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折翅的鲲鹏——汉民族千年沉浮四大原因

序言

汉民族的演变、发展过程是一个曾充满活力，又历经沧桑的快乐和痛苦的过程。她曾经象振翅翱翔，扶摇直上三万里的鲲鹏，而今这个鲲鹏折断翅膀，至今不能振飞，为什么？为什么？本文试图捕捉历史脉络，探索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个民族兴旺和不振。

其实历史的脉络也非常清晰，从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秦的焚书坑儒到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民族的历史转折点。前面奠定了中华文化两千年的文明基础，至今仍在发挥巨大作用。后者导致汉民族思维开始僵化，逐渐失去了民族原动力，从而丧失了民族探索精神。其后的任何时期再没有超过春秋战国，这不是偶然的，是民族自己给自己组装上前进的阻滞力。

给汉民族致命一击的仍然是汉民族自己，也就是程朱理学的开始，汉民族从此变成了一个保守的民族，如果说中间还有进步的话，那绝不是朱程理学的结果，而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化创新力的惯性发展。也就从此开始，汉民族经历了两次完全亡国历史，长达将近400年。

汉民族经历的第三次折翅就是满落后文明对汉民族优秀文化的侵略，如果说前两次是汉民族自己给自己套上紧箍咒的话，那么落后文明对汉民族先进文明的破坏导致汉民族丧失了进取精神和意识。至此以后，汉文明再没有领先过世界，直至今天仍然摆脱不了被动状态。汉民族不再是一个为人类作贡献的民族，不再是一个令其它民族敬仰的民族。

导致汉民族衰落的第四阶段就是马克思学说成为指导汉民族的理论基础。汉民族完全成了不会思考的木乃伊，成为头脑麻木，只会吃饭的植物人。这是自独尊儒术之后历次麻木汉民族的延续。

笔者再次强调：本文不在于评论哪种学说的好坏，任何学说都有其利弊。本人都认为是人类自然发展史的探索行为的结果，所以本文不在于探讨各种学说的具体内容，也不评判他们之间的好坏，只是就他们对汉民族发展所起的作用进行结论式的笼统概括。关键的一点是：各种学说的争鸣是汉民族（不但是汉民族也是人类）进步和不断创新的原动力。丧失了这种对各种学说的证明氛围，汉民族必然衰落。

历史证明，当汉民族只被一种学说控制时，汉民族就丧失了活力，丧失了道德，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汉民族本来是一个能够综合吸纳各种学说的优点的一个民族，换句话说，汉民族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民族，汉民族的活力就在于能够不断创新，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解决问题。当外力或专制强行把一种学说套在汉民族头上或输入汉民族体内时，汉民族就成为精神木乃伊。当汉民族自由享有各种学说时，汉民族就成为不断思考、正确判断、勇于创新的民族。

但愿汉民族能摆脱羁绊，恢复春秋战国时代的活力，也就是重新焕发汉民族的创新力。只有这样，汉民族才能成为令世人景仰的民族。

一、华夏民族思想活跃的黄金时期

华夏民族从远古时代迈进春秋战国时代，进入了质的腾飞，首先春秋战国时代诞生了一大批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可以说是圣人），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他们的出现表明中华民族独特文化完全形成，并呈现不断创新之态。其间又出现大量的政治家，如杨朱、商鞅、管仲、晏婴、子产、屈原、范蠡等、其他象士的代表比如苏秦、张仪等更是不胜枚举。春秋战国出现的这些中华民族优秀人物，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思想、文化、军事等成就，至今无法超越。应该说春秋华夏民族时期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基础，至今仍在享用。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有人说后人效仿的是法家中央集权的见解，事实上，从秦开始，法家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后人就没有真正理解过。中央集权是民族统一的需要，但前提是“事在四方”，并且要“圣人只要”，在此基础上才有“要在中央”和“四方来效”。后人执行的中央集权，完全是偏离了法家的基本前提，只看结果，不看前提，至今仍是如此，可见春秋战国后无一人能超越圣人们的思想境界。

春秋战国时代呈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也是中华民族再也没有呈现过的局面，各种主张、思想、文化等见解的交锋、竞争，促进了华夏民族整体文明体系的形成，从治国到治家；从个人价值观到民族国家价值体系；从人性到社会属性、从道德到法治等等互相争鸣并互相促进。乃至一举超越了古代西方文明体系，领先数千年。这样的争鸣氛围可以说或许永远埋在中华民族的回忆里。我们的祖先所呈现的那种活力或许祖孙们永远都不会在有，这绝对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华夏民族的思想活跃，有人归结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一，言外之意就是这一现象产生是必然的，其后的沉寂也是必然的，本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纵观世界历史，人类激烈冲突和社会定型比比皆是，为什么独在东方的华夏出现了思想活跃？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创新能力一直保持至今，其间中华民族同样面临着激烈冲突，甚至超过西方，创新却无法与西方抗衡？这不是必然，如果说必然那就是由于汉民族精神被阉割导致的结果，而这种被阉割大部分是自己造成的。

二、秦、汉罢黜百家导致造血机能丧失

秦统一中国后，采取了韩非、商鞅的法家学说。李斯倡导法家的法制思想，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理解法家思想的精髓。比如法家强调“不法古，不循今”，就是求变，这与春秋战国以来的思想争鸣意境是完全一致的，但商鞅、李斯自己在执行中却完全违背了这种意境，他们单纯的把求“变”看作是以法治代替德治，却忽视了法家中心思想是随变而变的更高境界。所以秦的崇法而坑儒本身就是背离了李斯所倡导的法家思想。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同样道理，都是把前秦圣人思想极端化。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国家统一就意味着争鸣氛围必须消失吗？历史证明：统一的国家不一定要建立在思想专制的基础上。今天我们看到现代民主国家多样化思想只能促进国家稳定和民族进步,事实上，即使在古代,比如秦的尊法和汉的尊儒以及后来其他朝代的尊“其它”，表面上都没有妨碍其统治，这说明，无论是儒、还是法、还是道等等都有其思想合理的一面，而绝不存在着只有一种思想才适合于大一统的统治，否则就存在悖论。所以无论是使古代的君主集权和现代的国家形式。思想的一元化绝不是国家统治的必要条件，那种以统一思想为借口对人民实行统治的骗人谎言是禁不住实践考验的。多元、宽松、宽容的争鸣氛围不但不妨碍国家统一，反倒能在争鸣中迅速探讨出更好的模式，更有利于社会繁荣，国家稳定，社会和谐。

秦之后由于开始与李斯对法家的错误理解，到汉董仲舒对儒家思想在国家政治中作用的错误误导，以至于春秋战国期间聪明先人创造的先进思想和文明精髓被埋没，延续后来至今。对先人的错误解读，导致华夏民族丧失了本应更具活力的创造精神，从而丧失了造血功能。

我们当然承认，思想发展有其兴旺和沉寂阶段，正像希腊辉煌的文明时期过去后，思想陷于沉寂而进入枯味的修辞时期一样，春秋战国后中国也进入了对圣人思想的解读时期，只有由于没真正对先人的了解，以至于越来越误解。到宋代朱熹进入另一使人痛恨的程朱理学时期。

三、程朱理学压制了汉民族作为人的个性思考

如果说大一统后对先秦先人们学说的肤浅理解导致汉民族丧失了创新活力氛围的话，那么进入宋代由于朱熹们对圣人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注释和“发展”，则在汉民族头上加了一个吊死套。

我前面说过，任何学说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程朱理学当然也有其出现的历史客观性，我今天批判它对汉民族思想人性的束缚并不等于否定它的一切，但就客观结果来说，程朱理学的出现，是汉民族就此正式离开文化血性的士，踏入文化理性的绅士之途，民族没有了血性，可以想象一个个变成了机器人似的理性思维，无疑踏入活死人墓。

可笑的是，有些学者在分析程朱理学时，动用了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分析，得出程朱理学关联着“生命的自由表现”，真是无耻之极！

有的学者甚至考证出程朱理学把孔孟的儒家思想发展到新高度，本人不反对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这正是争鸣的氛围，但自己把自己吹捧为孔孟的徒子徒孙，自命为孔孟的继承人确实令人恶心！三纲五常”并非起源于孔孟, 而是对真正圣人孔孟的儒学平等和民主精神的背叛和践踏（游进语）。

春秋战国的儒是一种平等的儒，是一种张扬人的个性的儒，绝不是汉儒以来到程朱之流所注释歪曲的奴儒。孔子的“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颜渊》）本意是尽职，就是君有君的本分，臣有臣的本分，父有父的本分，子又子的本分，当父亲的生儿不养儿，那是禽兽，当国君的不管国事，连百姓都不如。在孔孟儒学里，君臣、父子关系都是双向的，每个人都要做你所处位置应该做的事情。在孔子眼里，臣不是君的奴才，而是同事，如果君有错，“要犯之”，“如不善而莫之违也, 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子路》）

孟子更是直截了当：“君之视臣如手足, 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

孔孟儒学关于父子关系同样强调互相尊重，那里存在什么君命父命不可违等不平等反人道程朱条款。

然而到了程朱理学，全然歪曲，发展到崭新高度，成为中国后来历代统治者坚奉的信条，“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理”《(语类》十三)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 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孟子集注.离娄上》）

“三纲五常”根本不存在他们宣称的人性，是一种反人性的理性。这种理性完全违背了孔孟儒学的“仁”的根本，是对孔孟儒学的背叛。中国后来盛行的大多陋习，如寡妇守道等完全是程朱假理学的恶果造成，国人的奴性也完全是程朱理学造成的恶果，自那之后，再没有了三国时期那种荡气豪情的开拓精神，中国后来的两次亡国也和程朱恶理学有莫大的关系。

程朱理学的灭人欲，绝不是后来统治者御用文人所辩解的那样什么理性的人，其实是奴性的人。汉儒发展到程朱其实已完全背叛了孔孟儒学的精神，成为历代统治者追崇德道德规范，这方面到清末曾国藩发展到极致。人连欲都没有了，基本就是活死人了。可见程朱对汉民族的戕害是多么大，有些人不知廉耻的吹捧说程朱理学促进了宋元明清时期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岂不知，这期间汉族有两次亡国，而这亡国正是从宋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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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题待以后时机成熟后再写，提纲已经列出

四、满清奴文化进一步阉割的文化体系
五、marks学说作为神使民族机能全部失活 序言

汉民族的演变、发展过程是一个曾充满活力，又历经沧桑的快乐和痛苦的过程。她曾经象振翅翱翔，扶摇直上三万里的鲲鹏，而今这个鲲鹏折断翅膀，至今不能振飞，为什么？为什么？本文试图捕捉历史脉络，探索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个民族兴旺和不振。

其实历史的脉络也非常清晰，从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秦的焚书坑儒到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民族的历史转折点。前面奠定了中华文化两千年的文明基础，至今仍在发挥巨大作用。后者导致汉民族思维开始僵化，逐渐失去了民族原动力，从而丧失了民族探索精神。其后的任何时期再没有超过春秋战国，这不是偶然的，是民族自己给自己组装上前进的阻滞力。

给汉民族致命一击的仍然是汉民族自己，也就是程朱理学的开始，汉民族从此变成了一个保守的民族，如果说中间还有进步的话，那绝不是朱程理学的结果，而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化创新力的惯性发展。也就从此开始，汉民族经历了两次完全亡国历史，长达将近400年。

汉民族经历的第三次折翅就是满落后文明对汉民族优秀文化的侵略，如果说前两次是汉民族自己给自己套上紧箍咒的话，那么落后文明对汉民族先进文明的破坏导致汉民族丧失了进取精神和意识。至此以后，汉文明再没有领先过世界，直至今天仍然摆脱不了被动状态。汉民族不再是一个为人类作贡献的民族，不再是一个令其它民族敬仰的民族。

导致汉民族衰落的第四阶段就是马克思学说成为指导汉民族的理论基础。汉民族完全成了不会思考的木乃伊，成为头脑麻木，只会吃饭的植物人。这是自独尊儒术之后历次麻木汉民族的延续。

笔者再次强调：本文不在于评论哪种学说的好坏，任何学说都有其利弊。本人都认为是人类自然发展史的探索行为的结果，所以本文不在于探讨各种学说的具体内容，也不评判他们之间的好坏，只是就他们对汉民族发展所起的作用进行结论式的笼统概括。关键的一点是：各种学说的争鸣是汉民族（不但是汉民族也是人类）进步和不断创新的原动力。丧失了这种对各种学说的证明氛围，汉民族必然衰落。

历史证明，当汉民族只被一种学说控制时，汉民族就丧失了活力，丧失了道德，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汉民族本来是一个能够综合吸纳各种学说的优点的一个民族，换句话说，汉民族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民族，汉民族的活力就在于能够不断创新，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解决问题。当外力或专制强行把一种学说套在汉民族头上或输入汉民族体内时，汉民族就成为精神木乃伊。当汉民族自由享有各种学说时，汉民族就成为不断思考、正确判断、勇于创新的民族。

但愿汉民族能摆脱羁绊，恢复春秋战国时代的活力，也就是重新焕发汉民族的创新力。只有这样，汉民族才能成为令世人景仰的民族。

一、华夏民族思想活跃的黄金时期

华夏民族从远古时代迈进春秋战国时代，进入了质的腾飞，首先春秋战国时代诞生了一大批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可以说是圣人），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他们的出现表明中华民族独特文化完全形成，并呈现不断创新之态。其间又出现大量的政治家，如杨朱、商鞅、管仲、晏婴、子产、屈原、范蠡等、其他象士的代表比如苏秦、张仪等更是不胜枚举。春秋战国出现的这些中华民族优秀人物，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思想、文化、军事等成就，至今无法超越。应该说春秋华夏民族时期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基础，至今仍在享用。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有人说后人效仿的是法家中央集权的见解，事实上，从秦开始，法家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后人就没有真正理解过。中央集权是民族统一的需要，但前提是“事在四方”，并且要“圣人只要”，在此基础上才有“要在中央”和“四方来效”。后人执行的中央集权，完全是偏离了法家的基本前提，只看结果，不看前提，至今仍是如此，可见春秋战国后无一人能超越圣人们的思想境界。

春秋战国时代呈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也是中华民族再也没有呈现过的局面，各种主张、思想、文化等见解的交锋、竞争，促进了华夏民族整体文明体系的形成，从治国到治家；从个人价值观到民族国家价值体系；从人性到社会属性、从道德到法治等等互相争鸣并互相促进。乃至一举超越了古代西方文明体系，领先数千年。这样的争鸣氛围可以说或许永远埋在中华民族的回忆里。我们的祖先所呈现的那种活力或许祖孙们永远都不会在有，这绝对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华夏民族的思想活跃，有人归结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一，言外之意就是这一现象产生是必然的，其后的沉寂也是必然的，本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纵观世界历史，人类激烈冲突和社会定型比比皆是，为什么独在东方的华夏出现了思想活跃？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创新能力一直保持至今，其间中华民族同样面临着激烈冲突，甚至超过西方，创新却无法与西方抗衡？这不是必然，如果说必然那就是由于汉民族精神被阉割导致的结果，而这种被阉割大部分是自己造成的。

二、秦、汉罢黜百家导致造血机能丧失

秦统一中国后，采取了韩非、商鞅的法家学说。李斯倡导法家的法制思想，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理解法家思想的精髓。比如法家强调“不法古，不循今”，就是求变，这与春秋战国以来的思想争鸣意境是完全一致的，但商鞅、李斯自己在执行中却完全违背了这种意境，他们单纯的把求“变”看作是以法治代替德治，却忽视了法家中心思想是随变而变的更高境界。所以秦的崇法而坑儒本身就是背离了李斯所倡导的法家思想。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同样道理，都是把前秦圣人思想极端化。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国家统一就意味着争鸣氛围必须消失吗？历史证明：统一的国家不一定要建立在思想专制的基础上。今天我们看到现代民主国家多样化思想只能促进国家稳定和民族进步,事实上，即使在古代,比如秦的尊法和汉的尊儒以及后来其他朝代的尊“其它”，表面上都没有妨碍其统治，这说明，无论是儒、还是法、还是道等等都有其思想合理的一面，而绝不存在着只有一种思想才适合于大一统的统治，否则就存在悖论。所以无论是使古代的君主集权和现代的国家形式。思想的一元化绝不是国家统治的必要条件，那种以统一思想为借口对人民实行统治的骗人谎言是禁不住实践考验的。多元、宽松、宽容的争鸣氛围不但不妨碍国家统一，反倒能在争鸣中迅速探讨出更好的模式，更有利于社会繁荣，国家稳定，社会和谐。

秦之后由于开始与李斯对法家的错误理解，到汉董仲舒对儒家思想在国家政治中作用的错误误导，以至于春秋战国期间聪明先人创造的先进思想和文明精髓被埋没，延续后来至今。对先人的错误解读，导致华夏民族丧失了本应更具活力的创造精神，从而丧失了造血功能。

我们当然承认，思想发展有其兴旺和沉寂阶段，正像希腊辉煌的文明时期过去后，思想陷于沉寂而进入枯味的修辞时期一样，春秋战国后中国也进入了对圣人思想的解读时期，只有由于没真正对先人的了解，以至于越来越误解。到宋代朱熹进入另一使人痛恨的程朱理学时期。

三、程朱理学压制了汉民族作为人的个性思考

如果说大一统后对先秦先人们学说的肤浅理解导致汉民族丧失了创新活力氛围的话，那么进入宋代由于朱熹们对圣人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注释和“发展”，则在汉民族头上加了一个吊死套。

我前面说过，任何学说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程朱理学当然也有其出现的历史客观性，我今天批判它对汉民族思想人性的束缚并不等于否定它的一切，但就客观结果来说，程朱理学的出现，是汉民族就此正式离开文化血性的士，踏入文化理性的绅士之途，民族没有了血性，可以想象一个个变成了机器人似的理性思维，无疑踏入活死人墓。

可笑的是，有些学者在分析程朱理学时，动用了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分析，得出程朱理学关联着“生命的自由表现”，真是无耻之极！

有的学者甚至考证出程朱理学把孔孟的儒家思想发展到新高度，本人不反对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这正是争鸣的氛围，但自己把自己吹捧为孔孟的徒子徒孙，自命为孔孟的继承人确实令人恶心！三纲五常”并非起源于孔孟, 而是对真正圣人孔孟的儒学平等和民主精神的背叛和践踏（游进语）。

春秋战国的儒是一种平等的儒，是一种张扬人的个性的儒，绝不是汉儒以来到程朱之流所注释歪曲的奴儒。孔子的“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颜渊》）本意是尽职，就是君有君的本分，臣有臣的本分，父有父的本分，子又子的本分，当父亲的生儿不养儿，那是禽兽，当国君的不管国事，连百姓都不如。在孔孟儒学里，君臣、父子关系都是双向的，每个人都要做你所处位置应该做的事情。在孔子眼里，臣不是君的奴才，而是同事，如果君有错，“要犯之”，“如不善而莫之违也, 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子路》）

孟子更是直截了当：“君之视臣如手足, 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

孔孟儒学关于父子关系同样强调互相尊重，那里存在什么君命父命不可违等不平等反人道程朱条款。

然而到了程朱理学，全然歪曲，发展到崭新高度，成为中国后来历代统治者坚奉的信条，“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理”《(语类》十三)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 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孟子集注.离娄上》）

“三纲五常”根本不存在他们宣称的人性，是一种反人性的理性。这种理性完全违背了孔孟儒学的“仁”的根本，是对孔孟儒学的背叛。中国后来盛行的大多陋习，如寡妇守道等完全是程朱假理学的恶果造成，国人的奴性也完全是程朱理学造成的恶果，自那之后，再没有了三国时期那种荡气豪情的开拓精神，中国后来的两次亡国也和程朱恶理学有莫大的关系。

程朱理学的灭人欲，绝不是后来统治者御用文人所辩解的那样什么理性的人，其实是奴性的人。汉儒发展到程朱其实已完全背叛了孔孟儒学的精神，成为历代统治者追崇德道德规范，这方面到清末曾国藩发展到极致。人连欲都没有了，基本就是活死人了。可见程朱对汉民族的戕害是多么大，有些人不知廉耻的吹捧说程朱理学促进了宋元明清时期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岂不知，这期间汉族有两次亡国，而这亡国正是从宋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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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题待以后时机成熟后再写，提纲已经列出

四、满清奴文化进一步阉割的文化体系
五、marks学说作为神使民族机能全部失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