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生产效率远不及美国的原因

朝鲜日报/撰稿=延世大学特聘教授 张镛成（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教授） (2009.05.12 16:38 /更正 2009.05.12 17:29)
经济学家衡量企业或国家经济效率时，通常以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为标准。在划分经济增长是属于“量的增长”还是“质的增长”时，也通常将其作为评估“质变”的标准。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经济系教授阿尔文-杨(Alwyn Young)曾公布一项颇具轰动性的研究结果。即，有着“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所谓的经济腾飞多为量的增长，亚洲四小龙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的质的增长还不如美国。该研究结果使得新加坡自尊心倍受挫伤，由此，时任总理李光耀指示全面修改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以使质的增长更为突出。

假如说，美国目前的劳动生产效率是100，那么日本则为78，韩国则仅为45。即使投入等量的劳动成本，韩国的最终生产量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但是，走近观察美国劳动者的劳动现场，却感觉不到他们比韩国劳动者更加优秀或更加努力。当你看到超市收银员连基本的心算也不会、学校职工的态度生硬冷漠、银行窗口员工开办户头拖拖拉拉时，你肯定会怀疑这个国家是否真就是那个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首尔便利店的店员心算比我强，我们学校办公室或银行窗口的女职员们也要干练、和蔼得多。

虽然听起来有些难以理解，但美国经济效率高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底层员工并不精干。换句话说，只要是人才就不会长期呆在底层。在美国，有能力的人很快就会升迁。

但在像韩国一样重视排资论辈以及血缘、地缘、学缘等非能力因素的社会，人力资源的分配就不尽合理，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效率低下。

领头人的能力对全体组织成员的生产效率具有莫大影响。底层员工的错误只会带来局部的损失，但领导的无能和错误会让一个团队的努力付诸流水。升迁机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不只是年轻人会受到排资论辈的危害。有能力的人到一定年龄必须退休、或是年轻人当了上司年长者就要自动离开的做法也是极其低效的资源分配方式。

不能把公平与怠慢这两个因素混为一谈。笔者认为，一直以来重视“尊敬长辈”的韩国，实际上却忽视资历丰富、德高望重的人。

如果因为美国不使用尊称和不对人俯首帖耳，就认为美国社会不懂得“尊重长辈”是一种误解。只是表达敬仰之心的风俗不同而已。德才兼备者得到的不是形式上的礼仪，而是发自内心敬畏之心。由此，公司或大学也争相长期聘请富有经验和德高望重的人。不仅如此，年轻人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光明未来，会更加努力。

在美国，根据地方自治传统按地区设立的联邦储备银行有12处，各银行为了吸引优秀人才，甚至展开了人才争夺战。笔者也有暂时在里士满（Richmond）联邦储备银行工作过的经历。
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总是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唱反调，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在50岁出头担任负责研究的副总裁兼调查局局长时，当选为总裁。

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们为了确定金融政策的方向会组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会议，每6周开一次。每次开会的一周前左右，总裁甚至会跟银行经济专家展开热烈讨论，以调整发言内容并兼作练习。

参加该讨论的总裁就像个学生。一有崭新的意见，就会认真地做记录，有时还会亲自去年轻经济学家的研究室，要求再次讲解，以确定自己是否真正完全地理解。

经济学家就此讽刺地说，这是让总裁学习的时间。就这样，长辈们欣然接受年轻人的意见和批评，有这样的上司，下属就会尽职尽责。

然而，其他地区的联邦银行总裁对批评自己观点的经济学家则表示看不满。结果，优秀职员一一离去，银行则因缺少人才而饱受困扰。

日本的M集团总裁选拔优秀职员为女婿，并提名他为公司接班人，此事一度成为话题。据说，他对周边表示惊讶的人说：“儿子我无法选择，可女婿，我可以选择。”听了这句话，不知他的儿子心情如何，但无论如何他是为了公司的发展才使出了这一苦招。孰不知，作为成吉思汗的右臂开创帝国的耶律楚材还是蒙古族的死敌契丹人呢。

韩国人的平均智商为继香港之后居世界第二。韩国中学生在科学学习能力测试方面，继新加坡之后居世界第二。

▲张镛成
韩国生产效率不及美国并非因为韩国的人才素质低劣。问题在于，把人才怎样用得其所。若用得其所，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就会得到提高。

韩国政府为了摆脱“量的发展”面向“质的发展”，组织专门委员会等，正竭尽全力。比如，修改相关法律、撤销管制、支援重点产业等，这些都是要持续推进下去的重要课题。但当开展这些重要课题时，有必要看看，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因血缘、地缘、学缘、性别歧视被排挤的有才能的人。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朝鲜日报/撰稿=延世大学特聘教授 张镛成（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教授） (2009.05.12 16:38 /更正 2009.05.12 17:29)
经济学家衡量企业或国家经济效率时，通常以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为标准。在划分经济增长是属于“量的增长”还是“质的增长”时，也通常将其作为评估“质变”的标准。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经济系教授阿尔文-杨(Alwyn Young)曾公布一项颇具轰动性的研究结果。即，有着“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所谓的经济腾飞多为量的增长，亚洲四小龙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的质的增长还不如美国。该研究结果使得新加坡自尊心倍受挫伤，由此，时任总理李光耀指示全面修改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以使质的增长更为突出。

假如说，美国目前的劳动生产效率是100，那么日本则为78，韩国则仅为45。即使投入等量的劳动成本，韩国的最终生产量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但是，走近观察美国劳动者的劳动现场，却感觉不到他们比韩国劳动者更加优秀或更加努力。当你看到超市收银员连基本的心算也不会、学校职工的态度生硬冷漠、银行窗口员工开办户头拖拖拉拉时，你肯定会怀疑这个国家是否真就是那个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首尔便利店的店员心算比我强，我们学校办公室或银行窗口的女职员们也要干练、和蔼得多。

虽然听起来有些难以理解，但美国经济效率高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底层员工并不精干。换句话说，只要是人才就不会长期呆在底层。在美国，有能力的人很快就会升迁。

但在像韩国一样重视排资论辈以及血缘、地缘、学缘等非能力因素的社会，人力资源的分配就不尽合理，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效率低下。

领头人的能力对全体组织成员的生产效率具有莫大影响。底层员工的错误只会带来局部的损失，但领导的无能和错误会让一个团队的努力付诸流水。升迁机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不只是年轻人会受到排资论辈的危害。有能力的人到一定年龄必须退休、或是年轻人当了上司年长者就要自动离开的做法也是极其低效的资源分配方式。

不能把公平与怠慢这两个因素混为一谈。笔者认为，一直以来重视“尊敬长辈”的韩国，实际上却忽视资历丰富、德高望重的人。

如果因为美国不使用尊称和不对人俯首帖耳，就认为美国社会不懂得“尊重长辈”是一种误解。只是表达敬仰之心的风俗不同而已。德才兼备者得到的不是形式上的礼仪，而是发自内心敬畏之心。由此，公司或大学也争相长期聘请富有经验和德高望重的人。不仅如此，年轻人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光明未来，会更加努力。

在美国，根据地方自治传统按地区设立的联邦储备银行有12处，各银行为了吸引优秀人才，甚至展开了人才争夺战。笔者也有暂时在里士满（Richmond）联邦储备银行工作过的经历。
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总是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唱反调，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在50岁出头担任负责研究的副总裁兼调查局局长时，当选为总裁。

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们为了确定金融政策的方向会组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会议，每6周开一次。每次开会的一周前左右，总裁甚至会跟银行经济专家展开热烈讨论，以调整发言内容并兼作练习。

参加该讨论的总裁就像个学生。一有崭新的意见，就会认真地做记录，有时还会亲自去年轻经济学家的研究室，要求再次讲解，以确定自己是否真正完全地理解。

经济学家就此讽刺地说，这是让总裁学习的时间。就这样，长辈们欣然接受年轻人的意见和批评，有这样的上司，下属就会尽职尽责。

然而，其他地区的联邦银行总裁对批评自己观点的经济学家则表示看不满。结果，优秀职员一一离去，银行则因缺少人才而饱受困扰。

日本的M集团总裁选拔优秀职员为女婿，并提名他为公司接班人，此事一度成为话题。据说，他对周边表示惊讶的人说：“儿子我无法选择，可女婿，我可以选择。”听了这句话，不知他的儿子心情如何，但无论如何他是为了公司的发展才使出了这一苦招。孰不知，作为成吉思汗的右臂开创帝国的耶律楚材还是蒙古族的死敌契丹人呢。

韩国人的平均智商为继香港之后居世界第二。韩国中学生在科学学习能力测试方面，继新加坡之后居世界第二。

▲张镛成
韩国生产效率不及美国并非因为韩国的人才素质低劣。问题在于，把人才怎样用得其所。若用得其所，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就会得到提高。

韩国政府为了摆脱“量的发展”面向“质的发展”，组织专门委员会等，正竭尽全力。比如，修改相关法律、撤销管制、支援重点产业等，这些都是要持续推进下去的重要课题。但当开展这些重要课题时，有必要看看，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因血缘、地缘、学缘、性别歧视被排挤的有才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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