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一个美国电台里华人工作人员的遭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6:29:02
原来发过一贴被BZ和谐了，现在只截一小段，应该不会违规吧，呵呵
全文链接在这里：http://bbs.anti-cnn.com/thread-213770-1-2.html
大家可以看红字猜一下这是哪家电台
==========================================================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工作的X电台以“不服从上司”的名义宣布自六十四日起将我解雇。我旋即到政府有关部门和法庭去控告电台在多方面长期制度性地歧视亚裔雇员，并且在我就此提出抗议之后无理将我开除。
到今年六月份，这个案子已经整整打了三年。六月二日，在传出华裔李文和的案件庭外和解、李文和获得美国政府以及五家新闻机构一百六十万美元的赔偿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律师也接到了来自X电台的庭外和解提议，最后在六月六日，案件以电台向我支付四十五万美元而告终。电台方面提出的主要条件除了我结束上告之外，还包括我承诺不再帮助台内其他人去告状，也不再申请到那里去工作，甚至连主动来自该电台雇用邀请也不能接受。电台方面则接受了我的要求，就是我有向外界透露案件情况的自由。
这个旷日持久的案件最后获得如此有利于我的解决非常不容易。通过这个案件，我对美国有关工作场所中种族、性别、年龄、民族等各类歧视的法律以及案件的解决方式有了一定了解。在这里，我希望能够和亚裔朋友们一起分享我的经验与心得。
不久前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的调查揭示，在工作中感到受歧视最深的少数族裔是亚裔：亚裔中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感觉到在工作场所受歧视，而非洲裔相对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拉美裔百分之二十六。同时，美国联邦公平就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的各个少数民族――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等――中间，亚裔到政府部门或者法庭去控告雇主种族歧视的可能性最低。
在有过亲身经历之前，我一直觉得亚裔过于个人明哲自保，缺乏反抗的勇气，所以才受了那么多欺负而不会像其他族裔的人那样打上法庭。经过这个案件，我才明白要通过法律途径控告雇主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亚裔最缺乏的并不是勇气和能力，而是制度性和组织性的支持。X电台中间对种族歧视深有感受的亚裔雇员很多，被开除的人也不在少数，甚至在告状的路上走了一半的人也有好几位。但是，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将案件打到底并得到雇主的赔偿，这中间经过了许多番的周折。
（一）电台中歧视亚裔的由来
从一九九八年一月份开始，我在电台工作了五年半，职务是一个广播部门的主管。在这段期间里，亚裔雇员的地位步步降低，弄到最后出现了完全由非亚裔掌管亚裔的局面。不用说，一些非亚裔管理人员，哪怕根本不懂新闻专业和管理，也没有多少工作经验，依旧拿着比亚裔广播人员高出好几倍的工资。这是后来亚裔雇员造反，以及我提出抗议的根本原因。
电台一九九六年成立，完全由美国国会的拨款来支持。电台用九种语言对亚洲国家广播：普通话、藏语、粤语、维吾尔语、越南语、柬埔寨语、老挝语、缅甸语、韩语。担任广播、编辑工作的当然都是来自亚洲当地国家的亚裔，技术部门中也有一些亚裔。总体上看，亚裔占了雇员总数大约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七十五。然而，在我工作的最后两年时间里，十三名高层管理人员中，只有一人是亚裔。尤其是当年的台长，从来就不觉得他需要掩饰对亚裔的歧视，甚至在公众场合下对雇员说出 “你们亚洲人”之类的话。而这种半公开的种族歧视的结果，除了亚裔雇员完全被排斥在高层升迁的大门之外，形成了典型的“玻璃天花板”之外，就是公司里面非亚裔高层管理人员中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电台当时的台长，也就是后来将我解雇的那位，是个基本没有多少亚洲经验的白人。他上任之后，立即任命了自己的两位朋友当副总裁。一位是主管技术部门和总务的犹太人，另外一位是主管财务的黑人。后来人们逐渐发现，管总务的这位过去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对于技术更是一窍不通。管财务的那位根本没有会计师执照，是学化学出身的。只有一年后找来的副台长兼总编是真正媒体出身，但也仍然不是亚裔。台长身边用的亲信，秘书、公关、人事等等，统统都是非亚裔。
中国的俗语说，日远日疏，日亲日近。电台台长越是和亚裔疏远，越是和非亚裔亲近，就越容易对亚裔雇员产生“非我族类”的感觉。二零零零年电台在没有通知雇员的情况下就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在公司管理人员中成立一个“高层管理委员会”。谁属于高层管理之列，并不是由工作性质来决定，而是由台长说了算。比如，台长喜欢的政府公关主任，手下一个人也没有，每天在台里面东晃晃西晃晃，在办公室里陪着台长聊天。她不仅属于高层管理，而且年薪高达十二万。但是具体管理广播事务的语言部主管，哪怕手下管着三五十人，也都算不得是高层。自然，在高层与非高层之间，也就有着工资上的距离，而且这距离随着时间越拉越大。更重要的是，台里最重要的事务，特别是预算分配，都由非亚裔高层人员一手把持，其他人不但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格，而且根本无法知道任何有关预算的细节。在十三名高层人员里，只有一名原先担任过美国之音东亚部主任的亚裔。结果是，X电台虽然从事是广播业务，超过百分之七十的雇员是亚裔，但具体做广播的亚裔雇员，无论是记者还是管理人员，对台里的主要事务完全没有发言权。
不仅如此，台长身边的那些非亚裔高层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不断对亚裔广播人员指手画脚挑毛病，批评亚裔记者不懂新闻业务，责令他们去接受培训。在他们眼里，来自亚洲的移民无论受过多好的教育，有过多么丰富的经验，都没有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一些与高层接近的非亚裔雇员也开始上行下效，对亚裔颐指气使。各个语言组的节目评估，提出评估的是非亚裔，被评估的是亚裔。哪怕是根本不懂得新闻业务的人，也觉得自己能够指点一下亚裔记者的工作。不幸的是，亚裔雇员也多数逆来顺受，又成了这批人自视高亚裔一等的依据。
伴随着对亚裔的歧视的加深，电台里的腐败现象也日益严重。比如，台长大学同窗好友的女儿大学毕业后跟随丈夫到东京，找不到工作。于是，尽管电台没有需要，台长硬是下令在东京开了个办公室让这位小姐当主管，办公室空在那里，小姐本人则在家带孩子，每个月除了工资之外还拿着两千美元的房屋补贴。为了这个东京办公室，电台每年白白花费几十万美元。这位小姐只要见到电台的人，在头十分钟里面就会非常骄傲地宣称，她的父亲是台长最好的朋友，台长对待她就如同女儿。因此，私下里不少人都将她称作台长的干女儿。台长任用的另外几位亲信，也同样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却人人拿着十几万美元的高薪，而且动不动就到世界各地出差，甚至带上家中老少一起出行。出差的地点包括瑞士、俄罗斯、拉丁美洲、英国、土耳其等等与电台工作并不相干的地方。
有限的资源被如此挪用，自然最终要影响到广播部门和亚裔雇员。首先是广播部门亚裔记者的工资低。五年过后，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记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是两三倍，尽管多数高层人员甚至不具备普通记者对亚洲以及新闻广播事务的了解。而在分配到广播上的资源日渐减少的情况下，电台在二零零二年决定开始裁减广播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年九月，三位记者就被无故炒了鱿鱼。
到二零零二年底的时候，电台内亚裔雇员的不满已经积聚相当深。这种不满情绪导致了亚裔雇员发动了一场组织工会的运动。原来发过一贴被BZ和谐了，现在只截一小段，应该不会违规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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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六月份，这个案子已经整整打了三年。六月二日，在传出华裔李文和的案件庭外和解、李文和获得美国政府以及五家新闻机构一百六十万美元的赔偿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律师也接到了来自X电台的庭外和解提议，最后在六月六日，案件以电台向我支付四十五万美元而告终。电台方面提出的主要条件除了我结束上告之外，还包括我承诺不再帮助台内其他人去告状，也不再申请到那里去工作，甚至连主动来自该电台雇用邀请也不能接受。电台方面则接受了我的要求，就是我有向外界透露案件情况的自由。
这个旷日持久的案件最后获得如此有利于我的解决非常不容易。通过这个案件，我对美国有关工作场所中种族、性别、年龄、民族等各类歧视的法律以及案件的解决方式有了一定了解。在这里，我希望能够和亚裔朋友们一起分享我的经验与心得。
不久前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的调查揭示，在工作中感到受歧视最深的少数族裔是亚裔：亚裔中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感觉到在工作场所受歧视，而非洲裔相对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拉美裔百分之二十六。同时，美国联邦公平就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的各个少数民族――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等――中间，亚裔到政府部门或者法庭去控告雇主种族歧视的可能性最低。
在有过亲身经历之前，我一直觉得亚裔过于个人明哲自保，缺乏反抗的勇气，所以才受了那么多欺负而不会像其他族裔的人那样打上法庭。经过这个案件，我才明白要通过法律途径控告雇主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亚裔最缺乏的并不是勇气和能力，而是制度性和组织性的支持。X电台中间对种族歧视深有感受的亚裔雇员很多，被开除的人也不在少数，甚至在告状的路上走了一半的人也有好几位。但是，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将案件打到底并得到雇主的赔偿，这中间经过了许多番的周折。
（一）电台中歧视亚裔的由来
从一九九八年一月份开始，我在电台工作了五年半，职务是一个广播部门的主管。在这段期间里，亚裔雇员的地位步步降低，弄到最后出现了完全由非亚裔掌管亚裔的局面。不用说，一些非亚裔管理人员，哪怕根本不懂新闻专业和管理，也没有多少工作经验，依旧拿着比亚裔广播人员高出好几倍的工资。这是后来亚裔雇员造反，以及我提出抗议的根本原因。
电台一九九六年成立，完全由美国国会的拨款来支持。电台用九种语言对亚洲国家广播：普通话、藏语、粤语、维吾尔语、越南语、柬埔寨语、老挝语、缅甸语、韩语。担任广播、编辑工作的当然都是来自亚洲当地国家的亚裔，技术部门中也有一些亚裔。总体上看，亚裔占了雇员总数大约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七十五。然而，在我工作的最后两年时间里，十三名高层管理人员中，只有一人是亚裔。尤其是当年的台长，从来就不觉得他需要掩饰对亚裔的歧视，甚至在公众场合下对雇员说出 “你们亚洲人”之类的话。而这种半公开的种族歧视的结果，除了亚裔雇员完全被排斥在高层升迁的大门之外，形成了典型的“玻璃天花板”之外，就是公司里面非亚裔高层管理人员中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电台当时的台长，也就是后来将我解雇的那位，是个基本没有多少亚洲经验的白人。他上任之后，立即任命了自己的两位朋友当副总裁。一位是主管技术部门和总务的犹太人，另外一位是主管财务的黑人。后来人们逐渐发现，管总务的这位过去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对于技术更是一窍不通。管财务的那位根本没有会计师执照，是学化学出身的。只有一年后找来的副台长兼总编是真正媒体出身，但也仍然不是亚裔。台长身边用的亲信，秘书、公关、人事等等，统统都是非亚裔。
中国的俗语说，日远日疏，日亲日近。电台台长越是和亚裔疏远，越是和非亚裔亲近，就越容易对亚裔雇员产生“非我族类”的感觉。二零零零年电台在没有通知雇员的情况下就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在公司管理人员中成立一个“高层管理委员会”。谁属于高层管理之列，并不是由工作性质来决定，而是由台长说了算。比如，台长喜欢的政府公关主任，手下一个人也没有，每天在台里面东晃晃西晃晃，在办公室里陪着台长聊天。她不仅属于高层管理，而且年薪高达十二万。但是具体管理广播事务的语言部主管，哪怕手下管着三五十人，也都算不得是高层。自然，在高层与非高层之间，也就有着工资上的距离，而且这距离随着时间越拉越大。更重要的是，台里最重要的事务，特别是预算分配，都由非亚裔高层人员一手把持，其他人不但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格，而且根本无法知道任何有关预算的细节。在十三名高层人员里，只有一名原先担任过美国之音东亚部主任的亚裔。结果是，X电台虽然从事是广播业务，超过百分之七十的雇员是亚裔，但具体做广播的亚裔雇员，无论是记者还是管理人员，对台里的主要事务完全没有发言权。
不仅如此，台长身边的那些非亚裔高层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不断对亚裔广播人员指手画脚挑毛病，批评亚裔记者不懂新闻业务，责令他们去接受培训。在他们眼里，来自亚洲的移民无论受过多好的教育，有过多么丰富的经验，都没有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一些与高层接近的非亚裔雇员也开始上行下效，对亚裔颐指气使。各个语言组的节目评估，提出评估的是非亚裔，被评估的是亚裔。哪怕是根本不懂得新闻业务的人，也觉得自己能够指点一下亚裔记者的工作。不幸的是，亚裔雇员也多数逆来顺受，又成了这批人自视高亚裔一等的依据。
伴随着对亚裔的歧视的加深，电台里的腐败现象也日益严重。比如，台长大学同窗好友的女儿大学毕业后跟随丈夫到东京，找不到工作。于是，尽管电台没有需要，台长硬是下令在东京开了个办公室让这位小姐当主管，办公室空在那里，小姐本人则在家带孩子，每个月除了工资之外还拿着两千美元的房屋补贴。为了这个东京办公室，电台每年白白花费几十万美元。这位小姐只要见到电台的人，在头十分钟里面就会非常骄傲地宣称，她的父亲是台长最好的朋友，台长对待她就如同女儿。因此，私下里不少人都将她称作台长的干女儿。台长任用的另外几位亲信，也同样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却人人拿着十几万美元的高薪，而且动不动就到世界各地出差，甚至带上家中老少一起出行。出差的地点包括瑞士、俄罗斯、拉丁美洲、英国、土耳其等等与电台工作并不相干的地方。
有限的资源被如此挪用，自然最终要影响到广播部门和亚裔雇员。首先是广播部门亚裔记者的工资低。五年过后，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记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是两三倍，尽管多数高层人员甚至不具备普通记者对亚洲以及新闻广播事务的了解。而在分配到广播上的资源日渐减少的情况下，电台在二零零二年决定开始裁减广播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年九月，三位记者就被无故炒了鱿鱼。
到二零零二年底的时候，电台内亚裔雇员的不满已经积聚相当深。这种不满情绪导致了亚裔雇员发动了一场组织工会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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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六月份，这个案子已经整整打了三年。六月二日，在传出华裔李文和的案件庭外和解、李文和获得美国政府以及五家新闻机构一百六十万美元的赔偿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律师也接到了来自X电台的庭外和解提议，最后在六月六日，案件以电台向我支付四十五万美元而告终。电台方面提出的主要条件除了我结束上告之外，还包括我承诺不再帮助台内其他人去告状，也不再申请到那里去工作，甚至连主动来自该电台雇用邀请也不能接受。电台方面则接受了我的要求，就是我有向外界透露案件情况的自由。
这个旷日持久的案件最后获得如此有利于我的解决非常不容易。通过这个案件，我对美国有关工作场所中种族、性别、年龄、民族等各类歧视的法律以及案件的解决方式有了一定了解。在这里，我希望能够和亚裔朋友们一起分享我的经验与心得。
不久前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的调查揭示，在工作中感到受歧视最深的少数族裔是亚裔：亚裔中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感觉到在工作场所受歧视，而非洲裔相对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拉美裔百分之二十六。同时，美国联邦公平就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的各个少数民族――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等――中间，亚裔到政府部门或者法庭去控告雇主种族歧视的可能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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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台中歧视亚裔的由来
从一九九八年一月份开始，我在电台工作了五年半，职务是一个广播部门的主管。在这段期间里，亚裔雇员的地位步步降低，弄到最后出现了完全由非亚裔掌管亚裔的局面。不用说，一些非亚裔管理人员，哪怕根本不懂新闻专业和管理，也没有多少工作经验，依旧拿着比亚裔广播人员高出好几倍的工资。这是后来亚裔雇员造反，以及我提出抗议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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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俗语说，日远日疏，日亲日近。电台台长越是和亚裔疏远，越是和非亚裔亲近，就越容易对亚裔雇员产生“非我族类”的感觉。二零零零年电台在没有通知雇员的情况下就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在公司管理人员中成立一个“高层管理委员会”。谁属于高层管理之列，并不是由工作性质来决定，而是由台长说了算。比如，台长喜欢的政府公关主任，手下一个人也没有，每天在台里面东晃晃西晃晃，在办公室里陪着台长聊天。她不仅属于高层管理，而且年薪高达十二万。但是具体管理广播事务的语言部主管，哪怕手下管着三五十人，也都算不得是高层。自然，在高层与非高层之间，也就有着工资上的距离，而且这距离随着时间越拉越大。更重要的是，台里最重要的事务，特别是预算分配，都由非亚裔高层人员一手把持，其他人不但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格，而且根本无法知道任何有关预算的细节。在十三名高层人员里，只有一名原先担任过美国之音东亚部主任的亚裔。结果是，X电台虽然从事是广播业务，超过百分之七十的雇员是亚裔，但具体做广播的亚裔雇员，无论是记者还是管理人员，对台里的主要事务完全没有发言权。
不仅如此，台长身边的那些非亚裔高层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不断对亚裔广播人员指手画脚挑毛病，批评亚裔记者不懂新闻业务，责令他们去接受培训。在他们眼里，来自亚洲的移民无论受过多好的教育，有过多么丰富的经验，都没有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一些与高层接近的非亚裔雇员也开始上行下效，对亚裔颐指气使。各个语言组的节目评估，提出评估的是非亚裔，被评估的是亚裔。哪怕是根本不懂得新闻业务的人，也觉得自己能够指点一下亚裔记者的工作。不幸的是，亚裔雇员也多数逆来顺受，又成了这批人自视高亚裔一等的依据。
伴随着对亚裔的歧视的加深，电台里的腐败现象也日益严重。比如，台长大学同窗好友的女儿大学毕业后跟随丈夫到东京，找不到工作。于是，尽管电台没有需要，台长硬是下令在东京开了个办公室让这位小姐当主管，办公室空在那里，小姐本人则在家带孩子，每个月除了工资之外还拿着两千美元的房屋补贴。为了这个东京办公室，电台每年白白花费几十万美元。这位小姐只要见到电台的人，在头十分钟里面就会非常骄傲地宣称，她的父亲是台长最好的朋友，台长对待她就如同女儿。因此，私下里不少人都将她称作台长的干女儿。台长任用的另外几位亲信，也同样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却人人拿着十几万美元的高薪，而且动不动就到世界各地出差，甚至带上家中老少一起出行。出差的地点包括瑞士、俄罗斯、拉丁美洲、英国、土耳其等等与电台工作并不相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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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六月份，这个案子已经整整打了三年。六月二日，在传出华裔李文和的案件庭外和解、李文和获得美国政府以及五家新闻机构一百六十万美元的赔偿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律师也接到了来自X电台的庭外和解提议，最后在六月六日，案件以电台向我支付四十五万美元而告终。电台方面提出的主要条件除了我结束上告之外，还包括我承诺不再帮助台内其他人去告状，也不再申请到那里去工作，甚至连主动来自该电台雇用邀请也不能接受。电台方面则接受了我的要求，就是我有向外界透露案件情况的自由。
这个旷日持久的案件最后获得如此有利于我的解决非常不容易。通过这个案件，我对美国有关工作场所中种族、性别、年龄、民族等各类歧视的法律以及案件的解决方式有了一定了解。在这里，我希望能够和亚裔朋友们一起分享我的经验与心得。
不久前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的调查揭示，在工作中感到受歧视最深的少数族裔是亚裔：亚裔中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感觉到在工作场所受歧视，而非洲裔相对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拉美裔百分之二十六。同时，美国联邦公平就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的各个少数民族――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等――中间，亚裔到政府部门或者法庭去控告雇主种族歧视的可能性最低。
在有过亲身经历之前，我一直觉得亚裔过于个人明哲自保，缺乏反抗的勇气，所以才受了那么多欺负而不会像其他族裔的人那样打上法庭。经过这个案件，我才明白要通过法律途径控告雇主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亚裔最缺乏的并不是勇气和能力，而是制度性和组织性的支持。X电台中间对种族歧视深有感受的亚裔雇员很多，被开除的人也不在少数，甚至在告状的路上走了一半的人也有好几位。但是，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将案件打到底并得到雇主的赔偿，这中间经过了许多番的周折。
（一）电台中歧视亚裔的由来
从一九九八年一月份开始，我在电台工作了五年半，职务是一个广播部门的主管。在这段期间里，亚裔雇员的地位步步降低，弄到最后出现了完全由非亚裔掌管亚裔的局面。不用说，一些非亚裔管理人员，哪怕根本不懂新闻专业和管理，也没有多少工作经验，依旧拿着比亚裔广播人员高出好几倍的工资。这是后来亚裔雇员造反，以及我提出抗议的根本原因。
电台一九九六年成立，完全由美国国会的拨款来支持。电台用九种语言对亚洲国家广播：普通话、藏语、粤语、维吾尔语、越南语、柬埔寨语、老挝语、缅甸语、韩语。担任广播、编辑工作的当然都是来自亚洲当地国家的亚裔，技术部门中也有一些亚裔。总体上看，亚裔占了雇员总数大约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七十五。然而，在我工作的最后两年时间里，十三名高层管理人员中，只有一人是亚裔。尤其是当年的台长，从来就不觉得他需要掩饰对亚裔的歧视，甚至在公众场合下对雇员说出 “你们亚洲人”之类的话。而这种半公开的种族歧视的结果，除了亚裔雇员完全被排斥在高层升迁的大门之外，形成了典型的“玻璃天花板”之外，就是公司里面非亚裔高层管理人员中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电台当时的台长，也就是后来将我解雇的那位，是个基本没有多少亚洲经验的白人。他上任之后，立即任命了自己的两位朋友当副总裁。一位是主管技术部门和总务的犹太人，另外一位是主管财务的黑人。后来人们逐渐发现，管总务的这位过去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对于技术更是一窍不通。管财务的那位根本没有会计师执照，是学化学出身的。只有一年后找来的副台长兼总编是真正媒体出身，但也仍然不是亚裔。台长身边用的亲信，秘书、公关、人事等等，统统都是非亚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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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台长身边的那些非亚裔高层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不断对亚裔广播人员指手画脚挑毛病，批评亚裔记者不懂新闻业务，责令他们去接受培训。在他们眼里，来自亚洲的移民无论受过多好的教育，有过多么丰富的经验，都没有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一些与高层接近的非亚裔雇员也开始上行下效，对亚裔颐指气使。各个语言组的节目评估，提出评估的是非亚裔，被评估的是亚裔。哪怕是根本不懂得新闻业务的人，也觉得自己能够指点一下亚裔记者的工作。不幸的是，亚裔雇员也多数逆来顺受，又成了这批人自视高亚裔一等的依据。
伴随着对亚裔的歧视的加深，电台里的腐败现象也日益严重。比如，台长大学同窗好友的女儿大学毕业后跟随丈夫到东京，找不到工作。于是，尽管电台没有需要，台长硬是下令在东京开了个办公室让这位小姐当主管，办公室空在那里，小姐本人则在家带孩子，每个月除了工资之外还拿着两千美元的房屋补贴。为了这个东京办公室，电台每年白白花费几十万美元。这位小姐只要见到电台的人，在头十分钟里面就会非常骄傲地宣称，她的父亲是台长最好的朋友，台长对待她就如同女儿。因此，私下里不少人都将她称作台长的干女儿。台长任用的另外几位亲信，也同样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却人人拿着十几万美元的高薪，而且动不动就到世界各地出差，甚至带上家中老少一起出行。出差的地点包括瑞士、俄罗斯、拉丁美洲、英国、土耳其等等与电台工作并不相干的地方。
有限的资源被如此挪用，自然最终要影响到广播部门和亚裔雇员。首先是广播部门亚裔记者的工资低。五年过后，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记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是两三倍，尽管多数高层人员甚至不具备普通记者对亚洲以及新闻广播事务的了解。而在分配到广播上的资源日渐减少的情况下，电台在二零零二年决定开始裁减广播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年九月，三位记者就被无故炒了鱿鱼。
到二零零二年底的时候，电台内亚裔雇员的不满已经积聚相当深。这种不满情绪导致了亚裔雇员发动了一场组织工会的运动。
二）雇主的反工会行动
电台成立伊始，就不断有职工希望建立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绝大部分来自专制国家的亚洲人对美国的工会并没有多少概念，甚至还有人到公司人事部门去打听该怎么组织工会，完全不清楚人事部门代表的是资方。所以，虽然有不少雇员谈论成立工会，但是七年来却连初步组织工会的举动都没有出现过。
自从有记者被裁减后，越来越多的亚裔雇员开始认真考虑成立工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在美国该怎么成立工会，绝大多数人心中并没有数。也难怪亚裔雇员弄不清楚。他们过去关于组织工会的经验，基本上不是由国家来一手操办，就是由资方来操纵。谁想成立独立工会，就要冒坐牢的风险。美国固然有组织工会的自由，但是在国家不干预、资方也不帮忙的情况下，雇员该怎么去组织工会呢？
有人开始向我咨询这方面的问题。我的专业方向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也研究过西方工会的历史，比多数亚裔雇员更加了解美国工会的情形。但是，我从来没有具体参与过任何工会事务，所以也就只能从一般的历史角度回答。我告诉他们，美国的工会继承了英国十九世纪工会的传统，具有相当强的行会性质。每个行业都有一个或者数个自己的工会，而每个公司的工会可以加入一个大工会成为分支，也可以独立成为一个与资方协商谈判的集体。通常，大工会都有相当良好的援助系统，而许多行业性的大工会也是美国最大的劳工团体劳联-产联的成员。加入大工会必须缴会费，但是大工会也能够提供法律服务，而且在出现劳资纠纷时能够加以经济上的援手。我还向他们介绍了一些相关的书籍与工会方面的权威研究人员。不过，我的知识也就是到此为止了。
也许这点信息帮了员工一些忙，也许他们还有其它的资讯来源，总之，有心组织工会的员工找到了美国通讯业工人协会（CWA，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了X电台工会的组织工作。通讯业工会是美国顶尖的大工会之一，许多著名大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有线电视新闻等单位里面都有该工会的分会。
在我看来，在对待工会的态度上，电台与其它私人机构应该有所区别。既然电台每天都对亚洲听众传播民主自由的信息，通过各种报道和评论节目告诉听众，雇员组织工会的权利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在推动人权民主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么轮到自己的雇员组织工会的时候，尽管管理层不见得高兴，但总不至于明目张胆地反对吧。要反对的化，岂不是在给自己掌嘴么？所以当组里有人向我透露雇员正在认真考虑组织工会时，我觉得有责任应该让管理层有个思想准备，因此便主动找到了人事部门的主管，将工会的事情告诉了他。
这位人事主管当时就紧张起来。他绷着脸对我说：
“让我马上和公司的律师商量。我们得及时想办法制止他们。”
他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用纳税人的钱请律师去制止职工行使合法权利？这里面的逻辑我说什么也想不通。也许，这只是那位行伍出身的人事主管的个人意愿？
一月十六日，电台正式通知所有属于管理阶层的人员去参加由公司律师举办的反工会培训。看来，台里的高层的确要大动干戈来制止工会了。这令我非常吃惊。
为了缩小工会组织的范围，公司将所有编辑、技术部门带班的头头全部都算作管理人员，尽管这些人除了具体安排工作之外什么权力也没有。这么一算，公司里大概四分之一的人都被划到了管理阶层之内。既然人那么多，培训也只好分数次进行。这样一来，按小时计算的律师费用也就大大上升了。
来的律师是两位白人男子，属于这一带比较有名的一个律师行。培训一开始，律师们就明确声称，X电台的立场是坚决反对在台里成立工会，因为工会“将在电台及其雇员之间制造壁垒，”从而损害电台的灵活性与创造性并且可能带来停工。的确，这种“灵活性与创造性”一直让电台的一些高层管理个人受益匪浅。如果我们要仿照美国之音那类国家机构的方式，或者按照私人公司的利润原则进行严格管理，高层人员根本没有那么多机会去灵活而富于创造性地去营私舞弊。
我忍不住打断了律师的话，问他这种反工会的说法是否也是电台的编辑立场。
律师说：“当然不是。这是对本台雇员组织工会的立场。”
“也就是说，我们对听众说的是一回事，自己做的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反问。
在场的一位台长亲信立即回答：“中国的情况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没有自由工会，而美国的工人利益已经受到了全面的法律保护。”
“这正是中国政府在四九年以后说的，美国有资本家，所以需要工会；而中国工人的利益已经由共产党代表了，所以用不着自由工会了。”我反驳说。
律师撇开我，继续往下说：
“你们每个人对必须电台怀有勿容置疑的忠诚。”
往下，律师们开始一点一点教给大家怎么对雇员宣传工会的坏处，包括说“工会只顾自己而不是雇员的利益”、“工会破坏人际关系”、“工会让雇员破费”、“工会不公平、影响效率”、“电台是公平的雇主”、“工会说法无法兑现”等等。
这中间出现了非常可笑的一幕。当律师说到“电台是公平的好雇主”时，我反问：“你怎么知道？”
律师回答说：“因为他们对我非常好。”
我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拿到律师执照的。
最后，律师们要我们对雇员说，任何人敢于参加停工就有可能被开除。而在停工的情况下，电台绝对不会向雇员妥协，而是要马上雇人顶替停工者，并且通过将节目用合同包出去的办法来保持正常广播。
这番话真让我气坏了。这些律师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于是我质问他们：
“你们这种方式对待超级市场的停工也许管用，但是搬到电台来就是废话。你们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培养一个好的主持人、好的记者吗？要我去对下面的人这么说，简直就是拿我的信誉开玩笑。要说你们自己说去。”
生气之下，我在培训结束之后给广播部门的亚裔主管们发了一份长长的电子邮件，指出员工组织工会的根本原因在于待遇不公，因为电台的高层管理在推行类似于殖民统治的政策。干活的都是亚裔，掌权和拿高薪的绝大部分是既不懂广播业务也不懂亚洲事务的非亚裔。我说，电台高层反工会的言辞和指示违反了我的原则、信念、良知，我无法遵命。
后来，在电台一再发动的反工会的攻势中，我从来没有按照上面的意旨去“劝告”自己部的员工。这大约就是电台高层指责我“不服从上司”的最早由来。而我们部也是各个部门雇员中最倾向于支持工会的。
电台成立伊始，就不断有职工希望建立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绝大部分来自专制国家的亚洲人对美国的工会并没有多少概念，甚至还有人到公司人事部门去打听该怎么组织工会，完全不清楚人事部门代表的是资方。所以，虽然有不少雇员谈论成立工会，但是七年来却连初步组织工会的举动都没有出现过。
自从有记者被裁减后，越来越多的亚裔雇员开始认真考虑成立工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在美国该怎么成立工会，绝大多数人心中并没有数。也难怪亚裔雇员弄不清楚。他们过去关于组织工会的经验，基本上不是由国家来一手操办，就是由资方来操纵。谁想成立独立工会，就要冒坐牢的风险。美国固然有组织工会的自由，但是在国家不干预、资方也不帮忙的情况下，雇员该怎么去组织工会呢？
有人开始向我咨询这方面的问题。我的专业方向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也研究过西方工会的历史，比多数亚裔雇员更加了解美国工会的情形。但是，我从来没有具体参与过任何工会事务，所以也就只能从一般的历史角度回答。我告诉他们，美国的工会继承了英国十九世纪工会的传统，具有相当强的行会性质。每个行业都有一个或者数个自己的工会，而每个公司的工会可以加入一个大工会成为分支，也可以独立成为一个与资方协商谈判的集体。通常，大工会都有相当良好的援助系统，而许多行业性的大工会也是美国最大的劳工团体劳联-产联的成员。加入大工会必须缴会费，但是大工会也能够提供法律服务，而且在出现劳资纠纷时能够加以经济上的援手。我还向他们介绍了一些相关的书籍与工会方面的权威研究人员。不过，我的知识也就是到此为止了。
也许这点信息帮了员工一些忙，也许他们还有其它的资讯来源，总之，有心组织工会的员工找到了美国通讯业工人协会（CWA，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了X电台工会的组织工作。通讯业工会是美国顶尖的大工会之一，许多著名大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有线电视新闻等单位里面都有该工会的分会。
在我看来，在对待工会的态度上，电台与其它私人机构应该有所区别。既然电台每天都对亚洲听众传播民主自由的信息，通过各种报道和评论节目告诉听众，雇员组织工会的权利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在推动人权民主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么轮到自己的雇员组织工会的时候，尽管管理层不见得高兴，但总不至于明目张胆地反对吧。要反对的化，岂不是在给自己掌嘴么？所以当组里有人向我透露雇员正在认真考虑组织工会时，我觉得有责任应该让管理层有个思想准备，因此便主动找到了人事部门的主管，将工会的事情告诉了他。
这位人事主管当时就紧张起来。他绷着脸对我说：
“让我马上和公司的律师商量。我们得及时想办法制止他们。”
他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用纳税人的钱请律师去制止职工行使合法权利？这里面的逻辑我说什么也想不通。也许，这只是那位行伍出身的人事主管的个人意愿？
一月十六日，电台正式通知所有属于管理阶层的人员去参加由公司律师举办的反工会培训。看来，台里的高层的确要大动干戈来制止工会了。这令我非常吃惊。
为了缩小工会组织的范围，公司将所有编辑、技术部门带班的头头全部都算作管理人员，尽管这些人除了具体安排工作之外什么权力也没有。这么一算，公司里大概四分之一的人都被划到了管理阶层之内。既然人那么多，培训也只好分数次进行。这样一来，按小时计算的律师费用也就大大上升了。
来的律师是两位白人男子，属于这一带比较有名的一个律师行。培训一开始，律师们就明确声称，X电台的立场是坚决反对在台里成立工会，因为工会“将在电台及其雇员之间制造壁垒，”从而损害电台的灵活性与创造性并且可能带来停工。的确，这种“灵活性与创造性”一直让电台的一些高层管理个人受益匪浅。如果我们要仿照美国之音那类国家机构的方式，或者按照私人公司的利润原则进行严格管理，高层人员根本没有那么多机会去灵活而富于创造性地去营私舞弊。
我忍不住打断了律师的话，问他这种反工会的说法是否也是电台的编辑立场。
律师说：“当然不是。这是对本台雇员组织工会的立场。”
“也就是说，我们对听众说的是一回事，自己做的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反问。
在场的一位台长亲信立即回答：“中国的情况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没有自由工会，而美国的工人利益已经受到了全面的法律保护。”
“这正是中国政府在四九年以后说的，美国有资本家，所以需要工会；而中国工人的利益已经由共产党代表了，所以用不着自由工会了。”我反驳说。
律师撇开我，继续往下说：
“你们每个人对必须电台怀有勿容置疑的忠诚。”
往下，律师们开始一点一点教给大家怎么对雇员宣传工会的坏处，包括说“工会只顾自己而不是雇员的利益”、“工会破坏人际关系”、“工会让雇员破费”、“工会不公平、影响效率”、“电台是公平的雇主”、“工会说法无法兑现”等等。
这中间出现了非常可笑的一幕。当律师说到“电台是公平的好雇主”时，我反问：“你怎么知道？”
律师回答说：“因为他们对我非常好。”
我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拿到律师执照的。
最后，律师们要我们对雇员说，任何人敢于参加停工就有可能被开除。而在停工的情况下，电台绝对不会向雇员妥协，而是要马上雇人顶替停工者，并且通过将节目用合同包出去的办法来保持正常广播。
这番话真让我气坏了。这些律师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于是我质问他们：
“你们这种方式对待超级市场的停工也许管用，但是搬到电台来就是废话。你们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培养一个好的主持人、好的记者吗？要我去对下面的人这么说，简直就是拿我的信誉开玩笑。要说你们自己说去。”
生气之下，我在培训结束之后给广播部门的亚裔主管们发了一份长长的电子邮件，指出员工组织工会的根本原因在于待遇不公，因为电台的高层管理在推行类似于殖民统治的政策。干活的都是亚裔，掌权和拿高薪的绝大部分是既不懂广播业务也不懂亚洲事务的非亚裔。我说，电台高层反工会的言辞和指示违反了我的原则、信念、良知，我无法遵命。
后来，在电台一再发动的反工会的攻势中，我从来没有按照上面的意旨去“劝告”自己部的员工。这大约就是电台高层指责我“不服从上司”的最早由来。而我们部也是各个部门雇员中最倾向于支持工会的。
（三）雇员与雇主之争
二零零三年二月中下旬，华盛顿连续出现了两场罕见的暴风雪，积雪最深时达到将近两米。电台的高层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始了猛烈的反工会攻势。
按照三十年代通过的国家劳工关系法，雇员如果申请成立工会，就必须由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监督进行无记名投票。只有在票数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工会才能够开始组织。而在投票之前，工会组织着必须征集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雇员签名。在许多地方，这个过程都需要一、两年，雇主也就能够有充分时间展开反工会的行动。
电台在培训过管理人员之后，台长就将他最宠用的政府公关主任提拔为“雇员总管”（chief of staff），由她带领着总编、副总编、人事主管、公司律师一批人，召集各个部门的员工分头开会，告诉雇员不要投票赞成工会。这通常是工会组织者最难过的一关，因为雇主可以利用上班时间来展开宣传，而外来的工会组织者根本无权走进单位大门。如果他们进来，雇主就有权出动警卫甚至报告警察来将他们赶出去。内部的组织者也不许利用工作时间来进行组织活动。大多数地方组织工会的努力在这期间就会半途而废。
二月二十一日，轮到我们部开会了。
十点半开始的会议计划要进行半个小时。首先说话的是总编。他对我们尴尬地笑了笑，之后期期艾艾地开了口。他首先承认自己在当记者的几十年里一直是工会会员，之后说：
“管理层反对在电台建立工会。工会对电台没有好处。我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时也曾经是工会会员，每个月要叫五十元会费，对我什么好处也没有。当时我之所以加入工会，是迫于来自比我资深的记者的压力。”
新上任的雇员总管跟着傲慢地开了口。她重复了一遍中国需要工会，美国不需要的话，然后指着亚裔雇员说：
“雇员们根本不了解工会的情况。工会不会给你们全面的信息。我们希望你们掌握全部事实。入工会要缴会费。你们必须首先问清楚要交多少会费。我希望你们能够有选择的自由。在这个会之前，我们已经和六个组开了会，发现竟然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关会费的事”。
底下的雇员们都在相互递眼色。这人怎么把我们当傻瓜了？当时在座的几位同仁就是工会组织者，他们早就将会费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每一个人。
后来我们听说，当雇员总管在藏语组重复这番话时，一位曾经在达赖喇嘛流亡政府中当过议员的记者站起来说：
“这是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需要工会的服务，当然就要交会费。”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纷纷批评电台高层对亚裔广播记者不公平，用人不当，管理无效率等等。一位著名作家出身的记者概括了大家的想法，他说：
“我相信民主制度，相信我们每日对听众宣扬的民主价值观。工会是美国工人阶级十九世纪以来斗争的结果。我要引述当初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话：当我们认为自由太多的时候，自由就已经死亡了。所以，我支持工会。”
“雇员总管”从来没有和亚裔雇员认真说过话，没想到这帮人这么伶牙俐齿，一下子慌了神。她只好推诿说，台长已经作了改进工作的安排了。等台长回来一定会有改进。于是有人又质问：公司高层已经在位六年，工作一直没有改进，凭什么雇员现在应该相信他们的话不去建立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最后，当工资的问题被提出来时，会场内的状况几近白热。正好这时，下面等着开会的柬埔寨组的人进来了，算是给高层们解了围。
其他各部门的情况也不比我们部好。多数参加会议的高层平日和亚裔雇员并不怎么打交道，万万没想到一些平日看上去低眉顺眼的人竟然敢于公开批评他们。技术部门闹得最凶。台长的秘书也作为高层的一员参加了这个部门的会议。听到各种抱怨之后，老太太站起来，几乎是热泪盈眶地对大家扳着指头逐条地数台长的功劳，并且信誓旦旦地说：
“台长一定会改进我们的管理！”
在座许多人这时心里都在嘀咕：“他们究竟知不知道问题正是出在台长身上呢？”
几天之后，台长的秘书给全台发了一个电邮，历数了台长的贡献之后说：
“台长经常笑着将我称为电台的母亲。我知道，你们中许多人和我一样，明白在这个困难的二零零三年能够有个舒服的工作是多么幸运。”
这不仅是无耻，简直就是威胁。看到电邮后，我苦笑着，无可奈何地对组里的人说：
“瞧，我们有这样的母亲，还有台长那样的父亲，怪不得这地方长得如此丑陋了。”
由老板们组织的这种“劝说会”在一般情况下对于阻止工会的成立非常有效，但是在电台却不灵光。台长重用的“雇员总管”等人对亚裔的文化和心理完全不了解，亚裔职工多数对这些人平日游手好闲外加溜须拍马的一套作风极为反感，再加上有人从互联网上下载了公司的退税表，发现这些没事做的闲人竟然拿着十一、二万美元的工资，就对他们更没有了尊重，更不把他们的话当做一回事了。况且，这些人虽然占据着高位，但是平时真正的管理工作却要依靠各个广播和技术部门的管理人员来做。多数的亚裔广播记者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甚至往往见面连招呼都不打。既然如此，到这个时候“雇员总管”下来狐假虎威当然不会有什么作用。
眼见“雇员总管”不起作用，台长只好亲自出马，到各个部门去劝说。殊不知，多数亚裔雇员似乎横下了一条心，许多人甚至别着工会的徽章去开会，让台长很是下不来台。
“劝说”看上去作用不大，管理层于是诉诸法律武器。
五月一日，组里有两人请假。一问之下，原来是通讯工会和电台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有听证。电台高层对劳工关系委员会表示，亚裔雇员中有相当一部分英文理解能力很差，根本无法了解工会有什么作用，自己又有什么权利。工会在投票前必须将文件翻译成各种语言。这一做法，目的是拖延投票日期，争取更多的时间去压制成立工会的要求。为了向委员会证明亚裔雇员英文不好，台里让藏语组和韩国组两名雇员出庭作证。
后来我听到场的工会组织者描述，台里根本没有向这两名雇员说明让他们出庭的目的。按说，既然出庭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羞辱这两名雇员，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不懂英文的丑，那么起码从道义上讲也应该通知本人才是。
被挑出来作证的两名雇员，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男性。谁都知道，上了一定年纪的人移民美国从头学英文，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智力有问题，更不等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否则，在移民日益增加的美国，选举岂不是应该先将各种有关的法律与权利条文都译作世界各地一百多种语言了么？
出庭的藏语组雇员在藏人中是个很受尊敬的学者，但是只能听懂简单的英文。根据在场的人后来描述，公司的律师以平时说话的速度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并且很快地向他出示了劳工关系委员会关于选举的单张，问他是否看得懂。结果自然是让这位倒霉的雇员大为难堪。
不过，另一位韩国组雇员的表现则出乎公司律师的意料之外。和许多亚裔一样，这位雇员的英文属于能读能听但不大能说的那类。所以，当公司律师看到他能够完整地读出有关选举的通知时，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作为来自外国的移民，我和所有亚裔移民雇员一样，都必须不断地克服语言文化障碍。这是个漫长的、甚至要延续我们余下的整个生命的过程。记得我刚刚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尽管英文托福分考得很好，但是到了课堂上依然有百分之七十五法听懂。在美国同学眼里，我们这些亚洲学生未免显得有点智力低下。电台高层眼里看亚洲人，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其实，这些亚裔移民，经历过专制、动乱、战争、流血，不少人在独裁制度下失去了亲人，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美国。这些平日不声不响的雇员里，有许多那些国家中顶尖的人才和出类拔萃的学者。相形之下，那帮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会凭借权力作威作福的高层才真是智力低下。
公司提出了证据，工会自然也不示弱。工会律师提出的一个最有力的反驳，就是公司的工作语言是英文。公司的招聘广告、招聘考试、雇佣合同、职工手册，所有工作文件、职工守则、培训材料，以及高层以公司或个人名义发出的电子邮件，统统都是英文，哪怕是再重要的文件也从来没有给雇员提供过任何翻译。而且，在许多重要的文件上，包括合同和职工手册，职工都必须签名承认，他们一字一句地读过该文件。既然公司以英文为工作语言，工会又有什么理由不能以英文为工作语言呢？
尽管公司的律师再三企图回避这个事实，但是负责听证的法官显然被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服了。之后，工会又提出了两位自己的证人，其中一位来自藏语部。
藏语部作证的就是那位在流亡政府中当过议员的同事。不用说，在印度长大的他英文不仅通顺流畅，而且还相当漂亮。当他用了一个不常见的字“Proximity”的时候，法官不禁说：
“先生，你用的一些英文词汇连我都不懂。”
在听证会之后几天，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裁决工会胜诉。
虽然是小小的胜利，但亚裔雇员们感到扬眉吐气。过去，也有亚裔雇员和公司上法庭打官司或者向媒体投诉。可是亚裔移民毕竟掌握的资源有限，无法和拿着纳税人数千万的钱、控制着二百多人的饭碗、在国会有靠山、在媒体有关系的公司高层对峙。这次亚裔雇员有了强大的工会做后盾，顿时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
公司觉得大丢面子。台长于是给全体职工发了个电子邮件，反过来指控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裁决是不顾电台亚裔雇员的利益。台里的高层同时在职工中散布，说公司早就有意给广播部门的人加薪，但目前由于正在组织工会，公司按照法律无法这样做，否则就有破坏工会的嫌疑。
这时候才想到亚裔的利益？太晚了！
广播部门工会的组织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工会与公司谈判，结果将投票日定在五月二十八日。投票将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
二零零三年二月中下旬，华盛顿连续出现了两场罕见的暴风雪，积雪最深时达到将近两米。电台的高层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始了猛烈的反工会攻势。
按照三十年代通过的国家劳工关系法，雇员如果申请成立工会，就必须由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监督进行无记名投票。只有在票数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工会才能够开始组织。而在投票之前，工会组织着必须征集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雇员签名。在许多地方，这个过程都需要一、两年，雇主也就能够有充分时间展开反工会的行动。
电台在培训过管理人员之后，台长就将他最宠用的政府公关主任提拔为“雇员总管”（chief of staff），由她带领着总编、副总编、人事主管、公司律师一批人，召集各个部门的员工分头开会，告诉雇员不要投票赞成工会。这通常是工会组织者最难过的一关，因为雇主可以利用上班时间来展开宣传，而外来的工会组织者根本无权走进单位大门。如果他们进来，雇主就有权出动警卫甚至报告警察来将他们赶出去。内部的组织者也不许利用工作时间来进行组织活动。大多数地方组织工会的努力在这期间就会半途而废。
二月二十一日，轮到我们部开会了。
十点半开始的会议计划要进行半个小时。首先说话的是总编。他对我们尴尬地笑了笑，之后期期艾艾地开了口。他首先承认自己在当记者的几十年里一直是工会会员，之后说：
“管理层反对在电台建立工会。工会对电台没有好处。我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时也曾经是工会会员，每个月要叫五十元会费，对我什么好处也没有。当时我之所以加入工会，是迫于来自比我资深的记者的压力。”
新上任的雇员总管跟着傲慢地开了口。她重复了一遍中国需要工会，美国不需要的话，然后指着亚裔雇员说：
“雇员们根本不了解工会的情况。工会不会给你们全面的信息。我们希望你们掌握全部事实。入工会要缴会费。你们必须首先问清楚要交多少会费。我希望你们能够有选择的自由。在这个会之前，我们已经和六个组开了会，发现竟然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关会费的事”。
底下的雇员们都在相互递眼色。这人怎么把我们当傻瓜了？当时在座的几位同仁就是工会组织者，他们早就将会费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每一个人。
后来我们听说，当雇员总管在藏语组重复这番话时，一位曾经在达赖喇嘛流亡政府中当过议员的记者站起来说：
“这是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需要工会的服务，当然就要交会费。”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纷纷批评电台高层对亚裔广播记者不公平，用人不当，管理无效率等等。一位著名作家出身的记者概括了大家的想法，他说：
“我相信民主制度，相信我们每日对听众宣扬的民主价值观。工会是美国工人阶级十九世纪以来斗争的结果。我要引述当初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话：当我们认为自由太多的时候，自由就已经死亡了。所以，我支持工会。”
“雇员总管”从来没有和亚裔雇员认真说过话，没想到这帮人这么伶牙俐齿，一下子慌了神。她只好推诿说，台长已经作了改进工作的安排了。等台长回来一定会有改进。于是有人又质问：公司高层已经在位六年，工作一直没有改进，凭什么雇员现在应该相信他们的话不去建立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最后，当工资的问题被提出来时，会场内的状况几近白热。正好这时，下面等着开会的柬埔寨组的人进来了，算是给高层们解了围。
其他各部门的情况也不比我们部好。多数参加会议的高层平日和亚裔雇员并不怎么打交道，万万没想到一些平日看上去低眉顺眼的人竟然敢于公开批评他们。技术部门闹得最凶。台长的秘书也作为高层的一员参加了这个部门的会议。听到各种抱怨之后，老太太站起来，几乎是热泪盈眶地对大家扳着指头逐条地数台长的功劳，并且信誓旦旦地说：
“台长一定会改进我们的管理！”
在座许多人这时心里都在嘀咕：“他们究竟知不知道问题正是出在台长身上呢？”
几天之后，台长的秘书给全台发了一个电邮，历数了台长的贡献之后说：
“台长经常笑着将我称为电台的母亲。我知道，你们中许多人和我一样，明白在这个困难的二零零三年能够有个舒服的工作是多么幸运。”
这不仅是无耻，简直就是威胁。看到电邮后，我苦笑着，无可奈何地对组里的人说：
“瞧，我们有这样的母亲，还有台长那样的父亲，怪不得这地方长得如此丑陋了。”
由老板们组织的这种“劝说会”在一般情况下对于阻止工会的成立非常有效，但是在电台却不灵光。台长重用的“雇员总管”等人对亚裔的文化和心理完全不了解，亚裔职工多数对这些人平日游手好闲外加溜须拍马的一套作风极为反感，再加上有人从互联网上下载了公司的退税表，发现这些没事做的闲人竟然拿着十一、二万美元的工资，就对他们更没有了尊重，更不把他们的话当做一回事了。况且，这些人虽然占据着高位，但是平时真正的管理工作却要依靠各个广播和技术部门的管理人员来做。多数的亚裔广播记者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甚至往往见面连招呼都不打。既然如此，到这个时候“雇员总管”下来狐假虎威当然不会有什么作用。
眼见“雇员总管”不起作用，台长只好亲自出马，到各个部门去劝说。殊不知，多数亚裔雇员似乎横下了一条心，许多人甚至别着工会的徽章去开会，让台长很是下不来台。
“劝说”看上去作用不大，管理层于是诉诸法律武器。
五月一日，组里有两人请假。一问之下，原来是通讯工会和电台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有听证。电台高层对劳工关系委员会表示，亚裔雇员中有相当一部分英文理解能力很差，根本无法了解工会有什么作用，自己又有什么权利。工会在投票前必须将文件翻译成各种语言。这一做法，目的是拖延投票日期，争取更多的时间去压制成立工会的要求。为了向委员会证明亚裔雇员英文不好，台里让藏语组和韩国组两名雇员出庭作证。
后来我听到场的工会组织者描述，台里根本没有向这两名雇员说明让他们出庭的目的。按说，既然出庭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羞辱这两名雇员，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不懂英文的丑，那么起码从道义上讲也应该通知本人才是。
被挑出来作证的两名雇员，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男性。谁都知道，上了一定年纪的人移民美国从头学英文，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智力有问题，更不等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否则，在移民日益增加的美国，选举岂不是应该先将各种有关的法律与权利条文都译作世界各地一百多种语言了么？
出庭的藏语组雇员在藏人中是个很受尊敬的学者，但是只能听懂简单的英文。根据在场的人后来描述，公司的律师以平时说话的速度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并且很快地向他出示了劳工关系委员会关于选举的单张，问他是否看得懂。结果自然是让这位倒霉的雇员大为难堪。
不过，另一位韩国组雇员的表现则出乎公司律师的意料之外。和许多亚裔一样，这位雇员的英文属于能读能听但不大能说的那类。所以，当公司律师看到他能够完整地读出有关选举的通知时，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作为来自外国的移民，我和所有亚裔移民雇员一样，都必须不断地克服语言文化障碍。这是个漫长的、甚至要延续我们余下的整个生命的过程。记得我刚刚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尽管英文托福分考得很好，但是到了课堂上依然有百分之七十五法听懂。在美国同学眼里，我们这些亚洲学生未免显得有点智力低下。电台高层眼里看亚洲人，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其实，这些亚裔移民，经历过专制、动乱、战争、流血，不少人在独裁制度下失去了亲人，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美国。这些平日不声不响的雇员里，有许多那些国家中顶尖的人才和出类拔萃的学者。相形之下，那帮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会凭借权力作威作福的高层才真是智力低下。
公司提出了证据，工会自然也不示弱。工会律师提出的一个最有力的反驳，就是公司的工作语言是英文。公司的招聘广告、招聘考试、雇佣合同、职工手册，所有工作文件、职工守则、培训材料，以及高层以公司或个人名义发出的电子邮件，统统都是英文，哪怕是再重要的文件也从来没有给雇员提供过任何翻译。而且，在许多重要的文件上，包括合同和职工手册，职工都必须签名承认，他们一字一句地读过该文件。既然公司以英文为工作语言，工会又有什么理由不能以英文为工作语言呢？
尽管公司的律师再三企图回避这个事实，但是负责听证的法官显然被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服了。之后，工会又提出了两位自己的证人，其中一位来自藏语部。
藏语部作证的就是那位在流亡政府中当过议员的同事。不用说，在印度长大的他英文不仅通顺流畅，而且还相当漂亮。当他用了一个不常见的字“Proximity”的时候，法官不禁说：
“先生，你用的一些英文词汇连我都不懂。”
在听证会之后几天，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裁决工会胜诉。
虽然是小小的胜利，但亚裔雇员们感到扬眉吐气。过去，也有亚裔雇员和公司上法庭打官司或者向媒体投诉。可是亚裔移民毕竟掌握的资源有限，无法和拿着纳税人数千万的钱、控制着二百多人的饭碗、在国会有靠山、在媒体有关系的公司高层对峙。这次亚裔雇员有了强大的工会做后盾，顿时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
公司觉得大丢面子。台长于是给全体职工发了个电子邮件，反过来指控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裁决是不顾电台亚裔雇员的利益。台里的高层同时在职工中散布，说公司早就有意给广播部门的人加薪，但目前由于正在组织工会，公司按照法律无法这样做，否则就有破坏工会的嫌疑。
这时候才想到亚裔的利益？太晚了！
广播部门工会的组织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工会与公司谈判，结果将投票日定在五月二十八日。投票将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
（四）“不服从上司”
在电台高层与亚裔雇员的对峙中，亚裔的广播部门主管处在相当困难的位置。有限的资源越来越多地被高层人员挪用，广播部门的人员地位下降，导致亚裔雇员的不满日益加剧，种种因素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电台的广播质量。广播部门的亚裔主管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夹心饼，一面为高层管理不善及其傲慢与偏见生气，一面又担心广播质量下降，影响到电台的声誉。对于高层来说，我们是他们看不起的亚洲人，对于普通雇员来说，我们又属于直接管理他们的负责人，实在是非常不讨好。
尽管如此，越南组主管阮博士的辞职还是在亚裔部门主管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阮的辞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这位学者虽然已经年届六十七岁，但是比台长还是年轻了八、九岁，在我们这个长寿的年代里，他还正是年富力强。况且，从一开始越南组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其中充满了他的心血。从电台的角度考虑，阮无论是在越南国内、海外移民、以及美国国会里关心越南的议员中都很有影响。他的离去，对电台无疑是极大的损失。这些年来，阮一直是语言部门主管里面最受尊敬的人物，是个具有亲和力的长者。他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通晓十六种语言，在亚洲文化上有深厚的修养。他不仅学富五车，而且永远是个谦谦君子，热心帮助所有人。在处理与高层的关系问题上，他经常劝告大家忍耐，不要作出过激的行为。
阮辞职的消息传出后，亚裔主管们在五月二十日专门开了一场会，大家都急急忙忙七嘴八舌地向阮询问原因。阮说，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越来越无法集中精神工作，因为在工作的同时必须还要用一半的精力去对付来自高层的压力。
电台在在大约二零零一年左右请来一名白人当总制作，不过谁也弄不清这人过去到底有什么新闻与电台广播经验。总制作在很大程度上要懂得制作技术，但是她却连最基本的技术知识都一窍不通。虽然如此，却很知道如何对亚裔雇员指手画脚。一次，有个播音记者被她在后面指点得不耐烦了，站起来请她具体指教。结果，她一到机器面前便傻了眼。
别的做不了，台里就让她参与主持节目抽查。谁都知道，批评别人是最讨好不过的活计，自己要去做就困难了。这位对亚洲连东南西北都弄不清的女士，尝了一段欺负人的甜头之后，日益跋扈起来。她的办公室在四楼，和东南亚四个语种以及维吾尔语在一起，于是她开始轮流到四楼各个组去挑主管们的毛病。偏偏赶上那里越南、柬埔寨等几个组的主管脾气都比较温和，她把这两个组的主管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后来，在没有征求过任何亚裔主管的意见的情况下，台长又在两个月前将她提拔为副总编。当时，亚裔主管曾经集体写下一份抗议备忘录，指出这种做法违反了公平就业法，导致雇员与电台离心离德。阮就是这份备忘录的起草人。
台长对亚裔主管的意见嗤之以鼻，照旧提升了他的人。这位副主编一向对越南组的广播内容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且不断设法挑动组里的个别人跟阮过不去。如今她成了阮顶头上司，以后阮的工作恐怕就会更困难。
说到这里，高棉语组的主管不断摇头。他对这位副主编的专横霸道体会最深。一年多以来，这位对柬埔寨事务毫无经验的白人一直在对他的工作横加干预，甚至不通知主管就将他手下的人派到外面去出差。在柬埔寨大选的重要关头，这位女士根本不与他商量，便一手把持了所有关于竞选的安排，根本不让他参与，而且还大言不惭地对技术部门的人宣称，高棉主管没有能力主持大的新闻，有要事无需经过主管，直接去找她就行。有好几次，这位主管都想辞职或者去告状，但是作为刚来不久的新移民，他甚至没有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所以也只好忍气吞声，不敢轻举妄动。
迫使阮辞职的还有台长和他最亲信的总务副台长。总务副台长因为成日家无所事事，台长就将培训广播记者的差事交了给他，也不管他本人一天广播记者都没当过。这位副台长既然管了培训，也就借着机会到世界各地的电台，看看别人的培训计划。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他认识了一位在那里工作过、合同期满正要离开的越南人。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副台长立即将他雇来担任越南组的培训。这培训是合同工，但人家希望转正。有了这点私心，在副台长让他汇报越南组内的情况时，他便开始定期向上打小报告，将越南组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台里高层也就根据这些汇报，让越南组更改节目方针，这让越南组的人，尤其是阮非常为难。
所有这一切，让阮觉得高层在他脖子上套的绳索越拉越紧，最后他不得不决定辞职。他说，他已经通知了台长，从七月一日开始正式离职。
都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亚裔主管们在此情此景下出了愤怒之外，也共同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连阮这样好脾气的长者都被逼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谁知道哪一天同样的事情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决定给台长直接发一份备忘录，要求他立即向我们就台里这种工作方式作出解释。
离开饭店时，亚裔主管们开玩笑说，这回“土著”要联合起来了。
“土著”（ indigenous）正是当年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称呼。用殖民者来比拟电台的高层，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们这些亚裔主管，就如同当年殖民者从本地人中录用的官员一样。具体管理的工作都是我们来做，因为他们做不了；但大权在握的他们，对我们既没有信任，也没有尊重。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些“土著”尽管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是我们的肤色和我们的口音就是歧视我们的理由。他们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也会明白土著造反只是时间问题。
可惜，电台的高层偏偏连这点知识也没有。
亚裔主管联合提交的备忘录在列举了高层的上述做法之后指出：既然总编对阮的工作评价一直很高，为什么要采取一些列办法使得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以至于不得不辞职？考虑到阮在越南的影响，他的辞职必定会在媒体造成一定影响，甚至有可能惊动国会。我们要求台里采取措施挽留阮。最后，我们要求台长必须在五月二十九日之前给我们以答复。
这听起来有点最后通牒的味道。我私下忖度，台长恐怕不会咽下这口气。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台长的秘书通知各个语言部门的主管三点钟开会。会前，就在这个关口，整个公司的人都收到了台长送来的电子邮件，简单几句宣布了阮博士辞职的消息，之后附上了阮的辞职信。毕竟是东方学者，阮的这封信写得非常客气，里面充满了对电台的感谢，而且说明自己辞职之后要致力于研究与著述。如果仅仅从信中看，似乎他的辞职完全是个人原因，与电台管理毫无关系。台长于是利用了这种东方式的礼貌来将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三点钟，语言部主管与台长之间的开会，会议室中弥漫着双方之间的敌意。大家表示希望电台挽留阮，台长却冷淡地说：
“我又没有解雇他，是他自己辞职的。”
台长大概也想缓和一下气氛，于是补充说：
“你们在座各位的工作都是有保障的，我保证不会有问题。”
我于是问台长，为什么要允许像那位白人副主编一类的人来欺负我们。我又问：
“为什么台里提升高层以及大幅度长工资都没有亚洲人的份？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种族不对？”
台长反驳说：
“你们也可以去申请那些工作呀。”
“为什么我从来看不见有广告？”我反问。
台长不理我。这时，维吾尔组的主管说话了。这老兄口齿不够伶俐，一着急就有可能说错话。这次又把话给说错了：
“就辞职这件事... ”慌乱之下，他将阮博士的名字说成了台长的名字。
话音没落，在座的主管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我想，他们中希望台长辞职的恐怕不只一个人。
因此我就给加了一句：
“你想得美！”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台长的脸色顿时铁青，但碍于那么多人在座，终于勉强地挤出了一点笑容。
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我出发到英国度假。一早上我就收拾好了行李，只等下午到机场去。
上飞机之前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电台里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令我心神不宁。田台高层这些年来的种种胡作非为，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所热爱的广播事业。我觉得，阮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实在不值得。再三考虑，我给所有亚裔语言部门主管发了一个电子邮件。
“各位同事：或许我应该将你们称为各为兄弟姐妹，因为在这些年里，我们之间的确已经发展出了手足情谊。这是我要对阮大哥说的话：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高层也许觉得他们不需要你，但是我们需要，你组里的人需要，你的听众更需要！因为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将节目带给听众的人，才代表电台，而不是那些攻击你的人。他们连你的人民是怎么样的人都搞不清楚。”
我接下来对他们说了一下最近组里的一些工会积极分子受到的威胁，之后写道：
“坦白地说，我根本不害怕他们的威胁。我们都曾经生活在专制国家里，饱经殖民统治、独裁、战争、流血、动乱的痛苦。对于我们广播的地区，我们的知识与经验是那些所谓高层完全无法比拟的。但是有时我觉得，所有这些经历与痛苦让我们比那些自我膨胀的小人更宽容。当我们被他们欺侮、威胁、歧视的时候，我们往往放过他们。我经常会想，起码他们没有X党领导那么糟糕。也许这只能就制度而不是就个人而言。这里的民主和法制使得他们无法象专制者那样行事。要是他们在 X党制度下有那些权力的话...
“最近几年以来，我日益得出结论，就是电台的管理层与美国社会在背道而驰。美国之所以伟大，在于多元文化、在于宽容、在于公平。电台的高层却根本不是这样。台长昨天在和我们组的人开会时，竟然说出亚洲人都要知道别人的工资，这不是美国公司的做法这种话。我当时就表示了抗议。这番话反映了他的思维。我相信，美国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人们一直与种族主义、非正义、歧视、专制作斗争。现在美国已经是我的祖国了。我欠下了美国许许多多，包括我的教育，我的生活，特别是我的自由。我有责任为美国、为推动美国前进而斗争。如果我必须要为改进我们的广播，为改变电台的歧视政策而斗争的话，我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
“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为我们原来的和现在的祖国而作这场斗争。愿上帝保佑美国，也保佑亚洲。”
我不是受洗的基督徒，也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宗教团体。对于我来说，上帝代表一种信念，一种人类相信社会进步、相信正义最终将战胜邪恶的信念。我并不认为电台的高层就是些邪恶势力，他们实在也没有那种代表邪恶势力所需要的魄力。他们中一些人，不过是有了点权力就沾沾自喜，以权谋私到忘乎所以地步的小人而已。不过，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邪恶势力正是以这样的小人为社会基础才有机会得逞一时。
我将这封信用电子邮件发了出去，殊不知却被电台高层截了去。原来电台设了个全体语言部门主管的邮箱，我们之间多年以来一直用这个邮箱相互通信，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但是，那位新提升的副总编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要求将自己加入了这个集体邮箱的名单之中。
拿到这封信之后，电台高层就以为有了将我解职的证据。于是，就趁着我在英国度假期间向我发出了解职信。
在电台高层与亚裔雇员的对峙中，亚裔的广播部门主管处在相当困难的位置。有限的资源越来越多地被高层人员挪用，广播部门的人员地位下降，导致亚裔雇员的不满日益加剧，种种因素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电台的广播质量。广播部门的亚裔主管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夹心饼，一面为高层管理不善及其傲慢与偏见生气，一面又担心广播质量下降，影响到电台的声誉。对于高层来说，我们是他们看不起的亚洲人，对于普通雇员来说，我们又属于直接管理他们的负责人，实在是非常不讨好。
尽管如此，越南组主管阮博士的辞职还是在亚裔部门主管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阮的辞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这位学者虽然已经年届六十七岁，但是比台长还是年轻了八、九岁，在我们这个长寿的年代里，他还正是年富力强。况且，从一开始越南组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其中充满了他的心血。从电台的角度考虑，阮无论是在越南国内、海外移民、以及美国国会里关心越南的议员中都很有影响。他的离去，对电台无疑是极大的损失。这些年来，阮一直是语言部门主管里面最受尊敬的人物，是个具有亲和力的长者。他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通晓十六种语言，在亚洲文化上有深厚的修养。他不仅学富五车，而且永远是个谦谦君子，热心帮助所有人。在处理与高层的关系问题上，他经常劝告大家忍耐，不要作出过激的行为。
阮辞职的消息传出后，亚裔主管们在五月二十日专门开了一场会，大家都急急忙忙七嘴八舌地向阮询问原因。阮说，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越来越无法集中精神工作，因为在工作的同时必须还要用一半的精力去对付来自高层的压力。
电台在在大约二零零一年左右请来一名白人当总制作，不过谁也弄不清这人过去到底有什么新闻与电台广播经验。总制作在很大程度上要懂得制作技术，但是她却连最基本的技术知识都一窍不通。虽然如此，却很知道如何对亚裔雇员指手画脚。一次，有个播音记者被她在后面指点得不耐烦了，站起来请她具体指教。结果，她一到机器面前便傻了眼。
别的做不了，台里就让她参与主持节目抽查。谁都知道，批评别人是最讨好不过的活计，自己要去做就困难了。这位对亚洲连东南西北都弄不清的女士，尝了一段欺负人的甜头之后，日益跋扈起来。她的办公室在四楼，和东南亚四个语种以及维吾尔语在一起，于是她开始轮流到四楼各个组去挑主管们的毛病。偏偏赶上那里越南、柬埔寨等几个组的主管脾气都比较温和，她把这两个组的主管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后来，在没有征求过任何亚裔主管的意见的情况下，台长又在两个月前将她提拔为副总编。当时，亚裔主管曾经集体写下一份抗议备忘录，指出这种做法违反了公平就业法，导致雇员与电台离心离德。阮就是这份备忘录的起草人。
台长对亚裔主管的意见嗤之以鼻，照旧提升了他的人。这位副主编一向对越南组的广播内容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且不断设法挑动组里的个别人跟阮过不去。如今她成了阮顶头上司，以后阮的工作恐怕就会更困难。
说到这里，高棉语组的主管不断摇头。他对这位副主编的专横霸道体会最深。一年多以来，这位对柬埔寨事务毫无经验的白人一直在对他的工作横加干预，甚至不通知主管就将他手下的人派到外面去出差。在柬埔寨大选的重要关头，这位女士根本不与他商量，便一手把持了所有关于竞选的安排，根本不让他参与，而且还大言不惭地对技术部门的人宣称，高棉主管没有能力主持大的新闻，有要事无需经过主管，直接去找她就行。有好几次，这位主管都想辞职或者去告状，但是作为刚来不久的新移民，他甚至没有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所以也只好忍气吞声，不敢轻举妄动。
迫使阮辞职的还有台长和他最亲信的总务副台长。总务副台长因为成日家无所事事，台长就将培训广播记者的差事交了给他，也不管他本人一天广播记者都没当过。这位副台长既然管了培训，也就借着机会到世界各地的电台，看看别人的培训计划。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他认识了一位在那里工作过、合同期满正要离开的越南人。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副台长立即将他雇来担任越南组的培训。这培训是合同工，但人家希望转正。有了这点私心，在副台长让他汇报越南组内的情况时，他便开始定期向上打小报告，将越南组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台里高层也就根据这些汇报，让越南组更改节目方针，这让越南组的人，尤其是阮非常为难。
所有这一切，让阮觉得高层在他脖子上套的绳索越拉越紧，最后他不得不决定辞职。他说，他已经通知了台长，从七月一日开始正式离职。
都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亚裔主管们在此情此景下出了愤怒之外，也共同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连阮这样好脾气的长者都被逼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谁知道哪一天同样的事情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决定给台长直接发一份备忘录，要求他立即向我们就台里这种工作方式作出解释。
离开饭店时，亚裔主管们开玩笑说，这回“土著”要联合起来了。
“土著”（ indigenous）正是当年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称呼。用殖民者来比拟电台的高层，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们这些亚裔主管，就如同当年殖民者从本地人中录用的官员一样。具体管理的工作都是我们来做，因为他们做不了；但大权在握的他们，对我们既没有信任，也没有尊重。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些“土著”尽管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是我们的肤色和我们的口音就是歧视我们的理由。他们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也会明白土著造反只是时间问题。
可惜，电台的高层偏偏连这点知识也没有。
亚裔主管联合提交的备忘录在列举了高层的上述做法之后指出：既然总编对阮的工作评价一直很高，为什么要采取一些列办法使得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以至于不得不辞职？考虑到阮在越南的影响，他的辞职必定会在媒体造成一定影响，甚至有可能惊动国会。我们要求台里采取措施挽留阮。最后，我们要求台长必须在五月二十九日之前给我们以答复。
这听起来有点最后通牒的味道。我私下忖度，台长恐怕不会咽下这口气。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台长的秘书通知各个语言部门的主管三点钟开会。会前，就在这个关口，整个公司的人都收到了台长送来的电子邮件，简单几句宣布了阮博士辞职的消息，之后附上了阮的辞职信。毕竟是东方学者，阮的这封信写得非常客气，里面充满了对电台的感谢，而且说明自己辞职之后要致力于研究与著述。如果仅仅从信中看，似乎他的辞职完全是个人原因，与电台管理毫无关系。台长于是利用了这种东方式的礼貌来将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三点钟，语言部主管与台长之间的开会，会议室中弥漫着双方之间的敌意。大家表示希望电台挽留阮，台长却冷淡地说：
“我又没有解雇他，是他自己辞职的。”
台长大概也想缓和一下气氛，于是补充说：
“你们在座各位的工作都是有保障的，我保证不会有问题。”
我于是问台长，为什么要允许像那位白人副主编一类的人来欺负我们。我又问：
“为什么台里提升高层以及大幅度长工资都没有亚洲人的份？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种族不对？”
台长反驳说：
“你们也可以去申请那些工作呀。”
“为什么我从来看不见有广告？”我反问。
台长不理我。这时，维吾尔组的主管说话了。这老兄口齿不够伶俐，一着急就有可能说错话。这次又把话给说错了：
“就辞职这件事... ”慌乱之下，他将阮博士的名字说成了台长的名字。
话音没落，在座的主管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我想，他们中希望台长辞职的恐怕不只一个人。
因此我就给加了一句：
“你想得美！”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台长的脸色顿时铁青，但碍于那么多人在座，终于勉强地挤出了一点笑容。
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我出发到英国度假。一早上我就收拾好了行李，只等下午到机场去。
上飞机之前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电台里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令我心神不宁。田台高层这些年来的种种胡作非为，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所热爱的广播事业。我觉得，阮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实在不值得。再三考虑，我给所有亚裔语言部门主管发了一个电子邮件。
“各位同事：或许我应该将你们称为各为兄弟姐妹，因为在这些年里，我们之间的确已经发展出了手足情谊。这是我要对阮大哥说的话：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高层也许觉得他们不需要你，但是我们需要，你组里的人需要，你的听众更需要！因为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将节目带给听众的人，才代表电台，而不是那些攻击你的人。他们连你的人民是怎么样的人都搞不清楚。”
我接下来对他们说了一下最近组里的一些工会积极分子受到的威胁，之后写道：
“坦白地说，我根本不害怕他们的威胁。我们都曾经生活在专制国家里，饱经殖民统治、独裁、战争、流血、动乱的痛苦。对于我们广播的地区，我们的知识与经验是那些所谓高层完全无法比拟的。但是有时我觉得，所有这些经历与痛苦让我们比那些自我膨胀的小人更宽容。当我们被他们欺侮、威胁、歧视的时候，我们往往放过他们。我经常会想，起码他们没有X党领导那么糟糕。也许这只能就制度而不是就个人而言。这里的民主和法制使得他们无法象专制者那样行事。要是他们在 X党制度下有那些权力的话...
“最近几年以来，我日益得出结论，就是电台的管理层与美国社会在背道而驰。美国之所以伟大，在于多元文化、在于宽容、在于公平。电台的高层却根本不是这样。台长昨天在和我们组的人开会时，竟然说出亚洲人都要知道别人的工资，这不是美国公司的做法这种话。我当时就表示了抗议。这番话反映了他的思维。我相信，美国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人们一直与种族主义、非正义、歧视、专制作斗争。现在美国已经是我的祖国了。我欠下了美国许许多多，包括我的教育，我的生活，特别是我的自由。我有责任为美国、为推动美国前进而斗争。如果我必须要为改进我们的广播，为改变电台的歧视政策而斗争的话，我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
“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为我们原来的和现在的祖国而作这场斗争。愿上帝保佑美国，也保佑亚洲。”
我不是受洗的基督徒，也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宗教团体。对于我来说，上帝代表一种信念，一种人类相信社会进步、相信正义最终将战胜邪恶的信念。我并不认为电台的高层就是些邪恶势力，他们实在也没有那种代表邪恶势力所需要的魄力。他们中一些人，不过是有了点权力就沾沾自喜，以权谋私到忘乎所以地步的小人而已。不过，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邪恶势力正是以这样的小人为社会基础才有机会得逞一时。
我将这封信用电子邮件发了出去，殊不知却被电台高层截了去。原来电台设了个全体语言部门主管的邮箱，我们之间多年以来一直用这个邮箱相互通信，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但是，那位新提升的副总编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要求将自己加入了这个集体邮箱的名单之中。
拿到这封信之后，电台高层就以为有了将我解职的证据。于是，就趁着我在英国度假期间向我发出了解职信。
活该嘛！呵呵！
我喜欢楼主的签名
AC的东西,还是捞分算了
{:3_80:}好多字诶
这篇文章更像CCAV$里面天天呆湾4%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大陆人民7%表示还能忍受。
活该！
死人欠账。。。