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奥斯威辛 还原“太原工程队”真相

见证中国奥斯威辛 还原“太原工程队”真相

2009年08月25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见证中国的奥斯威辛
　　——探访日军太原集中营旧址
　　波兰南部的小镇奥斯威辛，因纳粹德国在此兴建了最大的集中营而闻名于世。“二战”期间，约110万人在这里被杀害，是著名的“死亡工厂”。而作为“二战”世界东方反法西斯战线的主要战场，很多人追问：中国有没有“奥斯威辛”？答案是肯定的。2009年8月15日，时值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64周年纪念，记者紧随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位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代集聚太原，踏着先辈的足迹探访日军太原集中营旧址，回忆那浸血的峥嵘岁月……
　　集中营仅存两间“仓库”
　　太原，今天已是繁忙的大都市，而谁曾想在一个国有大型机器厂中的两间不起眼的仓库，就是日军太原集中营仅存的遗址，若不是有心人的努力争取和保护，它几乎就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
　　刘林生今年61岁，他的父亲刘侵霄曾在1940年冬天的一次日军“扫荡”中被俘，后关押于“太原工程队”即日军太原集中营内。被俘期间，刘侵霄与集中营中的其他共产党员秘密组织地下党支部，营救了大批抗日人员。当2007年得知现存于山西机器制造公司的两间仓库即为日军“太原工程队”旧址时，为了保留这仅存的日寇侵华罪证，刘林生两年来一直致力于集中营旧址的保护，多次使它免于被开发商拆除的命运。
　　8月15日，记者与现年85岁的集中营幸存者张开明以及刘林生、刘绍德、刘杰、李纵国、赵笛等十几位太原集中营幸存者后代一起，来到位于太原北大街南、小东门街北的山西机器制造公司院内。70年前那座高墙耸立、戒备森严，占地300余亩的战俘集中营，早已被一排排淡蓝色的现代化厂房所替代。唯独公司后院的西北角，有两排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旧式砖瓦房因被当作仓库而得以保存，静静地遮掩在繁茂的绿树丛中。
　　这两间“仓库”正是当年集中营关押战俘的牢房。据介绍，当时这样的牢房有8间，每间牢房长度达150米，面积1500多平方米，最多时住500多名战俘。经记者实地测量，现址仅剩70多米长保留完好。长期以来，保留下来的这两间牢房一直被工厂当作仓库使用，里面修葺了一些隔墙，木架上长年堆放着物品。牢房原貌仍然颇为完整，两边七八厘米高的水泥地台就是曾经战俘睡觉的大通铺。走进去，深邃、黑暗的牢房透着些许阴森，仿佛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血腥气息，令人不寒而栗。
　　年已85岁的集中营幸存者张开明先生在女儿的搀扶下，迈着沉重的步伐，再次踏进自己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十分激动。张开明15岁时参加革命，曾经是八路军晋察冀二分区的战士，参加过“百团大战”，1941年被俘后关押在“太原工程队”时年仅17岁。他回忆：“战俘们铺的是草袋，盖的是破烂不堪的军毯，枕的是砖头；每天只吃两顿饭，不管冬、春，在院里对排两行，就像喂猪一样，也只能吃个半饱，刚刚饿不死……”
　　还原“太原工程队”罪恶真相
　　据统计，“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战俘集中营有40余个，关押战俘约50万。如果算上日军在各地临时设立的上百个战俘收容所和留置场，关押战俘数量超过百万人。一组数据更让人触目惊心：盟军在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2%，在日本管理的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6%，而中国战俘在华北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40%！
　　“太原工程队”是侵华日军于1938年6月在中国山西建立，对外名称“工程队”，内部称为“太原俘虏收容所”，直属日军驻山西派遣军第一军司令部管辖。 根据太原集中营幸存者刘侵霄的回忆，“工程队”是一所三进的大院，前院住十几个日籍办公人员，一小队日本兵，50多人。中院住一队伪军，70多人。后院很大，设有门岗、电网，关押被俘人员。被俘人员按“天、地、人、财”等字排号，每字1000人。后院十分肮脏，传染病盛行，每天都有数人死亡，日本人和伪军很少进后院。点名时，他们戴着口罩，站在20米以外，大声喊叫……
　　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记忆还原了“太原工程队”的罪恶真相：“太原工程队”是日军疯狂掠夺中国资源的“劳工转运站”；是日军用战俘“养虱子、跳蚤”，研究细菌战的地方；是日军利用中国战俘进行“活体解剖”，为日军伤兵进行“活体供血”的地方；是日军训练新兵，用中国战俘充当活靶子，“用活人练刺杀”的地方！
　　在距离小东门街不远的敦化南路，有一处清代建筑叫“观马亭”，它的前面一处叫赛马场的地方，就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用活人练习刺杀的场所。如今的赛马场随着城市的变迁早已不见踪影，但曾经见证一切的观马亭依然屹立。赵培宪就是在日本侵略军刺刀下逃出的唯一幸存者。
　　赵培宪的孙女赵笛讲：“当时北涧河是个干涸的河床，日本鬼子把战俘50个一批捆在刺刀架上。因为绑我爷爷的绳子是他自己的绑腿，他深知这个绑腿已经使用多年早已糟朽，于是在日本兵刺杀身边的人刺刀还未拔出的时候，猛地一下挣脱绑绳，一脚踢开面前的日本兵，顺势滚下身后的河沟。幸运的是，当时日本兵练习刺杀的步枪中是不上子弹的，使他最终逃脱了日军的追杀。”
　　后来，根据死里逃生的赵培宪讲述的亲身经历，1941年的《新华日报》揭露了这一罪行，至此，日军“试胆训练”的血腥事实才让世人所知。在1956年审判关押在太原的9名日本战犯的时候，被告人住冈义一交代，仅1942年7月26日与8月2日两次，就将俘虏人员340人作为日本新兵“试胆训练”的“活人靶”用刺刀刺死，其中包括50名年轻的抗大女学生。
　　集中营旧址保护列入规划
　　“‘太原工程队’是当年华北‘五大日军集中营’中最大、最早的，‘太原工程队’旧址也是唯一留存至今的实物遗迹，是唯一保留有牢房的日军集中营，具有无法复制的唯一性和罪证性。” 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抗战战俘史、赴日劳工史专家何天义自1985年开始就对中国的日军集中营做研究调查，他介绍，太原集中营在包括北平、天津、塘沽、石家庄、济南等华北多个大型集中营中是关押人数最多的。
　　根据太原集中营内历任战俘队长的回忆估算，从1938年6月建立到1945年8月结束，7年间，太原集中营关押人数有6万人之多，但事实可能远超过这个数字。何天义根据多年的跟踪研究发现，目前在华北地区的五大集中营中，旧址尚存的仅有太原这一座。
　　经过多方共同努力，2007年10月，“太原工程队”旧址终于挂上了“文物单位”的牌子予以保护。在今年“8·15”举行的“太原工程队”部分幸存者和幸存者后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座谈会上，山西机器制造公司、市文物局、市规划局、杏花岭区委宣传部等有关负责人分别发言，就“太原工程队”旧址的研究、保护、开发和利用等事宜提出了建议。
　　据了解，目前“太原工程队”旧址已经列入太原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总体保护规划。根据太原市文物局拟定的保护方案，“太原工程队”旧址将设史迹陈列馆、祭祀凭吊区和监舍区等三大功能区。针对监舍区，文物部门将依据“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原则，首先对日寇战俘集中营旧址遗存的两座监舍建筑进行维修保护，恢复其建筑原貌，并在此基础上再复建几组集中营建筑，力争重现“太原工程队”原貌。
　　本报记者 张东伟

见证中国奥斯威辛 还原“太原工程队”真相

2009年08月25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张开明回忆集中营里的难忘岁月。张东伟摄


保存完好的太原集中营牢房遗址。刘林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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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中国的奥斯威辛
　　——探访日军太原集中营旧址
　　波兰南部的小镇奥斯威辛，因纳粹德国在此兴建了最大的集中营而闻名于世。“二战”期间，约110万人在这里被杀害，是著名的“死亡工厂”。而作为“二战”世界东方反法西斯战线的主要战场，很多人追问：中国有没有“奥斯威辛”？答案是肯定的。2009年8月15日，时值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64周年纪念，记者紧随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位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代集聚太原，踏着先辈的足迹探访日军太原集中营旧址，回忆那浸血的峥嵘岁月……
　　集中营仅存两间“仓库”
　　太原，今天已是繁忙的大都市，而谁曾想在一个国有大型机器厂中的两间不起眼的仓库，就是日军太原集中营仅存的遗址，若不是有心人的努力争取和保护，它几乎就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
　　刘林生今年61岁，他的父亲刘侵霄曾在1940年冬天的一次日军“扫荡”中被俘，后关押于“太原工程队”即日军太原集中营内。被俘期间，刘侵霄与集中营中的其他共产党员秘密组织地下党支部，营救了大批抗日人员。当2007年得知现存于山西机器制造公司的两间仓库即为日军“太原工程队”旧址时，为了保留这仅存的日寇侵华罪证，刘林生两年来一直致力于集中营旧址的保护，多次使它免于被开发商拆除的命运。
　　8月15日，记者与现年85岁的集中营幸存者张开明以及刘林生、刘绍德、刘杰、李纵国、赵笛等十几位太原集中营幸存者后代一起，来到位于太原北大街南、小东门街北的山西机器制造公司院内。70年前那座高墙耸立、戒备森严，占地300余亩的战俘集中营，早已被一排排淡蓝色的现代化厂房所替代。唯独公司后院的西北角，有两排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旧式砖瓦房因被当作仓库而得以保存，静静地遮掩在繁茂的绿树丛中。
　　这两间“仓库”正是当年集中营关押战俘的牢房。据介绍，当时这样的牢房有8间，每间牢房长度达150米，面积1500多平方米，最多时住500多名战俘。经记者实地测量，现址仅剩70多米长保留完好。长期以来，保留下来的这两间牢房一直被工厂当作仓库使用，里面修葺了一些隔墙，木架上长年堆放着物品。牢房原貌仍然颇为完整，两边七八厘米高的水泥地台就是曾经战俘睡觉的大通铺。走进去，深邃、黑暗的牢房透着些许阴森，仿佛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血腥气息，令人不寒而栗。
　　年已85岁的集中营幸存者张开明先生在女儿的搀扶下，迈着沉重的步伐，再次踏进自己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十分激动。张开明15岁时参加革命，曾经是八路军晋察冀二分区的战士，参加过“百团大战”，1941年被俘后关押在“太原工程队”时年仅17岁。他回忆：“战俘们铺的是草袋，盖的是破烂不堪的军毯，枕的是砖头；每天只吃两顿饭，不管冬、春，在院里对排两行，就像喂猪一样，也只能吃个半饱，刚刚饿不死……”
　　还原“太原工程队”罪恶真相
　　据统计，“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战俘集中营有40余个，关押战俘约50万。如果算上日军在各地临时设立的上百个战俘收容所和留置场，关押战俘数量超过百万人。一组数据更让人触目惊心：盟军在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2%，在日本管理的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6%，而中国战俘在华北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40%！
　　“太原工程队”是侵华日军于1938年6月在中国山西建立，对外名称“工程队”，内部称为“太原俘虏收容所”，直属日军驻山西派遣军第一军司令部管辖。 根据太原集中营幸存者刘侵霄的回忆，“工程队”是一所三进的大院，前院住十几个日籍办公人员，一小队日本兵，50多人。中院住一队伪军，70多人。后院很大，设有门岗、电网，关押被俘人员。被俘人员按“天、地、人、财”等字排号，每字1000人。后院十分肮脏，传染病盛行，每天都有数人死亡，日本人和伪军很少进后院。点名时，他们戴着口罩，站在20米以外，大声喊叫……
　　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记忆还原了“太原工程队”的罪恶真相：“太原工程队”是日军疯狂掠夺中国资源的“劳工转运站”；是日军用战俘“养虱子、跳蚤”，研究细菌战的地方；是日军利用中国战俘进行“活体解剖”，为日军伤兵进行“活体供血”的地方；是日军训练新兵，用中国战俘充当活靶子，“用活人练刺杀”的地方！
　　在距离小东门街不远的敦化南路，有一处清代建筑叫“观马亭”，它的前面一处叫赛马场的地方，就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用活人练习刺杀的场所。如今的赛马场随着城市的变迁早已不见踪影，但曾经见证一切的观马亭依然屹立。赵培宪就是在日本侵略军刺刀下逃出的唯一幸存者。
　　赵培宪的孙女赵笛讲：“当时北涧河是个干涸的河床，日本鬼子把战俘50个一批捆在刺刀架上。因为绑我爷爷的绳子是他自己的绑腿，他深知这个绑腿已经使用多年早已糟朽，于是在日本兵刺杀身边的人刺刀还未拔出的时候，猛地一下挣脱绑绳，一脚踢开面前的日本兵，顺势滚下身后的河沟。幸运的是，当时日本兵练习刺杀的步枪中是不上子弹的，使他最终逃脱了日军的追杀。”
　　后来，根据死里逃生的赵培宪讲述的亲身经历，1941年的《新华日报》揭露了这一罪行，至此，日军“试胆训练”的血腥事实才让世人所知。在1956年审判关押在太原的9名日本战犯的时候，被告人住冈义一交代，仅1942年7月26日与8月2日两次，就将俘虏人员340人作为日本新兵“试胆训练”的“活人靶”用刺刀刺死，其中包括50名年轻的抗大女学生。
　　集中营旧址保护列入规划
　　“‘太原工程队’是当年华北‘五大日军集中营’中最大、最早的，‘太原工程队’旧址也是唯一留存至今的实物遗迹，是唯一保留有牢房的日军集中营，具有无法复制的唯一性和罪证性。” 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抗战战俘史、赴日劳工史专家何天义自1985年开始就对中国的日军集中营做研究调查，他介绍，太原集中营在包括北平、天津、塘沽、石家庄、济南等华北多个大型集中营中是关押人数最多的。
　　根据太原集中营内历任战俘队长的回忆估算，从1938年6月建立到1945年8月结束，7年间，太原集中营关押人数有6万人之多，但事实可能远超过这个数字。何天义根据多年的跟踪研究发现，目前在华北地区的五大集中营中，旧址尚存的仅有太原这一座。
　　经过多方共同努力，2007年10月，“太原工程队”旧址终于挂上了“文物单位”的牌子予以保护。在今年“8·15”举行的“太原工程队”部分幸存者和幸存者后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座谈会上，山西机器制造公司、市文物局、市规划局、杏花岭区委宣传部等有关负责人分别发言，就“太原工程队”旧址的研究、保护、开发和利用等事宜提出了建议。
　　据了解，目前“太原工程队”旧址已经列入太原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总体保护规划。根据太原市文物局拟定的保护方案，“太原工程队”旧址将设史迹陈列馆、祭祀凭吊区和监舍区等三大功能区。针对监舍区，文物部门将依据“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原则，首先对日寇战俘集中营旧址遗存的两座监舍建筑进行维修保护，恢复其建筑原貌，并在此基础上再复建几组集中营建筑，力争重现“太原工程队”原貌。
　　本报记者 张东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