国人口和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矛盾，它会始终存在，而且随着中国人口的越来越富裕，对环境的压力、对资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来解决中国人口和环境资源的压力问题，一个就是我少生人，压力会相对会少，另外一个就是我人是生了，但是我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个是困难很大，但是我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改变他的这种粗放的。
主持人：经济增长方式。
彭希哲：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可能它的效果可能会比我这个少生人的效果会更大，所以我的总的一个判断就是说，就是矛盾会始终存在，但是我们更多地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做一点事情，特别是循环经济呀，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啊，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做的事情。
同学3：我们现在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有人说这个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那么我想请您结合一下中国人口的这个现状，来谈一谈刘易斯拐点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彭希哲：那么就是说有一个农村的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供应城市，供应现代化的产业，如果当这个农村劳动力已经不能向城市提供额外的劳动力的时候，这就叫刘易斯拐点就到了。
我自己不是特别同意刘易斯拐点的这样一种观点，因为实际上我自己感觉，中国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远远没有完成，而且由于农村劳动力它有很大一种季节性的特征，按我们现在的推算，就是说农村还有1亿劳动力没有转移呀，还有多少劳动力，都是按照整体来算的，在农村中间，我们经常看到，即使进了城了，他到农忙的时候，他还要回去，对吧，但是一过农忙，他又过来了。但农忙他这一年就这两三个月，其它时间他都属于剩余劳动力，他是可以提供给非农产业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间，实际就是我们，我自己感觉，实际上农村劳动力的可利用资源还是很大的，但问题是你用什么方式来利用这部分，在农村中间，在农忙时候需要的，在农闲时候又多余的这部分劳动力，可能还需要我们在发展农村的工业化，农业的（工业化），就像我们费先生，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来的，农村工业化的这种过程，是吧。所以就是至少我自己的判断，在未来的十年中间，中国劳动力还是足够的，还不会出现短缺的状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化的过渡，也还是应当讲是在正常的这样一种过程中间。
同学4：就是媒体报道说我们2009年的高考，有很多的省市，就是考生数大量减少，您觉得这是一种人口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呢，还是一种由于现今的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所导致的现象？
彭希哲：今年是第一年在最近几年中间，第一年出现就是高考的报名人数的减少，我这边有几个数字，你比如说，我们是今年考大学的，它应当是1991年出生的，1991年呢，我们大概是那一年出生多少人呢，2258万人，那么在这之前，我们这个招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加，每年都在增加，报名人数每年都在增加，比如说我们五年之前，我们出生的人群多少呢，1987年有2550万人，就1987年那一年的出生的人，要比在1991年出生的人要多300万人。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其它条件都是一样的，那么1987年的报名的人肯定就会比你1991年报名读大学的人多，因为它这个人群基数就大。那么大家实际上就可以看到，因为在过去几年中间，我们的招生人数上涨，一个是本身就是我们人群就是特大人群，80年代生的是特大人群，第二就是说每年扩招，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这个报名的人数，第三个就是说，前几年正好经济在高涨阶段，所以大家就业没有困难，所以这些因素共同整合在一起。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什么现象呢？就是就业也开始困难，而进入高考年龄的这部分人群的绝对总量也在开始下降，所以这两个因素，它是共同造成我们今年开始，报名人数开始下降，那么后面几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每年的出生的人数，还在每年每年都在下降。到1995年（出生的人）考大学的时候，（基数）只有2000万人，它整个出生的这批人就是2000万人，就2000万人，对吧，如果一半人考大学，也就是1000万人，对吧，所以这个数字还在（减少），越往后面还要减少。我们知道前几年，在2005年、2004年的时候，中国一年只出生1600万人，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讲的，人口变化它是一个周期性的，这样一种波动，它是惯性的这样一种变化。所以我想，这个肯定的，在今年的高考人数减少中间，有在这一年出生人口总量减少这个因素，但是到底有多少因素，现在没有具体的分解，
主持人：非常感谢彭希哲先生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对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和中国的人口公共政策，有了一个更加透彻的理解。的确，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基本不可逆转，老龄化时代已经到来，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在主流城镇社会成为中坚人口。少数族群人口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在西部地区聚居度增大。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和结构的这一些变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问题，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我们的人口政策适时地进行调整，
好了，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彭希哲先生。同时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再见。
谢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