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通向天堂的阶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01:36:23
◆边际
半个世纪前，一场如火如荼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焚毁了旧西藏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做了主人，古老的西藏新生了。值3月28日第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来临之际，《人物》杂志2009.3刊登特稿《通向天堂的阶梯——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回望漫长而艰难的民主改革——看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如何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下土崩瓦解；看新中国怎样把一个大写的“人”字矗立到世界屋脊之上。本版摘录部分内容。
六年不改
1956年，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为了稳定西藏，中央有意推迟川、甘、青、滇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运动。但形势的发展出乎毛泽东和中央的预想，四省藏族聚居区的民主改革运动迅猛发展，给西藏以巨大的冲击。
西藏地区部分群众开始有了改革的要求。在这种形势面前，中共西藏工委也想尽快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希望西藏早一点进行民主改革，认为“西藏也面临着这种民主改革趋势的前夕”。
8月4日，一封《修建当雄机场的藏族民工代表要求实行民主改革给达赖的请求书》被刊登在了《西藏日报》上，一时社会哗然。在此前后，西藏工委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从内地各省市调2000多名汉族干部陆续进藏，并且在西藏吸收了大批藏族干部，形成了欲全面进行民主改革的气势。
这时看到改革是大势所趋而真正愿意实行改革的上层人士只占少数；大多数上层人士则心存疑虑，焦躁不安。
达赖此时去信毛泽东，毛于8月18日复信道：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中央客观地分析了西藏的政治形势后，认为：“西藏的改革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勉强去做就势必出乱子。”
1956年9月4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通常称“九四指示”)。指示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要做到和平改革，对西藏上层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以后再去进行。”这里所谓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条：一是同他们的各方面的领导人员协商好。二是把上层安排好。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谈到西藏问题时说：
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这样，中央在“九四指示”下达半年后，就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了对西藏实行“六年不改”的政策方针。
配合“六年不改”的方针，西藏军区对部队进行了全区性的缩编和部署上的调整，总员额减至1.8万人。
中央一系列的缓和政策，让在“大发展”时期神经备受刺激的西藏上层缓了口气。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囿于阶级本质，认为“六年不改”最终还是要改的，其“美妙的”封建农奴制度仍然岌岌可危。
基于这样的判断，他们必然要为保全自己的阶级地位做些什么了。
四水六岗卫教军
1959年的叛乱虽然被历史铭记，但是，对于西藏和中央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多么突然、出人意料的事件。事实上，从中央代表到达拉萨的那一刻起，暗中的破坏活动就没有停止过。
早在1951年至1952年，叛乱就零星地发生过，直到达赖喇嘛发出和平呼吁书后，叛乱才暂且平息了下去。有学者认为，这些早期的叛乱很可能是国民党残余分子策划发动的。但到了195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叛乱成为有组织的行为，而它们的策动者则来自藏族内部。
在叛乱武装中，有一支名气颇大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即是西方人所称的康巴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给驻藏解放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恩珠·贡布扎西，康区理塘(今四川甘孜州理塘县)人，早年曾在拉萨经商。他在拉萨秘密串联流亡的康巴人，于1957年5月以募捐向达赖喇嘛献造黄金宝座为名，组织了四水六岗(藏语“曲西岗珠”，四水指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六岗指的是在这四条江河流域的西藏地区；“四水六岗”狭义上指康区，广义上泛指整个藏族聚居区)组织。到1958年5月13日，四水六岗组织召集各路人马秘密开会，清点人数，计有2200余人。
西藏地方政府对叛乱武装一直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噶厦多次下令，要求各地积极为叛乱武装筹措粮秣，还在山南地区打开拉康、多宗等地的粮仓，给叛乱分子发放粮食，打开军械库，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弹药，并听任其征收粮草，胁迫群众参加叛乱。藏军也以“成伙携枪逃跑”为借口，选派机枪手、号兵去山南，协助训练叛乱武装和直接参加叛乱活动。
几乎是同时，毛泽东在批转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鉴于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全面叛乱，中央于1958年7月14日指示西藏工委：
你们应当对噶伦们表示严正的态度，告诉他们，他们对西藏地区的反动分子和从江东逃入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和中央对西藏的改革一向容忍且具有耐心，但西藏反动分子却根本不要改革，他们要的不仅仅是“六年不改”，他们希望“永远不改”。这样一来，“如果反动分子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要实行武装平息叛乱。”
7月18日，张经武、张国华到罗布林卡(历代达赖喇嘛消暑理政的地方)会见达赖喇嘛，转告了中央对叛乱武装的最后通牒。这让达赖感到十分紧张。
驻藏部队面对叛乱，一直在忍耐。
叛乱分子的暴行，罄竹难书。但达赖对此态度暧昧而且犹豫不决，一拖再拖。直到11月2日，才召集了噶厦全体噶伦和仲译钦波、孜本、马基(藏军司令)、三大寺堪布开会，要求噶厦“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负起平叛的责任”。会议开了十多天，十分刁诡的是，西藏上层愣是将这场原本商议平叛的会议，开成了反动分子如何在必要的时候，把达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的密谋。
这是达赖集团悲剧的开始，却是西藏民主改革露出曙光的时候……◆边际
半个世纪前，一场如火如荼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焚毁了旧西藏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做了主人，古老的西藏新生了。值3月28日第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来临之际，《人物》杂志2009.3刊登特稿《通向天堂的阶梯——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回望漫长而艰难的民主改革——看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如何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下土崩瓦解；看新中国怎样把一个大写的“人”字矗立到世界屋脊之上。本版摘录部分内容。
六年不改
1956年，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为了稳定西藏，中央有意推迟川、甘、青、滇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运动。但形势的发展出乎毛泽东和中央的预想，四省藏族聚居区的民主改革运动迅猛发展，给西藏以巨大的冲击。
西藏地区部分群众开始有了改革的要求。在这种形势面前，中共西藏工委也想尽快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希望西藏早一点进行民主改革，认为“西藏也面临着这种民主改革趋势的前夕”。
8月4日，一封《修建当雄机场的藏族民工代表要求实行民主改革给达赖的请求书》被刊登在了《西藏日报》上，一时社会哗然。在此前后，西藏工委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从内地各省市调2000多名汉族干部陆续进藏，并且在西藏吸收了大批藏族干部，形成了欲全面进行民主改革的气势。
这时看到改革是大势所趋而真正愿意实行改革的上层人士只占少数；大多数上层人士则心存疑虑，焦躁不安。
达赖此时去信毛泽东，毛于8月18日复信道：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中央客观地分析了西藏的政治形势后，认为：“西藏的改革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勉强去做就势必出乱子。”
1956年9月4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通常称“九四指示”)。指示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要做到和平改革，对西藏上层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以后再去进行。”这里所谓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条：一是同他们的各方面的领导人员协商好。二是把上层安排好。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谈到西藏问题时说：
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这样，中央在“九四指示”下达半年后，就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了对西藏实行“六年不改”的政策方针。
配合“六年不改”的方针，西藏军区对部队进行了全区性的缩编和部署上的调整，总员额减至1.8万人。
中央一系列的缓和政策，让在“大发展”时期神经备受刺激的西藏上层缓了口气。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囿于阶级本质，认为“六年不改”最终还是要改的，其“美妙的”封建农奴制度仍然岌岌可危。
基于这样的判断，他们必然要为保全自己的阶级地位做些什么了。
四水六岗卫教军
1959年的叛乱虽然被历史铭记，但是，对于西藏和中央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多么突然、出人意料的事件。事实上，从中央代表到达拉萨的那一刻起，暗中的破坏活动就没有停止过。
早在1951年至1952年，叛乱就零星地发生过，直到达赖喇嘛发出和平呼吁书后，叛乱才暂且平息了下去。有学者认为，这些早期的叛乱很可能是国民党残余分子策划发动的。但到了195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叛乱成为有组织的行为，而它们的策动者则来自藏族内部。
在叛乱武装中，有一支名气颇大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即是西方人所称的康巴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给驻藏解放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恩珠·贡布扎西，康区理塘(今四川甘孜州理塘县)人，早年曾在拉萨经商。他在拉萨秘密串联流亡的康巴人，于1957年5月以募捐向达赖喇嘛献造黄金宝座为名，组织了四水六岗(藏语“曲西岗珠”，四水指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六岗指的是在这四条江河流域的西藏地区；“四水六岗”狭义上指康区，广义上泛指整个藏族聚居区)组织。到1958年5月13日，四水六岗组织召集各路人马秘密开会，清点人数，计有2200余人。
西藏地方政府对叛乱武装一直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噶厦多次下令，要求各地积极为叛乱武装筹措粮秣，还在山南地区打开拉康、多宗等地的粮仓，给叛乱分子发放粮食，打开军械库，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弹药，并听任其征收粮草，胁迫群众参加叛乱。藏军也以“成伙携枪逃跑”为借口，选派机枪手、号兵去山南，协助训练叛乱武装和直接参加叛乱活动。
几乎是同时，毛泽东在批转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鉴于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全面叛乱，中央于1958年7月14日指示西藏工委：
你们应当对噶伦们表示严正的态度，告诉他们，他们对西藏地区的反动分子和从江东逃入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和中央对西藏的改革一向容忍且具有耐心，但西藏反动分子却根本不要改革，他们要的不仅仅是“六年不改”，他们希望“永远不改”。这样一来，“如果反动分子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要实行武装平息叛乱。”
7月18日，张经武、张国华到罗布林卡(历代达赖喇嘛消暑理政的地方)会见达赖喇嘛，转告了中央对叛乱武装的最后通牒。这让达赖感到十分紧张。
驻藏部队面对叛乱，一直在忍耐。
叛乱分子的暴行，罄竹难书。但达赖对此态度暧昧而且犹豫不决，一拖再拖。直到11月2日，才召集了噶厦全体噶伦和仲译钦波、孜本、马基(藏军司令)、三大寺堪布开会，要求噶厦“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负起平叛的责任”。会议开了十多天，十分刁诡的是，西藏上层愣是将这场原本商议平叛的会议，开成了反动分子如何在必要的时候，把达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的密谋。
这是达赖集团悲剧的开始，却是西藏民主改革露出曙光的时候……
半个世纪前，一场如火如荼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焚毁了旧西藏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做了主人，古老的西藏新生了。值3月28日第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来临之际，《人物》杂志2009.3刊登特稿《通向天堂的阶梯——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回望漫长而艰难的民主改革——看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如何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下土崩瓦解；看新中国怎样把一个大写的“人”字矗立到世界屋脊之上。本版摘录部分内容。
六年不改
1956年，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为了稳定西藏，中央有意推迟川、甘、青、滇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运动。但形势的发展出乎毛泽东和中央的预想，四省藏族聚居区的民主改革运动迅猛发展，给西藏以巨大的冲击。
西藏地区部分群众开始有了改革的要求。在这种形势面前，中共西藏工委也想尽快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希望西藏早一点进行民主改革，认为“西藏也面临着这种民主改革趋势的前夕”。
8月4日，一封《修建当雄机场的藏族民工代表要求实行民主改革给达赖的请求书》被刊登在了《西藏日报》上，一时社会哗然。在此前后，西藏工委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从内地各省市调2000多名汉族干部陆续进藏，并且在西藏吸收了大批藏族干部，形成了欲全面进行民主改革的气势。
这时看到改革是大势所趋而真正愿意实行改革的上层人士只占少数；大多数上层人士则心存疑虑，焦躁不安。
达赖此时去信毛泽东，毛于8月18日复信道：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中央客观地分析了西藏的政治形势后，认为：“西藏的改革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勉强去做就势必出乱子。”
1956年9月4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通常称“九四指示”)。指示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要做到和平改革，对西藏上层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以后再去进行。”这里所谓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条：一是同他们的各方面的领导人员协商好。二是把上层安排好。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谈到西藏问题时说：
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这样，中央在“九四指示”下达半年后，就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了对西藏实行“六年不改”的政策方针。
配合“六年不改”的方针，西藏军区对部队进行了全区性的缩编和部署上的调整，总员额减至1.8万人。
中央一系列的缓和政策，让在“大发展”时期神经备受刺激的西藏上层缓了口气。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囿于阶级本质，认为“六年不改”最终还是要改的，其“美妙的”封建农奴制度仍然岌岌可危。
基于这样的判断，他们必然要为保全自己的阶级地位做些什么了。
四水六岗卫教军
1959年的叛乱虽然被历史铭记，但是，对于西藏和中央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多么突然、出人意料的事件。事实上，从中央代表到达拉萨的那一刻起，暗中的破坏活动就没有停止过。
早在1951年至1952年，叛乱就零星地发生过，直到达赖喇嘛发出和平呼吁书后，叛乱才暂且平息了下去。有学者认为，这些早期的叛乱很可能是国民党残余分子策划发动的。但到了195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叛乱成为有组织的行为，而它们的策动者则来自藏族内部。
在叛乱武装中，有一支名气颇大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即是西方人所称的康巴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给驻藏解放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恩珠·贡布扎西，康区理塘(今四川甘孜州理塘县)人，早年曾在拉萨经商。他在拉萨秘密串联流亡的康巴人，于1957年5月以募捐向达赖喇嘛献造黄金宝座为名，组织了四水六岗(藏语“曲西岗珠”，四水指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六岗指的是在这四条江河流域的西藏地区；“四水六岗”狭义上指康区，广义上泛指整个藏族聚居区)组织。到1958年5月13日，四水六岗组织召集各路人马秘密开会，清点人数，计有2200余人。
西藏地方政府对叛乱武装一直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噶厦多次下令，要求各地积极为叛乱武装筹措粮秣，还在山南地区打开拉康、多宗等地的粮仓，给叛乱分子发放粮食，打开军械库，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弹药，并听任其征收粮草，胁迫群众参加叛乱。藏军也以“成伙携枪逃跑”为借口，选派机枪手、号兵去山南，协助训练叛乱武装和直接参加叛乱活动。
几乎是同时，毛泽东在批转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鉴于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全面叛乱，中央于1958年7月14日指示西藏工委：
你们应当对噶伦们表示严正的态度，告诉他们，他们对西藏地区的反动分子和从江东逃入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和中央对西藏的改革一向容忍且具有耐心，但西藏反动分子却根本不要改革，他们要的不仅仅是“六年不改”，他们希望“永远不改”。这样一来，“如果反动分子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要实行武装平息叛乱。”
7月18日，张经武、张国华到罗布林卡(历代达赖喇嘛消暑理政的地方)会见达赖喇嘛，转告了中央对叛乱武装的最后通牒。这让达赖感到十分紧张。
驻藏部队面对叛乱，一直在忍耐。
叛乱分子的暴行，罄竹难书。但达赖对此态度暧昧而且犹豫不决，一拖再拖。直到11月2日，才召集了噶厦全体噶伦和仲译钦波、孜本、马基(藏军司令)、三大寺堪布开会，要求噶厦“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负起平叛的责任”。会议开了十多天，十分刁诡的是，西藏上层愣是将这场原本商议平叛的会议，开成了反动分子如何在必要的时候，把达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的密谋。
这是达赖集团悲剧的开始，却是西藏民主改革露出曙光的时候……◆边际
半个世纪前，一场如火如荼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焚毁了旧西藏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做了主人，古老的西藏新生了。值3月28日第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来临之际，《人物》杂志2009.3刊登特稿《通向天堂的阶梯——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回望漫长而艰难的民主改革——看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如何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下土崩瓦解；看新中国怎样把一个大写的“人”字矗立到世界屋脊之上。本版摘录部分内容。
六年不改
1956年，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为了稳定西藏，中央有意推迟川、甘、青、滇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运动。但形势的发展出乎毛泽东和中央的预想，四省藏族聚居区的民主改革运动迅猛发展，给西藏以巨大的冲击。
西藏地区部分群众开始有了改革的要求。在这种形势面前，中共西藏工委也想尽快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希望西藏早一点进行民主改革，认为“西藏也面临着这种民主改革趋势的前夕”。
8月4日，一封《修建当雄机场的藏族民工代表要求实行民主改革给达赖的请求书》被刊登在了《西藏日报》上，一时社会哗然。在此前后，西藏工委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从内地各省市调2000多名汉族干部陆续进藏，并且在西藏吸收了大批藏族干部，形成了欲全面进行民主改革的气势。
这时看到改革是大势所趋而真正愿意实行改革的上层人士只占少数；大多数上层人士则心存疑虑，焦躁不安。
达赖此时去信毛泽东，毛于8月18日复信道：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中央客观地分析了西藏的政治形势后，认为：“西藏的改革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勉强去做就势必出乱子。”
1956年9月4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通常称“九四指示”)。指示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要做到和平改革，对西藏上层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以后再去进行。”这里所谓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条：一是同他们的各方面的领导人员协商好。二是把上层安排好。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谈到西藏问题时说：
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这样，中央在“九四指示”下达半年后，就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了对西藏实行“六年不改”的政策方针。
配合“六年不改”的方针，西藏军区对部队进行了全区性的缩编和部署上的调整，总员额减至1.8万人。
中央一系列的缓和政策，让在“大发展”时期神经备受刺激的西藏上层缓了口气。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囿于阶级本质，认为“六年不改”最终还是要改的，其“美妙的”封建农奴制度仍然岌岌可危。
基于这样的判断，他们必然要为保全自己的阶级地位做些什么了。
四水六岗卫教军
1959年的叛乱虽然被历史铭记，但是，对于西藏和中央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多么突然、出人意料的事件。事实上，从中央代表到达拉萨的那一刻起，暗中的破坏活动就没有停止过。
早在1951年至1952年，叛乱就零星地发生过，直到达赖喇嘛发出和平呼吁书后，叛乱才暂且平息了下去。有学者认为，这些早期的叛乱很可能是国民党残余分子策划发动的。但到了195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叛乱成为有组织的行为，而它们的策动者则来自藏族内部。
在叛乱武装中，有一支名气颇大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即是西方人所称的康巴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给驻藏解放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恩珠·贡布扎西，康区理塘(今四川甘孜州理塘县)人，早年曾在拉萨经商。他在拉萨秘密串联流亡的康巴人，于1957年5月以募捐向达赖喇嘛献造黄金宝座为名，组织了四水六岗(藏语“曲西岗珠”，四水指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六岗指的是在这四条江河流域的西藏地区；“四水六岗”狭义上指康区，广义上泛指整个藏族聚居区)组织。到1958年5月13日，四水六岗组织召集各路人马秘密开会，清点人数，计有2200余人。
西藏地方政府对叛乱武装一直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噶厦多次下令，要求各地积极为叛乱武装筹措粮秣，还在山南地区打开拉康、多宗等地的粮仓，给叛乱分子发放粮食，打开军械库，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弹药，并听任其征收粮草，胁迫群众参加叛乱。藏军也以“成伙携枪逃跑”为借口，选派机枪手、号兵去山南，协助训练叛乱武装和直接参加叛乱活动。
几乎是同时，毛泽东在批转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鉴于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全面叛乱，中央于1958年7月14日指示西藏工委：
你们应当对噶伦们表示严正的态度，告诉他们，他们对西藏地区的反动分子和从江东逃入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和中央对西藏的改革一向容忍且具有耐心，但西藏反动分子却根本不要改革，他们要的不仅仅是“六年不改”，他们希望“永远不改”。这样一来，“如果反动分子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要实行武装平息叛乱。”
7月18日，张经武、张国华到罗布林卡(历代达赖喇嘛消暑理政的地方)会见达赖喇嘛，转告了中央对叛乱武装的最后通牒。这让达赖感到十分紧张。
驻藏部队面对叛乱，一直在忍耐。
叛乱分子的暴行，罄竹难书。但达赖对此态度暧昧而且犹豫不决，一拖再拖。直到11月2日，才召集了噶厦全体噶伦和仲译钦波、孜本、马基(藏军司令)、三大寺堪布开会，要求噶厦“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负起平叛的责任”。会议开了十多天，十分刁诡的是，西藏上层愣是将这场原本商议平叛的会议，开成了反动分子如何在必要的时候，把达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的密谋。
这是达赖集团悲剧的开始，却是西藏民主改革露出曙光的时候……
（2）
◆边际
1959：不平静的日子
1959年3月，西藏爆发叛乱。
事情要从2月7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的“破九跳神大会”讲起。那天，达赖喇嘛突然对应邀参加“跳神大会”的中央驻藏代表郭锡兰、邓少东说：“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安排一下。”
“这事很好办，只要你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进行专场演出。”
达赖微微一笑：“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我去看。”
3月9日，达赖通告全体噶伦，明天直接去军区礼堂观看演出。这一安排在阿沛看来是极不寻常的。一般来说，参加这样的活动，噶厦的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阿沛有一个不祥的预感：“明天可能会出事”。
不出所料，3月10日上午，叛乱爆发了。
上午8时，拉萨街头突然一片混乱。
“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噶厦的警察代本侈巴·才仁罗吉带着武装警察和“卫教军”，荷枪实弹地在市内的大街小巷吆喝穿梭，强迫每家至少派一人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到军区看戏。谣言四起，“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准备了直升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谣言对坚信佛教的藏族人民无疑是莫大的冲击。他们恐慌不安地向罗布林卡涌去，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达赖根本无法移动一步。
叛乱分子在市区行游，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你们不滚出去，我们也有力量赶走你们”等口号，张贴反动标语。
突然发生在拉萨城内的大规模叛乱显然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风暴。然而，噶厦政府的代表还对中央谎称：“噶厦事前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军区看戏，由于达赖喇嘛的近侍机构、三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员反对，事态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回顾那段叛乱发生的日子，纷纷扰扰的记忆已经成为历史，但那段时期达赖与谭冠三将军的通信往来，却成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视角，让我们一窥叛乱真相的蛛丝马迹。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全面叛乱的当天，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便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表示愿意来军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谋挑拨给您造成很大的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0日
3月11日，谭冠三收到达赖喇嘛的回信：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计较，送来的信出现在我眼前时，顿时感到无限的兴奋。
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几天以后，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见面。您对我有何内部的指示，请通过此人(指阿沛·阿旺晋美)坦率示知。
达赖喇嘛亲笔呈
同日，谭冠三将军复信致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
现在反动分子竟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经十分严重地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1日
3月11日夜，噶厦派人分赴工布、彭波、山南等地，命令各地组织武装，迅速赶到拉萨，保卫达赖。
当天，总参谋部电示西藏军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
3月12日，达赖喇嘛写信给谭冠三政委：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经阿沛转去一信，想已收到了。今早您送来的信收到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今天早晨北京时间八点半钟，有少数藏军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鸣了几枪。幸好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关于您来信中提的问题，我现在正打算向下属的几个人进行教育和嘱托。您对我有何指示的意见，请知心坦率地示知。
达赖12日呈
3月13日，叛乱武装总部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向各宗、奚谷(县、庄园)下达命令：“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18至60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如果对宗教事业不负责任，贪生惜命者，定将依法惩处。”
当天，拉萨朗子辖(市政府)在市民中对18岁至60岁的男子进行登记。噶厦从布达拉宫下面的军械库中取出炮12门，机枪30挺，运往罗布林卡装备叛乱分子。
3月14日，噶厦召集300多名妇女开会，叫嚷“独立”。另有几百名妇女到印度、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请愿，要求保护“西藏独立”。15日，又有300多名妇女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请愿。
3月15日，谭冠三将军致达赖喇嘛信：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11日、12日两信均敬悉。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些人勾结外国人，进行反动叛国的活动，为时已久。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处理，而西藏地方政府则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实际上帮助了他们的活动，以致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局面。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国分子。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您来信中说，对于“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对于您的这种正确态度，我们甚为欢迎。
对于您现在的处境和安全，我们甚为关怀。如果您认为需要脱离现在被叛国分子劫持的危险境地，而且又有可能的话，我们热忱地欢迎您和您的随行人员到军区来住一个短期，我们愿对您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究竟如何措置为好，完全听从您的决定。
另外，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决定于4月17日举行。特此告诉您。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5日
3月16日，达赖喇嘛写信给谭冠三政委：
您15日的来信，方才三点钟收到，您对我的安全甚为关怀，使我甚感愉快，谢谢。
前天藏历2月5日(公历3月14日)我向政府官员等的代表70余人讲话，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认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害关系，安定下来，否则我的生命一定难保。这样严厉地指责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一旦几天以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以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届时先给您去信，对此请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见，请经常来信。
达赖16日呈
发出此信后的第二天，即3月17日夜里，达赖及随员600余人逃离拉萨。
◆边际
1959：不平静的日子
1959年3月，西藏爆发叛乱。
事情要从2月7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的“破九跳神大会”讲起。那天，达赖喇嘛突然对应邀参加“跳神大会”的中央驻藏代表郭锡兰、邓少东说：“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安排一下。”
“这事很好办，只要你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进行专场演出。”
达赖微微一笑：“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我去看。”
3月9日，达赖通告全体噶伦，明天直接去军区礼堂观看演出。这一安排在阿沛看来是极不寻常的。一般来说，参加这样的活动，噶厦的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阿沛有一个不祥的预感：“明天可能会出事”。
不出所料，3月10日上午，叛乱爆发了。
上午8时，拉萨街头突然一片混乱。
“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噶厦的警察代本侈巴·才仁罗吉带着武装警察和“卫教军”，荷枪实弹地在市内的大街小巷吆喝穿梭，强迫每家至少派一人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到军区看戏。谣言四起，“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准备了直升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谣言对坚信佛教的藏族人民无疑是莫大的冲击。他们恐慌不安地向罗布林卡涌去，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达赖根本无法移动一步。
叛乱分子在市区行游，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你们不滚出去，我们也有力量赶走你们”等口号，张贴反动标语。
突然发生在拉萨城内的大规模叛乱显然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风暴。然而，噶厦政府的代表还对中央谎称：“噶厦事前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军区看戏，由于达赖喇嘛的近侍机构、三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员反对，事态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回顾那段叛乱发生的日子，纷纷扰扰的记忆已经成为历史，但那段时期达赖与谭冠三将军的通信往来，却成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视角，让我们一窥叛乱真相的蛛丝马迹。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全面叛乱的当天，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便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表示愿意来军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谋挑拨给您造成很大的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0日
3月11日，谭冠三收到达赖喇嘛的回信：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计较，送来的信出现在我眼前时，顿时感到无限的兴奋。
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几天以后，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见面。您对我有何内部的指示，请通过此人(指阿沛·阿旺晋美)坦率示知。
达赖喇嘛亲笔呈
同日，谭冠三将军复信致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
现在反动分子竟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经十分严重地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1日
3月11日夜，噶厦派人分赴工布、彭波、山南等地，命令各地组织武装，迅速赶到拉萨，保卫达赖。
当天，总参谋部电示西藏军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
3月12日，达赖喇嘛写信给谭冠三政委：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经阿沛转去一信，想已收到了。今早您送来的信收到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今天早晨北京时间八点半钟，有少数藏军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鸣了几枪。幸好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关于您来信中提的问题，我现在正打算向下属的几个人进行教育和嘱托。您对我有何指示的意见，请知心坦率地示知。
达赖12日呈
3月13日，叛乱武装总部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向各宗、奚谷(县、庄园)下达命令：“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18至60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如果对宗教事业不负责任，贪生惜命者，定将依法惩处。”
当天，拉萨朗子辖(市政府)在市民中对18岁至60岁的男子进行登记。噶厦从布达拉宫下面的军械库中取出炮12门，机枪30挺，运往罗布林卡装备叛乱分子。
3月14日，噶厦召集300多名妇女开会，叫嚷“独立”。另有几百名妇女到印度、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请愿，要求保护“西藏独立”。15日，又有300多名妇女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请愿。
3月15日，谭冠三将军致达赖喇嘛信：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11日、12日两信均敬悉。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些人勾结外国人，进行反动叛国的活动，为时已久。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处理，而西藏地方政府则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实际上帮助了他们的活动，以致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局面。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国分子。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您来信中说，对于“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对于您的这种正确态度，我们甚为欢迎。
对于您现在的处境和安全，我们甚为关怀。如果您认为需要脱离现在被叛国分子劫持的危险境地，而且又有可能的话，我们热忱地欢迎您和您的随行人员到军区来住一个短期，我们愿对您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究竟如何措置为好，完全听从您的决定。
另外，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决定于4月17日举行。特此告诉您。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5日
3月16日，达赖喇嘛写信给谭冠三政委：
您15日的来信，方才三点钟收到，您对我的安全甚为关怀，使我甚感愉快，谢谢。
前天藏历2月5日(公历3月14日)我向政府官员等的代表70余人讲话，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认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害关系，安定下来，否则我的生命一定难保。这样严厉地指责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一旦几天以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以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届时先给您去信，对此请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见，请经常来信。
达赖16日呈
发出此信后的第二天，即3月17日夜里，达赖及随员600余人逃离拉萨。
（3）
◆边际
对于上述几封公开发表的信，达赖在其《自传》中声称，他给谭冠三的信，目的在于“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达赖还说，他“故意不告诉他们我的住处位置，希望借此再拖延一阵子”，并纠集其心腹，在罗布林卡的密室“讨论逃亡的方法，一边决定逃亡的成员”。
“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这是毛泽东得知达赖逃跑后的原话。他说：“最好设法让达赖留在拉萨，他若硬是出走，也没什么不得了。因为我们现在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
同日，中央电示指出：“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
毛泽东对待达赖很宽容，他提出了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劫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匪，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最后中央采取了第二种处置办法。
达赖的叛逃却为中央在西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打开了一扇光明的大门。
在叛乱初期，毛泽东就把张经武、张国华叫到武昌，对他们说：“我们确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进行改革，是真的，但他们总是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的，坏事变好事。我早就说过，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尘埃落定，达赖越走越远。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做了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开启了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
……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
……
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95%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59年不回来，第60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1959年的春天，西藏农奴迎来了新生的日子……
民主改革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
西藏全面平叛的过程让毛泽东从此对西藏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面对即将进行的民主改革，他的指示是边平叛边改革、和平赎买。
5月，他在同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的谈话中重申：“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降低。”并指出“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对全国人民有利。”
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西藏全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一举摧毁了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做了主人。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民主改革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开展“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人身依附制度)和“两减”(减租、减息)运动。在农村，对于参加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对于未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二八减租”(领主得二，佃户得八)。同时，解放家奴，废除人身依附。在牧区，对于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归牧民所有；对于未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但减少牧主的剥削，增加牧民收入。
第二步是对参加叛乱领主的生产资料实行没收，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采取赎买的政策，国家出钱赎买他们的生产资料，无偿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农、牧主也分得一份生产资料。
这些政策、办法和措施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特别是贫困农奴和奴隶的欢迎，也争取到了上层人士的理解和合作，保证了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到1960年底，西藏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并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
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度。广大农奴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废除了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百万农奴终于挣脱了身上的锁链，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摘自《人物》2009年第3期
◆边际
对于上述几封公开发表的信，达赖在其《自传》中声称，他给谭冠三的信，目的在于“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达赖还说，他“故意不告诉他们我的住处位置，希望借此再拖延一阵子”，并纠集其心腹，在罗布林卡的密室“讨论逃亡的方法，一边决定逃亡的成员”。
“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这是毛泽东得知达赖逃跑后的原话。他说：“最好设法让达赖留在拉萨，他若硬是出走，也没什么不得了。因为我们现在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
同日，中央电示指出：“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
毛泽东对待达赖很宽容，他提出了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劫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匪，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最后中央采取了第二种处置办法。
达赖的叛逃却为中央在西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打开了一扇光明的大门。
在叛乱初期，毛泽东就把张经武、张国华叫到武昌，对他们说：“我们确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进行改革，是真的，但他们总是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的，坏事变好事。我早就说过，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尘埃落定，达赖越走越远。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做了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开启了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
……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
……
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95%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59年不回来，第60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1959年的春天，西藏农奴迎来了新生的日子……
民主改革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
西藏全面平叛的过程让毛泽东从此对西藏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面对即将进行的民主改革，他的指示是边平叛边改革、和平赎买。
5月，他在同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的谈话中重申：“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降低。”并指出“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对全国人民有利。”
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西藏全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一举摧毁了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做了主人。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民主改革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开展“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人身依附制度)和“两减”(减租、减息)运动。在农村，对于参加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对于未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二八减租”(领主得二，佃户得八)。同时，解放家奴，废除人身依附。在牧区，对于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归牧民所有；对于未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但减少牧主的剥削，增加牧民收入。
第二步是对参加叛乱领主的生产资料实行没收，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采取赎买的政策，国家出钱赎买他们的生产资料，无偿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农、牧主也分得一份生产资料。
这些政策、办法和措施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特别是贫困农奴和奴隶的欢迎，也争取到了上层人士的理解和合作，保证了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到1960年底，西藏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并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
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度。广大农奴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废除了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百万农奴终于挣脱了身上的锁链，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摘自《人物》2009年第3期
与本朝太祖爷相比,达赖就是一个臭虫,本来,太祖爷还将他当成个人物可他偏偏往驴圈钻,有什么办法那.现在堂堂一个佛爷,靠人家施舍,还的随时听施主的使唤,怪谁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