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艰苦历程──读《从战争中走来》的感 ...

读了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心中很难平静下来。这部反映张爱萍将军生平史实的传记，最吸引我的内容是张将军对国防科技工业的真知灼见。
       我在军工单位工作三十年了。我的工作就是为部队提供装备。说起这三十年，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都有“一把辛酸泪”。
       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可谓“天之骄子”，政治地位很高，毛泽东曾说“三线建设搞不上去，睡不好觉”，林彪曾说“军工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在军工发展史上，如果说前三十年是一个“极端”，正是从1980年开始，后来的近二十年，军工的处境是困兽犹斗。
       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也常想，这种境况是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读了《从战争中起来》，佐以过去积累的一些信息，我有了自己心中的答案。
       了解一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近代工业发韧于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所办的主要是军工企业，如李鸿章着力开办金陵制造局以生产枪炮弹药，沈葆桢则创办马尾船厂以建造铁甲军舰，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不仅倾力兴办汉阳兵工厂，还推动建设为军事工业配套的铁厂、矿厂。蒋介石在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国共内战后期，仍然下令不能让重庆几家兵工厂的工人饿饭，用米、面和布料折算为工资发放。不论他们所图为何，但共同的表现就是“重视国防工业”。新中国成立后，从抗战、内战走来的开国领袖、元帅、将军们都知道军队的差距所在和做强国防工业的必要性，所以，在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多数都是军工项目。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基础就是在发展国防工业的过程中奠定的。
        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建立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非常艰难的，一是缺人才，二是投资大，这也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宁可仰承美国的“保护”也不建设国防工业体系的重要原因。中国不自己搞国防工业建设和自建国防科研体系，主要依靠外国人又行不行呢？洋务前辈和蒋介石的实践及结论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国国防科技工业能够得到重视和发展，不是什么当时领导人的“头脑发热”，而是几代人的深思熟虑。当然，国防科技工业能够发展起来，也是许多奉献者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有更多老百姓勒紧裤带的支持。
        世界上的事情“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了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是最早提出“军转民”要求的。“军转民”的实质就是削减军费包括装备科研和采购费用，将投资重点放到国民经济主战场，同时，推动军工单位到市场自谋生路。这样的战略选择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国防科技工业的改革思路难道只有后来实施那一种吗？读了《从战争中走来》，我以自身的体会，认为张爱萍的主张更切实、更可行。书中写了张爱萍的看法。张将军说：“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商品。市场经济也不是唯一的，国防、环境、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就不是市场说了算的嘛！”“改革是必须的，但不是只有照外国的去做才叫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历史形成的，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极特殊的产业。衡量它的标准不是市场效益，而是战场效益。不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而是国家生存的安全利益。”“军品供需算不算是市场行为？起码现在不算。市场是买卖双方的事，市场机制是竞争，按四川人说话，是明里标价，袖里还钱。要说算，也是典型的买方垄断市场；或是卖方垄断市场。买和卖，都只是一家嘛。”“ 再有，军队不是单纯的买武器。从战争需要出发，不仅要考虑军品的价格和质量，还要考虑生产企业的战时应急能力和技术发展趋势；而民品，买的人只考虑价格和质量就够了，没有哪个人会考虑企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因此，军品竞争决不能是简单的优胜劣汰，将失败者彻底淘汰出局。”“因此，军工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不能简单照搬一般民用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案。”“我不反对改革，我说的也是改革。是步子大小的问题。在国际高科技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谈何容易。弯子太大、太猛了，多少年都捋不顺。掉下来，再赶就难了。
       客观地说，“军转民”是成果丰硕的。但是，很少人知道，绝对多数的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军工企事业单位的地位、待遇在很长的时间里比起欧美国家的差距之大自不待言，就是与非洲那些落后小国相比也是差距不小。难得的是，即使在国家投资力度不大的情况下，多数军工单位还是宁愿勒紧裤带，动用自己创收的资金来搞军品的科研开发。现在问世的大多数新产品都是在外人根本不知道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搞出来的。国防工业的状况直到我国驻南使馆挨炸以及稍后陈阿扁上台，才逐渐出现了转机。然而，十几年的岁月已经流走了。现在，国内军事迷甚多，其中，尤以武器装备发烧友居多。与党史、国史、人物类读物、论坛相比，武器装备类读物、媒体的读者数量更为庞大。许多读者只知道或只关心一个个好看的“蛋，却不知道或不关心“下蛋的鸡”。其实，能够在二十年的时间 里建立起独立的、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国防科技和工业生产体系，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历史功绩。当然，也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对这个领域及其历史进程的回顾、研究和探讨，也应当成为一个关注重点。张爱萍将军是国防科技工业的掌舵人，他的一些观点绝对不是“政争之词”或“书生 意气”， 他是一个真的知己知彼的智者        和对党国的“钢杆忠臣”。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张将军还在台上，据我所知，他对文化艺术很有兴趣。在他的倡导下，国防科技工业成立了“神剑”文学艺术协会，主办了《神剑》文学艺术刊物，力主打破长期以来对外的信息封闭状态。张将军当时的这些举动，即使在军方高层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认为这些举动有“泄密”之虞。张将军据理坚持，并指示对邓稼先等无名英雄的广泛宣传。现在的人们能够对中国军工、中国武器有些了解，与张将军当年坚持军工信息的“有限开放”不无关系。
        记得我国驻南使馆挨炸后，我就看见一家军工厂的厂长放声痛哭，他说：这是国防科技工业的耻辱啊，因为我们没能提供更多先进的撒手锏！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先进武器，美国鬼子敢炸吗！现在网上有许多网友质疑“韬光养晦”，其实，掂量一下手头的斤两并查一查库存的家伙，能不“韬光养晦”吗。这种策略的提出与现实的情形，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很少人知道，绝对多数的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军工企事业单位的地位、待遇在很长的时间里比起欧美国家的差距之大自不待言，就是与非洲那些落后小国相比也是差距不小。难得的是，即使在国家投资力度不大的情况下，多数军工单位还是宁愿勒紧裤带，动用自己创收的资金来搞军品的科研开发。现在问世的大多数新产品都是在外人根本不知道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搞出来的。回顾历史，读了张将军所言，不能不令我辈中人仰天长叹。读了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心中很难平静下来。这部反映张爱萍将军生平史实的传记，最吸引我的内容是张将军对国防科技工业的真知灼见。
       我在军工单位工作三十年了。我的工作就是为部队提供装备。说起这三十年，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都有“一把辛酸泪”。
       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可谓“天之骄子”，政治地位很高，毛泽东曾说“三线建设搞不上去，睡不好觉”，林彪曾说“军工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在军工发展史上，如果说前三十年是一个“极端”，正是从1980年开始，后来的近二十年，军工的处境是困兽犹斗。
       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也常想，这种境况是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读了《从战争中起来》，佐以过去积累的一些信息，我有了自己心中的答案。
       了解一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近代工业发韧于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所办的主要是军工企业，如李鸿章着力开办金陵制造局以生产枪炮弹药，沈葆桢则创办马尾船厂以建造铁甲军舰，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不仅倾力兴办汉阳兵工厂，还推动建设为军事工业配套的铁厂、矿厂。蒋介石在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国共内战后期，仍然下令不能让重庆几家兵工厂的工人饿饭，用米、面和布料折算为工资发放。不论他们所图为何，但共同的表现就是“重视国防工业”。新中国成立后，从抗战、内战走来的开国领袖、元帅、将军们都知道军队的差距所在和做强国防工业的必要性，所以，在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多数都是军工项目。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基础就是在发展国防工业的过程中奠定的。
        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建立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非常艰难的，一是缺人才，二是投资大，这也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宁可仰承美国的“保护”也不建设国防工业体系的重要原因。中国不自己搞国防工业建设和自建国防科研体系，主要依靠外国人又行不行呢？洋务前辈和蒋介石的实践及结论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国国防科技工业能够得到重视和发展，不是什么当时领导人的“头脑发热”，而是几代人的深思熟虑。当然，国防科技工业能够发展起来，也是许多奉献者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有更多老百姓勒紧裤带的支持。
        世界上的事情“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了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是最早提出“军转民”要求的。“军转民”的实质就是削减军费包括装备科研和采购费用，将投资重点放到国民经济主战场，同时，推动军工单位到市场自谋生路。这样的战略选择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国防科技工业的改革思路难道只有后来实施那一种吗？读了《从战争中走来》，我以自身的体会，认为张爱萍的主张更切实、更可行。书中写了张爱萍的看法。张将军说：“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商品。市场经济也不是唯一的，国防、环境、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就不是市场说了算的嘛！”“改革是必须的，但不是只有照外国的去做才叫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历史形成的，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极特殊的产业。衡量它的标准不是市场效益，而是战场效益。不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而是国家生存的安全利益。”“军品供需算不算是市场行为？起码现在不算。市场是买卖双方的事，市场机制是竞争，按四川人说话，是明里标价，袖里还钱。要说算，也是典型的买方垄断市场；或是卖方垄断市场。买和卖，都只是一家嘛。”“ 再有，军队不是单纯的买武器。从战争需要出发，不仅要考虑军品的价格和质量，还要考虑生产企业的战时应急能力和技术发展趋势；而民品，买的人只考虑价格和质量就够了，没有哪个人会考虑企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因此，军品竞争决不能是简单的优胜劣汰，将失败者彻底淘汰出局。”“因此，军工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不能简单照搬一般民用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案。”“我不反对改革，我说的也是改革。是步子大小的问题。在国际高科技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谈何容易。弯子太大、太猛了，多少年都捋不顺。掉下来，再赶就难了。
       客观地说，“军转民”是成果丰硕的。但是，很少人知道，绝对多数的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军工企事业单位的地位、待遇在很长的时间里比起欧美国家的差距之大自不待言，就是与非洲那些落后小国相比也是差距不小。难得的是，即使在国家投资力度不大的情况下，多数军工单位还是宁愿勒紧裤带，动用自己创收的资金来搞军品的科研开发。现在问世的大多数新产品都是在外人根本不知道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搞出来的。国防工业的状况直到我国驻南使馆挨炸以及稍后陈阿扁上台，才逐渐出现了转机。然而，十几年的岁月已经流走了。现在，国内军事迷甚多，其中，尤以武器装备发烧友居多。与党史、国史、人物类读物、论坛相比，武器装备类读物、媒体的读者数量更为庞大。许多读者只知道或只关心一个个好看的“蛋，却不知道或不关心“下蛋的鸡”。其实，能够在二十年的时间 里建立起独立的、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国防科技和工业生产体系，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历史功绩。当然，也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对这个领域及其历史进程的回顾、研究和探讨，也应当成为一个关注重点。张爱萍将军是国防科技工业的掌舵人，他的一些观点绝对不是“政争之词”或“书生 意气”， 他是一个真的知己知彼的智者        和对党国的“钢杆忠臣”。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张将军还在台上，据我所知，他对文化艺术很有兴趣。在他的倡导下，国防科技工业成立了“神剑”文学艺术协会，主办了《神剑》文学艺术刊物，力主打破长期以来对外的信息封闭状态。张将军当时的这些举动，即使在军方高层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认为这些举动有“泄密”之虞。张将军据理坚持，并指示对邓稼先等无名英雄的广泛宣传。现在的人们能够对中国军工、中国武器有些了解，与张将军当年坚持军工信息的“有限开放”不无关系。
        记得我国驻南使馆挨炸后，我就看见一家军工厂的厂长放声痛哭，他说：这是国防科技工业的耻辱啊，因为我们没能提供更多先进的撒手锏！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先进武器，美国鬼子敢炸吗！现在网上有许多网友质疑“韬光养晦”，其实，掂量一下手头的斤两并查一查库存的家伙，能不“韬光养晦”吗。这种策略的提出与现实的情形，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很少人知道，绝对多数的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军工企事业单位的地位、待遇在很长的时间里比起欧美国家的差距之大自不待言，就是与非洲那些落后小国相比也是差距不小。难得的是，即使在国家投资力度不大的情况下，多数军工单位还是宁愿勒紧裤带，动用自己创收的资金来搞军品的科研开发。现在问世的大多数新产品都是在外人根本不知道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搞出来的。回顾历史，读了张将军所言，不能不令我辈中人仰天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