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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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日,日军侵占沈阳,几天之内又占领长春、吉林等地。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图为日军占领沈阳城(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日,日军侵占沈阳,几天之内又占领长春、吉林等地。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图为日军占领沈阳城(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山西    今天是“9·18”纪念日,山西省11个市将首次实行防空警报统一试鸣,时间从上午10时00分持续到10时09分结束,与全国18个省份300多个城市同一时间统一鸣响。
广安
    今日下午14时30分至15时30分,广安人防办将在全市行政区域内统一进行防空袭警报试鸣放演练。
勿忘国耻[:a15:]
    创作反映九一八事变歌曲《松花江上》的作曲家张寒晖(1902-1946)。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 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这是“九一八”事变第2天上午11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官银总号(中央银行)大金库,掠夺了大批现款和黄金。这是日本兵把守在金库门前,门上贴有“日本军占领”的字条。新华社发    柳条湖村位于沈阳北郊,面积近8平方公里,多为柳林丛生的沼泽地,还有少部分菜地和庄稼地,散乱地分布着20来户人家。北大营距沈阳老城区约5公里,原为张作霖麾下东北军一大兵营,驻兵万余。整座营盘方方正正,边长两公里,四周环以土围和深壕。日军精心选定“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实因柳条湖和北大营是中国东北的军事要地,还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地形地物便于日军寻找事变借口和易于发动事变。北大营距沈阳城5公里,距柳条湖村500米,距南满铁路最近处仅300米。     据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中的3个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在《文献昭和史》中是这样描述的:“18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个离兵营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10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也已明确认定:柳条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计划实行的”。
    1936年1月28日,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杨靖宇(左)、周保中(中)、李兆麟(右)分任三路军总司令。 新华社发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大会。中国政府不积极动员人民和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却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联。9月1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饬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主持公道。施肇基在诉说日军入侵,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情景时,声泪俱下,并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     但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对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力加镇压,使日军占领东北后把侵略的战火又烧向中国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宣传抗日御侮的报刊杂志。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行游,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表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打击侵略者。人民自发制抵日货,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官兵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全国各地翻腾着抗日救亡的怒涛。
马本斋及其领导的回民支队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全力以赴,立即投入了发动和领导东北民众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9月25日后,在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地的街头出现了“以停工、罢市、停课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反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标语和传单。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积极宣传、推动下,东北广大民众的民族觉悟被极大地唤醒,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支援下在东北各地蓬勃发展,狠狠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东北抗日义勇军到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白山黑水间谱写着一曲曲壮丽的诗篇,以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为代表的无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血沃疆场。中国共产党也在血与火的抗日战争中经受住考验逐步壮大、成熟。
抗日英雄
赵一曼    1936年1月下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四、六各军和谢文东、李华堂部队举行联席会议,合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之后,第三军正式改称东北抗联第三军,部队扩大成十个师,兵力六千。东北抗联第六军于同年6月改编,军长夏云杰。同年11月,抗联第四军第二师改编为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后长时期与我党领导的部队联合抗日的谢文东部民众军、李华堂支队相继于1936年9月和翌年1月分别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八军与第九军。     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于1936年冬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     至1937年上半年,东北抗日联军已经由小到大号称“十大联军”,兵力达2万余众,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武装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称东北抗日联军是伪满洲国的“治安之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国列强是怎样表现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际上,苏联和世界其它一些进步国家一致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但英美等国却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政策。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愿对日本采取强硬制裁,反而偏袒日本。国联后作出决议,不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要求双方撤兵,避免事态扩大。虽然要求日军从占领区撤退,却赋予日军自由“剿匪权”这一有利于扩大侵略的条件。对国联这些颠倒是非、侮辱中国的决议,一向逆来顺受的国民党政府竟也完全接受。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一项报告书,确认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沈阳及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自卫措施”,“日本在争端的全部过程中采取的军事措施,也不能视为自卫措施”。
日军侵华
“纪念章”    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内政状况都对日本入侵有利。欧美帝国主义正陷在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之中,自救不遑,无暇东顾。     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认定1931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的“一年以后行动”计划。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因此,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7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日本事后反而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起了一场骇人的暴力排华事件。日本并以此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8月,日军利用“中村事件”,把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高峰。原来,日本现役军人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农业专家到禁止外人游历的大兴安岭地区侦探,被我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抓获。因其间谍证据确凿,当时满怀民族义愤的官兵于盛怒之下将他处死。     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作为战犯在中国受审时曾供认说:“伪满洲国的建立及其成长,就是关东军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侵略东北并企图巩固侵略的一个手段。”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满洲里。    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     1905年,日本取代沙皇俄国,攫取了租借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等权益。不久,日本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把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     1914年,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利益,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1915年,日本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抗日战争。
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此贴不顶说不过去啊
勿忘国耻,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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