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的中产阶级气质

作为当年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曾经有过无限的风光，美国人称之为“亚洲第一夫人”，她委实当之无愧。当年，她发动“夫人外交”攻势，以她摄人心魄的风姿和演讲，迷倒了不知多少美国人，为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援助。来华参战的美国军人，凡是见过第一夫人的，无不为之倾倒。在华的美国军人，无论是陈纳德天上的飞虎队，还是史迪威印缅战场上的陆军别动队，均堪称是全美国二战中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军人。由于欧美特有的崇拜夫人的传统，所以这种勇敢和战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宋美龄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力压国民党高层力主讨伐的呼声，亲自犯险进入西安，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其勇气和见识，绝非一个普通的贵妇人所能望其项背。在中国抗战独立支撑的年月，在国际法西斯阵营扩张势头猖獗，国民政府内部高层分裂的年月，在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并且最后站对队方面，应该说宋美龄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凡是见识过宋美龄的人，都对她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是中国第一夫人，但宋美龄从来就没有想到专门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刚与蒋介石结婚不久，闹着要做事，蒋让她去管北伐军的遗族学校。她没有嫌这个事情小，把个小小遗族学校管得井井有条。美国人来参观，说它是“东方第一新兴学校”。此后，无论是参与政务，还是参与妇女界活动，都有声有色。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由于有了她和一干新派人物的掺和，才避免了沦为一场霉味过重的复古运动的命运。

然而，有魅力而且能干的第一夫人，就像她的这个头衔一样，其实并不属于她身处的这个世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宋美龄等于是“皇后”，她的行为方式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像唐朝的长孙皇后那样，躲在丈夫的身后，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或者像武则天一样，凭借丈夫的权力飞扬跋扈。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至少要聚敛一些财富，争取生个儿子，或者抱养一个。然而，这一切距离宋美龄是太远了。宋美龄出身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就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读的是威斯里女子学院这种很贵族化的学校，饱浸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她的优雅、她的活力甚至她的能干，更像是美国式的，不怎么“中国”。她的英语无论说和写，都比她的中文好，甚至连她的思维方式都是英语的。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却还是欧美化的中国人，连打电话都用英语，给接线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英语的人看她，和她看人家，都显得那么地顺眼、和谐。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夫人，她自己或者陪同蒋介石，从慰问伤兵到视察前线，没少在军队里转。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尽管政见不同，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感情一直是非常好的。不论宋庆龄多么令蒋介石头痛，双方如何仇视，宋美龄却一直竭力维持着她和宋庆龄之间正常而且算得上亲密的姐妹关系。无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恶化到了什么地步，宋美龄都绝不允许蒋介石的特务碰她姐姐一根毫毛。为此，她不仅三番几次正色告知蒋介石，而且亲自出面警告戴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宋美龄给宋庆龄的信，依旧款款情深：“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这不是说宋美龄没有立场，亲情高于一切，而是一种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美国作派的体现——政治和家庭分开，意识形态的歧见跟家庭亲情是两回事，绝不往一块掺和。

在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的传说，在解放区到处流传，以至于到了我能懂事的时候，大人们还这样说。这个传说虽然表面上是对宋美龄的一种丑化或者诋毁，但也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隔膜和对立。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结合，固然还算是琴瑟和谐，但事实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宋美龄的朋友圈子里，无论是欧美的友人，还是国内的“欧美同学会”，对传统理学味道十足的蒋介石并不欣赏，甚至还说三道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对这些人自然也是若即若离。我们不知道，到了台湾之后，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遭到国民党整肃的时候，宋美龄会是个什么心情？然而，事实上不管她的心情如何，已经深入她骨髓的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生活作派，都只能让她继续扮演夫唱妇随的角色，绝不可能允许夫妻关系的任何裂痕暴露出来。

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使颇有理学气味的蒋介石入了基督教，但是多年来，她并没有将蒋介石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到了台湾之后，蒋对基督教感情日深，但更多地只是求助基督的庇佑。可以说，到死，蒋介石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一个中国的专制强人。在蒋介石的棺材里，宋美龄放入了四本书，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本《圣经》，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唐诗，西方基督教的书占了一半。也许，这样的陪葬品，只是代表了宋美龄的一种愿望。

事实上，宋美龄虽然身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一直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典雅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的世界。尽管我们把她列为“四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然而报上说，她死后的遗产只有12万美金，她惟一的房产在上海。可以说直到死，她都维持了一个老式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

作为当年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曾经有过无限的风光，美国人称之为“亚洲第一夫人”，她委实当之无愧。当年，她发动“夫人外交”攻势，以她摄人心魄的风姿和演讲，迷倒了不知多少美国人，为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援助。来华参战的美国军人，凡是见过第一夫人的，无不为之倾倒。在华的美国军人，无论是陈纳德天上的飞虎队，还是史迪威印缅战场上的陆军别动队，均堪称是全美国二战中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军人。由于欧美特有的崇拜夫人的传统，所以这种勇敢和战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宋美龄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力压国民党高层力主讨伐的呼声，亲自犯险进入西安，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其勇气和见识，绝非一个普通的贵妇人所能望其项背。在中国抗战独立支撑的年月，在国际法西斯阵营扩张势头猖獗，国民政府内部高层分裂的年月，在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并且最后站对队方面，应该说宋美龄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凡是见识过宋美龄的人，都对她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是中国第一夫人，但宋美龄从来就没有想到专门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刚与蒋介石结婚不久，闹着要做事，蒋让她去管北伐军的遗族学校。她没有嫌这个事情小，把个小小遗族学校管得井井有条。美国人来参观，说它是“东方第一新兴学校”。此后，无论是参与政务，还是参与妇女界活动，都有声有色。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由于有了她和一干新派人物的掺和，才避免了沦为一场霉味过重的复古运动的命运。

然而，有魅力而且能干的第一夫人，就像她的这个头衔一样，其实并不属于她身处的这个世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宋美龄等于是“皇后”，她的行为方式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像唐朝的长孙皇后那样，躲在丈夫的身后，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或者像武则天一样，凭借丈夫的权力飞扬跋扈。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至少要聚敛一些财富，争取生个儿子，或者抱养一个。然而，这一切距离宋美龄是太远了。宋美龄出身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就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读的是威斯里女子学院这种很贵族化的学校，饱浸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她的优雅、她的活力甚至她的能干，更像是美国式的，不怎么“中国”。她的英语无论说和写，都比她的中文好，甚至连她的思维方式都是英语的。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却还是欧美化的中国人，连打电话都用英语，给接线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英语的人看她，和她看人家，都显得那么地顺眼、和谐。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夫人，她自己或者陪同蒋介石，从慰问伤兵到视察前线，没少在军队里转。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尽管政见不同，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感情一直是非常好的。不论宋庆龄多么令蒋介石头痛，双方如何仇视，宋美龄却一直竭力维持着她和宋庆龄之间正常而且算得上亲密的姐妹关系。无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恶化到了什么地步，宋美龄都绝不允许蒋介石的特务碰她姐姐一根毫毛。为此，她不仅三番几次正色告知蒋介石，而且亲自出面警告戴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宋美龄给宋庆龄的信，依旧款款情深：“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这不是说宋美龄没有立场，亲情高于一切，而是一种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美国作派的体现——政治和家庭分开，意识形态的歧见跟家庭亲情是两回事，绝不往一块掺和。

在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的传说，在解放区到处流传，以至于到了我能懂事的时候，大人们还这样说。这个传说虽然表面上是对宋美龄的一种丑化或者诋毁，但也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隔膜和对立。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结合，固然还算是琴瑟和谐，但事实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宋美龄的朋友圈子里，无论是欧美的友人，还是国内的“欧美同学会”，对传统理学味道十足的蒋介石并不欣赏，甚至还说三道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对这些人自然也是若即若离。我们不知道，到了台湾之后，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遭到国民党整肃的时候，宋美龄会是个什么心情？然而，事实上不管她的心情如何，已经深入她骨髓的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生活作派，都只能让她继续扮演夫唱妇随的角色，绝不可能允许夫妻关系的任何裂痕暴露出来。

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使颇有理学气味的蒋介石入了基督教，但是多年来，她并没有将蒋介石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到了台湾之后，蒋对基督教感情日深，但更多地只是求助基督的庇佑。可以说，到死，蒋介石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一个中国的专制强人。在蒋介石的棺材里，宋美龄放入了四本书，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本《圣经》，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唐诗，西方基督教的书占了一半。也许，这样的陪葬品，只是代表了宋美龄的一种愿望。

事实上，宋美龄虽然身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一直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典雅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的世界。尽管我们把她列为“四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然而报上说，她死后的遗产只有12万美金，她惟一的房产在上海。可以说直到死，她都维持了一个老式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