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耳其的一篇旧文（原载于《舰载武器》）

三个“战略方向”
       
        就目前而言，土耳其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受到国内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简单的说：世俗化的现代主义者希望土耳其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因而倾向西方，泛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而抱有历史观点的泛突厥主义者则认为，土耳其应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地区建立起一个泛突厥体系，所以应着眼于东方。这三种观点，为土耳其分别设定了三个不同的战略方向。
       
西向战略

        自19世纪开始，土耳其便开始试图向西方国家靠拢，这一点与处于变革时期的沙俄以及日本如出一辙。1931年4月，“国父”凯末尔正式提出了民族主义六大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大众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改革主义。此后这六大原则于1937年被写入土宪法，其实质即在于通过西化为手段，最终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至今，土耳其的西向战略目标最终具体化为加入欧盟，这是土外交政策几乎衡定的重点。

        相对于土耳其的热切，欧盟国家的对土政策则要复杂的多，其发展轨迹更像是一条不规则的折线——二战后，西欧国家出于当时防范苏联威胁的需要，对土耳其主要采取拉拢政策，不但向土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土耳其的“欧洲取向”。在西欧国家的认可下，土耳其先后加入了一系列与欧洲有关的国际组织：1948年加入经合组织，1949年加入欧洲委员会，1952年加入北约。1963年，欧共体（为论述方便，后文中均以欧盟代称）与土耳其签署了接受土为欧共体联系成员国的《安卡拉条约》，条约规定在经过17年的过渡期后，可以考虑土耳其正式入盟。由此直到70年代末，欧土关系基本顺利。在《安卡拉条约》框架下，土耳其较好地按欧盟要求履行了协议，欧盟也没有在土耳其军人专政或民主问题上过多纠缠。除了冷战之外，这其中的一个内在因素在于，当时的欧洲一体化主要仍还集中于经济层面，成员的政治体制对此并不会产生过多的影响。

         而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欧盟政治合作机制的启动，政治体制上的“一致性”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欧盟对外关系开始强调政治因素，“民主化”成为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于是，土耳其国内的“非民主”和“非西方”性质日益引起欧盟关注，并成为双方的主要磨擦点。1980年土耳其的军事政变使得这一矛盾最终被激化——1982年，欧洲议会甚至通过决议，暂停执行欧盟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尽管当时土耳其指责欧盟“试图继续执行19世纪基督教欧洲对穆斯林土耳其所实行的歧视政策”，但由于西向战略是土耳其的基本国策，土军事当局最后仍然做出了妥协（军方恰恰是西向战略的主要支持者），于1983年举行了大选，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相应地，欧盟也恢复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协议，1987年4月14日土耳其正式提出了入盟申请。

        但是，这之后欧盟对土政策实质上并未有太多的起色，甚至可以说一直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欧盟委员会在1989年12月对土入盟申请的评估意见中称，由于欧盟“要完成内部市场建设”，因而不会在1993年以前考虑土入盟问题。评估意见还涉及到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库尔德人以及希腊与土耳其主权争执等问题，并认为土耳其在民主、法治、人权等方面与欧洲的标准还相差太远。当然，欧盟在否决土耳其入盟候选国地位的同时，也做出了一个妥协，即表示可以与土耳其建立一个关税同盟——1995年3月， 欧盟与土耳其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然而，在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峰会讨论欧盟扩大问题时，土耳其再次被排除在候选国名单之外。

        欧盟对土政策的重大变化是在1999年12月的赫尔辛基峰会上。土耳其不仅受邀参加了此次峰会，而且最终获得了欧盟候选国的资格，这表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土耳其是“一个欧洲国家”的立场，并愿意像对待其他候选国一样向土提供财政与技术援助，为其入盟做好准备……

        如果从签署《安卡拉条约》算起，土耳其为加入欧盟已经等待了近44年，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一般的观点是：欧盟政策主要受地缘与文化认同两方面问题的制约，二者一正一反从相反的方向产生作用力，使欧盟在土入盟问题上的政策充满了矛盾。

        先就地缘因素而言，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通道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地缘价值正是目前土耳其和各国博弈中最大的资本。

         冷战期间，土耳其在西方阵营的战略中的地位是由它相对于苏联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事实上，正是苏联的威胁客观上提供了将土耳其包含在西方联盟内的机会。土占据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战略要地”，作为北约的南部支柱，它不仅是阻止苏联向南欧扩张的重要屏障，也是连接欧洲与中东石油资源的陆上通道，因而是欧洲安全的一笔极为重要的资产。这种重要性使欧盟必须认真对待土融入欧洲的要求，“因为土耳其是欧洲人在反击来自东方的战略威胁时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土耳其在冷战期间的地缘战略价值大大下降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正方向的作用力”降低了，这便导致在1989年到1999年之间，欧盟一度“冷落”了土耳其。但是，也正是冷战的终结，使得欧美合作的价值对于美国而言同样下降了，美国开始越来越多的奉行单边主义政策，而忽视了欧洲国家的利益。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特别是欧元的发行，美欧之间的矛盾开始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必需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的地缘安全体系。基于这个原因，土耳其在欧洲地缘战略中的作用再次受到重视。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使得刚刚诞生的欧元遭到了重创，在这一刺激下，于是就有了在当年年底的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的地位的一幕。

        土耳其对于欧盟新的地缘战略价值体现在中亚和中东两个方向。冷战结束后，由于旧政权解体后所出现的少数民族问题、边界争端、民族主义和种族问题日趋严重，欧盟东部及南部新出现大量的不稳定因素。宗教极端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使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地区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而且这些不稳定因素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对欧盟国家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直接及间接的威胁。例如：欧盟许多国家高度依赖上述地区能源的供应，中东及中亚地区发生任何冲突或出现政局不稳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欧盟的经济利益，同时还有可能形成大规模的难民潮，或发生大量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及偷渡等问题，从而对欧盟国家边境安全和国内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威胁。从地缘上说，土耳其是对中东、中亚两个区域施加影响的重要着力点，而除此之外，土耳其还可以扮演这样一种角色——一个西化的且稳定富足的伊斯兰国家必将为中亚和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树立起一个好“榜样”。

        地缘战略价值构成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最有利因素，而关于反作用力，仅仅考虑文化上的差异在笔者看来是不够的。

        欧盟内部对土耳其入盟带来的变数有着多方面的担心：其一是由土耳其人口庞大所带来的问题：土现有人口已达7200万，而且增长速度是欧洲最快的。据估计，到土耳其入盟时，其人口将比欧盟任一其他成员国都多，这将给未来欧盟决策过程带来重大影响——目前欧盟部长理事会内的表决权主要是根据成员国人口的多少来分配的。这种前景使许多成员国感到不安，特别是那些已经感到被边缘化的欧盟小国。此外，欧洲民众还担心土耳其人会抢走他们的就业机会；其二是土耳其地理位置带来的问题：土耳其国土横跨欧亚，其中只有3.1％属于欧洲，而96.7%部分在亚洲。从民意上说，大部分欧洲人不认为土耳其在地理上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其三则是因土耳其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土耳其目前的经济总量只有欧盟的2％，人均GDP只及欧盟平均水平的28.5％，接纳土为成员国势必将给欧盟纳税人造成沉重负担。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为准备土耳其2025年入盟将花费170—280亿欧元。此外，土耳其经济以农业为主，33％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而欧盟的平均水平不到5％，土入盟后有资格享受欧盟最高水平的地区援助，这意味着欧盟还要为土提供高达82亿欧元的农业支持资金。

        除此之外，前面提及的土耳其的异质文化和非基督教传统也同样是土入盟的一个障碍，甚至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障碍——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继承人，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一直是基督教欧洲的最大敌人。他曾统治中东及东南欧达400年之久，是唯一一个拥有“圣地（麦加及麦地那）捍卫者”头衔的伊斯兰超级大国。尽管现在的土耳其已是一个世俗国家，但仍有95％（另一说为99％）的居民宣称信仰伊斯兰教；而现在的欧盟在事实上的确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俱乐部”。因此，在土耳其入盟进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认同问题——不仅仅是文化或宗教上的认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基于文化、宗教基础上的政治上的认同，后者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欧盟内部在政治上出现分裂，从而抵消欧洲一体化的努力。

        正是这一正一反两股作用力，使得土耳其的西向战略一波三折，进展迟缓——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的地位，但是，欧盟同时给出了严格条件的：入盟谈判只有在土耳其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取得进展后才会开始，这些问题包括国内人权、民主问题，塞浦路斯问题，与希腊的领土争端问题……等等。而且欧盟在土入盟谈判启动时间上也一拖再拖，2002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明确决定，暂不与土开启入盟谈判，一切要到2004年12月对土政治、经济、人权状况等再次评估后再作决定。而尽管2004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批准了欧盟与土耳其入盟谈判的启动时间，但欧盟同时强调，并不能完全保证土耳其入盟目标最终能够实现。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入盟谈判都是开放式的，但这一次，欧盟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如果土耳其国内出现严重的、持续的违反人权或欧洲价值观的情况，欧盟将随时停止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再进一步的说：在这正、反两股作用力背后，则是欧盟内部对欧盟性质认定的两大对立派别，一派主张将欧洲定义为：一体化或联邦制政治实体。另一派则将欧洲定义为：松散的经济自由贸易区。对土耳其入盟的反对主要来自前者，这其中包括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而英国、北欧国家及绝大多数新成员国则支持或者至少不激烈反对土耳其入盟。德、法等国认为，“一个有土耳其的欧洲将不可能是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洲”，“欧洲只有维持白人与基督教的主体性才能更好地团结在一起”。法国前总统、欧盟宪法草案主持人吉斯卡尔·德斯坦认为，接受土耳其入盟有使欧盟成为“联合国的地区版”的风险，欧盟将变成一个“闲谈俱乐部”。相对于容许土耳其入盟，法、德等国更倾向于与土建立“特殊伙伴关系”，以此来维持欧盟在土的地缘利益，但不绝能让土入盟。

        而出现这两个派别，则源于欧盟内部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德、法两国目前在欧盟经济、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一个紧密的、一体化的欧洲更有利于其扩大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英国则由于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尴尬位置，在其重新可以主导欧洲事务之前，英国必然不希望欧洲实现紧密的一体化；北欧以及新入盟的东欧国家由于在政治和经济上均无明显的优势，所以以让渡部分主权实现欧洲一体化，对于这些国家客观上确实缺乏吸引力，甚至可能会得不偿失。而在欧洲之外，美国出于拉拢土耳其的需要，同时也为了迟滞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土耳其入盟则也抱以非常积极的态度。

        从欧盟战后40多年来对土耳其政策的演进轨迹看，远期讲，欧盟不会质疑土耳其申请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合法性，并会帮助这个国家实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这是由其地缘战略需求决定的。但具体操作上欧盟实际采取了一种“延滞”土耳其融入欧洲的政策——在不明确拒绝土耳其入盟的同时，不断提高入盟门槛，尽量拖延其入盟时间。

       
南向战略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新帝国出现了，他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只脚踏在亚洲，另一只脚踏则在欧洲。帝国的版图日愈扩大，在灭亡麦木鲁克王朝后，他不仅变成了拜占廷的继承者，而且成为了继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之后，各小国的继承者。到十六世纪时，北非其余的阿拉伯国家，也被陆续纳入了帝国的版图。

        自苏莱曼一世死后的200多年间，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1517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勒班多战役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从此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十七至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在与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交战中迭遭失败，势力进一步转衰——九次俄土战争几无胜绩，失地千里。随着国运的衰败，以及国内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至十九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巴尔干半岛诸国先后独立，英、法、俄、奥也相继开始争夺其领土，在这种情形下，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行省的离心力也开始增强。

        在这种国运衰败的情况下，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开始成形（事实上在19世纪以前，土耳其人对自己民族身分的认定是非常模糊的），为了挽救帝国，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应用而生，而这其中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泛奥斯曼主义”。泛奥斯曼主义形成于1839年－1876年的土耳其政治运动（“坦吉麦特”运动），最初的主张是“所有臣民不论宗教和语言都一律平等，都应忠于一个共同的政府”，1876年新奥斯曼党人发动宫廷政变后，随即颁布了有泛奥斯曼主义色彩的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土耳其语为国语”。而至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主政后，泛奥斯曼主义已经演化为一种民族沙文主义，其意图在于通过强化中央集权和对治下各民族实施土耳其化来巩固帝国——1911年青年土耳其党通过决议，强调“国家只容许一个主义，即奥斯曼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实体，即享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奥斯曼帝国；一种忠诚，即忠于统一的祖国的爱国主义”。但是最终的结果则是适得其反——奥斯曼帝国在其阿拉伯地区强行推行突厥语，在西部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中强行推行伊斯兰教，这些政策无一例外的遭至当事民族的不满和反抗，进而加速了帝国的崩溃速度。

        一战期间，英国和俄国开始插手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地区，英国人许诺帮助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则最终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土崩瓦解，土耳其人的国土退回到了土本部，直至1919年，由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民族抗战运动，击退外国势力，方才阻止了国家的进一步崩溃。

        正是以上的这段历史渊源，使得现在的土耳其对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始终抱有某种期待，而在思想层面，这则表现为土国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仅就这一点而言，同样曾统治过这片土地的伊朗（至今伊朗人仍以自称波斯人为荣）与土耳其却是有着不少相似之处。而伊拉克战争之后，土耳其政府要求越界打击库尔德人武装，除了打击分裂势力的考虑之外，很难说是否和其针对中东的南向战略诉求存在某种联系。

        就前景而言，土耳其的南向战略能有多大的操作空间，对此笔者并不乐观：就全局而言，由于中东对全球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在这里出现任何主导性的力量，都将是主要强权国家所不愿见到的。欧盟将土耳其入盟与库尔德人的人权状况挂钩，其深层用意或许就基于此处。

        而从阿拉伯国家的认同而言，由于前面所说的历史原因，阿拉伯世界对土耳其（对伊朗同样如此）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或者说是不信任，而土耳其一直以来与以色列关系密切，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正是因为始终对背后的伊朗及土耳其抱有顾虑而不敢全力以赴。任何合作都是无法建立于恐惧之上的，在这种氛围下，显然土耳其很难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足够的政治威信（同样道理，“中国威胁论”曾一度成为中国提升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巨大障碍，进一步说，仅仅靠过人的武力，是无法真正在国际政治中提升影响力的）。

       
东向战略

        从土耳其政府的角度而言，东向战略，在三个战略方向中是最晚提出的，大致时间大致是在冷战结束前后，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则由来已久。

        在历史上，土耳其并非泛突厥主义思想源生地。这一思想的最初发源地在俄国，19世纪的沙俄，在对待其统治下的少数民族问题上奉行的是同样带有浓厚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泛斯拉夫主义，而当时高加索及中亚地区讲突厥语的鞑靼人（亦称为塔塔尔人）为反抗民族压迫，提出了“大土兰”思想，泛突厥主义便由此而生，其最初的主张是要在文化上谋求操突厥语的民族的统一性，达成“突厥民族”的精神复兴。这一思潮在产生之后开始收到沙俄的压制，这迫使鞑靼泛突厥主义者在20世纪初开始流亡到奥斯曼帝国，而19世纪－20世纪初，正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之前土耳其人对自身民族的认定是非常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泛突厥主义最终成为了土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土最早的著名的泛突厥主义者是社会学家孜牙.乔加勒普，在他所著的《突厥主义理论》一书中，最早的提出建立“大土耳其斯坦”，即首先完成土耳其的统一，进而完成乌古斯坦（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刺子模）的统一，最后则是土兰（包含中亚及其他鞑靼人地区）的统一。

        与前面提到的泛奥斯曼主义一样，泛突厥主义同样被当时的青年土耳其党所认同，前者多体现于对内政策上，而后者则更多的被应用于对外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和巴尔干、塞浦路斯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大批的代理人被派往俄属中亚、阿富汗、印度，此外还有中国的新疆——这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是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以及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麦斯武德，上世纪30年代初期，正是麦斯武德、伊敏人等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并发起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运动”。

        而在一战爆发后，土耳其选择加入德、奥的同盟国阵营，一定程度上同样是受泛突厥主义影响——当时的目的在于“解放被俄国奴役的突厥人”，而这正是前面提到的建立“大土耳其斯坦”的一个步骤。从这个角度说，正是泛突厥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共同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而也正是帝国崩溃这一残酷的现实，使得泛突厥主义思潮遭受了重创。之后，进入共和时代的土耳其政治，开始向世俗化、西化方向发展，泛突厥主义开始退回到文化层面，当时的《奥尔河》、《圣山》、《灰狼》、《艾吉尼康》、《梧桐树下》等刊物便是泛突厥主义组织的宣传工具。上世纪30年代后，其言论开始趋于极端，甚至开始像纳粹那样鼓吹“突厥民族的人种优越性”，由于这些极端言论，土政府在1944年5月和1953年元月两度对泛突厥主义组织实施强制手段，使其两度转入低潮。

        至上世纪60年代，出于融入西欧这个恒定战略的考虑，土政府开始组建的向欧洲政体靠拢，对报刊的检查制度开始放松，泛突厥主义活动由此再次开始活跃，并与土民族行动党联合，使其影响再次延伸到政治层面，党主席阿尔帕斯兰的密友杜达.塔萨曾宣称“世界上1.5亿突厥人的统一对土耳其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种轮调下，在上世纪70年代，泛突厥主义者更多地关注“外边”的突厥人，呼吁关注塞浦路斯、西色雷斯、阿塞拜疆、中亚、伊拉克、伊朗突厥人的文章、小册子明显增多。相对温和的泛突厥主义者则以《土尔克·库尔土鲁》期刊为阵地，主张从整体上研究突厥世界，包括历史、人种、语言、艺术、哲学、地理、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提高所有突厥人的知识，巩固突厥民族的团结，实现民族理想。这段时期，泛突厥主义还得到土国内的“理想主义”组织及其它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赞同与支持，前者在70年代后期达10万成员，有1500余个分部。

        然而泛突厥主义者与民族行动党的联盟并不牢靠——1969年大选中，民族行动党公开倒向泛伊斯兰主义，而与泛突厥主义领导人的关系趋于冷淡。70年代末，右派民族主义者与左派组织发生公开的暴力冲突，这最终导致1980年9月军队接管政权。同一月，军政府下令取缔所有政党和社会组织，泛突厥主义活动再次受到限制。这之后如前所述，土军方迫于欧盟的压力，放松了各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限制，故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泛突厥主义组织在土境内仍有活动，但其影响已不比六七十年代了。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自1919年至冷战结束前，泛突厥主义事实上始终没有得到土官方的认同。这段时期，在土国内，支持世俗化、西化的土军方始终在政治上拥有主导地位，而出于地缘战略的需要，西方阵营总体上对土耳其融入欧洲的诉求也抱以相对积极的态度，因此西向战略在土国家决策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泛突厥主义与国家的这一总体战略并不存在契合点，某些极端思想则和共和国所奉行的凯末尔主义相悖。

        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欧对土耳其态度趋于冷淡，土的西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受挫，同时由于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出现了力量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东向战略自然而然得进入了土耳其的视野，泛突厥主义与土国家现实利益找到了切合之处，泛突厥主义运动至此由民间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并一度成为土耳其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当时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操突厥语的民族，这一地区成为了土耳其扩大政治影响的首选。与此同时，为谋求摆脱苏联的控制，以泛突厥主义为代表的中亚民族主义受到了上述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在苏联尚未解体的1990年12月，苏联中亚地区的突厥语族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突厥语族代表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二届突厥斯坦国际代表大会 ，鼓吹“各国突厥人要在政治上协调一致，建立以土耳其为模式的突厥人联合体” 。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和民间通过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通过公共媒体扩大影响，宣扬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活动，标榜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活动家；提出实现泛突厥主义理想的可行的纲领性理论；通过经济和文化交流（如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赠送书籍、接收来自中亚的留学生等），来增进与中亚各国的联系；通过领导人出面，直接推动。需要注意的是，土政府所关注的范围并非仅仅限于中亚五国，而是“远达”中国的新疆地区，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之后，在有关于我国国内分裂势力的问题上，土官方一直或明或暗的在扮演着一种并不光彩的角色。

        然而，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毕竟有限，随着俄罗斯开始谋求在中亚“重新确立了其影响”，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开始逆转，“普遍强调需要‘平衡’它们与文化亲缘国家和与前帝国主人的关系”。同时，随着欧盟对土耳其关系重新升温，西向战略重新成为土外交政策核心，土耳其泛突厥主义作为土耳其的国际战略，在1993年以后渐趋沉默。尽管如此，土耳其仍然是世界各地泛突厥主义者活动的基地。

        总体上看，在加入欧盟的“漫长等待中”，土耳其人的耐心已经被消磨了很多了，如果土耳其一直看不到其愿望实现的可能性，作为“备选方案”，它就很可能就要重新倚重泛突厥主义，再次将视线转向操突厥语的各民族，在黑海、中亚甚至中国的新疆寻求它的某种利益。而即使从更加现实的角度考虑，从围绕加入欧盟的西向战略考虑，土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冷战后开始在中亚方向体现，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开始重新崛起，因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很可能成为欧盟外交政策中可资利用的资源（这也就不难从现实利益角度解释某些西方国家对于“东突”的袒护态度）。因此，泛突厥主义或者说是东向战略的成分在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中必将长期存在。三个“战略方向”
       
        就目前而言，土耳其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受到国内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简单的说：世俗化的现代主义者希望土耳其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因而倾向西方，泛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而抱有历史观点的泛突厥主义者则认为，土耳其应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地区建立起一个泛突厥体系，所以应着眼于东方。这三种观点，为土耳其分别设定了三个不同的战略方向。
       
西向战略

        自19世纪开始，土耳其便开始试图向西方国家靠拢，这一点与处于变革时期的沙俄以及日本如出一辙。1931年4月，“国父”凯末尔正式提出了民族主义六大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大众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改革主义。此后这六大原则于1937年被写入土宪法，其实质即在于通过西化为手段，最终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至今，土耳其的西向战略目标最终具体化为加入欧盟，这是土外交政策几乎衡定的重点。

        相对于土耳其的热切，欧盟国家的对土政策则要复杂的多，其发展轨迹更像是一条不规则的折线——二战后，西欧国家出于当时防范苏联威胁的需要，对土耳其主要采取拉拢政策，不但向土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土耳其的“欧洲取向”。在西欧国家的认可下，土耳其先后加入了一系列与欧洲有关的国际组织：1948年加入经合组织，1949年加入欧洲委员会，1952年加入北约。1963年，欧共体（为论述方便，后文中均以欧盟代称）与土耳其签署了接受土为欧共体联系成员国的《安卡拉条约》，条约规定在经过17年的过渡期后，可以考虑土耳其正式入盟。由此直到70年代末，欧土关系基本顺利。在《安卡拉条约》框架下，土耳其较好地按欧盟要求履行了协议，欧盟也没有在土耳其军人专政或民主问题上过多纠缠。除了冷战之外，这其中的一个内在因素在于，当时的欧洲一体化主要仍还集中于经济层面，成员的政治体制对此并不会产生过多的影响。

         而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欧盟政治合作机制的启动，政治体制上的“一致性”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欧盟对外关系开始强调政治因素，“民主化”成为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于是，土耳其国内的“非民主”和“非西方”性质日益引起欧盟关注，并成为双方的主要磨擦点。1980年土耳其的军事政变使得这一矛盾最终被激化——1982年，欧洲议会甚至通过决议，暂停执行欧盟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尽管当时土耳其指责欧盟“试图继续执行19世纪基督教欧洲对穆斯林土耳其所实行的歧视政策”，但由于西向战略是土耳其的基本国策，土军事当局最后仍然做出了妥协（军方恰恰是西向战略的主要支持者），于1983年举行了大选，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相应地，欧盟也恢复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协议，1987年4月14日土耳其正式提出了入盟申请。

        但是，这之后欧盟对土政策实质上并未有太多的起色，甚至可以说一直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欧盟委员会在1989年12月对土入盟申请的评估意见中称，由于欧盟“要完成内部市场建设”，因而不会在1993年以前考虑土入盟问题。评估意见还涉及到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库尔德人以及希腊与土耳其主权争执等问题，并认为土耳其在民主、法治、人权等方面与欧洲的标准还相差太远。当然，欧盟在否决土耳其入盟候选国地位的同时，也做出了一个妥协，即表示可以与土耳其建立一个关税同盟——1995年3月， 欧盟与土耳其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然而，在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峰会讨论欧盟扩大问题时，土耳其再次被排除在候选国名单之外。

        欧盟对土政策的重大变化是在1999年12月的赫尔辛基峰会上。土耳其不仅受邀参加了此次峰会，而且最终获得了欧盟候选国的资格，这表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土耳其是“一个欧洲国家”的立场，并愿意像对待其他候选国一样向土提供财政与技术援助，为其入盟做好准备……

        如果从签署《安卡拉条约》算起，土耳其为加入欧盟已经等待了近44年，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一般的观点是：欧盟政策主要受地缘与文化认同两方面问题的制约，二者一正一反从相反的方向产生作用力，使欧盟在土入盟问题上的政策充满了矛盾。

        先就地缘因素而言，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通道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地缘价值正是目前土耳其和各国博弈中最大的资本。

         冷战期间，土耳其在西方阵营的战略中的地位是由它相对于苏联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事实上，正是苏联的威胁客观上提供了将土耳其包含在西方联盟内的机会。土占据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战略要地”，作为北约的南部支柱，它不仅是阻止苏联向南欧扩张的重要屏障，也是连接欧洲与中东石油资源的陆上通道，因而是欧洲安全的一笔极为重要的资产。这种重要性使欧盟必须认真对待土融入欧洲的要求，“因为土耳其是欧洲人在反击来自东方的战略威胁时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土耳其在冷战期间的地缘战略价值大大下降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正方向的作用力”降低了，这便导致在1989年到1999年之间，欧盟一度“冷落”了土耳其。但是，也正是冷战的终结，使得欧美合作的价值对于美国而言同样下降了，美国开始越来越多的奉行单边主义政策，而忽视了欧洲国家的利益。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特别是欧元的发行，美欧之间的矛盾开始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必需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的地缘安全体系。基于这个原因，土耳其在欧洲地缘战略中的作用再次受到重视。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使得刚刚诞生的欧元遭到了重创，在这一刺激下，于是就有了在当年年底的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的地位的一幕。

        土耳其对于欧盟新的地缘战略价值体现在中亚和中东两个方向。冷战结束后，由于旧政权解体后所出现的少数民族问题、边界争端、民族主义和种族问题日趋严重，欧盟东部及南部新出现大量的不稳定因素。宗教极端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使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地区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而且这些不稳定因素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对欧盟国家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直接及间接的威胁。例如：欧盟许多国家高度依赖上述地区能源的供应，中东及中亚地区发生任何冲突或出现政局不稳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欧盟的经济利益，同时还有可能形成大规模的难民潮，或发生大量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及偷渡等问题，从而对欧盟国家边境安全和国内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威胁。从地缘上说，土耳其是对中东、中亚两个区域施加影响的重要着力点，而除此之外，土耳其还可以扮演这样一种角色——一个西化的且稳定富足的伊斯兰国家必将为中亚和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树立起一个好“榜样”。

        地缘战略价值构成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最有利因素，而关于反作用力，仅仅考虑文化上的差异在笔者看来是不够的。

        欧盟内部对土耳其入盟带来的变数有着多方面的担心：其一是由土耳其人口庞大所带来的问题：土现有人口已达7200万，而且增长速度是欧洲最快的。据估计，到土耳其入盟时，其人口将比欧盟任一其他成员国都多，这将给未来欧盟决策过程带来重大影响——目前欧盟部长理事会内的表决权主要是根据成员国人口的多少来分配的。这种前景使许多成员国感到不安，特别是那些已经感到被边缘化的欧盟小国。此外，欧洲民众还担心土耳其人会抢走他们的就业机会；其二是土耳其地理位置带来的问题：土耳其国土横跨欧亚，其中只有3.1％属于欧洲，而96.7%部分在亚洲。从民意上说，大部分欧洲人不认为土耳其在地理上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其三则是因土耳其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土耳其目前的经济总量只有欧盟的2％，人均GDP只及欧盟平均水平的28.5％，接纳土为成员国势必将给欧盟纳税人造成沉重负担。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为准备土耳其2025年入盟将花费170—280亿欧元。此外，土耳其经济以农业为主，33％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而欧盟的平均水平不到5％，土入盟后有资格享受欧盟最高水平的地区援助，这意味着欧盟还要为土提供高达82亿欧元的农业支持资金。

        除此之外，前面提及的土耳其的异质文化和非基督教传统也同样是土入盟的一个障碍，甚至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障碍——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继承人，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一直是基督教欧洲的最大敌人。他曾统治中东及东南欧达400年之久，是唯一一个拥有“圣地（麦加及麦地那）捍卫者”头衔的伊斯兰超级大国。尽管现在的土耳其已是一个世俗国家，但仍有95％（另一说为99％）的居民宣称信仰伊斯兰教；而现在的欧盟在事实上的确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俱乐部”。因此，在土耳其入盟进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认同问题——不仅仅是文化或宗教上的认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基于文化、宗教基础上的政治上的认同，后者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欧盟内部在政治上出现分裂，从而抵消欧洲一体化的努力。

        正是这一正一反两股作用力，使得土耳其的西向战略一波三折，进展迟缓——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的地位，但是，欧盟同时给出了严格条件的：入盟谈判只有在土耳其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取得进展后才会开始，这些问题包括国内人权、民主问题，塞浦路斯问题，与希腊的领土争端问题……等等。而且欧盟在土入盟谈判启动时间上也一拖再拖，2002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明确决定，暂不与土开启入盟谈判，一切要到2004年12月对土政治、经济、人权状况等再次评估后再作决定。而尽管2004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批准了欧盟与土耳其入盟谈判的启动时间，但欧盟同时强调，并不能完全保证土耳其入盟目标最终能够实现。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入盟谈判都是开放式的，但这一次，欧盟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如果土耳其国内出现严重的、持续的违反人权或欧洲价值观的情况，欧盟将随时停止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再进一步的说：在这正、反两股作用力背后，则是欧盟内部对欧盟性质认定的两大对立派别，一派主张将欧洲定义为：一体化或联邦制政治实体。另一派则将欧洲定义为：松散的经济自由贸易区。对土耳其入盟的反对主要来自前者，这其中包括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而英国、北欧国家及绝大多数新成员国则支持或者至少不激烈反对土耳其入盟。德、法等国认为，“一个有土耳其的欧洲将不可能是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洲”，“欧洲只有维持白人与基督教的主体性才能更好地团结在一起”。法国前总统、欧盟宪法草案主持人吉斯卡尔·德斯坦认为，接受土耳其入盟有使欧盟成为“联合国的地区版”的风险，欧盟将变成一个“闲谈俱乐部”。相对于容许土耳其入盟，法、德等国更倾向于与土建立“特殊伙伴关系”，以此来维持欧盟在土的地缘利益，但不绝能让土入盟。

        而出现这两个派别，则源于欧盟内部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德、法两国目前在欧盟经济、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一个紧密的、一体化的欧洲更有利于其扩大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英国则由于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尴尬位置，在其重新可以主导欧洲事务之前，英国必然不希望欧洲实现紧密的一体化；北欧以及新入盟的东欧国家由于在政治和经济上均无明显的优势，所以以让渡部分主权实现欧洲一体化，对于这些国家客观上确实缺乏吸引力，甚至可能会得不偿失。而在欧洲之外，美国出于拉拢土耳其的需要，同时也为了迟滞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土耳其入盟则也抱以非常积极的态度。

        从欧盟战后40多年来对土耳其政策的演进轨迹看，远期讲，欧盟不会质疑土耳其申请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合法性，并会帮助这个国家实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这是由其地缘战略需求决定的。但具体操作上欧盟实际采取了一种“延滞”土耳其融入欧洲的政策——在不明确拒绝土耳其入盟的同时，不断提高入盟门槛，尽量拖延其入盟时间。

       
南向战略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新帝国出现了，他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只脚踏在亚洲，另一只脚踏则在欧洲。帝国的版图日愈扩大，在灭亡麦木鲁克王朝后，他不仅变成了拜占廷的继承者，而且成为了继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之后，各小国的继承者。到十六世纪时，北非其余的阿拉伯国家，也被陆续纳入了帝国的版图。

        自苏莱曼一世死后的200多年间，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1517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勒班多战役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从此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十七至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在与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交战中迭遭失败，势力进一步转衰——九次俄土战争几无胜绩，失地千里。随着国运的衰败，以及国内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至十九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巴尔干半岛诸国先后独立，英、法、俄、奥也相继开始争夺其领土，在这种情形下，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行省的离心力也开始增强。

        在这种国运衰败的情况下，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开始成形（事实上在19世纪以前，土耳其人对自己民族身分的认定是非常模糊的），为了挽救帝国，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应用而生，而这其中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泛奥斯曼主义”。泛奥斯曼主义形成于1839年－1876年的土耳其政治运动（“坦吉麦特”运动），最初的主张是“所有臣民不论宗教和语言都一律平等，都应忠于一个共同的政府”，1876年新奥斯曼党人发动宫廷政变后，随即颁布了有泛奥斯曼主义色彩的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土耳其语为国语”。而至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主政后，泛奥斯曼主义已经演化为一种民族沙文主义，其意图在于通过强化中央集权和对治下各民族实施土耳其化来巩固帝国——1911年青年土耳其党通过决议，强调“国家只容许一个主义，即奥斯曼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实体，即享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奥斯曼帝国；一种忠诚，即忠于统一的祖国的爱国主义”。但是最终的结果则是适得其反——奥斯曼帝国在其阿拉伯地区强行推行突厥语，在西部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中强行推行伊斯兰教，这些政策无一例外的遭至当事民族的不满和反抗，进而加速了帝国的崩溃速度。

        一战期间，英国和俄国开始插手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地区，英国人许诺帮助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则最终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土崩瓦解，土耳其人的国土退回到了土本部，直至1919年，由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民族抗战运动，击退外国势力，方才阻止了国家的进一步崩溃。

        正是以上的这段历史渊源，使得现在的土耳其对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始终抱有某种期待，而在思想层面，这则表现为土国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仅就这一点而言，同样曾统治过这片土地的伊朗（至今伊朗人仍以自称波斯人为荣）与土耳其却是有着不少相似之处。而伊拉克战争之后，土耳其政府要求越界打击库尔德人武装，除了打击分裂势力的考虑之外，很难说是否和其针对中东的南向战略诉求存在某种联系。

        就前景而言，土耳其的南向战略能有多大的操作空间，对此笔者并不乐观：就全局而言，由于中东对全球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在这里出现任何主导性的力量，都将是主要强权国家所不愿见到的。欧盟将土耳其入盟与库尔德人的人权状况挂钩，其深层用意或许就基于此处。

        而从阿拉伯国家的认同而言，由于前面所说的历史原因，阿拉伯世界对土耳其（对伊朗同样如此）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或者说是不信任，而土耳其一直以来与以色列关系密切，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正是因为始终对背后的伊朗及土耳其抱有顾虑而不敢全力以赴。任何合作都是无法建立于恐惧之上的，在这种氛围下，显然土耳其很难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足够的政治威信（同样道理，“中国威胁论”曾一度成为中国提升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巨大障碍，进一步说，仅仅靠过人的武力，是无法真正在国际政治中提升影响力的）。

       
东向战略

        从土耳其政府的角度而言，东向战略，在三个战略方向中是最晚提出的，大致时间大致是在冷战结束前后，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则由来已久。

        在历史上，土耳其并非泛突厥主义思想源生地。这一思想的最初发源地在俄国，19世纪的沙俄，在对待其统治下的少数民族问题上奉行的是同样带有浓厚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泛斯拉夫主义，而当时高加索及中亚地区讲突厥语的鞑靼人（亦称为塔塔尔人）为反抗民族压迫，提出了“大土兰”思想，泛突厥主义便由此而生，其最初的主张是要在文化上谋求操突厥语的民族的统一性，达成“突厥民族”的精神复兴。这一思潮在产生之后开始收到沙俄的压制，这迫使鞑靼泛突厥主义者在20世纪初开始流亡到奥斯曼帝国，而19世纪－20世纪初，正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之前土耳其人对自身民族的认定是非常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泛突厥主义最终成为了土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土最早的著名的泛突厥主义者是社会学家孜牙.乔加勒普，在他所著的《突厥主义理论》一书中，最早的提出建立“大土耳其斯坦”，即首先完成土耳其的统一，进而完成乌古斯坦（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刺子模）的统一，最后则是土兰（包含中亚及其他鞑靼人地区）的统一。

        与前面提到的泛奥斯曼主义一样，泛突厥主义同样被当时的青年土耳其党所认同，前者多体现于对内政策上，而后者则更多的被应用于对外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和巴尔干、塞浦路斯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大批的代理人被派往俄属中亚、阿富汗、印度，此外还有中国的新疆——这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是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以及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麦斯武德，上世纪30年代初期，正是麦斯武德、伊敏人等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并发起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运动”。

        而在一战爆发后，土耳其选择加入德、奥的同盟国阵营，一定程度上同样是受泛突厥主义影响——当时的目的在于“解放被俄国奴役的突厥人”，而这正是前面提到的建立“大土耳其斯坦”的一个步骤。从这个角度说，正是泛突厥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共同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而也正是帝国崩溃这一残酷的现实，使得泛突厥主义思潮遭受了重创。之后，进入共和时代的土耳其政治，开始向世俗化、西化方向发展，泛突厥主义开始退回到文化层面，当时的《奥尔河》、《圣山》、《灰狼》、《艾吉尼康》、《梧桐树下》等刊物便是泛突厥主义组织的宣传工具。上世纪30年代后，其言论开始趋于极端，甚至开始像纳粹那样鼓吹“突厥民族的人种优越性”，由于这些极端言论，土政府在1944年5月和1953年元月两度对泛突厥主义组织实施强制手段，使其两度转入低潮。

        至上世纪60年代，出于融入西欧这个恒定战略的考虑，土政府开始组建的向欧洲政体靠拢，对报刊的检查制度开始放松，泛突厥主义活动由此再次开始活跃，并与土民族行动党联合，使其影响再次延伸到政治层面，党主席阿尔帕斯兰的密友杜达.塔萨曾宣称“世界上1.5亿突厥人的统一对土耳其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种轮调下，在上世纪70年代，泛突厥主义者更多地关注“外边”的突厥人，呼吁关注塞浦路斯、西色雷斯、阿塞拜疆、中亚、伊拉克、伊朗突厥人的文章、小册子明显增多。相对温和的泛突厥主义者则以《土尔克·库尔土鲁》期刊为阵地，主张从整体上研究突厥世界，包括历史、人种、语言、艺术、哲学、地理、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提高所有突厥人的知识，巩固突厥民族的团结，实现民族理想。这段时期，泛突厥主义还得到土国内的“理想主义”组织及其它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赞同与支持，前者在70年代后期达10万成员，有1500余个分部。

        然而泛突厥主义者与民族行动党的联盟并不牢靠——1969年大选中，民族行动党公开倒向泛伊斯兰主义，而与泛突厥主义领导人的关系趋于冷淡。70年代末，右派民族主义者与左派组织发生公开的暴力冲突，这最终导致1980年9月军队接管政权。同一月，军政府下令取缔所有政党和社会组织，泛突厥主义活动再次受到限制。这之后如前所述，土军方迫于欧盟的压力，放松了各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限制，故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泛突厥主义组织在土境内仍有活动，但其影响已不比六七十年代了。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自1919年至冷战结束前，泛突厥主义事实上始终没有得到土官方的认同。这段时期，在土国内，支持世俗化、西化的土军方始终在政治上拥有主导地位，而出于地缘战略的需要，西方阵营总体上对土耳其融入欧洲的诉求也抱以相对积极的态度，因此西向战略在土国家决策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泛突厥主义与国家的这一总体战略并不存在契合点，某些极端思想则和共和国所奉行的凯末尔主义相悖。

        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欧对土耳其态度趋于冷淡，土的西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受挫，同时由于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出现了力量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东向战略自然而然得进入了土耳其的视野，泛突厥主义与土国家现实利益找到了切合之处，泛突厥主义运动至此由民间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并一度成为土耳其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当时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操突厥语的民族，这一地区成为了土耳其扩大政治影响的首选。与此同时，为谋求摆脱苏联的控制，以泛突厥主义为代表的中亚民族主义受到了上述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在苏联尚未解体的1990年12月，苏联中亚地区的突厥语族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突厥语族代表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二届突厥斯坦国际代表大会 ，鼓吹“各国突厥人要在政治上协调一致，建立以土耳其为模式的突厥人联合体” 。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和民间通过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通过公共媒体扩大影响，宣扬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活动，标榜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活动家；提出实现泛突厥主义理想的可行的纲领性理论；通过经济和文化交流（如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赠送书籍、接收来自中亚的留学生等），来增进与中亚各国的联系；通过领导人出面，直接推动。需要注意的是，土政府所关注的范围并非仅仅限于中亚五国，而是“远达”中国的新疆地区，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之后，在有关于我国国内分裂势力的问题上，土官方一直或明或暗的在扮演着一种并不光彩的角色。

        然而，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毕竟有限，随着俄罗斯开始谋求在中亚“重新确立了其影响”，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开始逆转，“普遍强调需要‘平衡’它们与文化亲缘国家和与前帝国主人的关系”。同时，随着欧盟对土耳其关系重新升温，西向战略重新成为土外交政策核心，土耳其泛突厥主义作为土耳其的国际战略，在1993年以后渐趋沉默。尽管如此，土耳其仍然是世界各地泛突厥主义者活动的基地。

        总体上看，在加入欧盟的“漫长等待中”，土耳其人的耐心已经被消磨了很多了，如果土耳其一直看不到其愿望实现的可能性，作为“备选方案”，它就很可能就要重新倚重泛突厥主义，再次将视线转向操突厥语的各民族，在黑海、中亚甚至中国的新疆寻求它的某种利益。而即使从更加现实的角度考虑，从围绕加入欧盟的西向战略考虑，土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冷战后开始在中亚方向体现，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开始重新崛起，因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很可能成为欧盟外交政策中可资利用的资源（这也就不难从现实利益角度解释某些西方国家对于“东突”的袒护态度）。因此，泛突厥主义或者说是东向战略的成分在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中必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