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和潘家铮院士商榷 三门峡水库的功过

我转此文，是通过专业水利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明三门峡水利工程。
本文来自：水叟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0f97fa0100b2bk.html
和潘家铮院士商榷    三门峡水库的功过
(2008-10-30 09:30:15)
2007年11月27日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潘家铮院士对长江三峡水库的评价和论述，我都同意，但他的一句：“三峡水库绝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笔者不敢苟同，特别是次日全国各种大大小小的报纸，很多以此作为标题刊登这个消息，当时我的心情就像我的亲人遭人污辱那样难受。

潘家铮院士是我国水利水电战线一位资深权威，业绩辉煌，是我尊敬的前辈。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四川龚咀水电站纵缝灌浆的技术鉴定会上，我有幸滥竽充数地作为应邀的专家与潘先生一起开会研讨，聆听他的讲话，一起在鉴定书上签字，他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三门峡水库的建设与改建过程中，与我没任何关系。前些年不少媒体对三门峡水库种种不实的评价和用词，使我颇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所以无论在回答朋友的询问或投书于报刊中，都阐述了我的看法（详见本文的附件）。兴建三门峡水库的动机是纯正的，过程也是认真的，但由于对黄河的研究不够，发扬民主欠缺，特别对黄万里教授错误的打击等很多因素，使这座水库建成就遭受厄运，这些都值得总结、批评甚至批判，媒体对此着力、挖掘、报道，都是无可非议的，从技术层面上讲，我认为还很不够。另一方面，对这条难治的河上这座难缠的工程，有些人一度绝望，极力要炸掉它的人有之；说风凉话：“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者有之……在周恩来总理的积极领导和具体参与下，中国的水利人运用其聪明才智，经过卓有成效的努力，终于将它改造过来了，完成了“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既定目标，如今它不但一如既往地担负黄河防洪防凌任务，而且与小浪底水库一起，参与对黄河调水调沙这个世界领先、治黄史上前所未有的科研实践活动，此外它的发电、灌溉乃至于旅游等效益继续为人民造福。自古以来，防治黄河洪水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占了史册中相当大的篇幅，“黄河清，圣人出”这句古老格言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通过三门峡水库的实践，不但改变历史上黄河平均三年两决口的惨状，创造了黄河伏秋大汛没决过口的壮举，而且更正了“黄河清，圣人出”这句古老的格言，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媒体去挖掘、宣传和报道的工程，多么值得媒体据此宏扬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的一件好事，但实际令人惋惜。正因为媒体的宣传不够，使广大民众对三门峡水库多有误解，我的不少朋友问我：“三门峡水库是否问题很严重？”“三门峡水库是否报废了？”潘院士这句“三峡水库绝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无疑在客观上为民众的误解加深了印象，至少这样说对三门峡水库是很不公平，有很大语病的。我一直想为此写一篇文章，叙述我的一家之言，但文章投向何方？估计媒体不会刊登，所以就沉寂下来了。感谢博客，为这种想法提供了平台，我的博客开通才一周，这篇博文权当是一篇献礼之作。下面附上2006年1月15日发表在《澳门日报》的文章：“三门峡水库功过评述”，请潘院士、水利界的朋友和关心热爱水利事业的网友批评指正。



三 门 峡 水 库 功 过 评 述



三年两决    黄河历史



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的发源地和文化的摇篮，为我国的繁荣和发展曾作出过极大的贡献，所以说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一点都不为过；但黄河又是一条有名的害河，黄河水灾波及的地区，北至天津，南至长江下游，使这25万平方公里上的千百万人民受其蹂躏。黄河的特点是沙多，按每立方米水中的含沙量，埃及尼罗河仅1公斤，土库曼斯坦国的阿姆河是4公斤，美国科罗拉多河是10公斤，但黄河是36公斤！在治黄的几千年中，虽涌现出大禹、贾让、王景、潘季驯、靳辅、李仪祉等很多优秀人物，但都没有根本改变黄河决口、改道的局面。近代发达国家的众多学者在治黄研究上也没什么作为。

黄河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据我国历史记载，在1946年以前的三、四千年中，黄河较大的改道有26次；决口泛滥达1593次，这就是我们常说（平均）三年两决口的由来。这种决口的频度和灾害严重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以清朝为例，从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到1840年鸦片战争将近200年时间里，虽然正处于清朝的“康乾盛世”和清中期，但决口数达361次之多，平均每6.5个月一次，已接近一年决口两次了。

千百年的治黄史，在地区上只限于下游，众所周知，黄河的泥沙主要来源于中游，不治理中游显然放弃了治本大计；在措施上只限于治标，着力于不决口；在方法上采用过“疏导”和“分流”、乃至于“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等方法，虽收一时之效，却没能扭转黄河下游决口、改道的局面。主要是泥沙太多——疏导无效、分流则两河俱淤、束水则堤防溃决、筑堤束水形成了筑堤与河床的升高竞赛，其结果河道与河口淤积不能制止，河道只能向宽浅方向发展，河性向游荡阶段加剧，久而久之，终至决口、改道……如此循环往复。

对于这样一条害河，发达国家的一些专家权威曾作过非常悲观甚至幸灾乐祸的预言。1950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世界防洪会议上，他们认为黄河不可能被治好，几千年以后，华北平原就可能变为沙漠。

1946年黄河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人民治黄首先保证黄河不决口，这是事关千百万人民生命和国家建设的大事，这一点中国政府做到了，自解放后，伏秋大汛黄河未决过口，包括可歌可泣地战胜1958年黄河大洪水那样诗史般的功绩。主管黄河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把除害和兴利作为治黄的方针，三门峡水库则是第一期工程。



蓄水拦沙  难免碰壁



毛主席1952年视察了黄河几天，以后三年每年去河南都听取黄委会的工作汇报。周总理更是对黄河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邓子恢等一大批领导人处理、关注过黄河的事。中央政治局数次开会研究，1955年5月，政治局研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责成水利部修改，后对修改稿还不满意，最后在水利部几位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由胡乔木执笔才定稿，这就是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该规划的决议并要求国务院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保证工程及时施工。

黄委会从建国初就会同有关部委对很多基础性的资料，进行收集和研究，做了很多工作。在列上了苏联援助的156个工程项目之一后，在周总理指示下由七部委成立了黄河研究组，后来又发展为黄河规划委员会，配合苏联专家组于1954年2月组成黄河查勘团，历时110多天、行程12000余公里，先后查勘了1400多公里的堤防、险工，29个干支流坝址、8个灌区、4个水土保持类型区……同年10月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这份8卷20万字、112张附图的报告，还附有10万字的参考资料和专家组长的基本情况报告。

这份规划报告是以全流域为研究对象，强调了既除害又兴利、综合利用的原则，修建三门峡水库，就是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此外也要求进行大规模水土保持和修建若干个拦泥水库。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首先提出在黄河干支流修建蓄洪水库的主张。黄委会和苏联专家的观念不谋而合地相中了三门峡水库。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库正式开工。从指导思想上讲该工程的目标是除害兴利、为国为民，绝无大跃进时期那种好大喜功的色彩；从过程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行政上都是严肃认真的。但是后来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周总理说得对：“其原因就是因为规划的时候，对一个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研究不够造成的。”除此之外，实践是检验真理或谬误的重要依据，唯此才能判定有些观点的真伪、欠缺。以“蓄水拦沙”为例，纯粹从历史经验总结看，它就有欠缺；何况，靠三门峡水库实施这个目标因不切实际而难免碰壁。但这些只能在实践后才认识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何况象治黄这样的事，从这个角度讲，碰壁、缴学费，虽然痛苦却是值得而必须的。



蓄清排浑   柳暗花明



在三门峡水库修建过程中。对于正常情况下的蓄水位亦即正常高水位，黄委会和上游的陕西省一直有分歧：前者从防洪出发，主张定得高一些，而后者为了少淹地，主张定得低一些。这种矛盾和分歧只能由周总理出面协商、调解和拍板。此中有很多故事，这里就从略了。

1961年汛期，三门峡水库从8月27日关闸蓄水。10月下旬，黄河及其支流——关中的渭河同时涨水，含沙量也较大，由于黄河泥沙淤积的所谓“翘尾巴”特点（泥沙的淤积形态，随着离大坝愈远，由水平方向逐渐呈抛物线型向上翘起，若没有实践是不可能掌握这个特点的），加剧了黄河洪水顶托渭河洪水，使之排泄不畅，造成潼关以上严重淤积，渭南一带库区遭受损失；西安等地的地下水位升高，有些房屋发生险情。与此同时，水库泥沙淤积非常严重，极大地超出原先的估计，使人担心水库因塞满泥沙而报废。下泄的清水，因不同于过去的浑水，所以改变了主流的流向，使原来迎流的险工脱流，而一般的堤工面临着主流的淘刷，清水的淘刷作用又比浑水要大，极易出险。黄河的主流完全由工程控制，即这一岸的险工在迎着主流后把水流挑向下游另一岸的险工，如此逐次推进。一旦主流脱离此岸险工后，也往往脱离彼岸下一个险工，这种情况称作“一弯变，弯弯变”。这种情况是修防部门最忌讳的，因为它使防汛非常吃紧、又因失去控制而对防洪没有把握……众多问题使人们对三门峡水库议论纷纷。

1962年2月，研究后决定把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所以3月中旬，水库即提前开闸放水。

1964年周总理主持治黄会议，矛盾尖锐的治黄会议只能由周总理主持，不但因为他的身份，而且他有过人的协调能力、超群的人格魅力、睿智的综合能力、清醒的判断能力。最后决定两个确保的原则即确保下游、确保西安。在这个原则下，对三门峡水库进行改建：左岸增建2条隧洞、坝身4条发电钢管用于泄流排沙。5年后又决定打开业已封堵的8个导流底孔。这些为改变运用方式奠定了物质基础。

经过如此改建，特别是摸索出一套“蓄清排浑”，调水调沙的运用方式即蓄枯水期较清的水，敞开口排泄汛期含沙量较大的浑水。不但使上游的问题明显改观、对下游的河势得到控制外，还取得了多沙河流的水库不会淤废的宝贵经验。三门峡水库业已冲淤平衡，但仍有30亿立米的库容可以综合利用。这柳暗花明的坦途，唯有经过了山重水复的实践才能取得，这是具有世界水平的成果，可惜宣传得太少，藏在深山人不识，所以笔者冒昧地、毛遂自荐地写此短文予以宣扬。



三门水库   奇功小过



三门峡水库（以下简称水库）经过两次改建后，它的综合效益仍然很大。水库因控制着上游92%的流域面积，所以在防洪和防凌上起过非常大的作用。1968年为保证胜利油田的开发，黄委会会同有关部门对黄河河口进行规划，我有幸作为一员在该地查勘、工作了几个月。黄河大堤不同地段的修防人员异口同声地向我大力赞美水库，有的说以前春节过年没在家吃过一顿饺子，因为要守大堤防凌汛，自有了水库后，可以安心地吃上饺子了。有的说要不是水库，某次洪水他们那里可能很吃紧……水库的发电效益虽没达到设计要求，但其收入相当投资的2倍左右，为紧缺的中原电网作出其他贡献另当别论；水库蓄水是引黄灌溉的重要保证，在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文革期间，这个贡献是不能低估的。水库至今还奇功卓著，定能使你惊喜万分。

当我向人们宣传解放后黄河大堤没决口的成就时，听者总会向我发问：“河床一直淤高，大堤一直加高，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上世纪60年代初，当黄委会主任向周总理汇报欲修建龙门水库拦沙时，总理问：“水库淤满了怎么办？”前者无言以对。如今这些问题正在逐渐地得到解决。只要运用蓄清排浑的方式，水库在动态平衡的情况下就不会淤满，能继续发挥作用，这个结论意义非比寻常。它促使并建成了小浪底水库。小浪底水库的防洪防凌减淤效益十分巨大，它所进行的调水调沙试验，是想把更多的泥沙输向海洋，从而使河床微淤甚至不淤。没有水库，那有今天黄河的大好形势；没有水库，那有调水调沙的壮举，所以水库的贡献应该用“奇功”予以赞颂。当然水库建设过程中，道路并不平坦，总算是摸着石头过河地一直前进着。人们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个英雄，为什么对黄河这条世界上少有的害河上建的第一座水库，不能象英雄那样对待它？甚至连一点宽容也不赋予它？从小受中庸之道教育的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有些人特别是名人，因为水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人们同情他们，我也很同情；但受到批评甚至指责的应该是掌权的人，而不是水库。水库有很多科研成果都达到很高的水准，如打开业已封堵的导流底孔的施工技术、双层过水的水力学科研成果等都很珍贵。水库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大型水利枢纽的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上的骨干……我这么说绝无护短地否认水库在规划、建设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相反应正视它，避免重蹈覆辙，但这只能算缴学费的小过而已。



载《澳门日报》2006年1月15日



（我将本人近三十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有关水利水电的各类文章，汇总成一本书：《上善若水话沧桑》正式出版。本文是该书的第一篇，我在本文后加了附注，现一并录于下）



附注：

对建设三门峡水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它的报道是负面的、消极的居多。前一段时期，不少报刊发表有关黄万里教授的文章，黄教授本着“讲真话行走人生”的处事原则，忠诚而睿智地为三门峡水库提出很好的建议，却遭受非议和打击，使人尊敬、同情和感叹。如何历史地、全面地、全过程地评价三门峡水库，使民众对三门峡水库有个完整、客观而实事求是的了解，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承蒙《澳门日报》的支持，刊登本文，也算了却我一件心事。我转此文，是通过专业水利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明三门峡水利工程。
本文来自：水叟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0f97fa0100b2bk.html
和潘家铮院士商榷    三门峡水库的功过
(2008-10-30 09:30:15)
2007年11月27日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潘家铮院士对长江三峡水库的评价和论述，我都同意，但他的一句：“三峡水库绝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笔者不敢苟同，特别是次日全国各种大大小小的报纸，很多以此作为标题刊登这个消息，当时我的心情就像我的亲人遭人污辱那样难受。

潘家铮院士是我国水利水电战线一位资深权威，业绩辉煌，是我尊敬的前辈。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四川龚咀水电站纵缝灌浆的技术鉴定会上，我有幸滥竽充数地作为应邀的专家与潘先生一起开会研讨，聆听他的讲话，一起在鉴定书上签字，他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三门峡水库的建设与改建过程中，与我没任何关系。前些年不少媒体对三门峡水库种种不实的评价和用词，使我颇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所以无论在回答朋友的询问或投书于报刊中，都阐述了我的看法（详见本文的附件）。兴建三门峡水库的动机是纯正的，过程也是认真的，但由于对黄河的研究不够，发扬民主欠缺，特别对黄万里教授错误的打击等很多因素，使这座水库建成就遭受厄运，这些都值得总结、批评甚至批判，媒体对此着力、挖掘、报道，都是无可非议的，从技术层面上讲，我认为还很不够。另一方面，对这条难治的河上这座难缠的工程，有些人一度绝望，极力要炸掉它的人有之；说风凉话：“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者有之……在周恩来总理的积极领导和具体参与下，中国的水利人运用其聪明才智，经过卓有成效的努力，终于将它改造过来了，完成了“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既定目标，如今它不但一如既往地担负黄河防洪防凌任务，而且与小浪底水库一起，参与对黄河调水调沙这个世界领先、治黄史上前所未有的科研实践活动，此外它的发电、灌溉乃至于旅游等效益继续为人民造福。自古以来，防治黄河洪水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占了史册中相当大的篇幅，“黄河清，圣人出”这句古老格言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通过三门峡水库的实践，不但改变历史上黄河平均三年两决口的惨状，创造了黄河伏秋大汛没决过口的壮举，而且更正了“黄河清，圣人出”这句古老的格言，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媒体去挖掘、宣传和报道的工程，多么值得媒体据此宏扬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的一件好事，但实际令人惋惜。正因为媒体的宣传不够，使广大民众对三门峡水库多有误解，我的不少朋友问我：“三门峡水库是否问题很严重？”“三门峡水库是否报废了？”潘院士这句“三峡水库绝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无疑在客观上为民众的误解加深了印象，至少这样说对三门峡水库是很不公平，有很大语病的。我一直想为此写一篇文章，叙述我的一家之言，但文章投向何方？估计媒体不会刊登，所以就沉寂下来了。感谢博客，为这种想法提供了平台，我的博客开通才一周，这篇博文权当是一篇献礼之作。下面附上2006年1月15日发表在《澳门日报》的文章：“三门峡水库功过评述”，请潘院士、水利界的朋友和关心热爱水利事业的网友批评指正。



三 门 峡 水 库 功 过 评 述



三年两决    黄河历史



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的发源地和文化的摇篮，为我国的繁荣和发展曾作出过极大的贡献，所以说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一点都不为过；但黄河又是一条有名的害河，黄河水灾波及的地区，北至天津，南至长江下游，使这25万平方公里上的千百万人民受其蹂躏。黄河的特点是沙多，按每立方米水中的含沙量，埃及尼罗河仅1公斤，土库曼斯坦国的阿姆河是4公斤，美国科罗拉多河是10公斤，但黄河是36公斤！在治黄的几千年中，虽涌现出大禹、贾让、王景、潘季驯、靳辅、李仪祉等很多优秀人物，但都没有根本改变黄河决口、改道的局面。近代发达国家的众多学者在治黄研究上也没什么作为。

黄河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据我国历史记载，在1946年以前的三、四千年中，黄河较大的改道有26次；决口泛滥达1593次，这就是我们常说（平均）三年两决口的由来。这种决口的频度和灾害严重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以清朝为例，从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到1840年鸦片战争将近200年时间里，虽然正处于清朝的“康乾盛世”和清中期，但决口数达361次之多，平均每6.5个月一次，已接近一年决口两次了。

千百年的治黄史，在地区上只限于下游，众所周知，黄河的泥沙主要来源于中游，不治理中游显然放弃了治本大计；在措施上只限于治标，着力于不决口；在方法上采用过“疏导”和“分流”、乃至于“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等方法，虽收一时之效，却没能扭转黄河下游决口、改道的局面。主要是泥沙太多——疏导无效、分流则两河俱淤、束水则堤防溃决、筑堤束水形成了筑堤与河床的升高竞赛，其结果河道与河口淤积不能制止，河道只能向宽浅方向发展，河性向游荡阶段加剧，久而久之，终至决口、改道……如此循环往复。

对于这样一条害河，发达国家的一些专家权威曾作过非常悲观甚至幸灾乐祸的预言。1950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世界防洪会议上，他们认为黄河不可能被治好，几千年以后，华北平原就可能变为沙漠。

1946年黄河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人民治黄首先保证黄河不决口，这是事关千百万人民生命和国家建设的大事，这一点中国政府做到了，自解放后，伏秋大汛黄河未决过口，包括可歌可泣地战胜1958年黄河大洪水那样诗史般的功绩。主管黄河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把除害和兴利作为治黄的方针，三门峡水库则是第一期工程。



蓄水拦沙  难免碰壁



毛主席1952年视察了黄河几天，以后三年每年去河南都听取黄委会的工作汇报。周总理更是对黄河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邓子恢等一大批领导人处理、关注过黄河的事。中央政治局数次开会研究，1955年5月，政治局研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责成水利部修改，后对修改稿还不满意，最后在水利部几位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由胡乔木执笔才定稿，这就是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该规划的决议并要求国务院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保证工程及时施工。

黄委会从建国初就会同有关部委对很多基础性的资料，进行收集和研究，做了很多工作。在列上了苏联援助的156个工程项目之一后，在周总理指示下由七部委成立了黄河研究组，后来又发展为黄河规划委员会，配合苏联专家组于1954年2月组成黄河查勘团，历时110多天、行程12000余公里，先后查勘了1400多公里的堤防、险工，29个干支流坝址、8个灌区、4个水土保持类型区……同年10月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这份8卷20万字、112张附图的报告，还附有10万字的参考资料和专家组长的基本情况报告。

这份规划报告是以全流域为研究对象，强调了既除害又兴利、综合利用的原则，修建三门峡水库，就是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此外也要求进行大规模水土保持和修建若干个拦泥水库。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首先提出在黄河干支流修建蓄洪水库的主张。黄委会和苏联专家的观念不谋而合地相中了三门峡水库。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库正式开工。从指导思想上讲该工程的目标是除害兴利、为国为民，绝无大跃进时期那种好大喜功的色彩；从过程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行政上都是严肃认真的。但是后来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周总理说得对：“其原因就是因为规划的时候，对一个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研究不够造成的。”除此之外，实践是检验真理或谬误的重要依据，唯此才能判定有些观点的真伪、欠缺。以“蓄水拦沙”为例，纯粹从历史经验总结看，它就有欠缺；何况，靠三门峡水库实施这个目标因不切实际而难免碰壁。但这些只能在实践后才认识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何况象治黄这样的事，从这个角度讲，碰壁、缴学费，虽然痛苦却是值得而必须的。



蓄清排浑   柳暗花明



在三门峡水库修建过程中。对于正常情况下的蓄水位亦即正常高水位，黄委会和上游的陕西省一直有分歧：前者从防洪出发，主张定得高一些，而后者为了少淹地，主张定得低一些。这种矛盾和分歧只能由周总理出面协商、调解和拍板。此中有很多故事，这里就从略了。

1961年汛期，三门峡水库从8月27日关闸蓄水。10月下旬，黄河及其支流——关中的渭河同时涨水，含沙量也较大，由于黄河泥沙淤积的所谓“翘尾巴”特点（泥沙的淤积形态，随着离大坝愈远，由水平方向逐渐呈抛物线型向上翘起，若没有实践是不可能掌握这个特点的），加剧了黄河洪水顶托渭河洪水，使之排泄不畅，造成潼关以上严重淤积，渭南一带库区遭受损失；西安等地的地下水位升高，有些房屋发生险情。与此同时，水库泥沙淤积非常严重，极大地超出原先的估计，使人担心水库因塞满泥沙而报废。下泄的清水，因不同于过去的浑水，所以改变了主流的流向，使原来迎流的险工脱流，而一般的堤工面临着主流的淘刷，清水的淘刷作用又比浑水要大，极易出险。黄河的主流完全由工程控制，即这一岸的险工在迎着主流后把水流挑向下游另一岸的险工，如此逐次推进。一旦主流脱离此岸险工后，也往往脱离彼岸下一个险工，这种情况称作“一弯变，弯弯变”。这种情况是修防部门最忌讳的，因为它使防汛非常吃紧、又因失去控制而对防洪没有把握……众多问题使人们对三门峡水库议论纷纷。

1962年2月，研究后决定把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所以3月中旬，水库即提前开闸放水。

1964年周总理主持治黄会议，矛盾尖锐的治黄会议只能由周总理主持，不但因为他的身份，而且他有过人的协调能力、超群的人格魅力、睿智的综合能力、清醒的判断能力。最后决定两个确保的原则即确保下游、确保西安。在这个原则下，对三门峡水库进行改建：左岸增建2条隧洞、坝身4条发电钢管用于泄流排沙。5年后又决定打开业已封堵的8个导流底孔。这些为改变运用方式奠定了物质基础。

经过如此改建，特别是摸索出一套“蓄清排浑”，调水调沙的运用方式即蓄枯水期较清的水，敞开口排泄汛期含沙量较大的浑水。不但使上游的问题明显改观、对下游的河势得到控制外，还取得了多沙河流的水库不会淤废的宝贵经验。三门峡水库业已冲淤平衡，但仍有30亿立米的库容可以综合利用。这柳暗花明的坦途，唯有经过了山重水复的实践才能取得，这是具有世界水平的成果，可惜宣传得太少，藏在深山人不识，所以笔者冒昧地、毛遂自荐地写此短文予以宣扬。



三门水库   奇功小过



三门峡水库（以下简称水库）经过两次改建后，它的综合效益仍然很大。水库因控制着上游92%的流域面积，所以在防洪和防凌上起过非常大的作用。1968年为保证胜利油田的开发，黄委会会同有关部门对黄河河口进行规划，我有幸作为一员在该地查勘、工作了几个月。黄河大堤不同地段的修防人员异口同声地向我大力赞美水库，有的说以前春节过年没在家吃过一顿饺子，因为要守大堤防凌汛，自有了水库后，可以安心地吃上饺子了。有的说要不是水库，某次洪水他们那里可能很吃紧……水库的发电效益虽没达到设计要求，但其收入相当投资的2倍左右，为紧缺的中原电网作出其他贡献另当别论；水库蓄水是引黄灌溉的重要保证，在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文革期间，这个贡献是不能低估的。水库至今还奇功卓著，定能使你惊喜万分。

当我向人们宣传解放后黄河大堤没决口的成就时，听者总会向我发问：“河床一直淤高，大堤一直加高，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上世纪60年代初，当黄委会主任向周总理汇报欲修建龙门水库拦沙时，总理问：“水库淤满了怎么办？”前者无言以对。如今这些问题正在逐渐地得到解决。只要运用蓄清排浑的方式，水库在动态平衡的情况下就不会淤满，能继续发挥作用，这个结论意义非比寻常。它促使并建成了小浪底水库。小浪底水库的防洪防凌减淤效益十分巨大，它所进行的调水调沙试验，是想把更多的泥沙输向海洋，从而使河床微淤甚至不淤。没有水库，那有今天黄河的大好形势；没有水库，那有调水调沙的壮举，所以水库的贡献应该用“奇功”予以赞颂。当然水库建设过程中，道路并不平坦，总算是摸着石头过河地一直前进着。人们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个英雄，为什么对黄河这条世界上少有的害河上建的第一座水库，不能象英雄那样对待它？甚至连一点宽容也不赋予它？从小受中庸之道教育的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有些人特别是名人，因为水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人们同情他们，我也很同情；但受到批评甚至指责的应该是掌权的人，而不是水库。水库有很多科研成果都达到很高的水准，如打开业已封堵的导流底孔的施工技术、双层过水的水力学科研成果等都很珍贵。水库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大型水利枢纽的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上的骨干……我这么说绝无护短地否认水库在规划、建设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相反应正视它，避免重蹈覆辙，但这只能算缴学费的小过而已。



载《澳门日报》2006年1月15日



（我将本人近三十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有关水利水电的各类文章，汇总成一本书：《上善若水话沧桑》正式出版。本文是该书的第一篇，我在本文后加了附注，现一并录于下）



附注：

对建设三门峡水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它的报道是负面的、消极的居多。前一段时期，不少报刊发表有关黄万里教授的文章，黄教授本着“讲真话行走人生”的处事原则，忠诚而睿智地为三门峡水库提出很好的建议，却遭受非议和打击，使人尊敬、同情和感叹。如何历史地、全面地、全过程地评价三门峡水库，使民众对三门峡水库有个完整、客观而实事求是的了解，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承蒙《澳门日报》的支持，刊登本文，也算了却我一件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